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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个说不尽的话题7 者”;丘逢甲是“诗界革命第一巨子”;夏曾佑、蒋观云、黄遵 宪为“近世诗家三杰”,等等。实事求是讲,在“诗界革命”口 号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反映民族危亡、呼吁变法图存的诗歌 作品,有的诗人在诗歌创新方面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功不 可没。但这溉是前进,又是后退。“诗界革命”的实际成果并不 像梁启超所估计的那么大,甚至大到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的 程度。 其一,“诗界革命”雷声大雨点小,无论在诗歌理论,还是 在诗歌创作方面,都没有留下足以令世人自衰的作家和作品。当 然,不是新派诗人无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历史没有给他们提 供产生大作家和大作品的条件。黄遵宪在清季独树一帜,揭橥 “我手写我口”五个大字,主张言文一致,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他的《今别离》、《出军歌》、《军中歌》被梁启超推 许为“诗界革命”的成功之作,但黄遵宪本人始终讳言“革 命”,而且他对“新派诗”的解说和梁启超“诗界革命”的标准 地大有出入。 其二,在粱启超得导“诗界革命”的同时,以陈三立等 “同光体”诗人为代表的宋诗派,和以王间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 诗派,还有以樊增样、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以及名士 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以传统风格抒写旧式文人情怀的诗歌,其 成就和影响要此新派诗人大得多。 其三,梁启超的诗歌创作和他倡导的“诗界革命”相始终, 既是前进,同时也意味着倒退。诗歌创作非其所长,但也不乏 可圈可点之作。如《太平洋遇雨》:“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海天 地人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此诗作于1899 年梁氏亡命海外时,但不仪毫无沮丧之意,反而从这些激越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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