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到了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地步：如果对外不能对付蛮夷使之臣服，国内的叛乱就 易于发生。中国的历代王朝，大都是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垮台的。所以，每 个政权都孜孜以求，务使对外关系能在事实上同理论相符，借此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权。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有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它同中国文化区的范围没有 密切关联。构成汉字圈的异族国家，是由汉字和儒家学说之类的文化纽带与中国连在 一起的。而内亚圈则由显然非中国文化的民族组成（其中包括满、蒙、回、藏等民 族)，尽管他们在社会或文化方面都与中国大不相同。例如，他们的文字是用字母的， 经济大部分是游牧式的，政治组织主要是部落式的。然而，他们一直未被排除在中国 的世界秩序之外，因为这些来自内亚草原的能骑善射的民族，在使用火器之前的漫长 的马战时代，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格于地理形势，以中国文化为根据 的天子至尊的理论，不得不向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妥协。就战略上说，“中华 帝国”必须是实际的大陆性“东亚帝国”，从帕米尔高原直至釜山，这些地方都是中 国每个大王朝力图控制的。在这个帝国之内，内亚的异族部落源源不断地提供冲锋陷 阵的突击队，成为政府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 内亚民族优越，可以时时借此控制他们，但这种手段有时也会失效。于是从汉朝至清 朝的2000年间，内亚的异族战士在中华帝国的战争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蛮族”入侵终至元(1279一1368年)、清两代达于顶点。[② 这些异族王朝一旦在北京奠基，便采取许多新的措施。但整个来说，他们仍用中 国的传统治理中国，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它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 是通过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 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到了明清两代，朝贡的名称还部分地保持着。如果 外国要同中国接触，就应当朝贡，有时还可能被强制这样做。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 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仪式。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到了后来，即使外国人不遵 行朝贡仪式，中国在文字记载中仍对外国人使用朝贡词汇。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勋 爵以专使身份访华。他只对乾隆皇帝行了屈膝礼，但仍被记载为磕头伏拜。这类例子 并非绝无仅有。 因此，中国大陆和台湾继承了这一套历史先例和成为定制的立场。这套东西与欧 洲那种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传统大相径庭。近代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难 于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 这种传统不只是历史趣谈，它还累及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 要研究这个课题，当然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其他方面，从中国人和非 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全面考虑2000年间中国与它所知道的所有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 但是，要充分探讨如此宽泛的一个领域，只能依靠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写出 来的优秀论文：最好的办法是像本书大部分论文那样，对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清代 (1644一1912年)的具体事例进行个案研究。 一些假设：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源流 本书用现代语言评估近代初期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分析了由中 国和与之接触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国际秩序的结构和功能。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 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直到1911年，它还像夕阳残照，余晖未尽。经到了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地步；如果对外不能对付蛮夷使之臣服，国内的叛乱就 易于发生。中国的历代王朝，大都是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垮台的。所以，每 个政权都孜孜以求，务使对外关系能在事实上同理论相符，借此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权。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有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它同中国文化区的范围没有 密切关联。构成汉字圈的异族国家，是由汉字和儒家学说之类的文化纽带与中国连在 一起的。而内亚圈则由显然非中国文化的民族组成（其中包括满、蒙、回、藏等民 族），尽管他们在社会或文化方面都与中国大不相同。例如，他们的文字是用字母的， 经济大部分是游牧式的，政治组织主要是部落式的。然而，他们一直未被排除在中国 的世界秩序之外，因为这些来自内亚草原的能骑善射的民族，在使用火器之前的漫长 的马战时代，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格于地理形势，以中国文化为根据 的天子至尊的理论，不得不向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妥协。就战略上说，“中华 帝国”必须是实际的大陆性“东亚帝国”，从帕米尔高原直至釜山，这些地方都是中 国每个大王朝力图控制的。在这个帝国之内，内亚的异族部落源源不断地提供冲锋陷 阵的突击队，成为政府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 内亚民族优越，可以时时借此控制他们，但这种手段有时也会失效。于是从汉朝至清 朝的 2000 年间，内亚的异族战士在中华帝国的战争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蛮族”入侵终至元（1279—1368 年）、清两代达于顶点。[②] 这些异族王朝一旦在北京奠基，便采取许多新的措施。但整个来说，他们仍用中 国的传统治理中国，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它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 是通过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 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到了明清两代，朝贡的名称还部分地保持着。如果 外国要同中国接触，就应当朝贡，有时还可能被强制这样做。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 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仪式。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到了后来，即使外国人不遵 行朝贡仪式，中国在文字记载中仍对外国人使用朝贡词汇。1793 年，英国马戛尔尼勋 爵以专使身份访华。他只对乾隆皇帝行了屈膝礼，但仍被记载为磕头伏拜。这类例子 并非绝无仅有。 因此，中国大陆和台湾继承了这一套历史先例和成为定制的立场。这套东西与欧 洲那种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传统大相径庭。近代中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难 于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 这种传统不只是历史趣谈，它还累及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 要研究这个课题，当然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其他方面，从中国人和非 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全面考虑 2000 年间中国与它所知道的所有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 但是，要充分探讨如此宽泛的一个领域，只能依靠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写出 来的优秀论文；最好的办法是像本书大部分论文那样，对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清代 （1644—1912 年）的具体事例进行个案研究。 一些假设：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源流 本书用现代语言评估近代初期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分析了由中 国和与之接触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国际秩序的结构和功能。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 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直到 1911 年，它还像夕阳残照，余晖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