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证据 经验的证据 琼W·斯科特 蔡一平译 在 Samuel delany那部重要的自传性冥想录中,有一个章节,“水中之光的变幻”,其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如何描 写差异( difference)的历史,就是说,给“他者( other)"进行定名的历史,将各种特征的属性根据人们头脑中已经预先假定的 规范(并且通常不说明这些是预先假设的)进行区分归类的历史。 Delany(他是一个男同性恋,一个黑人男性,一个科幻小说作家)详细叙述了他在1963年第一次造访圣马克斯浴室的反应。他 记得,那是一间体育馆大小的房间”,他站在门口的屋檐下,屋子里点着蓝色灯泡,灯光朦胧昏暗。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些人 站着,其余的 是一大群赤裸的男性躯体在波动起伏,满屋子都是。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惊,非常近似于恐惧。 以前,我曾经描写过一种饱含着某种欲望的空间。但那并不是让我震惊的东西。而是因为那种饱含的张力不仅仅使你感知到运 动的肉体,而是它给了你一种可见的强烈冲击。 正是看到这种情景,使 Delay建立了与1950年代流行的对同性恋的再表现的一种表象之外的现实”,当时,同性恋是“被孤 性变态者”、“误入歧途的”人。对聚集的躯体的理解”给了他(正如他所说的,同样也给了每个人,“男人、女人、工人阶 中产阶级”)一种“政治力量的感觉 这个经验说明的是,存在着一个群体——不是单个的同性恋者.不是几百个,不是上千个,而是成百万的同性恋者,还有, 历史已经积极活跃地为我们创造岀整个制度的大厦,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们的性别就得栖于其中 感觉到政治的可能性对 Delany来说是令人震惊和令人振奋的。他强调的不是一个身份( (identit)的发现,而是参与了一个运动 的一种感觉;确实,在他的叙述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性的实践活动的程度( extent)(还有它的存在( existence))。数量 众多的躯体—构成了一种运动,即使这是处于地下的运动,还是证明了关于人类的性实践活动的范围和多样性的强制的 沉默是虛伪的。使这个运动变得可见,打破了关于它的沉默,挑战了流行的观念,为每个人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Delany设想 着一旦艾滋病的危机得到控制”,一个真正的性革命的时刻就会到来,这即使从今天1988年的眼光看来也是一种乌托邦。 “那场革命一定会到来,因为清晰明确的语言已经渗入人类对性的边缘地带的探索,就像这本书所不时描绘的那样,这只是其中 最文雅的例子。现在,人类中重要的一群人开始对最近的人类各种快感的可能性有了一种更清晰的观念,异性恋和同性恋,女 性和男性将不断深入地探索它们。 通过描写这个浴室, Delany说他不仅寻求将那一时刻浪漫化,收进性的宝库的聚宝盆”,而且还打破了在性的实践问题上的 种绝对受到制裁的公众的沉默”,揭示了某种存在着的但常常被压抑着的东西。 只有那最隐秘和最间接的描写才会偶尔触及到种现象的边缘,它的中心是不可言说、不可描摹的,甚至用比喻的方式也彳 行:那种隐秘是医学的、法律的,也是文学的;就像福柯告诉我们的,在它的隐秘之中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在的话语。但是, 这种隐秘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得到种清晰的、正确的和广泛的对于现存的公开的性制度的画面。当话语超越了民众极力希望 维持下去的法律或者医学标准,这种话语也只能论及到经过精挑细选的边缘地带,这些制度( Institutions)是不存在的。 Delany的描写中有一点,其实也是他全书的观点,就是记录下那些制度的存在,那些制度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写下它,因 而去展示迄今为止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是什么。 当我阅读它,作为文字的透明性,可见性的比喻对于他的主题来说是重要的。蓝色的灯光照亮了他以前参与其中的一个景象 在停在西区高速公路下的码头边上的黑暗的卡车里,在地铁车站的男厕所里),但是,仅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来了解。“没 有人曾经看见它的全貌”。他将男浴室景象对他的影响归纳为其可见性:“你能够看到整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看见,使他能够 去了解他个人的活动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一次直接感觉到来自于对聚集的躯体的理解而产生的政治力量”。记述那个时刻也 使他解释了他此书的目的:提供一种“关于广泛的公开的性制度的清晰的、准确的、丰富的画面'”,以便其他人可以了解它们 探索它们;知识是通过视觉来获得的;视觉是对透明的客观世界的一种直接理解。在这个概念化的过程中,可见性是首要的条 件;然后,写作也是为它服务的。看见是认识之始。写作是再生产,是传递——知识的交流通过(视觉的、内在的)经验来获 得。 这种交流一直是记载那些在过去的记录中被遗漏或忽略的人们的生活的历史学家的使命。它制造了大量以前被忽略的关于这些 他者的新证据,引起人们对传统的历史学中通常认为是不值一提的人类生活和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的关注。它也引发了正统史学 的一场危机,不仅增加了故事,而且增添了课题,它坚持(复数的)历史是由基本上不同的—确实是不可调和的—视角或 立场上来写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或彻底“真实的”像 Delany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些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多种价值观和多种 实践的世界,这些价值和实践的存在证明社会和世界的大一统结构是不存在的,无论这些结构自诩为白人的政治优越、一致性
经验的证据 经验的证据 琼· W·斯科特 蔡一平 译 变得可见 在Samuel Delany那部重要的自传性冥想录中，有一个章节，“水中之光的变幻”，其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如何描 写差异（difference）的历史，就是说，给“他者（other）”进行定名的历史，将各种特征的属性根据人们头脑中已经预先假定的 规范（并且通常不说明这些是预先假设的）进行区分归类的历史。 Delany（他是一个男同性恋，一个黑人男性，一个科幻小说作家）详细叙述了他在1963年第一次造访圣马克斯浴室的反应。他 记得，那是一间“体育馆大小的房间”，他站在门口的屋檐下，屋子里点着蓝色灯泡，灯光朦胧昏暗。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些人 站着，其余的 是一大群赤裸的男性躯体在波动起伏，满屋子都是。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惊，非常近似于恐惧。 以前，我曾经描写过一种饱含着某种欲望的空间。但那并不是让我震惊的东西。而是因为那种饱含的张力不仅仅使你感知到运 动的肉体，而是它给了你一种可见的强烈冲击。 正是看到这种情景，使Delany建立了与1950年代流行的对同性恋的再表现的一种“表象之外的现实”，当时，同性恋是“被孤立的 性变态者”、“误入歧途的”人。对“聚集的躯体的理解”给了他（正如他所说的，同样也给了每个人，“男人、女人、工人阶级或 中产阶级”）一种“政治力量的感觉”。 这个经验说明的是，存在着一个群体——不是单个的同性恋者……不是几百个，不是上千个，而是成百万的同性恋者，还有， 历史已经积极活跃地为我们创造出整个制度的大厦，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们的性别就得栖于其中。 感觉到政治的可能性对Delany来说是令人震惊和令人振奋的。他强调的不是一个身份（identity）的发现，而是参与了一个运动 的一种感觉；确实，在他的叙述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性的实践活动的程度（extent）（还有它的存在（existence））。数量 ——众多的躯体——构成了一种运动，即使这是处于地下的运动，还是证明了关于人类的性实践活动的范围和多样性的强制的 沉默是虚伪的。使这个运动变得可见，打破了关于它的沉默，挑战了流行的观念，为每个人开辟了新的可能性。Delany设想 着“一旦艾滋病的危机得到控制”， 一个真正的性革命的时刻就会到来，这即使从今天1988年的眼光看来也是一种乌托邦。 “那场革命一定会到来，因为清晰明确的语言已经渗入人类对性的边缘地带的探索，就像这本书所不时描绘的那样，这只是其中 最文雅的例子。现在，人类中重要的一群人开始对最近的人类各种快感的可能性有了一种更清晰的观念，异性恋和同性恋，女 性和男性将不断深入地探索它们。” 通过描写这个浴室，Delany说他不仅寻求“将那一时刻浪漫化，收进性的宝库的聚宝盆”，而且还打破了在性的实践问题上的一 种“绝对受到制裁的公众的沉默”，揭示了某种存在着的但常常被压抑着的东西。 只有那最隐秘和最间接的描写才会偶尔触及到一种现象的边缘，它的中心是不可言说、不可描摹的，甚至用比喻的方式也不 行：那种隐秘是医学的、法律的，也是文学的；就像福柯告诉我们的，在它的隐秘之中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在的话语。但是， 这种隐秘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得到一种清晰的、正确的和广泛的对于现存的公开的性制度的画面。当话语超越了民众极力希望 维持下去的法律或者医学标准，这种话语也只能论及到经过精挑细选的边缘地带，这些制度（institutions）是不存在的。 Delany的描写中有一点，其实也是他全书的观点，就是记录下那些制度的存在，那些制度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写下它，因 而去展示迄今为止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是什么。 当我阅读它，作为文字的透明性，可见性的比喻对于他的主题来说是重要的。蓝色的灯光照亮了他以前参与其中的一个景象 （在停在西区高速公路下的码头边上的黑暗的卡车里，在地铁车站的男厕所里），但是，仅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来了解。“没 有人曾经看见它的全貌”。他将男浴室景象对他的影响归纳为其可见性：“你能够看到整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看见，使他能够 去了解他个人的活动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一次直接感觉到来自于对聚集的躯体的理解而产生的政治力量”。记述那个时刻也 使他解释了他此书的目的：提供一种“关于广泛的公开的性制度的清晰的、准确的、丰富的画面”，以便其他人可以了解它们、 探索它们；知识是通过视觉来获得的；视觉是对透明的客观世界的一种直接理解。在这个概念化的过程中，可见性是首要的条 件；然后，写作也是为它服务的。看见是认识之始。写作是再生产，是传递——知识的交流通过（视觉的、内在的）经验来获 得。 这种交流一直是记载那些在过去的记录中被遗漏或忽略的人们的生活的历史学家的使命。它制造了大量以前被忽略的关于这些 他者的新证据，引起人们对传统的历史学中通常认为是不值一提的人类生活和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的关注。它也引发了正统史学 的一场危机，不仅增加了故事，而且增添了课题，它坚持（复数的）历史是由基本上不同的——确实是不可调和的——视角或 立场上来写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或彻底“真实的”。像Delany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些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多种价值观和多种 实践的世界，这些价值和实践的存在证明社会和世界的大一统结构是不存在的，无论这些结构自诩为白人的政治优越、一致性
和自我的统一,异性恋一夫一妻制的天经地义,还是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对于标准隹的历史学的挑战,用传统的历 史学对证据的理解来说, 描述为是一种对图像的放大,对不明确或不完整的视觉的偏颇失察的一种矫正,却没有宣称经 验,他者的直接经验,其权威性是不合法的,就像在他或她的文本中去观察和阐释那些他者的生活的历史学家们所具有的权威 性一样,是不合法的 用这种方法记录他者的经验对不同的历史学家来说已经立刻成为一种非常成功和有限制的策略。它是成功的,因为仍然很满足 于历史的学科框架,当新的证据被发现,根据旧的叙述建立的规则就成了问题,当然,证据的地位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暧昧不淸清 的。一方面,他们承认证据只有在与一种潜在的叙述发生关系时,才能算作并且被认可为是证据,所以可以说,叙述决定了证 据,就像证据决定了叙述。”另一方面,历史学家门对证据的修辞上的处理和历史学家对证据的使用,伪造了流行的阐释,它基 于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说,证据只不过是对真实的一种反映。 Michel de certeau的叙述就表达了这种看法。他写道 历史的话语以它所要表现的事实( (reality)的名义给与了自身可信性,但是,这一“事实的权威化面目其实只是为了掩盖实际上 决定了“事实的那些实践的幌子 提供的证据是经验( experience)”的证据,就会给论断加上进一步支持的旁注——毕竟什么能够比他或她一个主体自身所 经历的事情更加真实的东西呢?正是这种要求把经验作为无可争辩的证据,当作一种解释的出发点——作为一种分析的基础 它就削弱了对差异的历史的批判的信心,还停留在正统史学的认识论框架中,这些研究失去了检视那些假设和实践的可能 性,一上来就排除了对差异的思考。那些被记录下来的经历的人们,其主体被看成是自我证明的,因而就将他们的经历自然化 了。这些研究将反抗( resistance)定位在话语建构之外,将能动性具体化为-种个人的与生俱来的特征,因而就解除了它所产 生的具体情境。当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个人主体(具有经历的个人或者记录它的历史学家)的观察力就成为建立证据赖以阐 释的基础。关于经验是被建构的这一特征,关于主体如何首先是被建构为差异的,关于一个人的观察力是如何被建构的—一关 于语言(或者话语)和历史——这些问题就被放到一边了。那么,经验的证据就成为说明差异这一事实的证据,而不是一种方 法,去探索差异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如何运作的,以及它是以何种方式构成那些在世界上去观察和行动的主体的。 换句话说,经验的证据,不管是通过一种可见性的比喻,还是用另一种方式把意义看成是透明的,都是对已有的意识形态体系 的再制造而不是与之冲突——那些意识形态体系假定历史事实就在为它们自己说话,那些意识形态体系依赖于在性的实践和社 会制度之间、在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的或者主导的敌对的观念。例如,记录了同性恋的隐藏的的世界的那些 历史,展示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沉默和压抑的生活,凸现他们被压抑和剥削的历史。但是让经验变得可见的目标,预先排除了 对意识形态体系本身的作用的批判性检视,对它的再表现的范畴(同性恋异性恋、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作为固定的一成不变 的主体),对它的关于这些范畴的意义和如何运作的前提,还有它的主题、起源和原因等问题都未进行批判的考察。同性恋的 存在被看成是欲望( desire)的结果,被看成是在外部运作的-种自然力量,或者是对社会规范的反动.。在这些故事中,同性恋 被表现为一种被压抑的欲望(被否定的经验),一个将异性恋确立为唯一合法的正常行为的社会”将同性恋变成了似乎是不可 见的、不正常的和缄默无声的。因为这种(同性恋的)欲望不能被最终压抑——因为经验就摆在那里——它就发明了机制 ( Institutions)来容纳自身。这些机制是不被承认的,但是并不是不可见的;实际上,它们可以看到的可能就是威胁着秩序,并 且最终征服压迫。抗争( resistance)和能动性( agency)被表现为受到无法自制的欲望的驱使;解放是一个目的论的故事,在 这个故事中,欲望最终战胜了社会控制并且变得可见。历史是一种使经验变得可见的年代学,但是其中的范畴看来却是非历史 的:欲望、同性恋、异性恋、女人味儿、男子气概、性,甚至性的实践活动也成了固定的实体( entity),在时间的舞台上被上 演,而不是他们自身被历史化了。用这种方式表现这个故事排除了,或者至少是低估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意义的相互 关系是随着历史而变化的,每一种构成的力量都是为了另一种,它们同时占据着互相竞争和变化的领地。 Eve Kosofsky Sedgwick写道 “同性恋这个范畴之所以重要——其重要性之一,并非必然来自于它对一个酝酿中的或者已经形成的少数同性恋群体或者同性 恋欲望的受控制的关系,而是来自于它的潜在力量,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运用它作为一个打造精良的杠杆,去撼动塑造了社会制 度的全部男性镣铐。 同性恋不仅通过将它的相反一面加以罗列而定义了异性恋,也不仅在两者之间划分出一条变化着的界线,而且两者都在同样 的阴茎崇拜机制( phallic economy)"的结构中运作——这一机制的运行并没受到硏究的重视,那些硏究只是简单地使冋性恋变 得可见。描述这个机制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欲望是通过对阴茎的追求而定义的—那被掩盖和回避的能指( (signifier),立刻就得 到了充分的呈现,但却难以企及,它通过坚守誓言而蠃得了权力,却永远不能彻底实现。将这种方式理论化,同性恋和异性恋 根据同一个机制在运行,它们的社会制度是互相映照的。通过社会制度,男同性恋在实践中可以颠倒那些与主导的异性恋相关 的行为(混乱的对克制的,公开的对私人的,无名的对有名的,等等),但是它们都是在一个根据存在( presence)和缺乏 (lack)而建构起来的体系中运作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体系建构了充满欲望的主体(那些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人),与此 同时,这个制度建立起了这一切,而它自身好像超脱于时间之外,按照它不可避免的方式运行。 使经历变得可见的目标预先排除了分析这个体系的作用和它的历史性;实际上,它在不断地再制造它的措辞。我们逐渐满足于 同性恋者从暗室中走出来的结果,我们将压抑理解为权力或统治的一种令人感兴趣的运作;我们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行为方 式和态度。我们所没有做的是,采取一种方式,把所有那些东西置于性活动的主导结构和攴撑着这一主导结构的意识形态的框 架里面去。我们知道它们确实存在,但是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建构的;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对规范的行为的批判,但 是我们不知道批判的内容。使一个差异群体的经历变得可见揭示了压抑的机制的存在,但是没有进一步揭示它们内部的运作或 逻辑;我们知道差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明白它是如何被理性地建构。为此,我们需要进入到历史过程中去,通过话语、位 置主体,还有产生了它们的经验。这并不是具有经验的个人,而是通过经验建构起来的主体。在这一定义中,经验就不是我们 解释的来源,不是给我们的证据奠定基础的权威性的证据(因为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是感觉到的),而是我们需要去寻求解释的 东西,关于知识如何产生的问题。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经验,就是将经验历史化,同时,也将经验制造的主体历史化了。这种历 史化就给当前很多将一种经验不假思索地作为他们的立论基础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这种历史化要对所有通常是想 地被接受的解释范畴进行批判的仔细审视,包括经验¨这个范畴本身。 经验的权威性
和自我的统一，异性恋一夫一妻制的天经地义，还是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对于标准的历史学的挑战，用传统的历 史学对证据的理解来说，已经被描述为是一种对图像的放大，对不明确或不完整的视觉的偏颇失察的一种矫正，却没有宣称经 验，他者的直接经验，其权威性是不合法的，就像在他或她的文本中去观察和阐释那些他者的生活的历史学家们所具有的权威 性一样，是不合法的。 用这种方法记录他者的经验对不同的历史学家来说已经立刻成为一种非常成功和有限制的策略。它是成功的，因为仍然很满足 于历史的学科框架，当新的证据被发现，根据旧的叙述建立的规则就成了问题，当然，证据的地位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暧昧不清 的。一方面，他们承认“证据只有在与一种潜在的叙述发生关系时，才能算作并且被认可为是证据，所以可以说，叙述决定了证 据，就像证据决定了叙述。”另一方面，历史学家门对证据的修辞上的处理和历史学家对证据的使用，伪造了流行的阐释，它基 于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说，证据只不过是对真实的一种反映。Michel de Certeau的叙述就表达了这种看法。他写道： 历史的话语以它所要表现的事实（reality）的名义给与了自身可信性，但是，这一“事实”的权威化面目其实只是为了掩盖实际上 决定了“事实”的那些实践的幌子。 当提供的证据是“经验（experience）”的证据，就会给论断加上进一步支持的旁注——毕竟什么能够比他或她一个主体自身所 经历的事情更加真实的东西呢？正是这种要求把经验作为无可争辩的证据，当作一种解释的出发点——作为一种分析的基础 ——它就削弱了对差异的历史的批判的信心，还停留在正统史学的认识论框架中，这些研究失去了检视那些假设和实践的可能 性，一上来就排除了对差异的思考。那些被记录下来的经历的人们，其主体被看成是自我证明的，因而就将他们的经历自然化 了。这些研究将反抗（resistance）定位在话语建构之外，将能动性具体化为一种个人的与生俱来的特征，因而就解除了它所产 生的具体情境。当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个人主体（具有经历的个人或者记录它的历史学家）的观察力就成为建立证据赖以阐 释的基础。关于经验是被建构的这一特征，关于主体如何首先是被建构为差异的，关于一个人的观察力是如何被建构的——关 于语言（或者话语）和历史——这些问题就被放到一边了。那么，经验的证据就成为说明差异这一事实的证据，而不是一种方 法，去探索差异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如何运作的，以及它是以何种方式构成那些在世界上去观察和行动的主体的。 换句话说，经验的证据，不管是通过一种可见性的比喻，还是用另一种方式把意义看成是透明的，都是对已有的意识形态体系 的再制造而不是与之冲突——那些意识形态体系假定历史事实就在为它们自己说话，那些意识形态体系依赖于在性的实践和社 会制度之间、在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然的或者主导的敌对的观念。例如，记录了同性恋的“隐藏的”的世界的那些 历史，展示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沉默和压抑的生活，凸现他们被压抑和剥削的历史。但是让经验变得可见的目标，预先排除了 对意识形态体系本身的作用的批判性检视，对它的再表现的范畴（同性恋/异性恋、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作为固定的一成不变 的主体），对它的关于这些范畴的意义和如何运作的前提，还有它的主题、起源和原因等问题都未进行批判的考察。同性恋的 存在被看成是欲望（desire）的结果，被看成是在外部运作的一种自然力量，或者是对社会规范的反动。在这些故事中，同性恋 被表现为一种被压抑的欲望（被否定的经验），一个将异性恋确立为唯一合法的正常行为的“社会”将同性恋变成了似乎是不可 见的、不正常的和缄默无声的。因为这种（同性恋的）欲望不能被最终压抑——因为经验就摆在那里——它就发明了机制 （institutions）来容纳自身。这些机制是不被承认的，但是并不是不可见的；实际上，它们可以看到的可能就是威胁着秩序，并 且最终征服压迫。抗争（resistance）和能动性（agency）被表现为受到无法自制的欲望的驱使；解放是一个目的论的故事，在 这个故事中，欲望最终战胜了社会控制并且变得可见。历史是一种使经验变得可见的年代学，但是其中的范畴看来却是非历史 的：欲望、同性恋、异性恋、女人味儿、男子气概、性，甚至性的实践活动也成了固定的实体（entity），在时间的舞台上被上 演，而不是他们自身被历史化了。用这种方式表现这个故事排除了，或者至少是低估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意义的相互 关系是随着历史而变化的，每一种构成的力量都是为了另一种，它们同时占据着互相竞争和变化的领地。Eve Kosofsky Seddgwick写道： “同性恋”这个范畴之所以重要——其重要性之一，并非必然来自于它对一个酝酿中的或者已经形成的少数同性恋群体或者同性 恋欲望的受控制的关系，而是来自于它的潜在力量，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运用它作为一个打造精良的杠杆，去撼动塑造了社会制 度的全部男性镣铐。 同性恋不仅通过将它的相反一面加以罗列而定义了异性恋，也不仅在两者之间划分出一条变化着的界线，而且两者都在同样 的“阴茎崇拜机制（phallic economy）”的结构中运作——这一机制的运行并没受到研究的重视，那些研究只是简单地使同性恋变 得可见。描述这个机制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欲望是通过对阴茎的追求而定义的——那被掩盖和回避的能指（signifier），立刻就得 到了充分的呈现，但却难以企及，它通过坚守誓言而赢得了权力，却永远不能彻底实现。将这种方式理论化，同性恋和异性恋 根据同一个机制在运行，它们的社会制度是互相映照的。通过社会制度，男同性恋在实践中可以颠倒那些与主导的异性恋相关 的行为（混乱的对克制的，公开的对私人的，无名的对有名的，等等），但是它们都是在一个根据存在（presence）和缺乏 （lack）而建构起来的体系中运作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体系建构了充满欲望的主体（那些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人），与此 同时，这个制度建立起了这一切，而它自身好像超脱于时间之外，按照它不可避免的方式运行。 使经历变得可见的目标预先排除了分析这个体系的作用和它的历史性；实际上，它在不断地再制造它的措辞。我们逐渐满足于 同性恋者从暗室中走出来的结果，我们将压抑理解为权力或统治的一种令人感兴趣的运作；我们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行为方 式和态度。我们所没有做的是，采取一种方式，把所有那些东西置于性活动的主导结构和支撑着这一主导结构的意识形态的框 架里面去。我们知道它们确实存在，但是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建构的；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对规范的行为的批判，但 是我们不知道批判的内容。使一个差异群体的经历变得可见揭示了压抑的机制的存在，但是没有进一步揭示它们内部的运作或 逻辑；我们知道差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明白它是如何被理性地建构。为此，我们需要进入到历史过程中去，通过话语、位 置主体，还有产生了它们的经验。这并不是具有经验的个人，而是通过经验建构起来的主体。在这一定义中，经验就不是我们 解释的来源，不是给我们的证据奠定基础的权威性的证据（因为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是感觉到的），而是我们需要去寻求解释的 东西，关于知识如何产生的问题。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经验，就是将经验历史化，同时，也将经验制造的主体历史化了。这种历 史化就给当前很多将一种“经验”不假思索地作为他们的立论基础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这种历史化要对所有通常是想 当然地被接受的解释范畴进行批判的仔细审视，包括“经验”这个范畴本身。 经验的权威性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基要主义的( foundationalist)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在基本前提、范 畴或者假说方面想当然的话,历史的阐释看来是无需思考的。这些基本的东西(但是是不断变化的,无论它们处于哪个特殊的 历史时期)是不被质疑的,也是无可置疑的;它们被认为是恒久不变和超然物外的。由于它们为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硏究对象制 造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于是就将分析权威化与合法化了;的确,没有它们,那些分析看起来不能够进行下去了。实际上在某些 基要主义者的头脑中,怀疑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道德上的混乱对于这些具有永恒真理地位(如果不是从哲学的定义上来说)的 约定俗成来说确实太另类了。 历史学家们已经依赖着许多种的基要( foundations),一些人比起其他人来显然更是经验主义者。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已经使用 从知识的社会学、结构的语言学、女权主义理论,或者文化人类学中引出的观察方法,发展了对经验主义的尖锐批评,最令人 吃惊的是这些历史学家对某些物化的、超验的解释范畴全身心的拥抱,坚决的捍卫。这就转向了基要,甚至是以反基要主义者 出现,用 Fredric jameson的话来形容就是“被压抑的回归的某种极端形式。 经验'就是基要的一种,随着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的觉醒,再一次被介绍到历史写作中;不同于“难懂的事实和简单的现实”, 它的内涵更加变化多端难以捉摸。它作为一个批判的概念,出现在近来历史学家们关于再表现的局限,特别是关于后现代主义 理论在历史学上的使用和局限的争论中。在这些争论中,那些人大多数表现了解释上的创新——那些人坚持研究群体心态,研 究经济、社会或文化如何决定了个人行为,甚至研究无意识的动机对于思想和行动的影响—这些都是最热切地主张对经 验"的使用加以关注的人。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对“男性主流的历史偏见加以批判,并且寻求将妇女建立为有自我活力的主体,社 会史学家一方面坚持学科的唯物主义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个体或者群体的“能动性( agency)”,将象征分析引入行为硏究的文 化史学家,还有在研究中优先考虑理性的人物有目的的行为的政治史学家,以及坚持思想产生于个人的头脑中的观念史学家。 他们似乎都在集中于争论经验是不是历史的一种“不可化简的"基础。 “经验"的演化看起来为明确宣称是反经验主义者的人们解决了一个解释上的难题,正如它重新恢复了根本的基础。因此,检视 历史学家们如何使用经验”是很有趣的。这一检验让我们去诘问,没有这些基础( foundations),历史学是否能够存在,如果存 在的话,它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关键词》中, Raymond Williams大致勾画出经验”一词在盎格鲁美利坚传统中所表示的多种意义。他总结道:“(1)它是 从过去的事件中收集起来的知识,不管是通过有意识的观察,还是思考和反思;(2)它是一种特别的意识,在某些背景下可以 区别于理性或者知识”。他说,直到十八世纪早期,经验和实验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指明了知识是如何通过试验和观察 而达到的(这里,视觉的比喻是重要的)。在十八世纪,经验仍然包含在对于观察到的事件的思考和反思,从过去的历史中获 得教训这一观念中,但是它也指意识的某种特别的联系。这种意识,在二十世纪中,就逐渐意味着一种充分的主动的认知 包括感觉和思想。 Williams写道:经验的观念作为主体的证明,“不仅作为真理而呈现,而且作为真理中最具有可靠性的一 种”,“作为所有(后来的)原由和分析的基础“。据 Williams所说,经验在二十世纪已经需要区别于像中介的、真实的和可信的 这些主体陈述观念的其他内涵。在这一用法中,它指的是对于个人的外部影响—社会条件、制度、信仰或知觉形式—一它们 对之做出反应的自身之外的“真实的的东西,没有包括它们的想法或思考 Williams描述的经验的使用千变万化,不管是作为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主体的还是客体的,都建立了个人的先验的存在。当它 被定义为内在的,它是一种对于个人的存在或意识的表达;当它被定义为外在的,它就是意识得以作用的物质基础。用这种方 谈论经验,导致我们将个人的存在认为是想当然的事情(经验是人所具有的东西),而不是去询问自我(主体和主体的身份 认同)的概念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它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结构中运作的,这个结构不仅使个人成为知识的起点,而且也将诸如 男人、女人、黑人、白人、同性恋、异性恋这些范畴自然化了,将这些范畴作为被赋予的个人特征。 Teresa de lauretis对于经验的重新界定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运作 (她写到),经验是过程,对所有的社会人来说,主体性是被建构的。通过那个过程,一个人将自己定位,或者在社会现实中 定位,主体也是在那些关系中来感受和理解的,那些关系有物质的、经济的和人际关系的,实际上,这些就是社会的,从更大 的视角来说,就是历史的。 Teresa de lauretis描述的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分异( differentiation)来运作的;它的作用是把主体构建为固定的和自由意志 ( autonomy)的,主体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的可靠来源,这一知识的获得来自于以他们的经验的方式接触到真实。当谈到历史学 家和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生,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一主体既是需要质询的对象—这个人研究的是现在还是过去,调查者是他还是 她——是基于档案馆里的经验"的基础之上制造关于过去的知识的历史学家,还是基于作为一个参与观察者的经验来制造关 于其他文化的知识的人类学家。 Williams所描绘的经验的概念预先排除了对主体建构过程的质询;他们避免检视话语、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检视他们 制造的知识中相关的立场或者主体的位置,还有关于知识的差异的作用。例如,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学家是男是女,是 黑人是白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这对他们所写的历史来说有关系吗?然而,正如 de certeau所写道:“知识的主体'的权威性 是由相关的讲话者对每件事情的阐释而建立起来的”。他的知识,表现为与他自己是不相干的事情,就成了合法的,被表现为 普遍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知识和经验的观念中,是没有权力和政治的。 如果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用经验"的方式建立起历史学家的权威,我们可以从RG. 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中找到,这本 1946年的经典著作是每一代历史学课程的必读书。对 ellingwood来说,历史学家“重新搬演过去的经验”的能力是与他的自由意 志( autonomy)连在一起的。“我所说的自由意志( autonomy),是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的条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论断或 者采取行动,而不是因为被什么其他的人所控制和制定的而做出论断和采取行动”·历史学家是不是被建构的—如果他是的 话,他是怎样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被界定的,他的历史的政治影响可能是什么—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讨论过。实际上,免谈这些 事情看来是与 Collingwood自己关于自由意志( autonomy)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要投身 到这个毫无特色的激烈争论之中。他 ( certainty),历史学家必须不让其他人为他去下决心, Collingwood坚持说 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 作为历史学家放弃了他的自由意志( autonomy),让其他的人为他做这件事,如果他是个科学的思考者,他可能只是为他自己 这么做。对于我来说没有必要给读者提供任何关于这个结论的证据。如果他知道任何历史学的工作,他已经知道了他自己的经 验是真实的。如果他还不知道这是真实的,他就不太知道阅读这篇文章对于历史有多大益处,最好他能做的就是现在就在议儿 停下来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基要主义的（foundationalist）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在基本前提、范 畴或者假说方面想当然的话，历史的阐释看来是无需思考的。这些基本的东西（但是是不断变化的，无论它们处于哪个特殊的 历史时期）是不被质疑的，也是无可置疑的；它们被认为是恒久不变和超然物外的。由于它们为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研究对象制 造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于是就将分析权威化与合法化了；的确，没有它们，那些分析看起来不能够进行下去了。实际上在某些 基要主义者的头脑中，怀疑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道德上的混乱对于这些具有永恒真理地位（如果不是从哲学的定义上来说）的 约定俗成来说确实太另类了。 历史学家们已经依赖着许多种的基要（foundations），一些人比起其他人来显然更是经验主义者。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已经使用 从知识的社会学、结构的语言学、女权主义理论，或者文化人类学中引出的观察方法，发展了对经验主义的尖锐批评，最令人 吃惊的是这些历史学家对某些物化的、超验的解释范畴全身心的拥抱，坚决的捍卫。这就转向了基要，甚至是以反基要主义者 出现，用Fredric Jameson的话来形容就是“被压抑的回归的某种极端形式”。 “经验”就是基要的一种，随着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的觉醒，再一次被介绍到历史写作中；不同于“难懂的事实”和“简单的现实”， 它的内涵更加变化多端难以捉摸。它作为一个批判的概念，出现在近来历史学家们关于再表现的局限，特别是关于后现代主义 理论在历史学上的使用和局限的争论中。在这些争论中，那些人大多数表现了解释上的创新——那些人坚持研究群体心态，研 究经济、社会或文化如何决定了个人行为，甚至研究无意识的动机对于思想和行动的影响——这些都是最热切地主张对“经 验”的使用加以关注的人。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对“男性主流”的历史偏见加以批判，并且寻求将妇女建立为有自我活力的主体，社 会史学家一方面坚持学科的唯物主义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个体或者群体的“能动性（agency）”，将象征分析引入行为研究的文 化史学家，还有在研究中优先考虑理性的人物有目的的行为的政治史学家，以及坚持思想产生于个人的头脑中的观念史学家。 他们似乎都在集中于争论经验是不是历史的一种“不可化简的”基础。 “经验”的演化看起来为明确宣称是反经验主义者的人们解决了一个解释上的难题，正如它重新恢复了根本的基础。因此，检视 历史学家们如何使用“经验”是很有趣的。这一检验让我们去诘问，没有这些基础（foundations），历史学是否能够存在，如果存 在的话，它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关键词》中，Raymond Williams大致勾画出“经验”一词在盎格鲁-美利坚传统中所表示的多种意义。他总结道：“（1）它是 从过去的事件中收集起来的知识，不管是通过有意识的观察，还是思考和反思；（2）它是一种特别的意识，在某些背景下可以 区别于理性或者知识”。他说，直到十八世纪早期，经验和实验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指明了知识是如何通过试验和观察 而达到的（这里，视觉的比喻是重要的）。在十八世纪，经验仍然包含在对于观察到的事件的思考和反思，从过去的历史中获 得教训这一观念中，但是它也指意识的某种特别的联系。这种意识，在二十世纪中，就逐渐意味着一种“充分的主动的认知”， 包括感觉和思想。Williams写道：经验的观念作为主体的证明，“不仅作为真理而呈现，而且作为真理中最具有可靠性的一 种”，“作为所有（后来的）原由和分析的基础“。据Williams所说，经验在二十世纪已经需要区别于像中介的、真实的和可信的 这些主体陈述观念的其他内涵。在这一用法中，它指的是对于个人的外部影响——社会条件、制度、信仰或知觉形式——它们 对之做出反应的自身之外的“真实的”的东西，没有包括它们的想法或思考。 Williams描述的“经验”的使用千变万化，不管是作为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主体的还是客体的，都建立了个人的先验的存在。当它 被定义为内在的，它是一种对于个人的存在或意识的表达；当它被定义为外在的，它就是意识得以作用的物质基础。用这种方 式谈论经验，导致我们将个人的存在认为是想当然的事情（经验是人所具有的东西），而不是去询问自我（主体和主体的身份 认同）的概念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它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结构中运作的，这个结构不仅使个人成为知识的起点，而且也将诸如 男人、女人、黑人、白人、同性恋、异性恋这些范畴自然化了，将这些范畴作为被赋予的个人特征。 Teresa de Lauretis对于经验的重新界定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运作： （她写到），经验是过程，对所有的社会人来说，主体性是被建构的。通过那个过程，一个人将自己定位，或者在社会现实中 定位，主体也是在那些关系中来感受和理解的，那些关系有物质的、经济的和人际关系的，实际上，这些就是社会的，从更大 的视角来说，就是历史的。 Teresa de Lauretis描述的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分异（differentiation）来运作的；它的作用是把主体构建为固定的和自由意志 （autonomy）的，主体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的可靠来源，这一知识的获得来自于以他们的经验的方式接触到真实。当谈到历史学 家和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生，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一主体既是需要质询的对象——这个人研究的是现在还是过去，调查者是他还是 她——是基于档案馆里的“经验”的基础之上制造关于过去的知识的历史学家，还是基于作为一个参与观察者的“经验”来制造关 于其他文化的知识的人类学家。 Williams所描绘的经验的概念预先排除了对主体建构过程的质询；他们避免检视话语、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检视他们 制造的知识中相关的立场或者主体的位置，还有关于知识的差异的作用。例如，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学家是男是女，是 黑人是白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这对他们所写的历史来说有关系吗？然而，正如de Certeau所写道：“‘知识的主体’的权威性 是由相关的讲话者对每件事情的阐释而[建立起来的]”。他的知识，表现为与他自己是不相干的事情，就成了合法的，被表现为 普遍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知识和经验的观念中，是没有权力和政治的。 如果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用“经验”的方式建立起历史学家的权威，我们可以从R. G. 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中找到，这本 1946年的经典著作是每一代历史学课程的必读书。对Collingwood来说，历史学家“重新搬演过去的经验”的能力是与他的自由意 志（autonomy）连在一起的。“我所说的自由意志（autonomy），是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的条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论断或 者采取行动，而不是因为被什么其他的人所控制和制定的而做出论断和采取行动”。历史学家是不是被建构的——如果他是的 话，他是怎样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被界定的，他的历史的政治影响可能是什么——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讨论过。实际上，免谈这些 事情看来是与Collingwood自己关于自由意志（autonomy）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要投身 到这个毫无特色的激烈争论之中。他要求确定性（certainty），历史学家必须不让其他人为他去下决心，Collingwood坚持说， 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 作为历史学家放弃了他的自由意志（autonomy），让其他的人为他做这件事，如果他是个科学的思考者，他可能只是为他自己 这么做。对于我来说没有必要给读者提供任何关于这个结论的证据。如果他知道任何历史学的工作，他已经知道了他自己的经 验是真实的。如果他还不知道这是真实的，他就不太知道阅读这篇文章对于历史有多大益处，最好他能做的就是现在就在这儿 停下来
对于 Collingwood来说,经验就是知识的可靠来源,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它有赖于历史学家的感受和现实之间的直接联系 即使时间流逝使历史学家有必要用想象力将过去的事件重新演示)。思考他自己就意味着拥有了他自己的思想,这一所有权 的关系保证了一种个人的独立,他有能力正确地解读历史,并且保证了他所制造的知识具有权威性。这种宣称不仅是为了历史 学家的自主性,而且也是为了他的原创性。在这里,“经验”为一种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者的主体身份奠定了基础 在E. P. Thompson的《制造英囯工人阶级》一书中,可以发现经验'的另一个用法很不同的例子,这本书是社会史和劳工史方面 具有革命性的著作。 Thompson特别着手将“阶级”词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僵化范畴中解放出来。在这里,“经验”是一个关 键的概念。“我们探索,” Thompson写到他自己和他的伙伴新左派历史学家们,“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那些交叉的观念 (例如“需求、“阶级和决定”),通过看不见的术语经验结构被变形为过程,主体重新进入了历史 Thompson对于经验的观点结合了外来影响的想法,还有结构上和心理上的主观感情。这给了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一 种调和的影响。对他来说,经验意味着“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现实,特别是在家庭和宗教这些表达情感的领域和 表达的象征意义这样的领域。这种定义将情感的和象征的从经济的和理性的当中区分出来。“人们不仅经历了他们自己经验成为 理想,在思想和它的程序中,"他坚持道:“而且他们也经历了他们自己的经验成为感情( feeling),"这一论断对于将经验的心 理层面是重要的。 Thompson坚持,感情经过文化地处理”,成为"规范 家族间的义务和互惠互利,成为价值观或者(通 过更精密的形式)存在于艺术和宗教信仰中。”同时,它优于这些表达形式并且避免一种结构上的决定:“对于任冋现存的代 人来说,在任何的·现在中," Thompson断言,“他们处理经验的方式都是对预言的挑战,逃避任何对决定论的狭隘的定义。” 然而在他用到经验的时候,因为经验自然而然地由产生它的各种关系所决定,这是一种一体化的现象,超越了其他各种多样 性。由于生产的这些关系对于不同族裔、宗教、地区和行业的工人是共同的,它们有必要提供一种共同的命名,并且显示出比 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凸显经验的决定性因素。 Thompson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经验是一个过程的起点,这个过程在社会意识 的觉醒和表达上达到了顶峰,在各个案例中,是在共同的阶级身份认同中达到了顶峰。它具有综合协调的功能,将个人的和结 构性的结合在一起,将不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进入一致的(统一化的)整体,就是一种独特的阶级意识。“(我们发现)“经 验'最终产生于物质生活ˆ’,用阶级的方式所构造,因而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用这种方式,通过客观的环境创造了 确的和统一的身份认同( identity),并且没有什么理由去询问这一主体身份是如何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它不得不如此 经验的这种一统的面貌排除了人类活动的完整领域,仅仅通过不把这些领域算作是经验,至少不把它们算作是社会组织和政治 的结果。当阶级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身份认同,其他的主体位置( subject- position)就被它包含了,份如社会性别的主体位置 (或者其他的这种例子,历史的、种族、族裔和性)。男人和女人的位置和他们与政治的不同关系被作为物质的和社会安排的 反映,而不是阶级政治本身的产物;它们是资本主义“经验ˇ的部分。对 Thompson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问某些经验比起其 他的经验如何变得更加突出,经验是如何被界定的,并且,差异是如何被消解的,而是经验本身成了至高无上的和均匀同质 的,为阶级意识的建立提供了共同的名义。 Thompson自己在决定凸显某些特定事物而不是其他事物方面的作用还从来没有被谈到。虽然他的作者的声音,与关于他所叙述 形势的道德、伦理的判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对于经验本身的表述意味着掩盖了它们的客体地位。我们忘记了 Thompson的历 史,正像由十九世纪的政治组织者提供的工人生活的阐释一样,是一种阐释,一种对信息的选择性的整理,通过使用新创的种 类和有目的的阐释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它成了唯一可能的政治)和一种特定的创造历史的方式(它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一种 反映,对它的描述不是受历史学家来左右的,比如,在这个案例中,他只是具有必要的道德眼光可以识别出历史上工人们的经 验)合法化了。 在 Thompson的阐释中,阶级最终是一种根植于先于政治而存在的结构关系中的身份认同。晦涩难解的是相互矛盾的相互斗争的 过程,通过这个过程,阶级本身被概念化了,通过这个过程,不同种类的主体位置被赋予、被感知、相互较量、相互包容。于 是, Thompson关于英囯工人阶级的煌煌历史,出发点是想将阶级的范畴历史化,其结果却将它本质化了。战场可能看起来从结 构转移到能动性( agency),坚持主观上感觉到经验的本质,但是 Thompson想要说明的问题并没有真的被解决。工人阶级的经 验"现在是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政治和历史的本体论基础。 对经验的这种使用有着同样的基础地位,如果我们用“妇女的”或者“黑人的”或者“女同性恋的”或同性恋的ˆ来代替前一个句子中 的“工人阶级”。例如,在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中,“经验"有助于对传统的历史叙述中的错误论断进行批评加以合法化。一些女性 主义历史的部分目的在于揭去所有宣称客观性的面具,在这里,客观性成为男性偏见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借口,指出了主流历史 的缺点、不完整和排他性。通过提供历史上关于妇女的记载达到了这一点,指出现存的闸释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到社会性 别。但是,如果所有的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都被质疑的话,我们如何才能使新的知识具有权威性呢?通过诉诸于经验,这个词 语的内涵既包括了现实,也有它的主观理解—历史上妇女的经验和能够在她们的女祖先身上认识到她们自己某些事情的妇女 历史学家的经验。 一位文学史家 Judith Newton写道,女权主义被当时的批评理论家所忽视,她主张,妇女也达到了对客观性的批判,通常与解构 或者新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女性主义批评“直接来自于对我们自身的反映,就是说,来自妇女的经验,来自我们所感受到 的甚至是我们对自身的不同方式的再表现中的矛盾,来自我们长期以来在自己的位置上所经历的不公正。 Newton的诉诸经验似 乎回避了客观性的问题(并没有提出问题,是否女权主义的作品能够达到客观),但是,它显然触及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经 验)。在她的著作中思想和经验的关系被认为是透明的(与内容相结合的视觉上的隐喻),它可以直接接近,正像历史学家 Christine stansel坚称的社会实践”,都是“直接和彻底地构成了“感觉上的经验”(一种直接感觉到、看到和知道的先于话语 的现实),不能被“语言"所包含。认为妇女的经验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这些结论的影响,像具有能动性的人一样,毫无疑问 地建立了妇女的身份认同。它同时也将妇女的身份认同普遍化了,因而为宣称妇女史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妇女史学家和她们 所讲述的故事是可以分享的经验。此外,在字面上,它将个人的等同于政治的,妇女的活生生的经验被看成直接导致了对压迫 的反抗,即女性主义。确实,政治的可能性据说也是依据和遵从了先前存在的妇女的经验 “因为它引发了妇女的一种政治团结," Denise Riley写道:“女性主义永远不会全心全意地拆解妇女的经验',但是这个范畴越是 融合了归属的、强i 沃的,那么它使结果的混合物变得神圣。"Riey所批判的对于妇女史(还有女权主义政治)的这种争 论以对女性主观性的产生途径的质疑而告终,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能动性变得可能,通过这种途径,种族和性与社会性别交织 在一起,通过这种途径,政治对经验加以组织和阐释——总而言之,通过这些途径,身份认同是一种相互竞争的领域,多种多 样、互相冲突的场所。用Rily的话来说,“看起来就好像……(经验)造就了女人,不是仅仅通过她们的妇女美德,而是遵循着 支配力量,不管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我还要加上一点,它同时也掩盖了这些经验的必要的话语的性质。 但是,可以明确的是经验的话语性质,这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将经验归于话语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它作 为阐释的无可置疑的基础地位。这似乎也是 John Toews面临的问题,他1987年在《美囯历史评论》上撰写了一篇名为《语言转 型之后的观念史:意义的意志自由和经验的无法复原》“语言转型( linguistic)"这个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Toews用它来指引 发了很多学科的意义的研究的方法,但是,特别是指语言理论,“从那以后,意义的首要媒介显然是语言。" Toews的问题是语言
对于Collingwood来说，经验就是知识的可靠来源，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它有赖于历史学家的感受和现实之间的直接联系 （即使时间流逝使历史学家有必要用想象力将过去的事件重新演示）。思考他自己就意味着拥有了他自己的思想，这一所有权 的关系保证了一种个人的独立，他有能力正确地解读历史，并且保证了他所制造的知识具有权威性。这种宣称不仅是为了历史 学家的自主性，而且也是为了他的原创性。在这里，“经验”为一种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者的主体身份奠定了基础。 在E. P. Thompson的《制造英国工人阶级》一书中，可以发现“经验”的另一个用法很不同的例子，这本书是社会史和劳工史方面 具有革命性的著作。Thompson特别着手将“阶级”一词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僵化范畴中解放出来。在这里，“经验”是一个关 键的概念。“我们探索，” Thompson写到他自己和他的伙伴新左派历史学家们，“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那些交叉的观念 （例如“需求”、“阶级”和“决定”），通过看不见的术语‘经验’，结构被变形为过程，主体重新进入了历史。” Thompson对于经验的观点结合了外来影响的想法，还有结构上和心理上的主观感情。这给了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一 种调和的影响。对他来说，经验意味着“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现实，特别是在家庭和宗教这些表达情感的领域和 表达的象征意义这样的领域。这种定义将情感的和象征的从经济的和理性的当中区分出来。“人们不仅经历了他们自己经验成为 理想，在思想和它的程序中，”他坚持道：“而且他们也经历了他们自己的经验成为感情（feeling）。”这一论断对于将经验的心 理层面是重要的。Thompson坚持，感情经过文化地“处理”，成为“规范，家庭和家族间的义务和互惠互利，成为价值观或者（通 过更精密的形式）存在于艺术和宗教信仰中。”同时，它优于这些表达形式并且避免一种结构上的决定：“对于任何现存的一代 人来说，在任何的‘现在’中，”Thompson断言，“他们‘处理’经验的方式都是对预言的挑战，逃避任何对决定论的狭隘的定义。” 然而在他用到经验的时候，因为经验自然而然地由产生它的各种关系所决定，这是一种一体化的现象，超越了其他各种多样 性。由于生产的这些关系对于不同族裔、宗教、地区和行业的工人是共同的，它们有必要提供一种共同的命名，并且显示出比 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凸显“经验”的决定性因素。Thompson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经验是一个过程的起点，这个过程在社会意识 的觉醒和表达上达到了顶峰，在各个案例中，是在共同的阶级身份认同中达到了顶峰。它具有综合协调的功能，将个人的和结 构性的结合在一起，将不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进入一致的（统一化的）整体，就是一种独特的阶级意识。“（我们发现）‘经 验’最终产生于‘物质生活’，用阶级的方式所构造，因而‘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用这种方式，通过客观的环境创造了明 确的和统一的身份认同（identity），并且没有什么理由去询问这一主体身份是如何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它不得不如此。 经验的这种一统的面貌排除了人类活动的完整领域，仅仅通过不把这些领域算作是经验，至少不把它们算作是社会组织和政治 的结果。当阶级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身份认同，其他的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就被它包含了，例如社会性别的主体位置 （或者其他的这种例子，历史的、种族、族裔和性）。男人和女人的位置和他们与政治的不同关系被作为物质的和社会安排的 反映，而不是阶级政治本身的产物；它们是资本主义“经验”的一部分。对Thompson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问某些经验比起其 他的经验如何变得更加突出，经验是如何被界定的，并且，差异是如何被消解的，而是经验本身成了至高无上的和均匀同质 的，为阶级意识的建立提供了共同的名义。 Thompson自己在决定凸显某些特定事物而不是其他事物方面的作用还从来没有被谈到。虽然他的作者的声音，与关于他所叙述 形势的道德、伦理的判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对于经验本身的表述意味着掩盖了它们的客体地位。我们忘记了Thompson的历 史，正像由十九世纪的政治组织者提供的工人生活的阐释一样，是一种阐释，一种对信息的选择性的整理，通过使用新创的种 类和有目的的阐释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它成了唯一可能的政治）和一种特定的创造历史的方式（它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一种 反映，对它的描述不是受历史学家来左右的，比如，在这个案例中，他只是具有必要的道德眼光可以识别出历史上工人们的经 验）合法化了。 在Thompson的阐释中，阶级最终是一种根植于先于政治而存在的结构关系中的身份认同。晦涩难解的是相互矛盾的相互斗争的 过程，通过这个过程，阶级本身被概念化了，通过这个过程，不同种类的主体位置被赋予、被感知、相互较量、相互包容。于 是，Thompson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煌煌历史，出发点是想将阶级的范畴历史化，其结果却将它本质化了。战场可能看起来从结 构转移到能动性（agency），坚持主观上感觉到经验的本质，但是Thompson想要说明的问题并没有真的被解决。工人阶级的“经 验”现在是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政治和历史的本体论基础。 对经验的这种使用有着同样的基础地位，如果我们用“妇女的”或者“黑人的”或者“女同性恋的”或“同性恋的”来代替前一个句子中 的“工人阶级”。例如，在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中，“经验”有助于对传统的历史叙述中的错误论断进行批评加以合法化。一些女性 主义历史的部分目的在于揭去所有宣称客观性的面具，在这里，客观性成为男性偏见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借口，指出了主流历史 的缺点、不完整和排他性。通过提供历史上关于妇女的记载达到了这一点，指出现存的阐释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到社会性 别。但是，如果所有的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都被质疑的话，我们如何才能使新的知识具有权威性呢？通过诉诸于经验，这个词 语的内涵既包括了现实，也有它的主观理解——历史上妇女的经验和能够在她们的女祖先身上认识到她们自己某些事情的妇女 历史学家的经验。 一位文学史家Judith Newton写道，女权主义被当时的批评理论家所忽视，她主张，妇女也达到了对客观性的批判，通常与解构 或者新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女性主义批评“直接来自于对我们自身的反映，就是说，来自妇女的经验，来自我们所感受到 的甚至是我们对自身的不同方式的再表现中的矛盾，来自我们长期以来在自己的位置上所经历的不公正。”Newton的诉诸经验似 乎回避了客观性的问题（并没有提出问题，是否女权主义的作品能够达到客观），但是，它显然触及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经 验）。在她的著作中思想和经验的关系被认为是透明的（与内容相结合的视觉上的隐喻），它可以直接接近，正像历史学家 Christine Stansell所坚称的“社会实践”，都是“直接和彻底”地构成了“感觉上的经验”（一种直接感觉到、看到和知道的先于话语 的现实），不能被“语言”所包含。认为妇女的经验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性这些结论的影响，像具有能动性的人一样，毫无疑问 地建立了妇女的身份认同。它同时也将妇女的身份认同普遍化了，因而为宣称妇女史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妇女史学家和她们 所讲述的故事是可以分享的经验。此外，在字面上，它将个人的等同于政治的，妇女的活生生的经验被看成直接导致了对压迫 的反抗，即女性主义。确实，政治的可能性据说也是依据和遵从了先前存在的妇女的经验。 “因为它引发了妇女的一种政治团结，”Denise Riley写道：“女性主义永远不会全心全意地拆解‘妇女的经验’，但是这个范畴越是 融合了归属的、强迫的和活跃的，那么它使结果的混合物变得神圣。”Riley所批判的对于妇女史（还有女权主义政治）的这种争 论以对女性主观性的产生途径的质疑而告终，正是通过这种途径，能动性变得可能，通过这种途径，种族和性与社会性别交织 在一起，通过这种途径，政治对经验加以组织和阐释——总而言之，通过这些途径，身份认同是一种相互竞争的领域，多种多 样、互相冲突的场所。用Riley的话来说，“看起来就好像……（经验）造就了女人，不是仅仅通过她们的妇女美德，而是遵循着 支配力量，不管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我还要加上一点，它同时也掩盖了这些经验的必要的话语的性质。 但是，可以明确的是经验的话语性质，这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将经验归于话语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它作 为阐释的无可置疑的基础地位。这似乎也是John Toews面临的问题，他1987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写了一篇名为《语言转 型之后的观念史：意义的意志自由和经验的无法复原》“语言转型（linguistic）”这个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念，Toews用它来指引 发了很多学科的意义的研究的方法，但是，特别是指语言理论，“从那以后，意义的首要媒介显然是语言。”Toews的问题是语言
分析走了多远,它应该走多远,特别是用后结构主义主义对基要主义进行挑战的观点来看。在回顾了几本讨论意义( meaning) 和对意义的分析问题的著作之后, Toews得出结论说 观念史史学家们有一种占主导的趋势,就是一改传统的历史课题对语言之外的起源的关注,参照符号学的挑战,用新的方法加 以重新确认,尽管文化意义具有相对的自由,人类主体仍然制造并且重新制造意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主体是悬而未决 的。并坚持这些领域并不是起于虛无,而是对于不断变化的经验领域的反映和塑造,自然而然地,在语言转型中,其中出现的 经验是不可复原( irreducible)的。 他说,从定义上讲,历史关心的是阐释;它不是激进的解释学,但试图说明某种意义“在特别的时间、特别的社会文化地点的 起源、持续和消失。对他来说,阚释要求经验与意义的分离:经验是需要给与有意义的回答的现实。根据 Toews的用法,“经 验”是获得自我证明的,所以他绝不给这个词下定义。在一篇文章中他坚持确立经验'的重要性、独立性和不可复原性。缺乏定 义使经验在许多方面得到共鸣,但是,它也成了一种被普谝地理解的范畴—未加以定义的词汇造成了一种一致性的感觉,它 具有了一种假设的、固定的、共享的意义。 对于 Toews来说,经验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当认识到意义是不同的,并且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分析在不同社会中不同时期产生的 不同的意义, Toews保护经验不陷入从这种相对主义中。这样做使他为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建立了客观知识的可能性,然而却 使他们的位置和观点分化了。(在其他人之中)具有了一种影响,将历史学家从对知识的批判的详细考察成为了知识的活跃的 制造者。对 Toews来说,坚持意义和经验的分离是很关键的,不仅因为它似乎是解释变化的唯-途径,而且,它保护了世界不陷 于那些宣称是现实的制造者们的语句制造者( wordmaker)的狂妄野心ˆ。即使在这里τoews使用了语句制造者ˆ来暗指那些制 造文本的人,那些从事于制造意义的人,他将“语句"和“现实”之间加以对照回应了他早先在语言(或者意义)和经验之间那篇 文章中所作的区分。这种对照既保证了人类能动力量的独立地位,也保证了他们能在共同基础上交流和行动。它为在个人之间 进行跨主体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再次确认了他们作为思想生物的存在,外在于他们设计 和使用的话语实践。 Toews对于J.G.A. Pocock的"跨主体交流(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的观点是批判的,认为它是基于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 的社区中的理性一致性之上的,所有的个人都能同样地主宰他们自己的意志。他写道:“ Pocock的理论经常看似是对熟悉的事件 的理论反映,因为他们假设的世界也就是许多当代的盎格鲁美立坚历史学家们所生活的或者认为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然 而, Toews所指出的意义和经验的区分并没有真正地提供一种另外的选择。当然,给经验赋予不同的意义,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 多样化的解释。因为经验本身的现象可以在赋予它的意义之外来分析,那么历史学家的主体位置也可以看成与他们所创造的知 识无关。以这种方式,经验就给历史学家授权使他们能够站在激进的历史主义者立场的反面, Toews说:“试图通过剥夺任何在 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可以客观地重新建构的——这一立场,渐渐破坏了传统的历史学家对于一致性、连 性的要求”。在这里,他确立了历史的再表现的本质就是一种反映,是自我证明的(而且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他假设它将 超越无论是怎样多样化的背景、文化和历史学家的眼光。他得出结论,关注经验对于我们的自我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也对 实现历史学家连接记忆和希望的使命至关重要” Toews的经验"因而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目标,他们能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作为意义制造者的角色而闻名,经验不仅保证了他 们知识的客观性,而且保证了他们具有能力能够说服其他人其重要性。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多样性和冲突, Toews的历 史学家团体由于同享客观的(经验)而表现出一种同质性。但是,正如 Ellen rooney所敏锐地指出的,以文学理论的领域为例, 这种同质性可能仅仅因为排除了“历史的不可复原的兴超分化和界定了不同团体的可能性而存在。包容是由否定而达到的,否 定就不可避免地要排斥,差异是通过排斥建立起来的,根本的差异伴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这些是无法用劝说来征服的。 在 Toews的文章中,不同意经验词的意义可以被容纳,由于经验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它的意义之外。也许正因为如此 Toews从不对它下定义。 甚至在那些不同意 Toews对于客观性或者历史写作的连续性的所有观点的历史学家中,也用同样的方式对经验'加以维护:它建 立了一个话语之外的现实的王国,它授权历史学家去达到它。经验的证据起到了一个基础的作用, 供了一个起点,也提 供了一种结论性的解释,这种解释之外,不能也无须问什么问题。然而它明确地排除了一些问题—关于话语、差异和主观性 的问题,同时还有什么能够算做经验的问题,谁来做此决断——这需要我们将经验历史化,批判地反映我们所写的关于经验的 历史,而不是将我们所写的关于经验的历史作为前提 将经验历史化 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ⅳak)在她一篇文章的开头向下属群体( subaltern)的研究者们致以敬意,对比了历史学家和 文学学者之间的工作 一个历史学家要面对着反对暴乱的或者社会性别化的对下属群体的再表现的文本。他要解开这个文本,对社会性别化的,或者 其他方式的下属群体赋予新的主体位置 一个文学教师要面对一个对社会性别化的下属群体表示同情的文本。她要揭示这个文本,使主体位置的陈述变得可见 历史学家和文学教师这些任务的完成,必须批判地互相“介入”,给相互之间带来危机,以便服务于他们的读者;特别是当每 方看来都宣称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读者 在这里Spiⅳak的阐述似乎是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存在一种差异,既有方法论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历史学提供了范畴,使我们用 新的概念去理解人们(像工人、下属群体等等)的社会的和结构的位置,这些概念用潜在的政治影响(也许甚至是革命的,但 是肯定是颠覆性的)定义了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文学对应着历史学所提出的范畴,对主体的结构和定位过程进行揭示。在 Spⅳak的讨论中,两者都是批判的运作,虽然她明确地指出文学是解构的工作。虽然她的文章必须要放在印度的历史学界的特 殊争论的背景下来阅读,它的基本观点还是值得深思的。实际上,她的论述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学家是否能够不通过用一种 被本质化了的身份认同的概念所描述的经验从而建构起主体 Spⅳak描述下属群体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的特点就是依赖一种思想观念,就是“实证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策略性运用( strategic use of positivist essentialism)”,但这也井没有真正解决历史写作中的难题,不管它是不是策略性的,本质主义迎合了一种观点,认为 有固定的身份认同,并且对我们来说是可以作为社会或自然事实而看到的。当学科化的压力下,用他的或她的经验的名义防 止单一的主体时,在历史学领域拒绝本质主义,此刻看来再次变得尤为重要, Spivak对下属群体特殊政治地位的援引证明不
分析走了多远，它应该走多远，特别是用后结构主义主义对基要主义进行挑战的观点来看。在回顾了几本讨论意义（meaning） 和对意义的分析问题的著作之后，Toews得出结论说： 观念史史学家们有一种占主导的趋势，就是一改传统的历史课题对语言之外的起源的关注，参照符号学的挑战，用新的方法加 以重新确认，尽管文化意义具有相对的自由，人类主体仍然制造并且重新制造意义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主体是悬而未决 的。并坚持这些领域并不是起于虚无，而是对于不断变化的经验领域的反映和塑造，自然而然地，在语言转型中，其中出现的 经验是不可复原（irreducible）的。 他说，从定义上讲，历史关心的是阐释；它不是激进的解释学，但试图说明某种意义“在特别的时间、特别的社会文化地点”的 起源、持续和消失。对他来说，阐释要求经验与意义的分离：经验是需要给与有意义的回答的现实。根据Toews 的用法，“经 验”是获得自我证明的，所以他绝不给这个词下定义。在一篇文章中他坚持确立“经验”的重要性、独立性和不可复原性。缺乏定 义使经验在许多方面得到共鸣，但是，它也成了一种被普遍地理解的范畴——未加以定义的词汇造成了一种一致性的感觉，它 具有了一种假设的、固定的、共享的意义。 对于Toews来说，经验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当认识到意义是不同的，并且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分析在不同社会中不同时期产生的 不同的意义，Toews保护“经验”不陷入从这种相对主义中。这样做使他为历史学家之间的交流建立了客观知识的可能性，然而却 使他们的位置和观点分化了。（在其他人之中）具有了一种影响，将历史学家从对知识的批判的详细考察成为了知识的活跃的 制造者。对Toews来说，坚持意义和经验的分离是很关键的，不仅因为它似乎是解释变化的唯一途径，而且，它保护了世界不陷 于“那些宣称是现实的制造者们的语句制造者（wordmaker）的狂妄野心”。即使在这里Toews使用了“语句制造者”来暗指那些制 造文本的人，那些从事于制造意义的人，他将“语句”和“现实”之间加以对照回应了他早先在语言（或者意义）和经验之间那篇 文章中所作的区分。这种对照既保证了人类能动力量的独立地位，也保证了他们能在共同基础上交流和行动。它为在个人之间 进行“跨主体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再次确认了他们作为思想生物的存在，外在于他们设计 和使用的话语实践。 Toews对于J. G. A. Pocock的“跨主体交流（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的观点是批判的，认为它是基于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 的社区中的理性一致性之上的，所有的个人都能同样地主宰他们自己的意志。他写道：“Pocock的理论经常看似是对熟悉的事件 的理论反映，因为他们假设的世界也就是许多当代的盎格鲁美立坚历史学家们所生活的或者认为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然 而，Toews所指出的意义和经验的区分并没有真正地提供一种另外的选择。当然，给经验赋予不同的意义，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 多样化的解释。因为经验本身的现象可以在赋予它的意义之外来分析，那么历史学家的主体位置也可以看成与他们所创造的知 识无关。以这种方式，经验就给历史学家授权使他们能够站在激进的历史主义者立场的反面，Toews说：“试图通过剥夺任何在 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可以客观地重新建构的——这一立场，渐渐破坏了传统的历史学家对于一致性、连 续性的要求”。在这里，他确立了历史的再表现的本质就是一种反映，是自我证明的（而且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他假设它将 超越无论是怎样多样化的背景、文化和历史学家的眼光。他得出结论，关注经验“对于我们的自我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也对 实现历史学家连接记忆和希望的使命至关重要”。 Toews的“经验”因而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目标，他们能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作为意义制造者的角色而闻名，经验不仅保证了他 们知识的客观性，而且保证了他们具有能力能够说服其他人其重要性。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多样性和冲突，Toews的历 史学家团体由于同享客观的（经验）而表现出一种同质性。但是，正如Ellen Rooney所敏锐地指出的，以文学理论的领域为例， 这种同质性可能仅仅因为排除了“历史的不可复原的兴趣分化和界定了不同团体”的可能性而存在。包容是由否定而达到的，否 定就不可避免地要排斥，差异是通过排斥建立起来的，根本的差异伴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这些是无法用劝说来征服的。 在Toews的文章中，不同意经验一词的意义可以被容纳，由于经验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它的意义之外。也许正因为如此， Toews从不对它下定义。 甚至在那些不同意Toews对于客观性或者历史写作的连续性的所有观点的历史学家中，也用同样的方式对“经验”加以维护：它建 立了一个话语之外的现实的王国，它授权历史学家去达到它。经验的证据起到了一个基础的作用，它既提供了一个起点，也提 供了一种结论性的解释，这种解释之外，不能也无须问什么问题。然而它明确地排除了一些问题——关于话语、差异和主观性 的问题，同时还有什么能够算做经验的问题，谁来做此决断——这需要我们将经验历史化，批判地反映我们所写的关于经验的 历史，而不是将我们所写的关于经验的历史作为前提。 将经验历史化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她一篇文章的开头向下属群体（subaltern）的研究者们致以敬意，对比了历史学家和 文学学者之间的工作。 一个历史学家要面对着反对暴乱的或者社会性别化的对下属群体的再表现的文本。他要解开这个文本，对社会性别化的，或者 其他方式的下属群体赋予新的主体位置。 一个文学教师要面对一个对社会性别化的下属群体表示同情的文本。她要揭示这个文本，使主体位置的陈述变得可见…… 历史学家和文学教师这些任务的完成，必须批判地互相“介入”，给相互之间带来危机，以便服务于他们的读者；特别是当每一 方看来都宣称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读者。 在这里Spivak的阐述似乎是在历史和文学之间存在一种差异，既有方法论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历史学提供了范畴，使我们用 新的概念去理解人们（像工人、下属群体等等）的社会的和结构的位置，这些概念用潜在的政治影响（也许甚至是革命的，但 是肯定是颠覆性的）定义了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文学对应着历史学所提出的范畴，对主体的结构和定位过程进行揭示。在 Spivak的讨论中，两者都是批判的运作，虽然她明确地指出文学是解构的工作。虽然她的文章必须要放在印度的历史学界的特 殊争论的背景下来阅读，它的基本观点还是值得深思的。实际上，她的论述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学家是否能够不通过用一种 被本质化了的身份认同的概念所描述的经验从而建构起主体。 Spivak描述下属群体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的特点就是依赖一种思想观念，就是“实证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策略性运用（strategic use of positivist essentialism）”，但这也并没有真正解决历史写作中的难题，不管它是不是策略性的，本质主义迎合了一种观点，认为 有固定的身份认同，并且对我们来说是可以作为社会或自然事实而看到的。当学科化的压力下，用他的或她的“经验”的名义防 止单一的主体时，在历史学领域拒绝本质主义，此刻看来再次变得尤为重要。Spivak对下属群体特殊政治地位的援引也证明不
存在一种历史,旨在不经质询并且不和它们制造的意义发生相关就制造了主体。不但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人民的例子中,而 且也在西方的其他人群中,它显然是范畴的(并且是普遍的)、主体地位(工人、农民、妇女、黑人)的强加,掩盖了在社会 生活的组织方面的运作的差异。毎一个范畴都起着固定的作用,巩固主体建构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使这一过程看起来更模糊而 不是更清晰,将它自然化而不是分析它 寸历史学家来说(就像Spiⅳvak令人眼花缭乱地列举的文学教师那样),应该有可能去¨使主体位置的陈述变得可见,不是获 和感知被看到的客观物体的现实,而是试图去理解复杂的和变化的话语过程的运作,通过这个过程,身份认同得以被归属、反 抗或者包含,并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未被关注的,虽然实际上发生着影响,但是它们没有被注意到。为此,似乎要求改变客 体,概念和身份认同的出现需要作为历史事件来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消除这些概念和身份认同的影响,也不意味着不用它们的 运作的概念解释行为。它意味着假设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它并不总是仅仅等在那儿有待表达的东 西,也不总是以它所被特殊的政治运动或特殊历史时刻所赋予的形式存在着。 Stuart Hal写道 事实上,“黑人”也决不是恰好呆在那里。从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总是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它也是一种叙述,一个故 史,被建构的、被讲述的、 冻西,而不仅仅是被发现的东西。有人说,牙买加当然是一个黑人社会。事实 上,它是一个黑色人种生活了三四百年的社会,而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成为“黑人”。黑人是一种必须得学习的身份认同 并且只能在某一具体的时刻被学习。在牙买加,那个时刻就是20世纪七十年代。 在这些概念中,用牙买加黑人身份认同的历史来质询一种客体,有必要分析其所处的主体位置,至少部分上,它是将牙买加放 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国际种族主义政治经济的话语中的结果;这就是将身为黑人的经验"历史化。 将新的身份认同的产生作为一个话语的事件并非导致一种新形式的语言决定论,也不是剥夺主体的能动性。它拒绝将“经验”和 语言之间加以区别,相反,它坚持话语具有生产能力。主体是话语构成的,但是在话语系统中存在着冲突,任何一个话语系统 中都存在矛盾,它们采取的概念可能有多重意义。并且主体具有能动性。它们不是统的、享有自由意志的自主的个体,而是 主体,他们的能动性由给他们带来的情势和地位而创造。成为一个主体意味着“服从一定的存在条件、当事者的天赋条件和运行 条件”。这些条件使选择成为可能,虽然它们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主体是由话语构成的,经验是一种语言事件(它不可能在已经 建立的意义之外发生),但是它也不会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意义秩序中。既然话语是通过定义来分享的,那么经验既是集体的 也是个人的。经验既可以证实那些已经存在的(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了解和认识的),也可以推翻那些想当然的事情(当不同的 意义陷于冲突,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看法来考虑冲突或者去解决它—这就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意思,虽然并不是每个人学到 了同样的教训或者同时学习或者以同一方式学习)。经验是一个主体的历史。语言是历史扮演的地点。历史的解释因而不能分 成两个。那么问题就成为如何分析语言,在这里,历史学家经常(虽然并不总是,也并非必然)面临一种学科的限制,这一学 科很典型地把自身建构为文学的对立面。(这些不是 Spivak指出的同样的限制;她的对比是关于历史学和文学所制造的是不同 种类的知识,我的对比是关于阅读的不同方式和在词语和事物之间在那些阅读中含有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两个例子中,对历史 学家的限制都不是强制性的;实际上,对它们的认识使我们超越它们成为可能。)我所设想的这种阅读并不是假设在词语和事 物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联,也不是将它自身限定为单一的意义,也不是旨在化解矛盾。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也不是停留在 对简单的相互关系或者单一的变量加以解释。而是赋予“文学的( (literary)”自身种整合的,甚至是不能复原的地位。为了达 到这种地位,不是将“文学的"变成基要的,而是要为分析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话语生产开辟新的可能性,将之作为复杂的矛盾的 过程。 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对 Delay的阅读就是一个我想要避免的一种阅读的例子。我现在想要提出另一种阅读——文学批评家 Karen Swan向我建议的阅读——正像一种暗示的方式,可能涉及了将经验的思想历史化。这种阅读也是对Swan关于“文学对于历史 课题的重要性这个论断的肯定和赞赏。 对 Delany来说,目睹了浴室中的景象(看到昏暗的蓝色灯光下,“一大群赤裸的男性躯体在波动起伏)是一个事件 一种阅读,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意识的来临,对他的真实的身份认同的一种认识。另一种阅读,接近 Delany在这本自 和自我的先入之见,把这个事件不是看成对真理的发现(看作对一种先于话语的现实的反映),而是看作一个对另一个解释的 代替。 Delany用一种转变的经验、一个清晰的时刻來表述这-代替,在此之后,他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在主观 的清晰感知和透明的洞察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不必跟从他者,即使主体位置被隐喻性地表述为视觉的经验。而且,正如 Swan所指出的,“(注意到)媒介的属性,通过它,事物才变得可见—在这儿,昏暗的蓝色灯光,它的扭曲、折射的性质制 造了一个可见物的摇曳摆动任何宣称毫无中介的透明性都是不可能的。相反,摇曳的灯光使认识超越了可见物,这一认识 包括了幻想的部分(“成百万的男同性恋”,对他们来说历史已经积极地制造了……制度的全部画面”),那是政治身份确认的 基础。“在故事的这一版本中”,Swan指出,“政治意识和权力不是产生于一种根据推测的真实的男同性恋的主体身份的预先假 设的、无需媒介的经验,而是产生于对于再表现的媒介的运动和差别的属性—这个媒介就是水中之光的移动。” 再表现的问题是 Delany的回忆录的核心。它是一个社会范畴、个人理解和语言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没有 个可以成为其他事物的直接反映。他问道:它对一个黑人、男同性恋、作家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与社会强制所脱 离的个人身份认同的领域?答案就是,社会和个人是互相重叠的,两者都是随历史而变化的。身份认同的范畴的意义是变化 的,并且它为我们重新思考自我提供了可能 在那个时候,“黑人(back)"和男同性恋(gay)"这些词——对刚开始的人来说——是不存在他们现在的意义、用法和历史 的。六十年代末形成的政治意识还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只有黑人( Negroes)和同性恋( homosexuals),两者都是—与艺 术家相伴的——在社会等级中遭到极大的贬低。甚至很难谈论那个世界 但是,对 Delany的故事来说,可利用的社会范畴是不够的。使用单一的叙述来记录他的经验,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困 难的。他转而从笔记本入手,前面是记录物质的状况,后面是关于性的欲望。这里是“平行的记述,平行的栏目”。虽然看起来 一个是关于社会、公众和政治的,另一个是关于个体、私人和心理的,实际上,两种叙述都是不能跳出历史的;它们都是关于 自我的知识的话语的生产,而不是反映了外部的或内部的真理。“两个栏目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物质的 栏目和心理的栏目——这只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偏见。每一方的自主性( autonomy)都被同样过分地、严重地颠覆了"。两个栏目 都是另一个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认定的。是社会和经济决定了主体?私人的完全地与公共的分开,或者彻 底地与共公整合? Delany表示用欲望解决这个难题:“当然,一个必定是谎言,这被另一个的真理所证实”并且,他否认问题 能够解决,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存在于产生它们的话语之外
存在一种历史，旨在不经质询并且不和它们制造的意义发生相关就制造了主体。不但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人民的例子中，而 且也在西方的其他人群中，它显然是范畴的（并且是普遍的）、主体地位（工人、农民、妇女、黑人）的强加，掩盖了在社会 生活的组织方面的运作的差异。每一个范畴都起着固定的作用，巩固主体建构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使这一过程看起来更模糊而 不是更清晰，将它自然化而不是分析它。 对历史学家来说（就像Spivak令人眼花缭乱地列举的文学教师那样），应该有可能去“使主体位置的陈述变得可见”，不是获取 和感知被看到的客观物体的现实，而是试图去理解复杂的和变化的话语过程的运作，通过这个过程，身份认同得以被归属、反 抗或者包含，并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未被关注的，虽然实际上发生着影响，但是它们没有被注意到。为此，似乎要求改变客 体，概念和身份认同的出现需要作为历史事件来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消除这些概念和身份认同的影响，也不意味着不用它们的 运作的概念解释行为。它意味着假设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它并不总是仅仅等在那儿有待表达的东 西，也不总是以它所被特殊的政治运动或特殊历史时刻所赋予的形式存在着。Stuart Hall写道： 事实上，“黑人”也决不是恰好呆在那里。从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总是一种不稳定的身份。它也是一种叙述，一个故 事，一段历史，被建构的、被讲述的、被谈论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被发现的东西。有人说，牙买加当然是一个黑人社会。事实 上，它是一个黑色人种生活了三四百年的社会，而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成为“黑人”。黑人是一种必须得学习的身份认同， 并且只能在某一具体的时刻被学习。在牙买加，那个时刻就是20世纪七十年代。 在这些概念中，用牙买加黑人身份认同的历史来质询一种客体，有必要分析其所处的主体位置，至少部分上，它是将牙买加放 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国际种族主义政治经济的话语中的结果；这就是将身为黑人的“经验”历史化。 将新的身份认同的产生作为一个话语的事件并非导致一种新形式的语言决定论，也不是剥夺主体的能动性。它拒绝将“经验”和 语言之间加以区别，相反，它坚持话语具有生产能力。主体是话语构成的，但是在话语系统中存在着冲突，任何一个话语系统 中都存在矛盾，它们采取的概念可能有多重意义。并且主体具有能动性。它们不是统一的、享有自由意志的自主的个体，而是 主体，他们的能动性由给他们带来的情势和地位而创造。成为一个主体意味着“服从一定的存在条件、当事者的天赋条件和运行 条件”。这些条件使选择成为可能，虽然它们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主体是由话语构成的，经验是一种语言事件（它不可能在已经 建立的意义之外发生），但是它也不会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意义秩序中。既然话语是通过定义来分享的，那么经验既是集体的 也是个人的。经验既可以证实那些已经存在的（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了解和认识的），也可以推翻那些想当然的事情（当不同的 意义陷于冲突，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看法来考虑冲突或者去解决它——这就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意思，虽然并不是每个人学到 了同样的教训或者同时学习或者以同一方式学习）。经验是一个主体的历史。语言是历史扮演的地点。历史的解释因而不能分 成两个。那么问题就成为如何分析语言，在这里，历史学家经常（虽然并不总是，也并非必然）面临一种学科的限制，这一学 科很典型地把自身建构为文学的对立面。（这些不是Spivak指出的同样的限制；她的对比是关于历史学和文学所制造的是不同 种类的知识，我的对比是关于阅读的不同方式和在词语和事物之间在那些阅读中含有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两个例子中，对历史 学家的限制都不是强制性的；实际上，对它们的认识使我们超越它们成为可能。）我所设想的这种阅读并不是假设在词语和事 物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联，也不是将它自身限定为单一的意义，也不是旨在化解矛盾。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也不是停留在 对简单的相互关系或者单一的变量加以解释。而是赋予“文学的（literary）”自身一种整合的，甚至是不能复原的地位。为了达 到这种地位，不是将“文学的”变成基要的，而是要为分析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话语生产开辟新的可能性，将之作为复杂的矛盾的 过程。 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对Delany的阅读就是一个我想要避免的一种阅读的例子。我现在想要提出另一种阅读——文学批评家Karen Swann向我建议的阅读——正像一种暗示的方式，可能涉及了将经验的思想历史化。这种阅读也是对Swann关于“‘文学’对于历史 课题的重要性”这个论断的肯定和赞赏。 对Delany来说，目睹了浴室中的景象（看到昏暗的蓝色灯光下，“一大群赤裸的男性躯体在波动起伏”）是一个事件。它标志着 一种阅读，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意识的来临，对他的真实的身份认同的一种认识。另一种阅读，接近Delany在这本自传中记忆 和自我的先入之见，把这个事件不是看成对真理的发现（看作对一种先于话语的现实的反映），而是看作一个对另一个解释的 代替。Delany用一种转变的经验、一个清晰的时刻来表述这一代替，在此之后，他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在主观 的清晰感知和透明的洞察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不必跟从他者，即使主体位置被隐喻性地表述为视觉的经验。而且，正如 Swann所指出的，“（注意到）媒介的属性，通过它，事物才变得可见——在这儿，昏暗的蓝色灯光，它的扭曲、折射的性质制 造了一个可见物的摇曳摆动”——任何宣称毫无中介的透明性都是不可能的。相反，摇曳的灯光使认识超越了可见物，这一认识 包括了幻想的部分（“成百万的男同性恋”，对他们来说“历史已经积极地制造了……制度的全部画面”），那是政治身份确认的 基础。“在故事的这一版本中”，Swann指出，“政治意识和权力不是产生于一种根据推测的真实的男同性恋的主体身份的预先假 设的、无需媒介的经验，而是产生于对于再表现的媒介的运动和差别的属性——这个媒介就是水中之光的移动。” 再表现的问题是Delany的回忆录的核心。它是一个社会范畴、个人理解和语言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没有一 个可以成为其他事物的直接反映。他问道：它对一个黑人、男同性恋、作家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与社会强制所脱 离的个人身份认同的领域？答案就是，社会和个人是互相重叠的，两者都是随历史而变化的。身份认同的范畴的意义是变化 的，并且它为我们重新思考自我提供了可能： 在那个时候，“黑人（black）”和“男同性恋（gay）”这些词——对刚开始的人来说——是不存在他们现在的意义、用法和历史 的。六十年代末形成的政治意识还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只有黑人（Negroes）和同性恋（homosexuals），两者都是——与艺 术家相伴的——在社会等级中遭到极大的贬低。甚至很难谈论那个世界。 但是，对Delany的故事来说，可利用的社会范畴是不够的。使用单一的叙述来记录他的经验，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困 难的。他转而从笔记本入手，前面是记录物质的状况，后面是关于性的欲望。这里是“平行的记述，平行的栏目”。虽然看起来 一个是关于社会、公众和政治的，另一个是关于个体、私人和心理的，实际上，两种叙述都是不能跳出历史的；它们都是关于 自我的知识的话语的生产，而不是反映了外部的或内部的真理。“两个栏目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物质的 栏目和心理的栏目——这只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偏见。每一方的自主性（autonomy）都被同样过分地、严重地颠覆了”。两个栏目 都是另一个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认定的。是社会和经济决定了主体？私人的完全地与公共的分开，或者彻 底地与共公整合？Delany表示用欲望解决这个难题：“当然，一个必定是谎言，这被另一个的真理所证实”。并且，他否认问题 能够解决，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存在于产生它们的话语之外
如果它有分裂——两个栏目之间的空间(一个通过合法性的写作而灿烂、透彻,另一个没有合法的表达而黯然、空洞)—构 成了主体,它只是在将构成主体的私人事物加以浪漫化的夸张之后,才能定位出如此的分裂。那个场所、那个边缘、那个分裂 本身首先允许,然后是要求语言的挪用——现在是说的、写的—在两个方向上,超越了鸿沟 最终,通过在两个方向上,超越了鸿沟的语言的挪用”,通过将借以表达经验的概念加以历史化,将其语言加以定位和具体情 境化,于是就将“经验”本身历史化了 阅读文学作品对那些致力于研究变化的学科来说,似乎亳无不妥。它并非我所倡导的唯——种阅读,虽然比起那些由文学家 所写的文献来,更多的文献易于接受这种阅读。而且它是改变焦点和我们的历史哲学观的一种方式,从通过笃信词语和事物之 间无需中介的联系而热衷于将“经验”本质化,到将所有的分析范畴都作为具体情境的、相互竞争的和偶然发生的。再表现和分 析的范畴——如: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生产关系、生物学、身份认同、主观性、能动性、经验,甚至文化—如何达到 它们的基本地位呢?它们的结合点的影响是什么?它们对于用这些范畴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用这些范 畴来思考他们自身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范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它们在历史上的特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 问题,正如 Dominick LaCapra所说,开启了在历史学家和历史之间的移情的( transferential)关系的思考,就是说,在历史学 家的分析框架和他或她研究对象的事件之间的权力关系。要将两方面都历史化,不再认为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具有将之作为基 定性和先验性,而是将注意力转到基要主义概念本身的历史。这些概念(被认为是互相冲突和矛盾)的历史,于是成为 过它能够理解经验ˆ,通过它历史学家与他或她所描写的历史的关系就可以被淸晰地说明。这就是福科所说的系谐学 ( genealogy)的意思 如果阐释是对存在于意义起源的逐渐揭示,那么只有形而上学才能解释人性的发展。但是如果阐释仍然借用一个规则系统的暴 力的和秘密的形式,那么在它本身就没有任何本质的的意义,为了达到一个方向,使它屈服一种新的意志,强迫它参与一个不 同的游戏,使它成为第二种规则,那么人性的发展就是一系列的阐释。谱系学的作用就是记录它的历史:道德、思想和形而上 的观念的历史,自由的观念或者禁欲生活的历史;当他们主张要有不同的阐释,他们也必须作为事件而出现在历史进程的舞台 经验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词,虽然它的用法带来对身份认同的本质化和对主体的具体化,但是经验正试图完全放弃它。但是 经验占据了日常生活语言的重要一部分,在我们的叙述中如此具有包容性,所以,看来讨论将它驱逐是亳无效用的。它可以用 来讨论发生了什么,用来建立差异和共性,用来宣称那些“不容置疑的知识。如果说这个概念无处不在,对我来说使用它似乎 更有用,分析它的运作,重新定义它的意义。这一有限定的继承着眼于身份认同产生的过程,坚持经验的话语的本质,坚持它 是建构的。经验一直就是一种阐释并且是需要被阐释的事务。什么算是经验既不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也不是简单直接的;它总 是互相竞争的,因而总是政治的。对经验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它在历史解释中所起的源起地位提出质疑。当历史学家们不是把据 说是通过经验而达到的知识的再生产和传播作为他们的课题,而是分析那个本身的生产过程,这一质疑就会发生。这一分析将 构成一种真正的非基要主义的历史,它保有其解释的权力,它的兴趣在于变化,但是并不会停留于或者再制造本质化的范畴 它也不能保证历史学家的中立性,因为决定要对哪一个范畴去加以历史化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这有赖于历史学家认识到他 或她所下的赌注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这是很必要的。在这一方法中,经验不是我们的解释的起源,而是我们想要解释的东 西。这种方法不是通过否认主体的存在而对政治的廉价出卖;相反,它重新质问经验的产生过程,并且,这样做,可以重新描 绘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角色,并且为思考变革开辟新的道路。 注释(略)
如果它有分裂——两个栏目之间的空间（一个通过合法性的写作而灿烂、透彻，另一个没有合法的表达而黯然、空洞）——构 成了主体，它只是在将构成主体的私人事物加以浪漫化的夸张之后，才能定位出如此的分裂。那个场所、那个边缘、那个分裂 本身首先允许，然后是要求语言的挪用——现在是说的、写的——在两个方向上，超越了鸿沟。 最终，通过“在两个方向上，超越了鸿沟的语言的挪用”，通过将借以表达经验的概念加以历史化，将其语言加以定位和具体情 境化，于是就将“经验”本身历史化了。 结论 阅读“文学作品”对那些致力于研究变化的学科来说，似乎毫无不妥。它并非我所倡导的唯一一种阅读，虽然比起那些由文学家 所写的文献来，更多的文献易于接受这种阅读。而且它是改变焦点和我们的历史哲学观的一种方式，从通过笃信词语和事物之 间无需中介的联系而热衷于将“经验”本质化，到将所有的分析范畴都作为具体情境的、相互竞争的和偶然发生的。再表现和分 析的范畴——例如：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生产关系、生物学、身份认同、主观性、能动性、经验，甚至文化——如何达到 它们的基本地位呢？它们的结合点的影响是什么？它们对于用这些范畴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用这些范 畴来思考他们自身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范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它们在历史上的特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 问题，正如Dominick LaCapra所说，开启了在历史学家和历史之间的“移情的（transferential）”关系的思考，就是说，在历史学 家的分析框架和他或她研究对象的事件之间的权力关系。要将两方面都历史化，不再认为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具有将之作为基 础的固定性和先验性，而是将注意力转到基要主义概念本身的历史。这些概念（被认为是互相冲突和矛盾）的历史，于是成为 证据，通过它能够理解“经验”，通过它历史学家与他或她所描写的历史的关系就可以被清晰地说明。这就是福科所说的系谱学 （genealogy）的意思： 如果阐释是对存在于意义起源的逐渐揭示，那么只有形而上学才能解释人性的发展。但是如果阐释仍然借用一个规则系统的暴 力的和秘密的形式，那么在它本身就没有任何本质的的意义，为了达到一个方向，使它屈服一种新的意志，强迫它参与一个不 同的游戏，使它成为第二种规则，那么人性的发展就是一系列的阐释。谱系学的作用就是记录它的历史：道德、思想和形而上 的观念的历史，自由的观念或者禁欲生活的历史；当他们主张要有不同的阐释，他们也必须作为事件而出现在历史进程的舞台 上。 经验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词，虽然它的用法带来对身份认同的本质化和对主体的具体化，但是经验正试图完全放弃它。但是 经验占据了日常生活语言的重要一部分，在我们的叙述中如此具有包容性，所以，看来讨论将它驱逐是毫无效用的。它可以用 来讨论发生了什么，用来建立差异和共性，用来宣称那些“不容置疑的”知识。如果说这个概念无处不在，对我来说使用它似乎 更有用，分析它的运作，重新定义它的意义。这一有限定的继承着眼于身份认同产生的过程，坚持经验的话语的本质，坚持它 是建构的。经验一直就是一种阐释并且是需要被阐释的事务。什么算是经验既不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也不是简单直接的；它总 是互相竞争的，因而总是政治的。对经验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它在历史解释中所起的源起地位提出质疑。当历史学家们不是把据 说是通过经验而达到的知识的再生产和传播作为他们的课题，而是分析那个本身的生产过程，这一质疑就会发生。这一分析将 构成一种真正的非基要主义的历史，它保有其解释的权力，它的兴趣在于变化，但是并不会停留于或者再制造本质化的范畴。 它也不能保证历史学家的中立性，因为决定要对哪一个范畴去加以历史化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这有赖于历史学家认识到他 或她所下的赌注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这是很必要的。在这一方法中，经验不是我们的解释的起源，而是我们想要解释的东 西。这种方法不是通过否认主体的存在而对政治的廉价出卖；相反，它重新质问经验的产生过程，并且，这样做，可以重新描 绘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角色，并且为思考变革开辟新的道路。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