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认识论的构架:一个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审视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构架:一个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审视 乌玛娜若嫣 郑朝阳译王宏维校订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见解是:作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我们可以以一种挑战现存男性偏见的方式来感受和认识这 个世界以及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女权主义认识论特别指出,要全面了解作为个体和社会存在物的女人的经历的特性,这是因 为女性对工作、文化、知识、我们的历史所作的贡献以及政治主张,常常被各个领域的主流话语完全忽视和歪曲了 女人经常被拒之于人类有声望的活动领域之外(份如,政治或者科学),因而,这些活动显得很“男性化”·而在女人未被拒之 于门外的领域(例如,维持生活的各种工作),她们的贡献却被歪曲为比男人所干的次等和低劣。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有关 认识活动及各种人类活动的主流理论由于对女性的贡献拒之门外并加以歪曲,使得这些理论浅薄、并有很大的缺陷。 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把妇女的贡献吸收到科学和知识领域来,并不仅仅只是细节的增加。它不仅将拓宽其表面的范围,而且 将促使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图景及引发观念的转变。将女性的看法包括进来,不仅仅意味着女人在现存科学和知识领域中从事 工作的职位的增加,而且将改变这些活动的性质及女性的自知能力。 女权主义认识论往往被误导和暗示为一种充斥着形同质异的、又有内聚性的艰难工作。事实上,它的参与者在哲学和政治领域 的许多重要的硏究方法都大不相同( Harding,1986)。由于运用了多种策略,它议程上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已经削弱了抽象化 的、理性主义的和有关科学事业的普遍性看法。例如,它已研究了历史上的偶然因素是如何影响了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科 学家们对他们活动概念(经常是歧视妇女的)进行解释的隐嗡性( Bordo1986; Keller I985, Harding and o'Banr1987).它已尝试 在认识中重建价值和情感,并以此对我们的认识活动作出解释,而且也证明价值与情感两者对我们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的贡献 作用。( Gilligan1982; Jaggar and tronto的文章也在这一册卷书中)它也抨击了各种不同的以二元论为特征的西方哲学思维方 式—一理性对情感,文化对自然,普遍对特殊-灬每一组中的第一个方面被等同于科学、理性等阳性的词类,第二个方面则被降 低为非科学,非理性等阴性词类( Harding and Hintikka1983; Lloyd Is84; Wilshire的文章也在这一卷书中) 一般来说,女权主义认识论类似于很多受压迫集团为了寻找回她们自己经历的价值而作出的努力。那些集中描述了英囯的工人 阶级的生活或者美国黑人生活的写作动机,与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写作动机是很相似的——都是为了描述一种不同于所谓“标 准"的行为经历以及维护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 同样,女权主义认识论也类似于第三世界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前”(pior)殖民主义时期当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所作的硏究,他们在这方面为提供精确引证而作出了尝试。这些尝试有利于被殖民的人们恢复一种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丰厚 感,也有助于扭转那些前殖民地的受西方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认识趋向,他们往往认为西方的一切东西必定更好、更“进步 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研究能够有助于保存更多本地的艺术、工艺、传说和技巧等等先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它们不至于在实 际中或在记忆中丧失。 这些事业同样就像女权主义认识论将为女人寻回一种有关于她们自身历史丰厚感的计划。它们将扭转那种老一套的、被阳性词 类认为是更好或者更进步的认识趋向,也能够为了我们的后代保存一些由“性词类”来表述的知识、技术领域的内容一医药 知识、有关于分娩和抚养子女的实践知识、传统女性工艺等等。对诸如此类或其他的一些方面,女权主义认识论必须尽力做到 平衡不同的文化或经历的价值,不要忽视那些处于受制约和受压制位置上的对象,还要防止将之神奇化的危险 我的文章试图审慎那些以非前后一致的、不切实际的方式构建女权主义理论和认识论的价值的不良倾向。这些倾向有可能把女 权主义的重要见解和主张转变为女权主义认识论的抽象教条。我将以一种非西方的、印度的女权主义,对那些主要使用英语的 美国女权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并认真思考这种观点将对一般的非西方文化、特别是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具有 样的重要性。我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程序对知识的“崇拜物"和“敌人”具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它们深深地印在西方女权 主义认识论之中一样 为了保持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一贯的尊重,我强调指出,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形同义异的集合体。并且,我作为一个非 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观点,也并不是和全部的非西方女权主义者都有关或是共有的,虽然我觉得这些观点对很多非西方女 权主义者都很有意义 在第一部分,我指出了女权主义认识论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政治难题,而对西方女权主义者却没有。在第二部分 我探究了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运用女权主义认识论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在第三部分,我审视了女权 主义认识论在有关受压迫集团的认识的特权这一论题上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具有的某些政治含义。在最后一部分,我讨论了 一种看法、即认为受压迫集团由于生活在更广大的环境和范围之内,因而他们具有认识优势的主张。我认为,这种状况并非总 是产生认识的优势,有时反而会产生出难题。 非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学和女权主义认识论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一些论题可能会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带来一定的问题,而对西方女权主义者却不会。女权主义在大多数的非 西方国家中的基础比较狭窄,它主要对于一些生活在城市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女性才有意义,即所针对的是像我这样 的、相对比较西方化的女人。虽然这些国家的女权主义团体希望扩展她们对其它团体关心的范围(例如,通过工会参与爱护儿 童、维护女性健康问题、实现工资平等问题的斗争),但是西方女权主义的要务--对婚姻、家庭、强制性的异性恋的批判 目前这些还只是在一些小团体之中引起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关注。 这些女权主义者都是在极富影响力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思考和工作的。虽然这种文化背景完全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但一般来 说,在它所控制的话语里也对妇女的地位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不仅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得到高度赞扬,女人还被看作是她们 丈夫和子女们的精神、幸福感受的基础。并认为由于女性具有较高尚的道德,因而特别在宗教信仰和精神品质方面受到赞美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构架：一个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审视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构架：一个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审视 乌玛·娜若嫣 郑朝阳 译 王宏维 校订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见解是：作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我们可以以一种挑战现存男性偏见的方式来感受和认识这 个世界以及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女权主义认识论特别指出，要全面了解作为个体和社会存在物的女人的经历的特性，这是因 为女性对工作、文化、知识、我们的历史所作的贡献以及政治主张，常常被各个领域的主流话语完全忽视和歪曲了。 女人经常被拒之于人类有声望的活动领域之外（例如，政治或者科学），因而，这些活动显得很“男性化”。而在女人未被拒之 于门外的领域（例如，维持生活的各种工作），她们的贡献却被歪曲为比男人所干的次等和低劣。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有关 认识活动及各种人类活动的主流理论由于对女性的贡献拒之门外并加以歪曲，使得这些理论浅薄、并有很大的缺陷。 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把妇女的贡献吸收到科学和知识领域来，并不仅仅只是细节的增加。它不仅将拓宽其表面的范围，而且 将促使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图景及引发观念的转变。将女性的看法包括进来，不仅仅意味着女人在现存科学和知识领域中从事 工作的职位的增加，而且将改变这些活动的性质及女性的自知能力。 女权主义认识论往往被误导和暗示为一种充斥着形同质异的、又有内聚性的艰难工作。事实上，它的参与者在哲学和政治领域 的许多重要的研究方法都大不相同（Harding，1986）。由于运用了多种策略，它议程上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已经削弱了抽象化 的、理性主义的和有关科学事业的普遍性看法。例如，它已研究了历史上的偶然因素是如何影响了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科 学家们对他们活动概念（经常是歧视妇女的）进行解释的隐喻性(Bordo 1986；Keller 1985;Harding and O’Barr 1987 )。它已尝试 在认识中重建价值和情感，并以此对我们的认识活动作出解释，而且也证明价值与情感两者对我们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的贡献 作用。(Gilligan 1982 ；Jaggar and Tronto 的文章也在这一册卷书中 )。它也抨击了各种不同的以二元论为特征的西方哲学思维方 式---- 理性对情感，文化对自然，普遍对特殊---- 每一组中的第一个方面被等同于科学、理性等阳性的词类，第二个方面则被降 低为非科学，非理性等阴性词类（ Harding and Hintikka 1983；Lloyd 1984；Wilshire 的文章也在这一卷书中）。 一般来说，女权主义认识论类似于很多受压迫集团为了寻找回她们自己经历的价值而作出的努力。那些集中描述了英国的工人 阶级的生活或者美国黑人生活的写作动机，与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写作动机是很相似的——都是为了描述一种不同于所谓“标 准”的行为经历以及维护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 同样，女权主义认识论也类似于第三世界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对“前”（prior）殖民主义时期当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所作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为提供精确引证而作出了尝试。这些尝试有利于被殖民的人们恢复一种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丰厚 感，也有助于扭转那些前殖民地的受西方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认识趋向，他们往往认为西方的一切东西必定更好、更“进步”。 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研究能够有助于保存更多本地的艺术、工艺、传说和技巧等等先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它们不至于在实 际中或在记忆中丧失。 这些事业同样就像女权主义认识论将为女人寻回一种有关于她们自身历史丰厚感的计划。它们将扭转那种老一套的、被“阳性词 类”认为是更好或者更进步的认识趋向，也能够为了我们的后代保存一些由“阴性词类”来表述的知识、技术领域的内容---- 医药 知识、有关于分娩和抚养子女的实践知识、传统女性工艺等等。对诸如此类或其他的一些方面，女权主义认识论必须尽力做到 平衡不同的文化或经历的价值，不要忽视那些处于受制约和受压制位置上的对象，还要防止将之神奇化的危险。 我的文章试图审慎那些以非前后一致的、不切实际的方式构建女权主义理论和认识论的价值的不良倾向。这些倾向有可能把女 权主义的重要见解和主张转变为女权主义认识论的抽象教条。我将以一种非西方的、印度的女权主义，对那些主要使用英语的 美国女权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并认真思考这种观点将对一般的非西方文化、特别是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具有怎 样的重要性。我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程序对知识的“崇拜物”和“敌人”具有不同的理解，正如它们深深地印在西方女权 主义认识论之中一样。 为了保持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一贯的尊重，我强调指出，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形同义异的集合体。并且，我作为一个非 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观点，也并不是和全部的非西方女权主义者都有关或是共有的， 虽然我觉得这些观点对很多非西方女 权主义者都很有意义。 在第一部分，我指出了女权主义认识论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政治难题，而对西方女权主义者却没有。在第二部分， 我探究了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运用女权主义认识论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在第三部分，我审视了女权 主义认识论在有关受压迫集团的“认识的特权”这一论题上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具有的某些政治含义。在最后一部分，我讨论了 一种看法、即认为受压迫集团由于生活在更广大的环境和范围之内，因而他们具有认识优势的主张。我认为，这种状况并非总 是产生认识的优势，有时反而会产生出难题。 非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学和女权主义认识论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一些论题可能会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带来一定的问题，而对西方女权主义者却不会。女权主义在大多数的非 西方国家中的基础比较狭窄，它主要对于一些生活在城市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女性才有意义，即所针对的是像我这样 的、相对比较西方化的女人。虽然这些国家的女权主义团体希望扩展她们对其它团体关心的范围（例如，通过工会参与爱护儿 童、维护女性健康问题、实现工资平等问题的斗争），但是西方女权主义的要务---- 对婚姻、家庭、强制性的异性恋的批判---- 目前这些还只是在一些小团体之中引起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关注。 这些女权主义者都是在极富影响力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思考和工作的。虽然这种文化背景完全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但一般来 说，在它所控制的话语里也对妇女的地位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不仅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得到高度赞扬，女人还被看作是她们 丈夫和子女们的精神、幸福感受的基础。并认为由于女性具有较高尚的道德，因而特别在宗教信仰和精神品质方面受到赞美
在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文化里、比如我所熟悉的印度文化,一切东西只要保留在一定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具有相应的地位和价 值。对于能够保持在前面所说的那些(妻子和母亲)位置上的女性,她们会受到强势传统话语的重视。 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女权主义认识论,企图通过“女性经验”来寻找和复兴女性的价值、认识和其他的方面,她们就会受到政治 上的抵制。 这就是说,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如果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话语的术语来谈论妇女经验的价值,就有可能造成某种不利,即这种 不同的话语很可能被更大、更强有力的传统话语所掩盖。而传统话语也将认为,正是“那些女权主义者所说的话”,证实了女性 角色和经验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女性应该坚守那些(妻子和母亲)角色。 所以,我认为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危险之处,它暗示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西方社会给女人提供的社会经验批判和就此对价值 的找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然而,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平衡这种紧张关系中并没有更多的麻烦。我倾向于认为,非西方国家的 女权主义者将可能会强调女性经验中消极的一面,因为在她们的文化之中还不可能产生更多的共鸣性的评价,这样的时机尚未 但是当我们再考虑另一个方面时,这个问题就更不简单了。女权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批判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如何压迫妇女 的,但这正好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冲突的-一我们要肯定曾经被殖民的文化和传统的价值。 对于这种些紧张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近来生活在美国的印度女权主义者,我经常觉得我处于—种很 为难的处境:如果我真实地表达我自己所属文化给妇女造成的苦难和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就有可能加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以 及所包含的种种偏见,我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比如在批判印度的包办婚姻的文化系统时,我常常不得不停下话来,并提醒 我的西方朋友说,在他们的所谓在浪漫爱情”文化系统之下的女人的经验其实并不值得羡慕。 我们应该尽可能养成一种方法论上的习惯,以便理解那些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关的、遭受压迫的复杂性。至少是现在应 尽力避免诱惑,不在这些背景上进行既表时费力、又毫无结果的比较。 对非首要的实证主义有问题的透视 作为一个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我也对女权主义认识论似乎把实证主义作为主要的抨击目标的做法持某种保留态度。选择实证主 义作为主要目标是合理的,因为它是西方最重要和极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而且它也很明显地具有女权主义认识论要纠正的一 但是,这种向实证主义的聚合并不应使我们对以下的事实视而不见:实证主义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那些非实证主义观念由 于其自身的、基本的限定同样不能为我们所容忍。非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使妇女蒙受不公正对待的大多数传统观念并不是实 证主义的。而且不应错误地认为,女权主义认识论对实证主义开展批判的政治重要性,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和西方女权主义者 是同样的。就如我自己,我所处的弥漫着宗教色彩的传统实际也充斥着价值观念。我们不仅必须与那些断言事实和价值相分离 的观念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那些弥漫着与我们女权主义者相对立的观念作斗争。实证主义认识论是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 论的盛行而盛行起来的。实证主义价值观是个人和主观的,是与自由主义政治强调个人权利相联系的,而这种权利被确定为对 个人自由的保护、即她可以根据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而生活 当非西方女权主义者面对着实证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相互关系时,她们陷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困境之中。作为被殖民的人 们,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如下的事实:很多政治自由主义观念是既可疑又是含糊不清的,并且,自由主义在殖民地的实践因其 暴行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是自由主义无法以其自身理论来解释的。而且女权主义者也常常发现,一些诸如个人权利的观念 在与植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是很有用处的。 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无疑地对实证主义是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这个事实很敏感。西方女权主义者懂得不去批判任何与之同源的非 实证主义观念,它们尽管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总是也有着很多的不同点。适当地审视与我们所赞成的观念的同源性 是必需的,因为“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是一条在认识论中、并同样在现实政治领域中很容易起误导作用的行为准则。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法兰克福学派起初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魏玛共和囯的青年知识分子 的一个团体,它的成员们深深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且他们的兴趣从美学扩展到了政治理论和认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 是当今批判理论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抨击了实证主义和所谓科学理论是价值中立的或“公正无私的观点。 他试图说明人类的兴趣在知识的各个领域中所起的基础作用。他也像女权主义者一样,对知识在社会统治关系的再建立中所起 的作用很感兴趣。然而,就像女权主义认识论对所有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观念进行批判一样,非西方女权主义也必需对批判理 论的理性主义基础进行批判。 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理性主义的基础。例如,他以“纯粹主体间性"为主要特征的“理性重构"以及所谓 的“理想语言状态”,就是要排除交往的一切障碍。哈贝马斯的理想语言状态"是理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可以确切无疑地从他本 人承认的“理性重构理想的特点、以及他对所有选择和应用语言行为的参与者的机会进行均等分配的观点中得出。 这似乎是强调了言说者们在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平等,但却忽视了由阶级、种族、或性别所作用形成的实际上的差别,而正是 后者影响着言说者具有的实际知识、她们本身的主张以及对他人关注的支配能力。学术界的女性经常能对以下事实进行证明 尽管她们没有被强行地阻止在公共论坛上讲话,她们仍然需要克服很多的条件限制以便能坚持她们自己的主张。她们的情况也 同样证明了特别是在男性统治的学科领域中,她们的言论是如何被忽视或被男同事们所蔑视。 哈贝马斯不是忽视这些言说者之间实际的不同点,就是假定它们根本不存在。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假定的理想 语言状态下的言说者,而不是各有其鲜明的不同点,那么他们的谈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恰恰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不同点才 使对话具有意义。假如理想语言状态下的理想言说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点,那么,他们就能亳不费力地达到“理性同一”。假如 说话者之间存在着这些不同点,那么对于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哈贝马斯的观点也未提供任何解决的可能。 哈贝马斯假定有理由的约定和真正的知识都只从“理性同一”中产生出来的,而这展现了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的理性主义。这似 乎忽视了约定和知识的可能性都是以相互理解或和谐共处为基础的。相互理解或和谐共处能很好地揭示真理,特别是当人们在 交流过程中处于易受伤害的情境之中。比如,女人更加愿意向其他女人谈论有关性骚扰的经历,因为她们想获得相似的经历来 使她们能够更加互相同情和相互理解。因此,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因为它是非实证主义的,就轻率地认定自己必定与这种观点具 有很多的共同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更应该对这种错误保持警惕,因为她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是从非实证主义的文化背景中产 生出来的 “认识特权”的政治用途
在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文化里、比如我所熟悉的印度文化，一切东西只要保留在一定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具有相应的地位和价 值。对于能够保持在前面所说的那些（妻子和母亲）位置上的女性，她们会受到强势传统话语的重视。而非西方女权主义若者 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女权主义认识论，企图通过“女性经验”来寻找和复兴女性的价值、认识和其他的方面，她们就会受到政治 上的抵制。 这就是说，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如果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话语的术语来谈论妇女经验的价值，就有可能造成某种不利，即这种 不同的话语很可能被更大、更强有力的传统话语所掩盖。而传统话语也将认为，正是“那些女权主义者所说的话”，证实了女性 角色和经验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女性应该坚守那些（妻子和母亲）角色。 所以，我认为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危险之处，它暗示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西方社会给女人提供的社会经验批判和就此对价值 的找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然而，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平衡这种紧张关系中并没有更多的麻烦。我倾向于认为，非西方国家的 女权主义者将可能会强调女性经验中消极的一面，因为在她们的文化之中还不可能产生更多的共鸣性的评价，这样的时机尚未 到来。 但是当我们再考虑另一个方面时，这个问题就更不简单了。女权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批判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如何压迫妇女 的，但这正好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冲突的---- 我们要肯定曾经被殖民的文化和传统的价值。 对于这种些紧张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法。作为一个近来生活在美国的印度女权主义者，我经常觉得我处于一种很 为难的处境：如果我真实地表达我自己所属文化给妇女造成的苦难和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就有可能加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以 及所包含的种种偏见，我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比如在批判印度的包办婚姻的文化系统时，我常常不得不停下话来，并提醒 我的西方朋友说，在他们的所谓在“浪漫爱情”文化系统之下的女人的经验其实并不值得羡慕。 我们应该尽可能养成一种方法论上的习惯，以便理解那些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关的、遭受压迫的复杂性。至少是现在应 尽力避免诱惑，不在这些背景上进行既费时费力、又毫无结果的比较。 对非首要的实证主义有问题的透视 作为一个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我也对女权主义认识论似乎把实证主义作为主要的抨击目标的做法持某种保留态度。选择实证主 义作为主要目标是合理的，因为它是西方最重要和极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而且它也很明显地具有女权主义认识论要纠正的一 些缺陷。 但是，这种向实证主义的聚合并不应使我们对以下的事实视而不见：实证主义并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那些非实证主义观念由 于其自身的、基本的限定同样不能为我们所容忍。非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使妇女蒙受不公正对待的大多数传统观念并不是实 证主义的。而且不应错误地认为，女权主义认识论对实证主义开展批判的政治重要性，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和西方女权主义者 是同样的。就如我自己，我所处的弥漫着宗教色彩的传统实际也充斥着价值观念。我们不仅必须与那些断言事实和价值相分离 的观念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那些弥漫着与我们女权主义者相对立的观念作斗争。实证主义认识论是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 论的盛行而盛行起来的。实证主义价值观是个人和主观的，是与自由主义政治强调个人权利相联系的，而这种权利被确定为对 个人自由的保护、即她可以根据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而生活 当非西方女权主义者面对着实证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相互关系时，她们陷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困境之中。作为被殖民的人 们，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如下的事实：很多政治自由主义观念是既可疑又是含糊不清的，并且，自由主义在殖民地的实践因其 暴行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是自由主义无法以其自身理论来解释的。而且女权主义者也常常发现，一些诸如个人权利的观念 在与植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是很有用处的。 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无疑地对实证主义是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这个事实很敏感。西方女权主义者懂得不去批判任何与之同源的非 实证主义观念，它们尽管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总是也有着很多的不同点。适当地审视与我们所赞成的观念的同源性 是必需的，因为 “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是一条在认识论中、并同样在现实政治领域中很容易起误导作用的行为准则。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法兰克福学派起初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魏玛共和国的青年知识分子 的一个团体，它的成员们深深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且他们的兴趣从美学扩展到了政治理论和认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 是当今批判理论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抨击了实证主义和所谓科学理论是价值中立的或“公正无私”的观点。 他试图说明人类的兴趣在知识的各个领域中所起的基础作用。他也像女权主义者一样，对知识在社会统治关系的再建立中所起 的作用很感兴趣。然而，就像女权主义认识论对所有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观念进行批判一样，非西方女权主义也必需对批判理 论的理性主义基础进行批判。 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理性主义的基础。例如，他以“纯粹主体间性”为主要特征的“理性重构”以及所谓 的“理想语言状态”，就是要排除交往的一切障碍。哈贝马斯的“理想语言状态”是理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可以确切无疑地从他本 人承认的“理性重构理想”的特点、以及他对所有选择和应用语言行为的参与者的机会进行均等分配的观点中得出。 这似乎是强调了言说者们在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平等，但却忽视了由阶级、种族、或性别所作用形成的实际上的差别，而正是 后者影响着言说者具有的实际知识、她们本身的主张以及对他人关注的支配能力。学术界的女性经常能对以下事实进行证明： 尽管她们没有被强行地阻止在公共论坛上讲话，她们仍然需要克服很多的条件限制以便能坚持她们自己的主张。她们的情况也 同样证明了特别是在男性统治的学科领域中，她们的言论是如何被忽视或被男同事们所蔑视。 哈贝马斯不是忽视这些言说者之间实际的不同点，就是假定它们根本不存在。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假定的理想 语言状态下的言说者，而不是各有其鲜明的不同点，那么他们的谈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恰恰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不同点才 使对话具有意义。假如理想语言状态下的理想言说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点，那么，他们就能毫不费力地达到 “理性同一”。假如 说话者之间存在着这些不同点，那么对于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哈贝马斯的观点也未提供任何解决的可能。 哈贝马斯假定有理由的约定和真正的知识都只从“理性同一”中产生出来的，而这展现了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的理性主义。这似 乎忽视了约定和知识的可能性都是以相互理解或和谐共处为基础的。相互理解或和谐共处能很好地揭示真理，特别是当人们在 交流过程中处于易受伤害的情境之中。比如，女人更加愿意向其他女人谈论有关性骚扰的经历，因为她们想获得相似的经历来 使她们能够更加互相同情和相互理解。因此，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因为它是非实证主义的，就轻率地认定自己必定与这种观点具 有很多的共同点。非西方女权主义者更应该对这种错误保持警惕，因为她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是从非实证主义的文化背景中产 生出来的。 “认识特权”的政治用途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我们的都具体体现为某个特定阶级、种族和性别,而我们具体的历史状况也一定会在我 门对世界看法中起重要的作用。所以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其深厚的根源,任何人的观点就都不是“中立的¨。知识井 不来自孤独的个体、而是由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化存在的社会成员获得的 女权主义者也提出,生活在不同形式的被压迫状态下的社会团体更容易形成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批判观点。因而,构成这种批判 的有那种支配着他们生活状况和生活经历的、情绪激动的批判反应及其产物。女权主义认识论否定了那种认为情感是“无言的观 点"的看法,而赞同并强调情感对认识的意向性作用。它对传统观点把的情感当作是知识完全的、自始至终的障碍的看法,采取 批判的态度。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是情感帮助了而不是阻碍我们对一个人或一种情形的理解(参考Jger在这册书中的文章) 我们把这些关于情感在知识中的作用的观点整合起来就能得出一个看法,即由于遭受压迫而产生批判性观念的可能性以及知识 的文化背景拥有的特性,给我们暗示了解决严肃的和有趣的政治问题的答案。我将考虑这些受压迫群体和富有同情心的统治群 体成员之间的是否有相互理解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在哪些具体内容上可以达到共识-如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 上,或在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别问题上。 这些思考也与西方和非西方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问题有关。尽管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她们自身的文化持一种 批判的理解,但在更多情况下她们就是她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她们不能看到她们理论的文化背景、并认为她们的观点对 全部的女权主义者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话,那么她们就可能参与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统治。 我们的观点必须解释和证实我们的批判具有双重性,一是要批判那些不注意或不关心遭受压迫群体(如女人、黑人、或非西方 女性主义者)的问题、而自己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如男人、白人或西方女权主义者),同样我们也要批判自己常常带有 敌意,它会涉及如何对待有争议的、多个群体的表达旨趣与同情心 这两种态度通常都是有理由的。一方面,一个人不能不对被贬低、忽视或遭受排斥的痛苦、或因种族主义冲突和性别歧视的打 击使受害者受到的伤害表示偾怒。另一方面,处于困境下的我们必定会对那些来不是生存在受压迫之中的人的关心和支持的 词有所怀疑。我们会怀疑同情者的动机或他们真实性的程度,并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忧,他们真真在意的是他们为我们说话 的根据,这就象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历来都在为被统治群体说话一样。 现在,一个群体如果能意识到如何获得权利来明确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将更具有威摄力。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特别注意到了这- 点,因为她们是在进行一场双重的斗争并试图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她们已学会明确表达她们的不同点,不仅与她们自身的 传统背景不同,而且与西方女权主义也不同 在政治上,我们正面对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不同群体在观念上交流的性质和程度。我们应该把自己的 观点和见解与那些并不像我们这样在遭受压迫中生活、但却完全愿意地接受它的人共享吗?或许,我们只应去寻求那些像我们 自己一样生活在受压迫状态下的人的认同,而排除那些不是生活在受压迫状况下的人对我们观点真正有所理解的可能性? 我坚持认为,偏离知识是由人类主体创建的这个主题是错误的,虽然人作为主体最终是由社会决定的并因此得出一个结论,那 与我们社会境遇不同的人将永远不可能达到对我们经验的理解与共鸣。如果那样,我们所接受的知识观念就都是相对的。我 所使用的相对主义是指,一个人只拥有由其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如果另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与其相异的话,她就根本不能与 之进行交流了。这似乎并不是虚假的、荒唐的,恰恰相反,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想法,它丝毫没有在先(设定)观念的味道。 这种观念认为,要么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可以和别的任何人进行交流的,要么我们的某些知识根本不能和其他阶层的人沟通。 “非分析的和“非理性的"文论形式,如小说和散文,或许比其他形式更能够把一群人的复杂生活经历传达给另一群人。作为受 压迫群体中的一员,这个人也许可以期待别人对她所遭受的压迫产生更多的共鸣。比如说,一位女性可能对种族和阶级问题更 易敏感,即她的经验使她在这些方面处于优越的位置。 再者,这个想法也不会沦为形而上学的假设。历史环境往往会促成共识的形成,进一步说,即可能会使工人阶级在某些问题上 的态度更具沙文主义倾向。有时候,一种苦难的经历可以直接使一个人面对另一种苦难而更加坚强,亦有可能使其精疲力竭而 无暇关注他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能够通过在不同群体中强化相似性而非同一性思想来培育他们这方面的敏感性。 我们认定知识是有关联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宣布那些不在相关联系中的人永远就不能获得关于它们的知识。而这 个看法也使我们更加明确,遭受压迫者比置身其外的人更容易、更可能获得有关自身被压迫状况的深刻洞见。现实中那些生活 在受压迫状态下的阶级、种族、性别正面临由这些压迫所造成的大量的、不同的问题,而由这些问题所推促形成的洞察力和情 感反应当是他们再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拥有的宝贵财富 那些显示出同情心的局外人通常既难以完全理解毎个受压迫者对生活情感的复杂性,亦不能把对一种情况的正确领会和理解运 用到对另一种形势的观察中去。即使富有同情心的男人也常常难以觉察一些细微的、具有性别岐视意味的言行举止,这已为大 家所公认。那些并非受压迫者又极富同情心的人需要牢记,对他们本身没有承受过的压迫问题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 将感到自己没什么可做的,从参加示威游行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他们变为一个受压迫者。比如那些与妇女分担家务 和抚养孩子责任的男人,如果他们以为自己靠其他人经常不断的赞美和感激来支撑的行为选择,是与妇女的生存体验一样的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妇女是经强制性的社会化而担负起这些(家务和抚养孩子)工作的,并且还被一些人解释为这是根据事物 的规划妇女必须承担的自然职能 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些饱受压迫而我们又无法分担其苦楚的人的想法。这种见解为我们批评统治集团对压迫事实熟视无睹提 供了空间。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尽管会有很好的效果和巨大的利益,却很可能是不完全的、有局限的,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 个理由,即否定主流群体的成员是能够平等的、以他们的才干来理解我们的。 统治集团中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必一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屈从于我们的观点,如果这样,就沦为屈尊俯就的另一种微妙形式。 但至少他们应牢记,完全领会我们的利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困难,存在着失败的可能。这一点以及对主流群体非常紧要的是如 何在谈论他们自身状况时掌握好平衡,而要深入加以探讨的是被压迫群体之所以具有“认识的优越性的基本理由 “双重洞察”的负面 我认为,女权主义最让人感兴趣的洞察是提出被压迫群体、不管是妇女、穷人还是少数族裔,既可以从他们同类的关联中,也 可以从他们与其他压迫者的关联中获得知识,达到一种认识的优越性”。统治者(比如男性)的活动支配了整个社会,被统治 者必须学会顺应这种行为以求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对于统治集团的成员来说,是绝无类似的压力迫使他们去了解被统治者的活动的。例如,被殖民的人民不得不学习殖民者的语 言和文化,而殖民者则很少会认为有必要去深入领会“土著人咐的语言和文化,只要大略了解就行了。如此一来,被压迫者就被 认为具备了“认识的优越”,因为他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关系中进行两种不同模式的交往实践。人们以为,这种优越会带来批判 性的洞见,因为每一种交往机制都能为对方提供批判视角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我们的都具体体现为某个特定阶级、种族和性别，而我们具体的历史状况也一定会在我 们对世界看法中起重要的作用。所以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其深厚的根源，任何人的观点就都不是“中立的”。知识并 不来自孤独的个体、而是由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化存在的社会成员获得的。 女权主义者也提出，生活在不同形式的被压迫状态下的社会团体更容易形成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批判观点。因而，构成这种批判 的有那种支配着他们生活状况和生活经历的、情绪激动的批判反应及其产物。女权主义认识论否定了那种认为情感是“无言的观 点”的看法，而赞同并强调情感对认识的意向性作用。它对传统观点把的情感当作是知识完全的、自始至终的障碍的看法，采取 批判的态度。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是情感帮助了而不是阻碍我们对一个人或一种情形的理解（参考Jagger在这册书中的文章）。 我们把这些关于情感在知识中的作用的观点整合起来就能得出一个看法，即由于遭受压迫而产生批判性观念的可能性以及知识 的文化背景拥有的特性，给我们暗示了解决严肃的和有趣的政治问题的答案。我将考虑这些受压迫群体和富有同情心的统治群 体成员之间的是否有相互理解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在哪些具体内容上可以达到共识---- 如在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 上，或在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别问题上。 这些思考也与西方和非西方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问题有关。尽管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她们自身的文化持一种 批判的理解，但在更多情况下她们就是她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她们不能看到她们理论的文化背景、并认为她们的观点对 全部的女权主义者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话，那么她们就可能参与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统治。 我们的观点必须解释和证实我们的批判具有双重性，一是要批判那些不注意或不关心遭受压迫群体（如女人、黑人、或非西方 女性主义者）的问题、而自己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如男人、白人或西方女权主义者），同样我们也要批判自己常常带有 敌意，它会涉及如何对待有争议的、多个群体的表达旨趣与同情心。 这两种态度通常都是有理由的。一方面，一个人不能不对被贬低、忽视或遭受排斥的痛苦、或因种族主义冲突和性别歧视的打 击使受害者受到的伤害表示愤怒。另一方面，处于困境下的我们必定会对那些来不是生存在受压迫之中的人的关心和支持的言 词有所怀疑。我们会怀疑同情者的动机或他们真实性的程度，并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忧，他们真真在意的是他们为我们说话 的根据，这就象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历来都在为被统治群体说话一样。 现在，一个群体如果能意识到如何获得权利来明确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将更具有威摄力。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特别注意到了这一 点，因为她们是在进行一场双重的斗争并试图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她们已学会明确表达她们的不同点，不仅与她们自身的 传统背景不同，而且与西方女权主义也不同。 在政治上，我们正面对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不同群体在观念上交流的性质和程度。我们应该把自己的 观点和见解与那些并不像我们这样在遭受压迫中生活、但却完全愿意地接受它的人共享吗？或许，我们只应去寻求那些像我们 自己一样生活在受压迫状态下的人的认同，而排除那些不是生活在受压迫状况下的人对我们观点真正有所理解的可能性？ 我坚持认为，偏离知识是由人类主体创建的这个主题是错误的，虽然人作为主体最终是由社会决定的并因此得出一个结论，那 些与我们社会境遇不同的人将永远不可能达到对我们经验的理解与共鸣。如果那样，我们所接受的知识观念就都是相对的。我 所使用的相对主义是指，一个人只拥有由其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如果另一个人的亲身经历与其相异的话，她就根本不能与 之进行交流了。这似乎并不是虚假的、荒唐的，恰恰相反，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想法，它丝毫没有在先（设定）观念的味道。 这种观念认为，要么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可以和别的任何人进行交流的，要么我们的某些知识根本不能和其他阶层的人沟通。 “非分析的”和“非理性的”文论形式，如小说和散文，或许比其他形式更能够把一群人的复杂生活经历传达给另一群人。作为受 压迫群体中的一员，这个人也许可以期待别人对她所遭受的压迫产生更多的共鸣。比如说，一位女性可能对种族和阶级问题更 易敏感，即她的经验使她在这些方面处于优越的位置。 再者，这个想法也不会沦为形而上学的假设。历史环境往往会促成共识的形成，进一步说，即可能会使工人阶级在某些问题上 的态度更具沙文主义倾向。有时候，一种苦难的经历可以直接使一个人面对另一种苦难而更加坚强，亦有可能使其精疲力竭而 无暇关注他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能够通过在不同群体中强化相似性而非同一性思想来培育他们这方面的敏感性。 我们认定知识是有关联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宣布那些不在相关联系中的人永远就不能获得关于它们的知识。而这 个看法也使我们更加明确，遭受压迫者比置身其外的人更容易、更可能获得有关自身被压迫状况的深刻洞见。现实中那些生活 在受压迫状态下的阶级、种族、性别正面临由这些压迫所造成的大量的、不同的问题，而由这些问题所推促形成的洞察力和情 感反应当是他们再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时拥有的宝贵财富。 那些显示出同情心的局外人通常既难以完全理解每个受压迫者对生活情感的复杂性，亦不能把对一种情况的正确领会和理解运 用到对另一种形势的观察中去。即使富有同情心的男人也常常难以觉察一些细微的、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言行举止，这已为大 家所公认。那些并非受压迫者又极富同情心的人需要牢记，对他们本身没有承受过的压迫问题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 将感到自己没什么可做的，从参加示威游行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使他们变为一个受压迫者。比如那些与妇女分担家务 和抚养孩子责任的男人，如果他们以为自己靠其他人经常不断的赞美和感激来支撑的行为选择，是与妇女的生存体验一样的，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妇女是经强制性的社会化而担负起这些（家务和抚养孩子）工作的，并且还被一些人解释为这是根据事物 的规划妇女必须承担的自然职能。 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些饱受压迫而我们又无法分担其苦楚的人的想法。这种见解为我们批评统治集团对压迫事实熟视无睹提 供了空间。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尽管会有很好的效果和巨大的利益，却很可能是不完全的、有局限的，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理由，即否定主流群体的成员是能够平等的、以他们的才干来理解我们的。 统治集团中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必一定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屈从于我们的观点，如果这样，就沦为屈尊俯就的另一种微妙形式。 但至少他们应牢记，完全领会我们的利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困难，存在着失败的可能。这一点以及对主流群体非常紧要的是如 何在谈论他们自身状况时掌握好平衡，而要深入加以探讨的是被压迫群体之所以具有“认识的优越性”的基本理由。 “双重洞察”的负面 我认为，女权主义最让人感兴趣的洞察是提出被压迫群体、不管是妇女、穷人还是少数族裔，既可以从他们同类的关联中，也 可以从他们与其他压迫者的关联中获得知识，达到一种“认识的优越性”。统治者（比如男性）的活动支配了整个社会，被统治 者必须学会顺应这种行为以求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对于统治集团的成员来说，是绝无类似的压力迫使他们去了解被统治者的活动的。例如，被殖民的人民不得不学习殖民者的语 言和文化，而殖民者则很少会认为有必要去深入领会“土著人”的语言和文化，只要大略了解就行了。如此一来，被压迫者就被 认为具备了“认识的优越”，因为他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关系中进行两种不同模式的交往实践。人们以为，这种优越会带来批判 性的洞见，因为每一种交往机制都能为对方提供批判视角
而我倒宁愿把这种解释和它的负面~即对它缺陷的评论折中起来,认为它是既能够、但又是不得不存于两种相互对立的体制之 中的,它确能为分析社会现实提供不同的视角。我对非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者们有所怀疑。我认为,她们置身其中的通常很复 杂的交往关系是令人厌烦的,她们难以习惯并对这种双向交往的好处表示热情。仅仅面两种迥异且对立的交往关系井不能保证 最后会产生一个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批判立场。面对形势,她可以多种方式来处理。 首先,这类人可能因受诱惑而使自己的生活二元化,即在各方面都保持了一种二元结构。在非西方的中产阶级中,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很多人在公共领域西方化了,但返回家中又恢复传统生活方式。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会选用男性”模式,展示进 取、竞争等品性,在家庭中和私生活方面却仍然扮演着依附的、絮絮叨叨的角色。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换来换去所产生的压 力,可因毎种行为模式能很好地适宜于它独特的交往关系而使压力大为舒缓,并且也使这些女性能充分利用两个世界∵ 其次,这类人很可能放弃她原有的群体交往行为方式而尽力向统治者看齐。那些非西方社会的、但已经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有 关他们本土的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几乎丧失殆尽,他们自然清楚这一点并以此为羞。女性既要努力获得男性的特质如进取 心,又要试图祛除女性的特质如多愁善感,或者相反。这类人将会尽力去拒斥统治集团的全部生活机制,而固守自己本阶层的 生活美德,尽管这些美德已日益被社会权力结构边缘化了。想想吧,那些竭力在传统所规定的角色中寻求保障的女性,就是此 类人的典型 决定在两种交往关系中批判性地生存,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抉择。我以为,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择。然而,由于有另一种交 往关系的存在,就不能依据个人的保证就断言人们不会作其他的选择。而且,决定在两种交往关系中批判性地生存,虽然可能 有助于形成“认识的优越性”,但是也很可能要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它可能导向一种完全失根的感觉,或者无论在哪里都像在 家中一样散漫自在。 如果在上述两种交往关系中作批判性跨越是前进的政治批判的部分,就会受到他人的支持并将继续深化对它的理解,这种疏 离感就会降低。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基,就会产生情绪对立,发生变化无常、绝望甚至疯狂的行为,而不是有更加积极的批判性 情感和态度。然而,这样的人一旦决定了她自己的位置,就可能有与两种交往关系都发生离异的感觉,还有可能在两种行为模 式中都不能施展手脚的很糟糕的感觉。请看一看一则有关语言问题的例证。大部分学习两种文化背景迥异的语言的人,很少有 人双语都同样流利。他们会发现,对于生活中的某些联系,他们没有相应的词汇来表达,或者从词汇表中学习的词语与现实中 的物体无法对上号。比如,和我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人,知道怎样用印度语词来称谓某些物种、水果、蔬菜,但却不知道如何用 英语来称谓。同样,他们可能不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谈论技术学,就像对经济学和生物学样,因为他们有关这门学科的知识 以及技术方面的词汇都是通过英语学习来的 生活在两种交往联系的中的个人与这两方面的关系并不容易。个体往往难以企及那种既保留了两种交往联系的优点、又克服了 它们的缺点的完美的辨证综合”的境界。事实上,这里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综合”,每个方面都在力求避免所属子系统引发的麻 烦而努力维护它们的利益。 对一个面临选择的人来说,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说不上是令人愉悦的。举个例子吧,有些印度女性发现某些 西方样式的服装(就是指裤子)穿起来比印度本地样式更舒适或更符合她们心仪的款式” 门同样会发现穿着本地服 装将很少招致社会麻烦,不会使那些需要与她一起工作的传统人士疏远她,如此等等。每一种选择都会使她地们的期望遭受到一 些挫折。 在运用女权主义理论的时候要适度,这样才能实现其双重审视"的主旨—一它宣称被压迫群体拥有认识上的优越性且因此能通向 更宽广的批判空间。某些典型及剥削关系确实能证实这种看法是真理。另一些人似乎并不这样做,如果向他们确实提供了批判 洞察的空间,她们有可能会考虑取消颠覆压制政府的可能性 某些剥削关系,比如我祖母那一代妇女所承受的性别压迫,完全剥夺了她们想成为社会文明中的独立实体所必需具备的技能。 一旦成人,女孩就被一无所有的嫁出去,她们只受过出事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训练。这样,她们最初对父亲的经济依赖转为 对丈夫的依附,年老体衰时则依附于儿子。她们以一种不会引起根本改变的方式来清楚表达对于自身命运的批判。她们习惯于 把自己的悲惨境遇视为个人命运不好,而不是把主要责任归咎于社会环境。 我强调,在双重审视"的论述中特指的重要洞察力不应被形而上学化,或丧失它对社会的具体分析。另外,通过脱离和付 出"的方式进入一个社会被压迫系统,更无须因遭到排斥和在结构上被边缘化而庆幸。遭受压迫使人具有“认识的优越性”这一观 点,不应使我们迷失了方向,把压迫理想化和神奇化,而忽视了自己在肉体和心灵上遭受到的双重迫害。 注释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 Alison jagga和 Susan bordo的诸多帮助,在此致以谢意。 Alison在所有方面,从提示写作的性质到提议 修改以清除写作中的瑕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Susan认真阅读了本文,提示我对文章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变动,她还另外提出了 许多有益的见解。对他们一针见血的评论和彬彬风度,一并表示感谢。谢谢 Dilys Page,她不辞劳苦细心阅读,对初稿提出了中 肯的评论。还要谢谢 Radhika Balasubramanian, Sue Cataldi, Mary geer, Mary Gibson, Rhoda linton, Josie rodriguez- Hewitt 和 Jovee Tigner,他们出于对我工作的兴趣,分担琐碎事务,并为我提供了许多机会,支持我的女性研究的交流 参考文献 Bordo. S. 1986. The Cartesian Masculinization of Thought. Signs 11: P439-456.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and M. Hintikka 1983.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Reidel Harding. S and J. O Barr, eds. 1987. Sex and Scientific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Keller, E F. 1985. Reflection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loyd, G, 1984. The Man of Reaso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而我倒宁愿把这种解释和它的“负面”即对它缺陷的评论折中起来，认为它是既能够、但又是不得不存于两种相互对立的体制之 中的，它确能为分析社会现实提供不同的视角。我对非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者们有所怀疑。我认为，她们置身其中的通常很复 杂的交往关系是令人厌烦的，她们难以习惯并对这种双向交往的好处表示热情。仅仅面两种迥异且对立的交往关系并不能保证 最后会产生一个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批判立场。面对形势，她可以多种方式来处理。 首先，这类人可能因受诱惑而使自己的生活二元化，即在各方面都保持了一种二元结构。在非西方的中产阶级中，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很多人在公共领域西方化了，但返回家中又恢复传统生活方式。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会选用“男性”模式，展示进 取、竞争等品性，在家庭中和私生活方面却仍然扮演着依附的、絮絮叨叨的角色。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换来换去所产生的压 力，可因每种行为模式能很好地适宜于它独特的交往关系而使压力大为舒缓，并且也使这些女性能“充分利用两个世界”。 其次，这类人很可能放弃她原有的群体交往行为方式而尽力向统治者看齐。那些非西方社会的、但已经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有 关他们本土的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知识几乎丧失殆尽，他们自然清楚这一点并以此为羞。女性既要努力获得男性的特质如进取 心，又要试图祛除女性的特质如多愁善感，或者相反。这类人将会尽力去拒斥统治集团的全部生活机制，而固守自己本阶层的 生活美德，尽管这些美德已日益被社会权力结构边缘化了。想想吧，那些竭力在传统所规定的角色中寻求保障的女性，就是此 类人的典型。 决定在两种交往关系中批判性地生存，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抉择。我以为，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择。然而，由于有另一种交 往关系的存在，就不能依据个人的保证就断言人们不会作其他的选择。而且，决定在两种交往关系中批判性地生存，虽然可能 有助于形成“认识的优越性”，但是也很可能要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它可能导向一种完全失根的感觉，或者无论在哪里都像在 家中一样散漫自在。 如果在上述两种交往关系中作批判性跨越是前进的政治批判的一部分，就会受到他人的支持并将继续深化对它的理解，这种疏 离感就会降低。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基，就会产生情绪对立，发生变化无常、绝望甚至疯狂的行为，而不是有更加积极的批判性 情感和态度。然而，这样的人一旦决定了她自己的位置，就可能有与两种交往关系都发生离异的感觉，还有可能在两种行为模 式中都不能施展手脚的很糟糕的感觉。请看一看一则有关语言问题的例证。大部分学习两种文化背景迥异的语言的人，很少有 人双语都同样流利。他们会发现，对于生活中的某些联系，他们没有相应的词汇来表达，或者从词汇表中学习的词语与现实中 的物体无法对上号。比如，和我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人，知道怎样用印度语词来称谓某些物种、水果、蔬菜，但却不知道如何用 英语来称谓。同样，他们可能不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谈论“技术”学，就像对经济学和生物学那样，因为他们有关这门学科的知识 以及技术方面的词汇都是通过英语学习来的。 生活在两种交往联系的中的个人与这两方面的关系并不容易。个体往往难以企及那种既保留了两种交往联系的优点、又克服了 它们的缺点的完美的“辨证综合”的境界。事实上，这里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综合”，每个方面都在力求避免所属子系统引发的麻 烦而努力维护它们的利益。 对一个面临选择的人来说，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说不上是令人愉悦的。举个例子吧，有些印度女性发现某些 西方样式的服装（就是指裤子）穿起来比印度本地样式更舒适或更符合她们“心仪的款式”。然而，她们同样会发现穿着本地服 装将很少招致社会麻烦，不会使那些需要与她一起工作的传统人士疏远她，如此等等。每一种选择都会使她们的期望遭受到一 些挫折。 在运用女权主义理论的时候要适度，这样才能实现其“双重审视”的主旨---- 它宣称被压迫群体拥有认识上的优越性且因此能通向 更宽广的批判空间。某些典型及剥削关系确实能证实这种看法是真理。另一些人似乎并不这样做，如果向他们确实提供了批判 洞察的空间，她们有可能会考虑取消颠覆压制政府的可能性。 某些剥削关系，比如我祖母那一代妇女所承受的性别压迫，完全剥夺了她们想成为社会文明中的独立实体所必需具备的技能。 一旦成人，女孩就被一无所有的嫁出去，她们只受过出事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训练。这样，她们最初对父亲的经济依赖转为 对丈夫的依附，年老体衰时则依附于儿子。她们以一种不会引起根本改变的方式来清楚表达对于自身命运的批判。她们习惯于 把自己的悲惨境遇视为个人命运不好，而不是把主要责任归咎于社会环境。 我强调，在“双重审视”的论述中特指的重要洞察力不应被形而上学化，或丧失它对社会的具体分析。另外，通过脱离和“付 出”的方式进入一个社会被压迫系统，更无须因遭到排斥和在结构上被边缘化而庆幸 。遭受压迫使人具有“认识的优越性”这一观 点，不应使我们迷失了方向，把压迫理想化和神奇化，而忽视了自己在肉体和心灵上遭受到的双重迫害。 注释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Alison Jaggar和 Susan Bordo的诸多帮助，在此致以谢意。Alison在所有方面，从提示写作的性质到提议 修改以清除写作中的瑕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Susan认真阅读了本文，提示我对文章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变动，她还另外提出了 许多有益的见解。对他们一针见血的评论和彬彬风度，一并表示感谢。谢谢Dilys Page，她不辞劳苦细心阅读，对初稿提出了中 肯的评论。还要谢谢 Radhika Balasubramanian， Sue Cataldi ，Mary Geer， Mary Gibson， Rhoda Linton， Josie Rodriguez-Hewitt 和 Joyee Tigner，他们出于对我工作的兴趣，分担琐碎事务，并为我提供了许多机会，支持我的女性研究的交流。 参考文献 Bordo. S.1986.“The Cartesian Masculinization of Thought..”，Signs 11：p439—456.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 ’ Development.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86.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and M. Hintikka. 1983.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 Rcidel Harding. S and J. O’ Barr, eds. 1987. Sex and Scientific Inquiry .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 Keller, E. F. 1985 . Reflection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loyd , G，1984. The Man of Reason .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