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导论 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和有关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 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 (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 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今日一致公认它是合法有效的。经验 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那类哲学与神学的洞见,都不在科学的 范围之内(虽然一种成系统的神学之充分发展说到底仍须归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之名 下,因为在伊斯兰教和几个印度教派中仅只有不成系统的神学)。简单地说,具有高度精确 性的知识与观测在其它地方也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是,在埃及 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学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当然使得这些地方天文学 的发达更为令人费叹);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推理的( rationa)证明,而这恰是希腊 才智的另一产物,也是力学和物理学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在观察方面非常发达,却缺 乏实验的方法,而这种实验方法,若撤开其远古的起始不谈,那就像近代的实验室一样,基 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因此医学(尤其是在印度)尽管在经验的技术方面高度发达 却没有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的基础。一种理性的( rational)化学,除了在西方以外,在其 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诸阙如。 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马基雅维 里中的前驱但所有的印度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的方法 并且不具有各种理性的概念,一不管是在印度(弥曼差派)的所有预言中,还是在以近 东最为突出的大规模法典编赛中,或是在印度和其它国家的法律书中,都不具有系统严密的 思想形式,而这种系统严密的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这样一种理性的法学 来说,却恰是必不可少的。像教会法规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 艺术方面也同样如此。其它民族的音乐听觉或许要比我们更为敏锐,至少也不会比我们 更弱。各种复调音乐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存在:多种乐器的合奏与多声部的合唱在其它地方也 都一直就有:我们所有的那些理性的音程,早就为人所知并且还被计算过:但是,理性的和 原文出自 Max Weber著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New York,1958)中译选自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年),第4-19,66-68,130-144页 ①“ rational”是韦伯最基本的术语之一。我们一般译为“理性的”、“合乎理性的”,而尽量避免用较容易引 起误解的“合理的”。韦伯此词的基本意思就是从“理性主义”( rat ional ism)这意思引发,所以与此相关的 几个词“ rationalization”我们译成“理性化”(不取目前常用的“合理化”),而“ rationality”我们则译成“理 智性”(不取“合理性”这一译法,韦伯所谓“理性”实际上颇相当于德国古典哲学中所谓“理智”即“知 性”)。此外,与“ rational”相对的“ irrational”我们译为“非理性的”(不取“不合理的”这一译法)。 中译注 ②修昔底德( Thucydides,471?-?400BC.),古希腊史学家,有“史学家之父”之称。一一中译注 ③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家、著作家。—一中译注 ④弥曼差派( School of mimamsa),古代印度哲学一派。“弥曼差”( Mimamsa)的意思是考察、探究。该派 维护《吠陀》经典的权威地位以及传统的祭祀仪式。又被称为“前弥曼差派”,以与“后弥曼差派”(即“吠 檀多派”相对 中译注
4.5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导论 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和有关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 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 （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 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今日一致公认它是合法有效的。经验 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那类哲学与神学的洞见，都不在科学的 范围之内（虽然一种成系统的神学之充分发展说到底仍须归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之名 下，因为在伊斯兰教和几个印度教派中仅只有不成系统的神学）。简单地说，具有高度精确 性的知识与观测在其它地方也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但是，在埃及 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学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当然使得这些地方天文学 的发达更为令人赞叹）；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推理的（rational）①证明，而这恰是希腊 才智的另一产物，也是力学和物理学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学尽管在观察方面非常发达，却缺 乏实验的方法，而这种实验方法，若撇开其远古的起始不谈，那就像近代的实验室一样，基 本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因此医学（尤其是在印度）尽管在经验的技术方面高度发达， 却没有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的基础。一种理性的（rational）化学，除了在西方以外，在其 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诸阙如。 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②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马基雅维 里 ③的前驱，但所有的印度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的方法， 并且不具有各种理性的概念，——不管是在印度（弥曼差派④）的所有预言中，还是在以近 东最为突出的大规模法典编纂中，或是在印度和其它国家的法律书中，都不具有系统严密的 思想形式，而这种系统严密的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法律这样一种理性的法学 来说，却恰是必不可少的。像教会法规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 艺术方面也同样如此。其它民族的音乐听觉或许要比我们更为敏锐，至少也不会比我们 更弱。各种复调音乐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存在；多种乐器的合奏与多声部的合唱在其它地方也 都一直就有；我们所有的那些理性的音程，早就为人所知并且还被计算过；但是，理性的和 原文出自 Max Weber 著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58);中译选自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 1987 年），第 4-19，66-68，130-144 页。 ① “rational”是韦伯最基本的术语之一。我们一般译为“理性的”、“合乎理性的”，而尽量避免用较容易引 起误解的“合理的”。韦伯此词的基本意思就是从“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这意思引发，所以与此相关的 几个词“rationalization”我们译成“理性化”（不取目前常用的“合理化”），而“rationality”我们则译成“理 智性”（不取“合理性”这一译法，韦伯所谓“理性”实际上颇相当于德国古典哲学中所谓“理智”即“知 性”）。此外，与“rational”相对的“irrational”我们译为“非理性的”（不取“不合理的”这一译法）。— —中译注 ② 修昔底德（Thucydides，471?-?400 B.C.），古希腊史学家，有“史学家之父”之称。——中译注 ③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家、著作家。——中译注 ④ 弥曼差派（School of Mimamsa），古代印度哲学一派。“弥曼差”（Mimamsa）的意思是考察、探究。该派 维护《吠陀》经典的权威地位以及传统的祭祀仪式。又被称为“前弥曼差派”，以与“后弥曼差派”（即“吠 檀多派”相对。——中译注
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音乐还是和声),是以三个三度迭置的三和弦为基础的全音程构成 的;我们的半音和等音(不是在空间意义上的,而是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和声的意义上的)、 我们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管乐合奏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我们的记谱系统 (它使谱写及演奏现代音乐作品成为可能,并由此使这些作品得以留存)、我们的奏鸣曲、 交响曲、歌剧、以及最后,作为所有这些之表现手段的我们的基本乐器如风琴、钢琴、小提 琴等等:一一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尽管标题音乐、音诗、全音和半音的变 化,在不同的音乐传统中早已作为表现的手段而存在着。 在建筑方面,尖顶拱门在其它地方也都一直被用作为一种装饰手段,在古代、在亚洲 都是如此:尖顶拱门和对角拱形的拱顶相结合,这在东方大概也不会不知道。但是,合乎理 性的使用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并且突出地把它作为建构雄 伟建筑物的原则、作为扩展到诸如我们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中去的一种风格的基 础,这却是其它地方都没有的。我们的建筑学的技术基础确实来自东方。但是东方却没有解 决圆顶问题,而且也缺乏那种对于一切艺术都具有经典意义的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类型 (在绘画中就是合理地利用线条和空间透视)一—这是文艺复兴为我们创造的。印刷术是中 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报 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一切可能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 一直都有,其中的某些机构甚至在表面上与我们的大学(或至少学院)颇为相似;但是, 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 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这首先适用于训练有素 的行政人员—他们成了现代国家和西方经济生活的支柱。行政人员形成了一种类型,这种 类型从前只是被人偶然地设想过,但却远远不会想到这类人现在对于社会秩序所具有的重要 性。当然,行政人员,即使是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乃是绝大多数不同的社会中久已有之的一 个组成成份;但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 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 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 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中 封建阶级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组织系统自来都是相同的。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朕即 国家( rex et regnum)式的封建等级国家甚至也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才有。由定期选举的议 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充任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是我们 特有的,尽管从操纵权势、控制政治权力这种意义上讲,类似于政党这样的组织当然在世界 各地都一直就有。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 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 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 式也可以组成国家。 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一一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对营利、 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迫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 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效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 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 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人们 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 irrational)欲望的 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 义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
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音乐还是和声），是以三个三度迭置的三和弦为基础的全音程构成 的；我们的半音和等音（不是在空间意义上的，而是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和声的意义上的）、 我们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以及管乐合奏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我们的记谱系统 （它使谱写及演奏现代音乐作品成为可能，并由此使这些作品得以留存）、我们的奏鸣曲、 交响曲、歌剧、以及最后，作为所有这些之表现手段的我们的基本乐器如风琴、钢琴、小提 琴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西方才听说过，尽管标题音乐、音诗、全音和半音的变 化，在不同的音乐传统中早已作为表现的手段而存在着。 在建筑方面，尖顶拱门在其它地方也都一直被用作为一种装饰手段，在古代、在亚洲， 都是如此；尖顶拱门和对角拱形的拱顶相结合，这在东方大概也不会不知道。但是，合乎理 性的使用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并且突出地把它作为建构雄 伟建筑物的原则、作为扩展到诸如我们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中去的一种风格．．的基 础，这却是其它地方都没有的。我们的建筑学的技术基础确实来自东方。但是东方却没有解 决圆顶问题，而且也缺乏那种对于一切艺术都具有经典意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类型 （在绘画中就是合理地利用线条和空间透视）——这是文艺复兴为我们创造的。印刷术是中 国早就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报 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才得以问世。一切可能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 一直都有，其中的某些机构甚至在表面上与我们的大学（或至少学院）颇为相似；但是，一 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 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这首先适用于训练有素 的行政人员——他们成了现代国家和西方经济生活的支柱。行政人员形成了一种类型，这种 类型从前只是被人偶然地设想过，但却远远不会想到这类人现在对于社会秩序所具有的重要 性。当然，行政人员，即使是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乃是绝大多数不同的社会中久已有之的一 个组成成份；但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 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 ．．． 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 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中。 封建阶级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组织系统自来都是相同的。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朕即．． 国家．．（rex et regnum）式的封建等级国家1甚至也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才有。由定期选举的议 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充任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是我们 特有的，尽管从操纵权势、控制政治权力这种意义上讲，类似于政党这样的组织当然在世界 各地都一直就有。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 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 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 式也可以组成国家。 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对营利、 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 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 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 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人们， 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 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 义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
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 注定要完蛋 让我们给我们的术语下一个比通常的泛泛而言多少更加精当些的界说吧。我们可以给资 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这样一个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 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至于(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靠 暴力来获利,则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免会把它与上述那种归根结底 是通过交换来谋求利润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其实是很不适宜的。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 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要 适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素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在一个商业周期结 束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或者在一连续营业的企业中,资产的定期估算货币价 值)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在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不管它是原封 不动地交付给旅行商人的一定量的商品(其过程也可能是通过贸易原封不动地获得其它商 品),还是其资产是由厂房、机械、现金、原料以及可用于抵偿的制成品和半成品组成的制 造业企业,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 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 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仼何决定之前,要有 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 少利润。例如,一项克门达( Commenda)交易的起始收支将决定投入该交易的资产的商定 货币价值(就资产尚未以货币形式存在而言),而最后的收支将形成一项估价,在最后进行 利润和亏损分配的时候要以这项估价为基础。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 一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真正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或许并不存在,整个交易过程以纯粹想当然 的方式进行,或只是沿袭原有的、便当的方式进行,一一这一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生在 所有形式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中。但是,所有这一切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获 利方式的理智性( rationality)的程度而己 我们之所以要界定这一术语,就是要说明经济行为在实际上要适合于把货币收入与货币 支出作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多么原始都没有关系。这样,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以及 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断的 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在中 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险事业,而是完全依赖于资本主 义事业的不断更新,而且甚至是连续运转的经济企业。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别的 姑且不谈,贸易就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以持续的方式进行,而基本上是一系列单独的事业。 大商人的行动只是逐渐地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凝聚(如通过部门组织等)。总之,资本主义性 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 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 展出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直就有着各种 商人,如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国际性贸易商人:各种各样的贷款一直在发放,具 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一直存在着(至少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银行相比,可以说各种职能均已具 备);航海借贷、克门达、交易以及类似(有限、无限)两合公司( Kommanditgesellschaft) 的联合体一直广泛存在,甚至成为持续性商业活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公众团体的金钱 财源一直存在,就一直会有贷款人出现,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地。从来 都是这些贷款人一直在为战争和海上劫掠提供资金,为各种合同和开创活动提供资金;从来 都是他们一直作为殖民企业家,作为使用奴隶、或使用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的种植园主在
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 注定要完蛋。 让我们给我们的术语下一个比通常的泛泛而言多少更加精当些的界说吧。我们可以给资 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这样一个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 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至于（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靠 暴力来获利，则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免会把它与上述那种归根结底 是通过交换来谋求利润的行为相提并论，但这其实是很不适宜的。2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 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要 适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在一个商业周期结 束时，企业在货币资产上的收付差额（或者在一连续营业的企业中，资产的定期估算货币价 值）要超过资本，亦即要超过用于在交换中获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不管它是原封 不动地交付给旅行商人的一定量的商品（其过程也可能是通过贸易原封不动地获得其它商 品），还是其资产是由厂房、机械、现金、原料以及可用于抵偿的制成品和半成品组成的制 造业企业，这都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 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 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 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 少利润。例如，一项克门达（Commenda）3交易的起始收支将决定投入该交易的资产的商定 货币价值（就资产尚未以货币形式存在而言），而最后的收支将形成一项估价，在最后进行 利润和亏损分配的时候要以这项估价为基础。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 一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真正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或许并不存在，整个交易过程以纯粹想当然 的方式进行，或只是沿袭原有的、便当的方式进行，——这一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发生在 所有形式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中。但是，所有这一切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获 利方式的理智性（rationality）的程度．．而已。 我们之所以要界定这一术语，就是要说明经济行为在实际上要适合于把货币收入与货币 支出作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多么原始都没有关系。这样，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以及 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断的 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在中 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险事业，而是完全依赖于资本主 义事业的不断更新，而且甚至是连续运转的经济企业。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别的 姑且不谈，贸易就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以持续的方式进行，而基本上是一系列单独的事业。 大商人的行动只是逐渐地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凝聚（如通过部门组织等）。总之，资本主义性 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不只是偶尔从商的企业家，而是固定从事实业的企业 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西方却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 展出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直就有着各种 商人，如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国际性贸易商人；各种各样的贷款一直在发放，具 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一直存在着（至少与我们十六世纪的银行相比，可以说各种职能均已具 备）；航海借贷4、克门达、交易以及类似（有限、无限）两合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 5的联合体一直广泛存在，甚至成为持续性商业活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公众团体的金钱 财源一直存在，就一直会有贷款人出现，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地。从来 都是这些贷款人一直在为战争和海上劫掠提供资金，为各种合同和开创活动提供资金；从来 都是他们一直作为殖民企业家，作为使用奴隶、或使用直接或间接的强迫劳动的种植园主在
制订对外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占有着承租给他人的领地、行政机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占有 着税利;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为政党领袖参加竞选提供资金,为雇佣军参加内战提供资金 最后,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参与各种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放过任何投机机会。这种企 业家,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冒险家在各地都一直存在着。除去买卖、信贷、银行交易之 外,他们的活动在过去主要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和投机的性质,或趋向于凭借武力.以获利 尤其是获取劫掠品,无论这些劫掠品是直接通过战争还是以剥削附属国,长期劫掠其财政收 入的形式而取得的 企业发家者、大规模投机商、特许权猎取者这些人的资本主义,以及更为近代的、甚至 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当然首先是特别热衷于发战争财的那种资本主义),即便是在现 代西方各国,也还带有这种非理性的痕迹;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但仅仅是某些方面) 直到今天也仍然像以往一样,总是与这种非理性成分密切相关 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在 其它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 种组织方式在其它地方仅只略有迹象而已。不自由的劳动组织方式甚至也曾达到过相当程度 的理智性,但只是在种植园内以及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存在于古代奴隶工场中。在封建贵族 的采邑内,在采邑工场和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家庭工业中,这种理智性差不多没怎么发展过 可以确证的是,使用自由劳动的真正家庭工业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方只是极为个别地存在 过。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般是在国家垄断企业(但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组织)中,频 繁地使用日间劳动者才导致过生产组织的产生,但也从未产生过我们在中世纪就业已有过的 那种理性的手工业学徒组织。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 适应: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 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它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 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前一个因素绝对地支配着现代经济生活 劳动地点和居住地点在空间上的分离,在其它地方也存在着,如东方的巴扎(集市)和其它 文化的奴隶工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联合体的发展及其账簿的使用在远东、近东和古代都 有发现,但是,与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小小的开端而且。其原因就在 于,这种独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以及我们的公有财产与私 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在那里是全然不曾有过的,或者说,仅仅才开始发展°。在其它各 地曾有的趋向只是想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家业的一部分,而这种 趋向,如同罗德布特( Rodbertus)所察觉到的,尽管与西方的情况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在 根本上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过程 然而,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蒂,是因为它们与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 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因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 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 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 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正如(或者不如说因为)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 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当然,城市经济、市民食物供给政策、君主的重商主义和 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生活管理、保护主义、以及自由放任理论都是一直就有的(如在 中国)。世人也还知道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家庭的、宗教的、抑或军事 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埃及),垄断卡特尔,以及消费者组织。然而,尽管各个地 方都一直有着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乡法律差异,但是,公民这
制订对外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占有着承租给他人的领地、行政机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占有 着税利；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为政党领袖参加竞选提供资金，为雇佣军参加内战提供资金； 最后，从来都是他们一直在参与各种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放过任何投机机会。这种企 业家，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冒险家在各地都一直存在着。除去买卖、信贷、银行交易之 外，他们的活动在过去主要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和投机的性质，或趋向于凭借武力．以获利， 尤其是获取劫掠品，无论这些劫掠品是直接通过战争还是以剥削附属国，长期劫掠其财政收 入的形式而取得的。 企业发家者、大规模投机商、特许权猎取者这些人的资本主义，以及更为近代的、甚至 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当然首先是特别热衷于发战争财的那种资本主义），即便是在现 代西方各国，也还带有这种非理性的痕迹；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但仅仅是某些方面） 直到今天也仍然像以往一样，总是与这种非理性成分密切相关。 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在 其它地方还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 种组织方式在其它地方仅只略有迹象而已。不自由的劳动组织方式甚至也曾达到过相当程度 的理智性，但只是在种植园内以及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存在于古代奴隶工场中。在封建贵族 的采邑内，在采邑工场和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家庭工业中，这种理智性差不多没怎么发展过。 可以确证的是，使用自由劳动的真正家庭工业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方只是极为个别地存在 过。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一般是在国家垄断企业（但也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组织）中，频 繁地使用日间劳动者才导致过生产组织的产生，但也从未产生过我们在中世纪就业已有过的 那种理性的手工业学徒组织。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 适应；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 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它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 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前一个因素绝对地支配着现代经济生活。 劳动地点和居住地点在空间上的分离，在其它地方也存在着，如东方的巴扎（集市）和其它 文化的奴隶工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联合体的发展及其账簿的使用在远东、近东和古代都 有发现，但是，与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相比，它们只不过是小小的开端而且。其原因就在 于，这种独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们的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以及我们的公有财产与私 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在那里是全然不曾有过的，或者说，仅仅才开始发展6。在其它各 地曾有的趋向只是想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家业．．的一部分，而这种 趋向，如同罗德布特（Rodbertus）所察觉到的，尽管与西方的情况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在 根本上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过程。 然而，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蒂，是因为它们与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 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因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 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 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 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7 正如（或者不如说因为）在现代西方之外，世人从不知道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所以他 们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会主义。当然，城市经济、市民食物供给政策、君主的重商主义和 福利政策、定额配给，经济生活管理、保护主义、以及自由放任 ．．．．理论都是一直就有的（如在 中国）。世人也还知道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试验：家庭的、宗教的、抑或军事 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埃及），垄断卡特尔，以及消费者组织。然而，尽管各个地 方都一直有着市民的市场特权、公司、行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乡法律差异，但是，公民这
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也从未存在过。同样,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性劳动组织方式 债权人阶级和负债人阶级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团伙和消费者或土地 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直存在着:但是,西方远在中 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它地方到现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大工业 企业家与自由-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现代冲突在那些地方则全然不曾有过,因此也就根本不可 能存在诸如社会主义这样一类问题 因而,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 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冒险 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中心的问题 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 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 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形态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它确实只不过是在西半球存 在着 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 响。其理智性在今夭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 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 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 获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学的起源确实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计算,甚至十进位制的计算, 以及代数在印度一直被使用着(十进位制就是在那里发明的)。但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 其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却没有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数学和机械学的起源也不是 取决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但是,对人民大众生活条件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确实 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但是,这一 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发问,既然这种社会结 构中的所有方面并非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鼓励又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 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 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 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 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 于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发问,这种法律从何而来?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 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 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 其中也没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在这 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作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 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 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现 在,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皆可借助这一术语来加以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表明这一点。 譬如,神秘的观照( contemplation)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 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 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完 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种观点
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也从未存在过。同样，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也不可能存在过，因为不曾有过在固定纪律约束下的理性劳动组织方式。 债权人阶级和负债人阶级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团伙和消费者或土地 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直存在着；但是，西方远在中 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它地方到现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大工业 企业家与自由-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现代冲突在那些地方则全然不曾有过，因此也就根本不可 能存在诸如社会主义这样一类问题。 因而，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到底， 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这种发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冒险 家类型，要么是贸易、战争和政治的资本主义，要么是作为获利手段的经营）；中心的问题 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 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 组织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 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形态发展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它确实只不过是在西半球存 在着。 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 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 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 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 获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学的起源确实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计算，甚至十进位制的计算， 以及代数在印度一直被使用着（十进位制就是在那里发明的）。但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 其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却没有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数学和机械学的起源也不是 取决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但是，对人民大众生活条件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确实 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但是，这一 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发问，既然这种社会结 构中的所有方面并非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鼓励又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 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 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 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 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 于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发问，这种法律从何而来？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 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 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 其中也没起主要作用。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在这 一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作用。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 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 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现 在，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皆可借助这一术语来加以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表明这一点。 譬如，神秘的观照（contemplation）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 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 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完 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种观点
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 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 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 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 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 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 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 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 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 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 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 气质( ethos),一般来说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这里的“本书”是 指《宗教社会学》全书,而“开头的两篇旧文”则就是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下文的“后面几篇”则是指韦伯以后的《中国宗教》、《印度宗教》 等研究一一中译注)即力求从一个重要之点出发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 处理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 在这里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后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 ( 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论文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 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 进行彻底的探究,从而找出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 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那些将西方宗教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 望达到尚算过得去的相符程度。因此,这些研究论文尽管简明扼要,却不想自诩对各种文化 作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相反,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着意强调该文化区别于西 方文明的那些因素。因而,这些论文被限定于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似 乎颇具重要性的问题。从我们的目标上来考虑,任何其它步骤似乎都不可能。但是为了避免 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 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 只希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 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 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 引起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 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 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 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 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但是,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 写出了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 科学研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几 分成功,只好听凭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
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 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 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 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 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 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 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 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 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 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 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8 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 ．．．． 气质．．（ethos），一般来说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这里的“本书”是 指《宗教社会学》全书，而“开头的两篇旧文”则就是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下文的“后面几篇”则是指韦伯以后的《中国宗教》、《印度宗教》 等研究——中译注）即力求从一个重要之点出发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 处理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 在这里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后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 ．．．．． （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论文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 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 进行彻底的探究，从而找出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 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那些将西方宗教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 望达到尚算过得去的相符程度。因此，这些研究论文尽管简明扼要，却不想自诩对各种文化 作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相反，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着意强调该文化区别于西 方文明的那些因素。因而，这些论文被限定于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似 乎颇具重要性的问题。从我们的目标上来考虑，任何其它步骤似乎都不可能。但是为了避免 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 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 只希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 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 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 引起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 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 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 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 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9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但是，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 写出了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 科学研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几 分成功，只好听凭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 ．．．．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
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 听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 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 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 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来对 弥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 察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 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 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 目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 移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因而,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 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发现这些教派的任何创始人 或任何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视为他们终生工作的目的。我们也不 能以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把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目的,会把这种追求看作具有肯定 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我们这里指 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门诺,1492-1559年,基督教新教站诺派创始人。乔治·福 克斯,1624-1691年,基督教新教公谊会创始人。约輸·卫斯理,1703-1791年,基督教 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中译注)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创立者, 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的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仅是灵魂的救赎 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的,而且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根大程度上
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10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 听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 一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 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 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 ．．．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11来对 弥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 察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 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 ．．．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 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2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 目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 移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因而，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 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发现这些教派的任何创始人 或任何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视为他们终生工作的目的。我们也不 能以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把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目的，会把这种追求看作具有肯定 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我们这里指 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门诺，1492－1559 年，基督教新教站诺派创始人。乔治·福 克斯，1624－1691 年，基督教新教公谊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1703－1791 年，基督教 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中译注）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创立者， 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的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仅是灵魂的救赎 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的，而且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根大程度上
大概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这些结果往 往同他们本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因此,以下的研究可能会以一种谦虚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 力量的。然而,为了避免对所表达的纯粹观念动机的这种效力的意义有所误解,我将总结 下以上的引言性讨论 这里,可以毫不犹豫地明确说明,从任何意义上对宗教改革中的观念作出评价一一无论 是这些观念的社会价值还是宗教价值一一的企图都不存在。我们将继续讨论宗教改革中就真 正的宗教意识来说是偶然的,甚至表面的那些方面。因为,我们只是试图阐明宗教力量在我 们这一仍在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的形成过程中,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相互 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我们只是想问: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的某些特性可以归因 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 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 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幸存下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素的教条主义的论点3,即资本主义 精神(就上述解释的暂定意义而言)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 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 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 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 到解释。考虑到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之间相互影响的极 其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在哪些方面 存在相互关联开始。同时,我们将尽可能地详细说明,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系影响物质文化 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只有当我们合理准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试图对现代文化的 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宗教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其它因素作出估价。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如何分析《旧约》的戒律渗透入社会生活后对民族性格的影响,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然而 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课题,甚至在这方面对犹太教的研究14也是如此。限于 本书的篇幅,我不可能对此加以论述。除了前面已指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外,犹太教那种 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也普遍复兴于清教徒中,15它在他们的基本精神倾向中占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就连秉性谦恭的巴克斯特也因为他有幸恰好出身于英格兰因此能进入真正的 教会而对上帝感恩不已。我因上帝的恩宠而尽善尽美,这种感恩戴德之情深深滲入淸教中产 阶级的人生态度中6,它对资本主义英雄时代那种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 格之形成起了相当的作用。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 发展,现在,让我们试图弄清楚有关这一点的几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清教禁欲主义竭尽 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一一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这种态度或许最典型 地体现在围绕《体育手册》1而展开的斗争中。詹姆斯一世与査理一世把该书纳入法律,以 此作为专门对付清教徒的手段:查理一世还下令让各教堂宣讲它。国王竟然通过立法来规定 人们在礼拜日做完礼拜后有权从事通俗娱乐活动,这引起了清教徒们的狂热反对,对此我们 当然不可仅仅用该法令破坏了主日的安宁来解释:其原因还在于,它会造成人们有意地背弃 圣徒的起居有制的生活。从国王方面讲,他所以要对任何敢于抨击这些娱乐活创立合法性的 人予以严厉惩处,完全居于这一动机一一消除清教徒反专制主义的禁欲倾向,因为它对于王
大概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这些结果往 往同他们本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因此，以下的研究可能会以一种谦虚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 力量的。然而，为了避免对所表达的纯粹观念动机的这种效力的意义有所误解，我将总结一 下以上的引言性讨论。 这里，可以毫不犹豫地明确说明，从任何意义上对宗教改革中的观念作出评价——无论 是这些观念的社会价值还是宗教价值——的企图都不存在。我们将继续讨论宗教改革中就真 正的宗教意识来说是偶然的，甚至表面的那些方面。因为，我们只是试图阐明宗教力量在我 们这一仍在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的形成过程中，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相互 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我们只是想问：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的某些特性可以归因 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 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 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幸存下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1 3，即资本主义 精神（就上述解释的暂定意义而言）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 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 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 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 到解释。考虑到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之间相互影响的极 其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在哪些方面 存在相互关联开始。同时，我们将尽可能地详细说明，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系影响物质文化 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只有当我们合理准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试图对现代文化的 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宗教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其它因素作出估价。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如何分析《旧约》的戒律渗透入社会生活后对民族性格的影响，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然而 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课题，甚至在这方面对犹太教的研究14也是如此。限于 本书的篇幅，我不可能对此加以论述。除了前面已指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外，犹太教那种 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也普遍复兴于清教徒中，15它在他们的基本精神倾向中占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就连秉性谦恭的巴克斯特也因为他有幸恰好出身于英格兰因此能进入真正的 教会而对上帝感恩不已。我因上帝的恩宠而尽善尽美，这种感恩戴德之情深深渗入清教中产 阶级的人生态度中16，它对资本主义英雄时代那种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 格之形成起了相当的作用。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 发展，现在，让我们试图弄清楚有关这一点的几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清教禁欲主义竭尽 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这种态度或许最典型 地体现在围绕《体育手册》17而展开的斗争中。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把该书纳入法律，以 此作为专门对付清教徒的手段；查理一世还下令让各教堂宣讲它。国王竟然通过立法来规定 人们在礼拜日做完礼拜后有权从事通俗娱乐活动，这引起了清教徒们的狂热反对，对此我们 当然不可仅仅用该法令破坏了主日的安宁来解释；其原因还在于，它会造成人们有意地背弃 圣徒的起居有制的生活。从国王方面讲，他所以要对任何敢于抨击这些娱乐活创立合法性的 人予以严厉惩处，完全居于这一动机——消除清教徒反专制主义的禁欲倾向，因为它对于王
国实在是大危险了。封建势力与君主势力保护寻欢作乐者,压制新兴的中产阶级道德和反专 制统治的禁欲主义宗教社团,这种情况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保护乐意工作者而压制无产阶级 的阶级道德与反集权主义的工会完全是一回事。 为了反抗压迫,清教徒制定了他们关键性的原则,即禁欲品行原则。在其他情况下,甚 至对贵格派来说,清教徒对体育的责难决不是事关原则的问题。如果体育活动服从于理性目 的,即有必要通过它来恢复体力,那么它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它成了无节度的冲动之勃发, 它的作用就大可置疑了:倘若它竟成了纯粹的享乐手段,或者充当满足虚荣心,发泄粗野本 能或非理性的赌博本能的工具,则它必须遭到严厉的谴责。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无论它 表现为贵族的体育活动还是平民百姓在舞场或酒店里的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背 离宗教,因此理应成为理性禁欲主义的仇敌。18 由于上述原因,清教徒总是执持疑虑重重的态度,对文化中任何不具备直接宗教价值的 方面都怀有敌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清教徒的观念里隐含着对文化的道貌岸然、气量狭窄的 蔑视。事实恰好相反,至少对科学是这样,惟一的例外是它对经院哲学的痛恨。而且,清教 运动中的杰出人物都深受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熏陶。长老会牧师的布道文旁征博引,名句箴 言比比皆是。1激进派对此颇不以为然,但就连他们在神学辩论中也以熟谙经典为荣。大概 没有哪个国家在立国初期像新英格兰那样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大学毕业生。清教徒之反对者 的挖苦嘲讽(例如巴特勒的《赫狄布那斯》)也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迁腐气和堪称典范的诡辩 技巧。这一切部分渊源于他们在宗教上对知识的高度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来自他们对天主教 宣扬的“绝对信仰”的敌视态度 但是,当我们参阅非科学文献,20特别是艺术时,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在这里,禁欲主 义犹如酷寒降临“快活的老英格兰”。首当其冲的不单纯是世俗的寻欢作乐。清教徒对一切 沾染有迷信味道的事物,对魔法获救或圣礼获救之残余痛恨已极,而这种仇恨也波及到圣诞 庆典、五朔节花柱游戏2以及所有自然的宗教艺术。一种伟大而且经常是有伤风化的现实主 义艺术得以在荷兰存身2,这恰好表明了在加尔文教神权体制的短暂统治转化成温和的国家 教会后,在它的禁欲主义影响力随之明显衰落后,这个国家的集权主义道德教条无力再抗拒 宫廷与摄政者(领取固定傣禄者构成的社会阶层)的影响,无力再阻止资产阶级暴发户对人 生的尽情享受。23 清教徒厌恶戏剧24,并且由于一切性感的东西和裸体都被严格地排除在他们所能容忍的 范围之外,所以关于文学或艺术的激进观点也不可能存在。闲谈,奢侈品25、自负的炫耀, 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因而也就不符合禁欲主义的要求,尤其 是它们并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人服务的。然而这些观念随时都在起作用,随时都在帮 助人们作出有节制的注重实用的决定,以反对任何艺术的倾向。这在个人修饰方面,比如穿 着上,尤其如此。26那种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27的观念中找到了其 理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直至今天仍然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28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清教包容着一个矛盾的世界,它的首脑人物显然比保皇党人更 加本能地意识到艺术的永恒的伟大性29。并且即便是伦勃朗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天才,无论 他的举止在清教徒眼中是多么不合上帝的旨意,他所处的宗教环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他的作品的特点30。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整个图景。清教传统的发展可以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确实有效地导致了人格的精神化,仅此而论它对文学的确有着显而易见的益处。然而这种 益处绝大部分只是在后代人身上才显露出来 虽然我们不能在此讨论清教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 实:对文化产品的享受的容忍,(尽管这些文化产品纯粹是为着审美的或体育的享受),必然 总是与一种特有的限制相冲突,即这些享受不得付出任何代价。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 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3。因此
国实在是大危险了。封建势力与君主势力保护寻欢作乐者，压制新兴的中产阶级道德和反专 制统治的禁欲主义宗教社团，这种情况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保护乐意工作者而压制无产阶级 的阶级道德与反集权主义的工会完全是一回事。 为了反抗压迫，清教徒制定了他们关键性的原则，即禁欲品行原则。在其他情况下，甚 至对贵格派来说，清教徒对体育的责难决不是事关原则的问题。如果体育活动服从于理性目 的，即有必要通过它来恢复体力，那么它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它成了无节度的冲动之勃发， 它的作用就大可置疑了；倘若它竟成了纯粹的享乐手段，或者充当满足虚荣心，发泄粗野本 能或非理性的赌博本能的工具，则它必须遭到严厉的谴责。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无论它 表现为贵族的体育活动还是平民百姓在舞场或酒店里的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背 离宗教，因此理应成为理性禁欲主义的仇敌。18 由于上述原因，清教徒总是执持疑虑重重的态度，对文化中任何不具备直接宗教价值的 方面都怀有敌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清教徒的观念里隐含着对文化的道貌岸然、气量狭窄的 蔑视。事实恰好相反，至少对科学是这样，惟一的例外是它对经院哲学的痛恨。而且，清教 运动中的杰出人物都深受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熏陶。长老会牧师的布道文旁征博引，名句箴 言比比皆是。19激进派对此颇不以为然，但就连他们在神学辩论中也以熟谙经典为荣。大概 没有哪个国家在立国初期像新英格兰那样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大学毕业生。清教徒之反对者 的挖苦嘲讽（例如巴特勒的《赫狄布那斯》）也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迂腐气和堪称典范的诡辩 技巧。这一切部分渊源于他们在宗教上对知识的高度评价，而这种评价又来自他们对天主教 宣扬的“绝对信仰”的敌视态度。 但是，当我们参阅非科学文献，20特别是艺术时，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在这里，禁欲主 义犹如酷寒降临“快活的老英格兰”。首当其冲的不单纯是世俗的寻欢作乐。清教徒对一切 沾染有迷信味道的事物，对魔法获救或圣礼获救之残余痛恨已极，而这种仇恨也波及到圣诞 庆典、五朔节花柱游戏21以及所有自然的宗教艺术。一种伟大而且经常是有伤风化的现实主 义艺术得以在荷兰存身22，这恰好表明了在加尔文教神权体制的短暂统治转化成温和的国家 教会后，在它的禁欲主义影响力随之明显衰落后，这个国家的集权主义道德教条无力再抗拒 宫廷与摄政者（领取固定傣禄者构成的社会阶层）的影响，无力再阻止资产阶级暴发户对人 生的尽情享受。23 清教徒厌恶戏剧24，并且由于一切性感的东西和裸体都被严格地排除在他们所能容忍的 范围之外，所以关于文学或艺术的激进观点也不可能存在。闲谈，奢侈品25、自负的炫耀， 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因而也就不符合禁欲主义的要求，尤其 是它们并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人服务的。然而这些观念随时都在起作用，随时都在帮 助人们作出有节制的注重实用的决定，以反对任何艺术的倾向。这在个人修饰方面，比如穿 着上，尤其如此。26那种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27的观念中找到了其 理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直至今天仍然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28。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清教包容着一个矛盾的世界，它的首脑人物显然比保皇党人更 加本能地意识到艺术的永恒的伟大性29。并且即便是伦勃朗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天才，无论 他的举止在清教徒眼中是多么不合上帝的旨意，他所处的宗教环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他的作品的特点30。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整个图景。清教传统的发展可以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确实有效地导致了人格的精神化，仅此而论它对文学的确有着显而易见的益处。然而这种 益处绝大部分只是在后代人身上才显露出来。 虽然我们不能在此讨论清教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 实：对文化产品的享受的容忍，（尽管这些文化产品纯粹是为着审美的或体育的享受），必然 总是与一种特有的限制相冲突，即这些享受不得付出任何代价。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 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31。因此
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 常危险的32。即便是在当今又有哪位明眼人没有遇到过这种观念的代表呢3?人们使自己服 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者说就象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心寒的重负。如果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经得起考验,那么财产 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这种生活 方式的根源,如同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方面一样,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34。但是这种生活方 式是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其坚实的基础的。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已是显而易见 的了35 综上所述,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 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岀来的心理 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打破了获利冲动的束缚。这场拒斥肉体诱惑,反对依赖身外之物的运 动,正如教友派(或公谊会、贵格会)辩护士巴克莱所明言的(更不消提及那些清教徒了), 并不是一场反对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产的斗争。 但是这种非理性的财产使用却体现在各种外在的奢侈品上,无论这些奢侈品在封建脑瓜 看来显得多么自然,都被清教徒的信条谴责为肉体崇拜3。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赞同对财产的 理性的和功利主义的使用,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旨,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公众的需要。他们并不 希望把禁欲主义强加给有钱人3,只不过要求他们出于需要和实际的目的使用自己的财产。 舒适的观念极富特点地限定了伦理所许可的开支范围。自然,符合这种观念的生活方式的发 展最早也最清楚地见于那些最坚决地代表整个这种生活态度的人身上,也就绝非偶然了。他 们把中产阶级家庭中那种纯净而坚实的舒适奉为理想,反对封建主义那种没有稳固的经济基 础的华而不实,那种喜好污秽的优雅,那种拒斥合度的简朴态度。38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 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 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3,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财产的占有 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 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 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 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 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 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40。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 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4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 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不幸的是,这种影响 究竟有多大是不能以精确的统计数字来加以证明的。但是,在英格兰,这种联系如此显著, 从而未能逃过历史学家杜尔( Doyle)的那双极有洞察力的眼睛。4同样,在荷兰,这个真 正只是由用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占统治地位达七年之久的国度里,在更严肃的宗教圈子里,更 简朴的生活方式与巨大财富的结合,导致了资本的过度积累。43 进一步讲,中产阶级的财产被贵族所吞没的倾向(这一倾向无处不在,无时没有,且在 今日德国颇为强大),必然受到来自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的阻止,这一点是很明 显的。十七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曾把荷兰资本优于英国资本的现象归结为,在荷兰新获得的 资本并非一概地用于土地投资。同时,由于这不仅仅是个购买土地的问题,所以荷兰资本也 不曾设法使自已转变为封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以致于失去进行资本主义投资的可能性4。 把农业视为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活动的并不是(例如在巴克斯特看来)土地贵族,而只是自耕
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 常危险的32。即便是在当今又有哪位明眼人没有遇到过这种观念的代表呢 33？人们使自己服 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者说就象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心寒的重负。如果这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经得起考验，那么财产 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这种生活 方式的根源，如同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方面一样，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34。但是这种生活方 式是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其坚实的基础的。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已是显而易见 的了35。 综上所述，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 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 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打破了获利冲动的束缚。这场拒斥肉体诱惑，反对依赖身外之物的运 动，正如教友派（或公谊会、贵格会）辩护士巴克莱所明言的（更不消提及那些清教徒了）， 并不是一场反对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产的斗争。 但是这种非理性的财产使用却体现在各种外在的奢侈品上，无论这些奢侈品在封建脑瓜 看来显得多么自然，都被清教徒的信条谴责为肉体崇拜36。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赞同对财产的 理性的和功利主义的使用，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旨，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公众的需要。他们并不 希望把禁欲主义强加给有钱人37，只不过要求他们出于需要和实际的目的使用自己的财产。 舒适的观念极富特点地限定了伦理所许可的开支范围。自然，符合这种观念的生活方式的发 展最早也最清楚地见于那些最坚决地代表整个这种生活态度的人身上，也就绝非偶然了。他 们把中产阶级家庭中那种纯净而坚实的舒适奉为理想，反对封建主义那种没有稳固的经济基 础的华而不实，那种喜好污秽的优雅，那种拒斥合度的简朴态度。38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 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 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39，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财产的占有 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 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 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 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 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 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40。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 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41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 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不幸的是，这种影响 究竟有多大是不能以精确的统计数字来加以证明的。但是，在英格兰，这种联系如此显著， 从而未能逃过历史学家杜尔（Doyle）的那双极有洞察力的眼睛。42同样，在荷兰，这个真 正只是由用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占统治地位达七年之久的国度里，在更严肃的宗教圈子里，更 简朴的生活方式与巨大财富的结合，导致了资本的过度积累。43 进一步讲，中产阶级的财产被贵族所吞没的倾向（这一倾向无处不在，无时没有，且在 今日德国颇为强大），必然受到来自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的阻止，这一点是很明 显的。十七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曾把荷兰资本优于英国资本的现象归结为，在荷兰新获得的 资本并非一概地用于土地投资。同时，由于这不仅仅是个购买土地的问题，所以荷兰资本也 不曾设法使自已转变为封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以致于失去进行资本主义投资的可能性44。 把农业视为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活动的并不是（例如在巴克斯特看来）土地贵族，而只是自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