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 听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 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 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 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来对 弥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 察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 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 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 目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 移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因而,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 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发现这些教派的任何创始人 或任何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视为他们终生工作的目的。我们也不 能以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把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目的,会把这种追求看作具有肯定 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我们这里指 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门诺,1492-1559年,基督教新教站诺派创始人。乔治·福 克斯,1624-1691年,基督教新教公谊会创始人。约輸·卫斯理,1703-1791年,基督教 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中译注)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创立者, 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的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仅是灵魂的救赎 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的,而且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根大程度上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10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 听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 一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 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 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 ．．．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11来对 弥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 察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 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 ．．．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 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2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 目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 移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因而，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 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发现这些教派的任何创始人 或任何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视为他们终生工作的目的。我们也不 能以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把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目的，会把这种追求看作具有肯定 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我们这里指 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门诺，1492－1559 年，基督教新教站诺派创始人。乔治·福 克斯，1624－1691 年，基督教新教公谊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1703－1791 年，基督教 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中译注）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创立者， 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的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仅是灵魂的救赎 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的，而且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根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