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聞一多、吳晗、潘光旦等學者，開始有了不為當權者所容的 序 激進演出。而李聞案的製造，更使親痛仇快，加速了知藏分子 與國民政府的疏離。戰時聯大雖遠離政治中心的重慶，也一直 被視為自由主義的大本管，是戰時中國自由的象徵。不幸，國 民黨把一批原在書齋做學間的讀書人，硬是趕上街頭，引向政 治抗爭·製造第三勢力。政府、學府的緊張關係·終於給政治 對立者更大的機會，國民黨喪失江山·幾可預卜· 四、 抗戰時期及戰後，滇省主席龍雲以邊疆大吏行抗日拒中 央之策·聯大在昆明因此可以自成格局·仍能保有較多自由宽 鬆的學風。國共關係自1941年初新四軍事件後愈走愈遠；1944 年日軍施行「一號作戰」，川川滇黔與大後方震動，戰局悲觀已 非一日，政局粉擾每下愈况，知識分子包括自由主義者渐趨左 傾，復以馬克思主義為救時的靈丹妙藥。易教授指出，1945年 「一二·一運動」正是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相互取代的明顯 標誌。1949年「新中國」宣告建立，但原有的學術自由則消失 殆盡，集體壓倒個人·聞一多如果還在人間，很難說他不會步 入民盟個別分子的苦難下場，歷史的弔詭往往如此。 1950年代中國政局剩變，自由主義者在中國大陸已如驚 弓之鳥·他們多半成為政治的陌生人、被改造的對象；在台 灣，政治當局對他們也抱持不友好的態度。儘管如此，聯大自 由講學的歷史遺產仍會流播四方，不絕如縷。錢穆在香江創校 講學，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情形下，興發「千斤擔子兩肩 挑」的豪情，是一例；殷海光在台灣延續了聯大自由議政遺 風，作「一士之諤諤」，又是一例。60年代在台中東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