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当情势需要时,我们承担的工作是自我反问的(reexⅳve),不是在短期内生效,更可能在长远看来有效,所 以在这样的时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初步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做出回答。我脑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通常是一个 被重担压倒的渺小的人,重担的重量远在其之上,存在的时间也比她悠久;同时她又要努力开拓-条通冋国际'舞台的道路, 在这个舞台上,只要随随便便地,别人就能听到她的声音;而这个重担就是“中国”。我有意选择了表示女性的代词,正如我说 过的,如果妇女" woman)和“妇女们 women只是表示妇女相对于男人的主导性的性交易( sexual transaction),这两个词就成了 毫无意义的范畴,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受到剥削、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状态通过其他途径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奇观 ( spectacle),在将知识当作商品的政治中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样的中国,与西方相比,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妇女”:它 是“他者”( Other),在它身上投射出不可思议的因素,冲破对文明的想象力的限制 “妇女”在其他国家 在这类事件中,永远受到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制约的中国妇女,事实上消失了;即使出现,其身份也不再是“妇女”,而是“中国 人”,这是我们从23岁的学生领袖柴玲身上获取的信息。中囯妇女的数字引发的问题( the issues that the figure of the chinese brings)、性别与性欲的问题及其与政治的纠缠,在这里因军事暴力的爆发而半途终止( intercept),并置于军事暴力的掌握 之中——尽管为了了解父权制的中国文化中的暴力根源,我们要深究的正是这些问题。中国传统强调和谐的秩序,却又始终如 地扼杀知识分子、学生和青年带给它的开放公开;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和这种传统之间的纽带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当开放到一定程度,解放之类的问题日渐普及时,就会开展诸如此类的镇压行动,导致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必须延迟,这种情况 意见反复出现。结果,正像其他家长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一样,为了更重要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事业,中国妇女必须 再地栖牲、推迟实现自己的需要和权利。作为中国社会中受到最深重剥削的一部分人,她们受到两方面的冷遇:政治危机发 生时,她们不再拥有妇女的身份;政治危机结束后,重建文化时,作为恢复秩序的协同努力的一部分,她们恢复了自己更加传 统的妻子、母亲角色 我认为,真正能够消除我们现在目睹的暴力行为的方式,是性( (sexuality)和社会性别 gender),以及它们对传统权威的基础构成 的挑战;这是因为要理解这种暴力,不能忽视中国人为父权制权力赋予的历史悠久的特权,这种权力的实施遍布于家庭、教育 渠道、民间以及军事管理中。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与我的开场白自相矛盾,是因为我们利用性、社会性别作为历史调查的范畴 产生的成效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这种成效来源于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物质富裕,身处北美知识界的我们享有这种稳定和富裕。因 此,我们进行的斗争虽然同时发生,却相去甚远。 返回到美囯,我们看到由社会性别和性研究向权威构成的挑战如何在汉学的领域遭到抵制,因为汉学的兴趣更加集中于保护中 国传统中万古常新的宝藏。汉学研究中的中国不是蛮夷之邦,而是风采绰约,在全世界的知识界受到高度推崇,它作为“他 者' the"Other”)满足了人们对具有异国情调的古老文明的渴望。或者说,中国也是这样一个他者,它在20世纪60年代—恰恰 是后来被揭示为文化大革命恐怖的高峰期——为西方左翼分子提供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希望。无 论是欣羡中国的专家,还是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者,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与西方有截然不同的差异( absolute differences这 种倾向含有对思想的压抑:如果像历史学家不厌其烦地指出的,现代东亚的历史是“西化”的历史;如果“西化不仅是一个“主 题”,而是现代亚洲人民日常生活的物质性,那么,又怎么能坚持理想主义者在东方"和西方”划清界限的做法?我们仍然能经 常遭遇这种界限。 我们不断听到的描述模式和批评模式有“这是中国式的ˆ、“这不是中囯式的”,说这种话的人有新闻工作者、商人和学术界的"中 国专家”。这些描述模式和批评模式以假定确定地知道究竟什么是“中囯式'的为基础,利用中囯式的概念狩传统权威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authority),从而排除任何源于某种文化传统的范畴本性中的不稳定性( exclude the fundamental instability of any hnic category)。因此,即使传统意义上的权威'的字面意义已经被误用,通过独裁主义压抑思想并不局限于中共政府令人侧目 的政策,尽管在这里政府将文化痛楚与文化崩溃的漫长过程公诸于世。我们必须铭记并谴责那些短期的残暴,但是,如果我们 把注意力从这种残暴上转移开,就会发现镇压政治是有关(理解)现代中国是“第三世界”一部分的综合问题,问题的根源不能 仅仅局限于一次事件 如果把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用金刚挣脱”( King Kong breaks loose)的范式( paradigm)解释,更近期的一部电影《迷雾中的猩猩》 orilllas in the mist,1988对于汉学和中国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颇具启迪意义的分析(4。在许多方面,《猩猩》与《金刚》正 好相反:在后者中我们看到他者"(oher)世界被刻画为落后原始,其条件导致金刚的死亡;而在前者,我们看得大猩猩本性善 良、温和,与为了利益猎杀它们的人类的残暴形成对比。幸好有 Dian Fossey这样的灵长目动物学家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从这部 电影结尾的字幕中我们得知这样的他者世界得到许可可以生存。在文明与蛮荒之间深思的,又是白人妇女,正是她的勇敢与 鲁莽创造”了这一个故事。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金刚的巨手抓住尖叫的安,而是黛安福西 Dian Fossey)这样的人物(西戈 尼韦弗 Sigourney Weaver饰回应自然的召唤,与大猩猩手牵手。被杀害的不是大猩猩,而是白人妇女。《金刚》的解构是对文 明的维护,《大猩猩》中的白人妇女在与文明的斗争中“仓促行事" go off the deep end),这场斗争以她自己的神秘死亡告终 在目前这种上下文中,我建议在重现《大猩猩》 用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论点所用的逻辑,虽然 这种逻辑有时显得一成不变、可以预言。东方主义的观点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白人的女动物学家,就像伟大的东方学者, 懂“土著人" native的语言,能够充满同情地和他们交谈、代表他们说话、介绍关于他们的情况。但是,在她这么做的时候,“土 著文化”也成为她的所有物,成为她与西方“家园开展精神斗争的场所。由此,我们面对着也许是帝囯主义历史上最丑陋的双重 约束( double bind)::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以传教的名义对他者"世界所做的探索背后隐藏着友好的、个人的目的—因为 善意的人道主义多元地 pluralistically伸,不仅超越囯别和文化,而且超越种族——但是同时,这类探索以其浪漫主义的坚持 不懈暗示着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种浪漫的坚持不懈通过野性"(wd在最初的"自然栖息地“生存ˇ的方式表现。我相信, 在处理“他者问题,将“他者”作为提高自我觉醒的方案的-部分时,这种双重约束是我们的进步话语有待充分承认的最棘手的 中国研究与西化问题 westernization) 关于现代中国和中国妇女,这些人猿的叙述故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让土著居民居住在他们的世界中"的说法,如果在汉学和 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解释,是从另一个方面重申中国传统有充分的权威排斥其他,是“非中国式的"询问方式。谁负责保卫权威? 权威将“士著留在何方?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借助于个人情节 personal scenario)提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文学,因此经常会遇到一些汉学家和中国历史学家,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有的直截了当,有 的间接含蓄地向我提问:“你为什么将西方的理论应用于中囯文学?”由于我碰巧研究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女性意识( femininity)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当情势需要时，我们承担的工作是自我反问的(reflexive)，不是在短期内生效，更可能在长远看来有效，所 以在这样的时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初步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做出回答。我脑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通常是一个 被重担压倒的渺小的人，重担的重量远在其之上，存在的时间也比她悠久；同时她又要努力开拓一条通向“国际”舞台的道路， 在这个舞台上，只要随随便便地，别人就能听到她的声音；而这个重担就是“中国”。我有意选择了表示女性的代词，正如我说 过的，如果“妇女”(woman)和“妇女们”(women)只是表示妇女相对于男人的主导性的性交易(sexual transaction)，这两个词就成了 毫无意义的范畴，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受到剥削、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状态通过其他途径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奇观 (spectacle)，在将知识当作商品的政治中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样的中国，与西方相比，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妇女”：它 是“他者”（Other），在它身上投射出不可思议的因素，冲破对文明的想象力的限制。 “妇女”在其他国家 在这类事件中，永远受到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制约的中国妇女，事实上消失了；即使出现，其身份也不再是“妇女”，而是“中国 人”，这是我们从23岁的学生领袖柴玲身上获取的信息。中国妇女的数字引发的问题(the issues that the figure of the Chinese woman brings)、性别与性欲的问题及其与政治的纠缠，在这里因军事暴力的爆发而半途终止(intercept)，并置于军事暴力的掌握 之中——尽管为了了解父权制的中国文化中的暴力根源，我们要深究的正是这些问题。中国传统强调和谐的秩序，却又始终如 一地扼杀知识分子、学生和青年带给它的开放公开；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和这种传统之间的纽带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当开放到一定程度，解放之类的问题日渐普及时，就会开展诸如此类的镇压行动，导致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必须延迟，这种情况 意见反复出现。结果，正像其他家长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一样，为了更重要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事业，中国妇女必须 一再地牺牲、推迟实现自己的需要和权利。作为中国社会中受到最深重剥削的一部分人，她们受到两方面的冷遇：政治危机发 生时，她们不再拥有妇女的身份；政治危机结束后，重建文化时，作为恢复秩序的协同努力的一部分，她们恢复了自己更加传 统的妻子、母亲角色。 我认为，真正能够消除我们现在目睹的暴力行为的方式，是性 (sexuality)和社会性别(gender)，以及它们对传统权威的基础构成 的挑战；这是因为要理解这种暴力，不能忽视中国人为父权制权力赋予的历史悠久的特权，这种权力的实施遍布于家庭、教育 渠道、民间以及军事管理中。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与我的开场白自相矛盾，是因为我们利用性、社会性别作为历史调查的范畴 产生的成效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这种成效来源于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物质富裕，身处北美知识界的我们享有这种稳定和富裕。因 此，我们进行的斗争虽然同时发生，却相去甚远。 返回到美国，我们看到由社会性别和性研究向权威构成的挑战如何在汉学的领域遭到抵制，因为汉学的兴趣更加集中于保护中 国传统中万古常新的宝藏。汉学研究中的中国不是蛮夷之邦，而是风采绰约，在全世界的知识界受到高度推崇，它作为“他 者”(the “Other”)满足了人们对具有异国情调的古老文明的渴望。或者说，中国也是这样一个他者，它在20世纪60年代——恰恰 是后来被揭示为文化大革命恐怖的高峰期——为西方左翼分子提供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希望。无 论是欣羡中国的专家，还是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者，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与西方有截然不同的差异(absolute differences)。这 种倾向含有对思想的压抑：如果像历史学家不厌其烦地指出的，现代东亚的历史是“西化”的历史；如果“西化”不仅是一个“主 题”，而是现代亚洲人民日常生活的物质性，那么，又怎么能坚持理想主义者在“东方”和“西方”划清界限的做法？我们仍然能经 常遭遇这种界限。 我们不断听到的描述模式和批评模式有“这是中国式的”、“这不是中国式的”，说这种话的人有新闻工作者、商人和学术界的“中 国专家”。这些描述模式和批评模式以假定确定地知道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的为基础，利用“中国式”的概念将传统权威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authority)，从而排除任何源于某种文化传统的范畴本性中的不稳定性(exclude the fundamental instability of any ethnic category)。因此，即使传统意义上的“权威”的字面意义已经被误用，通过独裁主义压抑思想并不局限于中共政府令人侧目 的政策，尽管在这里政府将文化痛楚与文化崩溃的漫长过程公诸于世。我们必须铭记并谴责那些短期的残暴，但是，如果我们 把注意力从这种残暴上转移开，就会发现镇压政治是有关（理解）现代中国是“第三世界”一部分的综合问题，问题的根源不能 仅仅局限于一次事件。 如果把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用“金刚挣脱”（King Kong breaks loose）的范式(paradigm)解释，更近期的一部电影《迷雾中的猩猩》 (Gorillas in the Mist, 1988)对于汉学和中国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颇具启迪意义的分析[4]。在许多方面，《猩猩》与《金刚》正 好相反：在后者中我们看到“他者”(Other)世界被刻画为落后原始，其条件导致金刚的死亡；而在前者，我们看得大猩猩本性善 良、温和，与为了利益猎杀它们的人类的残暴形成对比。幸好有Dian Fossey这样的灵长目动物学家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从这部 电影结尾的字幕中我们得知这样的“他者”世界得到许可可以生存。在文明与蛮荒之间深思的，又是白人妇女，正是她的勇敢与 鲁莽“创造”了这一个故事。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金刚的巨手抓住尖叫的安，而是黛安·福西(Dian Fossey) 这样的人物(西戈 尼·韦弗Sigourney Weaver饰)回应自然的召唤，与大猩猩手牵手。被杀害的不是大猩猩，而是白人妇女。《金刚》的解构是对文 明的维护，《大猩猩》中的白人妇女在与文明的斗争中“仓促行事”(go off the deep end)，这场斗争以她自己的神秘死亡告终。 在目前这种上下文中，我建议在重现《大猩猩》时，采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论点所用的逻辑，虽然 这种逻辑有时显得一成不变、可以预言。东方主义的观点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白人的女动物学家，就像伟大的东方学者， 懂“土著人”(native)的语言，能够充满同情地和他们交谈、代表他们说话、介绍关于他们的情况。但是，在她这么做的时候，“土 著文化”也成为她的所有物，成为她与西方“家园”开展精神斗争的场所。由此，我们面对着也许是帝国主义历史上最丑陋的双重 约束(double bind)：：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以传教的名义对“他者”世界所做的探索背后隐藏着友好的、个人的目的——因为 善意的人道主义多元地(pluralistically)延伸，不仅超越国别和文化，而且超越种族——但是同时，这类探索以其浪漫主义的坚持 不懈暗示着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种浪漫的坚持不懈通过“野性”(wild)在最初的“自然”栖息地“生存”的方式表现。我相信， 在处理“他者”问题，将“他者”作为提高自我觉醒的方案的一部分时，这种双重约束是我们的进步话语有待充分承认的最棘手的 问题。 中国研究与西化问题(westernization) 关于现代中国和中国妇女，这些人猿的叙述故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让土著居民居住在他们的世界中”的说法，如果在汉学和 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解释，是从另一个方面重申中国传统有充分的权威排斥其他，是“非中国式的”询问方式。谁负责保卫权威？ 权威将“土著”留在何方？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借助于个人情节(personal scenario)提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文学，因此经常会遇到一些汉学家和中国历史学家，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有的直截了当，有 的间接含蓄地向我提问：“你为什么将西方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由于我碰巧研究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女性意识(femini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