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所有主要观点。3在6月14至19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 些民主人士明显表现出不完全赞成中共中央的一些基本政策。这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更 明确地阐述中共在建国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以便克服一些党外政治势力的动摇与混乱。38司 徒雷登这期间在与黄华的接触中,再次提出中共应“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未来 的新政府,非如此美国便不会承认新中国。3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了保持革命阵营内 部的统一,必然会放弃同美国的接触 中共党内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也是影响中共中央决策的重要因素。军事上的巨大胜利 和广泛的反美教育,极大地削弱了中共党内原本存在的“恐美”情绪,代之而起的是爱国主 义的万丈豪情。仅以朱德分别于1947年12月和1948年5月对华北中共军队高级干部的两 次谈话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内情绪的巨大变化。在1947年12月的谈话中,与会者 的提问主要是美国会不会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以及反帝革命运动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 战。40在1948年5月14日的谈话中,与会者的问题则包括,如果蒋介石和四大家族跑到美 国去,是否可以从美国追回来审判。朱德回答是有典型意义的,他说在美国人民起来革命时 “可能捉到”。41 在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问题和搜查南京司徒雷登住宅两大事件中,中下层干部和战士中 表现出强烈反美情绪。以搜查司徒雷登住宅为例,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队的严厉批评和采取的 措施,曾引起下层干部和士兵对所谓“政策灵活性”的明显不满。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的报 告中说,35军下级干部和战士自称“就是灵活不起来”,除非中央“规定死一些”。42实际上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纠正有关部队的过激行动,总的说来仍然是策略层次上的,党内和军内 的爱国情绪与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状态是一致的,它只会推动中共政策沿着强硬的路线发展。 众所周知,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对新中国外交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里要强调的 是,刘少奇通过访苏,将新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注入了中苏关系。近年来新公布的档案充 分证明,刘少奇促使苏联领导人保证,支持中共中央有关建国的所有重要政策,并为中共完 成国家统一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财政、技术和军事援助。中共付出的代价是保证在国际事务 中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这种代价至少当时被中共领导人认为是支付得起的。43 这一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内向性”同样影响到新政权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在此之前中 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七大的政 治报告曾经一般性地阐述了战后对亚洲国家的政策,但中共当时的非执政党地位和抗战结束 后内战很快爆发,使中共中央几乎无暇顾及亚洲国家。4实际上直到中共开始考虑新中国的 对外政策时,几乎没有认真研究过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真正引起中共中央考虑其对亚洲国家政策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在濒临最后失败时,徒 劳地企图在亚洲建立所谓的“太平洋反共公约联盟”。到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政 府已经放弃了扩大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切可能的努力,从越南撤回军队,放弃在日本驻军的 机会,接受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集中力量战 胜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夏季,蒋介石突然开始拉拢一些亚洲国家,自然引起中共的警惕 37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第152—155页 38《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同上页 9《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 40《朱总司令在晋察冀野战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 4《朱总司令在华东野战军干部会议上的四次讲话》,1948年56月 42《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处置一切外交事务须事先报告请示的指示》,1949年4月26日:《邓小平同志关于 渡江前后的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5月10日。 43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1册。该文件的注释中附录了中共代表团7月18日 给毛泽东的报告,介绍了与斯大林会谈的内容,见第22—28页。 Andrei Ledovsky,"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 Far Eastern Afairs, No 4, 1996, pp 65-8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6页。6 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所有主要观点。37在 6 月 14 至 19 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上， 一些民主人士明显表现出不完全赞成中共中央的一些基本政策。这使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更 明确地阐述中共在建国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以便克服一些党外政治势力的动摇与混乱。38司 徒雷登这期间在与黄华的接触中，再次提出中共应“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未来 的新政府，非如此美国便不会承认新中国。39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了保持革命阵营内 部的统一，必然会放弃同美国的接触。 中共党内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也是影响中共中央决策的重要因素。军事上的巨大胜利 和广泛的反美教育，极大地削弱了中共党内原本存在的“恐美”情绪，代之而起的是爱国主 义的万丈豪情。仅以朱德分别于 1947 年 12 月和 1948 年 5 月对华北中共军队高级干部的两 次谈话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内情绪的巨大变化。在 1947 年 12 月的谈话中，与会者 的提问主要是美国会不会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以及反帝革命运动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 战。40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的谈话中，与会者的问题则包括，如果蒋介石和四大家族跑到美 国去，是否可以从美国追回来审判。朱德回答是有典型意义的，他说在美国人民起来革命时 “可能捉到”。41 在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问题和搜查南京司徒雷登住宅两大事件中，中下层干部和战士中 表现出强烈反美情绪。以搜查司徒雷登住宅为例，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队的严厉批评和采取的 措施，曾引起下层干部和士兵对所谓“政策灵活性”的明显不满。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的报 告中说，35 军下级干部和战士自称“就是灵活不起来”，除非中央“规定死一些”。42实际上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纠正有关部队的过激行动，总的说来仍然是策略层次上的，党内和军内 的爱国情绪与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状态是一致的，它只会推动中共政策沿着强硬的路线发展。 众所周知，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对新中国外交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里要强调的 是，刘少奇通过访苏，将新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注入了中苏关系。近年来新公布的档案充 分证明，刘少奇促使苏联领导人保证，支持中共中央有关建国的所有重要政策，并为中共完 成国家统一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财政、技术和军事援助。中共付出的代价是保证在国际事务 中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这种代价至少当时被中共领导人认为是支付得起的。43 这一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内向性”同样影响到新政权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在此之前中 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七大的政 治报告曾经一般性地阐述了战后对亚洲国家的政策，但中共当时的非执政党地位和抗战结束 后内战很快爆发，使中共中央几乎无暇顾及亚洲国家。44实际上直到中共开始考虑新中国的 对外政策时，几乎没有认真研究过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真正引起中共中央考虑其对亚洲国家政策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在濒临最后失败时，徒 劳地企图在亚洲建立所谓的“太平洋反共公约联盟”。到 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政 府已经放弃了扩大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切可能的努力，从越南撤回军队，放弃在日本驻军的 机会，接受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集中力量战 胜中国共产党。到 1949 年夏季，蒋介石突然开始拉拢一些亚洲国家，自然引起中共的警惕 37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 48 期第 152——155 页。 38《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同上页 。 39 《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 年 6 月 7 日。 40 《朱总司令在晋察冀野战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7 年 12 月。 41 《朱总司令在华东野战军干部会议上的四次讲话》，1948 年 5——6 月。 42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处置一切外交事务须事先报告请示的指示》，1949 年 4 月 26 日；《邓小平同志关于 渡江前后的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1949 年 5 月 10 日。 43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版，第 1 册。该文件的注释中附录了中共代表团 7 月 18 日 给毛泽东的报告，介绍了与斯大林会谈的内容，见第 22——28 页。Andrei Ledovsky,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No.4, 1996, pp. 65-86. 4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8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