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纯粹的汉文体已经不能适应日本近代化发展的需要,这时的法律用语混入了 片假名(楷书字母)。 因此,日本法律发达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中国文字在日本传播 和演变的历史。汉字一直是书写日本法律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日本的汉字都 是从中国一点一画地学过来的。所以倘使某字的写法在中国加多了一画时,日本 也跟着增加一画;减少了一画,日本也跟着减少一画。对于成语,日本人亦墨守 中国的成规。”只是到了明治时代(1868年一1911年)以后,日本在汉 字字型上遵循一律向中国看齐的原则,方才开始动摇 再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上看。16世纪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两 者都长期经历了接触或摄取西学的过程。但应当有所区别的是,中日两国在接触 西学的途径和方式上有其各自的特点。 一般来讲,近代西方殖民者在东亚进行文化扩张和意图攻取的目标,主要 集中在中国。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忽略日本或东亚的其他国家,也与中国人是否愿 意接纳西学的态度或政策无关。他们认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传统等 方面,中国的地位都要比日本更重要。中国是东方诸国的大宗,一旦“中华归主”, 作为处于主体文化边缘地位的藩属,如日本,自会率从。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始 于葡萄牙人沙勿略。 沙勿略是最早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他起先即在日本传教,其间当他与有学 识的日本人、特别是僧人讨论时,对方总要问他“汝教如独为真教,缘何中国不 知有之?”沙氏惊讶“日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本全 部文化之本也”。由于这样的问题和作答不止一次,于是他开始思考,最后得出 了“使日本归依之善法,莫若传播福音于中国”的结论。在他去世的那一年(1 552年)记述到,“中国乃一可以广事传播耶稣基督教理之国。若将基督教理 输入其地,将为破坏日本诸教派之一大根据点”。沙勿略决意进入中国传教的愿 望虽然未能实现,但却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这条重要的经验,并长期影响着西 人对东方进行文化传播的目标取向。 19世纪初期东来的新教传教士,一开始就把精力主要用在学习中国的语言 文字、著述和编译有关西方知识的中文读物上面。他们在中国一一初为南洋,继 而东南沿海一一所从事的西学汉译工作,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在接触西方知识的 语言条件方面的水平,是要高于日本的。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和禁书制度。几乎所有与西方文明的 接触,都只能通过长崎一港与中国和荷兰的有限的贸易活动进行的。当时日本人 获取西学知识的渠道因而只有两条:一是从中国传入的西书中文译本当中间接获 得;另外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是泛指关于荷兰的学问。虽然它在后来发展 为内容更为丰富的“洋学”,并将中国系统的西方学术也纳入它的名下,但在开 国前,它是以翻译和研究荷兰文的西医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加之洋书进口的严格 控制,所以兰学对于日本人了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纯粹的汉文体已经不能适应日本近代化发展的需要，这时的法律用语混入了 片假名（楷书字母）。 因此，日本法律发达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中国文字在日本传播 和演变的历史。汉字一直是书写日本法律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日本的汉字都 是从中国一点一画地学过来的。所以倘使某字的写法在中国加多了一画时，日本 也跟着增加一画；减少了一画，日本也跟着减少一画。对于成语，日本人亦墨守 中国的成规。”只是到了明治时代（１８６８年—１９１１年）以后，日本在汉 字字型上遵循一律向中国看齐的原则，方才开始动摇。 再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上看。１６世纪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两 者都长期经历了接触或摄取西学的过程。但应当有所区别的是，中日两国在接触 西学的途径和方式上有其各自的特点。 一般来讲，近代西方殖民者在东亚进行文化扩张和意图攻取的目标，主要 集中在中国。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忽略日本或东亚的其他国家，也与中国人是否愿 意接纳西学的态度或政策无关。他们认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传统等 方面，中国的地位都要比日本更重要。中国是东方诸国的大宗，一旦“中华归主”， 作为处于主体文化边缘地位的藩属，如日本，自会率从。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始 于葡萄牙人沙勿略。 沙勿略是最早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他起先即在日本传教，其间当他与有学 识的日本人、特别是僧人讨论时，对方总要问他“汝教如独为真教，缘何中国不 知有之？”沙氏惊讶“日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本全 部文化之本也”。由于这样的问题和作答不止一次，于是他开始思考，最后得出 了“使日本归依之善法，莫若传播福音于中国”的结论。在他去世的那一年（１ ５５２年）记述到，“中国乃一可以广事传播耶稣基督教理之国。若将基督教理 输入其地，将为破坏日本诸教派之一大根据点”。沙勿略决意进入中国传教的愿 望虽然未能实现，但却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这条重要的经验，并长期影响着西 人对东方进行文化传播的目标取向。 １９世纪初期东来的新教传教士，一开始就把精力主要用在学习中国的语言 文字、著述和编译有关西方知识的中文读物上面。他们在中国——初为南洋，继 而东南沿海——所从事的西学汉译工作，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在接触西方知识的 语言条件方面的水平，是要高于日本的。 １９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和禁书制度。几乎所有与西方文明的 接触，都只能通过长崎一港与中国和荷兰的有限的贸易活动进行的。当时日本人 获取西学知识的渠道因而只有两条：一是从中国传入的西书中文译本当中间接获 得；另外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是泛指关于荷兰的学问。虽然它在后来发展 为内容更为丰富的“洋学”，并将中国系统的西方学术也纳入它的名下，但在开 国前，它是以翻译和研究荷兰文的西医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加之洋书进口的严格 控制，所以兰学对于日本人了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作用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