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 Avery等人在1944年所作的试验和结论,不仅没有使科学界立即接受DNA是 遗传物质的正确观念,反而引起了科学界许多人的极大惊讶和怀疑。当时主要有两种代 表性的否定意见。第一种认为,即使活性转化因子就是DNA,也可能只是通过对荚膜的形 成有直接的化学效应而发生的作用,不是由于它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而起作用的;第二种否 定意见则根本不承认DNA是遗传物质,认为不论纯化的DNA从数据上看是如何的纯净, 它仍然可能藏留着一丝有沾污性的蛋白质残余,说不定这就是有活性的转化因子。 科学界的怀疑、否定,不但没有能动摇 Avery等人继续探索的坚定信心,反而加强了 他们的信念,为进一步明确、探索而奋斗。特别是他们在1949年所进行的实验,给了第 种怀疑论者以致命一击 他们从粗糙型(即R突变型)品系中分离出一个新的更加粗糙、更加不规则的突变型 ER,并且发现从R品系细胞中提取出来的DNA可以完成ER向R的转化。这样,就证明 了在以往实验中作为受体的R品系本身还带有一种转化因子。这种转化因子能把R品系仍 然还具有的一点点残余的合成荚膜的能力转授给那个荚膜缺陷更甚的ER品系。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现,将从S品系(作为给体)提取的DNA加到ER品系(作为受体)中,也能实 现ER向R的转化。如果把这种第一轮的R转化物抽取一些加以培养,然后再加进S给体 的DNA,便会出现R向S的转化。这些发现使得那些曾抱有“DNA仅仅是在多糖荚膜合成 中作为一种外源化学介质进行干扰而导致转化作用”信念的人们,无言以对,只得认输 在同一年内,他们的其他实验还表明,肺炎球菌的DNA不但带有为荚膜形成所需要 的信息,而且还带有对青霉素产生抗性的细胞结构的形成所需要的信息。荚膜的形成和对 青霉素的抗性似乎是由不同的DNA分子控制着。当这些实验结果在《PNAS》上发表之后, 一切认为DNA的转化作用是生理性的而不是遗传性的各种奇谈怪论便消失无踪了。 针对第二种否定意见, Avery等于1946年用蛋白水解酶、核糖核酸酶和DNA酶分别 处理肺炎球菌的细胞抽提物。结果表明,前两种酶根本不影响抽提物的生物学效能,然而 只消碰一碰后者,抽提物的转化活性便立即被完全破坏掉。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DNA 作为遗传信息载体的功能。他们继续对转化因子进行化学提纯。到1949年时,已经能把附 着在活性DNA上的蛋白质含量降低到002% 尽管如此,在1949年,这些实验结果仍然没能使怀疑论者相信DNA是遗传变化的原 因所在。甚至到1950年,有人仍对 Avery的转化因子试验结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很可能 就是DNA而不是其它的东西是对转化活性有责的,但还没有得到证实。在活性因子的纯 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附着在DNA上的蛋白质被去掉了,但很难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即 可能还有微量的蛋白质附着在DNA上,虽然无法通过所采用的各种检验法把它们侦察出 来,因此对DNA本身是否就是转化介质还存在一些疑问 后来,随着对DNA化学本性的足够了解,特别是1952年 Her shey和 Chase证明了噬 菌体DNA能携带母体病毒的遗传信息到后代中去以后,科学界才终于接受了DNA是遗传 信息载体的理论。美国分子遗传学家 Staint写道:“这项理论到1950年后好像突然出现在 空中似的,到了1952年已被许多分子遗传学家奉为金科玉律”。 科学界对 Avery等人的理论的怀疑,也反映到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中。当 Avery提出 他们的理论以后,曾有人提议 Avery应获这种最高奖励。但鉴于科学界对其理论还抱有怀 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认为推迟发奖更为合适。可是,当对他的成就的争议平息、诺 22 可是，Avery 等人在 1944 年所作的试验和结论，不仅没有使科学界立即接受 DNA 是 遗传物质的正确观念，反而引起了科学界许多人的极大惊讶和怀疑。 当时主要有两种代 表性的否定意见。第一种认为，即使活性转化因子就是 DNA，也可能只是通过对荚膜的形 成有直接的化学效应而发生的作用，不是由于它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而起作用的；第二种否 定意见则根本不承认 DNA 是遗传物质，认为不论纯化的 DNA 从数据上看是如何的纯净， 它仍然可能藏留着一丝有沾污性的蛋白质残余，说不定这就是有活性的转化因子。 科学界的怀疑、否定，不但没有能动摇 Avery 等人继续探索的坚定信心，反而加强了 他们的信念，为进一步明确、探索而奋斗。特别是他们在 1949 年所进行的实验，给了第一 种怀疑论者以致命一击。 他们从粗糙型（即 R 突变型）品系中分离出一个新的更加粗糙、更加不规则的突变型 ER，并且发现从 R 品系细胞中提取出来的 DNA 可以完成 ER 向 R 的转化。这样，就证明 了在以往实验中作为受体的 R 品系本身还带有一种转化因子。这种转化因子能把 R 品系仍 然还具有的一点点残余的合成荚膜的能力转授给那个荚膜缺陷更甚的 ER 品系。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现，将从 S 品系（作为给体）提取的 DNA 加到 ER 品系（作为受体）中，也能实 现 ER 向 R 的转化。如果把这种第一轮的 R 转化物抽取一些加以培养，然后再加进 S 给体 的 DNA，便会出现 R 向 S 的转化。这些发现使得那些曾抱有“DNA 仅仅是在多糖荚膜合成 中作为一种外源化学介质进行干扰而导致转化作用”信念的人们，无言以对，只得认输。 在同一年内，他们的其他实验还表明，肺炎球菌的 DNA 不但带有为荚膜形成所需要 的信息，而且还带有对青霉素产生抗性的细胞结构的形成所需要的信息。荚膜的形成和对 青霉素的抗性似乎是由不同的 DNA 分子控制着。当这些实验结果在《PNAS》上发表之后， 一切认为 DNA 的转化作用是生理性的而不是遗传性的各种奇谈怪论便消失无踪了。 针对第二种否定意见，Avery 等于 1946 年用蛋白水解酶、核糖核酸酶和 DNA 酶分别 处理肺炎球菌的细胞抽提物。结果表明，前两种酶根本不影响抽提物的生物学效能，然而 只消碰一碰后者，抽提物的转化活性便立即被完全破坏掉。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 DNA 作为遗传信息载体的功能。他们继续对转化因子进行化学提纯。到 1949 年时，已经能把附 着在活性 DNA 上的蛋白质含量降低到 0.02％。 尽管如此，在 1949 年，这些实验结果仍然没能使怀疑论者相信 DNA 是遗传变化的原 因所在。甚至到 1950 年，有人仍对 Avery 的转化因子试验结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很可能 就是 DNA 而不是其它的东西是对转化活性有责的，但还没有得到证实。在活性因子的纯 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附着在 DNA 上的蛋白质被去掉了，但很难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即 可能还有微量的蛋白质附着在 DNA 上，虽然无法通过所采用的各种检验法把它们侦察出 来，因此对 DNA 本身是否就是转化介质还存在一些疑问”。 后来，随着对 DNA 化学本性的足够了解，特别是 1952 年 Hershey 和 Chase 证明了噬 菌体 DNA 能携带母体病毒的遗传信息到后代中去以后，科学界才终于接受了 DNA 是遗传 信息载体的理论。美国分子遗传学家 Staint 写道：“这项理论到 1950 年后好像突然出现在 空中似的，到了 1952 年已被许多分子遗传学家奉为金科玉律”。 科学界对 Avery 等人的理论的怀疑，也反映到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中。当 Avery 提出 他们的理论以后，曾有人提议 Avery 应获这种最高奖励。但鉴于科学界对其理论还抱有怀 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认为推迟发奖更为合适。可是，当对他的成就的争议平息、诺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