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 1905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 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 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 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 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 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 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 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 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 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 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 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 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 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 章程释义》(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1911年出版 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 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 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1902 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 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1902年以 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 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 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 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 民 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 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 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 50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 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 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 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 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 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 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 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 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 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 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 1905 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 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 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 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 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 1898 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 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 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 1912 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 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 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 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 40 年中，中国出版了 40 部左右的经济 学著作。从 1901 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 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 这反映了 1905 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 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 1910 年出版的《调查户口 章程释义》（陶保霖著）、1911 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1911 年出版 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 20 本经 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 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 1902 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 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 1902 年以 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 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 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 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 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 1914 年到 1919 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 698 个发展到 1759 个，增加了 157.7%；资本从 3.3 亿元增加到 5 亿元，提高了 54.5%。 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五四”运动之后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 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 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 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 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 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 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 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 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 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 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