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转向中国的国家安全,其中包括基于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同时他也在尽可能 地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这样也可以减少国内的阻力。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能够说服他的 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会严重 地损害国民经济。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的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67 从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的“内向”趋势。 不仅如此,中国军队参战后,中国领导人从未放松在国内巩固政权的工作,相继开展了镇压 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等等,而抗美援朝则成 了强化国家机器和推动政治运动的重要契机。不过抗美援朝对于巩固政权的作用也仅此而已 就在朝鲜战场形成僵局之时,中国领导人在1952年秋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宣布过 渡阶段结束和新的建设时期即将到来。这时他们肯定感到朝鲜战争给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困 难。中共中央原准备在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根据周恩来1952年夏访苏时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44%, 比原计划高出14个百分点:1951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52%,绝对数字大大高于上一年。68当 中共中央决定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尽快从朝鲜战争脱 身。差不多从这时起,一项新的对外政策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从1952年开始酝酿、在1954年间基本形成的新的对外政策被称之为“和平统 战线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它的经典概括。它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 展,即中共中央认为,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运动时期已经到来,为此需要构造和长时期地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目前公布的资料和 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还没有清晰地勾画出这项政策形成的过程,但有一点大致可以肯 定,即至少在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在政策层面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尽管他们有 可能在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和趋势上认识不尽相同。指出后一点对解释1950年代后期中国 对外政策的变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作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两个重要的目标—“扩大和平中立的趋势”和“推广和 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在中国的周边地区。6它是导致 年夏中国接受朝鲜停战和 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关键背景。在日内瓦会 议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其殖民利益的企图,而且不赞成苏联 僵硬的谈判立场,并说服越南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 越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0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处理与盟国关 系政策中,明显地展现出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即绝不再被盟友拖到另一场与 美国的战争中。 与结束周边地区战争的同时,中国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为了改善与周边 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国相继提出了解决与邻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一些东 南亚国家中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以及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 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的确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展,到19 55年的万隆会议达到了最高潮。至此,由于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内向性”作为这一时期 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基本上固定下来了 第103页 67参阅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8-33页 68《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290页 69关于这两项目标可参阅谢黎:《简论周恩来对欧洲资本主义地带的外交战略思想》,裴坚章遍:《研究周 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版,第243-244页 0有关情况可参阅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第七章《日 内瓦会议》。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10 义务”转向中国的国家安全，其中包括基于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同时他也在尽可能 地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这样也可以减少国内的阻力。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能够说服他的 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会严重 地损害国民经济。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的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67 从上述决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的“内向”趋势。 不仅如此，中国军队参战后，中国领导人从未放松在国内巩固政权的工作，相继开展了镇压 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等等，而抗美援朝则成 了强化国家机器和推动政治运动的重要契机。不过抗美援朝对于巩固政权的作用也仅此而已 了。 就在朝鲜战场形成僵局之时，中国领导人在１９５２年秋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宣布过 渡阶段结束和新的建设时期即将到来。这时他们肯定感到朝鲜战争给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困 难。 中共中央原准备在１９５０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根据周恩来１９５２年夏访苏时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１９５０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 44％， 比原计划高出 14 个百分点；1951 年军费占国家预算的 52%，绝对数字大大高于上一年。68当 中共中央决定于 1953 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尽快从朝鲜战争脱 身。差不多从这时起，一项新的对外政策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从１９５２年开始酝酿、在１９５4 年间基本形成的新的对外政策被称之为“和平统一 战线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是它的经典概括。它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 展，即中共中央认为，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运动时期已经到来，为此需要构造和长时期地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目前公布的资料和 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还没有清晰地勾画出这项政策形成的过程，但有一点大致可以肯 定，即至少在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在政策层面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尽管他们有 可能在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和趋势上认识不尽相同。指出后一点对解释１９５０年代后期中国 对外政策的变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作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两个重要的目标——“扩大和平中立的趋势”和“推广和 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在中国的周边地区。69它是导致１９５３年夏中国接受朝鲜停战和 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关键背景。在日内瓦会 议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其殖民利益的企图，而且不赞成苏联 僵硬的谈判立场，并说服越南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 越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70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处理与盟国关 系政策中，明显地展现出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即绝不再被盟友拖到另一场与 美国的战争中。 与结束周边地区战争的同时，中国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为了改善与周边 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国相继提出了解决与邻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一些东 南亚国家中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以及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 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的确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展，到１９ ５５年的万隆会议达到了最高潮。至此，由于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内向性”作为这一时期 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基本上固定下来了。 第 103 页。 67 参阅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 年 10 月 24 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28—33 页。 6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9 月 3 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290 页。 69 关于这两项目标可参阅谢黎：《简论周恩来对欧洲资本主义地带的外交战略思想》， 裴坚章遍：《研究周 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版，第 243-244 页。 70 有关情况可参阅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上卷第七章《日 内瓦会议》。曲星：《试论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