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日本输出的汉译西书则是日本人获取西方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1850 年代,“不仅中国新出版的书籍被立即带回日本,即使尚未出版的,也时常传述 消息,使日本学者急切盼待”。据日本学者的统计,仅从1840年至1855 年的16年间,中国商船就运载了3407种45481部书籍到达日本。其中 就有《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介绍世界知识的最新书籍。也就是说,19 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编写的载有丰富的西方政法知识信息的中文西书,经此途径 完全流入到了日本。日本人将这些收购来的汉译西学书籍以翻刻重版,或训点后 印刷出版的方式,加以学习和利用,时间上则紧随中国的原刊本出版之后。 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正是明治维新前后翻刻汉译政法类书籍次数最多、 印量最大而且反应速度最快的书籍之 《万国公法》于1864年底在北京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开成所的翻刻本 六册,只在人名、地名旁边加上了日文字母的读音。该书在日本除了庆应元年(1 865年)、四年(1868年),明治四年(1871年)、八年(1875年)、 十四年(1881年)、十九年(1886年)的翻刻本外,还有堤士志的《万 国公法释义》(四册,1868年京都)、瓜生寅根据英文原文校译的《交道起源》 (又名《万国公法全书》,1868年)、重野安绎译述的《和译万国公法》(1 870年鹿儿岛藩)以及高谷龙州注解、中村正直批阅的《万国公法蠡管》(1 876年东京府)等各种不同形式的译、注本出版。总之,明治初期《万国公法》 的各种节译、全译的日译本多达数十种。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公布新学 制时,《万国公法》还被指定为教科书。《万国公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与“万 国交际之时尤为需要”的情势分不开的。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 挽回主权为目标,故这个译本当时被奉为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的权威经典,甚至 还流传着“长剑不如短剑,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以 致出现了“识者争读此书”,视之为当时“最流行之学问”的局面 除了《万国公法》,当时传入日本的中译西方法学书籍还有《星轺指掌》(原 刊于1876年,1879年柳泽信大的训点本)、《公法会通》(原刊于188 0年,1881年岸田吟香的训点本翻刻出版)、《法国律例》(原刊于1882 年,司法省训点本1883年印行)等等。它们都是由京师同文馆才出版不久的 中译本在日本大受欢迎的原因,除了由于本国尚未具备直接翻译能力,中译 本是吸收西洋文化的一条便捷途径,可省学习外语之劳以外,再就是中译本有阅 读技术上的便利条件一一这些书是日本知识阶层大多熟悉的汉字。在一些人看 来,这种中译本还是克服翻译荷兰文化重重障碍的先决条件。直到1871年日 本的一条普通学则还规定 环海各国,皆我同井四邻也。……且初学者,未通其语言,未习其文学,故 宜先就汉人所译之书而加研习,以得其略。 当时日本人对中译西书依赖和相信之深可见一斑;而这种借助翻刻西书中译 本输入西学的做法,也一直持续到大约1880年代末中国向日本输出的汉译西书则是日本人获取西方各种知识的主要来源。１８５０ 年代，“不仅中国新出版的书籍被立即带回日本，即使尚未出版的，也时常传述 消息，使日本学者急切盼待”。据日本学者的统计，仅从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５５ 年的１６年间，中国商船就运载了３４０７种４５４８１部书籍到达日本。其中 就有《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介绍世界知识的最新书籍。也就是说，１９ 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编写的载有丰富的西方政法知识信息的中文西书，经此途径 完全流入到了日本。日本人将这些收购来的汉译西学书籍以翻刻重版，或训点后 印刷出版的方式，加以学习和利用，时间上则紧随中国的原刊本出版之后。 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正是明治维新前后翻刻汉译政法类书籍次数最多、 印量最大而且反应速度最快的书籍之一。 《万国公法》于１８６４年底在北京出版后不久，就出现了开成所的翻刻本 六册，只在人名、地名旁边加上了日文字母的读音。该书在日本除了庆应元年（１ ８６５年）、四年（１８６８年），明治四年（１８７１年）、八年（１８７５年）、 十四年（１８８１年）、十九年（１８８６年）的翻刻本外，还有堤士志的《万 国公法释义》（四册，１８６８年京都）、瓜生寅根据英文原文校译的《交道起源》 （又名《万国公法全书》，１８６８年）、重野安绎译述的《和译万国公法》（１ ８７０年鹿儿岛藩）以及高谷龙州注解、中村正直批阅的《万国公法蠡管》（１ ８７６年东京府）等各种不同形式的译、注本出版。总之，明治初期《万国公法》 的各种节译、全译的日译本多达数十种。明治五年（１８７２年）日本公布新学 制时，《万国公法》还被指定为教科书。《万国公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与“万 国交际之时尤为需要”的情势分不开的。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 挽回主权为目标，故这个译本当时被奉为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的权威经典，甚至 还流传着“长剑不如短剑，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以 致出现了“识者争读此书”，视之为当时“最流行之学问”的局面。 除了《万国公法》，当时传入日本的中译西方法学书籍还有《星轺指掌》（原 刊于１８７６年，１８７９年柳泽信大的训点本）、《公法会通》（原刊于１８８ ０年，１８８１年岸田吟香的训点本翻刻出版）、《法国律例》（原刊于１８８２ 年，司法省训点本１８８３年印行）等等。它们都是由京师同文馆才出版不久的。 中译本在日本大受欢迎的原因，除了由于本国尚未具备直接翻译能力，中译 本是吸收西洋文化的一条便捷途径，可省学习外语之劳以外，再就是中译本有阅 读技术上的便利条件——这些书是日本知识阶层大多熟悉的汉字。在一些人看 来，这种中译本还是克服翻译荷兰文化重重障碍的先决条件。直到１８７１年日 本的一条普通学则还规定： 环海各国，皆我同井四邻也。……且初学者，未通其语言，未习其文学，故 宜先就汉人所译之书而加研习，以得其略。 当时日本人对中译西书依赖和相信之深可见一斑；而这种借助翻刻西书中译 本输入西学的做法，也一直持续到大约１８８０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