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个说不尽的话题7 者”；丘逢甲是“诗界革命第一巨子”；夏曾佑、蒋观云、黄遵 宪为“近世诗家三杰”，等等。实事求是讲，在“诗界革命”口 号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反映民族危亡、呼吁变法图存的诗歌 作品，有的诗人在诗歌创新方面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功不 可没。但这溉是前进，又是后退。“诗界革命”的实际成果并不 像梁启超所估计的那么大，甚至大到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的 程度。 其一，“诗界革命”雷声大雨点小，无论在诗歌理论，还是 在诗歌创作方面，都没有留下足以令世人自衰的作家和作品。当 然，不是新派诗人无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历史没有给他们提 供产生大作家和大作品的条件。黄遵宪在清季独树一帜，揭橥 “我手写我口”五个大字，主张言文一致，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他的《今别离》、《出军歌》、《军中歌》被梁启超推 许为“诗界革命”的成功之作，但黄遵宪本人始终讳言“革 命”，而且他对“新派诗”的解说和梁启超“诗界革命”的标准 地大有出入。 其二，在粱启超得导“诗界革命”的同时，以陈三立等 “同光体”诗人为代表的宋诗派，和以王间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 诗派，还有以樊增样、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以及名士 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以传统风格抒写旧式文人情怀的诗歌，其 成就和影响要此新派诗人大得多。 其三，梁启超的诗歌创作和他倡导的“诗界革命”相始终， 既是前进，同时也意味着倒退。诗歌创作非其所长，但也不乏 可圈可点之作。如《太平洋遇雨》：“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海天 地人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此诗作于1899 年梁氏亡命海外时，但不仪毫无沮丧之意，反而从这些激越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