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 Pragmatics(OP)位于中心区域,其余28本期刊处于边缘区域。 总体上看,“传播学内部互引密集,较多引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期刊、但较少 被对方所引”的格局没有改变。具体来看(见表4),社会心理学仍然是传播学最重要的知识来 源。传播学期刊大量引用社会心理学期刊,但较少被对方引用,比值保持稳定;传播学期刊较多 引用社会学、政治学期刊,但较少被对方引用,且比值呈上升态势、在社会学上尤为明显;传播 学期刊较少引用信息科学期刊,但信息科学期刊引用传播学期刊却呈上升态势。此外,传播学与 语言学、商业研究、公共卫生的关系相对密切,与法学、伦理学、公共政策的联系相对松散,对 自然科学期刊的引用则基本上“有去无回”。 根据均值反映的总体情况,外部网中入度最高的五本期刊是JPSP(社会心理学)、AS(社 会学)、ASR(社会学)、SCI(自然科学)和APSR(政治科学),中间中心度最高的五本期刊是 JOP(语言学)、JPSP(社会心理学)、 Organization Science(0s)(管理学)、JASⅠST(信息 科学)和ASR(社会学),主要是传播学的渊源学科期刊,无一为传播学期刊。由图2可见,外部 网呈多中心形态,相比四大渊源学科,传播学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 在传播学期刊中,入度最高的五本期刊是PQ(12名)、JCMC(14名)、BCR(15名)、RSI (16名)和CR(17名),表明它们的对外影响力较强。其中,P0Q获得政治学、社会学期刊较 多引用,JCMC获得信息科学期刊较多引用,BCR和CR获得社会心理学和信息科学期刊较多引用。 RLSI的引证则集中于JOP一本期刊,说明其入度高与本研究所选的语言学代表性期刊有关。中间 中心度最高的五本期刊则是OC(10名)、CR(15名)、PU(19名)、BCR(20名)和MCS(21 名)。除PL外,它们在内部网中的中间中心度亦皆较高。 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2000—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性考察,追踪互联网革命冲 击下传播学科的发展轨迹,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一)传播学科在空间版图和知识领域上进行着双重扩张,互联网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分支 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新媒体传播共同构筑了传播学科的基础平台 从2000年到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从42本增至71本,增幅近七成。尽管数量上的增长或许 主要是由SSCI总目录的扩张所带动,但是,结合2000年以后仍有新期刊不断创办并迅速被SSCI收 录的情况,特别是下述内部结构的变化,可见传播学科处于繁荣状态 传播学科的发展对其内部分类带来严峻挑战。从“人际、大众、其它”的三分法看,纯粹的 人际、大众传播期刊已经为数甚少,它们在走向综合:从“实证、阐释、批判”的三分法看,实 证与阐释研究占比约九成。这两种传统划分方式皆已不适于刻画今日传播学科的面貌。为此,本 文从传播学发展脉络出发,设置“综合”、“分支”与“交叉”3个大类和19个小类,考察各类 期刊的数量及具体刊物进出SSCI目录的状况,以此把握传播学科内部结构的变化。本文发现,地 区综合类期刊的变化,反映传播学科在空间版图上的扩展:新媒体类期刊、交叉类期刊以及语言 修辞类期刊的变化,则反映传播学科在知识领域上的扩展 从2000年到2011年,综合类期刊从16本增至29本,且主要是地区综合类期刊,反映了传播学 科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这些“非美国”、“非英语”元素使传播学SC期刊的地域和语言包容 度有所改善,尽管它们的影响因子普遍较低。这既可能缘于新进期刊尚未获得学界的充分认识, 也可能与其在美国主导的学术体系中天生的地域劣势有关。 新媒体类期刊从2002年开始进入传播学SSCI目录,但在2011年的目录中也仅有3本。从数量 上看,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似乎在传播学界不彰。然而,新媒体类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在19个小类 中是最高的。并且,从两本新媒体类期刊的引证分析看,它们与既有的传播学期刊互动频繁, 并迅速跻身网络中心位置。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既有的传播学期刊也开始大量登载新媒体研究论 C1994-2013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86 of Pragmatics (JOP)位于中心区域，其余28本期刊处于边缘区域。 总体上看，“传播学内部互引密集，较多引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期刊、但较少 被对方所引”的格局没有改变。具体来看（见表4），社会心理学仍然是传播学最重要的知识来 源。传播学期刊大量引用社会心理学期刊，但较少被对方引用，比值保持稳定；传播学期刊较多 引用社会学、政治学期刊，但较少被对方引用，且比值呈上升态势、在社会学上尤为明显；传播 学期刊较少引用信息科学期刊，但信息科学期刊引用传播学期刊却呈上升态势。此外，传播学与 语言学、商业研究、公共卫生的关系相对密切，与法学、伦理学、公共政策的联系相对松散，对 自然科学期刊的引用则基本上“有去无回”。 根据均值反映的总体情况，外部网中入度最高的五本期刊是JPSP（社会心理学）、AJS（社 会学）、ASR（社会学）、SCI（自然科学）和APSR（政治科学），中间中心度最高的五本期刊是 JOP（语言学）、JPSP（社会心理学）、Organization Science(OS)（管理学）、JASIST（信息 科学）和ASR（社会学），主要是传播学的渊源学科期刊，无一为传播学期刊。由图2可见，外部 网呈多中心形态，相比四大渊源学科，传播学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 在传播学期刊中，入度最高的五本期刊是POQ（12名）、JCMC（14名）、HCR（15名）、RLSI （16名）和CR（17名），表明它们的对外影响力较强。其中，POQ获得政治学、社会学期刊较 多引用，JCMC获得信息科学期刊较多引用，HCR和CR获得社会心理学和信息科学期刊较多引用。 RLSI的引证则集中于JOP一本期刊，说明其入度高与本研究所选的语言学代表性期刊有关。中间 中心度最高的五本期刊则是JOC（10名）、CR（15名）、PUS（19名）、HCR（20名）和MCS（21 名）。除PUS外，它们在内部网中的中间中心度亦皆较高。 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2000—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性考察，追踪互联网革命冲 击下传播学科的发展轨迹，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一）传播学科在空间版图和知识领域上进行着双重扩张，互联网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分支； 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新媒体传播共同构筑了传播学科的基础平台。 从2000年到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从42本增至71本，增幅近七成。尽管数量上的增长或许 主要是由SSCI总目录的扩张所带动，但是，结合2000年以后仍有新期刊不断创办并迅速被SSCI收 录的情况，特别是下述内部结构的变化，可见传播学科处于繁荣状态。 传播学科的发展对其内部分类带来严峻挑战。从“人际、大众、其它”的三分法看，纯粹的 人际、大众传播期刊已经为数甚少，它们在走向综合；从“实证、阐释、批判”的三分法看，实 证与阐释研究占比约九成。这两种传统划分方式皆已不适于刻画今日传播学科的面貌。为此，本 文从传播学发展脉络出发，设置“综合”、“分支”与“交叉”3个大类和19个小类，考察各类 期刊的数量及具体刊物进出SSCI目录的状况，以此把握传播学科内部结构的变化。本文发现，地 区综合类期刊的变化，反映传播学科在空间版图上的扩展；新媒体类期刊、交叉类期刊以及语言 修辞类期刊的变化，则反映传播学科在知识领域上的扩展。 从2000年到2011年，综合类期刊从16本增至29本，且主要是地区综合类期刊，反映了传播学 科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这些“非美国”、“非英语”元素使传播学SSCI期刊的地域和语言包容 度有所改善，尽管它们的影响因子普遍较低。这既可能缘于新进期刊尚未获得学界的充分认识， 也可能与其在美国主导的学术体系中天生的地域劣势有关。 新媒体类期刊从2002年开始进入传播学SSCI目录，但在2011年的目录中也仅有3本。从数量 上看，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似乎在传播学界不彰。然而，新媒体类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在19个小类 中是最高的[2]。并且，从两本新媒体类期刊的引证分析看，它们与既有的传播学期刊互动频繁， 并迅速跻身网络中心位置。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既有的传播学期刊也开始大量登载新媒体研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