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通识课（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教学资源（参考书籍）[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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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外，冷战的结束也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全面地参与世界经济活动。 “全球化”的进程引起国际上的学者对各国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展开了争论。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不可逆转的势头，它将会增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而批评者 (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则指责全球化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并且是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罪魁祸首。批评者认为，应该扭转全球化进程，至少要把它置于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之下。关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激烈争论，加深了人们对各国社会日益一体化的巨大意义的认识。但是，在争论中对全球化的性质和意义也产生了误解和歪曲。例如，全球化程度比许多人所认为的有限。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全球化”的地方是“三位一体”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以及东亚的若干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沿海省份。尽管有些批评全球化的学者指责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使一些国家在经济上遭受剥削、从而陷入贫困的境地，但是现有的证据表明，一般来说，跨国公司的投资是造福于东道国的。例如，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最大的受资国-一一中国和美国。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人均收入不断地稳步上升，部分原因就在于外国投资。虽然中国积极且成功地参与了世界经济活动，可是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不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之一的非洲大约只占世界贸易的百分之一。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缘故，许多国家未能比较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这是它们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全球化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益处是巨大的。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提高了一国经济的效率，并使该国能够进入世界市场，获得极为有助于其经济迅速发展的资金和技术。然而，我要强调指出，一国经济向全球各种市场力量开放，可能是（事实上通常是）一种挑战。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经济力量会造就赢家，并且至少在短期内也会造就输家。由于降低了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一国在制造什么产品、何处制造以及进口什么商品等方面要进行重大的调整。结果，尽管有些经济部门从全球化中获益，因而进一步扩大经济开放，但是其他部门很可能受到损害。鉴于上述理由，在一个国家作好足够准备之前，不应当向世界开放它的经济。它至少要在市场力量改造该国经济时使遭受损害的工人和企业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这是必要的准备。在缺乏竞争力或衰落的经济部 2

■中文版前言门工作的工人应该获得帮助，到发展中的经济部门获得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未能为全球化及扩大开放所产生的后果作好应付准备，就得吃苦头，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例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经历正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犯了严重的错误，它们在建立起能保障本国金融系统稳定的法规条例和机构之前，就降低了外国资本流入的壁垒。这种失策使金融投机毫无顾忌，其他违规活动也乘虚而入，1997年后这些国家被抛入金融危机之中。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直到2002年5月还没有完全从危机中复苏。另一个对全球化的误解是全球化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可能逆转，并且能确保国际经济继续全球化。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各国市场有可能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情况将会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结合是必不可少和不可逆转的观点的支持者，却没有认识到政治力量在全球化成败中的至关重要性。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相对于世界经济的整个规模来说，19世纪中期比今天的高。英国运用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持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全球化速度大大放慢，因为一个又一个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开始对进口商品采取歧视态度。 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化垮了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确立领导权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崩溃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戛然中止启示我们，全球化的成功需要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不是自动发展的，它要求各经济大国之间进行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和日本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方便国际投资与技术的流动，加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大国美国所促进的全球化的行列中来。今天，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在世界上的崛起，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将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一起，承担起维持世界经济开放和顺利运转的责任。我希望拙著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中国参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挑战和机遇。罗伯特·吉尔平 3

■英文版前言而目前这本书更具理论性，并且专门着重阐述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这两本书的内容重复不多，仅仅是论述贸易和货币等政策的少数几章有所雷同。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个人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受益匪浅。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经费资助等方面给予我支持，谨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主要由日本全球伙伴关系基金中心赞助的艾贝研究员基金计划也慷慨地支持过我的研究。我还要感谢达特茅斯学院约翰·斯隆·迪基国际了解中心及其主任迈克尔·马斯坦达诺(Michael Mastanduno)、乔纳·戈瓦(Joane Gowa)、罗伯特·基欧汉和阿图尔·科里(Atul Kohli),他们对我的初稿作出了中肯的评论。迪基国际了解中心、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政治学系、佛蒙特大学政治学系、中欧大学布达佩斯分校以及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举办的一些研讨会，使我的观点得到了鞭辟入里的批评。我尤其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他负责本书的出版事宜，对于作者错过截稿期以及碰到的其他为难事十分见谅；我还要谢谢琼·亨特(Joan Hunter), 她精心娴熟地为本书进行编审工作。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我要专门向太太简道谢。在查找谬误与重复以及润饰文字时，她和我一起大声读稿件，次数多得我已经不愿去记了。这种苦差事无疑是对我们夫妻关系的一种考验，我们希望这能对提高本书的质量有所帮助。注释 1.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 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2.统一和分裂这两种势力历来关系紧张，这是Ian Clark,Globalization and Tragment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OX- 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一书的主题思想。 3.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The Economics of Prefer- ential Trade Agreement (Washington,D.C.:AEI Press,1996). 4.尽管我在1987年那本专著（见注释1）里讨论了新贸易理论（即战略贸易论)，但是我并术详细研究过，也没有与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联系起来对它进矿研究。 5.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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