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女性气质再现 身体与女性气质再现 Susan bordo 冯芃芃译 在身体上重新建构女性主义话语 身体——我们吃的食物、穿的服装和爱护身体的日常习惯——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yI 表明的,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甚至形而上学的约定( metaphysical commitments 在这个表面 (surface),因而通过身体这一具体的语言得到强化身体也可以充当文化的隐喻。无论是柏拉图( Plato ( Hobbes)还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卢斯艾里格雷 Luce Irigaray),来自各种不同方面的意见认为,关于身体形态学的想象为诊疗和 或洞察社会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副蓝图。 身体不仅仅是文化的文本,按照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欧( Pierre bourdieu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以及其他 人)的观点,身体也是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实际、直接的中心所在( a practica, direct locus of social control)。一般来说 banally)),通过就餐礼仪、梳洗习惯,通过看似无足轻重的惯例、规则与实践,文化—用布尔迪欧的话说,成为已经完成的 身体”( made body),被转变为理所当然、习惯性的活动。照此说来,它超岀意识的控制之外…为主动、故意的转化[无法触 及]。"2我们有意识的政治、社会承诺和争取变革的努力有可能被我们的身体生活破坏和背叛——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 ( Augustine和弗洛伊德( Freud)想象的充满渴望、为本能控制的身体,而是福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 ( docile boc),受控于文化 生活的标准。[ 在他随后的有关“宗谱学的著作中(《纪律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性史》 The History of sexual),福柯一再提醒我 们注意实践重于信仰。我们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并铭刻上历史上的各种流行形式,包括自我欲望、男子特征( masculinity) 女性气质( femininity)等,主要地不是通过意识形态( ideology),而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空间与运动的组织和调节。对这 种观点的强调为当代场景( contemporary scene投下黑暗的開影,令人不安。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面,相比漫长的过去而言,妇 女现在花费在管理、约束身体的时间更长。在一个以公共竞技场( public arena)向妇女开放为标志的时代,对这些养生法的强 化,显出其牵制性和颠覆性。女性气质( femininity的理想不断变化、难以捉摸、向单一发展( homogenizing),通过对它的追求 一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追求,要求妇女不断注意时尚中细小而反复无常的变化女性身体成为驯服的身体—这些身体中 的力量和活力习惯于外界的规则、征服、变化和“改良”。通过对饮食、化妆、服装苛刻的规范化训练—一这是许多妇女的日子 中组织时间和空间主要的原则 central organizing principles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day of many women)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减 少,更加统一划一地 centripetally)专注于自我修饰。这些训练使我们继续将缺憾感、不足感和永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感觉记忆在 身体上,并对其深信不疑。最极端的情况下,对女性气质的实践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伤风败俗之事、体弱衰竭甚至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也许这是唯—种自行实践的社会性别压迫,尽管在不同程 度上、以不同形式跨越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的限制 -种社会控制的策略,其耐久性和灵活性令人惊讶。在我们这 个时代,必须承认当代人对于外表的全身心的关注是对社会的一种对抗性反应( backlash),它对妇女的影响力远在对男性的影响 之上,即使是在我们的自恋、倾向于视觉的文化中也是这样;它反对任何改变或者转变( shift or transform权力关系的努力,重 申现有的社会性别配置( gender configuration,科的确,现在我们处于这种对抗性反应的动荡不安中( in the throes of this backlash),每天在报纸、杂志上,我们读到各种各样的报道,推崇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对变化带来的焦虑惴惴不安:如带着 钥匙独自在家的小孩的故事、日托中心的弊端、“新妇女ˆ与男性之间的问题及¨新女性ˆ嫁不岀去的可能等等。青少年杂志中的 一个主要视觉主题是妇女躲在男人的阴影中,在他们的臂弯中寻求慰藉,自觉自愿地缩小自己占据的空间。当然,最后这一点 也描述了我们对妇女的当代审美理想,对它的过分追求已经成为许多妇女生活中主要的痛苦。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 种关于女性身体的有效的政治话语,能够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控制暗中为害而且往往似是而非( insidious and often paradoxical)的途 径迸行充分分析。 要开发这样的话语,需要重新建构60年代末η0年代初女权主义模式( paradigm),将政治范畴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坏人与受 害者。在这里,我相信能够证明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稍后提岀的一些概念是有益的。按照福柯的说法,我们必须首先摒除这样 一种观点:权力由一个群体(goup拥有,针对另一个团体;而是要将它看作由实践、习惯和技木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维持一 个特定领域中的支配与附属的位置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分析学( analytics),足以描述这样一种权力:其中心机制 central mechanism不是压制性的 (repressive),而是 构成的( constitutive):“—种决意于生成各种力量的权力,使这些力量发展起来并整顿其秩序( making them grow and ordering 自愿接受各种准则和实践,我们需要一种对权力的分析,福柯的表达是“来自下面”;例如,分析是什么机制 mechanism)能够塑 造和散——而非压抑——欲望、生成并聚焦我们的能力和建构我们关于正常和反常 normalcy and deviance)的观念。(5 另外,第三点,我们需要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使我们可以解释对可能发生的反叛的颠覆( the subversion of potential rebellion);虽 然坚持有必要对权力关系、社会等级、政治对抗等等的客观分析,但是这种话语不会允许我们面临这样的机制:主体不时地与 维持她受到压迫的各种力量同流合污( enmeshed in collusion的机制 文并非意在沿着这些线索( along these lines提出泛泛的理论,而是要集中在某一特殊的场所 arena进行分析,其中这些原动力 ( dynamics)之间的互相影响引人注目,或许可以说具有示范意义。这是一个有限而不同寻常的场所,一组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失调 ( disorder)的场所,这些失调在历史上被局限于女性: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神经性厌食。j6我承认这些失调在历史上有阶级和 种族的倾向,主要(尽管并非仅仅)在中产与上层阶级白人妇女中出现。但是,厌食症、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可能提供一种范 例,证明在维持和再现现有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抵抗不仅被暗中破坏( undercut,而且被加以利用。(7 我要描述的中心机制包括意义的转变(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二元性),通过这种转变,在妇女的体验中,客观上(在 某个水平上,而且在经验上)是强迫性、奴役性和谋杀性的环境,却为她们带来了自由和转变,并为她们賦予生命。尽管我提
身体与女性气质再现 身体与女性气质再现 Susan Bordo 冯芃芃 译 在身体上重新建构女性主义话语 身体——我们吃的食物、穿的服装和爱护身体的日常习惯——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表明的，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甚至形而上学的约定（metaphysical commitments）都记录 在这个表面(surface)，因而通过身体这一具体的语言得到强化。[1]身体也可以充当文化的隐喻。无论是柏拉图(Plato)、霍布斯 (Hobbes) 还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卢斯·艾里格雷(Luce Irigaray)，来自各种不同方面的意见认为，关于身体形态学的想象为诊疗和/ 或洞察社会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副蓝图。 身体不仅仅是文化的文本，按照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欧(Pierre Bourdieu)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其他 人）的观点，身体也是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实际、直接的中心所在 (a practical, direct locus of social control) 。一般来说 (banally)，通过就餐礼仪、梳洗习惯，通过看似无足轻重的惯例、规则与实践，文化——用布尔迪欧的话说，成为“已经完成的 身体”（made body），被转变为理所当然、习惯性的活动。照此说来，它“超出意识的控制之外……为主动、故意的转化[无法触 及]。”[2]我们有意识的政治、社会承诺和争取变革的努力有可能被我们的身体生活破坏和背叛——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 (Augustine)和弗洛伊德（Freud）想象的充满渴望、为本能控制的身体，而是福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受控于文化 生活的标准。[3] 在他随后的有关“宗谱学”的著作中（《纪律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福柯一再提醒我 们注意实践重于信仰。我们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并铭刻上历史上的各种流行形式，包括自我、欲望、男子特征(masculinity)、 女性气质(femininity)等，主要地不是通过意识形态(ideology)，而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空间与运动的组织和调节。对这 种观点的强调为当代场景(contemporary scene)投下黑暗的阴影，令人不安。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面，相比漫长的过去而言，妇 女现在花费在管理、约束身体的时间更长。在一个以公共竞技场（public arena）向妇女开放为标志的时代，对这些养生法的强 化，显出其牵制性和颠覆性。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理想不断变化、难以捉摸、向单一发展(homogenizing))，通过对它的追求 ——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追求，要求妇女不断注意时尚中细小而反复无常的变化——女性身体成为驯服的身体——这些身体中 的力量和活力习惯于外界的规则、征服、变化和“改良”。通过对饮食、化妆、服装苛刻的规范化训练——这是许多妇女的日子 中组织时间和空间主要的原则(central organizing principles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day of many women)——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减 少，更加统一划一地(centripetally)专注于自我修饰。这些训练使我们继续将缺憾感、不足感和永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感觉记忆在 身体上，并对其深信不疑。最极端的情况下，对女性气质的实践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伤风败俗之事、体弱衰竭甚至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也许这是唯一一种自行实践的社会性别压迫，尽管在不同程 度上、以不同形式跨越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的限制——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策略，其耐久性和灵活性令人惊讶。在我们这 个时代，必须承认当代人对于外表的全身心的关注是对社会的一种对抗性反应(backlash)，它对妇女的影响力远在对男性的影响 之上，即使是在我们的自恋、倾向于视觉的文化中也是这样；它反对任何改变或者转变(shift or transform)权力关系的努力，重 申现有的社会性别配置(gender configuration)。[4]的确，现在我们处于这种对抗性反应的动荡不安中(in the throes of this backlash)，每天在报纸、杂志上，我们读到各种各样的报道，推崇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对变化带来的焦虑惴惴不安：如带着 钥匙独自在家的小孩的故事、日托中心的弊端、“新妇女”与男性之间的问题及“新女性”嫁不出去的可能等等。青少年杂志中的 一个主要视觉主题是妇女躲在男人的阴影中，在他们的臂弯中寻求慰藉，自觉自愿地缩小自己占据的空间。当然，最后这一点 也描述了我们对妇女的当代审美理想，对它的过分追求已经成为许多妇女生活中主要的痛苦。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 种关于女性身体的有效的政治话语，能够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控制暗中为害而且往往似是而非(insidious and often paradoxical)的途 径进行充分分析。 要开发这样的话语，需要重新建构60年代末70年代初女权主义模式(paradigm)，将政治范畴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坏人与受 害者。在这里，我相信能够证明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稍后提出的一些概念是有益的。按照福柯的说法，我们必须首先摒除这样 一种观点：权力由一个群体(group)拥有，针对另一个团体；而是要将它看作由实践、习惯和技术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维持一 个特定领域中的支配与附属的位置。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分析学(analytics)，足以描述这样一种权力：其中心机制(central mechanism)不是压制性的(repressive)，而是 构成的(constitutive)：“一种决意于生成各种力量的权力，使这些力量发展起来并整顿其秩序(making them grow and ordering them)，而不是一种要全力妨碍它们、使其屈服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尤其是在女性气质的领域中，由于许多观点基于表面上 自愿接受各种准则和实践，我们需要一种对权力的分析，福柯的表达是“来自下面”；例如，分析是什么机制(mechanism)能够塑 造和扩散——而非压抑——欲望、生成并聚焦我们的能力和建构我们关于正常和反常(normalcy and deviance)的观念。[5] 另外，第三点，我们需要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使我们可以解释对可能发生的反叛的颠覆(the subversion of potential rebellion)；虽 然坚持有必要对权力关系、社会等级、政治对抗等等的客观分析，但是这种话语不会允许我们面临这样的机制：主体不时地与 维持她受到压迫的各种力量同流合污(enmeshed in collusion)的机制。 本文并非意在沿着这些线索(along these lines)提出泛泛的理论，而是要集中在某一特殊的场所(arena)进行分析，其中这些原动力 (dynamics)之间的互相影响引人注目，或许可以说具有示范意义。这是一个有限而不同寻常的场所，一组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失调 (disorder)的场所，这些失调在历史上被局限于女性：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神经性厌食。[6]我承认这些失调在历史上有阶级和 种族的倾向，主要（尽管并非仅仅）在中产与上层阶级白人妇女中出现。但是，厌食症、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可能提供一种范 例，证明在维持和再现现有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抵抗不仅被暗中破坏(undercut)，而且被加以利用。[7] 我要描述的中心机制包括意义的转变（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二元性），通过这种转变，在妇女的体验中，客观上（在 某个水平上，而且在经验上）是强迫性、奴役性和谋杀性的环境，却为她们带来了自由和转变，并为她们赋予生命。尽管我提
出的这种分析限于一个具体范围,但它可以作为例子说明当代各种各样的批评话语如何联合起来,通过社会性别的象征与再 现,导致我们对身体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这种角色微妙难言,而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 身体作为女性气质的文本 女性失调和“正常"的女性实践( practice之间的连续性,通过对这些失调的细读 a close reading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现( sharply vealed,妇女尤其容易受到这些失调的攻击。当然,这些失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神经衰弱与歇斯底里出现于19世 纪后半期,旷野恐惧和最具戏剧性的神经性厌食、易饿病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这并不是说19世纪不存在厌食症——许多病例 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在歇斯底里症的诊断过程中8—一也不是说20世纪妇女不再承受经典的歇斯底里症状的痛苦。但是,大规 模的饮食失调为20世纪80年代独有,正如歇斯底里仅仅在维多利亚时代流行。[9 这些失调的症候学( symptomatology)揭示其自身的文本性( textuality)).失去移动性( loss of mobility)、失声、不能离家、自己挨锇 却喂养他人、占据空间、减少自己身体占据的地方——这一切都有象征意义,在变化的规则之下都有政治意义,这些规则在历 史上统治社会性别的建构。在这样的架构下( framework工作,我们发现无论是歇斯底里、旷野恐惧还是厌食症,受害者的身体 都深深地铭刻着象征她们自己的时代的女性气质建构( a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femininity)。当然,这种建构总是一元化 ( homogenizing、规范化( normalizing)舶的,消除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坚持认为所有妇女都渴望实现强制的( coercive)、标准化 ( standardized)的理想。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失调中,女性气质的建构以具体、夸张的方式记录下来,这种方式令人困扰 对当时流行的女性奥秘( female mystique)进行夸大其实、完全不受约束、不时地是实际上漫画式的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身体失 调的妇女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攻击性的图解文本( aggressively graphic tex),提供给阐释者——这种文本坚持、实际上是要求被当 作文化陈述( cultural statemen来阅读,一种关于社会性别的陈述。 无论是19世纪的男性医生,还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评论家,他们都从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状中(随着本世纪的消逝,症状之 司的差异逐渐减少)发现人们对固有的 stereotypically)女性特征的夸大。19世纪的女士的理想化形象是敏感多梦、性欲被动、 性情多变任性而娇媚可爱。μo这些看法在男性理论家的著作中得到定型化和科学化( formalized and scientized),如阿克顿 ( Acton)、克拉夫特—埃宾(Kraf-bing和弗洛伊德,他们用这些词语描述“正常"、成熟的女性气质。在这样的背景下 ( context),与19世纪各种女性失调相关的种种症状成为该时期女性奥秘的具体化表现:分裂的自我( dissociations)、漂移朦胧 的感觉、神经性的惊恐与昏厥、失去知觉以及性情极度不稳定等,这些都是统治当时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的产物,这些女性气 质曾经盛行时。对于后来被通称为歇斯底里的性格特征,医生们当时的描述是“敏感、易受暗示、自恋、极不安定,其情绪变 化突如其来其富有戏剧性,表面上看因为不合逻辑的原因极端自我中心基本无性意识、并非罕见地性冷感12全 部特征都是该时代女性气质的规范标准。正如依莱恩·肖瓦尔特( Elaine Showalter)指出的,歇斯底里这个词本身与该时代文献中 的女性的一词几乎可以互相替换。13 但是,歇斯底里所体现的时代的女性奧秘,与旷野恐惧和厌食症独创性的忠实于事实 (ingenious literalism相比,显得难以言传、 难以形容( subtle and ineffable。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对事实的忠实颇有意义。随着电影、电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气 质规则通过标准化的视觉形象从文化上进行传播;结果,按照欧文戈夫曼( rving goffman描述的方式,女性气质本身在很大意 义上成为建构恰当、肤浅的自我陈述的问题( a matter of constructing the appropriate surface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4关于什么是 女人或者女性气质由什么组成,我们不再看到文字描述或者是榜样,而是通过直接通过身体话语了解这些规则:各式各样的形 象告诉我们女性必须迎合的服装款式、身体形态、面部表情、动作姿态以及行为举止 王旷野恐惧和更有戏剧性的厌食症中,失调本身是对20世纪女性气质建构的事实上的讽刺,虽然这种讽刺颇具悲剧色彩。20世 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即旷野恐惧症刚刚在妇女中间逐步蔓延的期间,是一个将家庭生活和附属依赖( domesticity and dependency)重申为女性理想的时代。职业妇女这个词含有贬义,比起战争时期更有过之,战争时期由于妇女自觉地承担男人的 工作经济才得以发展。女性气质的主导观念是天真无邪、优柔寡断和失去男性时的无依无靠,“满足于卧室、厨房、性、婴儿 和家构成的世界”,贝蒂弗兰丹( Betty Friedan)对此进行了精彩描述,该时代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逼真地反映出来。15不能外出 的旷野恐惧患者如实地身体力行了这种女性气质的建构。“你想我进入这个家?你得要我在这个家中—强烈地!”许多治疗专 家曾经对这一点进行评述,也就不需要进行过多的分析。正如G福德(LG. Fordor)所说,旷野恐惧看似是这个时代“妇女固有的 文化性别角色合乎逻辑的延伸——虽然是极端的延伸。”I 代妇女的理想形象是骨瘦如柴( hyperslendemess),厌食症患者僬悴衰弱的身体当然是对这一理想的直观、漫画式的模仿,尽管 对种族差异和少数民族差异进行勇敢的抵抗已经成为今天妇女的行为标准。但是苗条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苗条本身也需要阐 释。“c' est le sens qui fait vendre,这是巴尔特( Barthes)谈到服装款式时说的—是意义影响销售.·7因此,同样地,是意义使 得身体值得欣赏。如果我们说厌食症是“关于苗条的,它也是作为当代和历史意义的避难所的苗条,而不是作为空泛的时尚理 想的苗条。同样的,对苗条的阐释导致多重性的解读,有的与社会性别有关,有的无关。出于本文的目的,我要提供一篇缩略 的、以社会性别为中心的解读,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解读仅仅进行了部分的解析,许多本文中未涉及的思潮—经济的、社会 心理的、历史的及种族和阶级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81 我们首先研究的是控制当代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在厌食症患者的身体上亳不夸张地留下了痛苦的印记,这种建构是一种双重约 束( double bind),规定了自相矛盾的理想和命令。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仍在大肆宣扬女性气质的家庭生活观念,这是对劳动进行 严格的二元论性别分工的思想支柱,将妇女的角色定位于主要的情感与身体的养育员。这种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我在此使用 的语言既是字面意义,也有象征性)要求妇女学习养育他人,而非自我;将任何自我培养、自我养育的欲望解释为贪婪、过 分。「因此,妇女必须开放完全倾向于他人的情感经济( emotional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对女性食欲的控制不过是控制女 性气质建构总则的最具体的表现:女性欲望——对公共权力、独立自主、性满足的欲望——受到抑制,妇女可以占有的公共空 间被限定界限 circumscribed)、受到限制 (imited.如图23际示,它出现在一本女性杂志的时装广告中,戏剧性地图示了与阳刚 之气 muscularity)的复苏及目前大多数人怀有的男性身体理想( bulk of the current male body- -ideal)相对抗时,面对男性对社会空 间的决定性占领,在何等程度上苗条带有脆弱和缺乏权力的内涵。这些规则冷酷而深刻地铭刻在厌食症妇女的身体上。 另一方面,即使今天的年青妇女继续得到关于传统的妇德”的教诲,由于职业竞技场已经向她们开放,她们也必须学习体现竞 技场上“男性'( masculine)的语言和价值——自我控制、意志坚强、头脑冷静、情绪约束、控制权,等等,女性身体用她们纤弱瘦 削的形态与流行的男性化服装的外表富有象征意义地诉说着这种必要性。(如图24所示的当代服装界一个巧妙的镜像标识 ( mirror-image logo)中,模特的姿态既暗示出阴茎自信( phallic confidence),又有女性的妩媚,为"新男性提供妇女时装。)当我 们毎天不辞辛苦地走进健身中心,拼命抗拒饥饿和欲望來安慰自己时,我们的身体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实践关于控制和自律的男 性观念。图25阐明当代的一个等式:身体约束等于成为自己灵魂的指挥者”( captain)厌食者一心一意、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些
出的这种分析限于一个具体范围，但它可以作为例子说明当代各种各样的批评话语如何联合起来，通过社会性别的象征与再 现，导致我们对身体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这种角色微妙难言，而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 身体作为女性气质的文本 女性失调和“正常”的女性实践(practice)之间的连续性，通过对这些失调的细读(a close reading)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现(sharply revealed)，妇女尤其容易受到这些失调的攻击。当然，这些失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神经衰弱与歇斯底里出现于19世 纪后半期，旷野恐惧和最具戏剧性的神经性厌食、易饿病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这并不是说19世纪不存在厌食症——许多病例 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在歇斯底里症的诊断过程中[8]——也不是说20世纪妇女不再承受经典的歇斯底里症状的痛苦。但是，大规 模的饮食失调为20世纪80年代独有，正如歇斯底里仅仅在维多利亚时代流行。[9] 这些失调的症候学(symptomatology)揭示其自身的文本性(textuality)。失去移动性 (loss of mobility)、失声、不能离家、自己挨饿 却喂养他人、占据空间、减少自己身体占据的地方——这一切都有象征意义，在变化的规则之下都有政治意义，这些规则在历 史上统治社会性别的建构。在这样的架构下(framework)工作，我们发现无论是歇斯底里、旷野恐惧还是厌食症，受害者的身体 都深深地铭刻着象征她们自己的时代的女性气质建构(a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femininity)。当然，这种建构总是一元化 (homogenizing)、规范化(normalizing)的，消除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坚持认为所有妇女都渴望实现强制的(coercive)、标准化 （standardized）的理想。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失调中，女性气质的建构以具体、夸张的方式记录下来，这种方式令人困扰： 对当时流行的女性奥秘(female mystique)进行夸大其实、完全不受约束、不时地是实际上漫画式的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身体失 调的妇女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攻击性的图解文本(aggressively graphic text)，提供给阐释者——这种文本坚持、实际上是要求被当 作文化陈述(cultural statement)来阅读，一种关于社会性别的陈述。 无论是19世纪的男性医生，还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评论家，他们都从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状中（随着本世纪的消逝，症状之 间的差异逐渐减少）发现人们对固有的(stereotypically)女性特征的夸大。19世纪的“女士”的理想化形象是敏感多梦、性欲被动、 性情多变任性而娇媚可爱。[10]这些看法在男性理论家的著作中得到定型化和科学化(formalized and scientized)，如阿克顿 (Acton)、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和弗洛伊德，他们用这些词语描述“正常”、成熟的女性气质。[11]在这样的背景下 （context），与19世纪各种女性失调相关的种种症状成为该时期女性奥秘的具体化表现：分裂的自我(dissociations)、漂移朦胧 的感觉、神经性的惊恐与昏厥、失去知觉以及性情极度不稳定等，这些都是统治当时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的产物，这些女性气 质曾经盛行一时。对于后来被通称为歇斯底里的性格特征，医生们当时的描述是“敏感、易受暗示、自恋、极不安定，其情绪变 化突如其来其富有戏剧性，表面上看因为不合逻辑的原因……极端自我中心……基本无性意识、并非罕见地性冷感”[12]——全 部特征都是该时代女性气质的规范标准。正如依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指出的，歇斯底里这个词本身与该时代文献中 的女性的一词几乎可以互相替换。[13] 但是，歇斯底里所体现的时代的女性奥秘，与旷野恐惧和厌食症独创性的忠实于事实(ingenious literalism)相比，显得难以言传、 难以形容(subtle and ineffable)。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对事实的忠实颇有意义。随着电影、电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气 质规则通过标准化的视觉形象从文化上进行传播；结果，按照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描述的方式，女性气质本身在很大意 义上成为建构恰当、肤浅的自我陈述的问题(a matter of constructing the appropriate surface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14]关于什么是 女人或者女性气质由什么组成，我们不再看到文字描述或者是榜样，而是通过直接通过身体话语了解这些规则：各式各样的形 象告诉我们女性必须迎合的服装款式、身体形态、面部表情、动作姿态以及行为举止。 在旷野恐惧和更有戏剧性的厌食症中，失调本身是对20世纪女性气质建构的事实上的讽刺，虽然这种讽刺颇具悲剧色彩。20世 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即旷野恐惧症刚刚在妇女中间逐步蔓延的期间，是一个将家庭生活和附属依赖(domesticity and dependency)重申为女性理想的时代。职业妇女这个词含有贬义，比起战争时期更有过之，战争时期由于妇女自觉地承担“男人的 工作”经济才得以发展。女性气质的主导观念是天真无邪、优柔寡断和失去男性时的无依无靠，“满足于卧室、厨房、性、婴儿 和家构成的世界”，贝蒂·弗兰丹(Betty Friedan)对此进行了精彩描述，该时代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逼真地反映出来。[15]不能外出 的旷野恐惧患者如实地身体力行了这种女性气质的建构。“你想我进入这个家？你得要我在这个家中——强烈地！”许多治疗专 家曾经对这一点进行评述，也就不需要进行过多的分析。正如I.G.福德(I.G. Fordor)所说，旷野恐惧看似是这个时代“妇女固有的 文化性别角色合乎逻辑的延伸——虽然是极端的延伸。”[16] 当代妇女的理想形象是骨瘦如柴(hyperslenderness)，厌食症患者憔悴衰弱的身体当然是对这一理想的直观、漫画式的模仿，尽管 对种族差异和少数民族差异进行勇敢的抵抗已经成为今天妇女的行为标准。但是苗条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苗条本身也需要阐 释。 “C’est le sens qui fait vendre,”这是巴尔特(Barthes)谈到服装款式时说的——是意义影响销售。[17]因此，同样地，是意义使 得身体值得欣赏。如果我们说厌食症是“关于”苗条的，它也是作为当代和历史意义的避难所的苗条，而不是作为空泛的时尚理 想的苗条。同样的，对苗条的阐释导致多重性的解读，有的与社会性别有关，有的无关。出于本文的目的，我要提供一篇缩略 的、以社会性别为中心的解读，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解读仅仅进行了部分的解析，许多本文中未涉及的思潮——经济的、社会 心理的、历史的及种族和阶级的角度——具有重要意义。[18] 我们首先研究的是控制当代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在厌食症患者的身体上毫不夸张地留下了痛苦的印记，这种建构是一种双重约 束(double bind)，规定了自相矛盾的理想和命令。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仍在大肆宣扬女性气质的家庭生活观念，这是对劳动进行 严格的二元论性别分工的思想支柱，将妇女的角色定位于主要的情感与身体的养育员。这种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我在此使用 的语言既是字面意义，也有象征性）要求妇女学习养育他人，而非自我；将任何自我培养、自我养育的欲望解释为贪婪、过 分。[19] 因此，妇女必须开放完全倾向于他人的情感经济(emotional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对女性食欲的控制不过是控制女 性气质建构总则的最具体的表现：女性欲望——对公共权力、独立自主、性满足的欲望——受到抑制，妇女可以占有的公共空 间被限定界限(circumscribed)、受到限制(limited)。如图23所示，它出现在一本女性杂志的时装广告中，戏剧性地图示了与阳刚 之气(muscularity)的复苏及目前大多数人怀有的男性身体理想（bulk of the current male body-ideal）相对抗时，面对男性对社会空 间的决定性占领，在何等程度上苗条带有脆弱和缺乏权力的内涵。这些规则冷酷而深刻地铭刻在厌食症妇女的身体上。 另一方面，即使今天的年青妇女继续得到关于传统的“妇德”的教诲，由于职业竞技场已经向她们开放，她们也必须学习体现竞 技场上“男性”(masculine)的语言和价值——自我控制、意志坚强、头脑冷静、情绪约束、控制权，等等，女性身体用她们纤弱瘦 削的形态与流行的男性化服装的外表富有象征意义地诉说着这种必要性。（如图24所示的当代服装界一个巧妙的镜像标识 (mirror-image logo)中，模特的姿态既暗示出阴茎自信(phallic confidence)，又有女性的妩媚，为“新男性”提供妇女时装。）当我 们每天不辞辛苦地走进健身中心，拼命抗拒饥饿和欲望来安慰自己时，我们的身体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实践关于控制和自律的“男 性”观念。图25阐明当代的一个等式：身体约束等于成为自己灵魂的“指挥者”(captain)。厌食者一心一意、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些
品德,“活力、训练和我自己的力量将使我前进,”曾经患过厌食症的刘艾梅( Aimee liu在回忆她厌食的岁月时说,“没有要求, 也不需要任何人…如果我不能做到别的,我将成为我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发誓。"120 因此,苗条的理想,以及与之无法分开的饮食、锻炼的生活习惯,通过身体,提供了一种幻象,似乎达到了当代女性气质自相 矛盾的要求,流行形象φ popular image反映了这种双重要求。在《完全妇女》 Complete Woman)志的同一期中登载了两篇文 章,一篇关于女性的直觉”,另一篇则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有男子气概的新式妇女吗?'在《远景探索》(sioQεs中,年 轻的男主人公和女主角相爱,用他的话说,因为“她拥有我喜欢的女孩子的全部优点和我喜欢的男人的全部优点。”也就是说, 她坚强冷静但热情迷人。在风靡一时的电影《异形》(Ains中,女主人公的性格通过近于连环漫画书的坦白率直被刻意地建 构,既体现传统的养育型女性气质,又有令人惊讶的男性威力和控制力;其扮演者西戈尼韦弗( Sigourney Weaver称这个角色 是“女兰博 通过追求苗条、否定欲望,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和对妇女的新要求相交,新的要求是妇女应该体现公共竞技场上的“男性价 值;正如我已经说明的,厌食症以其独有的痛苦和生动的方式体现这种交叉和双重约束。[1在此我所谓的双重约束"是字面意 思。至少,自从19世纪起,也许更早,男性气质 (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 femininity)通过相互排斥的过程已经得到建构。不能 仅仅将历史上的女性品德和历史上的男性品德相加,产生一个新女人、新男人或是新的民族、新的文化。即使是在屏幕上或者 电视中,通过创造出来的角色体现,如《异形》的人物,结果也是一种拙劣的模仿( parody)。不幸的是,在这个形象令人眼花缭 乱( image- bedazzled)的文化中,要为自我辨别模仿与可能性已经日益困难。“雌雄同体"作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进行开发,这种理 想最终暴露其内部矛盾,成为一场战争,将主体撕裂成两半场由许多厌食症明确主题的战争,是自我中的男性性格和女 性性格之间的战争。[22 相同姿态表现的抗议和退让 因此,在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厌食症的状态下,妇女的身体被视为一个表面( surface),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在这个表面上以极 端或极度真实 hyperliteral)的形式记载下来,暴露于众目暌暌之下( exposed starkly to view。当然,用来书写的语言之痛苦骇人听 闻,似乎这些身体等候在正常的女性气质的视野 horizon)中,向我们诉说着潜伏在附近的病理与暴力。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关于 女性失调 disorder)的一个持续不变的主题是体现为抗议的病理性失调 that of patholog d protest)也就不足为奇 意识、萌芽中、事与愿违的抗议,虽然没有有效的语言、声音或者政治,但是仍然是抗议。 美国和法国的女权主义者们都曾经耳闻歇斯底里症患者使用的是抗议的语言,甚至、或许是尤其在她沉默的时候。安娜O. ( Anna o)的失语症表现为不能使用她自己的本族语德语,黛安娜·亨特( Dianna hunter)对此的解释是对父权的语言和文化规则 的反叛,回归母语——婴儿时期符号性的呀呀学语、一种身体的语言。亨特和其他许多运用拉康理论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向 符号水平的回归是一种倒 (regressive),但正如亨特所说,它也是“与父权制思想ˇ的富有表现力'的交流,是“女性话语自我否 定的形式,身体通过这种形式意指 (signify)因社会条件限制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信息”。[23歇斯底里症患者在控诉,她们是有的 放矢( pointing),"剀瑟琳克莱门特( Catherine clement在《新生的妇女》( The Newly Born Women中写道,她们对文化进行冷嘲 热讽。“24在同一本著作中,赫莉娜西克素( Helene Ciⅸous)谈到那些了不起的歇斯底里患者,她们使弗洛伊德屈从于许多奢侈 淫乐的时刻,耻于提及;她们利用自己放荡不羁、充满激情的身体语言攻击他拼凑起來的摩西定律;她们用不可听闻的雷鸣般 的职责困扰他。在西克素看来,令弗洛伊德倍感无奈的多拉(Dora),就是妇女内在抗议力量的核心典范。"25 抗议的文献既包括功能( functional的方法,也包括符号( symbolic舶的方法。例如,罗伯特塞登伯格( Robert seidenberg和卡伦德 克( Karen decrow)这样描述旷野恐惧症:它是对于“通常要求妇女屦行的自我克制"和家庭主妇的职责的罢工”,这些职责如购 物、开车送子女上学、陪伴丈夫出席社交活动等。[26卡罗史密斯一罗森堡 Carroll smith- Rosenburg对歇斯底里进行了类似的分 析,认为通过阻止妇女尽到妻子的责任,如照顾小孩、做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歇斯底里“成为循规蹈矩的妇女可以表达对 生活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的不满的一个途径—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表达。"127许多女权主义作家将厌食症闸释为一种 无意识的女权主义抗议,其中表达最清楚有力的当属苏希欧巴赫 Susie orbach)。欧巴赫认为,厌食症从事的是“饥饿罢工”,强 调这是一个政治话语,通过抗拒食物的行为和身材戏剧性的变化“用身体表达出(厌食症患者)无法用语言传递的信息”——这 是她对文化的控诉,认为文化轻视、压抑女性饥饿,使妇女为自己的食欲 (appetite)和要求感到羞耻,要求妇女永不停息地为身 体的变化忙碌。[28 当然,厌食症患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政治陈述。事实上,她也许会对女权主义以及其他任何批评观点抱有敌意,因为她 认为这些批评怀疑她自己的自主权和控制权,或者是置疑构成她生活的文化理想。正是通过追求这些理想以至于将其破坏性昭 然于天下,虽然没有刻意进行,她的行为却体现了一种示威,对这种理想进行揭露井予以控诉 而且,表示抗议的相同姿态也可以标志着退缩,或许这一点才是这一症状真正的诱人之处。例如,金彻宁( Kim Chemin认为, 当这代人有可能超过母辈,过着较少约束、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时,会产生内疚和分离焦虑,对于厌食症的固着型偏爱(the debilitating anorexic fixation)虽然导致身体袞弱,但能够通过阻止或者延缓个人的发展缓和焦虑。[29旷野恐惧多发生在新婚不 久,在许多情况下也发挥这样的作用:当面临因不满和颅恼产生不受欢迎的躁动不安时,加强依赖感与附属感 尽管我们也许为抗议赋予了深刻的意义,但我要强调那种抗议的本质:反作用、悲剧性的自我挫败(其实是自我解构)·从功 能上来说,这些失调的症状使患者孤立、衰弱、受到损害;同时她们将身体的生活演变为吸收一切的崇拜(anal- absorbing tish),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受到关注的物体相形失色,失去其真实意义。同样地,在象征水平上,抗议遭到瓦解走向反面,向收 缩的女性世界 contracted female world的屈服、宣布主体的彻底投降。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失语( muteness) 及其向纯粹、初级的身体表达性pure, primary bodily expressivity)的回归,已经被解释为放弃父权制的象征秩序,恢复已经失落 的符号、母性价值世界。但与此同时,失语是沉默不语、没有怨言的妇女的状态——父权制文化的理想。通过自己的无声 ( voiceless)向遏制女性声音进行抗议—即利用女性气质的语言对女性世界的状态提出抗议——总会涉及诸如此类的模棱两可。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以女性气质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femininity)明确的症状最适于表达这些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妇女的 困境∷她们生活在社会性别变革边缘时期,拥有社会物质资源,能够将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过度传递至有象征性( to symbolic excess),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带来的焦虑。在19世纪末、二战后和20世纪末,社会性别都成为有待探讨的话题,在这些时 期里,有关“妇女问题”、“新妇女”、“妇女需要什么"和“女性气质是什么的话语急速扩散 共谋、抵抗和身体 矛盾的是,女性抗议的种种病理似乎与产生这些病理的文化条件相互串通,正好再现、而非改变它们所抗议的一切。在这种关 系中,在反对试图重组和重新定义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进行文化的对抗性反应的历史时期,歇斯底里和厌食症达到最高峰这
品德，“活力、训练和我自己的力量将使我前进，”曾经患过厌食症的刘艾梅(Aimee Liu)在回忆她厌食的岁月时说，“没有要求， 也不需要任何人……如果我不能做到别的，我将成为我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发誓。”[20] 因此，苗条的理想，以及与之无法分开的饮食、锻炼的生活习惯，通过身体，提供了一种幻象，似乎达到了当代女性气质自相 矛盾的要求，流行形象(popular image)反映了这种双重要求。在《完全妇女》(Complete Woman)杂志的同一期中登载了两篇文 章，一篇关于“女性的直觉”，另一篇则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有男子气概的新式妇女吗？”在《远景探索》(Vision Quest)中，年 轻的男主人公和女主角相爱，用他的话说，因为“她拥有我喜欢的女孩子的全部优点和我喜欢的男人的全部优点。”也就是说， 她坚强冷静但热情迷人。在风靡一时的电影《异形》(Aliens)中，女主人公的性格通过近于连环漫画书的坦白率直被刻意地建 构，既体现传统的养育型女性气质，又有令人惊讶的男性威力和控制力；其扮演者西戈尼·韦弗(Sigourney Weaver)称这个角色 是“女兰博”。 通过追求苗条、否定欲望，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和对妇女的新要求相交，新的要求是妇女应该体现公共竞技场上的“男性”价 值；正如我已经说明的，厌食症以其独有的痛苦和生动的方式体现这种交叉和双重约束。[21]在此我所谓的“双重约束”是字面意 思。至少，自从19世纪起，也许更早，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通过相互排斥的过程已经得到建构。不能 仅仅将历史上的女性品德和历史上的男性品德相加，产生一个新女人、新男人或是新的民族、新的文化。即使是在屏幕上或者 电视中，通过创造出来的角色体现，如《异形》的人物，结果也是一种拙劣的模仿(parody)。不幸的是，在这个形象令人眼花缭 乱 (image-bedazzled) 的文化中，要为自我辨别模仿与可能性已经日益困难。“雌雄同体”作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进行开发，这种理 想最终暴露其内部矛盾，成为一场战争，将主体撕裂成两半——一场由许多厌食症明确主题的战争，是自我中的男性性格和女 性性格之间的战争。[22] 相同姿态表现的抗议和退让 因此，在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厌食症的状态下，妇女的身体被视为一个表面(surface)，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在这个表面上以极 端或极度真实(hyperliteral)的形式记载下来，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exposed starkly to view)。当然，用来书写的语言之痛苦骇人听 闻，似乎这些身体等候在“正常的”女性气质的视野(horizon)中，向我们诉说着潜伏在附近的病理与暴力。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关于 女性失调(disorder)的一个持续不变的主题是体现为抗议的病理性失调(that of pathology as embodied protest) 也就不足为奇——无 意识、萌芽中、事与愿违的抗议，虽然没有有效的语言、声音或者政治，但是仍然是抗议。 美国和法国的女权主义者们都曾经耳闻歇斯底里症患者使用的是抗议的语言，甚至、或许是尤其在她沉默的时候。安娜·O. （Anna O.）的失语症表现为不能使用她自己的本族语德语，黛安娜·亨特(Dianna Hunter)对此的解释是对父权的语言和文化规则 的反叛，回归“母语”——婴儿时期符号性的呀呀学语、一种身体的语言。亨特和其他许多运用拉康理论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向 符号水平的回归是一种倒退(regressive)，但正如亨特所说，它也是“与父权制思想”的“富有表现力”的交流，是“女性话语自我否 定的形式，身体通过这种形式意指(signify) 因社会条件限制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信息”。[23]“歇斯底里症患者在控诉，她们是有的 放矢(pointing)，”凯瑟琳·克莱门特(Catherine Clément)在《新生的妇女》(The Newly Born Women)中写道，她们对“文化进行冷嘲 热讽。”[24]在同一本著作中，赫莉娜·西克素(Hélène Cixous)谈到“那些了不起的歇斯底里患者，她们使弗洛伊德屈从于许多奢侈 淫乐的时刻，耻于提及；她们利用自己放荡不羁、充满激情的身体语言攻击他拼凑起来的摩西定律；她们用不可听闻的雷鸣般 的职责困扰他。”在西克素看来，令弗洛伊德倍感无奈的多拉(Dora)，就是“妇女内在抗议力量的核心典范。”[25] 抗议的文献既包括功能(functional)的方法，也包括符号(symbolic)的方法。例如，罗伯特·塞登伯格(Robert Seidenberg)和卡伦·德 克罗(Karen DeCrow)这样描述旷野恐惧症：它是对于“通常要求妇女履行的自我克制”和家庭主妇的职责的“罢工”，这些职责如购 物、开车送子女上学、陪伴丈夫出席社交活动等。[26]卡罗·史密斯—罗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urg)对歇斯底里进行了类似的分 析，认为通过阻止妇女尽到妻子的责任，如照顾小孩、做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歇斯底里“成为循规蹈矩的妇女可以表达对 生活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的不满的一个途径——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表达。”[27]许多女权主义作家将厌食症阐释为一种 无意识的女权主义抗议，其中表达最清楚有力的当属苏希·欧巴赫(Susie Orbach)。欧巴赫认为，厌食症从事的是“饥饿罢工”，强 调这是一个政治话语，通过抗拒食物的行为和身材戏剧性的变化“用身体表达出（厌食症患者）无法用语言传递的信息”——这 是她对文化的控诉，认为文化轻视、压抑女性饥饿，使妇女为自己的食欲(appetite)和要求感到羞耻，要求妇女永不停息地为身 体的变化忙碌。[28] 当然，厌食症患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政治陈述。事实上，她也许会对女权主义以及其他任何批评观点抱有敌意，因为她 认为这些批评怀疑她自己的自主权和控制权，或者是置疑构成她生活的文化理想。正是通过追求这些理想以至于将其破坏性昭 然于天下，虽然没有刻意进行，她的行为却体现了一种示威，对这种理想进行揭露并予以控诉。 而且，表示抗议的相同姿态也可以标志着退缩，或许这一点才是这一症状真正的诱人之处。例如，金·彻宁(Kim Chernin)认为， 当这代人有可能超过母辈，过着较少约束、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时，会产生内疚和分离焦虑，对于厌食症的固着型偏爱(the debilitating anorexic fixation)虽然导致身体衰弱，但能够通过阻止或者延缓个人的发展缓和焦虑。[29]旷野恐惧多发生在新婚不 久，在许多情况下也发挥这样的作用：当面临因不满和烦恼产生不受欢迎的躁动不安时，加强依赖感与附属感。 尽管我们也许为抗议赋予了深刻的意义，但我要强调那种抗议的本质：反作用、悲剧性的自我挫败（其实是自我解构）。从功 能上来说，这些失调的症状使患者孤立、衰弱、受到损害；同时她们将身体的生活演变为吸收一切的崇拜(an all-absorbing fetish)，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受到关注的物体相形失色，失去其真实意义。同样地，在象征水平上，抗议遭到瓦解走向反面，向收 缩的女性世界(contracted female world)的屈服、宣布主体的彻底投降。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失语(muteness) 及其向纯粹、初级的身体表达性(pure, primary bodily expressivity)的回归，已经被解释为放弃父权制的象征秩序，恢复已经失落 的符号、母性价值世界。但与此同时，失语是沉默不语、没有怨言的妇女的状态——父权制文化的理想。通过自己的无声 (voiceless)向遏制女性声音进行抗议——即利用女性气质的语言对女性世界的状态提出抗议——总会涉及诸如此类的模棱两可。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以女性气质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femininity)明确的症状最适于表达这些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妇女的 困境：她们生活在社会性别变革边缘时期，拥有社会物质资源，能够将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过度传递至有象征性(to symbolic excess)，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带来的焦虑。在19世纪末、二战后和20世纪末，社会性别都成为有待探讨的话题，在这些时 期里，有关“妇女问题”、“新妇女”、“妇女需要什么”和“女性气质是什么”的话语急速扩散。 共谋、抵抗和身体 矛盾的是，女性抗议的种种病理似乎与产生这些病理的文化条件相互串通，正好再现、而非改变它们所抗议的一切。在这种关 系中，在反对试图重组和重新定义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进行文化的对抗性反应的历史时期，歇斯底里和厌食症达到最高峰这
个事实意义重大。女性病理在此自我展现为极为有趣的社会构成 social formation,通过这种社会构成一种潜在的抗拒和反叛的 源头受到压迫,转而为维持已经建立的秩序服务 当我们试图解释这种构成( formation时,我们不能对权力关系做客观的描述,因为无论产生这种病理的客观社会关系是什么,症 状自身必须由主体产生(无论多么不知不觉或漫不经心);就是说,个人必须为身体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用马克波斯特 ( Mark poster)的话说,只有从主体的立场上考察这一富有成效的过程,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里意义产生的过程中解释统治机 制”;就是说,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发现主体的欲望与梦想如何被卷入权力关系的母体中(matrⅸx)30 在这里,考察厌食综合症产生的背景具有启迪意义。厌食症的开端往往是比较适度的节食养生法,开始节食的原因是有人漫不 经心地进行批评,通常这个人是父亲;然后突然演变成厌食。厌食症开始于、出现于我们的时代中常规的女性实践,在实践的 过程中,出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这种做法受到推动,稍微超越了适度节食的参数范围;年轻妇女发现,渴望、希望、需要 以及通过实践自己的愿望来征服自己的需要是怎样的感觉。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意义领域(ream)被发现,即传统的西方文化 编码(code)为"男性"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可能性,这些观念和可能性很少适用于妇女:自我克制和自我超越的道德体系和审美标 准、专业知识以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实例是胜人一筹的意志力和控制力。这样的经验令人陶醉,并逐渐演变 成为习惯 在学校里,厌食症发现自己日渐消瘦的身体受到欣羡,不只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或者性对象,而且因其投射出的意志力和自控 力。在家中,父母为使她进食进行了不可回避的斗争,从中她发现她的行为对于生活在周围的人具有极大的支配权。随着躯体 开始失去传统的女性曲线,胸部、臀部和丰满的小腹感觉上、看起来更像瘦削修长的男性身体,她开始感到自己不可触及、不 会受到伤害。如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叙述的:“随着骨骼侵蚀etch)我的轮廓而变得不受伤害、匀称而坚强。"她尤其鄙视身体中继 续维持她女人身体的其他全部部位,“要是我能消除(我的胸部),刘j说,“如果必要的话就切掉。"3正像对许多厌食者 一样,对她而言胸部代表自我中迟钝、无意识和容易受伤的一面。刘的身体象征主义完全是主流文化联想的延续。布雷特西尔 弗斯坦( Brett Silverstein进行了“女性身体魅力苗条标准的可能因素ˇ的硏究("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hin Standard of Bodily Attractiveness for women”)32],从经验出发,从各种喜剧性的日常事务中,包括身材引人注目的妇女,验证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关于曲线 美和无能力的联想。当然,厌食者对于女性身体涉及的脆弱性了如指掌,这种胞弱性既有社会意义的,也有性别意义上的;事实上,她们许多人在 童年时期曾经遭到性虐待。 相反的,在厌食症中,她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条通向拥有特权的男性世界之路,能够使她成为被文化所重视的人,能够生活在 安全境地并且出人头地—对她而言,这一切都有相同的意义。矛盾的是,她是在追求传统的女性行为时发现了这一条路 在这种情况下是将身体作为一个物体进行完美化的锻炼——但这种追求是过度的。在这个过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女 性遭到解构,成为其对立面( deconstruct into its opposite),向被我们的文化标记为男性的价值观念开放。对厌食症的体验是解放 性的,也就不足为奇;为了坚持这样做,她将与家庭、朋友和治疗师作战——如果必要的话,将斗争进行到底。当然,厌食者 对权力的体验是一种深刻的幻觉,非常危险。将身体重新塑造为男性身体,并不是增加男性的力量和特权;当利用( harness)身 务而非改变这种秩序另外当然女m)时感到独立自主、自由自在,是为限制女性发展前途的社会秩序服 号性,只是她为自己定位在容颜衰褪的对立面的另一面( locate herself on the other side of a disfiguring opposition),女性塑身的新力量外表”( power look)标准鼓励妇女发育为庞大、三角形的体型,而这 直都是男性健美者的准则;它既由等级制二元化社会性别建构决定,也是约定俗成的“女性ˆ规范,对贝弗·弗朗西丝(F ranis)等女性健美者实行了多年的专制统治。 尽管歇斯底里和旷野恐惧具体的文化实践和意义有所不同,但是,我伓疑二者中有相似的机制 mechanism发挥作用。在这些病 例中,同样地,女性气质的语言被过度推进时( pushed to excess喊叫和坚持、破坏和苛求—遭到解构,陷入其对立面,使 妇女拥有一种虚幻的权力体验,这种体验过去是为她自己的社会性别美德 virtue of her gender)I禁止的。在19世纪女性气质的情 况下,受禁的经验可能是冲破枷锁——尤其是道德和情感的枷锁。精神病院的改革者约翰康诺利Jυ hn Conolly腱建议将¨想要对 激情进行限制,否则失去其女性特征的妇女收容在精神病院。3歇斯底里症患者往往令男性医生感到愤怒,因为她们缺乏的 正是这种特质。S.韦尔米切尔S. Weir mitchel说这些病人是“医生的绝望”,其“霸道的自私自利损害了护土和忠实的亲友的体 格( wreck the constitution of nurses and devoted relatives),在无意识或半清醒的自我放纵中摧毁身边每个人的舒适。"3能够被 为有能力瓦解19世纪的一成不变的家居生活,维多利亚时期的病人一定从中感受到了难以言传的快乐。我相信,在旷野恐惧的 体验包含了一部分相似的权力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失调的基本现实 primary reality)不是痛苦和圈套。很明显,厌食症中有一面是肉体沉溺于饥饿的生化效应,但 是无论从生理学的哪个角度来看,不能地把主体理解并修饰( thematize)自己经验的方式简化为一个机械过程。厌食者能够靠摄取 最少的食物生存,这一点使她感到自己强大有力,值得“世界的欣羡,如苏希欧巴赫的描述,“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她)感到 自己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而且不受重视。35有关厌食症和歇斯底里症的文献散布于( strewn with)患者和试图治愈她的人之 司的战斗,这是关于意志力的战斗。欧巴赫认为,后者很少了解到相对于生命本身而言,她的斗争目标的精神价值对于妇女更 为重要。 文本性、现实与身体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厌食症、歇斯底里和旷野恐惧提供的解决方法”从女性实践自身发展而来,对它们的追求仍然被视为在我 们文化中妇女受人欢迎、获得成功的主要途径。当追求进展地过度积极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实践导致自己的毁灭。因为,按 照苏珊布朗米勒( Susan brownmiller)所说,如果女性气质的核心是强加的限制的传统' tradition of imposed limitation)36.那么, 不愿意限制自己就意味着违反规则,即使是为了追求女性气质。但是,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规则仍然恰到好处( remain fully in place 患者执着于一种强迫性的实践,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有效的变革,正如托里尔·莫伊( TorI Mo所说:她窒息于女性角色井受其约朿束,“是对女 性气质温顺驯服的身体的再现设备( reproducer).B37 失调的心理意义可能产生反叛的幻象,并将抗议的语言具体化;失调的身体的实际生活可能彻底战胜反叛并摧毁抗议;如果仅 仅强调象征意义,缺乏对现实的关注,或许使二者之间的紧张状态模糊起来。正如我们从拉康学派的女权主义者对歇斯底里症 的解读中已经发现的,这样的结果会是片面的阐释,这种阐释将患者囚禁在床上,将其对阴茎中心秩序的颠覆赋予浪漫色彩。 这并不是说囚禁在床上的意义一目了然、没有歧义——无能为力、体质虚弱、附属依赖等等。“实际的身体不是残忍的生物和 物质实体,它也是文化的媒介形式,其活动受制于阐释和描述。向实际维度( practical dimension的转变并不是向生物或自然的转 变,而是向福柯所说的文化身体的另一个“语域 (register )I的转变,是“有用的身体"的语域而非可理解的身体" intelligible body)的 语域。[38我相信,可以证明这种差别对于女权主义的话语是有益的
个事实意义重大。女性病理在此自我展现为极为有趣的社会构成(social formation)，通过这种社会构成一种潜在的抗拒和反叛的 源头受到压迫，转而为维持已经建立的秩序服务。 当我们试图解释这种构成(formation)时，我们不能对权力关系做客观的描述，因为无论产生这种病理的客观社会关系是什么，症 状自身必须由主体产生（无论多么不知不觉或漫不经心）；就是说，个人必须为身体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用马克·波斯特 (Mark Poster)的话说，只有从主体的立场上考察这一富有成效的过程，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里意义产生的过程中解释统治机 制”；就是说，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发现主体的欲望与梦想如何被卷入权力关系的母体中(matrix)[30]。 在这里，考察厌食综合症产生的背景具有启迪意义。厌食症的开端往往是比较适度的节食养生法，开始节食的原因是有人漫不 经心地进行批评，通常这个人是父亲；然后突然演变成厌食。厌食症开始于、出现于我们的时代中常规的女性实践，在实践的 过程中，出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这种做法受到推动，稍微超越了适度节食的参数范围；年轻妇女发现，渴望、希望、需要 以及通过实践自己的愿望来征服自己的需要是怎样的感觉。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意义领域(realm) 被发现，即传统的西方文化 编码(code)为“男性”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可能性，这些观念和可能性很少适用于妇女：自我克制和自我超越的道德体系和审美标 准、专业知识以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实例是胜人一筹的意志力和控制力。这样的经验令人陶醉，并逐渐演变 成为习惯。 在学校里，厌食症发现自己日渐消瘦的身体受到欣羡，不只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或者性对象，而且因其投射出的意志力和自控 力。在家中，父母为使她进食进行了不可回避的斗争，从中她发现她的行为对于生活在周围的人具有极大的支配权。随着躯体 开始失去传统的女性曲线，胸部、臀部和丰满的小腹感觉上、看起来更像瘦削修长的男性身体，她开始感到自己不可触及、不 会受到伤害。如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叙述的：“随着骨骼侵蚀(etch)我的轮廓而变得不受伤害、匀称而坚强。”她尤其鄙视身体中继 续维持她女人身体的其他全部部位，“要是我能消除（我的胸部），”刘(Liu)说，“如果必要的话就切掉。”[31]正像对许多厌食者 一样，对她而言胸部代表自我中迟钝、无意识和容易受伤的一面。刘的身体象征主义完全是主流文化联想的延续。布雷特·西尔 弗斯坦(Brett Silverstein)进行了“女性身体魅力苗条标准的可能因素”的研究(“Possible Causes of the Thin Standard of Bodily Attractiveness for Women”)[32]，从经验出发，从各种喜剧性的日常事务中，包括身材引人注目的妇女，验证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关于曲线 美和无能力的联想。当然，厌食者对于女性身体涉及的脆弱性了如指掌，这种脆弱性既有社会意义的，也有性别意义上的；事实上，她们许多人在 童年时期曾经遭到性虐待。 相反的，在厌食症中，她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条通向拥有特权的男性世界之路，能够使她成为被文化所重视的人，能够生活在 安全境地并且出人头地——对她而言，这一切都有相同的意义。矛盾的是，她是在追求传统的女性行为时发现了这一条路—— 在这种情况下是将身体作为一个物体进行完美化的锻炼——但这种追求是过度的。在这个过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女 性遭到解构，成为其对立面(deconstruct into its opposite)，向被我们的文化标记为男性的价值观念开放。对厌食症的体验是解放 性的，也就不足为奇；为了坚持这样做，她将与家庭、朋友和治疗师作战——如果必要的话，将斗争进行到底。当然，厌食者 对权力的体验是一种深刻的幻觉，非常危险。将身体重新塑造为男性身体，并不是增加男性的力量和特权；当利用(harness)身 体与灵魂进行强制性的身体实践（obsessive body-practice）时感到独立自主、自由自在，是为限制女性发展前途的社会秩序服 务，而非改变这种秩序。另外，当然，女性变为男性，只是她为自己定位在容颜衰褪的对立面的另一面(locate herself on the other side of a disfiguring opposition)，女性塑身的新“力量外表” （power look）标准鼓励妇女发育为庞大、三角形的体型，而这 一直都是男性健美者的准则；它既由等级制二元化社会性别建构决定，也是约定俗成的“女性”规范，对贝弗·弗朗西丝(Bev Francis)等女性健美者实行了多年的专制统治。 尽管歇斯底里和旷野恐惧具体的文化实践和意义有所不同，但是，我怀疑二者中有相似的机制(mechanism)发挥作用。在这些病 例中，同样地，女性气质的语言被过度推进时(pushed to excess)——喊叫和坚持、破坏和苛求——遭到解构，陷入其对立面，使 妇女拥有一种虚幻的权力体验，这种体验过去是为她自己的社会性别美德(virtue of her gender)所禁止的。在19世纪女性气质的情 况下，受禁的经验可能是冲破枷锁——尤其是道德和情感的枷锁。精神病院的改革者约翰·康诺利(John Conolly)建议将“想要对 激情进行限制，否则失去其女性特征”的妇女收容在精神病院。[33]歇斯底里症患者往往令男性医生感到愤怒，因为她们缺乏的 正是这种特质。S. 韦尔·米切尔(S. Weir Mitchell)说这些病人是“医生的绝望”，其“霸道的自私自利损害了护士和忠实的亲友的体 格(wreck the constitution of nurses and devoted relatives)，在无意识或半清醒的自我放纵中摧毁身边每个人的舒适。”[34]能够被认 为有能力瓦解19世纪的一成不变的家居生活，维多利亚时期的病人一定从中感受到了难以言传的快乐。我相信，在旷野恐惧的 体验包含了一部分相似的权力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失调的基本现实(primary reality)不是痛苦和圈套。很明显，厌食症中有一面是肉体沉溺于饥饿的生化效应，但 是无论从生理学的哪个角度来看，不能地把主体理解并修饰(thematize)自己经验的方式简化为一个机械过程。厌食者能够靠摄取 最少的食物生存，这一点使她感到自己强大有力，值得“世界”的欣羡，如苏希·欧巴赫的描述，“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她）感到 自己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而且不受重视。[35]有关厌食症和歇斯底里症的文献散布于(strewn with)患者和试图“治愈”她的人之 间的战斗，这是关于意志力的战斗。欧巴赫认为，后者很少了解到相对于生命本身而言，她的斗争目标的精神价值对于妇女更 为重要。 文本性、现实与身体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厌食症、歇斯底里和旷野恐惧提供的“解决方法”从女性实践自身发展而来，对它们的追求仍然被视为在我 们文化中妇女受人欢迎、获得成功的主要途径。当追求进展地过度积极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实践导致自己的毁灭。因为，按 照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所说，如果女性气质的核心是“强加的限制的传统”(tradition of imposed limitation)[36]，那么， 不愿意限制自己就意味着违反规则，即使是为了追求女性气质。但是，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规则仍然恰到好处(remain fully in place)。 患者执着于一种强迫性的实践，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有效的变革，正如托里尔·莫伊(Toril Moi)所说：她“窒息于女性角色并受其约束，”是对女 性气质温顺驯服的身体的再现设备(reproducer)。[37] 失调的心理意义可能产生反叛的幻象，并将抗议的语言具体化；失调的身体的实际生活可能彻底战胜反叛并摧毁抗议；如果仅 仅强调象征意义，缺乏对现实的关注，或许使二者之间的紧张状态模糊起来。正如我们从拉康学派的女权主义者对歇斯底里症 的解读中已经发现的，这样的结果会是片面的阐释，这种阐释将患者囚禁在床上，将其对阴茎中心秩序的颠覆赋予浪漫色彩。 这并不是说囚禁在床上的意义一目了然、没有歧义——无能为力、体质虚弱、附属依赖等等。“实际”的身体不是残忍的生物和 物质实体，它也是文化的媒介形式，其活动受制于阐释和描述。向实际维度(practical dimension)的转变并不是向生物或自然的转 变，而是向福柯所说的文化身体的另一个“语域”(register)的转变，是“有用的身体”的语域而非“可理解的身体”(intelligible body)的 语域。[38]我相信，可以证明这种差别对于女权主义的话语是有益的
“可理解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身体所代表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意义——我们的文化中关于身体、美的标准和健康典范等等观念。 但是同样的表现意义( (representation)也可以在形成一套实践的规则与制度的过程中看到,通过这些规则和制度,活生生的身 体受到训练、塑造、遵守规则并做出回应”,简而言之,成为适应社会、对社会“有用的身体。”39考虑一下这个尤为明显、恰 当的例子:19世纪的沙漏塑像强调蜂腰衬托下的丰乳肥臀,就是可以理解的象征形式,代表家庭的、有性征的 sexualized女 牛元 过使用紧身胸衣和女裙撑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式和男性形式之间强烈的文化对比,以象征的方式将社会和经济生活 元划分明确表现为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具体化的外观,需要一个特别的女性现实paxs用系 带缚紧、吃最少的食物、减少移动性——使女性身体不适宜在指定区域之外活动。用福柯的话说,这就是符合审美准则的“有用 的身体 可理解的身体和有用的身体是一种话语的两个方面,就像在上面的例子中,它们相互反映、相互支持。在7世纪关于身体的哲 学观念中可以找到另外—个例子,即将身体视作机器,反映越来越自动化的劳动力生产机器( mirroring an increasingly more automated productive machinery of labor);但是两个身体也许会相互抵触、相互嘲讽。如前面提到的,通过使用权力、意志、 配权和在专业竞技场上成功的可能性这些词汇,一系列当代的代表意义( representation和形象( Image已经为超越女性食欲、公开 展示苗条的理想编码(code),这些联想以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卖座电影中的苗条的女超人为视觉载体,通过在女性时装杂志 节食指南和减肥书籍的广告和文章中定期出现得到传播。但是有成千上万的苗条少女和妇女努力表现这些形象,在努力的过程 中承受种种痛苦:饮食失调、体验强迫性冲动和无休止的自我检査、自我惩罚,但她们决非自己生活的主人”。 只有在分析包括对“有用的"的身体的关注和闸释时,才可能使形象与实践之间矛盾而难解的关系有所暴露并对此进行有效的文 化分析,我更愿意将“有用的"身体称为实际的身体。尽管这种关注往往是萌芽阶段,理论上形式尚简单,却处于当代女权主义 运动开端的中心位置。20世纪60年代未、70年代初,对女性身体的客观化 (objectification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有女性气质 的文化装备( cultural paraphernalia),所有学习通过身体实践达到视觉与性欲的满足的文化装备——媒体形象、选美游行、高跟 鞋、束腹带、化妆品、伪装高潮—都是维持性别统治的关键因素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当今时代的女权主义者而言,对女性现实的政治性的关注,尽管还存在于个别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已经 不再是女权主义文化批评的杰作( masterpiece了。H40在流行的前线,我们看到《女士》(Ms)发行的几期关于健美与“风格”的 杂志,是为80年代定位“自我表现和权力”重新建构的修辞学( the rhetoric reconstructed for the I980 s to pitch“ self-expression"and wer”)。尽管女权主义理论的确有自己的工具,但尚未提出瓦解此修辞学并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的批评话语。法囯女权主义者 的努力建立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理解阴茎中心和二元文化如何在不同性别的身体上记载下来,但是在将女性身体作为现实 的文化控制的聚焦点进行具体分析这方面却贡献甚微。在我囯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中,对于女性身体的文化象征的硏究蓬勃开 展,经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观点,有助于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解读文化,而且富有启迪意义。H4但是仅仅研究文化的表现意义 ( representation)而不考虑表现意义与身体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使意义模糊甚至令人误解。 关于这一点,海伦娜米奇( Helena mitchie题为《肉体制造词语》 The flesh made wor这一著作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该 书具有深远的意义。米奇对19世纪妇女、食欲和饮食的代表意义进行研究,在女性饮食和女性性欲之间发现隐喻性的联系,聪 慧而且耐人寻味。她认为,女性饥饿“叙述出难以言传的对性和权力的渴望,"142这一点我也同意。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不 能刻画妇女进食(用米奇的话说,很明显,这是只能发生在后台的活动),这样,这种表现禁忌 (representational taboo起 到编码”的作用,表现妇女性欲的压抑;文化的一般要求也是这样的编码 (as does the general cultural requirement,这些要求记录 在当时的礼仪手册、性别手册中,有教养的妇女饮食要少而精。米奇认为,在当代女权主义者“倒置' inversions)维多利亚时期 的价值观念时,运用的是同样的编码系统( coding),这种倒置就是通过为女性进食、女性饥饿欢天喜地的形象来颂扬女性性欲和 权力,明确、丰富而又兴高采烈地将这种编码系统描写出来。 尽管米奇的分析围统着关于妇女的饥饿、食品和饮食习惯等问题,她并未提及在19世纪未期浮出水面、至今还在蹂躏年轻女土 们的严重的饮食失调。在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意识的研究中,某种程度上反映妇女节食、禁食、束身等实际的场所 ( practical arena);但是在硏究的结尾处,当米奇转而考虑当代女权主义文学颂扬女性饮食与女性饥饿,甚至未曾轻描淡写地提及 妇女今天实际上如何控制她们的饥饿,这就使她的分柝因缺乏任何具体的社会支柱而随波逐流。米奇关注的唯一焦点就是女权 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未能逃开“阴茎表现编码”( phallic representational codes)H43],但是女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颂扬并不仅仅在 书写的纸张或是画布上遭到解构,它主要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反主流文化运动,就文化而言已经被当代截然不同的 现实取代。现在,面对妇女们,包括女权主义者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将自己饿死的事实,它对女性肉体的颂扬已经成为一 曲刺耳的不和谐音 这并不是要否定节食、锻炼和其他的身体管理的形式的好处。事实上,我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斗争场所,在这里,我们必须 努力保持日常习惯,是为了抵抗性别控制,而非为了顺从和性别规范化。我相信,这种努力需要一种坚定的怀疑态度,对于我 们文化提供的看似解放与快乐的途径保持怀疑;它还需要意识到形象( image与实践 practice.夸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流行的表现意义( ( representation)可能有力地运用授权、个人自由、“胜人一筹的修辞学( rhetoric和象征主 义,但追求这些理想的女性身体却可能陷入精神涣散、情绪低落、疾病缠身,正如19世纪追求小鸟依人、家庭生活、纤细脆弱 的女性理想时产生的女性身体一样。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及其他的共谋、颠覆和诱惑,以及文化通过这些手段使我们的身体参与 到性别再现中,并对这些状况进行分析,需要我们恢复对女性现实 praxis的关注,恢复其原有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的中心地位 注释 本文过去曾有不同的版本,题目各异,分别是斯托尼布鲁克 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马萨诸塞大学有关历史与 性”( History and Sexuality)的会议和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第21届年会上的发言稿。感谢所有曾经在这些场合对我提出意见或 是鼓励的人。本文经修订后,最初发表于 Alison jagga和 Susan bordo编辑的( Gender// Body/ Knowledge: Feminist Recon of Being and Knowing)(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ss, 1989) [玛丽道格拉斯, Natural Symbols( New York: Pantheon,.1982).与 Pru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and Kegan Paul,1966) 2]皮埃尔布尔迪欧,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94页(原文重点) 关于顺从,见米歌尔福柯,《约束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纽约: Vintage,1979),135-69页。关于对女性实践 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见桑德拉·巴特基( Sandra bartky),“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制权力的现代化"℃ "Foucault, Femininity,and
“可理解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身体所代表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意义——我们的文化中关于身体、美的标准和健康典范等等观念。 但是同样的表现意义（representation）也可以在形成一套实践的规则与制度的过程中看到，通过这些规则和制度，活生生的身 体受到“训练、塑造、遵守规则并做出回应”，简而言之，成为适应社会、对社会“有用的身体。”[39]考虑一下这个尤为明显、恰 当的例子：19世纪的沙漏塑像强调蜂腰衬托下的丰乳肥臀，就是可以理解的象征形式，代表家庭的、有性征的(sexualized)的女 性理想。通过使用紧身胸衣和女裙撑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式和男性形式之间强烈的文化对比，以象征的方式将社会和经济生活 中的二元划分明确表现为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与此同时，为了获得具体化的外观，需要一个特别的女性现实(praxis)——用系 带缚紧、吃最少的食物、减少移动性——使女性身体不适宜在指定区域之外活动。用福柯的话说，这就是符合审美准则的“有用 的身体”。 可理解的身体和有用的身体是一种话语的两个方面，就像在上面的例子中，它们相互反映、相互支持。在17世纪关于身体的哲 学观念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即将身体视作机器，反映越来越自动化的劳动力生产机器(mirroring an increasingly more automated productive machinery of labor)；但是两个身体也许会相互抵触、相互嘲讽。如前面提到的，通过使用权力、意志、支 配权和在专业竞技场上成功的可能性这些词汇，一系列当代的代表意义(representation)和形象(image)已经为超越女性食欲、公开 展示苗条的理想编码(code)，这些联想以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卖座电影中的苗条的女超人为视觉载体，通过在女性时装杂志、 节食指南和减肥书籍的广告和文章中定期出现得到传播。但是有成千上万的苗条少女和妇女努力表现这些形象，在努力的过程 中承受种种痛苦：饮食失调、体验强迫性冲动和无休止的自我检查、自我惩罚，但她们决非自己生活的“主人”。 只有在分析包括对“有用的”的身体的关注和阐释时，才可能使形象与实践之间矛盾而难解的关系有所暴露并对此进行有效的文 化分析，我更愿意将“有用的”身体称为实际的身体。尽管这种关注往往是萌芽阶段，理论上形式尚简单，却处于当代女权主义 运动开端的中心位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女性身体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有女性气质 的文化装备(cultural paraphernalia)，所有学习通过身体实践达到视觉与性欲的满足的文化装备——媒体形象、选美游行、高跟 鞋、束腹带、化妆品、伪装高潮——都是维持性别统治的关键因素。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当今时代的女权主义者而言，对女性现实的政治性的关注，尽管还存在于个别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已经 不再是女权主义文化批评的杰作(masterpiece)了。[40]在流行的前线，我们看到《女士》（Ms.）发行的几期关于健美与“风格” 的 杂志，是为80年代定位“自我表现”和“权力”重新建构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reconstructed for the 1980s to pitch “self-expression” and “power”)。尽管女权主义理论的确有自己的工具，但尚未提出瓦解此修辞学并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的批评话语。法国女权主义者 的努力建立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理解阴茎中心和二元文化如何在不同性别的身体上记载下来，但是在将女性身体作为现实 的文化控制的聚焦点进行具体分析这方面却贡献甚微。在我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中，对于女性身体的文化象征的研究蓬勃开 展，经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观点，有助于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解读文化，而且富有启迪意义。[41]但是仅仅研究文化的表现意义 （representation）而不考虑表现意义与身体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使意义模糊甚至令人误解。 关于这一点，海伦娜·米奇(Helena Mitchie)题为《肉体制造词语》(The Flesh Made Word)这一著作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该 书具有深远的意义。米奇对19世纪妇女、食欲和饮食的代表意义进行研究，在女性饮食和女性性欲之间发现隐喻性的联系，聪 慧而且耐人寻味。她认为，女性饥饿“叙述出难以言传的对性和权力的渴望，”[42]这一点我也同意。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不 能刻画妇女进食（用米奇的话说，很明显，这是只能“发生在后台”的活动），这样，这种“表现禁忌”(representational taboo)起 到“编码”的作用，表现妇女性欲的压抑；文化的一般要求也是这样的编码(as does the general cultural requirement)，这些要求记录 在当时的礼仪手册、性别手册中，有教养的妇女饮食要少而精。米奇认为，在当代女权主义者“倒置”(inversions)维多利亚时期 的价值观念时，运用的是同样的编码系统(coding)，这种倒置就是通过为女性进食、女性饥饿欢天喜地的形象来颂扬女性性欲和 权力，明确、丰富而又兴高采烈地将这种编码系统描写出来。 尽管米奇的分析围绕着关于妇女的饥饿、食品和饮食习惯等问题，她并未提及在19世纪末期浮出水面、至今还在蹂躏年轻女士 们的严重的饮食失调。在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意识的研究中，某种程度上反映妇女节食、禁食、束身等实际的场所 (practical arena)；但是在研究的结尾处，当米奇转而考虑当代女权主义文学颂扬女性饮食与女性饥饿，甚至未曾轻描淡写地提及 妇女今天实际上如何控制她们的饥饿，这就使她的分析因缺乏任何具体的社会支柱而随波逐流。米奇关注的唯一焦点就是女权 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未能逃开“阴茎表现编码”（phallic representational codes）[43]，但是女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颂扬并不仅仅在 书写的纸张或是画布上遭到解构，它主要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反主流文化运动，就文化而言已经被当代截然不同的 现实取代。现在，面对妇女们，包括女权主义者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将自己饿死的事实，它对女性肉体的颂扬已经成为一 曲刺耳的不和谐音。 这并不是要否定节食、锻炼和其他的身体管理的形式的好处。事实上，我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斗争场所，在这里，我们必须 努力保持日常习惯，是为了抵抗性别控制，而非为了顺从和性别规范化。我相信，这种努力需要一种坚定的怀疑态度，对于我 们文化提供的看似解放与快乐的途径保持怀疑；它还需要意识到形象(image)与实践(practice)、夸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流行的表现意义(representation)可能有力地运用授权、个人自由、“胜人一筹”的修辞学(rhetoric)和象征主 义，但追求这些理想的女性身体却可能陷入精神涣散、情绪低落、疾病缠身，正如19世纪追求小鸟依人、家庭生活、纤细脆弱 的女性理想时产生的女性身体一样。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及其他的共谋、颠覆和诱惑，以及文化通过这些手段使我们的身体参与 到性别再现中，并对这些状况进行分析，需要我们恢复对女性现实(praxis)的关注，恢复其原有的女性主义政治学的中心地位。 注释 本文过去曾有不同的版本，题目各异，分别是斯托尼·布鲁克(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马萨诸塞大学有关“历史与 性”（History and Sexuality）的会议和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第21届年会上的发言稿。感谢所有曾经在这些场合对我提出意见或 是鼓励的人。本文经修订后，最初发表于Alison Jaggar和Susan Bordo编辑的 (Gender/ Body/ 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ss, 1989）。 [1] 玛丽·道格拉斯，Natural Symbols (New York：Pantheon, 1982),与Pru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and Kegan Paul, 1966)。 [2] 皮埃尔·布尔迪欧，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94页（原文重点） 。 [3] 关于顺从，见米歇尔·福柯，《约束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纽约：Vintage，1979），135—69页。关于对女性实践 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见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制权力的现代化”(“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出自其《女性气质和统治》( New York: Routledge,1990);见苏珊布朗米勒Sus 4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不可否认,男性对容貌的关注有所增加。但是,许多研究证实,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 社会性别差异。198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男性对自己的外表大体满意,事实上,通常是“以积极、自我吹 奉的方式歪曲他们(对自己)形象的感觉"(" Dislike of own bodies found common among women," New york times, March19 1985,p.CI)。但是,研究发现妇女对身体感觉表现出极端的否定评价和歪曲。其他研究表明,当偏离社会支配性的吸引力标准佳 时,妇女比男性受到更加苛刻的评价。 Thomas Cash et al,in" The Great American Shape-Up”, Psychology Today(Apri1986),第34 页,宣布尽管男性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妇女的情况却相应地恶化了。他们引用1985年进行的关于身体感觉的调查的30,000 份答复的结果,并与1972年相似的答复进行对比,宣布1985年的受访人对身体不满意的程度比1972年大大增加,并提出男性的 关注显著加强。在1985年的群体中,对自己外表最为不满的群体,却是十几岁的少女。现在,妇女是节食用品、光顾矿泉疗养 地、节食中心和接受肠道分流术和其他脂肪消除手术的最大消费者。 S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卷:引言( New York: Vintage,1980),第136,94页 6关于这些失调的性别和历史本质:据估计,女性和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人数介于21和41之间,80%的旷野恐惧患者是女性 ( Annette Brodsky and Rachel Hare.- Mustin, Women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Guilford prss1980lpp.116,122)。尽管在80年代 末90年代初公布了更多男性饮食失调的病例,但是据估计奖金90%的厌食症患者是女性( 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mer, anorexia Nervosa: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2), pp 112-13). IEElaine Showalter Ag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1830-980 New York pantheon,1985中,就女性精神病理学进行了详细说明,尤其关注19 世纪的失调,但遗憾的是很少提及旷野恐惧和饮食失调。有关对野恐惧的社会和性别问题的讨论,见 Robert Seidenberg and Karen decrow, Women Who Marry Houses: Panic and Protest in Agoraphobia( New york: McGraw-Hil,1983,关于神经性厌食症的 BisE, JOan Jacobs Brumberg, Fasting Girls: 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在建构这样一个范例时,我不是假扮对任何一种失调的独特的公平对待的姿态。我的目的是要在失调出现时通过对现象的详 细解读绘制某些交叉点、描述一些相似的模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政治的解读 19有关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的传染性,见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ch; Carroll Simth- Rosenberg," The Hysterical Woman:Se Roles and role Conflict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出自她的 Disorderly Conduct: 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merica(Ox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 Martha Vicinus, "Introduction: The Perfect Victorian Lady ", HEMartha Vicinus, Suffer and Be Still: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x-xinA [I1l JLCarol Nadelson and Malkah Notman, The Female Patient(New York: Plenum, 1983), p 5; E M. Sigsworth and T J. Wyke,"A Study of Victorian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Disease,”出自Ⅴ cinus, Suffer and Be Stin,p.82.更多的综合讨论,见 Peter Gay,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Vol. 1: Education of the Sens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9-6801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c,121-44页。脆弱的妇女,一个有着强烈的阶级内涵的理想(就像今天苗条的意义一样),不是维 多利亚文化中发现的唯—点女性气质的概念。但可以论证这是当时唯一最强有力的对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影响所有 阶级的妇女,包括那些不具备物质手段完全实现该理想的妇女。关于对女性食欲的控制和维多利亚女性气质的建构,见 Helena Mitchie, The Flesh Made Word (New York: Oxford, 1987). 2】 Smith- Rosenberg, Disorderly Conduct,203页 [13]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12952 [14]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J: Anchor Double day, 1959) 5]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Dll,1962),36页。一出这种表演的主题歌有一部分这样唱道:“我娶 了琼是多么好的一个女孩这是怎样的天旋地转.生活竟然可以这样!我娶了琼这是怎样的想法爱情是盲 目的这是怎样的妻子! 见 G. Fodor,“ The Phobic Syndrome in Women”,出自Ⅴ Franks andⅤ. Burtle eds, Women in Therapy,( New York: Brunner/Mazel,1974),119页;又见 Kathleen Brehony,“ Women and Agoraphobia”,出自 Violet franks and esther rothblum eds, The Stereotyping of Women,(New York: Springer, 1983) 7见 Jonathan Culler,《罗兰巴特》(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74页。 ∏8关于对苗条理想的其他闸释观点,见本书“ Reading the Slender body”; Kim chernin, 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Susie Orbach, Hunger Strike: The Anorectic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New York: W.w. Norton, 1985) 19有关女性气质的建构如何再现与当代电视广告与食品、饮食、烹调广告中的讨论,见本书 ' Hunger as Ideology” 20) Aimee Liu, Solitaire,(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1230i. 121与此相关的罢工见 Catherine Steiner-Ada1984年做的关于高中女性的研究,它揭示食物和身体形象与问题之间戏剧性的联 系,以及沉着冷静、拥有职业化清醒的头脑美丽的女超人的竞争力。经过一系列的访谈,这些高中女性被分为两个群体 组人对女超人的理想表示怀疑,则雄心勃勃地要实现这个理想。后来进行的诊断测试显示,同意女超人理想的一组人中,94% 有饮食失调的问题;而在另外一组人中,100%没有饮食失调的问题。两个范畴的价值观念在历史上是通过相互之间全然的对立 界定的,不可能同时达到两个范畴的要求;尽管有媒体形象,今天的年轻女性似乎要体验这种不可能之事。 22见本书“ Anorexia Nervosa [23]Dianne Hunter, Hysteria,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H EShirley Garmer, Claire Kahane and Madelon Sprenger eds,The (M)Other Tongu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40. [24] Catherine Clement hElene Cixous, The Newly Born Women, Betsy Wingi:(Minneapolis: Minnesota Press, 1986),42i. 251 Clement与 Cixous, The Newly Born Women,95页 26] Seidenberg与 Decrow, Women Who Marny Houses,31页。 [27] Simth-Rosenberg, Disorderly Conduct, 2080i 8 Orbach, Hunger strike,102页。当我们申视关于歇斯底里、厌食症和旷野恐惧的各种自传和案例分析时,我们发现她们的确 是这样的妇女:人们可能期望她们对指定的女性角色的限制产生挫败感。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鲁耶 Joseph Breuer 的 Stndies on hysteria( New York:Avon,1966),与弗洛伊德稍后的作品Dora: I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New York: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出自其《女性气质和统治》（New York：Routledge，1990）；见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Femininity （New York：Ballantine, 1984）。 [4]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不可否认，男性对容貌的关注有所增加。但是，许多研究证实，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 社会性别差异。198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男性对自己的外表大体满意，事实上，通常是“以积极、自我吹 捧的方式歪曲他们（对自己）形象的感觉”(“Dislike of Own Bodies Found Common Among Women,”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85, p. C1)。但是，研究发现妇女对身体感觉表现出极端的否定评价和歪曲。其他研究表明，当偏离社会支配性的吸引力标准 时，妇女比男性受到更加苛刻的评价。Thomas Cash et al., in “The Great American Shape-Up”, Psychology Today (April 1986)，第34 页，宣布尽管男性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妇女的情况却相应地恶化了。他们引用1985年进行的关于身体感觉的调查的30,000 份答复的结果，并与1972年相似的答复进行对比，宣布1985年的受访人对身体不满意的程度比1972年大大增加，并提出男性的 关注显著加强。在1985年的群体中，对自己外表最为不满的群体，却是十几岁的少女。现在，妇女是节食用品、光顾矿泉疗养 地、节食中心和接受肠道分流术和其他脂肪消除手术的最大消费者。 [5] 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卷：引言（New York：Vintage，1980），第136，94页。 [6] 关于这些失调的性别和历史本质：据估计，女性和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人数介于2:1和4:1之间，80%的旷野恐惧患者是女性 (Annette Brodsky and Rachel Hare-Mustin，Women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Gruilford Prss, 1980], pp. 116, 122)。尽管在80年代 末90年代初公布了更多男性饮食失调的病例，但是据估计奖金90%的厌食症患者是女性(Paul Garfinkel and David Garner, Anorexia Nervosa: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2], pp.112-13)。在Elaine Showalter 的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New York: Pantheon, 1985)中，就女性精神病理学进行了详细说明，尤其关注19 世纪的失调，但遗憾的是很少提及旷野恐惧和饮食失调。有关对旷野恐惧的社会和性别问题的讨论，见Robert Seidenberg and Karen DeCrow, Women Who Marry Houses: Panic and Protest in Agoraphobia (New York: McGraw-Hill, 1983)。关于神经性厌食症的 历史，见Joan Jacobs Brumberg, Fasting Girls: The Emergence of Anorexia Nervosa as a Modern Disea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7] 在建构这样一个范例时，我不是假扮对任何一种失调的独特的公平对待的姿态。我的目的是要在失调出现时通过对现象的详 细解读绘制某些交叉点、描述一些相似的模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政治的解读。 [8] Showalter，The Female Malady，128—29页。 [9] 有关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的传染性，见Showalter，The Female Malady；Carroll Simth-Rosenberg, “The Hysterical Woman: Sex Roles and Role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出自她的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0] Martha Vicinus，“Introduction: The Perfect Victorian Lady”，出自Martha Vicinus，Suffer and Be Still: Women in the Victorian 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 x-xi页。 [11] 见Carol Nadelson and Malkah Notman, The Female Patient (New York: Plenum, 1983), p. 5; E. M. Sigsworth and T.J. Wyke, “A Study of Victorian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Disease,” 出自Vicinus, Suffer and Be Still, p. 82. 更多的综合讨论，见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Vol. 1: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9-68页； Showalter，The Female Malady, 121-44页。脆弱的妇女，一个有着强烈的阶级内涵的理想（就像今天苗条的意义一样），不是维 多利亚文化中发现的唯一一点女性气质的概念。但可以论证这是当时唯一最强有力的对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影响所有 阶级的妇女，包括那些不具备物质手段完全实现该理想的妇女。关于对女性食欲的控制和维多利亚女性气质的建构，见Helena Mitchie, The Flesh Made Word (New York: Oxford, 1987)。 [12] Smith-Rosenberg, Disorderly Conduct，203页。 [13] Showalter，The Female Malady，129页。 [14]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 in Everyday Life,（Garden City, N.J.: Anchor Double day, 1959）。 [15]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Dell，1962），36页。一出这种表演的主题歌有一部分这样唱道：“我娶 了琼……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女孩……这是怎样的天旋地转……生活竟然可以这样！我娶了琼……这是怎样的想法……爱情是盲 目的 ……这是怎样的妻子！” [16] 见I.G.Fodor，“The Phobic Syndrome in Women”，出自V. Franks andV. Burtle eds，Women in Therapy,（New York： Brunner/Mazel, 1974）,119 页；又见Kathleen Brehony， “Women and Agoraphobia”，出自Violet Franks and Esther Rothblum eds., The Stereotyping of Women,（New York：Springer, 1983）。 [17] 见Jonathan Culler，《罗兰·巴特》（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74页。 [18] 关于对苗条理想的其他阐释观点，见本书“Reading the Slender Body”；Kim Chernin，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81）；Susie Orbach， Hunger Strike: The Anorectic Struggle as a Metaphor for our Age（New York: W.W. Norton, 1985）。 [19] 有关女性气质的建构如何再现与当代电视广告与食品、饮食、烹调广告中的讨论，见本书“Hunger as Ideology”。 [20] Aimee Liu, Solitair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123页。 [21] 与此相关的罢工见Catherine Steiner-Adair1984年做的关于高中女性的研究，它揭示食物和身体形象与问题之间戏剧性的联 系，以及沉着冷静、拥有职业化清醒的头脑、美丽的女超人的竞争力。经过一系列的访谈，这些高中女性被分为两个群体：一 组人对女超人的理想表示怀疑，则雄心勃勃地要实现这个理想。后来进行的诊断测试显示，同意女超人理想的一组人中，94% 有饮食失调的问题；而在另外一组人中，100%没有饮食失调的问题。两个范畴的价值观念在历史上是通过相互之间全然的对立 界定的，不可能同时达到两个范畴的要求；尽管有媒体形象，今天的年轻女性似乎要体验这种不可能之事。 [22] 见本书“Anorexia Nervosa”。 [23] Dianne Hunter，“Hysteria,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出自Shirley Garner, Claire Kahane and Madelon Sprenger eds., The (M)Other Tongu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114页。 [24] Catherine Clément与Hélène Cixous, The Newly Born Women, Betsy Wing译（Minneapolis: Minnesota Press, 1986），42页。 [25] Clément与Cixous，The Newly Born Women，95页。 [26] Seidenberg与DeCrow, Women Who Marry Houses，31页。 [27] Simth-Rosenberg, Disorderly Conduct, 208页。 [28] Orbach, Hunger Strike, 102页。当我们审视关于歇斯底里、厌食症和旷野恐惧的各种自传和案例分析时，我们发现她们的确 是这样的妇女：人们可能期望她们对指定的女性角色的限制产生挫败感。在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鲁耶(Joseph Breuer) 的Studies on Hysteria（New York：Avon, 1966），与弗洛伊德稍后的作品Dora: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NewYork：
Macmillan,1963)中,经常谈及他们的患者的不凡的报复、独立的性格、聪慧的智力及独创的努力。而且,我们指导,19世纪 许多后来成为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的妇女,都曾经患过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典型的厌食症是完美主义者,要在 生活的各方面胜人一筹,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得到公认。相似的主题也贯穿于旷野恐惧的文献中,虽然没有这么突出 必须记住这样一点:进行案例分析意味着依赖其他适应文化的个体的感觉 (perceptions of other acculturated individuals 如,有人怀疑,厌食症的广为人知的肖像是冷酷无情、建树非凡成就的人,但我们的文化对于野心勃勃的妇女的态度 不去或者说是复苏的维多利亚主义,可能会影响对这种肖像的看法。求助于自传并不是要逃避这个解释的问题( hermeneutic problem),自传中至少涉及社会建构和激活主题自身心理现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本书中许多地方引用的关于厌食症的自传 文献,充斥着对家庭世界的焦虑及其他暗示对女性气质传统观念的反叛的主题,引人注目。 29)Kim Chernin, The Hungry Self: Women, Eating, and Ident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41-930i 30) 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280i 1Liu, Solitaire,99页。 [32] Brett Silverstein,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hin Standard of Bodily Attractiveness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Joumal of Eating 3]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48页。 34Smih- Rosenberg, Disorderly Conduct,207页。 [36]Brownmiller, Femininity, 1452. [37 Toril Moi, "Representations of Patriarchy: Sex and Epistemology in Freuds Dora", H Charles Bernheimer and Claire Kahane, eds, In Doras Case: Freud-Hysteria-Feminism, 1985), 192d. 38]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136页。 40强调性别化和客观化政治对于反色情运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例见 Andrea dworkin, Catherine Mackinnon的著作)·研究外 表政治学的女权主义者有 Sandra Bartky, Susan brownmiller, Wendy Chapkis, Kim Chernin和 Susie Orbach。女权主义者对米歇尔福 柯的作品的兴趣日益浓厚,产生倾向于世纪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例见 Irene Diamond and Lee quinby,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Boston: Northeastem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1] 8A, JLSusan Suleiman, ed, 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Mitchie, The Flesh Made Word, 135i 43)Mitchie, The Flesh Made Word, 1495
Macmillan, 1963）中，经常谈及他们的患者的不凡的报复、独立的性格、聪慧的智力及独创的努力。而且，我们指导，19世纪 许多后来成为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的妇女，都曾经患过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典型的厌食症是完美主义者，要在 生活的各方面胜人一筹，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得到公认。相似的主题也贯穿于旷野恐惧的文献中，虽然没有这么突出。 必须记住这样一点：进行案例分析意味着依赖其他适应文化的个体的感觉(perceptions of other acculturated individuals)。例 如，有人怀疑，厌食症的广为人知的肖像是冷酷无情、建树非凡成就的人，但我们的文化对于野心勃勃的妇女的态度，即徘徊 不去或者说是复苏的维多利亚主义，可能会影响对这种肖像的看法。求助于自传并不是要逃避这个解释的问题(hermeneutic problem)，自传中至少涉及社会建构和激活主题自身心理现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本书中许多地方引用的关于厌食症的自传 文献，充斥着对家庭世界的焦虑及其他暗示对女性气质传统观念的反叛的主题，引人注目。 [29] Kim Chernin, The Hungry Self: Women, Eating, and Ident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41-93页。 [30] 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28页。 [31] Liu, Solitaire, 99页。 [32] Brett Silverstein, “Possible Causes of the Thin Standard of Bodily Attractiveness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Jounal of Eating Disorders 5（1986）〉907—16。 [33] Showalter，The Female Malady，48页。 [34] Smith-Rosenberg，Disorderly Conduct，207页。 [35] Orbach，Hunger Strike，103页。 [36] Brownmiller, Femininity，14页。 [37] Toril Moi, “ Representations of Patriarchy: Sex and Epistemology in Freud’s Dora”，出自Charles Bernheimer and Claire Kahane, eds., In Dora’s Case: Freud—Hysteria—Feminism, 1985)，192页。 [38]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136页。 [39]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136页。 [40] 强调性别化和客观化政治对于反色情运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例见Andrea Dworkin，Catherine MacKinnon的著作）。研究外 表政治学的女权主义者有Sandra Bartky, Susan Brownmiller, Wendy Chapkis, Kim Chernin和Susie Orbach。女权主义者对米歇尔·福 柯的作品的兴趣日益浓厚，产生倾向于世纪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例见Irene Dianmond and Lee Quinby,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41] 例如，见Susan Suleiman , ed., 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2] Mitchie, The Flesh Made Word，13页。 [43] Mitchie, The Flesh Made Word，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