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初步的构想 费正清 一种初步的构想 本书论述20世纪以前一一主要是清代(1644一1912年)一一中国与异邦的关系问 题。本书各位作者考察了中华帝国和它的世界秩序，他们的依据一分是中国的自我 评价，一部分是一些局外人的观感。这样，中国古老的朝贡制度从里到外，从理论到 实践都得到详细的剖析。 我认为，这种成果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一种几乎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曾处 理过大多数人类“邦际”关系的制度。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某些个人的重要政治经历 与当今世界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些难以确定的关系。 在开始个案研究之前，我们在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提出大体的构想。这种定制， 即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的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不断地将这 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地保存下来。 中国中心主义及其问题 东亚社会一一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及小岛王国琉球一一都是由古代中国分衍 出来，并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 意文字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 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然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而 在地理上，中国又与西亚和南亚隔绝，使它成为特殊的大文化区。照欧洲人的说法， 这里就是“远东”。但以中国人的说法，这个“远东”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由天 子统率的所谓“天下”（普天之下）有时包括中国以外的整个世界。但在习惯上， 般是指中华帝国。无论如何，它包括了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的主要部分。[①] 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 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 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 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不 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甚或“邦际”这些名词对于这种关系似乎都不恰当。 我们更愿意称它为中国的世界秩序。 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 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 们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 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 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 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 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 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但 在事实上，这种理论往往不被遵守。因此，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把理 论上的要求付诸实施。俄国和英国的使节不肯磕头，中国人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因为 他们企图有意无意地破坏历来的定制。中国的国外秩序与国内秩序如此息息相关，己
一种初步的构想 费正清 一种初步的构想 本书论述 20 世纪以前——主要是清代（1644—1912 年）——中国与异邦的关系问 题。本书各位作者考察了中华帝国和它的世界秩序，他们的依据一部分是中国的自我 评价，一部分是一些局外人的观感。这样，中国古老的朝贡制度从里到外，从理论到 实践都得到详细的剖析。 我认为，这种成果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一种几乎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曾处 理过大多数人类“邦际”关系的制度。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某些个人的重要政治经历 与当今世界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些难以确定的关系。 在开始个案研究之前，我们在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提出大体的构想。这种定制， 即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的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不断地将这 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地保存下来。 中国中心主义及其问题 东亚社会——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及小岛王国琉球——都是由古代中国分衍 出来，并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 意文字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 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然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而 在地理上，中国又与西亚和南亚隔绝，使它成为特殊的大文化区。照欧洲人的说法， 这里就是“远东”。但以中国人的说法，这个“远东”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由天 子统率的所谓“天下”（普天之下）有时包括中国以外的整个世界。但在习惯上，一 般是指中华帝国。无论如何，它包括了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的主要部分。[①] 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 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 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 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不 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甚或“邦际”这些名词对于这种关系似乎都不恰当。 我们更愿意称它为中国的世界秩序。 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 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 们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 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 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 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 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 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但 在事实上，这种理论往往不被遵守。因此，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把理 论上的要求付诸实施。俄国和英国的使节不肯磕头，中国人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因为 他们企图有意无意地破坏历来的定制。中国的国外秩序与国内秩序如此息息相关，已
经到了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地步：如果对外不能对付蛮夷使之臣服，国内的叛乱就 易于发生。中国的历代王朝，大都是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垮台的。所以，每 个政权都孜孜以求，务使对外关系能在事实上同理论相符，借此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权。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有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它同中国文化区的范围没有 密切关联。构成汉字圈的异族国家，是由汉字和儒家学说之类的文化纽带与中国连在 一起的。而内亚圈则由显然非中国文化的民族组成（其中包括满、蒙、回、藏等民 族)，尽管他们在社会或文化方面都与中国大不相同。例如，他们的文字是用字母的， 经济大部分是游牧式的，政治组织主要是部落式的。然而，他们一直未被排除在中国 的世界秩序之外，因为这些来自内亚草原的能骑善射的民族，在使用火器之前的漫长 的马战时代，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格于地理形势，以中国文化为根据 的天子至尊的理论，不得不向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妥协。就战略上说，“中华 帝国”必须是实际的大陆性“东亚帝国”，从帕米尔高原直至釜山，这些地方都是中 国每个大王朝力图控制的。在这个帝国之内，内亚的异族部落源源不断地提供冲锋陷 阵的突击队，成为政府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 内亚民族优越，可以时时借此控制他们，但这种手段有时也会失效。于是从汉朝至清 朝的2000年间，内亚的异族战士在中华帝国的战争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蛮族”入侵终至元(1279一1368年)、清两代达于顶点。[② 这些异族王朝一旦在北京奠基，便采取许多新的措施。但整个来说，他们仍用中 国的传统治理中国，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它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 是通过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 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到了明清两代，朝贡的名称还部分地保持着。如果 外国要同中国接触，就应当朝贡，有时还可能被强制这样做。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 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仪式。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到了后来，即使外国人不遵 行朝贡仪式，中国在文字记载中仍对外国人使用朝贡词汇。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勋 爵以专使身份访华。他只对乾隆皇帝行了屈膝礼，但仍被记载为磕头伏拜。这类例子 并非绝无仅有。 因此，中国大陆和台湾继承了这一套历史先例和成为定制的立场。这套东西与欧 洲那种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传统大相径庭。近代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难 于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 这种传统不只是历史趣谈，它还累及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 要研究这个课题，当然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其他方面，从中国人和非 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全面考虑2000年间中国与它所知道的所有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 但是，要充分探讨如此宽泛的一个领域，只能依靠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写出 来的优秀论文：最好的办法是像本书大部分论文那样，对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清代 (1644一1912年)的具体事例进行个案研究。 一些假设：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源流 本书用现代语言评估近代初期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分析了由中 国和与之接触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国际秩序的结构和功能。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 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直到1911年，它还像夕阳残照，余晖未尽
经到了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地步；如果对外不能对付蛮夷使之臣服，国内的叛乱就 易于发生。中国的历代王朝，大都是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垮台的。所以，每 个政权都孜孜以求，务使对外关系能在事实上同理论相符，借此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权。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有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它同中国文化区的范围没有 密切关联。构成汉字圈的异族国家，是由汉字和儒家学说之类的文化纽带与中国连在 一起的。而内亚圈则由显然非中国文化的民族组成（其中包括满、蒙、回、藏等民 族），尽管他们在社会或文化方面都与中国大不相同。例如，他们的文字是用字母的， 经济大部分是游牧式的，政治组织主要是部落式的。然而，他们一直未被排除在中国 的世界秩序之外，因为这些来自内亚草原的能骑善射的民族，在使用火器之前的漫长 的马战时代，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格于地理形势，以中国文化为根据 的天子至尊的理论，不得不向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妥协。就战略上说，“中华 帝国”必须是实际的大陆性“东亚帝国”，从帕米尔高原直至釜山，这些地方都是中 国每个大王朝力图控制的。在这个帝国之内，内亚的异族部落源源不断地提供冲锋陷 阵的突击队，成为政府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 内亚民族优越，可以时时借此控制他们，但这种手段有时也会失效。于是从汉朝至清 朝的 2000 年间，内亚的异族战士在中华帝国的战争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蛮族”入侵终至元（1279—1368 年）、清两代达于顶点。[②] 这些异族王朝一旦在北京奠基，便采取许多新的措施。但整个来说，他们仍用中 国的传统治理中国，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它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 是通过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 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到了明清两代，朝贡的名称还部分地保持着。如果 外国要同中国接触，就应当朝贡，有时还可能被强制这样做。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 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仪式。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到了后来，即使外国人不遵 行朝贡仪式，中国在文字记载中仍对外国人使用朝贡词汇。1793 年，英国马戛尔尼勋 爵以专使身份访华。他只对乾隆皇帝行了屈膝礼，但仍被记载为磕头伏拜。这类例子 并非绝无仅有。 因此，中国大陆和台湾继承了这一套历史先例和成为定制的立场。这套东西与欧 洲那种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传统大相径庭。近代中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难 于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 这种传统不只是历史趣谈，它还累及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 要研究这个课题，当然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其他方面，从中国人和非 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全面考虑 2000 年间中国与它所知道的所有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 但是，要充分探讨如此宽泛的一个领域，只能依靠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写出 来的优秀论文；最好的办法是像本书大部分论文那样，对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清代 （1644—1912 年）的具体事例进行个案研究。 一些假设：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源流 本书用现代语言评估近代初期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分析了由中 国和与之接触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国际秩序的结构和功能。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 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直到 1911 年，它还像夕阳残照，余晖未尽
然而，我们无法单用现代语言理解这种国际秩序。如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那样， 要用现代英语词汇理解这种秩序，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和其他东亚民族是如何 用自己的语言理解这种秩序的。一旦在此基础上设法了解它的结构和作用，我们就进 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例如，我们会发现，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国际 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 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进行研究时，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自觉地展示两种不同系统的 术语：一是源于东亚的语言，体现了这种秩序的理论和实践，是参与各方所了解的： 一是我们在分析这种秩序时使用的英语术语。 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初步假设框架包括以下各点，我们是从其起源开始来探讨 中国的世界秩序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1.中国的世界最初是以农业为本的文化孤岛。它从华北向外一一主要是向南一一 扩张，把周围地区逐渐吸收进来。它一直是人们所知的世界的中心，而对于古代西方 的一些别的中心则知之甚少。后来，游牧民族终于出现于蒙古草原，在中国的世界之 边缘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中国又较中国贫穷的社会。在战争中它有时比中国强，但在文 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 2.中国的世界（天下）从未丧失其大一统的意义和文化的完整性。即使在中国的 “封建”时代（公元前403一前221年的战国时代）[③]，政治上群雄并立，割据称王， 但在理论上他们仍然从属于周朝统治者。到公元前221年，秦王统一各国，建立了秦 帝国，中国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大一统得到重新确立。向外扩张的运动不断把中国的边 界向南推进，并在朝鲜、北越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前哨基地。 3.中国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制的和反平等主义的。它的人民按性别、亲族关 系和社会作用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男尊女卑，长重于幼，少数士大夫又优于文盲大众。 但是，不存在世袭的种姓等级制度。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实践上，个别杰出 人物由于具有“君子”之德，或者经过科举考试等，可以跻身于精英之列。确立这种 等级制度的儒家哲学已经成为正统学说。士大夫支持这种哲学，并且通过确立名为 “三纲”的上统下属的理论，以忠恕之道分别规定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使之永 世不变。 4.中国的世界的主宰是天子，在理论上他具有无限权能。他是军事领袖、行政长 官、法官、教宗、哲人、鉴赏家、艺术和文学的赞助者，万事咸集一身。他履行多种 职责，所以超乎常人。古代商朝的每个君王下葬时都有数百个扈从陪葬。天子之所以 超乎常人，是因为他们有独一无二的作用：维持人类的秩序，并维持人类社会与天地 之间的和谐。 5.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社会秩序，在其构成因素中，包含着大量超乎寻常的思想 成分。换言之，这种制度的维持，在于十分强调一种正统思想，特别是这样一种观念， 即正确的义理一定要表现在德行上，而个人的威望和影响也可借此得以提高。根据正 常的标准，德行可以借范例导人于善。根据这种神秘的说法，正当的仪礼会影响观礼 者，使他在内心中确认统治者、官吏和“君子”的权威。这样，经由正当行为（包括 礼)表现出来的正当原则，可以树立威望和权力，从而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 6.教育和经典中的教义向人们灌输一些正确的标准，促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 的和谐，由此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小人”不容易受这些正当礼仪和正当原则 (理)的影响，对他们要靠有效的、必要的法规和奖惩制度（法）加以管理。精明的 行政官员（法家）懂得如何将这两套统治工具兼施并用
然而，我们无法单用现代语言理解这种国际秩序。如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那样， 要用现代英语词汇理解这种秩序，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和其他东亚民族是如何 用自己的语言理解这种秩序的。一旦在此基础上设法了解它的结构和作用，我们就进 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例如，我们会发现，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国际 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 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进行研究时，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自觉地展示两种不同系统的 术语：一是源于东亚的语言，体现了这种秩序的理论和实践，是参与各方所了解的； 一是我们在分析这种秩序时使用的英语术语。 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初步假设框架包括以下各点，我们是从其起源开始来探讨 中国的世界秩序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1.中国的世界最初是以农业为本的文化孤岛。它从华北向外——主要是向南—— 扩张，把周围地区逐渐吸收进来。它一直是人们所知的世界的中心，而对于古代西方 的一些别的中心则知之甚少。后来，游牧民族终于出现于蒙古草原，在中国的世界之 边缘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中国又较中国贫穷的社会。在战争中它有时比中国强，但在文 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 2.中国的世界（天下）从未丧失其大一统的意义和文化的完整性。即使在中国的 “封建”时代（公元前 403—前 221 年的战国时代）[③]，政治上群雄并立，割据称王， 但在理论上他们仍然从属于周朝统治者。到公元前 221 年，秦王统一各国，建立了秦 帝国，中国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大一统得到重新确立。向外扩张的运动不断把中国的边 界向南推进，并在朝鲜、北越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前哨基地。 3.中国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制的和反平等主义的。它的人民按性别、亲族关 系和社会作用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男尊女卑，长重于幼，少数士大夫又优于文盲大众。 但是，不存在世袭的种姓等级制度。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实践上，个别杰出 人物由于具有“君子”之德，或者经过科举考试等，可以跻身于精英之列。确立这种 等级制度的儒家哲学已经成为正统学说。士大夫支持这种哲学，并且通过确立名为 “三纲”的上统下属的理论，以忠恕之道分别规定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使之永 世不变。 4.中国的世界的主宰是天子，在理论上他具有无限权能。他是军事领袖、行政长 官、法官、教宗、哲人、鉴赏家、艺术和文学的赞助者，万事咸集一身。他履行多种 职责，所以超乎常人。古代商朝的每个君王下葬时都有数百个扈从陪葬。天子之所以 超乎常人，是因为他们有独一无二的作用：维持人类的秩序，并维持人类社会与天地 之间的和谐。 5.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社会秩序，在其构成因素中，包含着大量超乎寻常的思想 成分。换言之，这种制度的维持，在于十分强调一种正统思想，特别是这样一种观念， 即正确的义理一定要表现在德行上，而个人的威望和影响也可借此得以提高。根据正 常的标准，德行可以借范例导人于善。根据这种神秘的说法，正当的仪礼会影响观礼 者，使他在内心中确认统治者、官吏和“君子”的权威。这样，经由正当行为（包括 礼）表现出来的正当原则，可以树立威望和权力，从而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 6.教育和经典中的教义向人们灌输一些正确的标准，促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 的和谐，由此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小人”不容易受这些正当礼仪和正当原则 （理）的影响，对他们要靠有效的、必要的法规和奖惩制度（法）加以管理。精明的 行政官员（法家）懂得如何将这两套统治工具兼施并用
7.天子拥有两方面的主导权，一是借由礼仪宣扬经典的教义，一是用“法”来实 行奖惩。天子是社会和政府的最高核心。人民效忠和敬畏的具体对象是天子，而不是 “国家”、“民族”、“人民”等任何非人格化的抽象概念。天子的统治是人治。 8.皇帝利用两种行政结构进行统治。较古的一种基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后来 的一种是官僚式的，这两种结构同时存在。综观1912年前的整个帝制时代，中国内政 方面广泛的官僚结构，同皇帝与皇亲国戚和皇族外某些达官贵人之间以个人关系为基 础的古老权力结构一直并行不悖。从广义上说，这就是各个朝代所建立的贵族政治。 在许多方面，它可以被称为封建制度。若用很笼统的使人容易张冠李戴的欧洲术语来 说明，就是皇帝“封”许多世袭的诸侯（藩），他们反过来向皇帝进“贡”。首先是 封皇族内的“封建领主”（宗藩），给予他们权力和衔位，或者至少是赏赐。这些人 包括皇室亲王，甚至还有皇帝的妃嫔。接着是封“内藩”，最著名的例子是1644年满 族入关时的三位汉族合作者，他们后来在1672一1683年间发动了“三藩之乱”。最后 是封“外藩”，他们是州郡的统治者，或是中国本土以外的统治者。所有这些藩属都 是世袭的，虽然有些藩属的爵位每过一代降低一等，直至消失。“贡”本是纳税之谓， 一般是奉献礼物，特别是土产（方物）。 9.第二种行政结构就是官僚制度。它在秦代和前汉（公元前221年以后）就扩及 整个中原地区。官僚政府起用合格的专业行政官员，给予一定地域的管辖权，付给固 定的薪俸，通过往来公文加以控制，且有预定的任期。这套办法主要是由“法家”发 展起来的，他们以善于运用非人治的法著称，但实际上是整个严密的官僚政治制度的 发明者。他们设法将帝国分为“郡”和“县”，为中国的政治权术开创了久远的传统。 [④] 10.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天子独一无二的集中统治所以能够在如此幅员辽阔和复杂 的地域以及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得到维持，完全是由于这种统治只是表面上的。皇帝作 为国家统一的一个象征高高在上，因为他的臣僚并不想直接统治乡村。而那些得到教 化的地方精英（主要是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在作为社会秩序的柱石忠于皇帝的同时， 支配着乡村。这些地方精英（或曰士绅阶级），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因而忠贞不贰， 信奉正统的教义。他们已变为社会特权阶层，对于身在其中的社会秩序具有信心。 11.这种效忠意识不仅及于中国的世界内之精英统治者，而且及于中国境外与中国 有过任何接触的藩属统治者。在中国人看来，这是确定了的：天子全智全能的榜样和 德行所具有的神秘影响力，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可以超越中国疆界，普及全人类， 给予他们和平与秩序。尽管这种影响力已逐渐衰微，但仍然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 度的组成部分。由于地方行政的官僚结构不能远及中国以外的统治者，所以他们便直 接归附皇帝，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成为皇帝个人的或“封建”的行政制度之残存组织 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栗原朋信教授所做结论的理论背景。[⑤]他从对于古代印章的研究中发现， 天子的内藩包括大臣、封建亲王以及中国本土地位较低的王公贵族。在中国本土，天 子的德行广被，“礼”和“法”均行之有效。外藩的地位较低，他们统治中国的边缘 地区，皇帝的德行尚能发生影响，所以“礼”有效而“法”无存（即天子没有直接的 强制权)。栗原朋信教授指出，匈奴的单于是“客臣”，是属于第三类的，在这个野 蛮的游牧民族中间，皇帝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唯有“礼”的一些特殊方面才行之有 效。 12.就其典型性而言，随着中国统治地域的扩张，一个时期（例如周朝）的“外藩” 逐渐变为后来（例如秦、汉时期）的“内藩”。华南的南越国的统治者就是一个例子， 该国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与此相似，汉代居于蒙古草原的匈奴的“客臣”地
7.天子拥有两方面的主导权，一是借由礼仪宣扬经典的教义，一是用“法”来实 行奖惩。天子是社会和政府的最高核心。人民效忠和敬畏的具体对象是天子，而不是 “国家”、“民族”、“人民”等任何非人格化的抽象概念。天子的统治是人治。 8.皇帝利用两种行政结构进行统治。较古的一种基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后来 的一种是官僚式的，这两种结构同时存在。综观 1912 年前的整个帝制时代，中国内政 方面广泛的官僚结构，同皇帝与皇亲国戚和皇族外某些达官贵人之间以个人关系为基 础的古老权力结构一直并行不悖。从广义上说，这就是各个朝代所建立的贵族政治。 在许多方面，它可以被称为封建制度。若用很笼统的使人容易张冠李戴的欧洲术语来 说明，就是皇帝“封”许多世袭的诸侯（藩），他们反过来向皇帝进“贡”。首先是 封皇族内的“封建领主”（宗藩），给予他们权力和衔位，或者至少是赏赐。这些人 包括皇室亲王，甚至还有皇帝的妃嫔。接着是封“内藩”，最著名的例子是 1644 年满 族入关时的三位汉族合作者，他们后来在 1672—1683 年间发动了“三藩之乱”。最后 是封“外藩”，他们是州郡的统治者，或是中国本土以外的统治者。所有这些藩属都 是世袭的，虽然有些藩属的爵位每过一代降低一等，直至消失。“贡”本是纳税之谓， 一般是奉献礼物，特别是土产（方物）。 9.第二种行政结构就是官僚制度。它在秦代和前汉（公元前 221 年以后）就扩及 整个中原地区。官僚政府起用合格的专业行政官员，给予一定地域的管辖权，付给固 定的薪俸，通过往来公文加以控制，且有预定的任期。这套办法主要是由“法家”发 展起来的，他们以善于运用非人治的法著称，但实际上是整个严密的官僚政治制度的 发明者。他们设法将帝国分为“郡”和“县”，为中国的政治权术开创了久远的传统。 [④] 10.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天子独一无二的集中统治所以能够在如此幅员辽阔和复杂 的地域以及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得到维持，完全是由于这种统治只是表面上的。皇帝作 为国家统一的一个象征高高在上，因为他的臣僚并不想直接统治乡村。而那些得到教 化的地方精英（主要是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在作为社会秩序的柱石忠于皇帝的同时， 支配着乡村。这些地方精英（或曰士绅阶级），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因而忠贞不贰， 信奉正统的教义。他们已变为社会特权阶层，对于身在其中的社会秩序具有信心。 11.这种效忠意识不仅及于中国的世界内之精英统治者，而且及于中国境外与中国 有过任何接触的藩属统治者。在中国人看来，这是确定了的：天子全智全能的榜样和 德行所具有的神秘影响力，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可以超越中国疆界，普及全人类， 给予他们和平与秩序。尽管这种影响力已逐渐衰微，但仍然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 度的组成部分。由于地方行政的官僚结构不能远及中国以外的统治者，所以他们便直 接归附皇帝，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成为皇帝个人的或“封建”的行政制度之残存组织 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栗原朋信教授所做结论的理论背景。[⑤]他从对于古代印章的研究中发现， 天子的内藩包括大臣、封建亲王以及中国本土地位较低的王公贵族。在中国本土，天 子的德行广被，“礼”和“法”均行之有效。外藩的地位较低，他们统治中国的边缘 地区，皇帝的德行尚能发生影响，所以“礼”有效而“法”无存（即天子没有直接的 强制权）。栗原朋信教授指出，匈奴的单于是“客臣”，是属于第三类的，在这个野 蛮的游牧民族中间，皇帝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唯有“礼”的一些特殊方面才行之有 效。 12.就其典型性而言，随着中国统治地域的扩张，一个时期（例如周朝）的“外藩” 逐渐变为后来（例如秦、汉时期）的“内藩”。华南的南越国的统治者就是一个例子， 该国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与此相似，汉代居于蒙古草原的匈奴的“客臣”地
位最终被蒙古人取代，蒙古人先是明朝的“外藩”，后来成为清朝的亲密盟友和臣属， 虽然他们仍然被称为“外藩”。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之世界的影响力向外扩张时， 异族统治者就会同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在理论上，他们都不可抗拒地被优越的（中 华)文明拖入了这种关系(“来化”)。 比较起来，欧洲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就理论上而言，在基督教文化区内，这些 国家都是彼此独立、主权平等的。由于欧洲各国的疆域判然划分，又各自有其法统观 念，欧洲的秩序便依靠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中国的世界秩序则相反，它在理论 上是由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管理的。它不是按照主权平等的方式划分疆界，而是让所 有的地方当局服从皇帝高度集中且令人敬畏的权力。这种上统下属的组织原则也适用 于东亚异族政权之间，那是在中国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过问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在 满族与蒙古族、萨摩藩人与琉球人，甚至是在尼泊尔人与藏族人之间。以中国为中心 的相互关系，显然是屡见于东亚地区的那种连锁关系的支柱。 13.随着内亚草原的骑兵逐渐成为东亚战争中的决定力量，异族统治者实际上也能 成为中国皇帝，即整个组织中至高无上的帝王。这种情况在中国衰弱之时已是常见的 现象。那些异族不但可以参与中国的世界之权力组织，而且可以更上一层楼，原封不 动地接管皇权。最初，有些异族统治中国的部分地区，如公元907年以后的契丹辽国， 以及1122年以后的女真金国。后来，有些异族甚至统治全中国，如1279年以后的元 朝和1644年以后的清朝。 14.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这种广泛性，可在其官方用语中找到证明。例如，上面译为 “藩属”的“藩”字，含有“篱笆、边界、边疆及屏障、保护”等意。从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所谓“封建”时代算起，它已有长期而复杂的历史。清朝处理内 亚事务的机构一一“理藩院”，名称中就有一个“藩”字。在中国，它还有一个意思， 类似英文的“诸侯”或“采邑、封地”。例如，明代共有62位亲王，其中“建藩”的 有50位，列为“藩王”。[⑥1 “藩”字的复杂性并不因下述事实而减少：它同“番”、“蕃”音同而形稍异，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外国的”或“野蛮的”。前来向明朝进贡的“番王”就是“外国 之王”。所以，凡是以“fan”为音的字，其意义便分别为“外国的”或“诸侯”；后 者给我们留下的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含有“诸侯”之意，像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所 使用的那样。同一个fan字，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是han(藩)或daimyo(大 名)。 同样地，“贡”字既用于外来异族统治者的“朝贡”，也用于国内事务中。如每 年从长江下游运往北京的“漕米”或“贡米”，或者清朝科举制度中通过捐纳获得学 位的“贡生”。不论我们怎样翻译这些术语，它们显然在帝国政府的内外事务中都在 使用。 15.参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在与天子接触时，都要遵守适当的礼仪。所 有这些礼仪合在一起，便形成朝贡制度。清朝的规定如下： (1)授予异族统治者委任状和在公文上使用的官印： (2)按照清朝的等级制，授予异族统治者衔位： (3)他们在公文中使用清朝历法，即冠以大清皇朝年号： (4)在相关的法定时节，进献各类纪念性贡品： (5)他们还要进献土产作为象征性贡品： (6)他们或他们的使节，由御差护送进宫： (7)他们在清宫要行礼如仪，最有名的是磕头： (8)皇帝回赐他们礼物：
位最终被蒙古人取代，蒙古人先是明朝的“外藩”，后来成为清朝的亲密盟友和臣属， 虽然他们仍然被称为“外藩”。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之世界的影响力向外扩张时， 异族统治者就会同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在理论上，他们都不可抗拒地被优越的（中 华）文明拖入了这种关系（“来化”）。 比较起来，欧洲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就理论上而言，在基督教文化区内，这些 国家都是彼此独立、主权平等的。由于欧洲各国的疆域判然划分，又各自有其法统观 念，欧洲的秩序便依靠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中国的世界秩序则相反，它在理论 上是由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管理的。它不是按照主权平等的方式划分疆界，而是让所 有的地方当局服从皇帝高度集中且令人敬畏的权力。这种上统下属的组织原则也适用 于东亚异族政权之间，那是在中国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过问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在 满族与蒙古族、萨摩藩人与琉球人，甚至是在尼泊尔人与藏族人之间。以中国为中心 的相互关系，显然是屡见于东亚地区的那种连锁关系的支柱。 13.随着内亚草原的骑兵逐渐成为东亚战争中的决定力量，异族统治者实际上也能 成为中国皇帝，即整个组织中至高无上的帝王。这种情况在中国衰弱之时已是常见的 现象。那些异族不但可以参与中国的世界之权力组织，而且可以更上一层楼，原封不 动地接管皇权。最初，有些异族统治中国的部分地区，如公元 907 年以后的契丹辽国， 以及 1122 年以后的女真金国。后来，有些异族甚至统治全中国，如 1279 年以后的元 朝和 1644 年以后的清朝。 14.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这种广泛性，可在其官方用语中找到证明。例如，上面译为 “藩属”的“藩”字，含有“篱笆、边界、边疆及屏障、保护”等意。从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所谓“封建”时代算起，它已有长期而复杂的历史。清朝处理内 亚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名称中就有一个“藩”字。在中国，它还有一个意思， 类似英文的“诸侯”或“采邑、封地”。例如，明代共有 62 位亲王，其中“建藩”的 有 50 位，列为“藩王”。[⑥] “藩”字的复杂性并不因下述事实而减少：它同“番”、“蕃”音同而形稍异，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外国的”或“野蛮的”。前来向明朝进贡的“番王”就是“外国 之王”。所以，凡是以“fan”为音的字，其意义便分别为“外国的”或“诸侯”；后 者给我们留下的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含有“诸侯”之意，像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所 使用的那样。同一个 fan 字，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是 han（藩）或 daimyo（大 名）。 同样地，“贡”字既用于外来异族统治者的“朝贡”，也用于国内事务中。如每 年从长江下游运往北京的“漕米”或“贡米”，或者清朝科举制度中通过捐纳获得学 位的“贡生”。不论我们怎样翻译这些术语，它们显然在帝国政府的内外事务中都在 使用。 15.参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在与天子接触时，都要遵守适当的礼仪。所 有这些礼仪合在一起，便形成朝贡制度。清朝的规定如下： （1）授予异族统治者委任状和在公文上使用的官印； （2）按照清朝的等级制，授予异族统治者衔位； （3）他们在公文中使用清朝历法，即冠以大清皇朝年号； （4）在相关的法定时节，进献各类纪念性贡品； （5）他们还要进献土产作为象征性贡品； （6）他们或他们的使节，由御差护送进宫； （7）他们在清宫要行礼如仪，最有名的是磕头； （8）皇帝回赐他们礼物；
(9)他们获得在边境和京城进行贸易的特许权。[⑦] 下表罗列了1818年版《大清会典》中按顺序列举的向清朝定期朝贡的国家，以及 要求进贡的次数和朝贡使团的行进路线。[⑧] 表1 1818年的朝贡国 国家 朝贡使团次数 路线 朝鲜 1年4次，合在岁末进贡 沈阳、山海关 琉球 隔年1次 福州 安南 每两年进贡1次，4年通使1次，两份贡品都 镇南关和广西 由使者带来 老挝 10年进贡1次 云南 暹罗 3年进贡1次 广州 苏禄 5年进贡1次或多年进贡1次 厦门 荷兰 不定期进贡：旧制是5年进贡1次 广州 缅甸 10年进贡1次 云南 西洋（葡萄牙、罗马教 不定期进贡 澳门 皇、英国) 目的与手段：中国对外关系的各种实践 前文强调中国的观点，即认为帝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只不过是中国内政的外延，因 此每一个同中国接触的国家，都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观点以文化 为根据，以政治为指针。在设法使它盛行的过程中，中国的统治者曾遇到各种各样的 问题，它们又衍生出诸多有趣的问题。 在军事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中国的优越性，是中国人在政治上遇到的主要 问题。解决的办法包括：中止接触：凭借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多种手段，以中国的观念 教化外国人：以各种荣誉进行收买，或以物质加以利诱，或两者兼施：通过外交操纵 以夷制夷：最后迫不得已时，只好承认蛮夷为中国的世界之最高统治者。值得注意的 是，异族要想统治中国人，只有在某些环境下，在一定地区才能办到。那么，某些环 境或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是贸易利益的冲突。在这一点上，中国统治者通常宣称，他们 准备牺牲经济内容以保持政治形式。他们一般不肯承认对于贸易的任何依赖，所以在 形式上贸易一直是从属于朝贡的。但是，经济利益的非正式互动一直在持续。贸易究 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之间的朝贡关系？ 其他不时发生的问题，是由中国与某些朝贡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这些差异 导致双方看待彼此的关系时各执一词。总的说来，来自内亚和外圈的朝贡国对他们与 中国的关系有着不同于中国人的看法。他们只是部分地一一或者是表面上，或者是默 默地一一接受中国人的观点，以为权宜之计。当皇帝德行的神秘性在越过文化鸿沟后 变得淡薄时，其他政治理论便在拉萨、莫斯科或巴达维亚得到确认，有时甚至同中国 的学说发生冲突。同中国接触的异族经常面临着如何调整的问题。最后，随着西方舰 队的到来，中国在更深远的意义上面临着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的风俗习惯、看法和价 值观，双方各有多大的调整能力和忍受能力呢？
（9）他们获得在边境和京城进行贸易的特许权。[⑦] 下表罗列了 1818 年版《大清会典》中按顺序列举的向清朝定期朝贡的国家，以及 要求进贡的次数和朝贡使团的行进路线。[⑧] 表 1 1818 年的朝贡国 国家 朝贡使团次数 路线 朝鲜 1 年 4 次，合在岁末进贡 沈阳、山海关 琉球 隔年 1 次 福州 安南 每两年进贡 1 次，4 年通使 1 次，两份贡品都 由使者带来 镇南关和广西 老挝 10 年进贡 1 次 云南 暹罗 3 年进贡 1 次 广州 苏禄 5 年进贡 1 次或多年进贡 1 次 厦门 荷兰 不定期进贡；旧制是 5 年进贡 1 次 广州 缅甸 10 年进贡 1 次 云南 西洋（葡萄牙、罗马教 皇、英国） 不定期进贡 澳门 目的与手段：中国对外关系的各种实践 前文强调中国的观点，即认为帝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只不过是中国内政的外延，因 此每一个同中国接触的国家，都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观点以文化 为根据，以政治为指针。在设法使它盛行的过程中，中国的统治者曾遇到各种各样的 问题，它们又衍生出诸多有趣的问题。 在军事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中国的优越性，是中国人在政治上遇到的主要 问题。解决的办法包括：中止接触；凭借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多种手段，以中国的观念 教化外国人；以各种荣誉进行收买，或以物质加以利诱，或两者兼施；通过外交操纵 以夷制夷；最后迫不得已时，只好承认蛮夷为中国的世界之最高统治者。值得注意的 是，异族要想统治中国人，只有在某些环境下，在一定地区才能办到。那么，某些环 境或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是贸易利益的冲突。在这一点上，中国统治者通常宣称，他们 准备牺牲经济内容以保持政治形式。他们一般不肯承认对于贸易的任何依赖，所以在 形式上贸易一直是从属于朝贡的。但是，经济利益的非正式互动一直在持续。贸易究 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之间的朝贡关系？ 其他不时发生的问题，是由中国与某些朝贡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这些差异 导致双方看待彼此的关系时各执一词。总的说来，来自内亚和外圈的朝贡国对他们与 中国的关系有着不同于中国人的看法。他们只是部分地——或者是表面上，或者是默 默地——接受中国人的观点，以为权宜之计。当皇帝德行的神秘性在越过文化鸿沟后 变得淡薄时，其他政治理论便在拉萨、莫斯科或巴达维亚得到确认，有时甚至同中国 的学说发生冲突。同中国接触的异族经常面临着如何调整的问题。最后，随着西方舰 队的到来，中国在更深远的意义上面临着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的风俗习惯、看法和价 值观，双方各有多大的调整能力和忍受能力呢？
简言之，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中国一方的天下观念，只是一种标准，一种理想模 式。由于这个观念在中国的记载中所在多有，我们的研究只好大部分用来考证它在事 实上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宏伟构想，其实际功用究竟如何？ 我在这里插入一个表，作为经验之谈的补充。它按中国人的设想，列出主要的对 外关系，以及维持这种关系的主要手段。此表是我的发明，与其他人相比，此表对我 具有更大的意义。 表2 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与手 段 ☐.1840年以前清朝发展或至少是期望的对外关系类型 目的 A 控制 B 吸引 C 操纵 手段 A-1 武 B-1 文、德 C-1 利 A-2 礼与法 B—2 宗教 C一2外交 口.用于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对外关系的主要手段（括号表示所用手段是暂时的和次要的） 汉字圈（中国文化区） 内亚圈 外圈 朝鲜B一1 蒙古A一1 俄罗斯C一1 A-2 C-2 B-1 (A-1) B-2 C-1 C-1 越南B-1 (A-1) 苏禄C一1 西藏B一2 C-1 琉球B一1 (A-1) C-1 葡萄牙C一1 A-2 (A-2) 中亚A一1 A-2 日本(B-1) C-1 荷兰C-1 (C-1) C-2 (C-2) 英国C一1 此表列举了中华帝国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中使用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显示出左右 两个极端：要么是军事征伐、行政同化，要么是不理睬、不接触。总的说来，中国的 外交关系（就西方的意义而言）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不是把异族人并入官 僚帝国之内，就是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对什么是外国并不那 么关心，因为天子无论如何都高于所有的统治者和人民，后者的地位如何，取决于他 们同天子这个权力中心的亲疏程度。 例如，中国通过军事征伐和行政同化，一直把北越控制到10世纪，然后才代之以 朝贡关系。可是从1406年到1428年，明朝的入侵和统治又在北越重新确立了这种控 制。后来又转为朝贡关系，除1789年清朝的短暂入侵外，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85 年。总的说来，中国的掌权者发现，让越南正常纳贡比对它实行直接统治要好
简言之，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中国一方的天下观念，只是一种标准，一种理想模 式。由于这个观念在中国的记载中所在多有，我们的研究只好大部分用来考证它在事 实上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宏伟构想，其实际功用究竟如何？ 我在这里插入一个表，作为经验之谈的补充。它按中国人的设想，列出主要的对 外关系，以及维持这种关系的主要手段。此表是我的发明，与其他人相比，此表对我 具有更大的意义。 表 2 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与手 段 □.1840 年以前清朝发展或至少是期望的对外关系类型 目的 A 控制 B 吸引 C 操纵 手段 A—1 武 A—2 礼与法 B—1 文、德 B—2 宗教 C—1 利 C—2 外交 □.用于清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对外关系的主要手段（括号表示所用手段是暂时的和次要的） 汉字圈（中国文化区） 内亚圈 外圈 朝鲜 B—1 蒙古 A—1 俄罗斯 C—1 A—2 C—2 B—1 （A—1） B—2 C—1 C—1 越南 B—1 （A—1） 苏禄 C—1 西藏 B—2 C—1 琉球 B—1 （A—1） C—1 葡萄牙 C—1 A—2 （A—2） 中亚 A—1 A—2 日本 （B—1） C—1 荷兰 C—1 （C—1） C—2 （C—2） 英国 C—1 此表列举了中华帝国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中使用的主要手段，这些手段显示出左右 两个极端：要么是军事征伐、行政同化，要么是不理睬、不接触。总的说来，中国的 外交关系（就西方的意义而言）采取的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不是把异族人并入官 僚帝国之内，就是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对什么是外国并不那 么关心，因为天子无论如何都高于所有的统治者和人民，后者的地位如何，取决于他 们同天子这个权力中心的亲疏程度。 例如，中国通过军事征伐和行政同化，一直把北越控制到 10 世纪，然后才代之以 朝贡关系。可是从 1406 年到 1428 年，明朝的入侵和统治又在北越重新确立了这种控 制。后来又转为朝贡关系，除 1789 年清朝的短暂入侵外，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 1885 年。总的说来，中国的掌权者发现，让越南正常纳贡比对它实行直接统治要好
对于遥远的俄罗斯帝国，中国也是先用武力加以对付，最后于1689年签订《尼布 楚条约》，借此限制俄国人的扩张。俄国人成群结队前往北京做生意，清朝利用此点 要求俄国人进贡和磕头。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终于达成更为稳妥的办法：准 许俄国人不纳贡，在边界地区的“买卖城”从事贸易。两相比较，北京宁愿在外人不 纳贡的情况下，让贸易活动在帝国周边地区继续进行，而不是采取要么纳贡、要么中 断贸易的做法。 被1818年版《大清会典》列为贸易国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商船在这些 地方贸易，但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不用像明朝初年那样向中国进贡。广州是欧洲人聚居 之地，其中荷兰人曾于1795年进贡和磕头。据记载，英国人也于1793年这样做过。 美国人在记载中没有被提及。 重要的一点是，此处列举的各种手段都被运用于清廷与蒙古人的关系中。蒙古人 是大清最早的盟友，也是满族统治力量的主要竞争对手。 本书的要点 下面对各篇文章所做的简单评论，连公正的评价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是总结了。 这些评述只不过是对这本论文集做个概要介绍而已。头三篇论文论及中国在整个外交 关系中的思想、态度和各种制度的演变情况。 杨联陞先生在他论文的开头就把中国对待外来者的传统态度中的神话和现实做了 对比。亲族关系（内圈）和外圈的观念早已用之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可是，汉唐时 期以强大实力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到了后来却被自负的言论所压倒。比如19世纪中国 外交的开拓者郭嵩焘先生就谴责了这一点。因此，杨先生对待传统采取了现实主义的 看法。他以经典中的原文，追述了用以对付异族的黩武主义或绥靖主义（强迫或说服、 兵戈或德行)倾向，指出两者本出一源的性质。接着，杨先生探讨用于绥靖边境的各 种主张，最后又对用以应付强悍蛮夷的羁縻政策加以说明，揭示这种政策的远古起源 和变化范围。 王赓武先生的大作何止是一篇探讨背景的论文。他未能出席我们的专题讨论会， 为此我们大家更要感谢他。他广征博引，对清代以前的朝贡关系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广 泛的研究。论文首先分析早期形成的中国优越论神话。这种神话是由汉代至宋代的一 些著名历史学家虚构出来的。当这种理论发展到可被用于解释中国对外关系的经历时， 它便逐渐演变为一种惯用的框架。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宣扬皇帝卓越的德行和 德治。在这方面，唐朝(618一907年)是一个典范。蒙古人根本不是凭德行，而是凭 武力进入中原的，因此，那是对中国理论的毁灭性打击。但是，正由于蒙古人单靠武 功，而不是依靠德行与武功之间适当的平衡，所以他们的统治不能长久。接着，王先 生追述明代皇帝为把朝贡关系扩大为一种世界秩序而做的重大努力：他们自称追求的 是一种“公正”的优势，但他们的企图是囊括所有国家。因此，在明末清初，中国在 物质和道德方面优于天下的理论仍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构想，虽然它带有更多的诡辩 色彩。 曼考尔先生的论文探讨的范围比较广泛，从中国的世界观念怎么被中亚、越南、 暹罗等国从不同的角度接受，到清朝对“西北新月”带和“东南新月”带的人民所做 的区分怎样被赋予新的意义，都有涉及。他继而考察朝贡贸易的各种形式，探讨朝贡 贸易与朝贡和礼物交换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作为在边界地区的“贸易口岸”进行的 受管制贸易的性质。这种多方面的分析，最后以考察清初统治者尚未汉化时颇有几分 实用主义色彩的外贸政策做为结束
对于遥远的俄罗斯帝国，中国也是先用武力加以对付，最后于 1689 年签订《尼布 楚条约》，借此限制俄国人的扩张。俄国人成群结队前往北京做生意，清朝利用此点 要求俄国人进贡和磕头。1727 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终于达成更为稳妥的办法：准 许俄国人不纳贡，在边界地区的“买卖城”从事贸易。两相比较，北京宁愿在外人不 纳贡的情况下，让贸易活动在帝国周边地区继续进行，而不是采取要么纳贡、要么中 断贸易的做法。 被 1818 年版《大清会典》列为贸易国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商船在这些 地方贸易，但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不用像明朝初年那样向中国进贡。广州是欧洲人聚居 之地，其中荷兰人曾于 1795 年进贡和磕头。据记载，英国人也于 1793 年这样做过。 美国人在记载中没有被提及。 重要的一点是，此处列举的各种手段都被运用于清廷与蒙古人的关系中。蒙古人 是大清最早的盟友，也是满族统治力量的主要竞争对手。 本书的要点 下面对各篇文章所做的简单评论，连公正的评价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是总结了。 这些评述只不过是对这本论文集做个概要介绍而已。头三篇论文论及中国在整个外交 关系中的思想、态度和各种制度的演变情况。 杨联陞先生在他论文的开头就把中国对待外来者的传统态度中的神话和现实做了 对比。亲族关系（内圈）和外圈的观念早已用之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可是，汉唐时 期以强大实力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到了后来却被自负的言论所压倒。比如 19 世纪中国 外交的开拓者郭嵩焘先生就谴责了这一点。因此，杨先生对待传统采取了现实主义的 看法。他以经典中的原文，追述了用以对付异族的黩武主义或绥靖主义（强迫或说服、 兵戈或德行）倾向，指出两者本出一源的性质。接着，杨先生探讨用于绥靖边境的各 种主张，最后又对用以应付强悍蛮夷的羁縻政策加以说明，揭示这种政策的远古起源 和变化范围。 王赓武先生的大作何止是一篇探讨背景的论文。他未能出席我们的专题讨论会， 为此我们大家更要感谢他。他广征博引，对清代以前的朝贡关系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广 泛的研究。论文首先分析早期形成的中国优越论神话。这种神话是由汉代至宋代的一 些著名历史学家虚构出来的。当这种理论发展到可被用于解释中国对外关系的经历时， 它便逐渐演变为一种惯用的框架。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宣扬皇帝卓越的德行和 德治。在这方面，唐朝（618—907 年）是一个典范。蒙古人根本不是凭德行，而是凭 武力进入中原的，因此，那是对中国理论的毁灭性打击。但是，正由于蒙古人单靠武 功，而不是依靠德行与武功之间适当的平衡，所以他们的统治不能长久。接着，王先 生追述明代皇帝为把朝贡关系扩大为一种世界秩序而做的重大努力：他们自称追求的 是一种“公正”的优势，但他们的企图是囊括所有国家。因此，在明末清初，中国在 物质和道德方面优于天下的理论仍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构想，虽然它带有更多的诡辩 色彩。 曼考尔先生的论文探讨的范围比较广泛，从中国的世界观念怎么被中亚、越南、 暹罗等国从不同的角度接受，到清朝对“西北新月”带和“东南新月”带的人民所做 的区分怎样被赋予新的意义，都有涉及。他继而考察朝贡贸易的各种形式，探讨朝贡 贸易与朝贡和礼物交换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作为在边界地区的“贸易口岸”进行的 受管制贸易的性质。这种多方面的分析，最后以考察清初统治者尚未汉化时颇有几分 实用主义色彩的外贸政策做为结束
在对中国的世界秩序之历史和特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转向某些特定国家的专题 研究。在这方面，全海宗先生对朝鲜赴清使团的类型和作用做了迄今为止最充分的分 析：使团的构成、去向、次数以及他们在北京的活动，都能使人一目了然。全先生还 论及中国派赴朝鲜的使团。他继而分析朝贡的经济方面：朝鲜奉献的土产和中国回赐 物品的种类和价值、来往旅费、非法或合法的贸易。朝鲜提供朝贡关系的重要范例， 简直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基于对事实的具体分析，全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情况 下的朝贡制度，其政治动机多于经济或文化动机。 另外两篇论文都是研究矛盾心理的佳作。酒井先生根据萨摩藩的记载，具体揭示 琉球岛国在1609年以后作为一块属地，事实上受到萨摩藩大名严密控制的情形。然而 在当时，琉球即是中国一个公认的属国，是暗中进行的中日贸易的兴旺市场。萨摩藩 大名鼓励并监督这种贸易，瞒着中国控制琉球群岛，迫使琉球统治者每年派遣日本式 的朝贡使节前往萨摩藩首府鹿儿岛，而派往德川幕府的都城江户（东京）的使团则是 定期的，其场面非常壮观。萨摩藩的政策无所不包，它甚至要保持琉球人生活方式中 的非日本特色，保持琉球的文化和政治特性，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 酒井先生对日本统治琉球的描述很有启发性，它使陈大端先生关于清朝正式册封 琉球国王的研究变得更加引人入胜。中国同琉球经常性的朝贡贸易，陈先生只是一笔 带过，他集中分析了清廷派赴琉球的八个使团。这些使团奉行的多是自明代承袭的礼 仪，其任务是宣扬中国皇帝的德治，弘扬儒家文化。琉球请求册封，北京便派遣硕学 鸿儒东渡。这些文士在福州组成使团，一行数百人，其中还有许多伪装的商人，浩浩 荡荡地开往琉球。欢宴的场面，精心安排的典礼仪式，随团进行的贸易，以及中国使 节的文化活动，所有这些都表明清朝皇帝的德行是如何在这个外国首府发生作用的。 张宝林先生回溯了18世纪末清廷对越南接连不断的危机所做的反应。1788年的西 山起义使业已衰落的黎朝(1428一1788年)皇帝吓破了胆，他离开首都河内，其家属 逃至中国。怀有野心的两广总督征得北京同意，介入越南事务，想恢复黎朝的统治。 尽管他只奉命把少量军队派入越南，以便使越南政府军能够打仗，但有了这些清军， 越南军队就有了信心。清军在河内的一个月中，黎朝统治者很快得到册封。可是，完 成任务的清军指挥官迟迟不愿意撤退，结果受到起义者的进攻：撤出河内的大桥被毁， 逃回边境的清军所剩无几。经过这次灾难之后，北京不是再行介入以昭信守，而是认 定黎朝已经失去“天命”，因而接受一个来自越南西山新统治者的朝贡使团。1790年， 该使团在热河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因此重新确立。热河是 皇帝夏季行宫的所在地，马戛尔尼是三年后到这里的。 铃木先生则从汉字圈转向内亚的藩属地。他一开始就逐点说明汉朝与匈奴统治者 早期关系的变化。匈奴是生活在蒙古地区的强大游牧民族。在那里，以文化为基础的 皇帝之德的影响力远逊于中国的武器，唯一能够取代武器的不是德，而是物质收买。 对于中国来说，至高无上的君臣关系已不存在，能在虚构的亲族关系中取得平等的地 位就很不错了。铃木先生发现，在西藏还另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是以僧俗关系取代皇 帝的德行至尊。蒙古人信奉的是喇嘛教，为控制他们，清初诸帝是以转轮圣王的身份 而非儒家统治者的身份礼遇达赖喇嘛的。1720一1792年，清军对西藏政治的干预逐渐 增多，于是僧俗关系增加了人们常见的皇权成分。但在19世纪，皇帝的权力又趋于下 降，因为1814一1816年尼泊尔抗击英国和1854一1856年西藏抗击尼泊尔时，清廷均 未给予援助。 接下来是法夸尔先生对清朝与蒙古人关系的研究，他特别论及这种关系在1644年 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前的早期阶段的情况。满族不但承认他们与蒙古文化具有同质性， 承认满族文化受惠于蒙古文化，而且认为蒙古人的国家、人民和统治者与他们是平等
在对中国的世界秩序之历史和特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转向某些特定国家的专题 研究。在这方面，全海宗先生对朝鲜赴清使团的类型和作用做了迄今为止最充分的分 析：使团的构成、去向、次数以及他们在北京的活动，都能使人一目了然。全先生还 论及中国派赴朝鲜的使团。他继而分析朝贡的经济方面：朝鲜奉献的土产和中国回赐 物品的种类和价值、来往旅费、非法或合法的贸易。朝鲜提供朝贡关系的重要范例， 简直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基于对事实的具体分析，全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情况 下的朝贡制度，其政治动机多于经济或文化动机。 另外两篇论文都是研究矛盾心理的佳作。酒井先生根据萨摩藩的记载，具体揭示 琉球岛国在 1609 年以后作为一块属地，事实上受到萨摩藩大名严密控制的情形。然而 在当时，琉球即是中国一个公认的属国，是暗中进行的中日贸易的兴旺市场。萨摩藩 大名鼓励并监督这种贸易，瞒着中国控制琉球群岛，迫使琉球统治者每年派遣日本式 的朝贡使节前往萨摩藩首府鹿儿岛，而派往德川幕府的都城江户（东京）的使团则是 定期的，其场面非常壮观。萨摩藩的政策无所不包，它甚至要保持琉球人生活方式中 的非日本特色，保持琉球的文化和政治特性，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 酒井先生对日本统治琉球的描述很有启发性，它使陈大端先生关于清朝正式册封 琉球国王的研究变得更加引人入胜。中国同琉球经常性的朝贡贸易，陈先生只是一笔 带过，他集中分析了清廷派赴琉球的八个使团。这些使团奉行的多是自明代承袭的礼 仪，其任务是宣扬中国皇帝的德治，弘扬儒家文化。琉球请求册封，北京便派遣硕学 鸿儒东渡。这些文士在福州组成使团，一行数百人，其中还有许多伪装的商人，浩浩 荡荡地开往琉球。欢宴的场面，精心安排的典礼仪式，随团进行的贸易，以及中国使 节的文化活动，所有这些都表明清朝皇帝的德行是如何在这个外国首府发生作用的。 张宝林先生回溯了 18 世纪末清廷对越南接连不断的危机所做的反应。1788 年的西 山起义使业已衰落的黎朝（1428—1788 年）皇帝吓破了胆，他离开首都河内，其家属 逃至中国。怀有野心的两广总督征得北京同意，介入越南事务，想恢复黎朝的统治。 尽管他只奉命把少量军队派入越南，以便使越南政府军能够打仗，但有了这些清军， 越南军队就有了信心。清军在河内的一个月中，黎朝统治者很快得到册封。可是，完 成任务的清军指挥官迟迟不愿意撤退，结果受到起义者的进攻：撤出河内的大桥被毁， 逃回边境的清军所剩无几。经过这次灾难之后，北京不是再行介入以昭信守，而是认 定黎朝已经失去“天命”，因而接受一个来自越南西山新统治者的朝贡使团。1790 年， 该使团在热河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因此重新确立。热河是 皇帝夏季行宫的所在地，马戛尔尼是三年后到这里的。 铃木先生则从汉字圈转向内亚的藩属地。他一开始就逐点说明汉朝与匈奴统治者 早期关系的变化。匈奴是生活在蒙古地区的强大游牧民族。在那里，以文化为基础的 皇帝之德的影响力远逊于中国的武器，唯一能够取代武器的不是德，而是物质收买。 对于中国来说，至高无上的君臣关系已不存在，能在虚构的亲族关系中取得平等的地 位就很不错了。铃木先生发现，在西藏还另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是以僧俗关系取代皇 帝的德行至尊。蒙古人信奉的是喇嘛教，为控制他们，清初诸帝是以转轮圣王的身份 而非儒家统治者的身份礼遇达赖喇嘛的。1720—1792 年，清军对西藏政治的干预逐渐 增多，于是僧俗关系增加了人们常见的皇权成分。但在 19 世纪，皇帝的权力又趋于下 降，因为 1814—1816 年尼泊尔抗击英国和 1854—1856 年西藏抗击尼泊尔时，清廷均 未给予援助。 接下来是法夸尔先生对清朝与蒙古人关系的研究，他特别论及这种关系在 1644 年 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前的早期阶段的情况。满族不但承认他们与蒙古文化具有同质性， 承认满族文化受惠于蒙古文化，而且认为蒙古人的国家、人民和统治者与他们是平等
的。满族的词汇、文化和政治思想大多数来源于蒙古人（在某些情况下，是经蒙古人 传播的中国文化)。因此，满族把统治强加于蒙古人毫无足怪，而是具有共同的满一 蒙文化基础，这是满族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弗莱彻先生在研究明清两朝与中亚绿洲诸国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这些地区起初最 关心的是异民族商人通过真假朝贡渠道从事的商队贸易。伊斯兰统治者拒绝承认中国 的优越性，但还是与之互派使节，在中国的记载中，这些国家仍被称为藩属，尽管永 乐大帝似乎确实平等地对待过帖木儿的继任者沙哈鲁。当西部蒙古人在17世纪和18 世纪威胁到清朝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时，中亚在战略上具有了新的重要性。18世纪50 年代清朝征服喀什噶尔，使这片绿洲享有60年的和平。间接统治该地的是一些地方精 英一一伯克，他们在清朝的支持下，以伊斯兰法律进行管理。但1820年发生了叛乱， 软弱的北京政权既不能予以镇压，后来也不能进行收买。19世纪70年代该地又告收 复（这一点弗莱彻先生没有论述），并在1884年建立新疆省，这标志着中国在中亚地 区的权力又有明显的变动。除中国的记载外，人们从非汉语资料可以看出，在这个关 山阻隔、文化迥异的遥远边疆，由于环境使然，纳贡云云的神话己被抛诸脑后。 卫思韩先生关于中荷关系的论文，涉及外圈那些参与中国朝贡制度的最活跃的西 方国家。在17世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远胜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同日本和中国贸 易的规模，为英国人所望尘莫及。卫思韩先生概括了40年间中荷关系的历程：双方海 军对付台湾（福摩萨）的联合行动：在福建时断时续的贸易：1667年荷兰再次遣使前 往北京；1679年清朝向巴达维亚（雅加达）通使，以及多次谈判等。所有这些活动， 均因相异文化的沟通问题而受到困扰。所以，卫思韩先生分析了中荷之间的各种各样 的冲突、好奇心的共同缺失、不同的预期和风俗习惯、双方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缺陷， 以及中国应用于中荷关系中的外交传统。 费正清先生的论文则涉及19世纪朝贡制度的衰落过程，西方的条约关系起初顺应 清朝的传统，通商口岸开始是由外国首领（领事）负责的外国特区。及至同样的特权 通过最惠国条款施及所有缔约国时，清朝皇帝仍对它们一视同仁，这比以夷制夷总算 好些。1860年以后，皇帝不再要求居于西方人之上。但在清朝与汉字圈和部分内亚圈 的关系上，朝贡的概念和礼节仍在事实上和记载中继续保持了20年。西方人像是中国 边境上另一批人数不多的征服者。清朝想把他们（特别是英国人）纳入权力结构的可 能性，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而受阻。西方蛮夷无意学习以中国之道来统治中国，朝贡制 度随着清王朝一起灰飞烟灭。 本书结尾是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先生的高见。他指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始于“王 权远被”的古老的共同观念。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它同儒家德治的神秘性和“儒家道 德准则的绝对化”密不可分，这就使得19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接受西方的“多国参与” 的制度。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一前221年），普天王权的思想几乎不受人们的怀 疑。后汉时，这种思想顶住了佛教的冲击。到了南宋(1127一1279年)，它又在中国 政权实际被削弱时留存下来。近东的情况则相反，当普天王权的思想经由亚历山大向 罗马皇帝统治过渡的时期，它那“宗教和宇宙论的基础”逐渐动摇和削弱。唯有在中 国，因为儒家关于以天子为终极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思想日趋完善，普天王权的思想得 以不断加强。然而到了20世纪，普天王权的思想己不能继续存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不 得不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发展一种新的制度。 (附记：译者翻译此文时，曾参考符致兴先生的译文，谨此说明并致谢忱。符先生译 文见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一26页)
的。满族的词汇、文化和政治思想大多数来源于蒙古人（在某些情况下，是经蒙古人 传播的中国文化）。因此，满族把统治强加于蒙古人毫无足怪，而是具有共同的满— 蒙文化基础，这是满族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弗莱彻先生在研究明清两朝与中亚绿洲诸国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这些地区起初最 关心的是异民族商人通过真假朝贡渠道从事的商队贸易。伊斯兰统治者拒绝承认中国 的优越性，但还是与之互派使节，在中国的记载中，这些国家仍被称为藩属，尽管永 乐大帝似乎确实平等地对待过帖木儿的继任者沙哈鲁。当西部蒙古人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威胁到清朝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时，中亚在战略上具有了新的重要性。18 世纪 50 年代清朝征服喀什噶尔，使这片绿洲享有 60 年的和平。间接统治该地的是一些地方精 英——伯克，他们在清朝的支持下，以伊斯兰法律进行管理。但 1820 年发生了叛乱， 软弱的北京政权既不能予以镇压，后来也不能进行收买。19 世纪 70 年代该地又告收 复（这一点弗莱彻先生没有论述），并在 1884 年建立新疆省，这标志着中国在中亚地 区的权力又有明显的变动。除中国的记载外，人们从非汉语资料可以看出，在这个关 山阻隔、文化迥异的遥远边疆，由于环境使然，纳贡云云的神话已被抛诸脑后。 卫思韩先生关于中荷关系的论文，涉及外圈那些参与中国朝贡制度的最活跃的西 方国家。在 17 世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远胜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同日本和中国贸 易的规模，为英国人所望尘莫及。卫思韩先生概括了 40 年间中荷关系的历程：双方海 军对付台湾（福摩萨）的联合行动；在福建时断时续的贸易；1667 年荷兰再次遣使前 往北京；1679 年清朝向巴达维亚（雅加达）通使，以及多次谈判等。所有这些活动， 均因相异文化的沟通问题而受到困扰。所以，卫思韩先生分析了中荷之间的各种各样 的冲突、好奇心的共同缺失、不同的预期和风俗习惯、双方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缺陷， 以及中国应用于中荷关系中的外交传统。 费正清先生的论文则涉及 19 世纪朝贡制度的衰落过程，西方的条约关系起初顺应 清朝的传统，通商口岸开始是由外国首领（领事）负责的外国特区。及至同样的特权 通过最惠国条款施及所有缔约国时，清朝皇帝仍对它们一视同仁，这比以夷制夷总算 好些。1860 年以后，皇帝不再要求居于西方人之上。但在清朝与汉字圈和部分内亚圈 的关系上，朝贡的概念和礼节仍在事实上和记载中继续保持了 20 年。西方人像是中国 边境上另一批人数不多的征服者。清朝想把他们（特别是英国人）纳入权力结构的可 能性，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而受阻。西方蛮夷无意学习以中国之道来统治中国，朝贡制 度随着清王朝一起灰飞烟灭。 本书结尾是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先生的高见。他指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始于“王 权远被”的古老的共同观念。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它同儒家德治的神秘性和“儒家道 德准则的绝对化”密不可分，这就使得 19 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接受西方的“多国参与” 的制度。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03—前 221 年），普天王权的思想几乎不受人们的怀 疑。后汉时，这种思想顶住了佛教的冲击。到了南宋（1127—1279 年），它又在中国 政权实际被削弱时留存下来。近东的情况则相反，当普天王权的思想经由亚历山大向 罗马皇帝统治过渡的时期，它那“宗教和宇宙论的基础”逐渐动摇和削弱。唯有在中 国，因为儒家关于以天子为终极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思想日趋完善，普天王权的思想得 以不断加强。然而到了 20 世纪，普天王权的思想已不能继续存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不 得不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发展一种新的制度。 （附记：译者翻译此文时，曾参考符致兴先生的译文，谨此说明并致谢忱。符先生译 文见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