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初步繁荣:30、40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 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 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 1919-1927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 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 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针对中国 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 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 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 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 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 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 )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 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 息息相关。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 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 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 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 国别构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 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20世纪前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 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 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 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30、40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 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种,其中20 年代有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53种。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 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 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 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 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 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 在30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 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 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 荫溥(195)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钓(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第了 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 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期间经济学的初步繁荣：30、40 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 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 1919－1927 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 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 30 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 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30 年代，针对中国 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 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 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 1914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 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 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 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 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 1949 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 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 1929 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 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 息息相关。1928－1936 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 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 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 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 30 年代最多，其中 1930 年一年出版了 63 本译著。从 国别构成看，到 30 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 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 20 世纪前 10 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 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 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 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30、40 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 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 年到 1949 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 112 种，其中 20 年代有 10 种，30 年代 48 种，40 年代 53 种。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 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 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 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 1930 年 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 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 在 30 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 1935 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 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 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 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 荫溥（1936）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 年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