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国家的暴力一一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 在其他国家的暴力 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 周蕾 冯芃芃译 1989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为争取改革和民主而发动的和平示威进行数周后,中国政府派出部队和坦克,将天安门广场上 成百上干的民众居杀。以后的几周内,军队奉命清理自己制造的混乱局面。土兵们变得对社会如此的富有建设性( became so cially constructive),他们在北京街头剪市民的头发;同时,成千上百的人被逮捕并判刑,不知有多少人被处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1983,68)在他的著作《想象中的社区:对民族主义的反思》(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的脚注中谈到:“因此,随着欧洲帝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了它对全球文明漠不 关心的方式,其他文明痛苦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摧毁它们自己神圣谱系的多元主义。中国 Middle kingdom向远东的边缘化是 这一过程的标志。”在20世纪的世界中中国的边缘化这一事实显而易见,正是这样的边缘化令我们将它视为“其他国家the“ other country")2};但是,安德森的意见包含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如果只是随便提及的话,这一点体现在痛苦地"( traumatically)这个词上,中国人 民在现代化的全部进程中面临的痛苦还有待于得到恰当的理解,天安门事件使我们正视这个事实。 这种痛苦的第一点是在震惊之下知识分子话语的失效( futility).政府枪杀自己的人民,或者是任何人民,关于这一点,没有什 么微妙难言的,没有什么可以反过来说的。在这种经历的震撼下,我们原来假设的思维的范畴不复存在。突然之间,他们中间 像我们这样的学者不再能够以学者的眼光观察世界,而是成为了新闻工作者;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话语本质的不确定性和暂时 性。传统的信息来源的不可靠性、我们使用的推理工具的局限性、我们依赖的叙述方式的重复性——我们这些再现机制迟钝的 方面突然之间尖锐起来,使我们的感知陷入危机。 我听到有女性主义者提问:“我们应该如何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当时就做出了回应,现在也有相同的意 见:“我们不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因为在这震惊一刻中国人民已经被去掉性别( degendered l而成为单纯的中国人。"询问我们如 何用社会性别解读”如目前发生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危机,意味着坚持某个分析范畴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况,而且不受时间限制 却忘记伴随所有概念范畴解释力量的历史真实性。在伽亚奇·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1987,105; emphasis in original)的论 文解释与文化:旁注”(" Explanation and Culture: Marginalia”中,她写道 解释的意向是渴望拥有自我、拥有世界的征兆……解释的可能性含有这样的假设:宇宙是可以解释的(即使不是进行充分的解 释)以及主体是进行解释的(即使还有缺点)。这些假设确保我们了我们的存在,在进行解释时,我们排除了根本上异类的可 能性 当中国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们为了争取进行和平示威的自由而被捕、被处罚或者杀害时,任何用单一范畴分析中国形势的话语 都有自行其是之嫌 presumptuous。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用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而是发生在中国 的这些事件向我们传达了关于社会性别作为范畴的什么信息,尤其是在涉及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社会性别研究的局限是 什么?适用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下不适用?当非西方的妇女针对资本主义自由女权主义赋予“妇女特别的优先权发出愤怒的 声音时,这些事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愤怒?愤怒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将女性性别置于所有斗争的最前线、将妇女omω这 术语多元化 pluralize的需要中,这一需要在资本主义自由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上被忽略了,作为对这种疏忽的补偿而经常使 用的妇女们( women)不能触及大部分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如果更时髦的妇女们本身充其量是一个不稳定的范畴,其原因正如 Denise Riley(1988,5)告诉我们的:“这种不稳定性有其历史基础。”啡非西方妇女感受到的愤怒绝非仅仅因为她们被排除在资本 主义自由女权主义“作为妇女们 as women)的描述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仅仅是“妇女们”与男人们相对应,她们作为妇女 们的经验永远无法通过这一范畴狭义的性特征方面得到证实( be pinned down to the narrowly sexualized aspect of that category) 妇女们与男人们之间的异性关系通常被假定为妇女们与文化之间的中心问题,而这一点与中国的危机几乎毫无关联 中国观察( China watching) 我并不想对中国形势采用纯粹的分析话语,而是要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在美国这些人更为密切,我们中的大多 数人都以电视观众或者是报纸读者的身份参与了“中国观察”。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关注的目 标。我们谴责发生在北京的军事暴力,与我们认为成干上万中国人的死是一个武断的事件的看法密切相联。在许多方面,全世 界的媒体都发挥了鼓励示威者继续进行的作用;我们的摄影机等待着捕捉下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揭示给观众。因此,当 我说出“武断时,我意在包括技术的合谋,因为技术带来的,远非仅仅令我们能够“看到"发生的事情。 例如,自从1989年6月11日那个星期起,对于中国危机的关注已经转移到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新闻传播,以及如何在军事镇压 后通过宣传加强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中国官方的确亳不留情地通过有效地使用摄像网络和其他大众传媒的渠道追踪¨持不同政 见者”,他们的教化技术之粗糙一目了然:先杀人,再撒谎。但是在我们这边,媒体又起到什么作用呢?曾经出现过中国人警告 摄影人员不要给他们拍照,唯恐被捕的情况,那么,他们怎样了呢?我们看到照片中的他们以及他们发出的警告,这一切或以 静默的说明文字的形式(报纸上),或以记者的有声评论的刑式(电视上),成为“中国危机"的解释。这种现象甚至发生在批 评中国政府公布电话号码以便人们可以互相告发的同样的报道中,即使有些新闻播音员不厌其烦地将他们的釆访对象的面目模 糊处理,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太迟。与此同时,这些新闻继续将我们带到类似乡村这样的更偏远的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继续将 人们摄入胶片并努力让他们发言
在其他国家的暴力——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 在其他国家的暴力 ——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 周 蕾 冯芃芃 译 1989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为争取改革和民主而发动的和平示威进行数周后，中国政府派出部队和坦克，将天安门广场上 成百上千的民众屠杀。以后的几周内，军队奉命清理自己制造的混乱局面。士兵们变得对社会如此的富有建设性（became so socially constructive），他们在北京街头剪市民的头发；同时，成千上百的人被逮捕并判刑，不知有多少人被处死。[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68)在他的著作《想象中的社区：对民族主义的反思》（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的脚注中谈到：“因此，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了它对全球文明漠不 关心的方式，其他文明痛苦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摧毁它们自己神圣谱系的多元主义。中国(Middle Kingdom)向远东的边缘化是 这一过程的标志。”在20世纪的世界中中国的边缘化这一事实显而易见，正是这样的边缘化令我们将它视为“其他国家”(the “other country”)[2]；但是，安德森的意见包含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如果只是随便提及的话，这一点体现在“痛苦地”(traumatically)这个词上。中国人 民在“现代化”的全部进程中面临的痛苦还有待于得到恰当的理解，天安门事件使我们正视这个事实。 这种痛苦的第一点是在震惊之下知识分子话语的失效(futility)。政府枪杀自己的人民，或者是任何人民，关于这一点，没有什 么微妙难言的，没有什么可以反过来说的。在这种经历的震撼下，我们原来假设的思维的范畴不复存在。突然之间，他们中间 像我们这样的学者不再能够以学者的眼光观察世界，而是成为了新闻工作者；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话语本质的不确定性和暂时 性。传统的信息来源的不可靠性、我们使用的推理工具的局限性、我们依赖的叙述方式的重复性——我们这些再现机制迟钝的 方面突然之间尖锐起来，使我们的感知陷入危机。 我听到有女性主义者提问：“我们应该如何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当时就做出了回应，现在也有相同的意 见：“我们不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因为在这震惊一刻中国人民已经被去掉性别(degendered)而成为单纯的‘中国人’。”询问我们如 何用社会性别“解读”如目前发生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危机，意味着坚持某个分析范畴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况，而且不受时间限制， 却忘记伴随所有概念范畴解释力量的历史真实性。在伽亚奇·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1987，105；emphasis in original）的论 文“解释与文化：旁注” (“Explanation and Culture: Marginalia”)中，她写道： 解释的意向是渴望拥有自我、拥有世界的征兆……解释的可能性含有这样的假设：宇宙是可以解释的（即使不是进行充分的解 释）以及主体是进行解释的（即使还有缺点）。这些假设确保我们了我们的存在，在进行解释时，我们排除了根本上异类的可 能性。 当中国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们为了争取进行和平示威的自由而被捕、被处罚或者杀害时，任何用单一范畴分析中国形势的话语 都有自行其是之嫌(presumptuous)。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用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而是发生在中国 的这些事件向我们传达了关于社会性别作为范畴的什么信息，尤其是在涉及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社会性别研究的局限是 什么？适用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下不适用？当非西方的妇女针对资本主义自由女权主义赋予“妇女”特别的优先权发出愤怒的 声音时，这些事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愤怒？愤怒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将女性性别置于所有斗争的最前线、将妇女(woman)这 一术语多元化(pluralize)的需要中，这一需要在资本主义自由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上被忽略了，作为对这种疏忽的补偿而经常使 用的妇女们（women）不能触及大部分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如果更时髦的妇女们本身充其量是一个不稳定的范畴，其原因正如 Denise Riley（1988，5）告诉我们的：“这种不稳定性有其历史基础。”非西方妇女感受到的愤怒绝非仅仅因为她们被排除在资本 主义自由女权主义“作为妇女们”(as women)的描述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仅仅是“妇女们”与“男人们”相对应，她们作为“妇女 们”的经验永远无法通过这一范畴狭义的性特征方面得到证实 (be pinned down to the narrowly sexualized aspect of that category)。 妇女们与男人们之间的异性关系通常被假定为妇女们与文化之间的中心问题，而这一点与中国的危机几乎毫无关联。 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 我并不想对中国形势采用纯粹的分析话语，而是要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在美国这些人更为密切，我们中的大多 数人都以电视观众或者是报纸读者的身份参与了“中国观察”。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关注的目 标。我们谴责发生在北京的军事暴力，与我们认为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死是一个武断的事件的看法密切相联。在许多方面，全世 界的媒体都发挥了鼓励示威者继续进行的作用；我们的摄影机等待着捕捉下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揭示给观众。因此，当 我说出“武断”时，我意在包括技术的合谋，因为技术带来的，远非仅仅令我们能够“看到”发生的事情。 例如，自从1989年6月11日那个星期起，对于中国危机的关注已经转移到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新闻传播，以及如何在军事镇压 后通过宣传加强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中国官方的确毫不留情地通过有效地使用摄像网络和其他大众传媒的渠道追踪“持不同政 见者”，他们的教化技术之粗糙一目了然：先杀人，再撒谎。但是在我们这边，媒体又起到什么作用呢？曾经出现过中国人警告 摄影人员不要给他们拍照，唯恐被捕的情况，那么，他们怎样了呢？我们看到照片中的他们以及他们发出的警告，这一切或以 静默的说明文字的形式（报纸上），或以记者的有声评论的形式（电视上），成为“中国危机”的解释。这种现象甚至发生在批 评中国政府公布电话号码以便人们可以互相告发的同样的报道中，即使有些新闻播音员不厌其烦地将他们的采访对象的面目模 糊处理，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太迟。与此同时，这些新闻继续将我们带到类似乡村这样的更偏远的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继续将 人们摄入胶片并努力让他们发言
如果使用帝国主义档案中的一种广为人知的叙述方式,我们仍然被困囿于电影《金刚》( King Kong,1933)的政治结构中 媒体时刻准备着冒险将不为人知的丛林“拍成电影”,丛林中有黑暗的、令人厌恶的秘密。正像丹尼姆εnim导演的电影工作人 员一样,我们的摄像机捕捉着惨无人道的怪兽,把它当作一道精彩的风景展现给“文明"世界中的我们。金刚被搁置在机架rack 上供纽约市衣着考究的剧院观众观赏,而中国则是通过家中的电视屏幕提供给我们观察 斯皮瓦克是这样描述她所说的社会化资本的教化力量ˇ的:“通过技术进步不可缩减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更大产量(被简单地掩 饰为生产力),相应地,有必要向顾客提供培训,使其需要被生产的产品,从而帮助实现作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切都导 致了文明。”仅就意识形态的生产王国而言,斯皮瓦克的言论解释了以某种方式对信息知识的迫切模拟( the frantic simulation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我想将这种方式称为金刚综合症。正是在这种跨文化综合症中“第三世界作为"怪异的'原材料被生产 出来,成为第一世界观赏、娱乐和精神丰富的剩余价值。西方新闻界人士的集中生产力导致建立明显的界限,我们被锁定在 电视屏幕的边框里,为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感到厌恶,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至少在美囯是这 样:意识形态( ideology)仅存在于“他者” lother)国家(反美的国家) 在《金刚》中,白人妇女安(费伊雷 Fay wra饰演是电影摄制组与“土著人”( natives)之间斗争的焦点。在她自己的社会 中,安的地位卑微,这个白人妇女本人作为父权制剥削的粞牲品(这种剥削包括她因为饥饿而被“提升”为女主角,并由此成为 电影工业赚钱利润的一部分),成为叙述过程中的关键,在启蒙工具理性和隐藏在墙后潜伏的野蛮之间的枢纽起联结作用的关 键。这个白人妇女由白人男性生产”,为怪兽所迷恋,如果她的身体,用电影术语表达,是缝合处 the place of" suture”),她 所缝制sew)的—她所粘合的( cohere是男人的生产与怪兽的破坏 金刚综合症"在中国危机中浮出水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由女神”作为一种反抗象征在中国各团体进行复制,用来象征中 国所缺乏的东西—民主。自由女神像的第一件复制品在天安门示威的高峰期建造于北京美术学院,6月4日清晨,随着示威者 们被扫射纷纷倒下一样,塑像也遭到摧毁。此后,台湾、香港和美囯的中国团体通过共同努力,又生产出其他的复制品,向中 共政府令人愤慨的暴行发起进攻。《金刚》的结束语是“美女杀死了野兽”,在中国危机中这句话就像是对未来的一句预言,尤 其是中国人民,面对残留而有限的思想选择,感到有责任赦免这个声明的指定意义和描述意义。 在电子与机械的再现时代,中国政府诉诸于政治镇压,不仅应该使我们思考其目前采用的暴力手段,还应该思考这种暴力 的全球性根源及其掩盖镇压的姿态,这种姿态我们已经在其他非西方国家里遭遇。西方媒体再次展现的,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 中西关系中已经存在的治外法权的全部要点。不熟悉这个术语的人需要了解,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与西方强国签署了许 多“不平等条约”,被迫做出许多让步,治外法权就是其中的一项,意思是“条约国的国民与主体受制于自己国家的民法与刑 法,但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这样,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行为—反对中国人的行为—得到保护。 从当年应该的战船外交直至今天,每当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与西方相比时,从来都与西方外交官、商人或传教士要求得 到治外法权的特权密不可分。设想一个名叫泰德科佩尔 Ted Koppel)或是汤姆布罗考( Tom Brokaw)的人站在北京的街道上,说 着非汉语的语言,谴责着中国政府,那将是怎样奇特的一个场面;于是,将“新闻自由的问题作为侵略性拍摄和报道的基础 也就比其所声称的更加令人置疑。这一点与认同中国政府轻描淡写、令人误解地指控西方“干预中国内政”,从而批评这种·自 由"的做法尚有所不同;其用意是迫使我们怀疑成为这种自由”的基础的先决条件,揭示“自由”并非有权做任何事的基本存在条 件(尽管有人要求得到这种权利),而是由需要、谈判和高压政治构成的一个网络系统,这些要素本身受制于构建在居杀与流 血之上的历史决定因素 中国危机的悲剧在于两极化( polarization),这个词至今仍然记录于本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术语中(中国人相对于世界其他人 民),两极分别是陈旧过时的文化孤立主义与对美国式民主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的呼吁。文化孤立主义目前受到军事暴力和统 治政体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渴望美国式民主的呼声则出自过多的话语喧器,从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工人、知识分子 和学生,到海外团体,所有的话语都集中于白人妇女作为自由的象征主义上。这种两极化给每个人留下可供选择的空间不大 因此全球华人“代表”,包括我自己,都一致支持“白人妇女的象征意义。只有一个团结统一的阵线,不计阶级、性别、教育水 平和职业差别,才能抗衡带来种族创伤 ( ethnic trauma)的暴力行为 但是,另一方面,在“传统主义”,或者是我已经提到的文化孤立主义(由党的官方路线代表),与处于另外一极的民主”之间 的两极化意味着治外法权——免于地方司法权限制——本身被免除于它自己的角色历史之外,不是通过推进自由与权利,而是 在殖民征服过程中使其他民族屈服。回到将知识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主题上:在过去,有可能将有关非西方的知识当作剩余价 值生产,因为生产者免于地方司法权限制,即使他们在“当地领土" local territory)犯下罪行。现在,帮助生产“第三世界"的最 有效的工具不再是枪炮,而是媒体技术,正是在技术的意义上——西方新闻工作者和摄影师的躯体、声音、形象、设备,和在 美囯播出然后“传真"回中国的“真实情况"( reality)—治外法权得以延伸,尤其是通过海外的华人团体,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们 必须忘记中西关系史上治外法权这一部分。 对白人妇女的推崇膜拜是严肃认真的,尽管这种崇拜不像电影《金刚》阐释的那样与性别有关。在这里,妇女并非是男人的异 性对立面,而是中国不能成为不曾拥有的一切的象征。对于许多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看到年青的中国学子们伴随这样的象 征意义为他们的事业斗争,令人烦恼。我们或含蓄委婉、或直截了当地询问:难道他们不知道曾经有多少暴行是以自由和民主 的名义发动的?例如,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在6月11日那一周就中国形势发表的评论,听起来更像是他自己无意识中在讲 述自己的外交政策:“他们要了解一些根本问题:你不可能扼杀一种思想,你不可能用坦克车碾压希望. 难道中国学生不能从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的英囯政府对待香港居民的方式中对民主”有所了解吗?自1842年起, 根据《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这是鸦片战争(当代的英国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委婉地称之为“第一次英中战」 争”)的结果;时至今日,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地新界的英国殖民地)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在这期间,英 国对殖民地民族的政策不为历史所触动,全凭自我利益驱动。150年以前,其自我利益的正当性被解释为中国人民渴望得到鸦片 (来自于鸦片的金钱利益,在印度生产,销往中国),是“他们自讨苦吃”;现在,其自我利益(保护英国不被从前和现在的“附 属领土”殖民化"的需要)由英国公众成员通过以下方式直截了当地表达:“想到350万人进入英囯岛,令人惊骇。"3350万是持 有“英属殖民地公民”护照的香港人的人数。 关于所谓民主的矛盾性本质的诸如此类的详细情况,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成长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至今难以得到的。正是由 于政府在不同层次上实施的文化孤立主义,他们被剥夺了思想空间( intellectual space),这种思想空间能够使他们迸行我所建议的 批判性理解。情绪化的理想主义出自绝望,这种绝望被偶像崇拜替代,对自由女神像的顶礼膜拜就是他们近在咫尺可能品尝到 的自由的滋味。至今仍没有余地(room)一没有思想余地或是自我反问的灵活性( no intellectual room, no reflexive mobility) 能够理解“民主'理想在西方自我解构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只强调这种盲目崇拜令人怀疑的本质(并因此在暗地里嘲笑他们 的天真),而是必须问一问这些学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遇到了什么挫折以及纵观他们自己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导致这些 挫折的因素是什么
如果使用帝国主义档案中的一种广为人知的叙述方式，我们仍然被困囿于电影《金刚》（King Kong, 1933）的政治结构中， 媒体时刻准备着冒险将不为人知的丛林“拍成电影”，丛林中有黑暗的、令人厌恶的秘密。正像丹尼姆(Denim)导演的电影工作人 员一样，我们的摄像机捕捉着惨无人道的怪兽，把它当作一道精彩的风景展现给“文明”世界中的我们。金刚被搁置在机架(rack) 上供纽约市衣着考究的剧院观众观赏，而中国则是通过家中的电视屏幕提供给我们观察。 斯皮瓦克是这样描述她所说的“社会化资本的教化力量”的：“通过技术进步不可缩减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更大产量（被简单地掩 饰为‘生产力’），相应地，有必要向顾客提供培训，使其需要被生产的产品，从而帮助实现作为利润的剩余价值……一切都导 致了‘文明’。”仅就意识形态的生产王国而言，斯皮瓦克的言论解释了以某种方式对信息/知识的迫切模拟(the frantic simulation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我想将这种方式称为金刚综合症。正是在这种跨文化综合症中“第三世界”作为“怪异的”原材料被生产 出来，成为“第一世界”观赏、娱乐和精神丰富的剩余价值。西方新闻界人士的集中生产力导致建立明显的界限，我们被锁定在 电视屏幕的边框里，为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感到厌恶，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至少在美国是这 样：意识形态(ideology)仅存在于“他者”(other)国家（反美的国家）。 在《金刚》中，白人妇女安(费伊·雷Fay Wray饰演)是电影摄制组与“土著人”（natives）之间斗争的焦点。在她自己的社会 中，安的地位卑微，这个白人妇女本人作为父权制剥削的牺牲品（这种剥削包括她因为饥饿而被“提升”为女主角，并由此成为 电影工业赚钱利润的一部分），成为叙述过程中的关键，在启蒙工具理性和隐藏在墙后潜伏的野蛮之间的枢纽起联结作用的关 键。这个白人妇女由白人男性“生产”，为怪兽所迷恋，如果她的身体，用电影术语表达，是“缝合处”(the place of “suture”)，她 所缝制(sew)的——她所粘合的(cohere)——是男人的生产与怪兽的破坏。 “金刚综合症”在中国危机中浮出水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由女神”作为一种反抗象征在中国各团体进行复制，用来象征中 国所缺乏的东西——民主。自由女神像的第一件复制品在天安门示威的高峰期建造于北京美术学院，6月4日清晨，随着示威者 们被扫射纷纷倒下一样，塑像也遭到摧毁。此后，台湾、香港和美国的中国团体通过共同努力，又生产出其他的复制品，向中 共政府令人愤慨的暴行发起进攻。《金刚》的结束语是“美女杀死了野兽”，在中国危机中这句话就像是对未来的一句预言，尤 其是中国人民，面对残留而有限的思想选择，感到有责任赦免这个声明的指定意义和描述意义。 在电子与机械的再现时代，中国政府诉诸于政治镇压，不仅应该使我们思考其目前采用的暴力手段，还应该思考这种暴力 的全球性根源及其掩盖镇压的姿态，这种姿态我们已经在其他非西方国家里遭遇。西方媒体再次展现的，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 中西关系中已经存在的治外法权的全部要点。不熟悉这个术语的人需要了解，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与西方强国签署了许 多“不平等条约”，被迫做出许多让步，治外法权就是其中的一项，意思是“条约国”的国民与主体受制于自己国家的民法与刑 法，但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这样，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行为——反对中国人的行为——得到保护。 从当年应该的战船外交直至今天，每当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并与西方相比时，从来都与西方外交官、商人或传教士要求得 到治外法权的特权密不可分。设想一个名叫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或是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人站在北京的街道上，说 着非汉语的语言，谴责着中国政府，那将是怎样奇特的一个场面；于是，将“新闻自由”的问题作为侵略性拍摄和报道的基础， 也就比其所声称的更加令人置疑。这一点与认同中国政府轻描淡写、令人误解地指控西方“干预中国内政”，从而批评这种“自 由”的做法尚有所不同；其用意是迫使我们怀疑成为这种“自由”的基础的先决条件，揭示“自由”并非有权做任何事的基本存在条 件（尽管有人要求得到这种权利），而是由需要、谈判和高压政治构成的一个网络系统，这些要素本身受制于构建在屠杀与流 血之上的历史决定因素。 中国危机的悲剧在于两极化(polarization)，这个词至今仍然记录于本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术语中（中国人相对于世界其他人 民），两极分别是陈旧过时的文化孤立主义与对美国式民主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的呼吁。文化孤立主义目前受到军事暴力和统 治政体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支持，而渴望美国式民主的呼声则出自过多的话语喧嚣，从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工人、知识分子 和学生，到海外团体，所有的话语都集中于白人妇女作为自由的象征主义上。这种两极化给每个人留下可供选择的空间不大， 因此全球华人“代表”，包括我自己，都一致支持“白人妇女”的象征意义。只有一个团结统一的阵线，不计阶级、性别、教育水 平和职业差别，才能抗衡带来种族创伤(ethnic trauma)的暴力行为。 但是，另一方面，在“传统主义”，或者是我已经提到的文化孤立主义（由党的官方路线代表），与处于另外一极的“民主”之间 的两极化意味着治外法权——免于地方司法权限制——本身被免除于它自己的角色历史之外，不是通过推进自由与权利，而是 在殖民征服过程中使其他民族屈服。回到将知识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主题上：在过去，有可能将有关非西方的知识当作剩余价 值生产，因为生产者免于地方司法权限制，即使他们在“当地领土”(local territory)上犯下罪行。现在，帮助生产“第三世界”的最 有效的工具不再是枪炮，而是媒体技术，正是在技术的意义上——西方新闻工作者和摄影师的躯体、声音、形象、设备，和在 美国播出然后“传真”回中国的“真实情况”(reality)——治外法权得以延伸，尤其是通过海外的华人团体，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们 必须忘记中西关系史上治外法权这一部分。 对白人妇女的推崇膜拜是严肃认真的，尽管这种崇拜不像电影《金刚》阐释的那样与性别有关。在这里，妇女并非是男人的异 性对立面，而是中国不能成为/不曾拥有的一切的象征。对于许多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看到年青的中国学子们伴随这样的象 征意义为他们的事业斗争，令人烦恼。我们或含蓄委婉、或直截了当地询问：难道他们不知道曾经有多少暴行是以自由和民主 的名义发动的？例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6月11日那一周就中国形势发表的评论，听起来更像是他自己无意识中在讲 述自己的外交政策：“他们要了解一些根本问题：你不可能扼杀一种思想，你不可能用坦克车碾压希望……” 难道中国学生不能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英国政府对待香港居民的方式中对“民主”有所了解吗？自1842年起， 根据《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这是鸦片战争（当代的英国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委婉地称之为“第一次英中战 争”）的结果；时至今日，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地新界的英国殖民地）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在这期间，英 国对殖民地民族的政策不为历史所触动，全凭自我利益驱动。150年以前，其自我利益的正当性被解释为中国人民渴望得到鸦片 （来自于鸦片的金钱利益，在印度生产，销往中国），是“他们自讨苦吃”；现在，其自我利益（保护英国不被从前和现在的“附 属领土”“殖民化”的需要）由英国公众成员通过以下方式直截了当地表达：“想到350万人进入英国岛，令人惊骇。”[3] 350万是持 有“英属殖民地公民”护照的香港人的人数。 关于所谓民主的矛盾性本质的诸如此类的详细情况，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成长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至今难以得到的。正是由 于政府在不同层次上实施的文化孤立主义，他们被剥夺了思想空间(intellectual space)，这种思想空间能够使他们进行我所建议的 批判性理解。情绪化的理想主义出自绝望，这种绝望被偶像崇拜替代，对自由女神像的顶礼膜拜就是他们近在咫尺可能品尝到 的自由的滋味。至今仍没有余地（room）——没有思想余地或是自我反问的灵活性(no intellectual room, no reflexive mobility) ——能够理解“民主”理想在西方自我解构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只强调这种盲目崇拜令人怀疑的本质（并因此在暗地里嘲笑他们 的天真），而是必须问一问这些学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遇到了什么挫折以及纵观他们自己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导致这些 挫折的因素是什么
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当情势需要时,我们承担的工作是自我反问的(reexⅳve),不是在短期内生效,更可能在长远看来有效,所 以在这样的时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初步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做出回答。我脑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通常是一个 被重担压倒的渺小的人,重担的重量远在其之上,存在的时间也比她悠久;同时她又要努力开拓-条通冋国际'舞台的道路, 在这个舞台上,只要随随便便地,别人就能听到她的声音;而这个重担就是“中国”。我有意选择了表示女性的代词,正如我说 过的,如果妇女" woman)和“妇女们 women只是表示妇女相对于男人的主导性的性交易( sexual transaction),这两个词就成了 毫无意义的范畴,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受到剥削、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状态通过其他途径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奇观 ( spectacle),在将知识当作商品的政治中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样的中国,与西方相比,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妇女”:它 是“他者”( Other),在它身上投射出不可思议的因素,冲破对文明的想象力的限制 “妇女”在其他国家 在这类事件中,永远受到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制约的中国妇女,事实上消失了;即使出现,其身份也不再是“妇女”,而是“中国 人”,这是我们从23岁的学生领袖柴玲身上获取的信息。中囯妇女的数字引发的问题( the issues that the figure of the chinese brings)、性别与性欲的问题及其与政治的纠缠,在这里因军事暴力的爆发而半途终止( intercept),并置于军事暴力的掌握 之中——尽管为了了解父权制的中国文化中的暴力根源,我们要深究的正是这些问题。中国传统强调和谐的秩序,却又始终如 地扼杀知识分子、学生和青年带给它的开放公开;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和这种传统之间的纽带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当开放到一定程度,解放之类的问题日渐普及时,就会开展诸如此类的镇压行动,导致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必须延迟,这种情况 意见反复出现。结果,正像其他家长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一样,为了更重要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事业,中国妇女必须 再地栖牲、推迟实现自己的需要和权利。作为中国社会中受到最深重剥削的一部分人,她们受到两方面的冷遇:政治危机发 生时,她们不再拥有妇女的身份;政治危机结束后,重建文化时,作为恢复秩序的协同努力的一部分,她们恢复了自己更加传 统的妻子、母亲角色 我认为,真正能够消除我们现在目睹的暴力行为的方式,是性( (sexuality)和社会性别 gender),以及它们对传统权威的基础构成 的挑战;这是因为要理解这种暴力,不能忽视中国人为父权制权力赋予的历史悠久的特权,这种权力的实施遍布于家庭、教育 渠道、民间以及军事管理中。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与我的开场白自相矛盾,是因为我们利用性、社会性别作为历史调查的范畴 产生的成效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这种成效来源于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物质富裕,身处北美知识界的我们享有这种稳定和富裕。因 此,我们进行的斗争虽然同时发生,却相去甚远。 返回到美囯,我们看到由社会性别和性研究向权威构成的挑战如何在汉学的领域遭到抵制,因为汉学的兴趣更加集中于保护中 国传统中万古常新的宝藏。汉学研究中的中国不是蛮夷之邦,而是风采绰约,在全世界的知识界受到高度推崇,它作为“他 者' the"Other”)满足了人们对具有异国情调的古老文明的渴望。或者说,中国也是这样一个他者,它在20世纪60年代—恰恰 是后来被揭示为文化大革命恐怖的高峰期——为西方左翼分子提供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希望。无 论是欣羡中国的专家,还是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者,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与西方有截然不同的差异( absolute differences这 种倾向含有对思想的压抑:如果像历史学家不厌其烦地指出的,现代东亚的历史是“西化”的历史;如果“西化不仅是一个“主 题”,而是现代亚洲人民日常生活的物质性,那么,又怎么能坚持理想主义者在东方"和西方”划清界限的做法?我们仍然能经 常遭遇这种界限。 我们不断听到的描述模式和批评模式有“这是中国式的ˆ、“这不是中囯式的”,说这种话的人有新闻工作者、商人和学术界的"中 国专家”。这些描述模式和批评模式以假定确定地知道究竟什么是“中囯式'的为基础,利用中囯式的概念狩传统权威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authority),从而排除任何源于某种文化传统的范畴本性中的不稳定性( exclude the fundamental instability of any hnic category)。因此,即使传统意义上的权威'的字面意义已经被误用,通过独裁主义压抑思想并不局限于中共政府令人侧目 的政策,尽管在这里政府将文化痛楚与文化崩溃的漫长过程公诸于世。我们必须铭记并谴责那些短期的残暴,但是,如果我们 把注意力从这种残暴上转移开,就会发现镇压政治是有关(理解)现代中国是“第三世界”一部分的综合问题,问题的根源不能 仅仅局限于一次事件 如果把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用金刚挣脱”( King Kong breaks loose)的范式( paradigm)解释,更近期的一部电影《迷雾中的猩猩》 orilllas in the mist,1988对于汉学和中国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颇具启迪意义的分析(4。在许多方面,《猩猩》与《金刚》正 好相反:在后者中我们看到他者"(oher)世界被刻画为落后原始,其条件导致金刚的死亡;而在前者,我们看得大猩猩本性善 良、温和,与为了利益猎杀它们的人类的残暴形成对比。幸好有 Dian Fossey这样的灵长目动物学家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从这部 电影结尾的字幕中我们得知这样的他者世界得到许可可以生存。在文明与蛮荒之间深思的,又是白人妇女,正是她的勇敢与 鲁莽创造”了这一个故事。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金刚的巨手抓住尖叫的安,而是黛安福西 Dian Fossey)这样的人物(西戈 尼韦弗 Sigourney Weaver饰回应自然的召唤,与大猩猩手牵手。被杀害的不是大猩猩,而是白人妇女。《金刚》的解构是对文 明的维护,《大猩猩》中的白人妇女在与文明的斗争中“仓促行事" go off the deep end),这场斗争以她自己的神秘死亡告终 在目前这种上下文中,我建议在重现《大猩猩》 用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论点所用的逻辑,虽然 这种逻辑有时显得一成不变、可以预言。东方主义的观点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白人的女动物学家,就像伟大的东方学者, 懂“土著人" native的语言,能够充满同情地和他们交谈、代表他们说话、介绍关于他们的情况。但是,在她这么做的时候,“土 著文化”也成为她的所有物,成为她与西方“家园开展精神斗争的场所。由此,我们面对着也许是帝囯主义历史上最丑陋的双重 约束( double bind)::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以传教的名义对他者"世界所做的探索背后隐藏着友好的、个人的目的—因为 善意的人道主义多元地 pluralistically伸,不仅超越囯别和文化,而且超越种族——但是同时,这类探索以其浪漫主义的坚持 不懈暗示着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种浪漫的坚持不懈通过野性"(wd在最初的"自然栖息地“生存ˇ的方式表现。我相信, 在处理“他者问题,将“他者”作为提高自我觉醒的方案的-部分时,这种双重约束是我们的进步话语有待充分承认的最棘手的 中国研究与西化问题 westernization) 关于现代中国和中国妇女,这些人猿的叙述故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让土著居民居住在他们的世界中"的说法,如果在汉学和 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解释,是从另一个方面重申中国传统有充分的权威排斥其他,是“非中国式的"询问方式。谁负责保卫权威? 权威将“士著留在何方?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借助于个人情节 personal scenario)提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文学,因此经常会遇到一些汉学家和中国历史学家,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有的直截了当,有 的间接含蓄地向我提问:“你为什么将西方的理论应用于中囯文学?”由于我碰巧研究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女性意识( femininity)
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当情势需要时，我们承担的工作是自我反问的(reflexive)，不是在短期内生效，更可能在长远看来有效，所 以在这样的时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初步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做出回答。我脑海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通常是一个 被重担压倒的渺小的人，重担的重量远在其之上，存在的时间也比她悠久；同时她又要努力开拓一条通向“国际”舞台的道路， 在这个舞台上，只要随随便便地，别人就能听到她的声音；而这个重担就是“中国”。我有意选择了表示女性的代词，正如我说 过的，如果“妇女”(woman)和“妇女们”(women)只是表示妇女相对于男人的主导性的性交易(sexual transaction)，这两个词就成了 毫无意义的范畴，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受到剥削、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状态通过其他途径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奇观 (spectacle)，在将知识当作商品的政治中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样的中国，与西方相比，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妇女”：它 是“他者”（Other），在它身上投射出不可思议的因素，冲破对文明的想象力的限制。 “妇女”在其他国家 在这类事件中，永远受到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制约的中国妇女，事实上消失了；即使出现，其身份也不再是“妇女”，而是“中国 人”，这是我们从23岁的学生领袖柴玲身上获取的信息。中国妇女的数字引发的问题(the issues that the figure of the Chinese woman brings)、性别与性欲的问题及其与政治的纠缠，在这里因军事暴力的爆发而半途终止(intercept)，并置于军事暴力的掌握 之中——尽管为了了解父权制的中国文化中的暴力根源，我们要深究的正是这些问题。中国传统强调和谐的秩序，却又始终如 一地扼杀知识分子、学生和青年带给它的开放公开；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和这种传统之间的纽带是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当开放到一定程度，解放之类的问题日渐普及时，就会开展诸如此类的镇压行动，导致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必须延迟，这种情况 意见反复出现。结果，正像其他家长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一样，为了更重要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事业，中国妇女必须 一再地牺牲、推迟实现自己的需要和权利。作为中国社会中受到最深重剥削的一部分人，她们受到两方面的冷遇：政治危机发 生时，她们不再拥有妇女的身份；政治危机结束后，重建文化时，作为恢复秩序的协同努力的一部分，她们恢复了自己更加传 统的妻子、母亲角色。 我认为，真正能够消除我们现在目睹的暴力行为的方式，是性 (sexuality)和社会性别(gender)，以及它们对传统权威的基础构成 的挑战；这是因为要理解这种暴力，不能忽视中国人为父权制权力赋予的历史悠久的特权，这种权力的实施遍布于家庭、教育 渠道、民间以及军事管理中。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与我的开场白自相矛盾，是因为我们利用性、社会性别作为历史调查的范畴 产生的成效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这种成效来源于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物质富裕，身处北美知识界的我们享有这种稳定和富裕。因 此，我们进行的斗争虽然同时发生，却相去甚远。 返回到美国，我们看到由社会性别和性研究向权威构成的挑战如何在汉学的领域遭到抵制，因为汉学的兴趣更加集中于保护中 国传统中万古常新的宝藏。汉学研究中的中国不是蛮夷之邦，而是风采绰约，在全世界的知识界受到高度推崇，它作为“他 者”(the “Other”)满足了人们对具有异国情调的古老文明的渴望。或者说，中国也是这样一个他者，它在20世纪60年代——恰恰 是后来被揭示为文化大革命恐怖的高峰期——为西方左翼分子提供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希望。无 论是欣羡中国的专家，还是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者，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与西方有截然不同的差异(absolute differences)。这 种倾向含有对思想的压抑：如果像历史学家不厌其烦地指出的，现代东亚的历史是“西化”的历史；如果“西化”不仅是一个“主 题”，而是现代亚洲人民日常生活的物质性，那么，又怎么能坚持理想主义者在“东方”和“西方”划清界限的做法？我们仍然能经 常遭遇这种界限。 我们不断听到的描述模式和批评模式有“这是中国式的”、“这不是中国式的”，说这种话的人有新闻工作者、商人和学术界的“中 国专家”。这些描述模式和批评模式以假定确定地知道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的为基础，利用“中国式”的概念将传统权威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authority)，从而排除任何源于某种文化传统的范畴本性中的不稳定性(exclude the fundamental instability of any ethnic category)。因此，即使传统意义上的“权威”的字面意义已经被误用，通过独裁主义压抑思想并不局限于中共政府令人侧目 的政策，尽管在这里政府将文化痛楚与文化崩溃的漫长过程公诸于世。我们必须铭记并谴责那些短期的残暴，但是，如果我们 把注意力从这种残暴上转移开，就会发现镇压政治是有关（理解）现代中国是“第三世界”一部分的综合问题，问题的根源不能 仅仅局限于一次事件。 如果把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用“金刚挣脱”（King Kong breaks loose）的范式(paradigm)解释，更近期的一部电影《迷雾中的猩猩》 (Gorillas in the Mist, 1988)对于汉学和中国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颇具启迪意义的分析[4]。在许多方面，《猩猩》与《金刚》正 好相反：在后者中我们看到“他者”(Other)世界被刻画为落后原始，其条件导致金刚的死亡；而在前者，我们看得大猩猩本性善 良、温和，与为了利益猎杀它们的人类的残暴形成对比。幸好有Dian Fossey这样的灵长目动物学家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从这部 电影结尾的字幕中我们得知这样的“他者”世界得到许可可以生存。在文明与蛮荒之间深思的，又是白人妇女，正是她的勇敢与 鲁莽“创造”了这一个故事。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金刚的巨手抓住尖叫的安，而是黛安·福西(Dian Fossey) 这样的人物(西戈 尼·韦弗Sigourney Weaver饰)回应自然的召唤，与大猩猩手牵手。被杀害的不是大猩猩，而是白人妇女。《金刚》的解构是对文 明的维护，《大猩猩》中的白人妇女在与文明的斗争中“仓促行事”(go off the deep end)，这场斗争以她自己的神秘死亡告终。 在目前这种上下文中，我建议在重现《大猩猩》时，采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论点所用的逻辑，虽然 这种逻辑有时显得一成不变、可以预言。东方主义的观点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白人的女动物学家，就像伟大的东方学者， 懂“土著人”(native)的语言，能够充满同情地和他们交谈、代表他们说话、介绍关于他们的情况。但是，在她这么做的时候，“土 著文化”也成为她的所有物，成为她与西方“家园”开展精神斗争的场所。由此，我们面对着也许是帝国主义历史上最丑陋的双重 约束(double bind)：：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以传教的名义对“他者”世界所做的探索背后隐藏着友好的、个人的目的——因为 善意的人道主义多元地(pluralistically)延伸，不仅超越国别和文化，而且超越种族——但是同时，这类探索以其浪漫主义的坚持 不懈暗示着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种浪漫的坚持不懈通过“野性”(wild)在最初的“自然”栖息地“生存”的方式表现。我相信， 在处理“他者”问题，将“他者”作为提高自我觉醒的方案的一部分时，这种双重约束是我们的进步话语有待充分承认的最棘手的 问题。 中国研究与西化问题(westernization) 关于现代中国和中国妇女，这些人猿的叙述故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让土著居民居住在他们的世界中”的说法，如果在汉学和 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解释，是从另一个方面重申中国传统有充分的权威排斥其他，是“非中国式的”询问方式。谁负责保卫权威？ 权威将“土著”留在何方？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借助于个人情节(personal scenario)提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文学，因此经常会遇到一些汉学家和中国历史学家，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有的直截了当，有 的间接含蓄地向我提问：“你为什么将西方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由于我碰巧研究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女性意识(femininity)
问题,也经常有人向我提问:“你为什么将西方的女性理论应用于中国妇女?” 在这些简单的问题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现代中国作为将知识作为剩余价值( knowledge-as-surplus-value)的生产场所的矛盾性。 显然,我遇到的问题基于一系列对立: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支配地位的传统与ˇ他者"' other囯家传统和种族传统的对立,支配 地位的妇女理论与他者”妇女的对立,“西方"的主观性和“非西方"女权主义评论家之间的对立。尽管我们都熟悉这样一点,即 定不能陷入二分法 dichotomy)的陷阱,但是我们中有许多人,尤其是曾经在种族、阶级或性别的二分法中身处没有特权的一 方的那些人,其认识论的武器仍然在二分法的权力范围内。上述问题就像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带着本土主义者( nativist道德准 则的力量;怡恰是通过对西方和东方的等级制二元划分使得那些询问者反对我与西方的“同谋' complicity当然,这种反对是 在西方批评已经变成强制性( mandatory)的大背景下( a general context)出现的,但是,对于那些正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带 领下进入文化领域,已经“西化”了的种族而言,这种一般的批评需要( this general critical imperative)会将他们留在何方?对于一 个像我这样在英属殖民地和美国接受教育的人,“过于西化ˆ的道德指控是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它标志着那些在我的"文化领域 的专家试图推翻我赖以发言的唯一前提。 这种个人情境 personal scenario揭示了一种文化困境,所有那些不得不克服障碍进入主流陈述渠道的人都面临这种困境。正像我 在前文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表明的,压在我们肩头的重担—中国和“中国传统”—体积庞大、伤痕累累;在使我们不 堪重负地弯下腰的同时,也表现了我们的动作和姿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重担的内容就是许多人对世界的唯一态度;但是,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明白,正是因为她已经以某种方式西化”,她必须奋勇向前,进入世界舞台。她能够用什么方 发言呢 我再次用女性的她提出问题,因为我认为中国妇女们 Chinese women)的说法暗示不断移位的分界线,它提供线索,使我们可 以大体上了解西化的中囯知识分子在进入国际“领域时遭遇的风险( the general stakes)。“中国和妇女两个范畴的不稳定性,合 并起来以倍数増加,导致各种各样的疑问,如:谁是中国妇女们?她们告知我们有关“中囯的什么情况?她们使我们对妇 女和妇女们有什么了解?中国历史学家将她们视为一个实体进行研究,这说明什么?“中国妇女和“中国研究”之间有什么关 最根本的是,中国妇女的种种故事,是如何“在囯际上迸行讲述的?我想从我最了解的领域解释这个问题,这就是学术界。继 对妇女们的兴趣跨学科地出现之后,对中国妇女的调查研究迅速得到承认,钱德拉·莫汉蒂( Chandra mohanty)将这种方式称 为“第三世界差异”(《在西方的眼睛下》“ Under Western Eyes”)——“某种稳定、与历史无关的东西显然压迫这些囯家的妇女, 就算不是全部女,也有大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被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电影评论家以及专门于经典著作 的汉学家研究。S调查对象范围广泛,既有中国边远村庄的女农民、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中的女英雄、文学文本中的修辞学的 女性主义转向”,也有在重要历史朝代中未经深入研究的女性神秘主义者。例如,在我今年任教的大学,当校方决定举办一 次关于妇女的会议的时机已到,我和另外两个资历较浅的职员负责组织这个会议,会议由东亚研究系主办。显而易见,在学 术界的管理人员看来,“妇女”目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主题,类似其他诸如“书法”“时间”、或者“水”(在相关的特定院系中) 而学术界的管理人员在知识"的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即使其中许多人对学术成就毫无兴趣。但是,更加令人震惊 的,还是在妇女与妇女们丶“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一致情形:如果“妇女"在目前建设完善的学科中是一个调查研究 的范畴,那么“其他妇女" other woman测附属于( attached to所谓非西方领域中已经发展完善的研究方法 对于汉学和庞大的美国中国历史计划而言( the mammoth u.S. enterprise of" hinese history”),“中国妇女"的出现,是现在中国 传统"的重要内容中添加的一个新的因素( a new addition which often brings with it the emphas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它暗示 着,要了解中国妇女,必须在中国文本和中国历史的参数范围内。或许,让土著居民返回他们的自然栖息地?我们在此面对 的,不是“金刚综合症记录的帝国主义厚颜无耻的掠夺和居杀,而是以《迷雾中的大猩猩》为代表反映的崇高的精神理想 即“让他者 ( the Other生活在他们的世界和我的爱中间。 在此,围绕“白人妇女的复杂意义,有什么可以说明的呢?“让他者生活”,从白人女性汉学家相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及中国妇女 的关系的角度说明,首先引发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白人妇女与非白人妇女之间“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的 支配性女权主义话语暗示着“妇女状态"的普遍主义( the universalism of womanhood,非白人妇女对此产生的愤慨情绪使得这一关 系更加引人注目。任何二者选一的意识形态 alternative ideology)都会试图推翻先前的理论,自由女性主义也不例外;本着提高西 方妇女地位的宗旨,自由女性主义过去是代表全部妇女发言的。这种普遍主义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事实:它掩盖了和非白人妇女 之间的更加根本性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媒介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遗产。毕竟,“在姐妹关系之外还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 义。”(莫汉蒂 面对非西方妇女,白人妇女和白人男性共同占据调查者的位置,他们拥有“言论自由”·在人类学、人种学这种学科里,尤为明 显的是这样一种关系,而非所谓的我们都是女人”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将自己的兴趣和方法强加于那些并不居住在同样社会 历史背景下的人,因而将后者简化为物化的沉默与相异状态( a state of reified silence and otherness),这种方式已经站不住脚。奥 德利洛德 Audre lorded在她著名的《致玛丽达利的公开信》中表达了这种批评。翁爱华( Aihwa ong,198880)也表达了类似的 批评,她是这样说的:“当女性主义者们眺望海外时,经常会试图使非西方妇女屈服,建立自己的权威,为她们决定生活的意义 和目标”(引用原文强调 emphasis in original 在中国研究中,对中国的了解总是一成不变地围绕着传统和现代性'这些概念形成,分配给中国妇女的空间分为两大类。 类是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中间,中国妇女主要在案例分析 (case study)中引人注目。翁爱华(1988,85)言简意赅地做了 这样的说明: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等人将非西方社会中的妇女刻画为一模一样、可以互换,比处于优势的资本主义社 会的妇女受到更加深重的剥削,这样,她们就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1例如,对1949年以后中国妇女的研究,不可避 免地会讨论她们如何受到农民家庭和社会主义父权制的双重剥削,反映了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关注也许比中国妇女自 己更为快速。将中国作为一个“案例分析来研究妇女解放的社会主义实验,这些著作是西方学术界与决策界全部话语网络的一 部分,这些话语建立在非西方、非现代世界的落后上 案例分析属于工具理性的修辞学( the rhetoric of instrumental reason)。社会科学家与汉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可能不会说流 利的汉语,但是她的计划并非要“谦逊地接受”中国文化(就像福西“谦逊地接受大猩猩的生活方式那样),而是要利用中囯妇 女—与西方堿市文明距离越远越好——提出对于西方女权主义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类解释,尤其是包括将多元论通过种 族和阶级ˆ延伸至ˉ妇女ˆ的类型。固然,像《小幸福》( Small Happiness这样的记录片(卡玛欣顿 Carma hinton拍摄,她能够 说流利的汉语)有助于将中国妇女推向国际舞台,在此她们被视作牺牲品。问题是:中国妇女如何在牺牲品的身份之外得到承 认?如果由中国妇女拍摄一部关于美国的研究中国的女性学者的电影,会是怎样的呢
问题，也经常有人向我提问：“你为什么将西方的女性理论应用于中国妇女？” 在这些简单的问题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现代中国作为将知识作为剩余价值(knowledge-as-surplus-value)的生产场所的矛盾性。 显然，我遇到的问题基于一系列对立：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支配地位的传统与“他者”(other)国家传统和种族传统的对立，支配 地位的妇女理论与“他者”妇女的对立，“西方”的主观性和“非西方”女权主义评论家之间的对立。尽管我们都熟悉这样一点，即 一定不能陷入二分法(dichotomy)的陷阱，但是我们中有许多人，尤其是曾经在种族、阶级或性别的二分法中身处没有特权的一 方的那些人，其认识论的武器仍然在二分法的权力范围内。上述问题就像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带着本土主义者(nativist)道德准 则的力量；恰恰是通过对西方和东方的等级制二元划分使得那些询问者反对我与西方的“同谋”(complicity)。当然，这种反对是 在西方批评已经变成强制性(mandatory)的大背景下（a general context）出现的，但是，对于那些正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带 领下进入文化领域，已经“西化”了的种族而言，这种一般的批评需要(this general critical imperative)会将他们留在何方？对于一 个像我这样在英属殖民地和美国接受教育的人，“过于西化”的道德指控是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它标志着那些在“我的”文化领域 中的专家试图推翻我赖以发言的唯一前提。 这种个人情境(personal scenario)揭示了一种文化困境，所有那些不得不克服障碍进入主流陈述渠道的人都面临这种困境。正像我 在前文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表明的，压在我们肩头的重担——“中国”和“中国传统”——体积庞大、伤痕累累；在使我们不 堪重负地弯下腰的同时，也表现了我们的动作和姿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重担的内容就是许多人对世界的唯一态度；但是，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明白，正是因为她已经以某种方式“西化”，她必须奋勇向前，进入世界舞台。她能够用什么方 式发言呢? 我再次用女性的“她”提出问题，因为我认为中国妇女们(Chinese women)的说法暗示不断移位的分界线，它提供线索，使我们可 以大体上了解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进入国际“领域”时遭遇的风险(the general stakes)。“中国”和“妇女”两个范畴的不稳定性，合 并起来以倍数增加，导致各种各样的疑问，如：谁是中国妇女们？她们告知我们有关“中国”的什么情况？她们使我们对“妇 女”和“妇女们”有什么了解？中国历史学家将她们视为一个实体进行研究，这说明什么？“中国妇女”和“中国研究”之间有什么关 系？ 最根本的是，中国妇女的种种故事，是如何“在国际上”进行讲述的？我想从我最了解的领域解释这个问题，这就是学术界。继 对“妇女们”的兴趣跨学科地出现之后，对中国妇女的调查研究迅速得到承认，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将这种方式称 为“第三世界差异”（《在西方的眼睛下》“Under Western Eyes”）——“某种稳定、与历史无关的东西显然压迫这些国家的妇女， 就算不是全部妇女，也有大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被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电影评论家以及专门于经典著作 的汉学家研究。[5] 调查对象范围广泛，既有中国边远村庄的女农民、近现代中国政治史中的女英雄、文学文本中的“修辞学的 女性主义转向”，也有在重要历史朝代中未经深入研究的女性神秘主义者。例如，在我今年任教的大学，当校方决定举办一 次“关于妇女”的会议的时机已到，我和另外两个资历较浅的职员负责组织这个会议，会议由东亚研究系主办。显而易见，在学 术界的管理人员看来，“妇女”目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主题，类似其他诸如“书法”、“时间”、或者“水”（在相关的特定院系中）， 而学术界的管理人员在“知识”的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即使其中许多人对学术成就毫无兴趣。但是，更加令人震惊 的，还是在“妇女”与“妇女们”、“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一致情形：如果“妇女”在目前建设完善的学科中是一个调查研究 的范畴，那么“其他妇女”(other woman)则附属于(attached to)所谓非西方领域中已经发展完善的研究方法。 对于汉学和庞大的美国“中国历史”计划而言(the mammoth U.S. enterprise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妇女”的出现，是现在“中国 传统”的重要内容中添加的一个新的因素(a new addition which often brings with it the emphas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它暗示 着，要了解中国妇女，必须在中国文本和中国历史的参数范围内。或许，让土著居民返回他们的自然栖息地？我们在此面对 的，不是“金刚综合症”记录的帝国主义厚颜无耻的掠夺和屠杀，而是以《迷雾中的大猩猩》为代表反映的崇高的精神理想， 即“让他者(the Other)生活在他们的世界和我的爱中间。” 在此，围绕“白人妇女”的复杂意义，有什么可以说明的呢？“让他者生活”，从白人女性汉学家相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及中国妇女 的关系的角度说明，首先引发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白人妇女与非白人妇女之间“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的。 支配性女权主义话语暗示着“妇女状态”的普遍主义(the universalism of womanhood)，非白人妇女对此产生的愤慨情绪使得这一关 系更加引人注目。任何二者选一的意识形态(alternative ideology)都会试图推翻先前的理论，自由女性主义也不例外；本着提高西 方妇女地位的宗旨，自由女性主义过去是代表全部妇女发言的。这种普遍主义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事实：它掩盖了和非白人妇女 之间的更加根本性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媒介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遗产。毕竟，“在姐妹关系之外还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 义。”（莫汉蒂） 面对非西方妇女，白人妇女和白人男性共同占据调查者的位置，他们拥有“言论自由”。在人类学、人种学这种学科里，尤为明 显的是这样一种关系，而非所谓的“我们都是女人”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将自己的兴趣和方法强加于那些并不居住在同样社会 历史背景下的人，因而将后者简化为物化的沉默与相异状态(a state of reified silence and otherness)， 这种方式已经站不住脚。奥 德利·洛德(Audre Lorde)在她著名的《致玛丽·达利的公开信》中表达了这种批评。翁爱华(Aihwa Ong, 1988, 80）也表达了类似的 批评，她是这样说的：“当女性主义者们眺望海外时，经常会试图使非西方妇女屈服，建立自己的权威，为她们决定生活的意义 和目标”（引用原文强调emphasis in original）。 在中国研究中，对中国的了解总是一成不变地围绕着“传统”和“现代性”这些概念形成，分配给中国妇女的空间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中间，中国妇女主要在“案例分析”(case study) 中引人注目。翁爱华（1988，85）言简意赅地做了 这样的说明：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等人将非西方社会中的妇女刻画为一模一样、可以互换，比处于优势的资本主义社 会的妇女受到更加深重的剥削，这样，她们就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例如，对1949年以后中国妇女的研究，不可避 免地会讨论她们如何受到农民家庭和社会主义父权制的双重剥削，反映了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关注也许比中国妇女自 己更为快速。将中国作为一个“案例分析”来研究妇女解放的社会主义实验，这些著作是西方学术界与决策界全部话语网络的一 部分，这些话语建立在非西方、非现代世界的落后上。 案例分析属于工具理性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instrumental reason)。社会科学家与汉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可能不会说流 利的汉语，但是她的计划并非要“谦逊地接受”中国文化（就像福西“谦逊地接受”大猩猩的生活方式那样），而是要利用中国妇 女——与西方城市文明距离越远越好——提出对于西方女权主义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类解释，尤其是包括将多元论通过“种 族”和“阶级”延伸至“妇女”的类型。固然，像《小幸福》(Small Happiness)这样的记录片（卡玛·欣顿Carma Hinton拍摄，她能够 说流利的汉语）有助于将中国妇女推向国际舞台，在此她们被视作牺牲品。问题是：中国妇女如何在牺牲品的身份之外得到承 认？如果由中国妇女拍摄一部关于美国的研究中国的女性学者的电影，会是怎样的呢？
正如翁爱华(Ong继续提出关于一般的非西方妇女的观点,中国妇女可以出现的第二个空间是—借用约翰娜·费边( Johannes Fabian)的同时代 coevalness)l6概念绝对的其他时间”,即古典历史和古典文学的时间,虽然中国妇女为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计 数的充满诱感的素材,但是中国妇女处于失语状态( speechless)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女性汉学家的讲座,围绕妇女主题,她们对著名的古典文本进行 研究,饶有兴致地回忆书中的一些细节,似乎那些细节就是异囯的丛林中的一草一木。这种情况下的汉学家,就像福西宀谦逊地接受"了大猩猩的语 言,但是,重点在于:一旦中国妇女像中文文本一样被禁锢于一个表示她们的过去的文化花园"”,关于她们的一切都会有绝对意义的不同:她们 是“中国的”,因此不能,也不应该接受西方方法论的分析 中国妇女可以进入的这两个空间,即案例研究和文化花园,是将中国研究制度性地划分为现代与传统的结果。这种划分可以从 两种人之间的互不相容清凊清楚楚地体会到:一种人沉浸于古典文本阐释学的迷官中( the labyrinths of classical textual hermeneutics),另一种人受到后启蒙运动的驱动,运用理性工具实现“理解"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理解一个落后的囯度)·由 于现代性的问题总是通过这种分类学划分解决( approached by way of such taxonomic divisions),仍然受制于这些划分。随之而来 的是根据其接近传统或接近现代,中国人民也被分类:来自中国大陆的,毫无疑问更加“真实”( authentic);而来自台湾,尤其 是来自香港的人,就“不纯" contaminated),西化的物质性 the materiality of Westernization不能从亚洲人民的日常经验中脱离, 正如无人认识到这一点一样,它作为亚洲现代自我觉醒中不可减缩的一部分,在中国研究专家们设定的范例中也未被承认,无 人提及。 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到突如其来的暴行( spectacular violence发生在中国,正是这种自我觉醒的物质性为抗议这样的暴行提供 一些线索。这种暴行来源于什么?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目前的政权,将会承担极大的风险。极端保守主义的政党领导人 就这一点所做的辩解有些什么呢? 是中国的内政;学生们不爱国或是对党不“忠诚”;土兵们是在努力恢复北京 的“秩序”。这些对事实的歪曲令人发指,在思想形态上与某些敬畏保持—致,包括对已经树立起来的权威的敬畏,和在所有关 于中国研究中都必有的对传统"的敬畏。在这里,暴力是“文化'的另一面,是人们拥有的关于文明的观念的基础,中囯承受了 太多这种观念。与这种暴行周旋,意味着为了长期的政治干预,必须寻求一种不同的自我觉醒,这种觉醒拒绝以随意的统一或 者分类划分的方式寻求合法化( legitimation)用特里萨德劳里提斯( eresa de lauretis)的话来说,这种觉醒是“从意识形态的 共谋中觉醒 consciousness of ideological complicity)。德劳里提斯将它与女权主义主体相比较之后这样界定 女权主义者主体最初的定义仅仅涉及其殖民化主体或者是受压迫的牺牲品的身份,重新给予的定义不再是纯粹的概念——不是 对男性和女性地位的统一或简单划分,而是沿着几条轴线的不同地位、跨越相互矛盾的话语和实践倍增构成。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妇女加入女性主义话语中,这种“从意识形态的共谋中觉醒”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政治话题,也 是理论话题,迫使我们每个人都要考虑下列问题:我在怎样发言?有什么能力,代表什么人?因此,沿着调查者相当于被调直 者"的思路解释西方女权主义与非西方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工作的必要性要得到承认,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另外一点 同样关键,即我们要认识到一种不同的、依然边缘化的表达方式已经出现—非西方但是已经西化了的女权主义主体,其存在 是这场“共谋"中危机的缩影。在非西方语境下有效地使用女权主义,暗示出女权主义有能力回应这些“他者”女权主义主体的发 言方式。 中国妇女与作为女权主义主体 由于是“倍增构成”,西化了的非西方女权主义主体的空间难以确定,同样往往有被忽略不计的风险。中囯危机向我们展现了 这样一种忽略:在政治动荡的关头,中国妇女们失去性别,以“中国人的身份加入其他所有人中。但是,长远来说,如果能够 更加从容地从分析的角度考察暴力的根源,与中国传统和中国研究相关的学术问题由中国妇女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将起到焦点 的作用,对权威的敬畏必须通过这些问题得到攻击。但是,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敬畏显然是不可动摇的,而且所承受 的遗产带有强烈的父权制色彩;在这样的领域里,中国妇女要以女权主义主体(而非被研究的客体)的身份出现,困难重重。 这是因为,即使承认女权主义的自我觉醒,这种觉醒也会轻易地成为遗产和传统"的最后支柱。在这一点上,丁玲(1984 1986)的作品很有启迪意义。我想要指出的是,当西方女权主义和非西方妇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研究中浮出水面时,作为我对这 种关系所持观点的详细说明,丁玲的作品以某些方式被典型地进行解读。( as an elaboration of my argumen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Western feminism and non-Western women as it surfaces in China studies, are some of the ways Ding Lings works are typically read)我对这些解读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该领域中的一些更高层次的问题,它们共享“相异性'的镜式政治结 构,即我一直描述的阻碍其他妇女”作为历史主体出现的结构。( they partake of the specular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othering" that I have been describing-structures that block the emergence of the"other women"as historical subjects. 在白人妇女和非白人妇女之间的差异的描述中刻画了一些对比,在不同阶段,丁玲的写作生涯为这些对比提供了例证: 妙惟肖、现实主义、积极的形象是有色妇女的需要,使其作品具有批判和政治意义;而白人妇女需要的,则是模仿、文本表现 textual performances和双重置换( double displacements)”(德劳里提斯,1986,17)。尽管丁玲是最著名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之 她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创作的作品被公认为不成熟,这些作品围绕有关性( sexuality)和女性意识 femininity)的主题,其中一目了 然的女性主观性"( female subjectivity)充满矛盾、幻觉和强烈的绝望感。她后期的作品,特别是《太阳照在桑千河上》,以及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被监禁之后创作的作品,表现出更强烈的爱囯主义”,说明在献身于中国传统和中国人民的过程 中,她有意识地否定自己年青时期的兴超所在 中国共产主义评论家最偏爱的一件事,就是建构丁玲的作家生涯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一点也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硏究丁玲 的学者所热衷。这个过程的要点包括:作为一个女作家,丁玲由受對白色”的玷污转变为有色的纯洁( turned form the contamination of being“whte" to the purity of being colored),从年青时代的关注表现”( performance)转变为以一个中国(有色 的)女作家应该有的方式关注“现实主义 有意思的一点是,当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兴致勃勃地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妇女"研究时,他们往往从丁玲这样的中国女 作家入手,目的是在他们强调是“非西方"的文化中评估他们对性和社会性别的度量( measurements。丁玲成功地通过了测试,她 的事业轨迹恰到好处地符合扼要表达的趋势( essentializing tendencies),这种趋势已经成为中囯硏究领堿中的主流。由于她日益增 加的爱国主义倾向,有可能使有些人用所谓的中国女权主义的方式对待她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消解西方中心的需要,女性主义民族化或是本土化由此产生,就其自身而言,这是对西方话语霸权主义 的一种批评。但是,如果非中国的学者们坚持中国文本和中国作家的“中国性”( Chinese-ness,它意味着什么?“非中国式的"暗 的判断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本土主义本身就令人怀疑,那么由非中国学者规定给“土著人"the“ native)的本土主义更加值得怀
正如翁爱华(Ong)继续提出关于一般的非西方妇女的观点，中国妇女可以出现的第二个空间是——借用约翰娜·费边(Johannes Fabian)的“同时代”(coevalness)[6]概念——绝对的“其他时间”，即古典历史和古典文学的时间，虽然中国妇女为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计 其数的充满诱惑的素材，但是中国妇女处于失语状态(speechless)。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女性汉学家的讲座，围绕妇女主题，她们对著名的古典文本进行 研究，饶有兴致地回忆书中的一些细节，似乎那些细节就是异国的丛林中的一草一木。这种情况下的汉学家，就像福西“谦逊地接受”了大猩猩的语 言，但是，重点在于：一旦中国妇女像中文文本一样被禁锢于一个表示“她们的过去”的“文化花园”，关于她们的一切都会有绝对意义的不同：她们 是“中国的”，因此不能，也不应该接受西方方法论的分析。 中国妇女可以进入的这两个空间，即案例研究和文化花园，是将中国研究制度性地划分为现代与传统的结果。这种划分可以从 两种人之间的互不相容清清楚楚地体会到：一种人沉浸于古典文本阐释学的迷宫中 (the labyrinths of classical textual hermeneutics)，另一种人受到后启蒙运动的驱动，运用理性工具实现“理解”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理解一个落后的国度）。由 于现代性的问题总是通过这种分类学划分解决(approached by way of such taxonomic divisions)，仍然受制于这些划分。随之而来 的是根据其接近传统或接近现代，中国人民也被分类：来自中国大陆的，毫无疑问更加“真实”（authentic）；而来自台湾，尤其 是来自香港的人，就 “不纯”(contaminated)。西化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Westernization)不能从亚洲人民的日常经验中脱离， 正如无人认识到这一点一样，它作为亚洲现代自我觉醒中不可减缩的一部分，在中国研究专家们设定的范例中也未被承认，无 人提及。 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到突如其来的暴行(spectacular violence)发生在中国，正是这种自我觉醒的物质性为抗议这样的暴行提供 一些线索。这种暴行来源于什么？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目前的政权，将会承担极大的风险。极端保守主义的政党领导人 就这一点所做的辩解有些什么呢？——这些是中国的“内政”；学生们“不爱国”或是对党不“忠诚”；士兵们是在努力恢复北京 的“秩序”。这些对事实的歪曲令人发指，在思想形态上与某些敬畏保持一致，包括对已经树立起来的权威的敬畏，和在所有关 于中国研究中都必有的对“传统”的敬畏。在这里，暴力是“文化”的另一面，是人们拥有的关于文明的观念的基础，中国承受了 太多这种观念。与这种暴行周旋，意味着为了长期的政治干预，必须寻求一种不同的自我觉醒，这种觉醒拒绝以随意的统一或 者分类划分的方式寻求合法化（legitimation）。用特里萨·德·劳里提斯(Teresa de Lauretis)的话来说，这种觉醒是“从意识形态的 共谋中觉醒”(consciousness of ideological complicity)。德·劳里提斯将它与女权主义主体相比较之后这样界定： 女权主义者主体最初的定义仅仅涉及其殖民化主体或者是受压迫的牺牲品的身份，重新给予的定义不再是纯粹的概念——不是 对男性和女性地位的统一或简单划分，而是沿着几条轴线的不同地位、跨越相互矛盾的话语和实践倍增构成。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妇女加入女性主义话语中，这种“从意识形态的共谋中觉醒”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政治话题，也 是理论话题，迫使我们每个人都要考虑下列问题：我在怎样发言？有什么能力，代表什么人？因此，沿着“调查者相当于被调查 者”的思路解释西方女权主义与非西方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工作的必要性要得到承认，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另外一点 同样关键，即我们要认识到一种不同的、依然边缘化的表达方式已经出现——非西方但是已经西化了的女权主义主体，其存在 是这场“共谋”中危机的缩影。在非西方语境下有效地使用女权主义，暗示出女权主义有能力回应这些“他者”女权主义主体的发 言方式。 中国妇女与/作为女权主义主体 由于是“倍增构成”，西化了的非西方女权主义主体的空间难以确定，同样往往有被忽略不计的风险。中国危机向我们展现了 这样一种忽略：在政治动荡的关头，中国妇女们失去性别，以“中国人”的身份加入其他所有人中。但是，长远来说，如果能够 更加从容地从分析的角度考察暴力的根源，与中国传统和中国研究相关的学术问题由中国妇女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将起到焦点 的作用，对权威的敬畏必须通过这些问题得到攻击。但是，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敬畏显然是不可动摇的，而且所承受 的遗产带有强烈的父权制色彩；在这样的领域里，中国妇女要以女权主义主体（而非被研究的客体）的身份出现，困难重重。 这是因为，即使承认女权主义的自我觉醒，这种觉醒也会轻易地成为“遗产”和“传统”的最后支柱。在这一点上，丁玲(1984— 1986)的作品很有启迪意义。我想要指出的是，当西方女权主义和非西方妇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研究中浮出水面时，作为我对这 种关系所持观点的详细说明，丁玲的作品以某些方式被典型地进行解读。 (as an elaboration of my argumen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Western feminism and non-Western women as it surfaces in China studies, are some of the ways Ding Ling’s works are typically read.) 我对这些解读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该领域中的一些更高层次的问题，它们共享“相异性”的镜式政治结 构，即我一直描述的阻碍“其他妇女”作为历史主体出现的结构。(they partake of the specular political structures of “othering” that I have been describing—structures that block the emergence of the “other women” as historical subjects.) 在白人妇女和非白人妇女之间的差异的描述中刻画了一些对比，在不同阶段，丁玲的写作生涯为这些对比提供了例证：“惟 妙惟肖、现实主义、积极的形象是有色妇女的需要，使其作品具有批判和政治意义；而白人妇女需要的，则是模仿、文本表现 (textual performances)和双重置换(double displacements)”（德·劳里提斯, 1986, 17）。尽管丁玲是最著名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之一， 她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创作的作品被公认为不成熟，这些作品围绕有关性(sexuality)和女性意识(femininity)的主题，其中一目了 然的“女性主观性”(female subjectivity)充满矛盾、幻觉和强烈的绝望感。她后期的作品，特别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被监禁之后创作的作品，表现出更强烈的“爱国主义”，说明在献身于中国传统和中国人民的过程 中，她有意识地否定自己年青时期的兴趣所在。 中国共产主义评论家最偏爱的一件事，就是建构丁玲的作家生涯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一点也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研究丁玲 的学者所热衷。这个过程的要点包括：作为一个女作家，丁玲由受到“白色”的玷污转变为有色的纯洁(turned form the contamination of being “white” to the purity of being colored)，从年青时代的关注“表现”（performance）转变为以一个中国（有色 的）女作家应该有的方式关注“现实主义”。 有意思的一点是，当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兴致勃勃地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妇女”研究时，他们往往从丁玲这样的中国女 作家入手，目的是在他们强调是“非西方”的文化中评估他们对性和社会性别的度量(measurements)。丁玲成功地通过了测试，她 的事业轨迹恰到好处地符合扼要表达的趋势(essentializing tendencies)，这种趋势已经成为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主流。由于她日益增 加的爱国主义倾向，有可能使有些人用所谓的中国女权主义的方式对待她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消解西方中心的需要，女性主义民族化或是本土化由此产生，就其自身而言，这是对西方话语霸权主义 的一种批评。但是，如果非中国的学者们坚持中国文本和中国作家的“中国性”(Chinese-ness)，它意味着什么？“非中国式的”暗 示的判断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本土主义本身就令人怀疑，那么由非中国学者规定给“土著人”(the “native”)的本土主义更加值得怀
疑。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在亚洲,现代化意味着“西化,如果中文文本和中国作家表现出受到西方理论影响/感染的症状'他们 也应该如此),为什么,总的来说,还要用关注、怀疑和不赞成的方式看待他们? 在上文中,我已经描述了我作品中的质询,正如我所提到的,被忽略的恰恰是已经西化的主体性的物质现实( the material reality of a Westernized subjectivity),当非西方知识分子进入世界舞台时它一定会出现。丁玲的发展过程相当复杂,像“第三世 界国家中的其他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一样。我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这一点进行目的论 teleologically)的评价,从“不成熟"进步 到成熟”,从“西化进步到中国式的。她晚年向自己的传统起源`回归”( return),除了理想主义者的本土主义论之外,还有 其他方式可以理解。(这一点要求必须对她的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读,也只能在别处得以证实。)因此,女权主义的中国研究学 者仅仅给它添加一个“女权主义的标签就完成民族主义目的论的建构,这一点颇为可疑。相反地,由于强调“中国式是绝对差 异的标志,试图通过女权主义解构父权制话语的霸权主义,也遇到重重的阻力 我刚刚描述了其他妇女被赋予“自己的国别身份和种族身份的方式,然而,矛盾的是,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身 份,当非白人妇女向海外跳望时,女权主义加诸于她们的权威显而易见中国中心主义 sinocentrism)我在上文描述为文 化孤立主义—作为反对西方的一种方式出现,远非解决由西方中心主义( Western centrism)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方法。一些女 权主义中国研究学者试图捍卫“中国女权主义”,并不能真正带领现代中国妇女走上一条光明大道,使她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出现,更可能的结果是导致产生一种复合型的父权制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妇女”被添加其中,为再一次证明一种固有的 纯正“传统”( a pure indigenous" tradition”)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提供最新证据。有些中国妇女度过了她们大半生的俗世生活,明白 她们不再可以依附的正是原本的 originary中国传统这一概念,对于这些妇女来说,在本土主义的意义上提出“中国的女权主 义”,本质上是排他的;它排除的是她们身体力行的与西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她们的主体位置( subject-positions中起 到的作用,虽然这些作用具有矛盾性。 正如我已经提及的,西方专门研究“第三世界"文化的人的理想、以及他们对那些文化成员“太过西化'的指控,是西 性主义评论家面临的“文化困境ˇ的两个方面。由于这种困境不可逆转,它也是难以承受的。但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 的支 地将女权主义在非西方语境下运用。用卡玛拉维斯威斯瓦兰( KamalaⅤ isweswaran,1988,29)的话说,女权主义最根本的重组 价值( the fundamental reconstitutive value和有待表现的女权主义人种学的潜力在于“通过受剥削的经验为自我定位,目的是获得 自我解放。”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这样的特点:它需要一个过程,从理论标志性地出现开始,然后不断得到阐述,直至到达向批评自己的 声音让步的程度。我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是否和其他被压迫群体继续维持联系,取决于它对自己的 历史性( historicity)的理解:在妇女被压迫的经验基础上获得自己的力量和经验,然后反问自己,如何才能为其他人指出类似的 道路,而不需假设一个主导话语的位置(“ master discourse” position不能简单地用多元化或者是世界主义的词汇回应这些他者 these others,女权主义需要正视它在西方的历史。它属于这样一个契机,当时西方思想克服自我的努力,相对而言,仍然得到 物质高度丰富、强调思想自由和个人充分发展的支持。 t belongs to a juncture in time when Western thought' efforts at overcoming itself are still, relatively speaking, supported by a high level of material well-being,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personal mobility *EEX 在西方知识各界脱颖而出的这一历史契机不是偶然发生的,即使它时常(如果不是总是)谈论压迫和牺牲,西方女权主义从其 他人民的存在得到了许多支持,这些人每天继续身体力行着各种形式的排他,许多排他行为发生在领土边界。正是清楚的界限 划分使得我们能够享受舒适和安全,在舒适和安全中将“排他"的概念理论化。( It is the clear demarcation of such borders which allows us the comfort and security in which to theorize the notion of" exclusion” itself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偶然被生在了可以享受舒适 安全的地方,而其他人,就像我样,是通过加入国籍"( naturalization)得到这种待遇的,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说压追我们的人的 语言,而且要“像本国人那样流利∵西化的女权主义者的任务并非要抛弃那门语言,而是要求别人正确地理解自己口音的介 入,不是作为一个本土保护主义的借口,而是一种需要,用女权主义的语言来说,“不时地,需要一种自动自觉,将这个妇 女撕扯成碎片”(赖利,1988。114)—以便其他的历史可以进入 我用这种方式将非西方妇女和女权主义者介绍进来,目的是要理解一系列的问题,在中国最近出现的危机中这些问题尚未曾 被意识到。如所说的,这篇论文很不对称,结尾和开端不能相互呼应。但是“他者妇女“ other women”)的发言,通常都是没有 得体的方式的。对她们而言,发言意味着将手边马上可以找到的东西紧急地进行拼凑,目的在于要为更长久的斗争储存物资 注释 本文部分选自《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n: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nd east),周蕾著,(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 当时哈佛大学举办主题为“民族主义与性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ies的会议,我正准备在会议上宣读论文。我本打算讨论引 净争议的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的作品,但是,看到美国媒体中曝光的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我越来越感到在中国历史的那样时 刻,纯粹关于“性”的演说不合时宜。于是,我决定就目前的事件发表意见本文是那次演说的一部分。 21“其他国家”( the other country)是我参加的讨论小组的标题 3来自1989年6月香港与英国之间召开的一次由卫星传送的电信会议,此次会议名为“香港:荣耀的问题? Hong kong:A Matter of Honor?) H感谢丘莲娜曼诺兹( Giuliana mengzi)的博士论文“ Aspects of the Discourse of wildness Within Modernity”(《比较文学》 尼苏达大学,1989),曼诺兹将《金刚》和《迷雾中的大猩猩》相提并论,提醒我主义两部电影的制作中的巴赫金( Bakhtinian) 对话本质,虽然我运用这种“对话的目的不同 臼S如果有读者有兴趣全面了解批判地对待中国妇女,包括作为历史人物、小说人物或者作者的中国妇女,可以参阅以下资料来 d: Margery Wolf and Roxan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r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Richard W. 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 eds,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Youngstown Philo Press, 1981): Angela Jung Palandri, ed, Women Writer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Asi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2): Anna Gerstlacher,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Jenny Schon, eds, Women in Literature in China ( Bochum: Studienverlag Brockmeyer,1985)。近期杂志中关于中国妇女的重要报道有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al 1988 Camera Obscura,no.18; Wide Angle 11, no.2。当然,此处列出的资料必有遗漏。 [6] sibAg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疑。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在亚洲，现代化意味着“西化”，如果中文文本和中国作家表现出受到西方理论影响/感染的“症状”(他们 也应该如此)，为什么，总的来说，还要用关注、怀疑和不赞成的方式看待他们？ 在上文中，我已经描述了我作品中的质询，正如我所提到的，被忽略的恰恰是已经西化的主体性的物质现实(the material reality of a Westernized subjectivity)，当非西方知识分子进入世界舞台时它一定会出现。丁玲的发展过程相当复杂，像“第三世 界”国家中的其他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一样。我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这一点进行目的论(teleologically)的评价，从“不成熟”进步 到“成熟”，从“西化”进步到“中国式的”。她晚年向自己的传统起源“回归”（return），除了理想主义者的本土主义论之外，还有 其他方式可以理解。（这一点要求必须对她的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读，也只能在别处得以证实。）因此，女权主义的中国研究学 者仅仅给它添加一个“女权主义”的标签就完成民族主义目的论的建构，这一点颇为可疑。相反地，由于强调“中国式”是绝对差 异的标志，试图通过女权主义解构父权制话语的霸权主义，也遇到重重的阻力。 我刚刚描述了其他妇女被赋予“自己的”国别身份和种族身份的方式，然而，矛盾的是，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身 份，当非白人妇女向海外眺望时，女权主义加诸于她们的“权威”显而易见。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在上文描述为文 化孤立主义——作为反对西方的一种方式出现，远非解决由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ism）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方法。一些女 权主义中国研究学者试图捍卫“中国女权主义”，并不能真正带领现代中国妇女走上一条光明大道，使她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出现，更可能的结果是导致产生一种复合型的父权制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妇女”被添加其中，为再一次证明一种固有的 纯正“传统”（a pure indigenous “tradition”）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提供最新证据。有些中国妇女度过了她们大半生的俗世生活，明白 她们不再可以依附的正是“原本的”(“originary”)中国传统这一概念，对于这些妇女来说，在本土主义的意义上提出“中国的女权主 义”，本质上是排他的；它排除的是她们身体力行的与西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她们的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中起 到的作用，虽然这些作用具有矛盾性。 正如我已经提及的，西方专门研究“第三世界”文化的人的理想、以及他们对那些文化成员“太过西化”的指控，是西化了的女 性主义评论家面临的“文化困境”的两个方面。由于这种困境不可逆转，它也是难以承受的。但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最恰当 地将女权主义在非西方语境下运用。用卡玛拉·维斯威斯瓦兰(Kamala Visweswaran, 1988，29）的话说，女权主义最根本的重组 价值(the fundamental reconstitutive value)和有待表现的女权主义人种学的潜力在于“通过受剥削的经验为自我定位，目的是获得 自我解放。”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这样的特点：它需要一个过程，从理论标志性地出现开始，然后不断得到阐述，直至到达向批评自己的 声音让步的程度。我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是否和其他被压迫群体继续维持联系，取决于它对自己的 历史性(historicity)的理解：在妇女被压迫的经验基础上获得自己的力量和经验，然后反问自己，如何才能为其他人指出类似的 道路，而不需假设一个“主导话语”的位置(“master discourse” position)。不能简单地用多元化或者是世界主义的词汇回应这些他者 (these others)，女权主义需要正视它在西方的历史。它属于这样一个契机，当时西方思想克服自我的努力，相对而言，仍然得到 物质高度丰富、强调思想自由和个人充分发展的支持。(It belongs to a juncture in time when Western thought’s efforts at overcoming itself are still, relatively speaking, supported by a high level of material well-being,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personal mobility.)女权主义 在西方知识各界脱颖而出的这一历史契机不是偶然发生的，即使它时常（如果不是总是）谈论压迫和牺牲，西方女权主义从其 他人民的存在得到了许多支持，这些人每天继续身体力行着各种形式的排他，许多排他行为发生在领土边界。正是清楚的界限 划分使得我们能够享受舒适和安全，在舒适和安全中将“排他”的概念理论化。(It is the clear demarcation of such borders which allows us the comfort and security in which to theorize the notion of “exclusion” itself.)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偶然被生在了可以享受舒适 安全的地方，而其他人，就像我一样，是通过“加入国籍”(naturalization)得到这种待遇的，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说压迫我们的人的 语言，而且要“像本国人那样流利”。西化的女权主义者的任务并非要抛弃那门语言，而是要求别人正确地理解自己口音的介 入，不是作为一个本土保护主义的借口，而是一种需要，用女权主义的语言来说，“不时地，需要一种自动自觉，将这个‘妇 女’撕扯成碎片”（赖利，1988, 114）——以便其他的历史可以进入。 我用这种方式将非西方妇女和女权主义者介绍进来，目的是要理解一系列的问题，在中国最近出现的危机中这些问题尚未曾 被意识到。如所说的，这篇论文很不对称，结尾和开端不能相互呼应。但是“他者妇女”(“other women”)的发言，通常都是没有 得体的方式的。对她们而言，发言意味着将手边马上可以找到的东西紧急地进行拼凑，目的在于要为更长久的斗争储存物资。 注释 *本文部分选自《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周蕾著，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1] 当时哈佛大学举办主题为“民族主义与性”(Nationalism and Sexualities)的会议，我正准备在会议上宣读论文。我本打算讨论引 起争议的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的作品，但是，看到美国媒体中曝光的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我越来越感到在中国历史的那样时 刻，纯粹关于“性”的演说不合时宜。于是，我决定就目前的事件发表意见。本文是那次演说的一部分。 [2] “其他国家”（the other country）是我参加的讨论小组的标题。 [3] 来自1989年6月香港与英国之间召开的一次由卫星传送的电信会议，此次会议名为“香港：荣耀的问题？”(Hong Kong: A Matter of Honor?) [4] 感谢丘莲娜·曼诺兹(Giuliana Menozzi)的博士论文“Aspects of the Discourse of Wildness Within Modernity”（《比较文学》，明 尼苏达大学，1989），曼诺兹将《金刚》和《迷雾中的大猩猩》相提并论，提醒我主义两部电影的制作中的巴赫金(Bakhtinian) 对话本质，虽然我运用这种“对话”的目的不同。 [5] 如果有读者有兴趣全面了解批判地对待中国妇女，包括作为历史人物、小说人物或者作者的中国妇女，可以参阅以下资料来 源：Margery Wolf and Roxanne Witke, 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Richard W. 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 eds.,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Youngstown: Philo Press, 1981)；Angela Jung Palandri, ed., Women Writer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si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2)；Anna Gerstlacher,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Jenny Schon, eds., Women in Literature in China （Bochum: Studienverlag Brockmeyer, 1985）。近期杂志中关于中国妇女的重要报道有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all 1988; Camera Obscura, no. 18; Wide Angle 11, no. 2。当然，此处列出的资料必有遗漏。 [6] 见费边的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参考书目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nd New Left Books de Lauretis, Teresa. 1986. " Feminist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ssues. Terms and Contexts. In Feminist Studies/ Critica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Displacing Hegemonic Discourses: Reflections on Feminist Theory in the 1980s. Inscription, no. 3/4: 127-41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ss Gerstlacher, Anna,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and Jenny Schon, eds. 1985.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Bochum Studienverlag Brockmever Guisso, Richard w, and Johannesen, Stanley, eds. 1981.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Youngstown Philo press Lorde. Audre. 1984. Sister Outsider: Ess umansburg, N.Y.: The Cr Menozzi, Giuliana. 1989. Aspects of the Discourse of Wildness Within Modernity. "Ph D dissert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all 1988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this volume. Ong, Aihwa 1988. Colonialism and Modernity: Feminis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 Inscriptions, no. 3/4: 79 Palandri, Angela Jung, ed. 1982. Women Writers of Tirentieth-Century China. Asi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Oregon. Riley, Denise. 1988.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Women"in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pivak, Gayatri. 1987. In Other Worlds: Essyas in Cultrual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Visweswaran, Kamala. 1988. "Defining Feminist Ethnography. "Inscriptions, no. 3/4: 27-44 Wide Angle 11, no. 2. Wolf, Margery, and Roxanne Witke, eds. 1975. Women in Chinese Socie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oung, Mar ed. 1973.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参考书目 Anderson, Benedi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ctions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nd New Left Books. Camera Obscura, no. 18. de Lauretis, Teresa. 1986. “Feminist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ssues, Terms, and Contexts.” In Feminist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19. ______. 1988. “Displacing Hegemonic Discourses: Reflections on Feminist Theory in the 1980s.” Inscription, no. 3/4:127—41.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ss. Gerstlacher, Anna,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and Jenny Schon, eds. 1985.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Bochum: Studienverlag Brockmeyer. Guisso, Richard W., and Johannesen, Stanley, eds. 1981.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Youngstown: Philo Press. Lorde, Audre. 1984.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Trumansburg, N.Y.: The Crossing Press. Menozzi, Giuliana. 1989. “Aspects of the Discourse of Wildness Within Modernity.” Ph.D dissert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all 1988.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this volume. Ong, Aihwa. 1988. “Colonialism and Modernity: Feminis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Inscriptions, no. 3/4: 79 —93. Palandri, Angela Jung, ed. 1982. Women Writer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si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Oregon. Riley, Denise. 1988.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pivak, Gayatri. 1987. In Other Worlds: Essyas in Cultrual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Visweswaran, Kamala. 1988. “Defining Feminist Ethnography.” Inscriptions, no. 3/4: 27—44. Wide Angle 11, no. 2. Wolf, Margery, and Roxanne Witke, eds. 1975.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oung, Marilyn B. ed. 1973.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