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国家形成： 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 欧洲之比较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东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节 VICTORIA TIN-BOR HUI [美]许田波著 徐进译 所译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者 序 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能由分裂走向统一，而欧洲自中世纪起 就一直保持分裂（也就是多国体系）状态？为什么在中国国家权力始终占 有绝对优势，社会却极度萎缩，而欧洲国家却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平 衡，从而最终发育出公民社会以及宪政结构？这两个问题是既有国际关 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 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试图通过一个理论一世界政治的 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来解决这两个未解之 谜。1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认为，支配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与制衡逻 辑(logic of balancing)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相互竞争，其结果既将导致 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支配还是制衡：理论与历史的差异 我们首先可以从国际关系层面来探讨国家之间的支配逻辑与制衡逻 辑。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当一国实力迅速强大并有觐觎霸权 之心后，必然遭到反霸力量的制衡以及不断高涨的扩张成本。一番争斗 之后，国际体系将再度回到均势状态。因此，制衡逻辑是国际体系的基本 逻辑。均势状态就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均衡点，任何偏离都导致纠编力量 I
战争封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的出现，2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似乎认为均势政治是-一种 普适性的规律，他声称均势政治的存在“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无政府秩 序以及系统由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体构成”3。均势理论能够比较好地解 释近现代以来欧美国际关系史的发展，4但在解释中国历史时就遇到了问 题。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国体系，但奇怪的是，均势逻辑没有在 这个多国体系中“扎下根来”，当时的多国体系最终在公元前221年归于 统一。事实上，华尔兹曾经注意到中国的战国时代，他认为，“国家所处的 世界，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古老…让我们的目光放得更远一 些，例如，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或印度的考提拉时期，各种类型的政治实体 自由竞争，而其本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却没有多大变化巧。显然，他在写 这段话时没有想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事实是：支配逻辑压倒了制 衡逻辑。 怎么解释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差异呢？许田波认为，当 争霸国出现时，反霸国（联盟）也随之出现，但称霸和制衡这两股力量谁能 最终胜出并不确定，关键要看战争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哪个国家能 够通过一场战争来终结多国体系并实现统一。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大国 之间有可能爆发上百场战争。一个国家能否在多数战争中获胜、攫取霸 权进而统一各国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谋路和实力。 谋略主要用于争取与国、瓦解反霸联盟。争霸国有可能面临强大的 反制力量，而反霸国总是面临集体行动的困难。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 和近代欧洲都一样，但中国人却比欧洲人谋高一筹。秦国在崛起、称霸和 统一过程中大量使用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诡计，多次成功地瓦解敌对联 盟，词时增加反霸国的集体行动成本，从面在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面欧 洲人好像对马基雅弗利的教诲不感兴趣，在谋略方面显得比较“迟纯”。 两相比较，中国人在战略思维上明显占有优势。 实力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要素。长期的战争迫使国家进行政治、 经济和军事改革，以提高行政和资源汲取能力，建立切合战争要求的军事 制度。在这一点上，中欧走上不同的道路，这种路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 结果。秦国实行自强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极力地扩大国 家的行致能力（郡县制）、资源汲取能力（税收全国化）和军事作战能力（普
译者序 遍义务兵役制)，从而保证为战争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同时还解 决了扩张过程中面临的成本上升问题。6在近代早期欧洲，哈布斯堡帝国 和法国实行自弱型权宜措施(self-weakening expedients),包括出售公职、 借贷和大量使用雇佣兵等措施。这些措施确实能在短期内筹措到必要的 资源，而从长期来看却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能有效地支撑长期争霸战争的 需求。因此，哈布斯堡帝国和法国都在争霸中失败了。反观英国，由于实 行自强型改革，国力迅速上升，最终为其称霸海上、建立大英帝国打下了 基础。法国直到拿破仑时代才实施自强型改革，而拿破仑亦借此儿乎称 霸欧陆。但由于改革并不彻底，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拿破仑亦因此在霸权 触手可及之时跌落。7 总之，如果一国能像秦国一样将谋略和实力完美地结合起来，那么它 就能够摆脱制衡力量的控制，进而统一整个国际体系。至此，称霸与制衡 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博奔问题得到解决。下面转入这两种逻辑在比较政治 学层面的博弈，其表现就是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与平衡。 国家与社会：另一轮支配与制衡的博弈 如果说某个国家能够摆脱制衡逻辑的困扰，那么它必定有非凡的能 力。这种非凡的国家能力从何而来呢？具体到中国和欧洲，为什么秦国 拥有比近代早期欧洲的强国，例如法国、英国或哈布斯堡帝国更强大的国 家能力呢？ 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社会和个入是三种势力。政府总是希望将社 会和个人的权力和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到自已手中，为此，它会压制社会 和个人的一切反抗；个人是原子式的单位，无力与政府对抗，他要想保留 自己的自由与空间，必须寄望于社会的充分发有；社会是作为政府与个人 之间的缓冲层存在的，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能够有力地抵挡政府力量的 无限向下延伸。如果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种势力能够达到并保持一种综 合平衡，这就是宪政结构的权力分配实质。因此，宪政的建立有赖于公民 白
■战争与国家形戒：春秋战困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社会的充分发育。8许田波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社会以 及宪政结构都有初步的发有，但其后却发生了分道扬镳的现象。9中国变 成一个高度专制的国家，而欧洲国家却建立了公民社会和自由民主制度。 导致中国和欧洲走上不同国家形成路径的秘密就在于国际战争。上文提 到，一个国家要想在长期的国际战争中获胜就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以便政 府能够快速有效地动员和汲取国内资源.0但改革是一个权力和利益再 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与掌握资源的实体一一也就是个 人和社会一进行多轮博弈和交易。对于政府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实 现对个人与社会的绝对统治，即支配逻辑的胜出：对个入来说，他必须利 用社会抵制政府的支配行动，所以政府和社会的博弈也就等于支配逻辑 和制衡逻辑的较量。 在秦国，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自强型改革使政府力量占据绝对优势。 为汲取国内资源，秦国政府通过授田于民、军功封爵、公正司法等措施换 取百姓的服从，同时取消贵族阶层的特权，乃至消灭贵族阶层本身，从而 为长期执行“耕战”政策打下基础。商鞅变法为秦国缔造了一个强大到极 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在秦统 一战国时代的多国体系后，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度失衡导致政府欲 望和力量的迅速失控。由于秦廷长时间地、无限制地动员和汲取国内资 源，致使行政成本急剧上升。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选择沉默时，武功隆盛 的秦朝亦在内外交困中归于覆灭。随后的汉朝吸取秦朝的教训，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但总的来说，在中国，政府相比于 社会更加强大，始终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历代王朝之君惯于用少量经济 福利来换取百姓的臣服，而不是像近代欧洲那样给予人民公民权。11 近代早期欧洲的情况正好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相反。由于实行自 弱型权宜措施，当时欧洲国家的政府力量相当有限，而社会和个人力量较 为强大。为了解决资源遐乏问题，欧洲的君主不得不与中间资源持有者 (intermediate resource holders,指银行家、贸易商和雇钾兵头目等)进行 交易，以开放政治、经济权利的方式换取进行战争的资源。在这一博奔过 程中，双方更多地是以妥协面告终，公民社会和宪政结构由此产生并发展 起来。12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像秦国那样由政府掌握绝对 W
■译者痒 的政治权力，从而有能力为争霸战争进行长期地、无限制地国内动员。也 就是说，各国政府力量的孱弱是欧洲能够保持多国体系的深层原因。另 外，一~旦有欧洲国家实施类似于秦国的自强型改革，例如普鲁土和拿破仑 法国，那么欧洲的多国体系就会面临支配逻辑的挑哉。 结构选择与单元能动 许田波试图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决两大专业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的 确是一个大胆的、高风险的尝试。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自华尔兹的 《国际政治理论》出版后，国际关系学界基本笼罩在结构或体系的强大话 语力量之中，单元的能动作用自是不显。在华尔兹的世界中，结构具有自 主的反复再生能力，因此，华尔兹的结构世界是静态的，具有一种现状偏 好(status-quo bias),缺乏-种转型的逻辑和路径，13在这个静态世界中， 单元（国家）的作用是被动的，完全受制于结构。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 际关系史并不完全支持华尔兹有关国家行为的论断。虽然面对体系权力 分配结构的限制，但国家仍有采取不同应对战略的自主性。例如，在面临 谋霸者时，各大国既可以采取制衡战路，也可以采取诸如疏离(detac hing)、跟随(bandwagoning)、搭车(freeriding)、绥请(appeasing)、隐藏 (hid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等其他战略。l4这说明，在结构限制下 的国家仍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为此，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新审视 单元的能动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因之而兴起。15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单 元的能动作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实际上，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仍然坚 持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塑造作用是不可突破的，他们所要解释的是为传么 有些国家对结构性因素视而不见或者理解错误。16 比较面言，许细波的步子更大一些。她认为单元可以突破结构力量 (均势逻辑)的限制，面能不能突破就在于单元本身的能力和战略。历史 上不是没有国家打破均势，但它们都不能在通向霸权之路上长期坚持下 去，这是因为它们在能力和战略上都存在问题。一旦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V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路径依赖在单元突破均势逻辑的过程中将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国家 之间在战略和能力上的初始差别有可能通过某种路径而得到持续地放大 和增强，从面不断强化支配逻辑的效用。17行文至此，我们不禁对华尔兹 采取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来模拟国际关系中体系与国家的关 系产生一点疑问：微观经济学并未排除某个企业通过自由竞争最终垄断 市场的可能性（假设不存在政府千预），为什么华尔兹在建构新现实主义 理论大厦时将这一点排除在外呢？ 那么，一个能够突破结构限制的国家是如何拥有其能力的呢？这就 使我们必须再次转入国家形成问题，考察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 排。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国家理论研究的 老课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大致存在三种解释模式：战争、制度变迁和宗 教改革。l8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为代表的战争中心主义者(bel- ocentrist)认为，随着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15至16世纪的欧洲战争变得 越发昂贵，这迫使欧洲各国的君主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以动员和汲取更 多的资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要比其处于封建式的分裂状态具有更大的 规模优势。因此，战争催生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war-making-state),反 过来，新的国家形态又使这些国家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去进行更大规模 的战争(state-making-war),这种互相加强的过程最终使民族国家模式推 广到全欧洲。19显然，许田波采纳了蒂利的战争中心主义观点。 不过，许田波通过对中国和欧洲改革措施的比较，认为近代早期欧洲 国家多数采取的是自弱型权宜措施，而中国战国时代的国家实行的是自 强型改革。但是，许田波没有特别深入地分析两种改革的路径差异从何 而来。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两个体系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制约了 国家的改革路径选择。秦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源多来自土地和农民，因 此秦国政府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直接管理到农民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以最大限度地汲取资源。而在近代早期欧洲，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有了相 当程度的发展，金融集团和贸易集团（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手中握有大 量资金。从短期来看，政府直接向金融集团和贸易集团融资比较容易，更 能解决战时的资金周转问题，而要想像秦国那样，建立一套从土地和农民 手中直接汲取资源的制度还面临与贵族阶层的博弈，从成本一收益角度 I
■译者序 面言，这个办法显得费时费力，成本太高。但金融和贸易集团并不知单个 的农民那样容易应付，政府在求助于他们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们的政治和 经济利益（官职、选举权和税收）。由于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实在有限，因 此在长期的战争中不得不反复求助于他们，这些集团亦借此不断取得更 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这种反复博奔过程中，社会力量得以成长，政府 和社会达戒一种平衡，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立起来，并保证了公民社会和 宪政体制的日后发展。 最后，本书留下了一个频有意思的问题有待解决：从法国大革命开 始，欧洲国家开始进行真正的自强型改革，可是其后，不论是拿破仑、威廉 二世，还是希特勒，这些谋霸者均功亏一篑，而均势联盟总能取得最后的 胜利。如果说，这些谋霸者实力不成问题的话，那就是谋略出了差错。中 国有句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到 底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尚不得而知。 本书曾获2005年度埃德加·福尼斯图书奖(Edgar Furniss Book Award)。该奖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默什恩 国际安全研究中心(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评 出，奖给深具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获奖书籍一般是这些学者的第一部著 作。以前的获奖者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熟知的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20获奖这- 事实表明，本书的学术水平和作者的学术潜力巴经获得美国国际关系学 界的认同。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的评价是： “许田波可能是仅有的能够驾驭这么复杂的中欧历史比较研究的国际关 系学者。其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在国家建设领域中的战路非道德性、残 酷性和资源动员方式的极富挑战性的观点，以及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 代的国家能够在这些方面超越欧洲国家，”21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华人学者，许田波的成功或许也为正在探 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路径的国内学者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研究路 径：利用中国丰富的本土历史资源，通过比较研究等方式，来推进、完善或 证伪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从近现代欧洲外交实践当中 雅
雕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提炼出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大多关注的是欧美国际政治的实践和经验。 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来锐，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难以像美欧学者那 样方便而姻熟地运用西方的外交材料来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外 交史料虽然极为丰富，但迄今只有极少数国际关系学者系统地运用这些 史料来进行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2除客观的语言条件限制外，主要原因 可能还在于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这样一个根植于欧美历史经验 的理论能否应用于古代中国抱有疑虑。现在，许田波的成功为国内学者 利用本土史料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为国内学者知何才能“扬长避短”提供 了一个范例。 最后，我还要对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一批国际关系学者所谓“春秋战 国时期是一个多国体系”的说法做一点解释。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 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进行实际治理的中央政府，那么这段时期中国很 难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至于它是否能称得上是一个国际体系，的确值 得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成于l648年《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之后，“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有所不同，前者为人 口、土地、政府，后者则增加了主权。因此“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是指 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也有的学者（比如本书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 期的诸侯国已经是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了。当然，这只是在国际关系学 的范围内、些学者从学理本身的角度得出的看法，3与“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常识智慧和民族观念并非同一类问题，因而并 不矛盾。 这是一本既难译又易译的学术书籍。说它难译，是因为本书并非一 本纯粹的国际关系研究专著，面是一本包括国际关系、国家形成以及历史 社会学等三个政治学领域的“混合型”专著。书中含有相当数量的不为国 际关系学者所熟知的专业名词和术语，以及丰富的近代早期欧洲政治思 想和中国春秋战国典籍材料，这的确显示出作者在政治学诸领域以及在 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自如穿行的能力，但同时也给译者带来很大的挑战。 作为译者，我经常困惑于某个名词的含义，某个术语的中文对应词，或是 某段引文所指。说它易译，是因为本书写得饶有趣味◆使翻译变成一个跟
量译者序 随作者笔锋在中欧历史变幻和时空交错中巡游的过程，所以翻译本书也 使译者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另外，幸赖作者审阅全文，才避免了许多因 译者不才而导致的错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一些来自英语文献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 界所习用的术语并不满意，为此曾和译者就这些词汇如何翻译进行过深 入的探讨。比如，国内学界通常将“agency”译为“施动”，但作者认为这个 译名极为生僻，后几经协商，最终选择“行为自主性”作为“agency”的译 名。“行为自主性”显然比“施动”要更加直观、易懂。 许田波女士对于自己的书能在中国出版非常重视。她数次通读译 瘸，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这有力地保证了译文的准确与流畅程度。另 外，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柴绍锦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 系博士生梁雪村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译稿的修订工作，对他们的努力 付出我深表谢意！ 徐进 注释 1.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Knopf,1973);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 tics(Reading,Massachusetts:Addison-Wesley,1979);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128页。 4.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同国家在面对 霸权挑战时并不一定都采取制衡战略，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预期不完全正 a确。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pring 1994),pp.108-148. 5.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301页。 6.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p.79-99,178-190.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