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通识课（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教学资源（参考书籍）国际关系理论【美】彼得·卡赞斯坦《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pdf_大学文库

总序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任何知识谱系又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住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闪光的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革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编织了学理思想运动的脉络，形成了知识生成发展的宏线。国际关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显现出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宏线。仅从战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核心内容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天地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也许是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成为无数国际关系学者毕其终生心血所奉献的事业。作为学者，他们探索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作为人，他们希冀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和人的幸福。国际关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发表，到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虽然摩根素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的本性，沃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是高度稳定的因素，所以，国际冲突从根

2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本上是不可更变的。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巅，标志性著作就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1979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关系研究登峰造极的境界。尤其是沃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耀目的结构主义理论大厦。在战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如卡普兰(Morton Kaplan)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1957)、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 (1959)、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的《界定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F.K.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比价》(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1981)等等。虽然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但是他们深思的问题，或者说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减弱国际无政府性和因之产生的冲突。他们认为，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力量制衡。主张单极和平的霸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何种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高度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战后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重大结晶，也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在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三十余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其发起挑战。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虽然是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产物，但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国际社会成员可以创造条件，达成合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惊呼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虽然现实主义学者继续探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格局最可能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其他流派的学者却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其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突出，迅速形成了与现实主义两分天下的局面。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

总序3 ert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问世，成为新自由主义重新崛起的宜言。随即，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基欧汉、鲁杰(John Ruggie)等人在理论层面上从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理念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83年，国际关系学前沿杂志《国际组织》邀请新现实主义学者克拉斯纳主编对国际规制讨论的专辑，收入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规制研究和争论的文章，承认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地位。同时，新自由主义在学理方面也迅速发展。 1984年，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也引人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时期。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问世。这部著作是新兴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它既收人了基欧汉和鲁杰等人从自由主义角度批判新现实主义的文章，也收入了比较激进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的抨击。1988年，奈使用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标识，为两大学派定名。l993年，鲍德温(David Baldwin)编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文集，标志着现实主义一统国际关系研究天地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论战中的新兴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与现实主义势均力敌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中期的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十年。其间，新自由主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 的《合作的进化》(1984)、奥伊(Kennith Oye)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1986)、斯坦(Arthur Stein)的《国家为什么合作》(1990)、鲁杰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1993)、巴赞和利特尔(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的《元政府状态的逻辑》(1993)等。如果说这些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可以具有同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派标签的话，这个特点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降低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至此，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个结晶，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宏线上的第二个里程碑。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问世算起，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在论战之中，新自由主义在国际

4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关系学界的重要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它在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是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且还启迪和激发了20世纪90年代跻身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行列的建构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承认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是理性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硬核，不仅将制度、规范这些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最主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1993年，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主编了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集《观念与外交政策》，更是将观念作为与物质性变量并列的原因因素，用以解释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这一重要过渡性著作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为建构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铺垫。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1992年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宜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无政府性不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为无政府性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它完全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也可以是友好合作，根本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不是不可更变的客观事实。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了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以和平和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成员的冲突行为。温特的论文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争论，又一次学理辩论爆发了。受到震撼和批判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论战。建构主义研究在论战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l996年，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了第一部重要的建构主义实证性研究论文集《国家安全的文化》，收入了他本人、温特和杰普森(Ronald Jepperson)对建构主义理论的阐述，也收入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建构主义学者的优秀实证性论文。此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l996)、凯克(Margaret Keck)和辛金克(Kathryn Sikkink) 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世界政治中的倡议网络》(1998)、巴尼特

总序5 (Michael Barnett)的《阿拉伯政治中的对话：区域秩序中的谈判》 (1998)、韦尔兹(Jutta Weldes)的《建构国家利益：美国与在古巴的导弹》(1999)等属建构主义范畴的实证性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 1998年，《国际组织》在纪念创刊50周年的时候，专门邀请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三大学者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共同主编了专辑，全面阐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辩论，承认国际关系理论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99年，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趋于成熟，一些学者开始将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称为 “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至此，建构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中的又一思想结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众多纷繁。在重大知识结晶周围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也吸引了包括非主流理论在内的其他学派的批评和抨击。但是，要把握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脉络，首先需要了解的莫过于宏线之上的重大知识结晶。这是学科的核心，也是智慧的精华。了解这些知识结晶，我们不仅可以知晓大部分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还可以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走向。比如，从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的论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与科学意识融合在一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十分迅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国际关系已经被许多人称为“显学”。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20世纪90年代初，由周纪荣先生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出版。这套翻译丛书贵在求精，尤其是收入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一部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另一部是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迄今为止，这两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精品。这套译著的出版不仅引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功不可没。十年之后，王逸舟先生主编了《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将西方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新理念介绍过来，其中既有反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重要著作和新现实主义学者的新作，也有建构主义的专著。这套译丛贵在出新，使

6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我国国际关系学子又一次接触到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成为他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同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翻译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作《霸权之后》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都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最高学术水平。世界知识出版社等也在策划翻译和出版国际关系类著述。这些努力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我们的国际关系学毕竞还十分年轻，对西方国际关系著作的翻译也还是起步伊始，因此，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翻译缺乏体系，既没有充分注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谱系，也未曾有意识跟踪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发展宏线。比如，我们的翻译作品以西方现实主义著作居多，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著作许多都被译为中文，有些名著，如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已有不同译本；有些虽然不完全属于学术著作但却包含强现实主义思想的宏论，如基辛格的《大外交》、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也迅速译出并相当畅销。这样很容易使国际关系的学生和读者形成一种失之偏频的印象，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政治现实主义。也难免使人们受到现实主义一家之言过于强烈的影响，将其视为惟一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这些重要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学理思维和对国际合作的积极认识也谁以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的知识谱系无法得到完整的再现，使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宏线在读者的认识和思考中出现断裂。进而，我们的译本多是根据译者自己的好恶作出的选择，这些译著之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散散点点，难以使读者进行系统的知识积累。并且，国际关系译著中既有学理性著作，也有政策性分析，更有对国际关系走势和天下事态的大论宏议。虽然满目尽好书，但却不能系统反映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统主体、思想精髓和理论精华。据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套《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其宗旨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为蓝图、以主流理论发展宏线为基准，以学理思想为根本，聚焦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交锋的前沿，重点译介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优秀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