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g)或者蒙混( passIng)的形式获得异性恋专制中的女人位置。可想而知,异性恋霸权不 可化约为父权,同女就是逃离异性恋婚姻宰制,也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因为同女没有合法的社 会生活位置;而以异性恋婚姻掩饰自己的女同身份的压迫与痛苦也不是仅仅反抗父权制所能解决 的。所以,在中国的女同运动的抗争目标应该是获得女同性欲( lesbian sexuality)、同性婚 姻(same- sex marriage)的法制化,以及反歧视性少数群体法案的出台。 四、热线电话与公共政策、本土同女运动 虽然中国法律已经把同性恋问题去犯罪化、去病理化( de-pathologize)0,但同性恋社 群仍然被主流群体(异性恋社群)所掩盖,尤其同女的处境艰难。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一方面 存在与“高危人群”关联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没有得到社会接纳、理解与宽容的身份隐匿。他们 /她们,甚至是已经知情的亲人,无不生活在密不透气的天幕笼罩之中,尽管这个天幕随着科学 的普及和公共政策、法律的推进以及社会意识的改变会变得脆弱不堪,但目前,天幕的密封效 果依然牢固。关怀同性恋者,还是只能借艾滋的议题来切入,可以预见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合法化 ( legitimization)是一个交织着被歧视、被污名化( Stigalization)、被艾滋化、抗击艾滋 化的过程(曹晋,2007)。男同因艾滋干预而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女同因性行为距离艾滋感染 较远,并不在防治的核心视野之内,也不像男同性恋者因性交方式容易感染艾滋病毒而使其成为 重大社会问题,广受关注,以及中国社会对妇女生殖再生产和伦理身份的苛刻要求,所以在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前,女同议题与女同运动都是不可见和不可闻的,异性恋社会对此问题冷漠而 且无知;1995年之后,女同组织与出版物、网站浮出历史地表,尤其1998年之后,商业化的女同 酒吧活跃起来,国际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的女同活动也日渐丰富,但资源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 大都市,许多女同组织因缺乏经费和相关政策的持续支持,其自身又没有危机意识和长远规划, 导致女同运动往往停留在联谊的层面。2000年以来,随着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对中国边陲地带卫 生安全的关切,西部城市的女同问题才以集体组织的力量得以问津。 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China- Uk HIV/ 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作 为国际社会卫生的安全治理项目,在政府与专家的指导下进行,2000年的项目计划中并没有设立 女同热线的考虑,“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是经过女同志愿者的积极争取,才获得项目办公室 的认同,最终得以开通,它仅仅是附属于项目的第二个领域——“高危人群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 疗”中的第三部分“男男性接触者干预”( Intervention for MSMs)活动的一个微小策略,而 且女同热线的咨询时间也少于男同热线的咨询时间,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关于同性恋社群的公共 政策关怀,往往着眼于男同,男同与女同的差异也被忽略了,所以还必须警惕同性恋公共政策内 部的父权态度,应充分重视异性恋父权制文化下的女同经验,而非仅仅针对女同在异性恋文化里 被当作性出轨女士。因此,女同社会运动借助公共政策实践自己的话语抗争必须意识到女同政治 与女性主义政治既有重叠,但也有冲突。中国女同社会运动的目标应分离于本土女性主义运动话 语,防止再造新的支配女同运动的霸权结构。 云南女同健康热线”,在中英项目执行期结束之后,因其对和谐社会( harmony society)的重要影响而得到云南健康教育所、云南省政府的认同,继续服务,打破了资源配置 的权力结构与地理空间的等级区隔,凸显出西部女同性恋者的主体性,维护了女同性恋者的媒介 近用权。可见,健康热线的设立与机构化已展现出中国西部专业人士与女同志愿者对社会主流意 识的偏见和政策不公正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中国女同社会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借助 国际与国家资源提供的“政治机会”,不失为女同性恋者推进公共政策关怀与社会运动的有效策 因为热线隶属于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的策略活动,宗旨就是服务于女同性恋者的健康问 题,其公益性而非赢利性的服务,融科普与爱心关怀为一体。热线咨询志愿者都经过专业知识与 万方数据 136(drag)或者蒙混(passing)的形式获得异性恋专制中的女人位置。可想而知，异性恋霸权不 可化约为父权，同女就是逃离异性恋婚姻宰制，也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因为同女没有合法的社 会生活位置；而以异性恋婚姻掩饰自己的女同身份的压迫与痛苦也不是仅仅反抗父权制所能解决 的。所以，在中国的女同运动的抗争目标应该是获得女同性欲(1esbian sexuality)、同性婚 姻(same-sex marriage)的法制化，以及反歧视性少数群体法案的出台。 四、热线电话与公共政策、本土同女运动 虽然中国法律已经把同性恋问题去犯罪化、去病理化(de—pathologize)u0I，但同性恋社 群仍然被主流群体(异性恋社群)所掩盖，尤其同女的处境艰难。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一方面 存在与“高危人群”关联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没有得到社会接纳、理解与宽容的身份隐匿。他们 ／她们，甚至是已经知情的亲人，无不生活在密不透气的天幕笼罩之中，尽管这个天幕随着科学 的普及和公共政策、法律的推进以及社会意识的改变会变得脆弱不堪，但目前，天幕的密封效 果依然牢固。关怀同性恋者，还是只能借艾滋的议题来切入，可以预见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合法化 (1egitimization)是一个交织着被歧视、被污名化(Stigalization)、被艾滋化、抗击艾滋 化的过程(曹晋，2007)。男同因艾滋干预而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女同因性行为距离艾滋感染 较远，并不在防治的核心视野之内，也不像男同性恋者因性交方式容易感染艾滋病毒而使其成为 重大社会问题，广受关注，以及中国社会对妇女生殖再生产和伦理身份的苛刻要求，所以在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前，女同议题与女同运动都是不可见和不可闻的，异性恋社会对此问题冷漠而 且无知；1995年之后，女同组织与出版物、网站浮出历史地表，尤其1998年之后，商业化的女同 酒吧活跃起来，国际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的女同活动也日渐丰富，但资源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 大都市，许多女同组织因缺乏经费和相关政策的持续支持，其自身又没有危机意识和长远规划， 导致女同运动往往停留在联谊的层面。2000年以来，随着国际社会与中国政府对中国边陲地带卫 生安全的关切，西部城市的女同问题才以集体组织的力量得以问津。 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China—Uk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作 为国际社会卫生的安全治理项目，在政府与专家的指导下进行，2000年的项目计划中并没有设立 女同热线的考虑， “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是经过女同志愿者的积极争取，才获得项目办公室 的认同，最终得以开通，它仅仅是附属于项目的第二个领域——“高危人群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 疗”中的第三部分“男男性接触者干预”(Intervention for MSMs)活动的一个微小策略，而 且女同热线的咨询时间也少于男同热线的咨询时间，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关于同性恋社群的公共 政策关怀，往往着眼于男同，男同与女同的差异也被忽略了，所以还必须警惕同性恋公共政策内 部的父权态度，应充分重视异性恋父权制文化下的女同经验，而非仅仅针对女同在异性恋文化里 被当作性出轨女士。因此，女同社会运动借助公共政策实践自己的话语抗争必须意识到女同政治 与女性主义政治既有重叠，但也有冲突。中国女同社会运动的目标应分离于本土女性主义运动话 语，防止再造新的支配女同运动的霸权结构。 “云南女同健康热线”，在中英项目执行期结束之后，因其对和谐社会(harmo nY SOCiety)的重要影响而得到云南健康教育所、云南省政府的认同，继续服务，打破了资源配置 的权力结构与地理空问的等级区隔，凸显出西部女同性恋者的主体性，维护了女同性恋者的媒介 近用权。可见，健康热线的没立与机构化已展现出中国西部专业人士与女同志愿者对社会主流意 识的偏见和政策不公正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中国女同社会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借助 国际与国家资源提供的“政治机会”，不失为女同性恋者推进公共政策关怀与社会运动的有效策 略。 因为热线隶属于艾滋病性病防治合作项目的策略活动，宗旨就是服务于女同性恋者的健康问 题，其公益性而非赢利性的服务，融科普与爱心关怀为一体。热线咨询志愿者都经过专业知识与 136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