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社会改造，他们是怎样耗费着青春的生命！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 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警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难道你会觉 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语词吗？何况，他们还不仅仅是乌托邦主义者！现在的犬儒， 居然有勇气讥笑五四是一个没有建设的时代，-一世界上有什么创造比精神创造更 富有价值呢？有什么建设比人格的建设更为重要呢？ 周作人为新文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人的文学”。许多作家，包括鲁迅在 内，也都如此概括自己的写作基调：”为人生”。这是普通人的人生，既属大众， 也属个人。五四关于个性解放的宣传，同”民主”"和"科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带 有革命的意义。此前，中国人什么时候曾经争得独立的人格？虽然不能说五四的 人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但是，至少先觉的知识者，已经能够 使自己从权力的阴影和群体的包围中脱离出来，而有了自己的选择了。胡风把五 四精神引伸为”平凡的战斗主义”，”平凡”"就是人生的，实际的，经验的：正如他 所说，这里有着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真的凝视”。五四的人文主义，首先是集 问题的焦点于现代人的生存，以此出发，作为对西方理念，传统文化，社会问题 和学术问题的评判的基点。在对”国粹家”的批判中，鲁迅写道：”问题不是我们 能否保存国粹，而是国粹能否保存我们。"的确，”保存我们”是第一义。所以， 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且时，鲁迅的答复是"”我以为要少一或者 竞不-一看中国书”，等于交了”白卷”。他附带说明了理由：”我看中国书时，总觉 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他要的就是这”实人生”。他说不要”鸟导师”， 要”韧”，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要”个人的自大"而不要”合群的自大”、”爱 国的自大”，就是因为这”实人生”。他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娜拉走后怎 样”，也都因为这”实人生”。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且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在，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荀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 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 全都踏倒他。"其实，他一生的著述，都在重复着这段话。对于他，以及他的同 时代人，重要的惟是”实人生”。 在运动的盛期，胡适打从旁门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去了。这是一支不和 谐的插曲。为此，颇为革命派所诟病，认为是对中国青年的误导，转移了学习当 代科学的注意力。对胡适来说，却并不认为有违运动的精神。他把”重新估定一 切价值"的评判态度引入国故研究，提倡疑古主义：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搞出个 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除了撰写像《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自称为"开风气的 作品”以外，他还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研究神会和尚，改写禅宗史， 校勘整理，恢复名誉，把它们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的确， 其中是包含了运用西方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尝试在内的。这样具有开拓性的 学术事件，当大有益于混沌荒芜的中国学术界。但是，学术实践毕竞不能算作完 整的社会实践。至于它在整个社会改造中间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知识分子应当在 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革命？其”专业性”和”业余性“的关系到底如何？胡适遭逢的 革命-一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不过，胡适 本人对此是有过反思的。他认为其中有”教条主义“的危险倾向，后来还告诚青年 说：”这条故纸路是死路。”"综其一生，无论为著作家，为教育家，为政府官员， 都无法摆脱人生的意义的纠缠，因为这是同他所曾经参与领导的运动连在一起 的。为了社会改造，他们是怎样耗费着青春的生命!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 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难道你会觉 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语词吗?何况，他们还不仅仅是乌托邦主义者!现在的犬儒， 居然有勇气讥笑五四是一个没有建设的时代，--世界上有什么创造比精神创造更 富有价值呢?有什么建设比人格的建设更为重要呢? 周作人为新文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人的文学"。许多作家，包括鲁迅在 内，也都如此概括自己的写作基调："为人生"。这是普通人的人生，既属大众， 也属个人。五四关于个性解放的宣传，同"民主"和"科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带 有革命的意义。此前，中国人什么时候曾经争得独立的人格?虽然不能说五四的 人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但是，至少先觉的知识者，已经能够 使自己从权力的阴影和群体的包围中脱离出来，而有了自己的选择了。胡风把五 四精神引伸为"平凡的战斗主义"，"平凡"就是人生的，实际的，经验的；正如他 所说，这里有着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真的凝视"。五四的人文主义，首先是集 问题的焦点于现代人的生存，以此出发，作为对西方理念，传统文化，社会问题 和学术问题的评判的基点。在对"国粹家"的批判中，鲁迅写道："问题不是我们 能否保存国粹，而是国粹能否保存我们。"的确，"保存我们"是第一义。所以， 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目时，鲁迅的答复是"我以为要少--或者 竟不--看中国书",等于交了"白卷"。他附带说明了理由："我看中国书时，总觉 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他要的就是这"实人生"。他说不要"鸟导师"， 要"韧"，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要"个人的自大"而不要"合群的自大"、"爱 国的自大"，就是因为这"实人生"。他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娜拉走后怎 样"，也都因为这"实人生"。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 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 全都踏倒他。"其实，他一生的著述，都在重复着这段话。对于他，以及他的同 时代人，重要的惟是"实人生"。 在运动的盛期，胡适打从旁门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去了。这是一支不和 谐的插曲。为此，颇为革命派所诟病，认为是对中国青年的误导，转移了学习当 代科学的注意力。对胡适来说，却并不认为有违运动的精神。他把"重新估定一 切价值"的评判态度引入国故研究，提倡疑古主义；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搞出个 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除了撰写像《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自称为"开风气的 作品"以外，他还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研究神会和尚，改写禅宗史， 校勘整理，恢复名誉，把它们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的确， 其中是包含了运用西方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尝试在内的。这样具有开拓性的 学术事件，当大有益于混沌荒芜的中国学术界。但是，学术实践毕竟不能算作完 整的社会实践。至于它在整个社会改造中间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知识分子应当在 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革命?其"专业性"和"业余性"的关系到底如何?胡适遭逢的 革命--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不过，胡适 本人对此是有过反思的。他认为其中有"教条主义"的危险倾向，后来还告诫青年 说："这条故纸路是死路。"综其一生，无论为著作家，为教育家，为政府官员， 都无法摆脱人生的意义的纠缠，因为这是同他所曾经参与领导的运动连在一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