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从战略的高度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问题,才使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的谈判 对手得以言和。为了统一对WTO谈判进行研究和作出决策,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国务委 员吴仪为组长、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WTO工作小组。 那么,为什么会谈得这么细、这么苦、这么久?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代表团团长龙永图坦率地说,谈了15年,我们在原则 问题上坚持了15年。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谈判过程之难,时 间之长,正说明我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谈判多打几个 回合,也为国内产业和企业争取了固本强体的缓冲期 面对一个又一个WTO成员,中方力争的焦点是什么?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说,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企业抗风险 能力日益增强,但总体上国内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与国外差距甚大,所以,谈判的核心, 就是市场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这是我们的底线。双边 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我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多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权利与 义务的平衡,具体内容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农业、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一系列 问题,而农业和服务业又是双方相持不下的难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入世 后9亿农民享有合理、平等的贸易待遇并保证其收入增长?服务业是发展现代化经济的 主动力,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额占其GDP的70%80%,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30%左 右,如何促使服务业在放开后能有一个稳妥有序的过渡期? 寸步不让的意志比拼,唇枪舌剑的讨价还价,15年来的每一场谈判,中方“从来不打 算减少一美元、从来没想少说一个字来求得妥协”。经过艰苦斗争,美欧等发达国家不 得不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方最终与所有WTO 成员就我国加入WTO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双边谈判 的结果是平衡的,符合WTO的规定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这样,第一,我国赢得了 过渡期和市场开放的主导权;第二,我国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作出了必要的灵活反 应;第三,迫使谈判对方在谈判中满足了我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国承诺给予我 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障条款(即在我国加入WTO后美 随时可与我方中断WIO关系的条款),同意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等。从长长的入 世谈判清单上也不难发现,中方代表为国内产业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和必要的保护手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谈判中承诺的只是一种市场准入机会,而非实际采购义务 如小麦,我国入世后第一年的关税配额量是730万吨,这个数字用的是我国1995年 1997年的平均进口量,实际是否进口和进口多少,要取决于我们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 和商业条件。还有,在某些服务领域承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一定范围的业务,但“允 许”不等于不要审批,不等于没有条件,不等于没有管理。比如对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 务包括设立分支机构等,必须要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批。再如同意每年允许进 口20部分账电影,不是一定要进口那么多,20部只是最高限。具体进口多少还要经过 审批,按照国内的法规审查影片内容。此外,还要看市场有无需求。关于在增值电信和 寻呼等行业的外资股份比例,我方同意在加入后2年允许外资比例可达到50%。这一股 比只是我们批准的最高限,而不是每个外资企业的外资比例都要达到50% 在多边谈判中,中方通过不懈努力,使多边谈判的最终结果与我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 则、与WTO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与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的承受能力相一致,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在不违背国际惯例的前提下 对我有利。如在农业扶持政策上,中方据理力争,直至今年6月才与WTO成员达成共 识,同意我补贴允许水平为8.5%。这一结果为我国政府今后增加扶持农业发展保留了席从战略的高度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问题，才使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的谈判 对手得以言和。为了统一对 WTO 谈判进行研究和作出决策，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国务委 员吴仪为组长、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 WTO 工作小组。 那么，为什么会谈得这么细、这么苦、这么久？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代表团团长龙永图坦率地说，谈了 15 年，我们在原则 问题上坚持了 15 年。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谈判过程之难，时 间之长，正说明我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谈判多打几个 回合，也为国内产业和企业争取了固本强体的缓冲期。 面对一个又一个 WTO 成员，中方力争的焦点是什么？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说，尽管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企业抗风险 能力日益增强，但总体上国内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与国外差距甚大，所以，谈判的核心， 就是市场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这是我们的底线。双边 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我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多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权利与 义务的平衡，具体内容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农业、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一系列 问题，而农业和服务业又是双方相持不下的难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入世 后 9 亿农民享有合理、平等的贸易待遇并保证其收入增长？服务业是发展现代化经济的 主动力，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额占其 GDP 的 70％—80％，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 30％左 右，如何促使服务业在放开后能有一个稳妥有序的过渡期？ 寸步不让的意志比拼，唇枪舌剑的讨价还价，15 年来的每一场谈判，中方“从来不打 算减少一美元、从来没想少说一个字来求得妥协”。经过艰苦斗争，美欧等发达国家不 得不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方最终与所有 WTO 成员就我国加入 WTO 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双边谈判 的结果是平衡的，符合 WTO 的规定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这样，第一，我国赢得了 过渡期和市场开放的主导权；第二，我国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作出了必要的灵活反 应；第三，迫使谈判对方在谈判中满足了我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国承诺给予我 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障条款（即在我国加入 WTO 后美 随时可与我方中断 WTO 关系的条款），同意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等。从长长的入 世谈判清单上也不难发现，中方代表为国内产业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和必要的保护手 段。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谈判中承诺的只是一种市场准入机会，而非实际采购义务。 如小麦，我国入世后第一年的关税配额量是 730 万吨，这个数字用的是我国 1995 年 —1997 年的平均进口量，实际是否进口和进口多少，要取决于我们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 和商业条件。还有，在某些服务领域承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一定范围的业务，但“允 许”不等于不要审批，不等于没有条件，不等于没有管理。比如对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 务包括设立分支机构等，必须要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批。再如同意每年允许进 口 20 部分账电影，不是一定要进口那么多，20 部只是最高限。具体进口多少还要经过 审批，按照国内的法规审查影片内容。此外，还要看市场有无需求。关于在增值电信和 寻呼等行业的外资股份比例，我方同意在加入后 2 年允许外资比例可达到 50％。这一股 比只是我们批准的最高限，而不是每个外资企业的外资比例都要达到 50％。 在多边谈判中，中方通过不懈努力，使多边谈判的最终结果与我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 则、与 WTO 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与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的承受能力相一致，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在不违背国际惯例的前提下 对我有利。如在农业扶持政策上，中方据理力争，直至今年 6 月才与 WTO 成员达成共 识，同意我补贴允许水平为 8．5％。这一结果为我国政府今后增加扶持农业发展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