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为后世叫嚣者作俑,并强调"读稼轩词'要“去取严加别白”。他称道了陈亮的¨豪气纵 横”,又认为“《龙川词》一卷合者寥寥”,并评陈亮《水调歌头》“尧之都五句云:“精警 奇肆,几於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就词论则非高调。”意谓这些都是不合於歌词艺 术规律的。他还曾说张孝祥《六州歌头》“忠愤气填膺”一句,提明忠愤,转浅转显,转 无馀味”,也出于同一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白雨斋词话》在历论各代词人之后,表示不以他们所达到的境界 为限极,指出例如陶渊明和杜甫诗歌的独特而巨大的成就,在词史上还没有谁能及到两 者的:“诘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然有诗人所辟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则以时 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一则如渊明之时,淡而弥永,朴而愈厚,极疏极冷、极平极正之 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此陶公所以独有千古,无能为继也。求之於词,未见有 造此境者。一则如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干变万化之中,却极沈 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求之於词,亦未见有造此境 总结过去,指出不足,展示前景,勉励后来作者努力开拓词艺新境,眼光是比较远大 晚清词坛称有“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王运鹏 四八 九o四),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其词论最突出 的是提出了“重、拙、大"的理论。这一理论经他的同乡后学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宣扬和 发挥,在清未词坛影响极。况周颐(一八五九——九二六),原名周仪,字笙 蕙风词隐等。他在《蕙风词话》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 是。"他所领会的重、拙、大”,即是词人创作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体格。三者当融为· 体,而又各有所重。具体而论,所谓"重”,即是情真理足,而表现得沉着浑厚;所 谓拙”,即指醇朴自然,炉火纯青;所谓“大”,是指才情大,托旨大,有大家的风度。综 上所述,“重、拙、大"三者虽然各有内涵,各有侧重,然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其主要精 神是强调词有寄托,主旨重大,而其感情需至真,流露任自然,风貌呈浑厚,格调具深 沈。它融合了常州词派前辈理论的要义,又针对现实而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应该说这 理论在晚清词坛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且也道中了词作的某些艺术规律。 在晚清词坛“四大家"中,朱孝臧致力于词集校刊,另有郑文焯(一八五六——一九 八,字俊臣,号小坡,大鹤山人等)也喜谈艺论词,其论词文字后人辑为《大鹤山人词 话》。 文焯论词不脱常州派习气,然亦自有其特点。特点之一是相对更重视音律硏究。对 不谙音律者批评甚苛。特点之二是重“骨气”。所谓骨气,是指词中有学养,有内容,但 必以清空出之,不露痕迹。他说 词之难工,以属事遗词,纯以清空出之。务为典博,则伤实质;多著才语,又近昌 狂。…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骚 雅,渊渊乎文有其质。如石帚之用“三星”,则取之诗跤彼织女”之疏,梦窗之用“棠笏 则取之《旧唐书》李暮(下面是一个言)之传,馀类不可胜数。若子集中所取裁者益 夥,读者贵博观其通耳 近代常州词派,从谭献起,冯煦、陈廷焯等面对动荡的现实,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忧时念 乱,反映世变。然而,随着时代潮流的滚滚冋前,处於末世的封建文人,终于尝到 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涩味。那种关切时代命运的声音到后来相对薄弱了。郑文焯、朱孝 臧、况周颐等的词论,就反映了这一倾向。至于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即以遗老自居,在 理论上也难以有所创见了。 谢章铤谢章铤(一八二0 九0三),字枚如,晚号药阶退叟,福建长乐 人。毕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已刊有《赌棋山庄集》,包括其诗文、笔记等十种。其中 《赌棋山庄词话》正续编十七卷(本节以下简称《词话》,引文不再注明出处),积五 十年之力,汇注了作者词学心得。鲁”，“为后世叫嚣者作俑”，并强调“读稼轩词”要“去取严加别白”。他称道了陈亮的“豪气纵 横”，又认为“《龙川词》一卷合者寥寥”，并评陈亮《水调歌头》“尧之都”五句云：“精警 奇肆，几於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就词论则非高调。”意谓这些都是不合於歌词艺 术规律的。他还曾说张孝祥《六州歌头》“忠愤气填膺”一句，“提明忠愤，转浅转显，转 无馀味”，也出于同一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白雨斋词话》在历论各代词人之后，表示不以他们所达到的境界 为限极，指出例如陶渊明和杜甫诗歌的独特而巨大的成就，在词史上还没有谁能及到两 者的：“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然有诗人所辟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则以时 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一则如渊明之时，淡而弥永，朴而愈厚，极疏极冷、极平极正之 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此陶公所以独有千古，无能为继也。求之於词，未见有 造此境者。一则如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沈 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求之於词，亦未见有造此境 者。……然则词中未造之境，以待后贤者尚多也。有志倚声者，可不勉诸！”卒章明志， 总结过去，指出不足，展示前景，勉励后来作者努力开拓词艺新境，眼光是比较远大 的。 晚清词坛称有“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王运鹏（一八四八—— 一九0四），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其词论最突出 的是提出了“重、拙、大”的理论。这一理论经他的同乡后学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宣扬和 发挥，在清未词坛影响极。况周颐（一八五九——一九二六），原名周仪，字 笙，号 蕙风词隐等。他在《蕙风词话》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 是。”他所领会的“重、拙、大”，即是词人创作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体格”。三者当融为一 体，而又各有所重。具体而论，所谓“重”，即是情真理足，而表现得沉着浑厚；所 谓“拙”，即指醇朴自然，炉火纯青； 所谓“大”，是指才情大，托旨大，有大家的风度。综 上所述，“重、拙、大”三者虽然各有内涵，各有侧重，然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其主要精 神是强调词有寄托，主旨重大，而其感情需至真，流露任自然，风貌呈浑厚，格调具深 沈。它融合了常州词派前辈理论的要义，又针对现实而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应该说这一 理论在晚清词坛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且也道中了词作的某些艺术规律。 在晚清词坛“四大家”中，朱孝臧致力于词集校刊，另有郑文焯（一八五六——一九一 八，字俊臣，号小坡，大鹤山人等）也喜谈艺论词，其论词文字后人辑为《大鹤山人词 话》。 文焯论词不脱常州派习气，然亦自有其特点。特点之一是相对更重视音律研究。对 不谙音律者批评甚苛。特点之二是重“骨气”。所谓“骨气”，是指词中有学养，有内容，但 必以清空出之，不露痕迹。他说： 词之难工，以属事遗词，纯以清空出之。务为典博，则伤实质；多著才语，又近昌 狂。……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骚 雅，渊渊乎文有其质。 如石帚之用“三星”，则取之诗“跂彼织女”之疏，梦窗之用“棠笏”， 则取之《旧唐书》李暮（下面是一个言）之传，馀类不可胜数。若子集中所取裁者益 夥，读者贵博观其通耳。 近代常州词派，从谭献起，冯煦、陈廷焯等面对动荡的现实，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忧时念 乱，反映世变。然而，随着时代潮流的滚滚向前，处於末世的封建文人，终于尝到一 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涩味。那种关切时代命运的声音到后来相对薄弱了。郑文焯、朱孝 臧、况周颐等的词论，就反映了这一倾向。至于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即以遗老自居，在 理论上也难以有所创见了。 谢章铤 谢章铤（一八二0 ——一九0 三），字枚如，晚号药阶退叟，福建长乐 人。毕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已刊有《赌棋山庄集》，包括其诗文、笔记等十种。其中 《赌棋山庄词话》正续编十七卷（本节以下简称《词话》，引文不再注明出处），积五 十年之力，汇注了作者词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