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服务的素质培训,由于咨询志愿者本身是圈内人,项目负责人均为医学健康专家,他们/她 们的咨询服务是建立在去等级化、去商业化的对话基础之上,以行动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协商性决 策和平等参与。所以,热线咨询它不是僵硬的死气沉沉的科普说教,而且避免了一般科普教育杂 志的等级面孔和门诊治疗的问题公开化,就如 David Lester所论证的—把通话的亲密感和匿名 性结合起来的经典例子莫过于热线电话( Lester,1977)。在中国还没有为女同性恋的性存在给 予合法与公正的认同之际,也可以把女同热线电话,看成去中心的、平等的、可获取的、过程导 向的信息技术,它可以促进表达和工具价值,它会构连整合以人为中心的、尊重差异的、资源丰 富的和持久科技的公共政策设计。西方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对科技的社会性别化的论断,对当下东 方中国的女同热线电话的阐释并不完全适宜。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女同性恋者可以创造经 济的自主,但却不能逃避传统文化的身份管制,电话技术恰好为她们掩饰了在目前还不便公开的 身份,如果没有电话的协助,女同的世界更加沉默与隐蔽。 新千年以来,同志咨询热线随着各类基金赞助的艾滋病性病项目的落实而在中国各大城市兴 起,在一个爱惜面子的社会,热线 给予了同性恋社群倾诉衷肠的渠道,尽管咨询热线服务是 经过政府机构化、建制化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但由于具有相对的匿名性,热线电话仍然为异 性恋体制内的国家、社会和家庭直接控制下的女同性恋社群交流提供了一种解脱和自由,直接挑 战了主流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 dominate gender’ s ideology)与异性恋话语霸权( discourse hegemony)。“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在顾全‘个人匿名性’的情况下,避 免公开的个人“现身”,积极向异性恋社会发声,实现话语抗争,从而强化女同的性取向认同, 并凝聚不可见、不可闻的女同社群,推进女同性恋身份的合法性的社会运动。这迥异于西方社会 同性恋社群为争取平权的“个人现身”的示威游行,相比西方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运动,这种匿名 的、自主的咨询,志愿者以圈内人的身份和理解、体谅的语调娓娓讲述的应答方式,在当前的大 陆社会也许更具可行性 主释 [1〕“同志”( Tongzhi)是亚洲华语世界对同性恋的称呼,蕴涵着华人超越西方文化的同性恋身份界定。如周华山所述:““同志 词,内里没有性’字,指涉的是高尚兼且政治化的志同道合、有志一同,期望着大‘同’社会的‘志′向,完全屏除传统 性变态’、“娘娘腔’的负面含意。‘同志’把同性爱非性化(de- sexualize),给主流媒介一记响亮 耳光,但却又非否定性事,仍然保留着同性爱的‘’字打头阵,还有孙中山的名句“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作弦外 标示着高尚动人的政治情操。‘同志’一词,原指革命党内抛头颅、洒热血的党员,如今愉龙转风把这个‘志’,变成‘性 小众不受歧视”、“同性别的人能真诚相爱””(周华山,1997:362)相对西方文化对同性恋者的称谓,华语世界的“同志”是 本质主义的定义,“问志,成为自觉的政治实践,超越(同/双性爱)性取向的层次,是一种反身份、反标签的主体位置,依 靠生活实践的界定和再界定才能落实的政治策略 1997:363),从台湾、香港与大陆的同志社群的运动经历来看,这个象征“志同道合”的团结同性恋杜群的词语,从当年标准的 革命政治身份称谓,过度到以“同一性”鞘伸赋予受压制群体的义命名,本身就具有反讽意味,期间也显示出同性恋杜群的可 见性交织着复杂的歧视情境。本文“女同”一律指女同性怎 [2]段勇主编(200 性病艾病防治合作项月六年历程与成效》,( Promise and Witness;Six-Year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HAPAc in Yunnan)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 3]数据由 [4]段勇主编(2006),《承诺与见证:云南省中央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六年历 EsfR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14页, 5]上述材料源自于笔者2006年12月对项目办公室主任的深度访谈。 6]段勇主编(2006),《承诺与见证:云南省中央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日六年历程与成效》,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79页 [7]上述资料源自于笔者2006年12月到207年2月在昆明的H野考察( fieldwork) [8]张北川教授是青岛大学阳 皮肤科医生,1997年创办针对同性恋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另类出版物 《朋友通信》(被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收藏),该项日长期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支 持,他本人的医术与人品,以及《朋友》在同性恋社群中享有崇高威望。从本研究的统计看,《朋友通信》的确扮演了同志朋友 的角色 [9]数据来自北京同语女同作小组2005年主持完成的《北京女同性恋者健康调查报告 0]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屿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2001 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耥神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问性恋非病理化 (下转第102页) 137 万方数据接线服务的素质培训，由于咨询志愿者本身是圈内人，项目负责人均为医学健康专家，他tl']／她 们的咨询服务是建立在去等级化、去商业化的对话基础之上，以行动主义者的身份进行协商性决 策和平等参与。所以，热线咨询它不是僵硬的死气沉沉的科普说教，而且避免了一般科普教育杂 志的等级面孔和门诊治疗的问题公开化，就如David Lester所论证的——把通话的亲密感和匿名 。性结合起来的经典例子莫过于热线电话(Lester，1977)。在中国还没有为女同性恋的性存在给 予合法与公正的认同之际，也可以把女同热线电话，看成去中心的、平等的、可获取的、过程导 向的信息技术，它可以促进表达和工具价值，它会构连整合以人为中心的、尊重差异的、资源丰 富的和持久科技的公共政策设计。西方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对科技的社会性别化的论断，对当下东 方中国的女同热线电话的阐释并不完全适宜。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女同性恋者可以创造经 济的自主，但却不能逃避传统文化的身份管制，电话技术恰好为她们掩饰了在目前还不便公开的 身份，如果没有电话的协助，女同的世界更加沉默与隐蔽。 新千年以来，同志咨询热线随着各类基金赞助的艾滋病性病项目的落实而在中国各大城市兴 起，在一个爱惜面子的社会，热线电话给予了同性恋社群倾诉衷肠的渠道，尽管咨询热线服务是 经过政府机构化、建制化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但由于具有相对的匿名性，热线电话仍然为异 性恋体制内的国家、社会和家庭直接控制下的女同性恋社群交流提供了一种解脱和自由，直接挑 战了主流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dominate gender’S ideology)与异性恋话语霸权(discourse hegemony)。“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线”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在顾全‘个人匿名性’的情况下，避 免公开的个人“现身”，积极向异性恋社会发声，实现话语抗争，从而强化女同的性取向认同， 并凝聚不可见、不可闻的女同社群，推进女同性恋身份的合法性的社会运动。这迥异于西方社会 同性恋社群为争取平权的“个人现身”的示威游行，相比西方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运动，这种匿名 的、自主的咨询，志愿者以圈内人的身份和理解、体谅的语调娓娓讲述的应答方式，在当前的大 陆社会也许更具可行性。 注释： [1]“同志”(Tongzhi)是哑洲华语世界对同性恋的称呼，蕴涵着华人超越西方文化的同性恋身份界定。如周华山所述：“‘同志’ 一词，内里没有‘性’字，指涉的是高尚兼且政治化的志同道合、有志一同，期望着大‘同’社会的‘志’向，完全屏除传统 论述中的。性滥交’、 ‘性变态’、 ‘娘娘腔’的负面含意。 ‘同志’把同性爱非性化(de—sexualize)。给主流媒介一记响亮 的耳光，但却又非否定性事。仍然保留着同性爱的‘同’字打头阵，还有孙中山的名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作弦外 音，标示着高尚动人的政治情操。 ‘同志’一词，原指革命党内抛头颅、洒热血的党员。如今偷龙转风把这个‘志’，变成‘性 小众不受歧视’、 ‘同性别的人能真诚相爱’”(周华山，1997：362)相对西方文化对同性恋者的称谓，华语世界的“同志”是 反本质主义的定义，“同志，成为自觉的政治实践，超越(同／双性爱)性取向的层次，是一种反身份、反标签的主体位置，依 靠生活实践的界定和再界定才能落实的政治策略，一个超越‘同YS异’二元对立，指向大同境界的情欲政治身份。”(周华山． 1997：363)。从食湾、香港与大陆的同志社群的运动经历来看，这个象征“志同道合”的团结同性恋社群的词语，从当年标准的 革命政治身份称谓，过度到以“同一性”精神赋予受压制群体的褒义命名．本身就具有反讽意味，期间也显示出同性恋社群的可 见性交织着复杂的歧视情境。本文“女同”一律指女同性恋。 【2]段勇主编(2006)， 《承诺与见证：云南省中央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六年历程与成效》．(Promise and Witness：Six—Year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HAPAC in Yunnan)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l页。 [3]数据由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笔者于2006年12月在云南昆明市出野考察时获得。 [4]段勇主编(2006)。‘承诺与见证：云南省中央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六年历程与成效》 [5】上述材料源自于笔者2006年12月对项目办公室主任的深度访谈。 [6]段勇主编(2006)，‘承诺与见证：云南省中央件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六年历程与成效》 [7】上述资料源自于笔者2006年12月到2007年2月在昆明的田野考察(fieldwork)。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14页。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第79页。 [8]张北JII教授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医生．1997年创办针对同性恋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另类出版物 (A1ternative Publication)——‘朋友通信》(被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收藏)，该项目长期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支 持，他本人的医术与人品，以及‘朋友》在同性恋社群中享有崇高威望。从本研究的统计看。 ‘朋友通信’的确扮演了同志朋友 的角色。 [9]数据来自北京同语女同T作小组2005年主持完成的‘北京女同性恋者健康调查报告》。 [10]1997年，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屿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另一个标志。2001 年4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问性恋非病理化。 137 (下转第1023)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