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在亚洲,现代化意味着“西化,如果中文文本和中国作家表现出受到西方理论影响/感染的症状'他们 也应该如此),为什么,总的来说,还要用关注、怀疑和不赞成的方式看待他们? 在上文中,我已经描述了我作品中的质询,正如我所提到的,被忽略的恰恰是已经西化的主体性的物质现实( the material reality of a Westernized subjectivity),当非西方知识分子进入世界舞台时它一定会出现。丁玲的发展过程相当复杂,像“第三世 界国家中的其他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一样。我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这一点进行目的论 teleologically)的评价,从“不成熟"进步 到成熟”,从“西化进步到中国式的。她晚年向自己的传统起源`回归”( return),除了理想主义者的本土主义论之外,还有 其他方式可以理解。(这一点要求必须对她的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读,也只能在别处得以证实。)因此,女权主义的中国研究学 者仅仅给它添加一个“女权主义的标签就完成民族主义目的论的建构,这一点颇为可疑。相反地,由于强调“中国式是绝对差 异的标志,试图通过女权主义解构父权制话语的霸权主义,也遇到重重的阻力 我刚刚描述了其他妇女被赋予“自己的国别身份和种族身份的方式,然而,矛盾的是,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身 份,当非白人妇女向海外跳望时,女权主义加诸于她们的权威显而易见中国中心主义 sinocentrism)我在上文描述为文 化孤立主义—作为反对西方的一种方式出现,远非解决由西方中心主义( Western centrism)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方法。一些女 权主义中国研究学者试图捍卫“中国女权主义”,并不能真正带领现代中国妇女走上一条光明大道,使她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出现,更可能的结果是导致产生一种复合型的父权制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妇女”被添加其中,为再一次证明一种固有的 纯正“传统”( a pure indigenous" tradition”)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提供最新证据。有些中国妇女度过了她们大半生的俗世生活,明白 她们不再可以依附的正是原本的 originary中国传统这一概念,对于这些妇女来说,在本土主义的意义上提出“中国的女权主 义”,本质上是排他的;它排除的是她们身体力行的与西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她们的主体位置( subject-positions中起 到的作用,虽然这些作用具有矛盾性。 正如我已经提及的,西方专门研究“第三世界"文化的人的理想、以及他们对那些文化成员“太过西化'的指控,是西 性主义评论家面临的“文化困境ˇ的两个方面。由于这种困境不可逆转,它也是难以承受的。但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 的支 地将女权主义在非西方语境下运用。用卡玛拉维斯威斯瓦兰( KamalaⅤ isweswaran,1988,29)的话说,女权主义最根本的重组 价值( the fundamental reconstitutive value和有待表现的女权主义人种学的潜力在于“通过受剥削的经验为自我定位,目的是获得 自我解放。”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这样的特点:它需要一个过程,从理论标志性地出现开始,然后不断得到阐述,直至到达向批评自己的 声音让步的程度。我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是否和其他被压迫群体继续维持联系,取决于它对自己的 历史性( historicity)的理解:在妇女被压迫的经验基础上获得自己的力量和经验,然后反问自己,如何才能为其他人指出类似的 道路,而不需假设一个主导话语的位置(“ master discourse” position不能简单地用多元化或者是世界主义的词汇回应这些他者 these others,女权主义需要正视它在西方的历史。它属于这样一个契机,当时西方思想克服自我的努力,相对而言,仍然得到 物质高度丰富、强调思想自由和个人充分发展的支持。 t belongs to a juncture in time when Western thought' efforts at overcoming itself are still, relatively speaking, supported by a high level of material well-being,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personal mobility *EEX 在西方知识各界脱颖而出的这一历史契机不是偶然发生的,即使它时常(如果不是总是)谈论压迫和牺牲,西方女权主义从其 他人民的存在得到了许多支持,这些人每天继续身体力行着各种形式的排他,许多排他行为发生在领土边界。正是清楚的界限 划分使得我们能够享受舒适和安全,在舒适和安全中将“排他"的概念理论化。( It is the clear demarcation of such borders which allows us the comfort and security in which to theorize the notion of" exclusion” itself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偶然被生在了可以享受舒适 安全的地方,而其他人,就像我样,是通过加入国籍"( naturalization)得到这种待遇的,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说压追我们的人的 语言,而且要“像本国人那样流利∵西化的女权主义者的任务并非要抛弃那门语言,而是要求别人正确地理解自己口音的介 入,不是作为一个本土保护主义的借口,而是一种需要,用女权主义的语言来说,“不时地,需要一种自动自觉,将这个妇 女撕扯成碎片”(赖利,1988。114)—以便其他的历史可以进入 我用这种方式将非西方妇女和女权主义者介绍进来,目的是要理解一系列的问题,在中国最近出现的危机中这些问题尚未曾 被意识到。如所说的,这篇论文很不对称,结尾和开端不能相互呼应。但是“他者妇女“ other women”)的发言,通常都是没有 得体的方式的。对她们而言,发言意味着将手边马上可以找到的东西紧急地进行拼凑,目的在于要为更长久的斗争储存物资 注释 本文部分选自《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n: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nd east),周蕾著,(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 当时哈佛大学举办主题为“民族主义与性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ies的会议,我正准备在会议上宣读论文。我本打算讨论引 净争议的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的作品,但是,看到美国媒体中曝光的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我越来越感到在中国历史的那样时 刻,纯粹关于“性”的演说不合时宜。于是,我决定就目前的事件发表意见本文是那次演说的一部分。 21“其他国家”( the other country)是我参加的讨论小组的标题 3来自1989年6月香港与英国之间召开的一次由卫星传送的电信会议,此次会议名为“香港:荣耀的问题? Hong kong:A Matter of Honor?) H感谢丘莲娜曼诺兹( Giuliana mengzi)的博士论文“ Aspects of the Discourse of wildness Within Modernity”(《比较文学》 尼苏达大学,1989),曼诺兹将《金刚》和《迷雾中的大猩猩》相提并论,提醒我主义两部电影的制作中的巴赫金( Bakhtinian) 对话本质,虽然我运用这种“对话的目的不同 臼S如果有读者有兴趣全面了解批判地对待中国妇女,包括作为历史人物、小说人物或者作者的中国妇女,可以参阅以下资料来 d: Margery Wolf and Roxan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r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Richard W. 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 eds,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Youngstown Philo Press, 1981): Angela Jung Palandri, ed, Women Writer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Asi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2): Anna Gerstlacher,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Jenny Schon, eds, Women in Literature in China ( Bochum: Studienverlag Brockmeyer,1985)。近期杂志中关于中国妇女的重要报道有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al 1988 Camera Obscura,no.18; Wide Angle 11, no.2。当然,此处列出的资料必有遗漏。 [6] sibAg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疑。历史课本告诉我们，在亚洲，现代化意味着“西化”，如果中文文本和中国作家表现出受到西方理论影响/感染的“症状”(他们 也应该如此)，为什么，总的来说，还要用关注、怀疑和不赞成的方式看待他们？ 在上文中，我已经描述了我作品中的质询，正如我所提到的，被忽略的恰恰是已经西化的主体性的物质现实(the material reality of a Westernized subjectivity)，当非西方知识分子进入世界舞台时它一定会出现。丁玲的发展过程相当复杂，像“第三世 界”国家中的其他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一样。我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这一点进行目的论(teleologically)的评价，从“不成熟”进步 到“成熟”，从“西化”进步到“中国式的”。她晚年向自己的传统起源“回归”（return），除了理想主义者的本土主义论之外，还有 其他方式可以理解。（这一点要求必须对她的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读，也只能在别处得以证实。）因此，女权主义的中国研究学 者仅仅给它添加一个“女权主义”的标签就完成民族主义目的论的建构，这一点颇为可疑。相反地，由于强调“中国式”是绝对差 异的标志，试图通过女权主义解构父权制话语的霸权主义，也遇到重重的阻力。 我刚刚描述了其他妇女被赋予“自己的”国别身份和种族身份的方式，然而，矛盾的是，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拥有了自己的身 份，当非白人妇女向海外眺望时，女权主义加诸于她们的“权威”显而易见。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在上文描述为文 化孤立主义——作为反对西方的一种方式出现，远非解决由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ism）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方法。一些女 权主义中国研究学者试图捍卫“中国女权主义”，并不能真正带领现代中国妇女走上一条光明大道，使她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出现，更可能的结果是导致产生一种复合型的父权制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妇女”被添加其中，为再一次证明一种固有的 纯正“传统”（a pure indigenous “tradition”）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提供最新证据。有些中国妇女度过了她们大半生的俗世生活，明白 她们不再可以依附的正是“原本的”(“originary”)中国传统这一概念，对于这些妇女来说，在本土主义的意义上提出“中国的女权主 义”，本质上是排他的；它排除的是她们身体力行的与西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她们的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中起 到的作用，虽然这些作用具有矛盾性。 正如我已经提及的，西方专门研究“第三世界”文化的人的理想、以及他们对那些文化成员“太过西化”的指控，是西化了的女 性主义评论家面临的“文化困境”的两个方面。由于这种困境不可逆转，它也是难以承受的。但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最恰当 地将女权主义在非西方语境下运用。用卡玛拉·维斯威斯瓦兰(Kamala Visweswaran, 1988，29）的话说，女权主义最根本的重组 价值(the fundamental reconstitutive value)和有待表现的女权主义人种学的潜力在于“通过受剥削的经验为自我定位，目的是获得 自我解放。”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这样的特点：它需要一个过程，从理论标志性地出现开始，然后不断得到阐述，直至到达向批评自己的 声音让步的程度。我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是否和其他被压迫群体继续维持联系，取决于它对自己的 历史性(historicity)的理解：在妇女被压迫的经验基础上获得自己的力量和经验，然后反问自己，如何才能为其他人指出类似的 道路，而不需假设一个“主导话语”的位置(“master discourse” position)。不能简单地用多元化或者是世界主义的词汇回应这些他者 (these others)，女权主义需要正视它在西方的历史。它属于这样一个契机，当时西方思想克服自我的努力，相对而言，仍然得到 物质高度丰富、强调思想自由和个人充分发展的支持。(It belongs to a juncture in time when Western thought’s efforts at overcoming itself are still, relatively speaking, supported by a high level of material well-being,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personal mobility.)女权主义 在西方知识各界脱颖而出的这一历史契机不是偶然发生的，即使它时常（如果不是总是）谈论压迫和牺牲，西方女权主义从其 他人民的存在得到了许多支持，这些人每天继续身体力行着各种形式的排他，许多排他行为发生在领土边界。正是清楚的界限 划分使得我们能够享受舒适和安全，在舒适和安全中将“排他”的概念理论化。(It is the clear demarcation of such borders which allows us the comfort and security in which to theorize the notion of “exclusion” itself.)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偶然被生在了可以享受舒适 安全的地方，而其他人，就像我一样，是通过“加入国籍”(naturalization)得到这种待遇的，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说压迫我们的人的 语言，而且要“像本国人那样流利”。西化的女权主义者的任务并非要抛弃那门语言，而是要求别人正确地理解自己口音的介 入，不是作为一个本土保护主义的借口，而是一种需要，用女权主义的语言来说，“不时地，需要一种自动自觉，将这个‘妇 女’撕扯成碎片”（赖利，1988, 114）——以便其他的历史可以进入。 我用这种方式将非西方妇女和女权主义者介绍进来，目的是要理解一系列的问题，在中国最近出现的危机中这些问题尚未曾 被意识到。如所说的，这篇论文很不对称，结尾和开端不能相互呼应。但是“他者妇女”(“other women”)的发言，通常都是没有 得体的方式的。对她们而言，发言意味着将手边马上可以找到的东西紧急地进行拼凑，目的在于要为更长久的斗争储存物资。 注释 *本文部分选自《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周蕾著，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1] 当时哈佛大学举办主题为“民族主义与性”(Nationalism and Sexualities)的会议，我正准备在会议上宣读论文。我本打算讨论引 起争议的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的作品，但是，看到美国媒体中曝光的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我越来越感到在中国历史的那样时 刻，纯粹关于“性”的演说不合时宜。于是，我决定就目前的事件发表意见。本文是那次演说的一部分。 [2] “其他国家”（the other country）是我参加的讨论小组的标题。 [3] 来自1989年6月香港与英国之间召开的一次由卫星传送的电信会议，此次会议名为“香港：荣耀的问题？”(Hong Kong: A Matter of Honor?) [4] 感谢丘莲娜·曼诺兹(Giuliana Menozzi)的博士论文“Aspects of the Discourse of Wildness Within Modernity”（《比较文学》，明 尼苏达大学，1989），曼诺兹将《金刚》和《迷雾中的大猩猩》相提并论，提醒我主义两部电影的制作中的巴赫金(Bakhtinian) 对话本质，虽然我运用这种“对话”的目的不同。 [5] 如果有读者有兴趣全面了解批判地对待中国妇女，包括作为历史人物、小说人物或者作者的中国妇女，可以参阅以下资料来 源：Margery Wolf and Roxanne Witke, 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Richard W. 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 eds., Women in Chi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Youngstown: Philo Press, 1981)；Angela Jung Palandri, ed., Women Writer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sian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2)；Anna Gerstlacher,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Jenny Schon, eds., Women in Literature in China （Bochum: Studienverlag Brockmeyer, 1985）。近期杂志中关于中国妇女的重要报道有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all 1988; Camera Obscura, no. 18; Wide Angle 11, no. 2。当然，此处列出的资料必有遗漏。 [6] 见费边的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