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蒋是想让中共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让中共同 时在两方面失分，不是所谓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出兵就有可 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出兵则可能让百团大战之后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 毛泽东告诉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 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 边区。[]”也就是说，中共决定量力而行，适度出击，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军事上失利。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的问题，大家似乎都没有注 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晋南不是蒋介石规定的八路军活动区域，中共在晋南和晋西南也基本上没有兵 力。 1939年12月发生“十二月事变”后，中共控制的军队就撤离了晋西南，控制了晋西北：蒋介石 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则控制了晋南和晋西。 1940年7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限期开 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2]”。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肇因。 1941年1月17日，蒋在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时候，强调说这是因为新四军不遵从命令，所以必 须整饬军纪，统一军令。如果蒋此时命令八路军参加晋南战役，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军 令部部长徐永昌一直反对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蒋在一开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 方式，而采用“激将法”的方式。但在中央军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蒋己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 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军“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蒲路、正太路、平汉路 等”，并没有要求中共投入晋南战场。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主张不把晋南作为主要配合作战区域， 也是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要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或混杂而引起摩擦。这一点可从5月23日周 恩来所说“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得到印证。[3] 其实，按毛泽东的说法，蒋介石不仅仅将了一军（即激将法），而且将了两军（详后）；对于 国民党方面造的谣言，新华社发表社论予以驳斥则是反将了一军。可见，双方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 宣传战，而宣传战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贬损对方的政治形象，这也就是蒋所谓从 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蒋之所以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共，而中共又必须极力驳斥，则 说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中共是否与日军妥协及其政治形象确实遭到了怀疑。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一方主要着意讨论晋南战役所引起的政治争议，所以他没有明确说中共 究竞出兵没有。另一方则明确说中共拒绝出兵了，并详细分析了中共回应的经过及拒绝出兵的原 因。大约在2005年春夏，杨奎松先生在修订《失去的机会？一一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