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从富裕社会中解放 很高兴在这儿看到这么多花。因此我想提醒你们一点,除了人类有能力去保护、爱护它 们,使其免受侵害和破坏以外,它们自身没有任何能力 我认为哲学已经变得与政治密不可分。今天,我这位无所作为的哲学家在这儿恐怕不得 不做一个相当哲学性的演讲,所以请大家容忍一下。我们将讨论解放( liberation)的辩证原 理(事实上这是一个多余的句子,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辩证法都是解放的),这不仅是智力意 义上的解放,而且是包含着思想、身体以及整个人类生存的解放。柏拉图认为,解放就是从 洞穴蜗居中解放出来;黑格尔认为,在历史进程中( on the historical scale?)的进步和自由 是获得解放。马克思也有关于解放的论述。那么究竟什么是辩证的解放呢?它是指从一个压 制的、坏的、荒谬的系统中的解放,而且是要靠在这个系统内产生的力量去获得的一种解放, 而不管这个系统是有机的,社会的,还是思想的或智力的系统。这是一个关键。正是由于这 个系统产生的矛盾,确切地说正是由于这是一个坏的、荒谬的系统,所以才有解放 这里我故意使用了道德的、哲学的词汇和价值,如:“坏的”、“荒谬的”。因为如果没有 个可以被客观地证明为正当的目标一一即获得一个更好的、自由的人类生存,那么所有的 解放也就无意义了一一充其量只会有奴役的进展。我相信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应该是解 放的。这个“应该”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精神。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解放应该是一个 生物学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必需品。因为根据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要与生活 的逻各斯一致,即与人类生存的基本可能性一致一一不仅仅是思想上和智力上的生存,还有 有机体的生存,所以说解放是生物学必不可少的东西。 至于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我想,由于目前我们不得不从一个相对运转良好的、富裕的 强大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面临着历史上一个新奇的状况。这里我说的是从富裕社 会中的解放,即从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解放出来。我们正面临的问题不是从一个贫穷的或分裂 的,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恐怖主义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而是要从一个在物质和文化上都 发展到很高程度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一一用一个标语式的句子来表示,即从一个把商品输送给 更大人群的社会中解放出来。那意味着,我们正面临着从一个明显没有群众基础的社会中解 放岀来。我们清楚地知道,操纵、灌输、镇压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群众基础的缺乏,并使得大 多数敌对势力整合到现有社会的体制中去。但是,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合;也不只是一种社会的整合:整合恰恰发生在一个强大的、富裕的基础之上,它使 社会比以前能更好地发展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认识到操纵或镇压的机制进入到人们的无意识之中,这是不够的。我相信我们(我将通 篇使用“我们”一词)太过犹豫和太过耻于(可以理解的羞耻)坚持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整 合的和激进的特征,坚持它与所有现存社会的质的区别:不管这些现存社会的生产力有多高, 不管这些社会多么强大或可能看起来多么强大,有了这种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确实是对现存 系统的否定。换句话说,我们的错误不是我们过去太不谦虚,而在于我们过于谦虚了,这是 我与保尔·古德曼( Paul goodman)的诸多分岐之一。这样,我们就压制了许多我们本应该 说和本应该强调的东西 如果今天这些整合的、真正激进的特征,使得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现有社会的根本否定, 如果这一质的区别今天看起来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那么这就是这些激 进的特征所必须呈现的形式,如果它们真的要更本否定现有社会的话:即如果社会主义确实 是历史的断裂( rupture),是根本的突破,是跃入自由王国 个完全的断裂一一的话 本文原名 Liberation from the Affluent Society;,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编 H]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 A Reader(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276-87
1 33.1 从富裕社会中解放* 很高兴在这儿看到这么多花。因此我想提醒你们一点，除了人类有能力去保护、爱护它 们，使其免受侵害和破坏以外，它们自身没有任何能力。 我认为哲学已经变得与政治密不可分。今天，我这位无所作为的哲学家在这儿恐怕不得 不做一个相当哲学性的演讲，所以请大家容忍一下。我们将讨论解放（liberation）的辩证原 理（事实上这是一个多余的句子，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辩证法都是解放的），这不仅是智力意 义上的解放，而且是包含着思想、身体以及整个人类生存的解放。柏拉图认为，解放就是从 洞穴蜗居中解放出来；黑格尔认为，在历史进程中（on the historical scale？）的进步和自由 是获得解放。马克思也有关于解放的论述。那么究竟什么是辩证的解放呢？它是指从一个压 制的、坏的、荒谬的系统中的解放，而且是要靠在这个系统内产生的力量去获得的一种解放， 而不管这个系统是有机的，社会的，还是思想的或智力的系统。这是一个关键。正是由于这 个系统产生的矛盾，确切地说正是由于这是一个坏的、荒谬的系统，所以才有解放。 这里我故意使用了道德的、哲学的词汇和价值，如：“坏的”、“荒谬的”。因为如果没有 一个可以被客观地证明为正当的目标——即获得一个更好的、自由的人类生存，那么所有的 解放也就无意义了——充其量只会有奴役的进展。我相信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应该是解 放的。这个“应该”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精神。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解放应该是一个 生物学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必需品。因为根据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要与生活 的逻各斯一致，即与人类生存的基本可能性一致——不仅仅是思想上和智力上的生存，还有 有机体的生存，所以说解放是生物学必不可少的东西。 至于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我想，由于目前我们不得不从一个相对运转良好的、富裕的、 强大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面临着历史上一个新奇的状况。这里我说的是从富裕社 会中的解放，即从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解放出来。我们正面临的问题不是从一个贫穷的或分裂 的，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恐怖主义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而是要从一个在物质和文化上都 发展到很高程度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用一个标语式的句子来表示，即从一个把商品输送给 更大人群的社会中解放出来。那意味着，我们正面临着从一个明显没有群众基础的社会中解 放出来。我们清楚地知道，操纵、灌输、镇压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群众基础的缺乏，并使得大 多数敌对势力整合到现有社会的体制中去。但是，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合；也不只是一种社会的整合；整合恰恰发生在一个强大的、富裕的基础之上，它使 社会比以前能更好地发展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认识到操纵或镇压的机制进入到人们的无意识之中，这是不够的。我相信我们（我将通 篇使用“我们”一词）太过犹豫和太过耻于（可以理解的羞耻）坚持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整 合的和激进的特征，坚持它与所有现存社会的质的区别：不管这些现存社会的生产力有多高， 不管这些社会多么强大或可能看起来多么强大，有了这种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确实是对现存 系统的否定。换句话说，我们的错误不是我们过去太不谦虚，而在于我们过于谦虚了，这是 我与保尔·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诸多分岐之一。这样，我们就压制了许多我们本应该 说和本应该强调的东西。 如果今天这些整合的、真正激进的特征，使得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现有社会的根本否定， 如果这一质的区别今天看起来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那么这就是这些激 进的特征所必须呈现的形式，如果它们真的要更本否定现有社会的话：即如果社会主义确实 是历史的断裂（rupture），是根本的突破，是跃入自由王国——一个完全的断裂——的话。 * 本文原名”Liberation from the Affluent Society”, 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编 的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276-87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对需要这样一种完全断裂的觉悟或半觉悟(half- awareness)是 如何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社会斗争中的。沃特·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引用报 告说,在巴黎公社时期,在巴黎城的每一个角落里,人们都在向教堂、宫殿和其他建筑物上 的时钟射击,因此这就有意识地或半有意半无意地(half- consciously)表达了他们想以某种 方式阻止时间的愿望:至少是阻止现存的、普遍流行的时间连续体,并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愿 望一一这正是极大地强调了新旧社会之间质的区别和断裂的整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与你们讨论质变的被抑制了的先决条件。我特意说“质变”,而不 说“革命”,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太多的革命仍然继续维持了压制,仅仅是用一个统治体系 代替了另一个统治体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重要的新特征,它们标示出一个对现有社会根 本否定的自由社会,并且我们必须开始明确地表述这些特征,不论它们看起来是多么形而上 学,多么乌托邦,我甚至要说,不论在各派阵营(左派和右派)里的那些正常人看来,我们 多么荒谬可笑。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解放的辩证法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构建。这个构建首先建 立在废除现有的奴役体系的普遍要求之上:第二,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它是建立在至 关重要的信念之上,建立在对自由的人类生存的性质不同的价值的有意识、潜意识或无意识 的追求之上。没有这些新的需求和满足的出现,无论自由人的需要和满足以及社会制度的一 切变迁多么巨大,也只能是用一种奴役制度代替另一种奴役制度。我想要强调这一点,这种 新的需要和满足的出现也不能被设想为仅仅是变化了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或结果。我们 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它是一个经验事实( a fact of experience)。新制度的发展一定已经发端 并且必须靠有新需求的人来推进。这就是隐含在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 这一概念之下的基本思想。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不仅仅因为无产阶级是 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阶级,也不只是因为它在那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因为这一阶级 是“自由”的,它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压制性和侵略性的竞争需求,因此,他们至少潜在地 是重要的新需求、新目标和新满足的承载者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更残忍的方式来表述解放的辩证法,把它描述成一种恶性循环。从自 愿受奴役(这种现象在富裕社会中大量存在)向自由转变,必须以废除压制性的制度和机制 为先决条件。而废除压制性的制度和机制,又要以摆脱奴役、以对解放的普遍需求为先决条 件。至于需求,我想,我们必须把改变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的需求与改变整个社会的需求区 分开来。这两者绝不是等同的或彼此和谐的。如果需求是改变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这至少 有一定的可能在现有社会内实现,并且伴随着现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这仅仅是量变。 质变是整个系统整体的改变 我想指出的是,量变和质变的区别并不等同于改革与革命的区别。量变可以就是革命, 可以导致革命。我认为,在从史前时期跃入人类历史这一重要的意义上,只有二者的结合才 是革命。换句话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量在何处变成质,以及社会条件和制度的量变何时 能变成影响全人类生存的质变 我刚才所提到的革命的两个潜在因素如今脱节了。第一个因素在不发达国家中非常普 遍,在那里,量变一一即人类生活条件的创造—一就其本身来说是质变,但还不是自由。革 命的第二个潜在因素,即解放的前提条件,潜伏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但却被资本主义的社 会组织所抑制和歪曲。 我想我们面临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能通过技术手段把量变转变成质变 变成真正的解放。这恰恰与国内外的富裕社会和发达资本主义在各条战线上受到动员和组织 这一真正致命的可能性相反。 在继续演讲之前,我要对我所说的富裕社会给出一个简洁的定义。今天的美国社会当然 是一个模型,尽管在美国,它更多的是一种倾向而没有完全变成现实。首先,它是一个资本
2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对需要这样一种完全断裂的觉悟或半觉悟（half-awareness）是 如何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社会斗争中的。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引用报 告说，在巴黎公社时期，在巴黎城的每一个角落里，人们都在向教堂、宫殿和其他建筑物上 的时钟射击，因此这就有意识地或半有意半无意地（half-consciously）表达了他们想以某种 方式阻止时间的愿望；至少是阻止现存的、普遍流行的时间连续体，并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愿 望——这正是极大地强调了新旧社会之间质的区别和断裂的整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与你们讨论质变的被抑制了的先决条件。我特意说“质变”，而不 说“革命”，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太多的革命仍然继续维持了压制，仅仅是用一个统治体系 代替了另一个统治体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重要的新特征，它们标示出一个对现有社会根 本否定的自由社会，并且我们必须开始明确地表述这些特征，不论它们看起来是多么形而上 学，多么乌托邦，我甚至要说，不论在各派阵营（左派和右派）里的那些正常人看来，我们 多么荒谬可笑。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解放的辩证法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构建。这个构建首先建 立在废除现有的奴役体系的普遍要求之上；第二，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它是建立在至 关重要的信念之上，建立在对自由的人类生存的性质不同的价值的有意识、潜意识或无意识 的追求之上。没有这些新的需求和满足的出现，无论自由人的需要和满足以及社会制度的一 切变迁多么巨大，也只能是用一种奴役制度代替另一种奴役制度。我想要强调这一点，这种 新的需要和满足的出现也不能被设想为仅仅是变化了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或结果。我们 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它是一个经验事实（a fact of experience）。新制度的发展一定已经发端， 并且必须靠有新需求的人来推进。这就是隐含在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 这一概念之下的基本思想。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不仅仅因为无产阶级是 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阶级，也不只是因为它在那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因为这一阶级 是“自由”的，它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压制性和侵略性的竞争需求，因此，他们至少潜在地 是重要的新需求、新目标和新满足的承载者。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更残忍的方式来表述解放的辩证法，把它描述成一种恶性循环。从自 愿受奴役（这种现象在富裕社会中大量存在）向自由转变，必须以废除压制性的制度和机制 为先决条件。而废除压制性的制度和机制，又要以摆脱奴役、以对解放的普遍需求为先决条 件。至于需求，我想，我们必须把改变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的需求与改变整个社会的需求区 分开来。这两者绝不是等同的或彼此和谐的。如果需求是改变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这至少 有一定的可能在现有社会内实现，并且伴随着现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这仅仅是量变。 质变是整个系统整体的改变。 我想指出的是，量变和质变的区别并不等同于改革与革命的区别。量变可以就是革命， 可以导致革命。我认为，在从史前时期跃入人类历史这一重要的意义上，只有二者的结合才 是革命。换句话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量在何处变成质，以及社会条件和制度的量变何时 能变成影响全人类生存的质变。 我刚才所提到的革命的两个潜在因素如今脱节了。第一个因素在不发达国家中非常普 遍，在那里，量变——即人类生活条件的创造——就其本身来说是质变，但还不是自由。革 命的第二个潜在因素，即解放的前提条件，潜伏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但却被资本主义的社 会组织所抑制和歪曲。 我想我们面临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能通过技术手段把量变转变成质变， 变成真正的解放。这恰恰与国内外的富裕社会和发达资本主义在各条战线上受到动员和组织 这一真正致命的可能性相反。 在继续演讲之前，我要对我所说的富裕社会给出一个简洁的定义。今天的美国社会当然 是一个模型，尽管在美国，它更多的是一种倾向而没有完全变成现实。首先，它是一个资本
主义社会。似乎很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一点,因为有许多人,甚至许多左派,都相信美国 社会不再是一个阶级社会了。我向你保证美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它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权力高 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在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有着扩大了的并在继续扩大的自 动化和协调部门:这个社会在生产方面实行私人所有制,但生产却越来越依赖政府空前积极 的、大范围的干预。正如我所说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在空前广大的范围内满足低层人群的物 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但是这些需要却是按照器具装置( apparatus)的要求和利益、以及 控制这些器具装置的势力的要求和利益来加以满足的。而且它是一个以加速浪费、有计划的 淘汰以及破坏为条件来寻求发展,而同时下层人民却继续在贫穷和不幸中生活的社会 我相信这些因素内在地相互关联,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综合病症:即明显不可分的一 对于整个系统来说是不可分的一—生产力和破坏的联合体( unIty),对需要的满足和压制 的联合体,在一个奴役系统内部的自由的联合体——那就是说,人被器具装置所征服,因此 又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可分的联合体。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的合理性( rationality) 正存在于它的疯狂( Insanity)之中,而这个社会的疯狂就其有效率的程度、就其提供商品 的程度而言,又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能够—一或许在遥远的未来能够,但显然是 能够的——比以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克服贫穷,能够减少劳动的强度和时间,能够提高生活水 平;如果提供所有商品的代价,享受这种舒适的奴役的代价,以及取得所有这些成就的代价 都由远离大都市及其富裕的人来付出:如果这个富裕社会本身很难意识到它现在的所作所 为,意识到它正在怎样散布恐怖和奴役,意识到它正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里与解放作斗争;那 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从这样一个社会中获得解放呢? 我们知道,面对这样的技术成就,面对这样一种技术强权的不合理的合理性( irrational rationality),情感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争论有其传统的弱点。这些争论看来根本无力反 抗这个社会及其生产力的残忍的事实。但是,只有坚持一个自由社会(这个富裕社会阻止了 它的实现)的真实可能性——既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坚持,又在在实证中和讨论中坚持——才 能阻止人完全沦为全面管理的对象,或更确切地说,从管理的主体降为管理的客体。只有这 种坚持才能阻止人类变得日益残忍和愚昧。我想要强调一点:资本主义的福利政府是一个作 战的政府。它必须有一个敌人,一个以大写字母E开头的、完全的敌人:因为奴役将永远 存在,当人们在面临自由的新的可能性时,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悲惨的斗争将永远存在,这便 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激起并强化了这个社会中的一种主要的侵略性( a primary aggressiveness))。而这种侵略性一定要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 in socially useful ways)来加以 动员,以免它引爆这个系统本身。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敌人,如果这个敌人不存在,就必须创 造一个。所幸我敢断言,这个敌人确实存在。但是,为了能够用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去动员这 个富裕社会的侵略性,这个敌人的形象和力量就必须在这个社会中被不成比例地大大膨胀。 于是,结果是一个残废的、无能的和遭到挫败的人类存在:它疯狂地保卫它自己的奴役 状态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正面临的致命的状况。激进的社会变革是客观必需的,因为它是 拯救人类自由的唯一机会,并且,我们可以获得实现人类自由的技术和物质资源。但是,尽 管这一客观需要明确存在,对这样一种变革的主观要求却并不普遍。它并非恰恰普遍地存在 于那些被传统地认为是历史变革的承担者的人群中。这种主观要求被压制了,这也有两重原 因:首先是因为需要确实得到了满足,其次是因为对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的操纵和管理 即是由于不仅对人类的意识、而且对人类的无意识,进行了系统性的社会控制。我们这个 时代最伟大的解放科学( liberating sciences)在心理学(主要是心理分析学和精神病学领域) 所取得的成就,使这个控制成为可能。它们能够、而且同时已经成为压制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成为压制的最有效的引擎之一,这是解放的辩证法中又一个可怕的环节
3 主义社会。似乎很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一点，因为有许多人，甚至许多左派，都相信美国 社会不再是一个阶级社会了。我向你保证美国是一个阶级社会。它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权力高 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在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有着扩大了的并在继续扩大的自 动化和协调部门；这个社会在生产方面实行私人所有制，但生产却越来越依赖政府空前积极 的、大范围的干预。正如我所说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在空前广大的范围内满足低层人群的物 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但是这些需要却是按照器具装置（apparatus）的要求和利益、以及 控制这些器具装置的势力的要求和利益来加以满足的。而且它是一个以加速浪费、有计划的 淘汰以及破坏为条件来寻求发展，而同时下层人民却继续在贫穷和不幸中生活的社会。 我相信这些因素内在地相互关联，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综合病症：即明显不可分的— —对于整个系统来说是不可分的——生产力和破坏的联合体（unity），对需要的满足和压制 的联合体，在一个奴役系统内部的自由的联合体——那就是说，人被器具装置所征服，因此 又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的不可分的联合体。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的合理性（rationality） 正存在于它的疯狂（insanity）之中，而这个社会的疯狂就其有效率的程度、就其提供商品 的程度而言，又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能够——或许在遥远的未来能够，但显然是 能够的——比以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克服贫穷，能够减少劳动的强度和时间，能够提高生活水 平；如果提供所有商品的代价，享受这种舒适的奴役的代价，以及取得所有这些成就的代价， 都由远离大都市及其富裕的人来付出；如果这个富裕社会本身很难意识到它现在的所作所 为，意识到它正在怎样散布恐怖和奴役，意识到它正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里与解放作斗争；那 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从这样一个社会中获得解放呢？ 我们知道，面对这样的技术成就，面对这样一种技术强权的不合理的合理性（irrational rationality），情感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争论有其传统的弱点。这些争论看来根本无力反 抗这个社会及其生产力的残忍的事实。但是，只有坚持一个自由社会（这个富裕社会阻止了 它的实现）的真实可能性——既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坚持，又在在实证中和讨论中坚持——才 能阻止人完全沦为全面管理的对象，或更确切地说，从管理的主体降为管理的客体。只有这 种坚持才能阻止人类变得日益残忍和愚昧。我想要强调一点：资本主义的福利政府是一个作 战的政府。它必须有一个敌人，一个以大写字母 E 开头的、完全的敌人；因为奴役将永远 存在，当人们在面临自由的新的可能性时，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悲惨的斗争将永远存在，这便 在前所 未有 的程 度上 激起 并强 化了这 个社 会中 的一 种主 要的 侵略 性（a primary aggressiveness）。而这种侵略性一定要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in socially useful ways）来加以 动员，以免它引爆这个系统本身。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敌人，如果这个敌人不存在，就必须创 造一个。所幸我敢断言，这个敌人确实存在。但是，为了能够用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去动员这 个富裕社会的侵略性，这个敌人的形象和力量就必须在这个社会中被不成比例地大大膨胀。 于是，结果是一个残废的、无能的和遭到挫败的人类存在：它疯狂地保卫它自己的奴役 状态。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正面临的致命的状况。激进的社会变革是客观必需的，因为它是 拯救人类自由的唯一机会，并且，我们可以获得实现人类自由的技术和物质资源。但是，尽 管这一客观需要明确存在，对这样一种变革的主观要求却并不普遍。它并非恰恰普遍地存在 于那些被传统地认为是历史变革的承担者的人群中。这种主观要求被压制了，这也有两重原 因：首先是因为需要确实得到了满足，其次是因为对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的操纵和管理— —即是由于不仅对人类的意识、而且对人类的无意识，进行了系统性的社会控制。我们这个 时代最伟大的解放科学（liberating sciences）在心理学（主要是心理分析学和精神病学领域） 所取得的成就，使这个控制成为可能。它们能够、而且同时已经成为压制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成为压制的最有效的引擎之一，这是解放的辩证法中又一个可怕的环节
我认为,这一主客观需要之间的分歧完全改变了解放的基础、前景和战略。这种状况预 设会出现新的需要,这些需要与目前普遍的侵略性和压抑性的需要有质的不同,甚至相反: 即:出现一种新型的人,他们有着寻求解放的充满活力的、生物的驱动力,有一种能冲破这 富裕社会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面纱的意识。换句话说,这好象是在开放与激活人类生存的 深层维度的基础上,在传统的物质基础之下,预言解放:它不是一个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唯心 主义的维度,而是一个比物质基础更物质的维度,一个在物质基础之下的维度。我现在就来 阐明我的意思。 强调这个新的维度并不意味着用心理学代替政治学,而是正好相反。它意味着最终考虑 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已经侵入了甚至个体生存的最深根基,甚至人的无意识层面。我们必须 在个体自身中找到社会的根基,由于社会的操纵,这些个体不断地再生产出压制的连续性 ( continuum),甚至通过伟大的革命来再生产 我认为,这个变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个变化受到一个工业社会的实际发展的 控制:这个工业社会已经引入了我们的理论以前很有可能忽略的因素。它受到这个工业社会 的实际发展的控制,受到其物质和技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的控制,这种增长已经超越了传统 的目标和解放的先决条件,并使其过时。 这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从富裕社会中的解放等同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吗? 我认为答案可以是: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力和合理配置资源(尽管这是所 有解放的先决条件),那么二者就不能等同。如果社会主义以其最乌托邦式的含义来定义 即: among others?(在各种因素中),废除劳动,终止为生存而做的斗争一一即,生活本身 就是目的,而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一解放人类的感觉力( sensibility)和敏感性 ( sensitivity),使其不再是一种私人的东西,而成为改变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一种力量,那 么,它便等同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认为,赋予感觉力和敏感性以它们自己的 权利,是整合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这些都是一个自由社会与其它社会有着质的区别 的特征。正如你可能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以对价值的彻底重新评估和一个新的人类学为前 提条件。它们以出现一种新型的人为前提条件:这种人拒绝支配现有社会的行为规则:他们 使自己摆脱了现有社会组织中和虚伪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中所固有的侵略性和残忍性:从 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他们不能进行战争和制造痛苦:这种人心里充满快乐和善意,并且为创 造一种能使如上所述的人类存在成为可能的自然社会环境,他们既以集体的形式又以个体的 形式参加劳动 我重申一遍,已经从量转变到质的解放的辩证法,这样就必须打破已经触及有机体自身 深层维度的压制的连续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今天的质变和解放,必须在进行政治和社会变 革的同时,进行机体的、本能的和生物的变革。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些新的要求和满足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它们不是凭空想象出 来的,而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物质和智力可能性的逻辑结果。它们内在于发达工业社会 的生产力之中,并且是这种生产力的表现:这种生产力早己使各种内心世界的禁欲苦行主义 和作为犹太基督教道德观基础的整个工作纪律过时。 为什么这个社会超越并否定这种人,这种传统类型的人,否定他的存在形式,以及为他 的起源和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道德呢?这种新的、没有听说过和未曾预见到的生产力,产生 了一种关于解放的技术( a technology of liberation)的概念。这里我只能简要地谈谈我的想 法:这些令人惊奇的、确实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趋势,是技术和艺术的融合,是工作和游 戏的融合,是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融合。如何实现这些趋势呢?不再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获 利原则和效率原则,不再受制于稀缺原则,而这些在今天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还将长久存 在:社会必需的劳动和物质生产将要并且能够变得(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越来越科学化 技术性实验、科学和技术将要并且能够成为一种运用人和物、社会和自然的潜力的游戏,这
4 我认为，这一主客观需要之间的分歧完全改变了解放的基础、前景和战略。这种状况预 设会出现新的需要，这些需要与目前普遍的侵略性和压抑性的需要有质的不同，甚至相反： 即:出现一种新型的人，他们有着寻求解放的充满活力的、生物的驱动力，有一种能冲破这 一富裕社会的物质和意识形态面纱的意识。 换句话说，这好象是在开放与激活人类生存的 深层维度的基础上，在传统的物质基础之下，预言解放：它不是一个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唯心 主义的维度，而是一个比物质基础更物质的维度，一个在物质基础之下的维度。我现在就来 阐明我的意思。 强调这个新的维度并不意味着用心理学代替政治学，而是正好相反。它意味着最终考虑 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已经侵入了甚至个体生存的最深根基，甚至人的无意识层面。我们必须 在个体自身中找到社会的根基，由于社会的操纵，这些个体不断地再生产出压制的连续性 （continuum），甚至通过伟大的革命来再生产。 我认为，这个变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个变化受到一个工业社会的实际发展的 控制；这个工业社会已经引入了我们的理论以前很有可能忽略的因素。它受到这个工业社会 的实际发展的控制，受到其物质和技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的控制，这种增长已经超越了传统 的目标和解放的先决条件，并使其过时。 这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从富裕社会中的解放等同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吗？ 我认为答案可以是：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力和合理配置资源（尽管这是所 有解放的先决条件），那么二者就不能等同。如果社会主义以其最乌托邦式的含义来定义， 即：among others？（在各种因素中），废除劳动，终止为生存而做的斗争——即，生活本身 就是目的，而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解放人类的感觉力（sensibility）和敏感性 （sensitivity），使其不再是一种私人的东西，而成为改变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一种力量，那 么，它便等同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认为，赋予感觉力和敏感性以它们自己的 权利，是整合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这些都是一个自由社会与其它社会有着质的区别 的特征。正如你可能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以对价值的彻底重新评估和一个新的人类学为前 提条件。它们以出现一种新型的人为前提条件：这种人拒绝支配现有社会的行为规则；他们 使自己摆脱了现有社会组织中和虚伪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中所固有的侵略性和残忍性；从 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他们不能进行战争和制造痛苦；这种人心里充满快乐和善意，并且为创 造一种能使如上所述的人类存在成为可能的自然社会环境，他们既以集体的形式又以个体的 形式参加劳动。 我重申一遍，已经从量转变到质的解放的辩证法，这样就必须打破已经触及有机体自身 深层维度的压制的连续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今天的质变和解放，必须在进行政治和社会变 革的同时，进行机体的、本能的和生物的变革。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些新的要求和满足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它们不是凭空想象出 来的，而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物质和智力可能性的逻辑结果。它们内在于发达工业社会 的生产力之中，并且是这种生产力的表现；这种生产力早已使各种内心世界的禁欲苦行主义 和作为犹太基督教道德观基础的整个工作纪律过时。 为什么这个社会超越并否定这种人，这种传统类型的人，否定他的存在形式，以及为他 的起源和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道德呢？这种新的、没有听说过和未曾预见到的生产力，产生 了一种关于解放的技术（a technology of liberation）的概念。这里我只能简要地谈谈我的想 法：这些令人惊奇的、确实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趋势，是技术和艺术的融合，是工作和游 戏的融合，是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融合。如何实现这些趋势呢？不再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获 利原则和效率原则，不再受制于稀缺原则，而这些在今天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还将长久存 在；社会必需的劳动和物质生产将要并且能够变得（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越来越科学化。 技术性实验、科学和技术将要并且能够成为一种运用人和物、社会和自然的潜力的游戏，这
些潜力目前 methodically?受到了隐藏和阻碍。 这意味着所有激进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古老的梦想之一。它意味着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不仅仅是行为原则的合理性——将变成一种生产力,被应用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革中。 它将意味着出现一种现实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人类发展着的感觉力和敏感性的产品和媒介。 现在我抛出一个可怕的概念:它将意味着一个“审美的”现实一一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 社会。这是解放在今天最乌托邦式的和最激进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私人的感觉力和敏感性, 而是关心成为变革的力量的那些感觉力和敏感性、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游戏。这样,它们将 引导例如城市和乡村的重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暴力和破坏被消除后的自然的恢复;内部和 外部的私人空间、个人自主和宁静的创造:噪音、媒介俘虏( captive audiences)、强制性集 中( enforced togetherness)、污染及丑陋的消除。这些不是势利的、浪漫的要求(这一点我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今生物学家强调,这些是人类有机体的机体需要,而它们由于受到 资本主义社会的阻遏、歪曲和破坏而使人类有机体成为残疾,这不仅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 而且在字面和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我相信,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人类才能真正自由,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人之间的 人类关系。我相信,关于这样一个环境的观念同样也引导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这 些审美的需要和目标,必须从一开始就包含在社会的重建中,而不能仅仅放在最后或遥远的 未来。否则,再生产出压制性社会的那些需要和满足将被带入到新社会中。压制性的人将把 他们的压制带入这个新社会 现在,最后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可能把这些有质的区别的需要和目标的出现看作机体 的和生物的需要和目标,而不是附加的价值呢?我们如何才能在现有社会内部设想这些反对 现有社会的需要和满足的出现—一即它们的出现先于解放一—呢?这就是我开始时讲的辨 证法,即在一个非常明确的意义上,为了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必须首先获得自由。 毋庸置疑,现存社会体系的解体是这样一种质变的前提条件。富裕社会的压制性机构运 作得越有效率,从奴役到自由的渐变可能就越小。如今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具体的阶级或群 体确定为革命力量一一这一事实不能作为不利用任何一种可能性和方法来阻止存在于个体 中的压制的借口。潜在的反对力量在整个下层人群中的扩散,恰恰与我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的全部特征相对应。这个系统的内部矛盾一如既往的严重,且有可能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 暴力扩张所恶化。不仅在巨大的社会财富和对财富破坏性、侵略性和浪费性的使用之间存在 着最一般的矛盾;而且还有更为具体的矛盾,例如,在社会的物质再生产过程中,对系统自 动化的要求和体力劳动中人力基础的持续减少,导致了超额利润来源减少的趋势。最后,还 存在着技术性失业的威胁,即使最富裕的社会,也许都再也不能通过创造更多的寄生性和非 生产性的劳动来加以弥补:所有这些矛盾确实存在。作为对它们的反应,压制、操纵和积聚 便有可能增加 但是变革必须完成,我们能够也必须为其准备基础。这种残疾的意识和残疾的本能必须 被打破。这里存在着敏感性和对新的、超越性的对立价值的觉悟。它们确实存在,并恰恰存 在于尚未整合的社会群体中,存在于知识界中—一一凭借其优越的地位,这些知识分子能揭穿 大众传播和灌输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的面纱。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致命的偏见,从一开始就切实地存在于反对知识分子充当历史变革 的催化剂的劳动运动( labor movement)中。现在我们应该问一问,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偏见 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分子的自卑情结,是不是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即敌 对方的发展和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分子通常走出去组织其它人,在社区中进行组织。 他们确实没有利用他们的潜能来组织他们自己,不仅仅在地区、在全国水平上,甚至在国际 水平上,组织他们自己。在我看来,这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我们能说知识分子是历史
5 些潜力目前 methodically？受到了隐藏和阻碍。 这意味着所有激进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古老的梦想之一。它意味着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不仅仅是行为原则的合理性——将变成一种生产力，被应用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革中。 它将意味着出现一种现实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人类发展着的感觉力和敏感性的产品和媒介。 现在我抛出一个可怕的概念：它将意味着一个“审美的”现实——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 社会。这是解放在今天最乌托邦式的和最激进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私人的感觉力和敏感性， 而是关心成为变革的力量的那些感觉力和敏感性、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游戏。这样，它们将 引导例如城市和乡村的重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暴力和破坏被消除后的自然的恢复；内部和 外部的私人空间、个人自主和宁静的创造；噪音、媒介俘虏（captive audiences）、强制性集 中（enforced togetherness）、污染及丑陋的消除。这些不是势利的、浪漫的要求（这一点我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今生物学家强调，这些是人类有机体的机体需要，而它们由于受到 资本主义社会的阻遏、歪曲和破坏而使人类有机体成为残疾，这不仅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 而且在字面和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我相信，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人类才能真正自由，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人之间的 人类关系。我相信，关于这样一个环境的观念同样也引导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这 些审美的需要和目标，必须从一开始就包含在社会的重建中，而不能仅仅放在最后或遥远的 未来。否则，再生产出压制性社会的那些需要和满足将被带入到新社会中。压制性的人将把 他们的压制带入这个新社会。 现在，最后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可能把这些有质的区别的需要和目标的出现看作机体 的和生物的需要和目标，而不是附加的价值呢？我们如何才能在现有社会内部设想这些反对 现有社会的需要和满足的出现——即它们的出现先于解放——呢？这就是我开始时讲的辨 证法，即在一个非常明确的意义上，为了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必须首先获得自由。 毋庸置疑，现存社会体系的解体是这样一种质变的前提条件。富裕社会的压制性机构运 作得越有效率，从奴役到自由的渐变可能就越小。如今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具体的阶级或群 体确定为革命力量——这一事实不能作为不利用任何一种可能性和方法来阻止存在于个体 中的压制的借口。潜在的反对力量在整个下层人群中的扩散，恰恰与我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的全部特征相对应。这个系统的内部矛盾一如既往的严重，且有可能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 暴力扩张所恶化。不仅在巨大的社会财富和对财富破坏性、侵略性和浪费性的使用之间存在 着最一般的矛盾；而且还有更为具体的矛盾，例如，在社会的物质再生产过程中，对系统自 动化的要求和体力劳动中人力基础的持续减少，导致了超额利润来源减少的趋势。最后，还 存在着技术性失业的威胁，即使最富裕的社会，也许都再也不能通过创造更多的寄生性和非 生产性的劳动来加以弥补：所有这些矛盾确实存在。作为对它们的反应，压制、操纵和积聚 便有可能增加。 但是变革必须完成，我们能够也必须为其准备基础。这种残疾的意识和残疾的本能必须 被打破。这里存在着敏感性和对新的、超越性的对立价值的觉悟。它们确实存在，并恰恰存 在于尚未整合的社会群体中，存在于知识界中——凭借其优越的地位，这些知识分子能揭穿 大众传播和灌输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的面纱。 我们都知道，有一种致命的偏见，从一开始就切实地存在于反对知识分子充当历史变革 的催化剂的劳动运动（labor movement）中。现在我们应该问一问，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偏见， 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分子的自卑情结，是不是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即敌 对方的发展和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分子通常走出去组织其它人，在社区中进行组织。 他们确实没有利用他们的潜能来组织他们自己，不仅仅在地区、在全国水平上，甚至在国际 水平上，组织他们自己。在我看来，这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我们能说知识分子是历史
变革的承担者吗?我们能说知识分子今天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吗?我的回答是:不,我们不能 那么说。但是我们能说,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说,知识分子可以起一个关键性的准备作用, 仅此而已:而且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其本身不是也不能是一个革命阶级,但是它能成为催 化剂,而且能发挥准备作用—一当然不是第一次:事实上一切革命都是这样开始的一一但或 许今天比以往更需如此。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人,正是将从这一群体中选拔出 来,将来更是如此;也正因为此,我们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我们所谓的物质生 产过程中日益明显的科学特征,知识分子的角色改变了。正是从这个群体中,将产生重要地 位上的重要人物:科学家、研究人员、技师、工程师,甚至心理学家一一因为心理学将继续 成为社会所必须的、无论是奴役还是解放的工具 我们把这个阶级,即知识分子阶级,称作新的工人阶级。我相信这个称呼至多算是不成 熟的。他们是一—这点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一现存体系的特别受益者。但他们也是科学的解放 能力和对这种能力的压制性、奴役性使用之间的突出矛盾的根源。激活这种被压制的和被操 纵的矛盾,使它作为变革的催化剂发生作用,是现有社会的反对者在今天的主要任务之 它是而且必须是一项政治任务。 教育是我们的工作,但必须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的教育。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在政治实践上,今天的教育都不仅仅是讨论,不仅仅是教授、学习和写作了。只有超出教室, 只有超出学院、学校和大学,否则教育将没有任何力量。由于我们的整个生存已经变成政治 和社会控制( social engineering)的主体和客体,因此教育必须同时包括思想和身体,推理 和想象,以及智力需要和本能需要。我要强调,这不是一个使学校和大学,使教育系统政治 化的问题。教育系统已经是政治性的了。我只需要提醒你们注意,大学被卷入由政府和各种 各样的准政府机构所委托的大型研究(其性质你们从诸多例子中可以知道)的程度,已经令 人难以置信(我是指美国而言)。 教育系统是政治性的,所以并不是我们想要把它政治化。我们所需要的是与现有政策相 对立的一项反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这个社会本身完全动员( total mobilization) 的基础上去满足它。我们必须用在自由状态下的教化来对抗在奴役状态下的教化。我们每个 人必须在自己身上,并且努力在别人身上,激发起对一个没有恐惧、没有残忍、没有愚昧的 生活的本能需要。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能够发动起一场本能性和智力性的剧变,以此来反抗 在全世界散播侵略和压制的富裕的价值观。 在我做出结论之前,我想谈谈我关于嬉皮士的一点看法。它对我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 如果我们说的是一种与富裕社会的价值相对立的本能性剧变的出现,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应该 在这里寻找它。对我来说,似乎嬉皮士象任何左派反主流运动( nonconformist movement) 样是分裂的。其中有两个部分,或两个团体,两种倾向。其中的大部分仅仅是在私人层次 上的化妆舞会和丑角表演,因此它们的确正如杰若斯( Gerassi)所言,是完全无害的,在许 多情况下是美好而迷人的,但仅此而已。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在嬉皮士身上,尤其是在 象迪杰斯( Diggers)和普务斯( Provos)这种嬉皮士身上的这样一种倾向中,有一个内在的 政治因素一一或许在美国比在这儿更多。这的确是新的本能需要和价值的出现。这种经验确 实存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反抗有效率的和疯狂的合理性( insane reasonableness)的新的感觉 力。人们拒绝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它是被人操纵的,人们 反抗清教徒道德观中的洁癖( compulsive cleanliness,以及从这种道德观中所滋生出来的侵 略一一正如我们在越南和别的事务中所看到的那样 至少嬉皮士的这一部分一一其中性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反叛在一定程度上连成一体 确实是一种非侵略性的( nonaggressive)生活方式:一种挑衅性的非侵略性( aggressive nonaggressiveness)的示威,它从而至少潜在地展示了有着质的不同的价值观,展示了对价 值的重新评估。 6
6 变革的承担者吗？我们能说知识分子今天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吗？我的回答是：不，我们不能 那么说。但是我们能说，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说，知识分子可以起一个关键性的准备作用， 仅此而已；而且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其本身不是也不能是一个革命阶级，但是它能成为催 化剂，而且能发挥准备作用——当然不是第一次；事实上一切革命都是这样开始的——但或 许今天比以往更需如此。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人，正是将从这一群体中选拔出 来，将来更是如此；也正因为此，我们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我们所谓的物质生 产过程中日益明显的科学特征，知识分子的角色改变了。正是从这个群体中，将产生重要地 位上的重要人物：科学家、研究人员、技师、工程师，甚至心理学家——因为心理学将继续 成为社会所必须的、无论是奴役还是解放的工具。 我们把这个阶级，即知识分子阶级，称作新的工人阶级。我相信这个称呼至多算是不成 熟的。他们是——这点我们不应该忘记——现存体系的特别受益者。但他们也是科学的解放 能力和对这种能力的压制性、奴役性使用之间的突出矛盾的根源。激活这种被压制的和被操 纵的矛盾，使它作为变革的催化剂发生作用，是现有社会的反对者在今天的主要任务之一。 它是而且必须是一项政治任务。 教育是我们的工作，但必须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的教育。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在政治实践上，今天的教育都不仅仅是讨论，不仅仅是教授、学习和写作了。只有超出教室， 只有超出学院、学校和大学，否则教育将没有任何力量。由于我们的整个生存已经变成政治 和社会控制（social engineering）的主体和客体，因此教育必须同时包括思想和身体，推理 和想象，以及智力需要和本能需要。我要强调，这不是一个使学校和大学，使教育系统政治 化的问题。教育系统已经是政治性的了。我只需要提醒你们注意，大学被卷入由政府和各种 各样的准政府机构所委托的大型研究（其性质你们从诸多例子中可以知道）的程度，已经令 人难以置信（我是指美国而言）。 教育系统是政治性的，所以并不是我们想要把它政治化。我们所需要的是与现有政策相 对立的一项反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这个社会本身完全动员（total mobilization） 的基础上去满足它。我们必须用在自由状态下的教化来对抗在奴役状态下的教化。我们每个 人必须在自己身上，并且努力在别人身上，激发起对一个没有恐惧、没有残忍、没有愚昧的 生活的本能需要。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能够发动起一场本能性和智力性的剧变，以此来反抗 在全世界散播侵略和压制的富裕的价值观。 在我做出结论之前，我想谈谈我关于嬉皮士的一点看法。它对我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 如果我们说的是一种与富裕社会的价值相对立的本能性剧变的出现，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应该 在这里寻找它。对我来说，似乎嬉皮士象任何左派反主流运动（nonconformist movement） 一样是分裂的。其中有两个部分，或两个团体，两种倾向。其中的大部分仅仅是在私人层次 上的化妆舞会和丑角表演，因此它们的确正如杰若斯（Gerassi）所言，是完全无害的，在许 多情况下是美好而迷人的，但仅此而已。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在嬉皮士身上，尤其是在 象迪杰斯（Diggers）和普务斯（Provos）这种嬉皮士身上的这样一种倾向中，有一个内在的 政治因素——或许在美国比在这儿更多。这的确是新的本能需要和价值的出现。这种经验确 实存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反抗有效率的和疯狂的合理性（insane reasonableness）的新的感觉 力。人们拒绝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它是被人操纵的，人们 反抗清教徒道德观中的洁癖（compulsive cleanliness），以及从这种道德观中所滋生出来的侵 略——正如我们在越南和别的事务中所看到的那样。 至少嬉皮士的这一部分——其中性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反叛在一定程度上连成一体—— 确实是一种非侵略性的（nonaggressive）生活方式：一种挑衅性的非侵略性（aggressive nonaggressiveness）的示威，它从而至少潜在地展示了有着质的不同的价值观，展示了对价 值的重新评估
如今,所有的教育都是疗方:一种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把人类从这个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疗 方:在这个社会中,即使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也迟早会变成一个畜生。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来 说是疗方,而如今所有的疗方都是政治理论和实践。是哪种政治实践呢?这完全视情况而定。 很难想象我们能在这儿细细讨论。我只会提醒你们,有各种可能的示威,要找到示威的灵活 的方式,使其能有效地对付制度化的暴力和联合抵制,以及其它诸多手段一一这样的话,其 中任何一种手段都的确会有可能增强其敌对方的力量。 我们可以作为教育者,作为学生来为之做准备。但我要再一次地说,我们的作用是有限 的。我们不是群众运动。我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场群众运动 对于所谓的第三世界,我想多说一句话。我刚才之所以没有提到第三世界,是因为我的 主题严格地说是从富裕社会中解放。我完全同意保尔斯维兹( Paul Sweezy)的观点,他说, 不把富裕社会放在第三社会的框架中是不可理解的。在这里我仍然相信,我们现在的重点必 须放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上一一同时不要忘记尽我们所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去支持新殖民国 家争取解放的斗争,即使它们不是解放的最终力量,也至少会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削弱和 瓦解做出它们自己的一份贡献一一一份不小的贡献。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决不能屈服于任何幻想。但是比这更糟糕的 是向我们所目睹的普遍的失败主义屈服。准备作用在今天不可或缺。我相信我不是过于乐观 总的说来,我还没有得到过于乐观的名声一一当我说我们已经能看到这个体系衰退的迹 象了,这不仅仅是指他们开始感到恐惧和担忧,而是指一些具体和实在得多的迹象。因此 让我们继续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不要有幻想,尤其不要有失败主义。 (徐玲译张钰校)
7 如今，所有的教育都是疗方：一种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把人类从这个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疗 方；在这个社会中，即使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也迟早会变成一个畜生。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来 说是疗方，而如今所有的疗方都是政治理论和实践。是哪种政治实践呢？这完全视情况而定。 很难想象我们能在这儿细细讨论。我只会提醒你们，有各种可能的示威，要找到示威的灵活 的方式，使其能有效地对付制度化的暴力和联合抵制，以及其它诸多手段——这样的话，其 中任何一种手段都的确会有可能增强其敌对方的力量。 我们可以作为教育者，作为学生来为之做准备。但我要再一次地说，我们的作用是有限 的。我们不是群众运动。我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场群众运动。 对于所谓的第三世界，我想多说一句话。我刚才之所以没有提到第三世界，是因为我的 主题严格地说是从富裕社会中解放。我完全同意保尔·斯维兹（Paul Sweezy）的观点，他说， 不把富裕社会放在第三社会的框架中是不可理解的。在这里我仍然相信，我们现在的重点必 须放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上——同时不要忘记尽我们所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去支持新殖民国 家争取解放的斗争，即使它们不是解放的最终力量，也至少会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削弱和 瓦解做出它们自己的一份贡献——一份不小的贡献。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决不能屈服于任何幻想。但是比这更糟糕的 是向我们所目睹的普遍的失败主义屈服。准备作用在今天不可或缺。我相信我不是过于乐观 ——总的说来，我还没有得到过于乐观的名声——当我说我们已经能看到这个体系衰退的迹 象了，这不仅仅是指他们开始感到恐惧和担忧，而是指一些具体和实在得多的迹象。因此， 让我们继续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不要有幻想，尤其不要有失败主义。 （徐 玲 译 张 钰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