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录 序 基辛格其人其书 金灿荣 第1章 世界新秩序 (1) 第2章 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 尔逊 (13) 第3章 由大一统到势均力敌：黎塞留、威廉一世 与皮特 (37) 第4章 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 (59) 第5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83) 第6章 现实政治自食其果 (117) 第7章 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的欧洲外交 (147) 第8章 卷人战争旋涡：迈向军事毁灭之路 (179)
第9章 外交新面貌：威尔逊与凡尔赛和约 (195) 第10章 胜利者的困境 (221) 第11章 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239) 第12章 假象破灭：希特勒的崛起与凡尔赛和约的 毁灭 (259) 第13章 斯大林待价而沾 (289) 第14章 苏德协定 (307) 第15章 美国重回战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325) 第16章 三种和平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 斯福、斯大林与丘吉尔 (349) 第17章 冷战的开始 (377) 第18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399) 第19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鲜战争 (425) 第20章 与共产党人的谈判：阿登纳、丘吉尔与艾 森豪威尔 (445) 第21章 避开遏制政策：苏伊土运河危机 (473) 第22章 匈牙利事件：欧洲的翻变 (501) 第23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柏林危机，1958一 1963 (519)
第24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 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545) 第25章 越南：陷人泥淖，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571) 第26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593) 第27章 越南：解脱，尼克松 (623) 第28章 地缘政治的对外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649) 第29章 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与不满缓和者 (677) 第30章 冷战的结束：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705) 第31章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745) 致谢 (777)
图片日录 插图 1919年1月25日，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发表演说 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说手稿。嵌人人像：乔治·华盛顿，以 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绘像为蓝本的雕刻像 P1 联合国大会一景 P13 左：老罗斯福总统，1905年8月；右：威尔逊总统，1919年7月 P37 左：奥兰治亲王威廉；右：黎塞留大主教 P59 1815年维也纳会议 P83 左：俾斯麦；右：拿破仑三世 P117 英国首相迪斯累里 P147 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 P179 由左到右：兴登堡、前德皇威廉二世及售登道夫(Luden- dorff),摄于1917年
P195 由左至右：劳合一乔治、奥兰多、克里蒙梭及威尔逊， 1919年摄于凡尔赛 P221 由左至右：克里蒙梭、威尔逊、桑尼诺男爵(Baron Sid- ney Sonnino)及劳合-乔治，合影于1919年6月28日， 签署凡尔赛和约之后 P239 路德(Hans Luther)、布莱恩及史特瑞斯曼（右），与德 国代表团成员合摄于国际联盟 P259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1937年于幕尼黑 P289 斯大林与助理摄于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左起分别为与 会代表：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日丹诺夫(An- drei Zhdanov)、斯大林、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及赫鲁晓夫，时为1938年1月26日 P307 莫洛托夫于1939年8月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其身后 为里宾特洛甫及斯大林 P325 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会 议上 P349 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1945年2月 P377 左：丘吉尔、杜鲁」与斯大林在波茨坦，1945年；右： 艾德礼、杜鲁门与斯大林在波茨坦，1945年8月 P399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各国贵宾，合影于1955年5月签 署奥地利国家条约之后 P425 杜勒斯在朝鲜“三·八”线，1950年6月
P445 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伦敦，1959年 P473 赫鲁晓夫与纳赛尔在莫斯科，1958年 P501 布达佩斯事件期间，匈牙利街头，1956年10月 P519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1961年6月 P545 左：肯尼迪与麦克米兰在百慕大，1961年12月；右：戴 高乐与阿登纳在波恩 P571 奠边府的法国步兵，1954年4月 P593 林登·B·约翰逊，1965年12月 P623 亭利·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1973年1月 P649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1973年6月 P677 福特总统与多勃雷宁大使（左）和勒列日涅夫（右）在海 参崴，1974年11月 P705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维也纳，1985年11月 P745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国旗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 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规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 的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 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 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 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 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 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 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于预美 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 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 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 史不愿意介入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 范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不改变。 美国白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 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类作榜样， 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 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于 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白二次大战结束后，国 际现实是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而美国却仍在孤立主义与信守承 诺之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作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 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但由 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听在他国人民耳里，即使不 被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 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 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二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3 十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 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国， 何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官由的理想而缔建。没有别的国家的人 芪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因此孤立 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 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 统外交，跟美国-样信奉民主及倒际法，即可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美因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一九一七年 进人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之自我肯定，以致 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里现，从国际联盟及 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Kellogg Briand 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 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前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美 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势。 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借尸还魂；各国亟于追求本身 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 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行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会有 所变化。 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 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 史以来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美国刚走入国际社 会时，正值年轻力壮，也有实力让全世界顺从其对国际关系的理想。到 …九四五年次大战终了时，美国闲力之强（全世界的总产值中，美因 度便占了35%左右)，仿佛注定她要根据自己的编好来啦造整个世 界。 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Kennedy)在一九六-一年充满信心地宣 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的胜 利成功。三十年后，美国已不县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力，而 另-些国家已成长为强权大国。美国现在面临在不同阶段达成不同目 标的挑战，而每一目标均是美国价值及地缘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
大外交 新出现的现实需要之~是：同时存在着儿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其秩 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equilibrium)的观念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雉以 接受的一种观念。 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与欧洲外交传统于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交 手时，历史经验的差异便极为明显。欧洲领袖想根据他们熟悉的方式 调整既有的体系；美国的与会代表则认为，此次大战绝非起因于难以控 制的地缘政治冲突，面是欧洲人作法不当所造成的。域尔逊在著名的 “十四点原则”中告诉欧洲人，由此可知国际体系不应建立在均势上，而 应以民族月决为基础，欧洲的安全不应仰赖军事结盟，而应建立集体安 全，且其外交不应再由专家秘密进行，应“以公开达成的公开协议”为 准。显然，威尔逊来此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停战的条件，或恢复固有的国 际秩序，而是想要把行之已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重新建构。 美国人只要一想到外交政策，必定会认为欧洲的问题都是出在均 势体系上。而自从欧洲首度必须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欧洲领袖便 对美国以全球改革为已任的想法不以为然。双方的态度仿佛都是认 为，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全是任性的抉择，如果更加明智或不是那么好 战，本应当会选择另外一种更能令人接受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殊环境的产物： 美国所处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陆，毗邻的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耽 的强权隔离在外。由于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自然 不太可能全力投人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即使美国领袖曾有过“在背 离欧洲的美国”模仿欧洲的这种怪念头，也不可能做得到。 让欧洲国家深受其苦的国家安全困境，美国在近一百五十年后才 开始面临。美因面临这个难题时，便是参与了全是欧洲国家引起的两 次世界大战。每次美国参战，权力均势均已瓦解，这里显现出一个矛盾 现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 它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人国际政治。 欧洲各国从未主动选择均势，来作为历来纷争不休、或旧大陆式喜 好谋略的国际关系的规范。若说强调民主及国际法是美国独特的安全 感所导致，则欧洲外交便是在严酷的打击下所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