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国家的暴力一一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 在其他国家的暴力 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 周蕾 冯芃芃译 1989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为争取改革和民主而发动的和平示威进行数周后,中国政府派出部队和坦克,将天安门广场上 成百上干的民众居杀。以后的几周内,军队奉命清理自己制造的混乱局面。土兵们变得对社会如此的富有建设性( became so cially constructive),他们在北京街头剪市民的头发;同时,成千上百的人被逮捕并判刑,不知有多少人被处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1983,68)在他的著作《想象中的社区:对民族主义的反思》(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的脚注中谈到:“因此,随着欧洲帝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了它对全球文明漠不 关心的方式,其他文明痛苦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摧毁它们自己神圣谱系的多元主义。中国 Middle kingdom向远东的边缘化是 这一过程的标志。”在20世纪的世界中中国的边缘化这一事实显而易见,正是这样的边缘化令我们将它视为“其他国家the“ other country")2};但是,安德森的意见包含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如果只是随便提及的话,这一点体现在痛苦地"( traumatically)这个词上,中国人 民在现代化的全部进程中面临的痛苦还有待于得到恰当的理解,天安门事件使我们正视这个事实。 这种痛苦的第一点是在震惊之下知识分子话语的失效( futility).政府枪杀自己的人民,或者是任何人民,关于这一点,没有什 么微妙难言的,没有什么可以反过来说的。在这种经历的震撼下,我们原来假设的思维的范畴不复存在。突然之间,他们中间 像我们这样的学者不再能够以学者的眼光观察世界,而是成为了新闻工作者;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话语本质的不确定性和暂时 性。传统的信息来源的不可靠性、我们使用的推理工具的局限性、我们依赖的叙述方式的重复性——我们这些再现机制迟钝的 方面突然之间尖锐起来,使我们的感知陷入危机。 我听到有女性主义者提问:“我们应该如何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当时就做出了回应,现在也有相同的意 见:“我们不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因为在这震惊一刻中国人民已经被去掉性别( degendered l而成为单纯的中国人。"询问我们如 何用社会性别解读”如目前发生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危机,意味着坚持某个分析范畴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况,而且不受时间限制 却忘记伴随所有概念范畴解释力量的历史真实性。在伽亚奇·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1987,105; emphasis in original)的论 文解释与文化:旁注”(" Explanation and Culture: Marginalia”中,她写道 解释的意向是渴望拥有自我、拥有世界的征兆……解释的可能性含有这样的假设:宇宙是可以解释的(即使不是进行充分的解 释)以及主体是进行解释的(即使还有缺点)。这些假设确保我们了我们的存在,在进行解释时,我们排除了根本上异类的可 能性 当中国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们为了争取进行和平示威的自由而被捕、被处罚或者杀害时,任何用单一范畴分析中国形势的话语 都有自行其是之嫌 presumptuous。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用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而是发生在中国 的这些事件向我们传达了关于社会性别作为范畴的什么信息,尤其是在涉及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社会性别研究的局限是 什么?适用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下不适用?当非西方的妇女针对资本主义自由女权主义赋予“妇女特别的优先权发出愤怒的 声音时,这些事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愤怒?愤怒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将女性性别置于所有斗争的最前线、将妇女omω这 术语多元化 pluralize的需要中,这一需要在资本主义自由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上被忽略了,作为对这种疏忽的补偿而经常使 用的妇女们( women)不能触及大部分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如果更时髦的妇女们本身充其量是一个不稳定的范畴,其原因正如 Denise Riley(1988,5)告诉我们的:“这种不稳定性有其历史基础。”啡非西方妇女感受到的愤怒绝非仅仅因为她们被排除在资本 主义自由女权主义“作为妇女们 as women)的描述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仅仅是“妇女们”与男人们相对应,她们作为妇女 们的经验永远无法通过这一范畴狭义的性特征方面得到证实( be pinned down to the narrowly sexualized aspect of that category) 妇女们与男人们之间的异性关系通常被假定为妇女们与文化之间的中心问题,而这一点与中国的危机几乎毫无关联 中国观察( China watching) 我并不想对中国形势采用纯粹的分析话语,而是要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在美国这些人更为密切,我们中的大多 数人都以电视观众或者是报纸读者的身份参与了“中国观察”。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关注的目 标。我们谴责发生在北京的军事暴力,与我们认为成干上万中国人的死是一个武断的事件的看法密切相联。在许多方面,全世 界的媒体都发挥了鼓励示威者继续进行的作用;我们的摄影机等待着捕捉下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揭示给观众。因此,当 我说出“武断时,我意在包括技术的合谋,因为技术带来的,远非仅仅令我们能够“看到"发生的事情。 例如,自从1989年6月11日那个星期起,对于中国危机的关注已经转移到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新闻传播,以及如何在军事镇压 后通过宣传加强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中国官方的确亳不留情地通过有效地使用摄像网络和其他大众传媒的渠道追踪¨持不同政 见者”,他们的教化技术之粗糙一目了然:先杀人,再撒谎。但是在我们这边,媒体又起到什么作用呢?曾经出现过中国人警告 摄影人员不要给他们拍照,唯恐被捕的情况,那么,他们怎样了呢?我们看到照片中的他们以及他们发出的警告,这一切或以 静默的说明文字的形式(报纸上),或以记者的有声评论的刑式(电视上),成为“中国危机"的解释。这种现象甚至发生在批 评中国政府公布电话号码以便人们可以互相告发的同样的报道中,即使有些新闻播音员不厌其烦地将他们的釆访对象的面目模 糊处理,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太迟。与此同时,这些新闻继续将我们带到类似乡村这样的更偏远的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继续将 人们摄入胶片并努力让他们发言。在其他国家的暴力——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 在其他国家的暴力 ——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 周 蕾 冯芃芃 译 1989年6月4日，在中国人民为争取改革和民主而发动的和平示威进行数周后，中国政府派出部队和坦克，将天安门广场上 成百上千的民众屠杀。以后的几周内，军队奉命清理自己制造的混乱局面。士兵们变得对社会如此的富有建设性（became so socially constructive），他们在北京街头剪市民的头发；同时，成千上百的人被逮捕并判刑，不知有多少人被处死。[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68)在他的著作《想象中的社区：对民族主义的反思》（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的脚注中谈到：“因此，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了它对全球文明漠不 关心的方式，其他文明痛苦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摧毁它们自己神圣谱系的多元主义。中国(Middle Kingdom)向远东的边缘化是 这一过程的标志。”在20世纪的世界中中国的边缘化这一事实显而易见，正是这样的边缘化令我们将它视为“其他国家”(the “other country”)[2]；但是，安德森的意见包含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如果只是随便提及的话，这一点体现在“痛苦地”(traumatically)这个词上。中国人 民在“现代化”的全部进程中面临的痛苦还有待于得到恰当的理解，天安门事件使我们正视这个事实。 这种痛苦的第一点是在震惊之下知识分子话语的失效(futility)。政府枪杀自己的人民，或者是任何人民，关于这一点，没有什 么微妙难言的，没有什么可以反过来说的。在这种经历的震撼下，我们原来假设的思维的范畴不复存在。突然之间，他们中间 像我们这样的学者不再能够以学者的眼光观察世界，而是成为了新闻工作者；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话语本质的不确定性和暂时 性。传统的信息来源的不可靠性、我们使用的推理工具的局限性、我们依赖的叙述方式的重复性——我们这些再现机制迟钝的 方面突然之间尖锐起来，使我们的感知陷入危机。 我听到有女性主义者提问：“我们应该如何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当时就做出了回应，现在也有相同的意 见：“我们不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因为在这震惊一刻中国人民已经被去掉性别(degendered)而成为单纯的‘中国人’。”询问我们如 何用社会性别“解读”如目前发生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危机，意味着坚持某个分析范畴可以适用于所有情况，而且不受时间限制， 却忘记伴随所有概念范畴解释力量的历史真实性。在伽亚奇·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1987，105；emphasis in original）的论 文“解释与文化：旁注” (“Explanation and Culture: Marginalia”)中，她写道： 解释的意向是渴望拥有自我、拥有世界的征兆……解释的可能性含有这样的假设：宇宙是可以解释的（即使不是进行充分的解 释）以及主体是进行解释的（即使还有缺点）。这些假设确保我们了我们的存在，在进行解释时，我们排除了根本上异类的可 能性。 当中国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们为了争取进行和平示威的自由而被捕、被处罚或者杀害时，任何用单一范畴分析中国形势的话语 都有自行其是之嫌(presumptuous)。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用社会性别研究的方法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而是发生在中国 的这些事件向我们传达了关于社会性别作为范畴的什么信息，尤其是在涉及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社会性别研究的局限是 什么？适用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下不适用？当非西方的妇女针对资本主义自由女权主义赋予“妇女”特别的优先权发出愤怒的 声音时，这些事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愤怒？愤怒的根源并非仅仅在于将女性性别置于所有斗争的最前线、将妇女(woman)这 一术语多元化(pluralize)的需要中，这一需要在资本主义自由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上被忽略了，作为对这种疏忽的补偿而经常使 用的妇女们（women）不能触及大部分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如果更时髦的妇女们本身充其量是一个不稳定的范畴，其原因正如 Denise Riley（1988，5）告诉我们的：“这种不稳定性有其历史基础。”非西方妇女感受到的愤怒绝非仅仅因为她们被排除在资本 主义自由女权主义“作为妇女们”(as women)的描述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仅仅是“妇女们”与“男人们”相对应，她们作为“妇女 们”的经验永远无法通过这一范畴狭义的性特征方面得到证实 (be pinned down to the narrowly sexualized aspect of that category)。 妇女们与男人们之间的异性关系通常被假定为妇女们与文化之间的中心问题，而这一点与中国的危机几乎毫无关联。 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 我并不想对中国形势采用纯粹的分析话语，而是要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在美国这些人更为密切，我们中的大多 数人都以电视观众或者是报纸读者的身份参与了“中国观察”。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关注的目 标。我们谴责发生在北京的军事暴力，与我们认为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死是一个武断的事件的看法密切相联。在许多方面，全世 界的媒体都发挥了鼓励示威者继续进行的作用；我们的摄影机等待着捕捉下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揭示给观众。因此，当 我说出“武断”时，我意在包括技术的合谋，因为技术带来的，远非仅仅令我们能够“看到”发生的事情。 例如，自从1989年6月11日那个星期起，对于中国危机的关注已经转移到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新闻传播，以及如何在军事镇压 后通过宣传加强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中国官方的确毫不留情地通过有效地使用摄像网络和其他大众传媒的渠道追踪“持不同政 见者”，他们的教化技术之粗糙一目了然：先杀人，再撒谎。但是在我们这边，媒体又起到什么作用呢？曾经出现过中国人警告 摄影人员不要给他们拍照，唯恐被捕的情况，那么，他们怎样了呢？我们看到照片中的他们以及他们发出的警告，这一切或以 静默的说明文字的形式（报纸上），或以记者的有声评论的形式（电视上），成为“中国危机”的解释。这种现象甚至发生在批 评中国政府公布电话号码以便人们可以互相告发的同样的报道中，即使有些新闻播音员不厌其烦地将他们的采访对象的面目模 糊处理，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太迟。与此同时，这些新闻继续将我们带到类似乡村这样的更偏远的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继续将 人们摄入胶片并努力让他们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