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1945至1955年的中国外交的确存在连续性,而“内向性”则是 这种连续性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内容。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内向性”源于中国近代百年来 的外交历史,它既没有因为当时的政权更迭而中断,也不会因为后来领导人的变动而消逝。 它在1945至1955这十年中,突出地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1)有关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立场和态度,是决定中国人判定这些国家是敌是友的 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基于这种判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它们与有关国家的或敌或友的 关系。 (2)对有关国家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和愿望的估计,对中国的外交决策具有相当 当重要的影响。在本文涉及的10年里,中共领导人曾一再高估有关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 愿望和能力。这种现象能否说明“髙估”是一种倾向,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3)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 面的含义。其一涉及到政党或政治力量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 在国内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一项重要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巨大 影响力和推动力恰恰表现在在这一时期外交政策更趋于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国民中 都更容易达成对政策的共识。 1111 结 论 上述研究表明，１９４５至１９５５年的中国外交的确存在连续性，而“内向性”则是 这种连续性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内容。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内向性”源于中国近代百年来 的外交历史，它既没有因为当时的政权更迭而中断，也不会因为后来领导人的变动而消逝。 它在 1945 至 1955 这十年中，突出地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1）有关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立场和态度，是决定中国人判定这些国家是敌是友的 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基于这种判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它们与有关国家的或敌或友的 关系。 （2）对有关国家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和愿望的估计，对中国的外交决策具有相当 当重要的影响。在本文涉及的 10 年里，中共领导人曾一再高估有关国家对中国内部事务的 愿望和能力。这种现象能否说明“高估”是一种倾向，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3）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 面的含义。其一涉及到政党或政治力量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 在国内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一项重要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巨大 影响力和推动力恰恰表现在在这一时期外交政策更趋于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国民中， 都更容易达成对政策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