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五四之魂（上） 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6193次更新时间：2004-02-0821：14：12 进入专题：五四 ●林贤治（进入专栏） 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 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 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捏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 周围。 一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一齐美尔 重新发现历史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 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 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丛来不曾想到把且光丛食槽旁边移开，投 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 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 有历史，我们既意迟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 们，驱赶着、鼓舞着我们：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 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丛另一维度接连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 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 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 关系，都期待着我们用实证的方法逐一加以钩稽。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 候，我们竞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 愈见隐晦。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 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深部，具有历史的主体性， 主动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予诸多现象以整合的 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 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且 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可以肯定，那些不断地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断片，都 有着相当主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即以”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士年为例。 ”焚书坑儒”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典故，就因为事关知识和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专制 主义并不局限于秦王朝，没有随同祖先之死而进入骊山墓。近世的”太平天国”， 作为几于年中国农民造反的大结穴，其令人触且惊心之处在于：鼎盛的”天朝” 毁于一旦，并非来自官方敌对势力的打击，而是因为内部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大
林贤治：五四之魂（上）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193 次 更新时间：2004-02-08 21:14:12 进入专题： 五四 ● 林贤治 (进入专栏) 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 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 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 周围。 ——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齐美尔 重新发现历史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 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 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 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 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 有历史，我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 们，驱赶着、鼓舞着我们;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 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接连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 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 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 关系，都期待着我们用实证的方法逐一加以钩稽。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 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 愈见隐晦。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 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深部，具有历史的主体性， 主动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予诸多现象以整合的 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 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 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可以肯定，那些不断地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断片，都 有着相当丰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即以"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为例。 "焚书坑儒"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典故，就因为事关知识和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专制 主义并不局限于秦王朝，没有随同祖先之死而进入骊山墓。近世的"太平天国"， 作为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的大结穴，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鼎盛的"天朝" 毁于一旦，并非来自官方敌对势力的打击，而是因为内部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大
一统思想，控制欲，享受欲，以及与此相关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戏剧性事变， 在七士年代末，同时成为多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戊戊变法”以血的事实，揭示中 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命运，因此，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过的热情决非出 于偶然。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精神，贯通了如此众多的不相连属的人物故事，使之 成为现存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本世纪，具有重大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历史事件，大约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 动了。 其实，说是事件并不土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惟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 累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在中国，从颟顶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愚鲁的武人到遍身 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这名词，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 的兴趣。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里得知游行示威的情节，把汹涌的 人潮和赵家楼的火光，当做狂欢节的象征。实际上，这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 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他们不知道，未曾经过充 分的理性启蒙的革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出师未捷而中途 败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不知道，且下匮乏的，正是 当年的运动所竭力争取的：不知道八土年来，几代人的命运竞会如此交叠扭结在 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可是，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 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到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 的打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 受障蔽。比如，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自组织，自生长：在 政治家的眼中，则明确地被置于党派的领导之下。生机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 了政治-一经济的被动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国民党人或 是前共产主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 而这，正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起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机， 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义和蒙味主义的叛逆性 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把它看作爱国主义运动，仅只符合后期政治 性转向的表征，但它无视运动的全过程，完全抽掉了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内容，抹杀了世界主义也即"现代性"这一根本特性，而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推到神圣的地位。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 大众，结果启蒙主义者，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改造的对象。当年的知识者高叫"到 民间去"“的口号，满怀热忱，到处播撒盗来的火种：到了后来，却带着洗刷不清 的”原罪”，”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职业特点的独 立的阶级，被人为地削减为"阶层”，作为”毛”而依附在被指定的”皮”上面。由于 启蒙的先驱者们立足于社会的改造，不曾为权力者准备种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案， 因此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都是一群梦想家，并不存在确定的斗争且标。其实， 他们把所有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他们希 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 号：然而不出几年，竞意想不到地陷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黑暗 王国里了
一统思想，控制欲，享受欲，以及与此相关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戏剧性事变， 在七十年代末，同时成为多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戊戌变法"以血的事实，揭示中 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命运，因此，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情决非出 于偶然。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精神，贯通了如此众多的不相连属的人物故事，使之 成为现存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本世纪，具有重大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历史事件，大约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 动了。 其实，说是事件并不十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惟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 累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在中国，从颟顸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愚鲁的武人到遍身 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这名词，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 的兴趣。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里得知游行示威的情节，把汹涌的 人潮和赵家楼的火光，当做狂欢节的象征。实际上，这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 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他们不知道，未曾经过充 分的理性启蒙的革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出师未捷而中途 败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不知道，目下匮乏的，正是 当年的运动所竭力争取的；不知道八十年来，几代人的命运竟会如此交叠扭结在 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可是，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 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到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 的打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 受障蔽。比如，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自组织，自生长；在 政治家的眼中，则明确地被置于党派的领导之下。生机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 了政治--经济的被动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国民党人或 是前共产主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 而这，正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起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机， 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叛逆性 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把它看作爱国主义运动，仅只符合后期政治 性转向的表征，但它无视运动的全过程,完全抽掉了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内容，抹杀了世界主义也即"现代性"这一根本特性，而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推到神圣的地位。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 大众，结果启蒙主义者，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改造的对象。当年的知识者高叫"到 民间去"的口号，满怀热忱，到处播撒盗来的火种；到了后来，却带着洗刷不清 的"原罪"，"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职业特点的独 立的阶级，被人为地削减为"阶层"，作为"毛"而依附在被指定的"皮"上面。由于 启蒙的先驱者们立足于社会的改造，不曾为权力者准备种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案， 因此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都是一群梦想家，并不存在确定的斗争目标。其实， 他们把所有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他们希 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 号；然而不出几年，竟意想不到地陷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黑暗 王国里了
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作政治家 的：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作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在前一个系统里，五四知识 分子的作用，明显地被缩小为”先锋“作用，而不是主体的作用：由此出发，知识 分子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应担负，而实际上也完全有能力担负的启蒙一批判 -一文化建设的角色，就给否定掉了。至于后一个系统，知识分子往往过于自轻自 贱：及至九十年代，有少数以权威自居的学者，相率发起对五四的启蒙性和战斗 性的攻击。至此，两个系统便合而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轰轰烈烈，纪念起来好像也颇热热闹闹，事实上运动早已经完结。 说它完结，并非因为时过境迁，也并非因为政治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入侵，而 在于知识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动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这精神，不属于”历史客体”，它植根于当代 人的每一个个体中间，且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决定。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果都为 同一种精神所唤醒，所激发，给历史划界将会变得多余，当代舞台会因此而获得 大幅度的扩展，人类谋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前前后后也就有了热烈而深长 的呼应。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二士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起始。 其实，早在土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 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 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决心”师夷 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 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马克思描述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 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 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 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 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 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 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 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百 日维新”的悲剧，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经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们， 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进行下去的。正是 这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成了外国强权利益的保护者，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死 敌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电火，穿过时空的密云迅速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的留学 生群中开始酝酿暴风雨。 革命势在必行。武昌城头枪声乍起，全国随之易帜。一个为转战数年、席卷 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所无法推翻的政府，顷刻之间，居然结束在一场纸扎般的 战斗里了。胜利的欢乐士分短暂。革命党人开始蜕变，丛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依然为旧势力所把持，然而一律打着”革命”的招牌。袁世凯称帝是其间的一个带
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作政治家 的；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作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在前一个系统里，五四知识 分子的作用，明显地被缩小为"先锋"作用，而不是主体的作用；由此出发，知识 分子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应担负，而实际上也完全有能力担负的启蒙--批判 --文化建设的角色，就给否定掉了。至于后一个系统，知识分子往往过于自轻自 贱；及至九十年代，有少数以权威自居的学者，相率发起对五四的启蒙性和战斗 性的攻击。至此，两个系统便合而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轰轰烈烈，纪念起来好像也颇热热闹闹，事实上运动早已经完结。 说它完结，并非因为时过境迁，也并非因为政治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入侵，而 在于知识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动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这精神，不属于"历史客体"，它植根于当代 人的每一个个体中间，且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决定。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果都为 同一种精神所唤醒，所激发，给历史划界将会变得多余，当代舞台会因此而获得 大幅度的扩展，人类谋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前前后后也就有了热烈而深长 的呼应。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起始。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 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 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决心"师夷 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 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马克思描述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 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 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 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 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 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 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 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百 日维新"的悲剧，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经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们， 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进行下去的。正是 这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成了外国强权利益的保护者，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死 敌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电火，穿过时空的密云迅速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的留学 生群中开始酝酿暴风雨。 革命势在必行。武昌城头枪声乍起，全国随之易帜。一个为转战数年、席卷 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所无法推翻的政府，顷刻之间，居然结束在一场纸扎般的 战斗里了。胜利的欢乐十分短暂。革命党人开始蜕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依然为旧势力所把持，然而一律打着"革命"的招牌。袁世凯称帝是其间的一个带
有代表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 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 私人势力，以致争城夺地，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 革命后一样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 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 事，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觉悟”，以促进社 会的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知识分子”一词，于二十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 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是一张”明 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没有 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 也入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 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 阔，气质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 随着斗争环境的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 学者许华茨所说，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 中”。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 的依据。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 障的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一其中主要是 大学-一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 说法，一九一九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 者、编辑、记者、文艺家、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青年 学生作为一种后援力量，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 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 此不但与权力者对立，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革命势力， 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 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 息。 五四一代的最大的幸运，在于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北京 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 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一人类最重要也是 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一在一个专制国度里， “法治”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一重要的 是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 利机会。丛一九一九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 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一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 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
有代表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 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 私人势力，以致争城夺地,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 革命后一样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 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 事，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觉悟"，以促进社 会的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知识分子"一词，于二十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 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是一张"明 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没有 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 也入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 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 阔，气质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 随着斗争环境的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 学者许华茨所说，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 中"。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 的依据。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 障的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其中主要是 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 说法，一九一九年就涌现了四百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 者、编辑、记者、文艺家、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青年 学生作为一种后援力量，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 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 此不但与权力者对立，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革命势力， 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 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 息。 五四一代的最大的幸运，在于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北京 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 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 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在一个专制国度里， "法治"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重要的 是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 利机会。从一九一九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 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 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
他们的报刊，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过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 更是精神性的团体：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 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 时使用的概念：”思想协会”。什么叫”思想协会"呢？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并 非组织严密的存在实体，因此它不牵涉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这些成员只是与观 念有关。在这里，”思想协会”不包含科尚说的有关民主政体方面的内容，它所呈 现的是成员的松散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集体作战的 "团队精神”(ESPRITDUCORPS)。 一九一九年三月，法国发表了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世界多个国家的知识分子 代表人物共同签名的《精神独立宣言》。他们对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想的权利和 能力，屈服于武力，为了政治、党派、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参加罪恶的战争，作 出严正的批判。这个宣言被译成中文，于年底和《新青年杂志宣言》一同发表， 表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强烈的集团意识和独立自治的精神。他们高扬现代理性批判 的旗帜，努力通过由他们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思想文化革命，促使”党派运动”向” 社会运动"转化。在运动中，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体认同感。早在章太炎因反 对袁世凯被囚的时候，他的学生，一群出色的知识者多次探访他。为此，北大文 科学长朱希祖辞职以示抗议，黄侃拒绝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为了抗议袁世凯 坚持帝制，马叙伦辞去教职，胡仁源也递交了辞呈。在蔡元培愤于北洋军阀的政 治压力而辞职赴津时，北京学校的许多校长教授也都纷纷辞职，以此要胁政府， 明显支持蔡元培。当陈独秀被释出狱，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以此为专题， 在《新青年》杂志集中刊发了一组白话诗，包括陈独秀的答诗，以示庆祝之意， 并抗议权威。这种一致抗议的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 但是，作为”思想协会”，中国的五四成员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幻 觉而放弃个人的自由意志。德国学者迈纳克在论述历史时，有一段话，用来概括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方面应当是恰当的。他说：”震撼世界的划时代事件，总 的倾向或思想，以及活跃的人物都前后呼应，呵成一气，形成一个单一的和强大 的过程。这种过程由于构成它的个人动机的充实内容，也就排除了一切概念化的 抽象形式，然而却使我们都懂得，它是一个仍然具有个性联合体的、无穷无尽的 丰富的生命潮流。”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比较，被胡适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 动不曾像它那样恢复往昔的光辉，从晚清以来累积的情感和理性的危机中，运动 的先驱者发现，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继承和营救的东西。 他们也不像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没有那种由基督教培养的坚定的信仰，和活 在希腊传统中的健全的理性：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康德，都是本质上的西方 人。而他们，只是一批西方化的人，只能从遥远的异邦习得和植入所有一切，以 代替传统陈腐的宇宙观，和诸多大而无当或者繁琐无用的教条。丛文艺复兴到宗 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思想传统在西方是自然演进的：而在中国，各种思想观念的 引进和确立，都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正因为他们对于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自 我意识，所以会那般无情地抛弃旧传统，虽然挽救中国的民族情结是那般牢固。 这种矛盾而又决绝的二元态度，同时反映在同西方的关系上面。他们丛民族的创 痛中，埋下被殖民的耻辱和仇恨，但是他们并不像高倡”反帝防修"的后来者那样
他们的报刊，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 更是精神性的团体；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 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 时使用的概念："思想协会"。什么叫"思想协会"呢?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并 非组织严密的存在实体，因此它不牵涉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这些成员只是与观 念有关。在这里，"思想协会"不包含科尚说的有关民主政体方面的内容，它所呈 现的是成员的松散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集体作战的 "团队精神"(ESPRITDUCORPS)。 一九一九年三月，法国发表了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世界多个国家的知识分子 代表人物共同签名的《精神独立宣言》。他们对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想的权利和 能力，屈服于武力，为了政治、党派、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参加罪恶的战争，作 出严正的批判。这个宣言被译成中文，于年底和《新青年杂志宣言》一同发表， 表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强烈的集团意识和独立自治的精神。他们高扬现代理性批判 的旗帜，努力通过由他们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思想文化革命，促使"党派运动"向" 社会运动"转化。在运动中，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团体认同感。早在章太炎因反 对袁世凯被囚的时候，他的学生，一群出色的知识者多次探访他。为此，北大文 科学长朱希祖辞职以示抗议，黄侃拒绝接受袁世凯的金钱收买；为了抗议袁世凯 坚持帝制，马叙伦辞去教职，胡仁源也递交了辞呈。在蔡元培愤于北洋军阀的政 治压力而辞职赴津时，北京学校的许多校长教授也都纷纷辞职，以此要胁政府， 明显支持蔡元培。当陈独秀被释出狱，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以此为专题， 在《新青年》杂志集中刊发了一组白话诗，包括陈独秀的答诗，以示庆祝之意， 并抗议权威。这种一致抗议的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 但是，作为"思想协会"，中国的五四成员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幻 觉而放弃个人的自由意志。德国学者迈纳克在论述历史时，有一段话，用来概括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方面应当是恰当的。他说："震撼世界的划时代事件，总 的倾向或思想，以及活跃的人物都前后呼应，呵成一气，形成一个单一的和强大 的过程。这种过程由于构成它的个人动机的充实内容，也就排除了一切概念化的 抽象形式，然而却使我们都懂得，它是一个仍然具有个性联合体的、无穷无尽的 丰富的生命潮流。"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比较，被胡适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 动不曾像它那样恢复往昔的光辉，从晚清以来累积的情感和理性的危机中，运动 的先驱者发现，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继承和营救的东西。 他们也不像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没有那种由基督教培养的坚定的信仰，和活 在希腊传统中的健全的理性；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康德，都是本质上的西方 人。而他们，只是一批西方化的人，只能从遥远的异邦习得和植入所有一切，以 代替传统陈腐的宇宙观，和诸多大而无当或者繁琐无用的教条。从文艺复兴到宗 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思想传统在西方是自然演进的；而在中国，各种思想观念的 引进和确立，都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正因为他们对于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自 我意识，所以会那般无情地抛弃旧传统，虽然挽救中国的民族情结是那般牢固。 这种矛盾而又决绝的二元态度，同时反映在同西方的关系上面。他们从民族的创 痛中，埋下被殖民的耻辱和仇恨，但是他们并不像高倡"反帝防修"的后来者那样
拒绝西方文明，而是以士分令人钦佩的”拿来主义”的眼光和气魄，从西方列强那 里获取有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五四时期，已经不复是器物和技术之类：它们 扩大到了文化领域，其中包括丛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制度，以及风俗习惯各 个方面。现代性需要整体的革命。”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一”现代化”一词直 到四十年代才开始进入中国，所谓“西化”，其实就是现代化-一是革命的两面。 在改革者看来，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和民主，于是在《新青年》那里也就有了 拥护”赛先生”和”德先生”的说法。在这里，科学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至于 对民主的阐释，则往往同人权问题有关。所谓人权，在《新青年》刊发的大量文 字中，其意义蕴涵了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思想自由，即对于个体价值的张扬。 被哈贝马斯当作现代化方案的标志的”主体的自由"的实现，贯穿在五四一代所理 解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上面。这就是”人的发现”。由于政权的衰败，在”共和” 旗帜下的国民不成其国民，惟是新的奴隶而已。这样，五四时期所要求的自由和 民主权利，开始就落在”人类”上面，而没有局限在”公民”那里。这是带根本性的， 具有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五四的功绩，要而言之，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 行价值观念的更新：它唤起人的自由意识，并使之建立在为人类历史实践所确立 的普遍价值的公理之上。 我们为什么称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呢？雅斯贝斯说："所谓' 新'，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历史第一次正在变成世界范围的，以现代交流赋予 地球的统一性来衡量先前的全部历史都只是局部历史的一种单纯的集合体。”大 独裁者袁世凯试图以"特殊国情"为隘口，阻挡中国西方化-现代化进程，而自信” 一去当关，万夫莫开”，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五四之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 个集团，可以拒不接受西方的观念、思想、主义、文化制度、生活方式而能长久 固守，只是所接受者分属于西方不同的部分而已。 整个五四时期处于一种创造性的振荡之中。这是在社会的被控层次发起的振 荡，由于新奇性的层次彼此沟通而不断扩大的整体性振荡，控制等级结构的松弛 和崩解在加速进行。这个解体的结构，其主要部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历代专制 政权不断更迭而所以又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根本所在。面对如此古老的庞然大物， 五四一代惟以一种“新态度"去对待它。胡适称作"评判的态度”，蒋梦麟称作"进 化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惯称的批判的立场。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而 猛烈的批判，给黑暗沉沉的中国开辟了一个大动荡、大破坏而又充满蓬勃生气的 奇异的黎明。对于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导者之一胡适作了这样的描述：”整个 运动，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推翻 一切，要尝试，要判断：要批评，要怀疑，根据新标准去评价旧事物。在这价值 重估的过程中，任何事物，不论怎样高贵，也不论怎样低贱，都应重新估价。婚 烟、同居、守寡、就学、基督教-一没有一样神圣得可以不接受人们批评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怀疑、批评、反抗的时代。” 民族文化传统本身是一个复合整体，所谓”全面反传统”并非全盘否定其中包 括富有活力的某些成分，这只是一种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说法罢了，其实它强 调反对的是传统中的主体部分，正统部分，也称”实质性传统”。新文化运动中有 两个突出的波峰：一个是”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一个是”打倒 孔家店”，铲除封建纲常。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权威主义，偶像崇拜，确实是
拒绝西方文明，而是以十分令人钦佩的"拿来主义"的眼光和气魄，从西方列强那 里获取有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五四时期，已经不复是器物和技术之类；它们 扩大到了文化领域，其中包括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制度，以及风俗习惯各 个方面。现代性需要整体的革命。"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现代化"一词直 到四十年代才开始进入中国，所谓“西化"，其实就是现代化--是革命的两面。 在改革者看来，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和民主，于是在《新青年》那里也就有了 拥护"赛先生"和"德先生"的说法。在这里，科学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至于 对民主的阐释，则往往同人权问题有关。所谓人权，在《新青年》刊发的大量文 字中，其意义蕴涵了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思想自由，即对于个体价值的张扬。 被哈贝马斯当作现代化方案的标志的"主体的自由"的实现，贯穿在五四一代所理 解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上面。这就是"人的发现"。由于政权的衰败，在"共和" 旗帜下的国民不成其国民，惟是新的奴隶而已。这样，五四时期所要求的自由和 民主权利，开始就落在"人类"上面，而没有局限在"公民"那里。这是带根本性的， 具有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五四的功绩，要而言之，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 行价值观念的更新；它唤起人的自由意识，并使之建立在为人类历史实践所确立 的普遍价值的公理之上。 我们为什么称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呢?雅斯贝斯说："所谓' 新'，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历史第一次正在变成世界范围的，以现代交流赋予 地球的统一性来衡量先前的全部历史都只是局部历史的一种单纯的集合体。"大 独裁者袁世凯试图以"特殊国情"为隘口，阻挡中国西方化-现代化进程，而自信"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五四之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 个集团，可以拒不接受西方的观念、思想、主义、文化制度、生活方式而能长久 固守，只是所接受者分属于西方不同的部分而已。 整个五四时期处于一种创造性的振荡之中。这是在社会的被控层次发起的振 荡，由于新奇性的层次彼此沟通而不断扩大的整体性振荡，控制等级结构的松弛 和崩解在加速进行。这个解体的结构，其主要部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历代专制 政权不断更迭而所以又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根本所在。面对如此古老的庞然大物， 五四一代惟以一种"新态度"去对待它。胡适称作"评判的态度"，蒋梦麟称作"进 化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我们所惯称的批判的立场。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而 猛烈的批判，给黑暗沉沉的中国开辟了一个大动荡、大破坏而又充满蓬勃生气的 奇异的黎明。对于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导者之一胡适作了这样的描述："整个 运动，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推翻 一切，要尝试，要判断；要批评，要怀疑，根据新标准去评价旧事物。在这价值 重估的过程中，任何事物，不论怎样高贵，也不论怎样低贱，都应重新估价。婚 姻、同居、守寡、就学、基督教--没有一样神圣得可以不接受人们批评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怀疑、批评、反抗的时代。" 民族文化传统本身是一个复合整体，所谓"全面反传统"并非全盘否定其中包 括富有活力的某些成分，这只是一种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说法罢了，其实它强 调反对的是传统中的主体部分，正统部分，也称"实质性传统"。新文化运动中有 两个突出的波峰：一个是"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一个是"打倒 孔家店"，铲除封建纲常。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权威主义，偶像崇拜，确实是
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对于提倡白话文学，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态度士分坚决： ”必不容反对者有过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 正也。"对于孔教，他认为”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但是居然把尊孔之文 写进宪法，以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为宗教，其结果必然是“敷衍民贼”，” 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因此必须加以破除。知识者纷纷起而批判旧文学和旧道德， 率先尝试制作白话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灵魂，《新青年》于一九一五 年正式改用白话刊行。在它的号召和影响之下，至一九一九年全国已有四百种以 上报刊采用白话：一九二O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中小学使用白话语文教材， 青少年可以呼吸到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鲜空气了。但是，斗争的道路不是平坦的。 运动的先驱者在行动之前，并没有绘制出一张周详的地图和日程表：它们也不曾 充分考虑到，当他们向意识形态霸权挑战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抵抗。”新旧思 潮之激战”，与其说像一场布置停当的阵地战，毋宁说是"遭遇战"更适合些。但 是，这批人物毕竞是英雄主义的一代，他们惟以坚强的胆魄，决斗的意志和团结 的力量，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丛林纾到吴宓，丛杜亚泉到梁启超和梁漱溟，他们 对新文学新道德的攻击也并非完全出于”学理”，不少时候仍然像”激进派”一样感 情用事。政府历来是喜欢保守主义者而憎恶激进分子的。当时，即有官员动员安 福系控制的国会，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并且要求教育部解聘陈独秀、胡适、 钱玄同等激进的教授。在保守派的压力下，陈独秀被迫辞去文科学长的职务，一 些地方也曾一度禁止政府和学校购买和阅读批评旧文学和旧道德的书刊。有学者 认为，如果不是适时地发生了”五四事件”，北京大学及其他大学的新思想运动， 将会受到政府的严厉的镇压。正如胡适后来回顾五四时反诘的那样："我们都是 私人、个人，都没有钱，也没有权，也没有力量，我们怎么可以提倡一种东西。 ”革新者所依凭的仅仅是”真理”。在西方，真理一词仅含纯粹的认识论的内容， 而在俄国知识分子及中国辛玄一五四的一代中，则包含了一定的社会道德内容， 被视为带有社会变革指向的客观实在的理论依据。在斗争中，第一是针锋相对， 比如保守派极力赞美"国粹”，吴稚晖就称科学为人类的”公粹”。第二是极端的， 偏激的，反中庸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最突出的例子是钱玄同的”废灭汉文“的主张， 他认为：二千年来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多属孔学道教之类，内容无不荒谬有害，中 国文字纯属"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运用于二士 世纪之新时代。”中国之救亡，”必以废孔子，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孔门 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其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主张以世界语取代汉文， 并以新体白话国文与西文并用作为过渡。陈独秀也认为废汉文是进化公例，进而 主张一并废除中国语言，但以先废汉文、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写为过渡。这 里除去乌托邦的性质不说，光是这种主张本身，实施起来就足够消灭一切古旧的 经典。他的威慑作用，大约正如鲁迅的关于"开天窗”的比方：你要开窗子，主人 不肯：你说是要把屋顶给掀掉，天窗就开成了。这是弱势者的方法，被迫使用的 方法，也许是惟一有效的方法。”与其…不如…”的句式，是一种别无选择的 句式，比如鲁迅说的：”与其崇拜孔子和关公，不如崇拜达尔文和易卜生，与其 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0。"这种句法，所以流行于五四时代 不是偶然的。对于这种看似矫枉过正的"过激主义”，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 表示说：假如要摆脱我们头上肩上背上抱着的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必有感情的 策动与过分的批评：”但激流之下，纵有旋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丛长看来，仍 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法国历史学家傅瑞在其名著《反思法国大革命》中指 出，"法国大革命中有一种与形势有关，但又不由形势决定的新型的历史实践和
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对于提倡白话文学，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态度十分坚决： "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 正也。"对于孔教，他认为"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但是居然把尊孔之文 写进宪法，以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为宗教，其结果必然是"敷衍民贼"，" 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因此必须加以破除。知识者纷纷起而批判旧文学和旧道德， 率先尝试制作白话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灵魂，《新青年》于一九一五 年正式改用白话刊行。在它的号召和影响之下，至一九一九年全国已有四百种以 上报刊采用白话；一九二○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中小学使用白话语文教材， 青少年可以呼吸到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鲜空气了。但是，斗争的道路不是平坦的。 运动的先驱者在行动之前，并没有绘制出一张周详的地图和日程表；它们也不曾 充分考虑到，当他们向意识形态霸权挑战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抵抗。"新旧思 潮之激战"，与其说像一场布置停当的阵地战，毋宁说是"遭遇战"更适合些。但 是，这批人物毕竟是英雄主义的一代，他们惟以坚强的胆魄，决斗的意志和团结 的力量，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从林纾到吴宓，从杜亚泉到梁启超和梁漱溟，他们 对新文学新道德的攻击也并非完全出于"学理"，不少时候仍然像"激进派"一样感 情用事。政府历来是喜欢保守主义者而憎恶激进分子的。当时，即有官员动员安 福系控制的国会，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并且要求教育部解聘陈独秀、胡适、 钱玄同等激进的教授。在保守派的压力下，陈独秀被迫辞去文科学长的职务，一 些地方也曾一度禁止政府和学校购买和阅读批评旧文学和旧道德的书刊。有学者 认为，如果不是适时地发生了"五四事件"，北京大学及其他大学的新思想运动， 将会受到政府的严厉的镇压。正如胡适后来回顾五四时反诘的那样："我们都是 私人、个人，都没有钱，也没有权，也没有力量，我们怎么可以提倡一种东西。 "革新者所依凭的仅仅是"真理"。在西方，真理一词仅含纯粹的认识论的内容， 而在俄国知识分子及中国辛亥--五四的一代中，则包含了一定的社会道德内容， 被视为带有社会变革指向的客观实在的理论依据。在斗争中，第一是针锋相对， 比如保守派极力赞美"国粹"，吴稚晖就称科学为人类的"公粹"。第二是极端的， 偏激的，反中庸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最突出的例子是钱玄同的"废灭汉文"的主张， 他认为：二千年来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多属孔学道教之类，内容无不荒谬有害，中 国文字纯属"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运用于二十 世纪之新时代。"中国之救亡，"必以废孔子，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孔门 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其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主张以世界语取代汉文， 并以新体白话国文与西文并用作为过渡。陈独秀也认为废汉文是进化公例，进而 主张一并废除中国语言，但以先废汉文、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写为过渡。这 里除去乌托邦的性质不说，光是这种主张本身，实施起来就足够消灭一切古旧的 经典。他的威慑作用，大约正如鲁迅的关于"开天窗"的比方：你要开窗子，主人 不肯；你说是要把屋顶给掀掉，天窗就开成了。这是弱势者的方法，被迫使用的 方法，也许是惟一有效的方法。"与其……不如……"的句式，是一种别无选择的 句式，比如鲁迅说的："与其崇拜孔子和关公，不如崇拜达尔文和易卜生，与其 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 APOLLO。"这种句法，所以流行于五四时代 不是偶然的。对于这种看似矫枉过正的"过激主义"，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 表示说：假如要摆脱我们头上肩上背上抱着的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必有感情的 策动与过分的批评;"但激流之下，纵有旋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看来，仍 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法国历史学家傅瑞在其名著《反思法国大革命》中指 出，"法国大革命中有一种与形势有关，但又不由形势决定的新型的历史实践和
意识。”他认为，必须对此进行清理，才能对大革命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激进分子， 一元论者。连胡适，也都”拼命走极端”。但是，五四是一条大河，支流众多。由 于来自不同的源头和经历不同的地带，它们便各各以不同的流向与流速，互相融 汇，互相冲突，推动着左右着运动的发展。 运动的领袖和中坚分子是一批归国的留学生。清朝末年，从西方归来的学生 基本上不参与当时的改革运动，五四的情形就颇不相同了。这时，大部分留学生 都是在日本、美国和法国学习的，这三个不安分的国家，以它们各自独特的历史， 启发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反思中国的问题。这三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显示 了他们的思想差异。留美学生大抵重视文化教育问题，留日和留法的学生则更多 地关注军事和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留日学生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影响：留法学生或受法国社会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于民主、乌托邦社 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他们中间甚至明显地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风味：至于留 美学生，则比较一致地接受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不同的思 想渊源和知识结构，埋下了五四后期大分化的伏线，甚至对此后的中国现代化的 进程，也都产生着潜在的影响。五四冰河解冻，众声喧哗。不同的问题，不同的 主义，甚至主义中仍然有主义。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 胡适则是渐进主义的自由主义：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梁漱 溟则是保守传统主义。这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也都存在 着不同的派别，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个人主义，或者主张互助，或 者主张暗杀，主张可以很不同。新文化运动是精神解放的运动。运动是多元主义 的，相对主义的，反体系化反制度化的。借用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 盾》中的说法，五四时期应当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领域，以其轴心 原则-一”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一支配社会的时期。发生在这一时期中的许多大大 小小的论战，无论发生在革新派内部或是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都是没有结论 而只有探过的。东西新旧文化之争，“解放"与”自由”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运动就是一切，怀疑就是一切， 争论就是一切。一九二二年，北京出现反宗教运动。由于教会学校当局禁止学生 参加罢课及其它社会活动，引发多起冲突事件，一些国际基督教组织决定四月份 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针对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 者李石曾等提前发起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其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 陈独秀，是加盟并予以积极支持的。陈独秀的行动，立即遭到周作人等五教授的 攻击，接着钱玄同等也发表宣言，极力反对大同盟运动以群众压力于涉和威胁个 人思想信仰的自由。周作人一再声言，说陈独秀的态度予人以恐怖感和压迫感。 陈独秀公开致函作答，强调基督教的反科学性质，以及基督教育有“强有力的后 盾”，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基督教是强者，于是提出：”"请尊重 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周作人则答辩道：“承 认这些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对于个人 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他强调说，”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 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王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压迫。”无论是政党或是多数，因为 没有”组织”的存在，人际关系变得天然的民主，所以，周作人等少数派也就仍然 能够自由地发出，而且确实留下了异议的声音
意识。"他认为，必须对此进行清理，才能对大革命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激进分子， 一元论者。连胡适，也都"拼命走极端"。但是，五四是一条大河，支流众多。由 于来自不同的源头和经历不同的地带，它们便各各以不同的流向与流速，互相融 汇，互相冲突，推动着左右着运动的发展。 运动的领袖和中坚分子是一批归国的留学生。清朝末年，从西方归来的学生 基本上不参与当时的改革运动，五四的情形就颇不相同了。这时，大部分留学生 都是在日本、美国和法国学习的，这三个不安分的国家，以它们各自独特的历史， 启发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反思中国的问题。这三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显示 了他们的思想差异。留美学生大抵重视文化教育问题，留日和留法的学生则更多 地关注军事和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留日学生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影响；留法学生或受法国社会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于民主、乌托邦社 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他们中间甚至明显地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风味；至于留 美学生，则比较一致地接受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不同的思 想渊源和知识结构，埋下了五四后期大分化的伏线，甚至对此后的中国现代化的 进程，也都产生着潜在的影响。五四冰河解冻，众声喧哗。不同的问题，不同的 主义，甚至主义中仍然有主义。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 胡适则是渐进主义的自由主义；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梁漱 溟则是保守传统主义。这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也都存在 着不同的派别，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个人主义，或者主张互助，或 者主张暗杀，主张可以很不同。新文化运动是精神解放的运动。运动是多元主义 的，相对主义的，反体系化反制度化的。借用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 盾》中的说法，五四时期应当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领域，以其轴心 原则--"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支配社会的时期。发生在这一时期中的许多大大 小小的论战，无论发生在革新派内部或是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都是没有结论 而只有探讨的。东西新旧文化之争，"解放"与"自由"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运动就是一切，怀疑就是一切， 争论就是一切。一九二二年，北京出现反宗教运动。由于教会学校当局禁止学生 参加罢课及其它社会活动，引发多起冲突事件，一些国际基督教组织决定四月份 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针对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 者李石曾等提前发起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其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 陈独秀，是加盟并予以积极支持的。陈独秀的行动，立即遭到周作人等五教授的 攻击，接着钱玄同等也发表宣言，极力反对大同盟运动以群众压力干涉和威胁个 人思想信仰的自由。周作人一再声言，说陈独秀的态度予人以恐怖感和压迫感。 陈独秀公开致函作答，强调基督教的反科学性质，以及基督教育有"强有力的后 盾"，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基督教是强者，于是提出："请尊重 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周作人则答辩道："承 认这些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对于个人 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他强调说，"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 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压迫。"无论是政党或是多数，因为 没有"组织"的存在，人际关系变得天然的民主，所以，周作人等少数派也就仍然 能够自由地发出，而且确实留下了异议的声音
这就是五四的宽容。 宽容，是只能在可能自主的环境下发生的。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如果作为价 值判断，作为一种主观态度，宽容也是只能对权力和权威而言的。可是，五四的 时候没有偶像，没有权威，没有”霸权话语”。张东荪对宽容有一个认识，说得很 好：”有势均力敌之对抗，然后始能有容。”强势者对弱势者喋喋什么宽容呢？如 果对强势者实际上造成的压迫不予限制，还说什么宽容呢？如果不能容忍抗议、 对抗和冲突，还叫什么宽容呢？在许多时候，所谓宽容是虚假的，而冲突才是社 会的生命之所在。五四的魅力，在于各种主义和思想的毫不设防，没有局限的冲 突和斗争，而不是高度一致。五四是伟大的异构体。 知识者往往是空谈家，饶舌者：他们获得知识，只是作为一种专业技术，或 是作为通常的有文化的标志，而不是为了社会和人生的应用。五四一代不同，他 们是理想主义者，周作人说北大学风"迂阔”，“明其道不计其功”，指的就是对理 想价值的追求：但是，却并不作启示录式的布道：他们对知识、科学和各种思想 的渴望，全出于变革的热情的驱遣。在本质上说，他们是实践家，是蒙田形容宗 教改革说的那样，是把“超天思想和入地行为”结合到一起的人们。在五四初期， 最流行的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原则。陈独秀分析东西方文化时指出，东方注 重形式，西方注重实际，因此积极提倡采用实用主义作为中国的教育原则。许多 著名的知识者，如高一涵等也宣传功利主义，钱玄同则公开宣布说：”我始终是 一个功利主义者。”五四期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来华，在知识 分子群中，进一步扩大了人文主义-一实用主义的影响。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尼 采、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一人道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和美国的 实用主义的融合，共同构成了新的价值原则，犹如初露的朝暾，照亮展开在广大 青年知识者脚下的茫茫前路。 陈独秀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关于直接 行动，他的解释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 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看得出来，这里有卢梭的思想和法 国大革命的”直接民主"的影响。首创”五四运动”一词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 五四精神的总结也提到牺牲精神，其具体描述为”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 相斗”。鲁迅是社会革命实践的积极鼓吹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曾这样两 次提到”青年的使命”，其一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 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再是说："扫荡这个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世纪末的学者鄙夷世纪初的战士，说是只有破坏没有建 设的，其实，一自发出反叛的第一声战叫，他们就在一面前进，一面开拓和创造。 这些先行者，他们始终以宏放的眼光注视着未来：但无论新梦如何辉煌，都不会 离开时代问题，停止当下的战斗。要扫荡的旧物太庞大太沉重了。然而，即便在 那般恶劣的环境，大批的青年知识者，依然怀着奔赴的热情，创造他们的新生活。 他们组织工读互助团，广泛开展大众教育计划，比如组织进演，进座，散发自行 印制的材料和普及杂志，为工人和穷人的孩子开办夜校，创办免费普及学校等等， 在全国掀起一场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的活动的热潮。北大有一个名为”平民教育 进演团”"的团体，创办于一九一九年，在艰困动荡中竞然坚持到了一九二三年
这就是五四的宽容。 宽容，是只能在可能自主的环境下发生的。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如果作为价 值判断，作为一种主观态度，宽容也是只能对权力和权威而言的。可是，五四的 时候没有偶像，没有权威，没有"霸权话语"。张东荪对宽容有一个认识，说得很 好："有势均力敌之对抗，然后始能有容。"强势者对弱势者喋喋什么宽容呢?如 果对强势者实际上造成的压迫不予限制，还说什么宽容呢?如果不能容忍抗议、 对抗和冲突，还叫什么宽容呢?在许多时候，所谓宽容是虚假的，而冲突才是社 会的生命之所在。五四的魅力，在于各种主义和思想的毫不设防，没有局限的冲 突和斗争，而不是高度一致。五四是伟大的异构体。 知识者往往是空谈家，饶舌者；他们获得知识，只是作为一种专业技术，或 是作为通常的有文化的标志，而不是为了社会和人生的应用。五四一代不同，他 们是理想主义者，周作人说北大学风"迂阔"，"明其道不计其功"，指的就是对理 想价值的追求；但是，却并不作启示录式的布道；他们对知识、科学和各种思想 的渴望，全出于变革的热情的驱遣。在本质上说，他们是实践家，是蒙田形容宗 教改革说的那样，是把"超天思想和入地行为"结合到一起的人们。在五四初期， 最流行的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原则。陈独秀分析东西方文化时指出，东方注 重形式，西方注重实际，因此积极提倡采用实用主义作为中国的教育原则。许多 著名的知识者，如高一涵等也宣传功利主义，钱玄同则公开宣布说："我始终是 一个功利主义者。"五四期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来华，在知识 分子群中，进一步扩大了人文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尼 采、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人道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和美国的 实用主义的融合，共同构成了新的价值原则，犹如初露的朝暾，照亮展开在广大 青年知识者脚下的茫茫前路。 陈独秀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关于直接 行动，他的解释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 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看得出来，这里有卢梭的思想和法 国大革命的"直接民主"的影响。首创"五四运动"一词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 五四精神的总结也提到牺牲精神，其具体描述为"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 相斗"。鲁迅是社会革命实践的积极鼓吹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曾这样两 次提到"青年的使命"，其一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 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再是说："扫荡这个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世纪末的学者鄙夷世纪初的战士，说是只有破坏没有建 设的，其实，一自发出反叛的第一声战叫，他们就在一面前进，一面开拓和创造。 这些先行者，他们始终以宏放的眼光注视着未来；但无论新梦如何辉煌，都不会 离开时代问题，停止当下的战斗。要扫荡的旧物太庞大太沉重了。然而，即便在 那般恶劣的环境，大批的青年知识者，依然怀着奔赴的热情，创造他们的新生活。 他们组织工读互助团，广泛开展大众教育计划，比如组织讲演，讲座，散发自行 印制的材料和普及杂志，为工人和穷人的孩子开办夜校，创办免费普及学校等等， 在全国掀起一场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的活动的热潮。北大有一个名为"平民教育 讲演团"的团体，创办于一九一九年，在艰困动荡中竟然坚持到了一九二三年
为了社会改造，他们是怎样耗费着青春的生命！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 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警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难道你会觉 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语词吗？何况，他们还不仅仅是乌托邦主义者！现在的犬儒， 居然有勇气讥笑五四是一个没有建设的时代，-一世界上有什么创造比精神创造更 富有价值呢？有什么建设比人格的建设更为重要呢？ 周作人为新文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人的文学”。许多作家，包括鲁迅在 内，也都如此概括自己的写作基调：”为人生”。这是普通人的人生，既属大众， 也属个人。五四关于个性解放的宣传，同”民主”"和"科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带 有革命的意义。此前，中国人什么时候曾经争得独立的人格？虽然不能说五四的 人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但是，至少先觉的知识者，已经能够 使自己从权力的阴影和群体的包围中脱离出来，而有了自己的选择了。胡风把五 四精神引伸为”平凡的战斗主义”，”平凡”"就是人生的，实际的，经验的：正如他 所说，这里有着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真的凝视”。五四的人文主义，首先是集 问题的焦点于现代人的生存，以此出发，作为对西方理念，传统文化，社会问题 和学术问题的评判的基点。在对”国粹家”的批判中，鲁迅写道：”问题不是我们 能否保存国粹，而是国粹能否保存我们。"的确，”保存我们”是第一义。所以， 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且时，鲁迅的答复是"”我以为要少一或者 竞不-一看中国书”，等于交了”白卷”。他附带说明了理由：”我看中国书时，总觉 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他要的就是这”实人生”。他说不要”鸟导师”， 要”韧”，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要”个人的自大"而不要”合群的自大”、”爱 国的自大”，就是因为这”实人生”。他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娜拉走后怎 样”，也都因为这”实人生”。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且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在，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荀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 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 全都踏倒他。"其实，他一生的著述，都在重复着这段话。对于他，以及他的同 时代人，重要的惟是”实人生”。 在运动的盛期，胡适打从旁门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去了。这是一支不和 谐的插曲。为此，颇为革命派所诟病，认为是对中国青年的误导，转移了学习当 代科学的注意力。对胡适来说，却并不认为有违运动的精神。他把”重新估定一 切价值"的评判态度引入国故研究，提倡疑古主义：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搞出个 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除了撰写像《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自称为"开风气的 作品”以外，他还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研究神会和尚，改写禅宗史， 校勘整理，恢复名誉，把它们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的确， 其中是包含了运用西方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尝试在内的。这样具有开拓性的 学术事件，当大有益于混沌荒芜的中国学术界。但是，学术实践毕竞不能算作完 整的社会实践。至于它在整个社会改造中间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知识分子应当在 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革命？其”专业性”和”业余性“的关系到底如何？胡适遭逢的 革命-一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不过，胡适 本人对此是有过反思的。他认为其中有”教条主义“的危险倾向，后来还告诚青年 说：”这条故纸路是死路。”"综其一生，无论为著作家，为教育家，为政府官员， 都无法摆脱人生的意义的纠缠，因为这是同他所曾经参与领导的运动连在一起 的
为了社会改造，他们是怎样耗费着青春的生命!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 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难道你会觉 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语词吗?何况，他们还不仅仅是乌托邦主义者!现在的犬儒， 居然有勇气讥笑五四是一个没有建设的时代，--世界上有什么创造比精神创造更 富有价值呢?有什么建设比人格的建设更为重要呢? 周作人为新文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人的文学"。许多作家，包括鲁迅在 内，也都如此概括自己的写作基调："为人生"。这是普通人的人生，既属大众， 也属个人。五四关于个性解放的宣传，同"民主"和"科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带 有革命的意义。此前，中国人什么时候曾经争得独立的人格?虽然不能说五四的 人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但是，至少先觉的知识者，已经能够 使自己从权力的阴影和群体的包围中脱离出来，而有了自己的选择了。胡风把五 四精神引伸为"平凡的战斗主义"，"平凡"就是人生的，实际的，经验的；正如他 所说，这里有着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真的凝视"。五四的人文主义，首先是集 问题的焦点于现代人的生存，以此出发，作为对西方理念，传统文化，社会问题 和学术问题的评判的基点。在对"国粹家"的批判中，鲁迅写道："问题不是我们 能否保存国粹，而是国粹能否保存我们。"的确，"保存我们"是第一义。所以， 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目时，鲁迅的答复是"我以为要少--或者 竟不--看中国书",等于交了"白卷"。他附带说明了理由："我看中国书时，总觉 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他要的就是这"实人生"。他说不要"鸟导师"， 要"韧"，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要"个人的自大"而不要"合群的自大"、"爱 国的自大"，就是因为这"实人生"。他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娜拉走后怎 样"，也都因为这"实人生"。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 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 全都踏倒他。"其实，他一生的著述，都在重复着这段话。对于他，以及他的同 时代人，重要的惟是"实人生"。 在运动的盛期，胡适打从旁门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去了。这是一支不和 谐的插曲。为此，颇为革命派所诟病，认为是对中国青年的误导，转移了学习当 代科学的注意力。对胡适来说，却并不认为有违运动的精神。他把"重新估定一 切价值"的评判态度引入国故研究，提倡疑古主义；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搞出个 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除了撰写像《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自称为"开风气的 作品"以外，他还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研究神会和尚，改写禅宗史， 校勘整理，恢复名誉，把它们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的确， 其中是包含了运用西方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尝试在内的。这样具有开拓性的 学术事件，当大有益于混沌荒芜的中国学术界。但是，学术实践毕竟不能算作完 整的社会实践。至于它在整个社会改造中间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知识分子应当在 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革命?其"专业性"和"业余性"的关系到底如何?胡适遭逢的 革命--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不过，胡适 本人对此是有过反思的。他认为其中有"教条主义"的危险倾向，后来还告诫青年 说："这条故纸路是死路。"综其一生，无论为著作家，为教育家，为政府官员， 都无法摆脱人生的意义的纠缠，因为这是同他所曾经参与领导的运动连在一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