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 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4]”究竞哪个观点正确呢？按照杨先生早前的观点： 中共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迟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达到了为中央军解围的效果，以及中 共出兵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认真斟酌。 争论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日军是否宣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一方说“晋南之役期 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另一方 则认为日军不可能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这反而会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敌，“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 日军自己找麻烦吗”？其实日军完全可能制造“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以挑拨国共关系， 削弱抗日力量。虽然国民党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证实中共是否打敌，国共之间也为此进行了沟通，但 国民党确实有意利用了日军散布的相关消息，想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另一方面，杨奎松先生的文章中还存在一些史料运用、解读方面的问题，值得在此点明，因为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判断和结论。 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记曰：“蒋先生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 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 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杨先生在利用此则史料时说：徐永昌“在日 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进而说：“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 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己，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可见“错极”一语直接影响 着杨先生对史实的判断。但是，经认真查阅徐永昌日记，却没有找到“错极”两字。 1941年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说：“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 战，唯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 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 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 友军作战，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5] 杨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收录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 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这 时不仅拒不派员出席参政会，而且明令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不再向国民政府请示和报告任何事 项”。笔者以为，这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还需要认真考证，或许其中的部分说法仅仅是一时 气急之语。因为从1月29日前后中共的相关政策、主张中，都看不出这时中共中央要准备推倒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