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的自主性①。但无论如何，这些观点与格尔兹看到的展演性的巴厘国家都迥然不同： 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本质通过其至今所知的全部历史表露得一览无余，因为它从未走向 专制(tyranny),也根本无力促使专制权利走向全面集权化；而且在辖制(go vernment)方 面也没有什么规划，它在追求辖制方面显得淡漠且犹豫，相反，它走向了一种排场，走向 了庆典，走向了主宰着巴厘文化的迷狂精神(obsessions)的公共戏剧化：社会不平等 (social inequality)与地位炫耀(status pride)。它是一个剧场国家，国王和王公们乃是主持 人，祭司乃是导演，而农民则是支持表演的演员、跑龙套者和观众这并非意味着它们 要制造出什么政治结果：它们即是结果本身，它们就正是国家的目的…权力服务于夸示 (pomp),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②. 这是一段出色的“个案中的概括”。格尔兹向读者揭示了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性质、庆典和排 场，而非权力的集中、专制。 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国家”相比，透过这种比较，巴厘国家显然具有重要的“他者”意涵， 它向我们彰显了另一种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厘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也正是 在比较的基础上，“个案中的概括”才成为从微观走向宏观的一种可行之道。正如萨林斯所说： 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注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项比较。通过比较，民 族志的描述变成了客观的描述。面对未经调和的感觉之朴素的、实证主义的感悟，同样也 不是独立的，恰恰相反，它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理解，直到它对任一社会的感知都强加了对 所有其他社会的看法③。 在这种研究思路中，个案和个案中的概括构成了研究作品的基本格调。至于这种概括的意 义何在，以及它与更广泛的现实有哪些关联在作品中是看不到的。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解 释更宽泛的意义和结果的相关性则是单独的工作④，是另外一项工作。如果说“个案中的概括” 主要是人类学的取向的话，那么更注重科学性、概括性和理论建构的社会学显然不能满足于此。 社会学要求在一项研究中成功地结合独特性与普遍性，从个案走向概括。即比较不再是研究者 选择研究对象的前提，抑或内心的尺度，而是一项直接的研究策略。 三、个案研究：可能的前景 不难发现个案研究的方法论进展，特别是研究者对于如何从独特个案走向概括这个难题 的处理方式，是在与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相对话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标榜“科学”抽 样调查，以及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一整套“科学技术”，内中体现的代表性和可推论性，很容 易使注重描述和细节，对特殊性情有独钟的个案研究陷入集体失语的境地。面对不利的局面， 个案研究的捍卫者最直接的反应便是：个案研究也可以像定量调查那样做到代表性、可推论性， 典型个案就是总体的微缩景观。此种思路以费孝通的类型学一普遍主义研究范式为代表，试 D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p.33. ②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赵丙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 页。 ③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衰》，王铭铭、胡宗泽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105页， P.Alasuutari,Researching Culture:Qualitative 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 1995 p152. -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e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的自主性①。但无论如何, 这些观点与格尔兹看到的展演性的巴厘国家都迥然不同: 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本质通过其至今所知的全部历史表露得一览无余, 因为它从未走向 专制 (ty ranny), 也根本无力促使专制权利走向全面集权化;而且在辖制 (go vernment)方 面也没有什么规划, 它在追求辖制方面显得淡漠且犹豫;相反 , 它走向了一种排场 , 走向 了庆典, 走向了主宰着巴厘文化的迷狂精神 (obsessions)的公共戏剧化:社会不平等 (so cial inequality)与地位炫耀 (status pride)。它是一个剧场国家 , 国王和王公们乃是主持 人, 祭司乃是导演, 而农民则是支持表演的演员 、 跑龙套者和观众 ……这并非意味着它们 要制造出什么政治结果:它们即是结果本身, 它们就正是国家的目的 ……权力服务于夸示 (pomp), 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②。 这是一段出色的 “个案中的概括” 。格尔兹向读者揭示了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性质、 庆典和排 场, 而非权力的集中 、 专制。 与我们习以为常的 “国家” 相比, 透过这种比较, 巴厘国家显然具有重要的 “他者” 意涵 , 它向我们彰显了另一种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巴厘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 ;也正是 在比较的基础上 , “个案中的概括” 才成为从微观走向宏观的一种可行之道。正如萨林斯所说: 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注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项比较 。通过比较 , 民 族志的描述变成了客观的描述 。面对未经调和的感觉之朴素的、 实证主义的感悟 , 同样也 不是独立的 , 恰恰相反, 它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理解 , 直到它对任一社会的感知都强加了对 所有其他社会的看法③。 在这种研究思路中, 个案和个案中的概括构成了研究作品的基本格调 。至于这种概括的意 义何在, 以及它与更广泛的现实有哪些关联, 在作品中是看不到的。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 , 解 释更宽泛的意义和结果的相关性则是单独的工作④, 是另外一项工作 。如果说 “个案中的概括” 主要是人类学的取向的话 , 那么更注重科学性、 概括性和理论建构的社会学显然不能满足于此 。 社会学要求在一项研究中成功地结合独特性与普遍性, 从个案走向概括 。即比较不再是研究者 选择研究对象的前提 , 抑或内心的尺度 , 而是一项直接的研究策略 。 三 、 个案研究 :可能的前景 不难发现, 个案研究的方法论进展 , 特别是研究者对于如何从独特个案走向概括这个难题 的处理方式, 是在与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相对话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标榜 “科学” 抽 样调查, 以及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一整套 “科学技术” , 内中体现的代表性和可推论性 , 很容 易使注重描述和细节 , 对特殊性情有独钟的个案研究陷入集体失语的境地。面对不利的局面 , 个案研究的捍卫者最直接的反应便是:个案研究也可以像定量调查那样做到代表性、 可推论性 , 典型个案就是总体的微缩景观 。此种思路以费孝通的类型学 ———普遍主义研究范式为代表 , 试 · 124 ·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Theda Skocpol, S 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 ve Analy sis of France , R ussia , and China . Cambridg e:Cambridg 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p .33 . 克利福德· 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 赵丙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12 页。 马歇尔·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 , 王铭铭、 胡宗泽译, 三联书店, 2000 年, 第 105 页。 P.Alasuutari , Researching Culture:Qualitative 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