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能力(当时她一直失业在家),你才能争取自己想要的。”(笔者2006年12月23日的田野 笔记)。一位25岁的女同说:她为了缓减与父母的冲突,找了个男同,假装自己的男朋友,回家 与父母一起聚餐,这才缓和了火药味的氛围,没有想到,应付完见面,家中就催促结婚,她本人 点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也有女同电话咨询:为了应对家庭与社会的妇女角色压力,与男同的 形式婚姻”(即互助婚姻)是否可行?在中国家庭逼婚的重压下,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性选 择,台湾的同女运动比中国大陆成熟,她们也运用这一婚姻形式混过( passIng)父母的逼婚指 令(郑美里,1997) 而在异性恋掩饰的婚姻家庭内,同女与异性恋男性的婚姻并不稳定、并不幸福,一位倍感 压抑,需要倾诉的31岁女同说,她刚办完离婚手续,很轻松,但又对以后的旅途感到迷茫,询问 聊之际要做些什么?希望热线志愿者推荐些好的女同题材的影片。同女健康咨询热线并不承担 友中介的任务,但在来电记录中,仍然有女同明确询问,甚至要求咨询志愿者提供个人资讯 流露出渴望与咨询志愿者交友的态度,但被咨询志愿者婉言拒绝。这是全国各地开通同志热线之 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缺少伴侣的同志希望热线架起鹊桥,说明女同性恋者寻觅伴侣的资源极 其短缺。另有相当数量的女同来电咨询其他朋友如何出柜?很想参加女同活动,包括做志愿者, 因为生活中缺少同女交往的资源与途径。阳光不但服务热线电话,而且以电话联络为契机组织女 同性恋者的联谊和活动,她说:“联合昆明的拉吧一起做活动,参加人数要看活动形式,一般主 讨论我们会把人数控制在10-30人,联谊的话人会比较多,几十人到上百人都有。活动一般我 会在云南的拉拉网站和QQ群里做通告,热线也是通知的途径,还有志愿者的宣传和转告。有一位 朋友,两年多时间里经常打热线,有时候是情感倾诉,有时候就是为了聊聊自己对拉拉群体的看 法,她很关注热线的工作情况和活动情况。今年7月27日我在云南电台《午夜1+1》做了一期‘走 近女同热线’的节目,当晚有很多朋友在收听,还有一些外地的拉拉在网上在线收听了,她们也 很关注这样的事,因为这是让社会大众了解拉拉和拉拉自己交朋友的机会。”(笔者2007年10月 25日的田野笔记)。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 Kate millett,1969; Gayle Rubin,1975; Adreinne rich, 1980; Charlott bunch,1987; Monique Wittig,1992)已经完整论证了异性恋的霸权,但她 们的研究没有认识到异性恋霸权的强制性对同女与异女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柯采新( Cheshire Calhoun)敏锐体察到异性恋霸权( heterosexuality hegemony)对同女关系的特殊性,呼吁 分离女同性恋理论与女性主义”( Separating Lesbian Theory from Feminist Theory) ( Calhoun,1991:558-581),她的研究有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面,但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关于性的 伦理道德和生殖再生产价值的特别定义,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 子·离娄上》)的传统,妇女的价值首先被定位为生殖再生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青 年人必须履行的成年礼。因此,中国同性恋者与家庭的关系,除了经济生产关系之外,还有传 统文化中的中国家族主义。女同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约束下的强制性异性恋宰制(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dominance)的体系中,女同性恋经验被认为是不符合异性恋的性爱、婚姻与 家庭的伦理规范,她们的行为属于社会性别越轨( gender deviant)。她们没有生活的公/私领 域、缺少交友渠道、无力违抗传统婚姻,多数人只能违心地接受异性婚姻生活,没有发声的空 间,更因为没有同性恋的知识而对同性恋充满困惑和恐惧( homophobia),同时,还不得不面对 异性恋原生家庭要求妇女结婚与生育的压力。因此,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妇女通过反对男性 霸权来获得平等地位,只体察到了异性恋的父权制( heteropatriarchy)对妇女的压迫,没有 意识到同女与异女分别属于不同的性阶级( sex-class),更没有尊重同女内部有T婆( butch feme)和施虐与受疟(S/ M practice)的角色区分。同女遭受的压制力量不仅有父权结构,还 有更为重要的中国社会的异性恋霸权结构。也就是说,同女的生活实践——女性情欲、同性婚姻 都脱离了中国异性恋结构所要求的性爱、婚姻与家庭的伦理正轨,所以同女身份是见不得人的 不能现身( come out),亮出身份的“出柜”意味着受到异性恋霸权的惩罚。同女只有以扮装 135 万方数据的生活能力(当时她一直失业在家)，你才能争取自己想要的。”(笔者2006年12月23日的田野 笔记)。一位25岁的女同说：她为了缓减与父母的冲突，找了个男同，假装自己的男朋友，回家 与父母一起聚餐，这才缓和了火药味的氛围，没有想到，应付完见面，家中就催促结婚，她本人 一点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也有女同电话咨询：为了应对家庭与社会的妇女角色压力，与男同的 “形式婚姻”(即互助婚姻)是否可行?在中国家庭逼婚的重压下，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性选 择，台湾的同女运动比中国大陆成熟，她们也运用这一婚姻形式混过(passing)父母的逼婚指 令(郑美里，1997)。 而在异性恋掩饰的婚姻家庭内，同女与异性恋男性的婚姻并不稳定、并不幸福，一位倍感 压抑，需要倾诉的3l岁女同说，她刚办完离婚手续，很轻松，但又对以后的旅途感到迷茫，询问 无聊之际要做些什么?希望热线志愿者推荐些好的女同题材的影片。同女健康咨询热线并不承担 交友中介的任务，但在来电记录中，仍然有女同明确询问，甚至要求咨询志愿者提供个人资讯， 流露出渴望与咨询志愿者交友的态度，但被咨询志愿者婉言拒绝。这是全国各地开通同志热线之 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缺少伴侣的同志希望热线架起鹊桥，说明女同性恋者寻觅伴侣的资源极 其短缺。另有相当数量的女同来电咨询其他朋友如何出柜?很想参加女同活动，包括做志愿者， 因为生活中缺少同女交往的资源与途径。阳光不但服务热线电话，而且以电话联络为契机组织女 同性恋者的联谊和活动，她说：“联合昆明的拉吧一起做活动，参加人数要看活动形式，一般主 题讨论我们会把人数控制在10一30人，联谊的话人会比较多，几十人到上百人都有。活动一般我 会在云南的拉拉网站和QQ群里做通告，热线也是通知的途径，还有志愿者的宣传和转告。有一位 朋友，两年多时间里经常打热线，有时候是情感倾诉，有时候就是为了聊聊自己对拉拉群体的看 法，她很关注热线的工作情况和活动情况。今年7月27日我在云南电台《午夜1+1》做了一期‘走 近女同热线’的节目，当晚有很多朋友在收听，还有一些外地的拉拉在网上在线收听了，她们也 很关注这样的事，因为这是让社会大众了解拉拉和拉拉自己交朋友的机会。”(笔者2007年10月 25日的田野笔记)。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Kate Millett，1969； Gayle Rubin，1975；hdreinne Rich， 1980；Charllott Bunch，1987；Monique Wittig，1992)已经完整论证了异性恋的霸权，但她 们的研究没有认识到异性恋霸权的强制性对同女与异女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柯采新(Cheshire Calhoen)敏锐体察到异性恋霸权(heterosexuality hegemony)对同女关系的特殊性，呼吁 “分离女同性恋理论与女性主义”(Separating Lesbian Theory from Feminist Theory) (Calhoen，1994：558-581)，她的研究有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面，但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关于性的 伦理道德和生殖再生产价值的特别定义，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 子·离娄上》)的传统，妇女的价值首先被定位为生殖再生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青 年人必须履行的成年礼。因此，中国同性恋者与家庭的关系，除了经济生产关系之外，还有传 统文化中的中国家族主义。女同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约束下的强制性异性恋宰制(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dominance)的体系中，女同性恋经验被认为是不符合异性恋的性爱、婚姻与 家庭的伦理规范，她们的行为属于社会性别越轨(gender deviant)。她们没有生活的公／私领 域、缺少交友渠道、无力违抗传统婚姻，多数人只能违心地接受异性婚姻生活，没有发声的空 间，更因为没有同性恋的知识而对同性恋充满困惑和恐惧(homophobia)，同时，还不得不面对 异性恋原生家庭要求妇女结婚与生育的压力。因此，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妇女通过反对男性 霸权来获得平等地位，只体察到了异性恋的父权制(heteropatriarchy)对妇女的压迫，没有 意识到同女与异女分别属于不同的性阶级(sex—Class)，更没有尊重同女内部有T婆(butch— femme)和施虐与受疟(S／M practice)的角色区分。同女遭受的压制力量不仅有父权结构，还 有更为重要的中国社会的异性恋霸权结构。也就是说，同女的生活实践——女性情欲、同性婚姻 都脱离了中国异性恋结构所要求的性爱、婚姻与家庭的伦理正轨，所以同女身份是见不得人的， 不能现身(come out)，亮出身份的“出柜”意味着受到异性恋霸权的惩罚。同女只有以扮装 135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