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 ENEMIES AND US: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TICAL SCIENCE BY IDO OREN 美蝈和媄国的敏人 东 美的对手美国歌治学的形城 美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王义桅 译 译 所 CEIUY UBUG GROUP OF SHANGHAI
中文版前言 19世纪，成千上万的美国研究生蜂拥至德国，当时德国的 大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几乎所有学院的社会科学包括政 治学的奠基人都到德国留过学。回国后，这些学者试图把德国 研究性大学的方法移植到美国本土。他们对德国的学术须礼膜 拜，并要求其学生掌握德语。 20世纪，美国两次打败德国，继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 事、经济知学术大国。英语成了学术界的通用语，美国的大学成 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吸引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成 千二万的研究生。我也是这些外国学三中的一员，1983年从以 色列来到纽约攻读政治学， 我进入的这门专业叫政治学，而非美国政治学。它理应是 -~门客观的、普适性的学科，不应理会马克斯·韦伯的告诫：社 会科学知识“总是来自特定观点的知识”。在整个研究生学习 期间和随后的数年里，我的研究领域处在该学科的主流范畴，我 毫无疑问地接受政治学是一门客观科学的观点。确实，在我接 受的教育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暗示这一观点会（更不必说应 该)受到桃战。 后来，由于我在本书原序中所说的原因，我开始质疑我的专 业的客观性。这部书就是我知识转型的产物。在该书中，我试 。1·
图展现美国政治学史与美国外交关系史之间的系统关系。我要 指出，政治学家对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斯大 林苏联的描述在这些政双成为美国的敌人后都变得黯淡无光 了。我同时还要指出，美国与这些政权的冲突引发了美国政治 学家对美国自身描述的重大转变，他们往往夸大美国与其敌人 的差异。此外，我还引用大量素材证明本学科领域的重要人物 与美国外交政策机沟间存在亲密的关系，并追踪这些关系如何 成为了重大的研究项目。基于这些发现，我还指出，政治学是以 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不是一门客观科学，而是一种意识 形态话语，其潜在而未被承认的理想是美国。我希望这一观点 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 许多美国和中国分析家预言，21世纪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 世采头号经济大国。其中一些分析家还预料中国将发展成为一 个军事超级大国，日益挑战美国的霸权。 如今，在研究我过去的专业讲义时，我不断幻想未来，可结 果一直带有大量诸如此类的痕迹。现在分别预测中国和美国的 相对兴衰可能也是错误的。但是，假如这些设想得以实观，那么 20世纪的美国的经历就会表明，中国全球影响的上升会像经济 和军事一样表见在学木领域。将来，越来越多的杰出科学著述 可能来自中国。中国的大学即使不超过也会与美国竞相争夺， 成为海外学子的磁场。到时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攻治学研究的中 心，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也会愈来愈主张独立于美国，就像20 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家疏远德国的国家科学(Staatswissenschaft) 一样。 假如中国的确成为世界预尖的政治学研究国家，那么中国 的政治学亦将产生美国那种傲慢感。中国的政治学家将设法把 他们的学科苗述为一种真正客观、具有普世效应的知识体，并可 ·2
能把我这部著作当作一·个迹象来证明惟独美国的政治学才被标 识为国家观点。不过，我希型他们：抵挡这一诱惑，希望中国的政 治学此它的美国对手更多-一份知性上的卑微，更敢于反省，更清 醒正视韦伯的警告：会科学知识“总是来自特定观点的知 汉”， 伊多·奥伦 Ide on 2003年11月26日 ,3
英文版前言 十年前，我对军备竞赛（属主流政治学的实体和认识论研 究范围)进行数学与统计学研究。我把研究结果发表在一些专 业期干刊上，并一直为这一工作的质量感到得意。但是，即便粗略 地浏览一下该书，就会看出我的知识视野有了很大的变化。这 部书对我进入政治学的前提提出了质疑。这种方向的改变是如 何出现的呢？ 冷战结束后，先前对一度流行的军备竞赛主题的学术兴趣 消失了。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和民主在世界大张旗鼓地传 播，许多学者被“民主和平”的前景激起了兴趣。到20世纪90 年代中期，民主国家彼此不战争的假设一一儿年前还没有产生 多少反响一被广泛接受。它得到了大量统计分析的证明，而 且克林顿政府援引它作为其“民主化”的少交政策的合理依据。 尽管我怀疑国家间和平是由它们政权之间共有的民主属性来提 升的这一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国家间关系的统计学研究在 技木上似乎是会情合理的。事实上，对这些研究的批评必须更 多地建立在一种基点上，而不是它们自己的科学根基之上。 鉴于此，我脑海里萌生了一个疑问：威尔逊为何不是在 1917年他宣布战争以“维护世界民主安全”的那一刻而是二三 十年前认识德意志帝国呢？威尔逊的遗产明显受到民主和平论 4
的支持老的拥护，我想，如果我们证明威尔逊是在德美冲突发生 后而不是之前把德国称作“独裁国“的话，那么这种命题（民主 和平论)也许就站不住脚了。我隐约知道，威尔逊进入政治圈 之前曾是一位政治学家，但我对政治学史却知之甚少。在这一 点上，我很幸运能向一位博学的同事吉姆·法尔(Jim Farr)请教 学科史方面不可或缺的如识。吉姆建议，除了众多事件外，我的 研究还应包括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这位狂热的亲德派， 他创立了美国第一家政治学研究生院。 在我的军备竞赛研究中，我最终推崇数学模式引发洞察力 约力量，而其他方法则没有这种明显的效力。当我致力于研究 伍德罗·威尔进(Woodrow Wilson)和约翰·伯吉斯时，我意识 到，尽管历史考察不同于数学推导，但它给了我一种同样的令人 振奋的发现感。使我着迷的是，我发现，威尔逊和伯吉斯习惯使 用的一些分析分类法和概念后来成了事实上的禁忌[例如，“雅 利安”(Aryan)和其他种族分类法]，而一些现今普适的概念在 一个世纪前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一些概念的当前意义也有别 于它们当时的内涵。 尽管我沐浴于现代思维的政治学文化中，但是这一概念的 反弹却是一种启示，为批评民主和平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 我终于明白，政治学家当前对“民主”的理解部分是由美国的国 际敌手所塑造的历史过程的产物。那些使美国看起来像它的敌 人的民主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淡忘了。相反，那些夸大美 国与其敌人的明显距离的方面却处于有利位置。因此，当我们 把当前的民主概念投射到过去时，我们的分析能够确保民主国 家间相互和平的科学论断的有效性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民主概 念正是这一论点得以“检验”的相同历史范式的产物。我对民 主和平论的批评发表在《国际安全》杂志上，是本书的敲门砖， 5
它刺激了我更深层地探讨美国政治学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 联系。 在我的“历史转型”期，我非岸幸运地拥有一些富有同情心 的同事积极支持我新的研究路径，他们甚至引导我对该学科的 假定客观性以及它所谓的致力于民主等方面提出苛刻的疑问。 其中两位特别慎得一提。吉姆·法尔不但是一位难得一觅的导 师，而且是指导和鼓励的源泉：我对声姆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支 持深表敬意。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从一开始就热情支持 本研究计刻。在课题早期的关键时刻，他帮动我用更精确和清 晰的术语澄清了我的论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要感谢很多人。彼得·卡赞斯 坦(Peter Katzenstein)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在我萌 发写此书念头之前就建议我这样做。彼得一直亲切地为我提供 咨询意见和鼓励。西蒙·赖克(Simon Reich)两次阅读了整个 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丹·蒙克(Dan Monk)使我对历史分 析的重要哲学内涵大开眼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杰出貔辑罗 杰·海登(Roger Haydon)自我的设计摆上他的案桌之日尾，就 一直不知疲倦地料理这一研究计划。罗杰提出要求、建议和观 点，并提供资料。没有他的这些帮助，这部书绝没有预期的那么 好。另外，提供过忠告、信息或精神鼓励的人包括（对那些我疏 漏的人表示漱意)塔拉克·巴克韦(Tarak Barkawi)、萨米·巴尔 金(Sammy Barkin)、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拉里· 多德(Larry Dodd)、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杰夫·埃利 (Geoff Eley〉、玛丽亚·范妮斯(Maria Fanis)、詹姆斯·费斯勒 (James Fesler)、佩吉·科恩(Peggy Kohn)、弗里德里克·克拉 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马克·拉菲(Mark Laffey)、杰 夫·勒格罗(Jeff Legro)、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 ·6
mer)、约翰·欧文(John Owen)、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 kin)、路易斯·E.罗宾斯(Louise E.Robbins)、布雷恩·施米特 (Brain Schmidt)、罗杰斯·M.史密斯(Rogers M.Smith)、乔·昂 德希尔·卡迪(Joe Underhill--Cady)、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以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本书的早期研究得到了来自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变换世 界中的和平与安全麦克阿瑟基金会博士后流动人员”奖学金的 资助，另外还得到了佛罗里达大学文科学院人文学术促进基金 的资助。 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国际安全》第20卷(1995年秋 季)第147一184页，第四章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欧洲国际关系 研究》第6卷(2000年12月)第543一573页。我感谢这些期州 的出版商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和塞奇(Sage)出版社允许 我在这里翻印这些资料。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戴维· 伊斯顿非常友好地允许我引用他们存档于肯塔基大学图书馆的 口述史资料。 哈罗德·拉斯韦尔(arold D.Lasswell)的遗属保管人迈克 尔·敕斯曼(Michael Reisman)允准我发表存档于耶鲁大学的拉 新韦尔论文资料、我还按照一些图书馆的规定使用了下列档案 文件集：卡尔·弗里德里克(Karl J.Friedrich)文件集、布鲁斯· 坎贝尔·霍珀(Bruce Campbell Hopper)文件集（都来自哈佛大 学档案)、詹姆斯·费斯勒(James W,Fesler)文件集（耶售大学 图书馆)、詹姆斯·波洛克(James K.Pollock)文件集（密歇根大 学本特利文史馆)以及赫伯特·施奈德(Herbert W.Schneider) 文件集（哥伦比亚大学珍稀书稿图书馆）。 本书的出版给了我答谢两位导师的机会，他们极大地增长 了我的知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史学系的格肖尼(Gs- 7▣
hoi)指导了我的论文，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他教育我：一名学者 意味着什么。随着我本人成为一名学者，我越来越欣赏这一典 范，我的学位论文导师克里斯·阿肯(Chris Achen)既把我看 成学生又当作同事。他教导我拓宽理论视野，批判性地思考和 严密的分析。 我的父母米里亚姆和平彻斯·奥伦(Pinchas Oren)向我灌 输学问的价值，他们对我的智商一直非常自信，尽管我没有做出 什么像样的事业奉献给他们。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母亲正 遭受癌症的折磨，要是她看到本书的付梓，我该有多骄傲，我谨 以此书纪念她。我最应感谢乔迪(Jd),没有她的关爱和支持， 就没有这部书的问世，更不用说有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阿维格 尔(Avigail)、梅阿(Maya)和艾顿·奥伦(Eytan Oren), 伊多·奥伦 于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 8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4 导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政治学……1 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19 知识关联：建构主义、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社会学… 24 第一章德意志帝国… 36 约翰·伯吉斯的民族主义理论… 4 41 伍德罗·威尔逊的中央集权理论 49 德美冲突的后果 61 第二章纳粹德国 76 “犹太种族的最恶劣代表”… 79 德国政府的诉求 +。,。。,,,。,, 86 对希特勒“最开明的评论” 122 与纳粹主义碰撞的影响… 126 第三章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142 极权主义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治学… 142 两次大战期间的妥协主义者形象… 151 程序式民主的胜利… 18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