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微观基础与宏观社会行为 很多社会理论都涉及对某种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的解释。然而,在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 中,观察聚焦于体系的某个部分而非其整体上。事实上,最自然的观察单位是个体;并且在量 化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对个体层次的数据一—最经常的是访谈形式,有时是行为的行政记录形 式,还有时是其它形式一一的依赖已经大为增加。这导致在该领域中理论与研究之间的鸿沟越 来越大:社会理论继续关注行为的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而经验研究一—特别是量化研究 却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对个体行为的解释。 这种将个体行为作为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而给予的关注,既非在社会学中被完全错置,也 非什么新的东西。例如,在社会学的一部经典著作《自杀论》( Suicide,首次出版于1897年 (1951))中,涂尔干( Durkheim)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之中以及同一个社会的不同人口群体之 中的自杀率。尽管他将自杀率描述成一种社会事实( social fact),并且与社会心理学针锋相 对,涂尔干还是陷入了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使他的著作具有社会性质的唯一一点在于,涂尔干 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很明显都是社会性质的:强有力的社会规范的缺乏一一他称之为社会的失范 ( anomIe)程度,或者个体之间社会隔离( social isolation)的程度。 然而,既然大多数社会理论所关心的都不是个体行为,而是行为的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 并且既然最普通和最自然的观察都是有关个体的,那么这个领域里的一个中心知识问题 ( intellectual problem)便是从个体层次向体系层次的一种运动( movement),前者是观察得 以作出的层次,后者是问题的兴趣所在。这被称作“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 micro-to- macro problem”),它是一个在社会科学中一般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有微观经济 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便是这二者之间联系的微弱,这一点 通过“聚集”(“ aggregation”)概念和一个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无处不见的“代理人” (“ representative agent”)概念而得以弥补 我在这篇文章所要做的是,展示在从微观到宏观的恰当过渡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指出已 经作出这种过渡的一些例子,并指出在某些尚未作出成功过渡的领域中达成这一目标的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我将讨论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革命的理论,经济市场,婚姻市场,劳 动力问题和工作市场,恐慌,以及集体决定 为了探索如何从微观恰当地过渡到宏观,我将会先讨论一个不恰当过渡的例子。马克 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58)。在一个细节的层次,韦伯仅仅表达了一个宏观的社会命题:在宗教改革时期改信新 教的社会(并且特别是那些加尔文教社会),标志其特征的宗教伦理包含着促成资本主义经济 组织成长的价值。 在一个更精细的细节层次上,韦伯的单一命题一分为三:一个命题是以描述社会的变量为 自变量,以描述个体的变量为因变量:第二个命题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描述个体的变量:第 三个命题以描述个体的变量为自变量,以描述社会的变量为因变量。这样,这个命题系统在宏 观层次开始,也在宏观层次结東,但在中间却深入到个体的层次。这些命题可以被粗略地表述 如下 1.新教的宗教教义在其信徒中导致了某些价值观的产生 本文原名”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social behaviour”,选自 Jeffery C. Alexander& Bernhard Giesen编的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153-176
1 27.1 微观基础与宏观社会行为* 很多社会理论都涉及对某种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的解释。然而，在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 中，观察聚焦于体系的某个部分而非其整体上。事实上，最自然的观察单位是个体；并且在量 化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对个体层次的数据——最经常的是访谈形式，有时是行为的行政记录形 式，还有时是其它形式——的依赖已经大为增加。这导致在该领域中理论与研究之间的鸿沟越 来越大：社会理论继续关注行为的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而经验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 却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对个体行为的解释。 这种将个体行为作为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而给予的关注，既非在社会学中被完全错置，也 非什么新的东西。例如，在社会学的一部经典著作《自杀论》（Suicide，首次出版于 1897 年 （1951））中，涂尔干（Durkheim）试图解释不同社会之中以及同一个社会的不同人口群体之 中的自杀率。尽管他将自杀率描述成一种社会事实（social fact），并且与社会心理学针锋相 对，涂尔干还是陷入了对个体行为的解释。使他的著作具有社会性质的唯一一点在于，涂尔干 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很明显都是社会性质的：强有力的社会规范的缺乏——他称之为社会的失范 （anomie）程度，或者个体之间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的程度。 然而，既然大多数社会理论所关心的都不是个体行为，而是行为的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 并且既然最普通和最自然的观察都是有关个体的，那么这个领域里的一个中心知识问题 （intellectual problem）便是从个体层次向体系层次的一种运动（movement），前者是观察得 以作出的层次，后者是问题的兴趣所在。这被称作“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micro-tomacro problem”），它是一个在社会科学中一般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有微观经济 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而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便是这二者之间联系的微弱，这一点 通过“聚集”（“aggregation”）概念和一个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无处不见的“代理人” （“representative agent”）概念而得以弥补。 我在这篇文章所要做的是，展示在从微观到宏观的恰当过渡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指出已 经作出这种过渡的一些例子，并指出在某些尚未作出成功过渡的领域中达成这一目标的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我将讨论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革命的理论，经济市场，婚姻市场，劳 动力问题和工作市场，恐慌，以及集体决定。 为了探索如何从微观恰当地过渡到宏观，我将会先讨论一个不恰当过渡的例子。马克 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58）。在一个细节的层次，韦伯仅仅表达了一个宏观的社会命题：在宗教改革时期改信新 教的社会（并且特别是那些加尔文教社会），标志其特征的宗教伦理包含着促成资本主义经济 组织成长的价值。 在一个更精细的细节层次上，韦伯的单一命题一分为三：一个命题是以描述社会的变量为 自变量，以描述个体的变量为因变量；第二个命题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描述个体的变量；第 三个命题以描述个体的变量为自变量，以描述社会的变量为因变量。这样，这个命题系统在宏 观层次开始，也在宏观层次结束，但在中间却深入到个体的层次。这些命题可以被粗略地表述 如下： 1．新教的宗教教义在其信徒中导致了某些价值观的产生。 *本文原名” 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social Behaviour”, 选自 Jeffrery C. Alexander & Bernhard Giesen 编 的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153-176
2.拥有某些价值观(第一条中所指的那些价值观)的个体接受某些经济行为的指向 Orientations 3.在个体身上的某些经济行为的指向(第二条中所言的那些指向)帮助一个社会中资本 主义经济组织的产生。(最重要的经济行为指向被韦伯描述为“反传统的”。) 新教的宗教教义 资本主义 价值观 济行为 图6.1 图6.1显示了一种将这种多层次的命题体系图表化的方式。上端的水平箭头代表宏观层 次的命题。从这同一点出发,下到一个较低层次,又向上回到终点的三个连在一起的箭头分别 代表标着1,2,3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 在这一套命题中,第三个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正是这第三个命题从个体层次回到了社 会层次。因此,与涂尔干关于自杀的著作—一其中我们最终感兴趣的现象可以被描述成个体的 行为一一相比,这里我们最终感兴趣的现象明显是宏观社会性质的,是描述整个社会的。然 而,正是在第三个命题中,韦伯的理论最薄弱,因为正是在这里个体有必要联合起来以造成 个宏观社会结果。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的行动指向与一个企业主的行动指向并不相同 但二者对企业都是必要的。开创这种企业所必需的行动指向与维持这个企业所必需的指向并不 样。简言之,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是一个行动体系,要显示这个体系如何形成,或者甚至要显 示它一旦形成如何运作,光用人们价值指向的聚集( the aggregat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opulation)来说明是不够的 些人也许会这样来为韦伯辩护:他所要解释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诞生,而只是资本主义 精神”的诞生。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无力的辩护,因为如果韦伯只是要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精 神,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的特征(即,一种被共享的规范),还是个体新教徒的信仰汇 集?如果是前者,那么韦伯就没有展示出个体信仰导致社会规范的过程(也没有说明这样一种 规范对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一定会问到底韦伯的功 绩是什么,因为在这种解释之下,他只是表明了宗教领域中的一套信仰与经济领域中的一套信 仰的一致性而己。 试图通过个体态度和指向的简单聚集来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这种情况的一个更现代 的例子可以在某些革命的理论中被找到。这些理论可以被概括地称之为“挫败理论 ("frustration theories 挫败理论所注意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为什么革命 常常发生在条件正普遍改善的社会变迁时期?挫败理论认为,社会中正在改善的条件在社会个 体成员的身上引起了挫败感,由此导致了革命。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中的命题一样,这里也有 层相连的关系。第一层是从体系层面到个体层面:第二层全部在个体层面:第三层是从个体 层面到体系层面。图6.2展示了这些命题的图表形式
2 2．拥有某些价值观（第一条中所指的那些价值观）的个体接受某些经济行为的指向 （orientations）。 3．在个体身上的某些经济行为的指向（第二条中所言的那些指向）帮助一个社会中资本 主义经济组织的产生。（最重要的经济行为指向被韦伯描述为“反传统的”。） 新教的宗教教义 资本主义 价值观 经济行为 图 6．1 图 6．1 显示了一种将这种多层次的命题体系图表化的方式。上端的水平箭头代表宏观层 次的命题。从这同一点出发，下到一个较低层次，又向上回到终点的三个连在一起的箭头分别 代表标着 1，2，3 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 在这一套命题中，第三个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正是这第三个命题从个体层次回到了社 会层次。因此，与涂尔干关于自杀的著作——其中我们最终感兴趣的现象可以被描述成个体的 行为——相比，这里我们最终感兴趣的现象明显是宏观社会性质的，是描述整个社会的。然 而，正是在第三个命题中，韦伯的理论最薄弱，因为正是在这里个体有必要联合起来以造成一 个宏观社会结果。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的行动指向与一个企业主的行动指向并不相同， 但二者对企业都是必要的。开创这种企业所必需的行动指向与维持这个企业所必需的指向并不 一样。简言之，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是一个行动体系，要显示这个体系如何形成，或者甚至要显 示它一旦形成如何运作，光用人们价值指向的聚集（the aggregat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opulation）来说明是不够的。 一些人也许会这样来为韦伯辩护：他所要解释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诞生，而只是资本主义 “精神”的诞生。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无力的辩护，因为如果韦伯只是要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精 神，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的特征（即，一种被共享的规范），还是个体新教徒的信仰汇 集？如果是前者，那么韦伯就没有展示出个体信仰导致社会规范的过程（也没有说明这样一种 规范对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一定会问到底韦伯的功 绩是什么，因为在这种解释之下，他只是表明了宗教领域中的一套信仰与经济领域中的一套信 仰的一致性而已。 试图通过个体态度和指向的简单聚集来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这种情况的一个更现代 的例子可以在某些革命的理论中被找到。这些理论可以被概括地称之为“挫败理论” （“frustration theories”）。挫败理论所注意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为什么革命 常常发生在条件正普遍改善的社会变迁时期？挫败理论认为，社会中正在改善的条件在社会个 体成员的身上引起了挫败感，由此导致了革命。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中的命题一样，这里也有 三层相连的关系。第一层是从体系层面到个体层面；第二层全部在个体层面；第三层是从个体 层面到体系层面。图 6．2 展示了这些命题的图表形式
改善了的社会条件 挫败感 图6.2 第一层关系视理论家所认为的挫败来源的不冋而有若干形式:詹姆士·戴维斯(Ja ames Davies)的“短期挫败”(“ short- term setback”)理论(1962);泰得·古尔著作中的(Ted Gur)的“相对剥夺”(“ relative deprivation”)(1970);其他人著作中所提到的由快速变 化所激发的不断高涨的期望。第二层关系仅仅是一个根据心理学而来的挫败一攻击命题。第 层关系模糊不清:个体攻击的简单聚集以某种方式魔术般地造成了一个社会结果(即,革 命)。但这却绕开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过程:一场革命涉及到若干行动者的组织与相互作用 在这两个例子中,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都仅仅通过个体指向、态度或信念的聚集。但是, 如果理论问题是一个有关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的问题,就好像要解释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兴 起,或者要解释一场革命的发生那样,那么很明显,恰当的过渡不能仅仅包括个体行为的简单 聚集 什么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恰当过渡? 如果前面两个例子表明了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过渡的失败,那么什么才能说是成功的过 渡呢?第一个观察结果是,一部好的社会史令这种过渡成功。一部好的社会史试图在比如说加 尔文宗教教义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的兴起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它不仅要显示教义如何 影响个体的行为,并且还要显示那种行为如何被联合起来,以及构成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组织 如何产生。在读了这样一部历史之后,读者对于以下这种论证的性质将会不再有疑问一一工人 行为的改变,典型的企业家行为(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的增多,经理们更加勤奋的行为 或者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儿,是否被宣称是清教主义的结果并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然而,能够追述一个特定事件中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回事,能够对这种过程进行概括又 是另外一回事。而要建构从微观到宏观之过程的模型又与这二者有所不同。很明显,在刚才所 描述的那些情况中,必须塑造某种形式的相互依赖关系,因为要解释的现象涉及到社会组织, 而不仅仅是聚集起来的个体行为。 这一过渡做得最成功的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完美市场的模型。起点是一群个 体,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实用功能和一批特殊的商品,以及这样一种行为原则:每一个 人的行动都致力于将他或她的初始资源的实用性最大化。终点是一种普遍的均衡:商品的价格 形成,并在行动者中间得到均衡的分配。我相信这一成就是一种非凡的智力成就( intellectu feat)。这种成就是在一个理想化了的社会体系中获得的,在该体系中,行动者们彼此独立
3 改善了的社会条件 革命 挫败感 攻击 图 6．2 第一层关系视理论家所认为的挫败来源的不同而有若干形式：詹姆士·戴维斯（James Davies）的“短期挫败”（“short-term setback”）理论（1962）；泰得·古尔著作中的（Ted Gurr）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1970）；其他人著作中所提到的由快速变 化所激发的不断高涨的期望。第二层关系仅仅是一个根据心理学而来的挫败—攻击命题。第三 层关系模糊不清：个体攻击的简单聚集以某种方式魔术般地造成了一个社会结果（即，革 命）。但这却绕开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过程：一场革命涉及到若干行动者的组织与相互作用。 在这两个例子中，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都仅仅通过个体指向、态度或信念的聚集。但是， 如果理论问题是一个有关社会体系的功能运作的问题，就好像要解释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兴 起，或者要解释一场革命的发生那样，那么很明显，恰当的过渡不能仅仅包括个体行为的简单 聚集。 什么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恰当过渡？ 如果前面两个例子表明了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过渡的失败，那么什么才能说是成功的过 渡呢？第一个观察结果是，一部好的社会史令这种过渡成功。一部好的社会史试图在比如说加 尔文宗教教义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的兴起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它不仅要显示教义如何 影响个体的行为，并且还要显示那种行为如何被联合起来，以及构成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组织 如何产生。在读了这样一部历史之后，读者对于以下这种论证的性质将会不再有疑问——工人 行为的改变，典型的企业家行为（entrepreneurial behavior）的增多，经理们更加勤奋的行为， 或者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儿，是否被宣称是清教主义的结果并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然而，能够追述一个特定事件中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回事，能够对这种过程进行概括又 是另外一回事。而要建构从微观到宏观之过程的模型又与这二者有所不同。很明显，在刚才所 描述的那些情况中，必须塑造某种形式的相互依赖关系，因为要解释的现象涉及到社会组织， 而不仅仅是聚集起来的个体行为。 这一过渡做得最成功的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完美市场的模型。起点是一群个 体，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实用功能和一批特殊的商品，以及这样一种行为原则：每一个 人的行动都致力于将他或她的初始资源的实用性最大化。终点是一种普遍的均衡：商品的价格 形成，并在行动者中间得到均衡的分配。我相信这一成就是一种非凡的智力成就（intellectual feat）。这种成就是在一个理想化了的社会体系中获得的，在该体系中，行动者们彼此独立
被交换的商品属私人所有,并且趣味( tastes指致力于利益最大化一一译者注)固定。对这 理论加以仔细检査,可以提示我们一些社会假设的范围。它假设:这里没有阻碍信息流动和交 换协议的壁垒;大量独立的行动者完全混杂;没有消费外在性(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 (?)(即,在消费中没有相互依赖性):被交换的商品是可让与的,而非内在地从属于个 人,劳力服务就是这样。 这一成就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数学中存在证明(? existence proof)的 性质。它规定,由于实用功能具有合适的属性,就会形成均衡:但它不能被直接应用于特殊的 情景去做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然而,它为这种过渡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知识框架和模 型,形塑了我们构想这一过渡的方式 接着产生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是否对这一模型作一些修正就能够在社会科学而非经济学的 领域中实现这种过渡。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使用经过修正的完美市场模型来研究这种模 型的发展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此过程当中,我运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假设了一种具体形式 的实用性功能,它允许借量化数据来对这个模型加以经验的使用。这一模型被应用于各种问 题:社区决策的制定,利益群体之间的资源交换,一个社会关系网中所谓的影响过程,等等。 所谓的婚姻市场是可以应用的一个领域,并且在其中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 种叫做“婚姻挤抢”(?)(“ marrage squeeze”)的人口学现象,它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当结婚率急剧上升时,正如二战后所发生的那样,那么对于在这种上升时期或其后的稍短时期 内出生的女性人群来说,就存在一个问题。没有足够的男人供她们结婚。男人一般与比自己年 轻两岁的妇女结婚。这意味着对1946年出生的女性来说,1944年左右出生的男性将是正常的 配偶。然而,1946年出生的人群大,而1944年的人群小。因此,对妇女来说就存在一个婚姻 的挤抢现象:很大一部分将永不结婚,还有很大一部分将嫁给比自己年轻的男人,或者嫁给很 老的离过婚的男人或鳏夫。如果出生率突然下降,与此相反的某种类似情况也会发生:男人的 婚姻挤抢现象。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出生率的突然变化所引起的这种挤抢情况下,我们根本不清楚 将会“发生”什么——少量的男人将会如何在过量的妇女当中分布。当出现同龄人群的规模波 动时,缺少一种按照年龄进行分类婚配(? assortative mating)的模型,这就意味着人口学家 试图发展一种所谓的两性人口模型(two- sex population model)——推动人口通过代际更替向 前发展一一的目标受到阻碍。 很清楚,婚姻可以被看成发生在一种市场之中,但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其中的每- 个行动者都只有一件商品——他自己或她自己——可以用来交换,并且交换率是受“一对 限制的支配而非等价交换的支配。关于这种配对婚姻市场的模型已经有所发展了一一例如,格 尔(Gale)和夏普里( Sharpley)的模型(1962),贝克尔( Becker)的模型(1974),桑德 尔森( Sanderson)的模型(1980),和肖恩( Cheon)的模型(1983)。关于特定配对规则的 稳定性的定理已经得到了证明(罗斯( RothI983))。于是,解决人口学家们所遇到的婚姻挤 抢问题的方法已经有所尝试,它们将会有利于发展一个两性人口模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有 必要建构这样一种模型,当提供在足够多的年数里——这期间有着不同的同龄群体规模一一按 照年龄相配的结婚率(age-by- age marriage rates)时,这种模型将会估计出特定年龄的男人和 女人对特定年龄的女人和男人所具有的功效(? utilities),并且婚姻经由其发生的过程之结构 也产生了。1(?)反过来,这又将会导致根据已知的出生率对结婚率进行的预测。 这是市场过程的模型为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过渡提供适当设计的例子。它实际上是通过同 时解决了一系列的个体最大化一一它们导致了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宏观层面的结果一一而做 到这一点的。用像图6.1和6.2同样的图表形式来显示,这一模型可以大致以图6.3来表
4 被交换的商品属私人所有，并且趣味（tastes 指致力于利益最大化——译者注）固定。对这一 理论加以仔细检查，可以提示我们一些社会假设的范围。它假设：这里没有阻碍信息流动和交 换协议的壁垒；大量独立的行动者完全混杂；没有消费外在性（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 （？）（即，在消费中没有相互依赖性）；被交换的商品是可让与的，而非内在地从属于个 人，劳力服务就是这样。 这一成就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数学中存在证明（？existence proof）的 性质。它规定，由于实用功能具有合适的属性，就会形成均衡；但它不能被直接应用于特殊的 情景去做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然而，它为这种过渡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知识框架和模 型，形塑了我们构想这一过渡的方式。 接着产生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是否对这一模型作一些修正就能够在社会科学而非经济学的 领域中实现这种过渡。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使用经过修正的完美市场模型来研究这种模 型的发展已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此过程当中，我运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假设了一种具体形式 的实用性功能，它允许借量化数据来对这个模型加以经验的使用。这一模型被应用于各种问 题：社区决策的制定，利益群体之间的资源交换，一个社会关系网中所谓的影响过程，等等。 所谓的婚姻市场是可以应用的一个领域，并且在其中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 一种叫做“婚姻挤抢”（？）（“marriage squeeze”）的人口学现象，它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当结婚率急剧上升时，正如二战后所发生的那样，那么对于在这种上升时期或其后的稍短时期 内出生的女性人群来说，就存在一个问题。没有足够的男人供她们结婚。男人一般与比自己年 轻两岁的妇女结婚。这意味着对 1946 年出生的女性来说，1944 年左右出生的男性将是正常的 配偶。然而，1946 年出生的人群大，而 1944 年的人群小。因此，对妇女来说就存在一个婚姻 的挤抢现象；很大一部分将永不结婚，还有很大一部分将嫁给比自己年轻的男人，或者嫁给很 老的离过婚的男人或鳏夫。如果出生率突然下降，与此相反的某种类似情况也会发生：男人的 婚姻挤抢现象。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出生率的突然变化所引起的这种挤抢情况下，我们根本不清楚 将会“发生”什么——少量的男人将会如何在过量的妇女当中分布。当出现同龄人群的规模波 动时，缺少一种按照年龄进行分类婚配（？assortative mating）的模型，这就意味着人口学家 试图发展一种所谓的两性人口模型（two-sex population model）——推动人口通过代际更替向 前发展——的目标受到阻碍。 很清楚，婚姻可以被看成发生在一种市场之中，但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其中的每一 个行动者都只有一件商品——他自己或她自己——可以用来交换，并且交换率是受“一对一” 限制的支配而非等价交换的支配。关于这种配对婚姻市场的模型已经有所发展了——例如，格 尔（Gale）和夏普里（Sharpley）的模型（1962），贝克尔（Becker）的模型（1974），桑德 尔森（Sanderson）的模型（1980），和肖恩（Scheon）的模型（1983）。关于特定配对规则的 稳定性的定理已经得到了证明（罗斯（Roth1983））。于是，解决人口学家们所遇到的婚姻挤 抢问题的方法已经有所尝试，它们将会有利于发展一个两性人口模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有 必要建构这样一种模型，当提供在足够多的年数里——这期间有着不同的同龄群体规模——按 照年龄相配的结婚率（age-by-age marriage rates）时，这种模型将会估计出特定年龄的男人和 女人对特定年龄的女人和男人所具有的功效（？utilities），并且婚姻经由其发生的过程之结构 也产生了。1（？）反过来，这又将会导致根据已知的出生率对结婚率进行的预测。 这是市场过程的模型为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过渡提供适当设计的例子。它实际上是通过同 时解决了一系列的个体最大化——它们导致了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宏观层面的结果——而做 到这一点的。用像图 6．1 和 6．2 同样的图表形式来显示，这一模型可以大致以图 6．3 来表 示
出生率的变化 婚姻挤抢现象 潜在结婚对象的年龄分布每个年龄的结婚者的概率 图6.3 能够说明微观→宏观的模型在配对领域里的可行性的一个例子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接 受住院医生训练而与医院配对。医院为它们的住院医生职位提出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等等,而 申请者也按次序提交他们对医院的选择。一种从1957年开始使用的计算机算法将医院与申请 者匹配起来。这种算法构造出一个匹配过程,而关于这一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定理也已经得到证 明,它表明,假设偏好次序( preference order)没有变化,不匹配的住院医生和医院不会分别 都喜欢与自己相配的医院和住院医生(请参阅罗斯1983)。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另一点。在这种配对算法被引进以前,配对通过双边协议在一个持续混 乱的市场中发生。这种算法引进了一种制度,它将一个特殊的结构强加于体系之上。一个此种 制度形成之前的市场模型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异于这种制度形成之后的市场模型。这样,微观 宏观模型就不仅仅从申请者和职位的数目以及每个行动者的偏好次序开始:它还或明或暗地包 括一种有关配对所赖以发生的制度、过程或结构的模型。2 集体行为 前面的例子也许暗示:任何从处于微观层面的理性行动者开始的微观→宏观的过渡模型都 必须采取一种交换市场的形式。,正如以下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情况并非如此 有些人试图解释当火警在一个拥挤的公众场合响起的时候,一种常常导致伤亡的恐慌是如 何出现的。宏观层面的关系是,火警在一栋拥挤的建筑中的响起对造成被叫做恐慌的人群行为 所具有的效果。早先对其的解释尝试以这种方式深入到微观层面:火警在每个人身上引起了 种恐慌的感觉或者对深陷困境的恐惧。这导致人们奔向一个出口,而这与他人的奔跑同时发 生,又导致了出口的拥挤和阻塞。这些命题如图6.4所示 在拥挤的剧院里响起的火警 慌 恐惧 奔向出口
5 出生率的变化 婚姻挤抢现象 潜在结婚对象的年龄分布 每个年龄的结婚者的概率 图 6．3 能够说明微观→宏观的模型在配对领域里的可行性的一个例子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接 受住院医生训练而与医院配对。医院为它们的住院医生职位提出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等等，而 申请者也按次序提交他们对医院的选择。一种从 1957 年开始使用的计算机算法将医院与申请 者匹配起来。这种算法构造出一个匹配过程，而关于这一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定理也已经得到证 明，它表明，假设偏好次序（preference order）没有变化，不匹配的住院医生和医院不会分别 都喜欢与自己相配的医院和住院医生（请参阅罗斯 1983）。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另一点。在这种配对算法被引进以前，配对通过双边协议在一个持续混 乱的市场中发生。这种算法引进了一种制度，它将一个特殊的结构强加于体系之上。一个此种 制度形成之前的市场模型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异于这种制度形成之后的市场模型。这样，微观→ 宏观模型就不仅仅从申请者和职位的数目以及每个行动者的偏好次序开始；它还或明或暗地包 括一种有关配对所赖以发生的制度、过程或结构的模型。2 集体行为 前面的例子也许暗示：任何从处于微观层面的理性行动者开始的微观→宏观的过渡模型都 必须采取一种交换市场的形式。，正如以下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情况并非如此。 有些人试图解释当火警在一个拥挤的公众场合响起的时候，一种常常导致伤亡的恐慌是如 何出现的。宏观层面的关系是，火警在一栋拥挤的建筑中的响起对造成被叫做恐慌的人群行为 所具有的效果。早先对其的解释尝试以这种方式深入到微观层面：火警在每个人身上引起了一 种恐慌的感觉或者对深陷困境的恐惧。这导致人们奔向一个出口，而这与他人的奔跑同时发 生，又导致了出口的拥挤和阻塞。这些命题如图 6．4 所示。 在拥挤的剧院里响起的火警 恐慌 恐惧 奔向出口
图6.4 接着门茨( Mintz1941)和布朗( Brown1965)又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布朗向我们显 示,火警给每个人造成了一种囚犯困境,在这种困境中,纯粹的理性行为将导致奔跑:如果其 他人都守秩序,那么一个人奔向出口将对他更有利,而如果其他人不守秩序,而是都奔向一个 出口,那么这个人奔向出口也比落在后面对他更有利。图6.5展示了这里所涉及的命题 在拥挤的剧院中响起的火警 可选择行动的功利性结构 奔向出口 图6.5 这种解释的好处是,不用假设任何形式的非理性来说明这一现象,而这在第一种解释里却 是必需的,尽管在这两个模型中都做到了微观→宏观的适当过渡。然而,它的缺陷在于解释得 过分了。它说明了恐慌和阻塞的存在,但却没有预测到很多没有恐慌出现、人们有秩序地出去 的例子。对这种解释的一个修正是这样的:与囚犯困境相对照,身处这个拥挤的剧院中的人们 之间存在着沟通。这样,每个人在疯狂地奔跑和有秩序地行进之外还有一种选择:这就是将对 这一行动的部分控制转让给他人,如果他们跑,我也跑,但如果他们走,我也走。在什么条件 下,一个个体将会这样做,而不是如囚犯困境所断言的那样自顾自地奔跑?我们可以看到(科 尔曼1981),当并且只有当他人已经将对他们行动的部分控制转让给这个个体的时候,他这 样做才是理性的。图6.6展示了这一套修正过的命题 在拥挤的剧院中响起的火警 恐慌或者秩序 可选择行动的功利性结构 有条件地转让部分控制 图6.6 这一修正允许作出一系列更加丰富的预测。首先,它并不预测恐慌总是会发生。第二,它 预测,某些人,特别是那些处于注意中心的人(比如当警报响起是在台上的演员),与他人比 起来不太可能奔跑,而最有可能奔跑的人会是那些有可能不被别人观察的人。 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宏观层面的现象—一在这个例子中是恐慌一一可以由不涉及任何 交换的理性行动造成。在基于囚犯困境的模型中,个体将采取一种单边的行动:即,奔向出 口。在对这一解释的发挥中,在某些条件下,个体将采取另外一种单边行动:单方面地把对决 定是跑还是走的控制转让给剧院中的其他人
6 图 6．4 接着门茨（Mintz 1941）和布朗（Brown 1965）又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布朗向我们显 示，火警给每个人造成了一种囚犯困境，在这种困境中，纯粹的理性行为将导致奔跑：如果其 他人都守秩序，那么一个人奔向出口将对他更有利，而如果其他人不守秩序，而是都奔向一个 出口，那么这个人奔向出口也比落在后面对他更有利。图 6．5 展示了这里所涉及的命题。 在拥挤的剧院中响起的火警 恐慌 可选择行动的功利性结构 奔向出口 图 6．5 这种解释的好处是，不用假设任何形式的非理性来说明这一现象，而这在第一种解释里却 是必需的，尽管在这两个模型中都做到了微观→宏观的适当过渡。然而，它的缺陷在于解释得 过分了。它说明了恐慌和阻塞的存在，但却没有预测到很多没有恐慌出现、人们有秩序地出去 的例子。对这种解释的一个修正是这样的：与囚犯困境相对照，身处这个拥挤的剧院中的人们 之间存在着沟通。这样，每个人在疯狂地奔跑和有秩序地行进之外还有一种选择：这就是将对 这一行动的部分控制转让给他人，如果他们跑，我也跑，但如果他们走，我也走。在什么条件 下，一个个体将会这样做，而不是如囚犯困境所断言的那样自顾自地奔跑？我们可以看到（科 尔曼 1981），当并且只有当他人已经将对他们行动的部分控制转让给这个个体的时候，他这 样做才是理性的。图 6．6 展示了这一套修正过的命题。 在拥挤的剧院中响起的火警 恐慌或者秩序 可选择行动的功利性结构 有条件地转让部分控制 图 6．6 这一修正允许作出一系列更加丰富的预测。首先，它并不预测恐慌总是会发生。第二，它 预测，某些人，特别是那些处于注意中心的人（比如当警报响起是在台上的演员），与他人比 起来不太可能奔跑，而最有可能奔跑的人会是那些有可能不被别人观察的人。 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宏观层面的现象——在这个例子中是恐慌——可以由不涉及任何 交换的理性行动造成。在基于囚犯困境的模型中，个体将采取一种单边的行动；即，奔向出 口。在对这一解释的发挥中，在某些条件下，个体将采取另外一种单边行动：单方面地把对决 定是跑还是走的控制转让给剧院中的其他人
这种对个人行动的控制的单方面转让 种理性地作出的转让,可能在很多不同于恐慌 的情境中出现。这是对我们将信任给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操作性描述。信任,甚至信任系 统,在社会中所广泛发挥的作用指示,这种理性行动(正如在恐慌的例子中那样,人们可能有 条件地采取它而非其他种类的行动)也许在很多微观→宏观的过渡中都很重要,就好像一个市 场环境中的交换在另外一些过渡中很重要一样。 社会学中的分层研究 为了问微观→宏观的过渡如何才能被适当地做到的问题,转向一块在社会学中处于中心地 位的研究领域是有用的。这块研究领域在“社会分层”(“ social stratification”)或者“地位 达成”(“ status attainment”),而它几乎完全没有做到微观→宏观的过渡。通常,社会分层 的研究把工作的改变视作似乎是一个个人的决定:决定因素是该个体所特有的背景,以及影响 职业流动性的生活历史的若干方面。最终的职业被看成是在一系列开放的工作中不受限制:从 事一份特殊类型的新工作被按照与分析一个态度的改变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分析。然而,工作是 稀缺的商品,而一个新工作的获得只能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或者,换句话说,从事一份新工作 涉及到两个相互依赖( mutually contingent)的决定:一个求职者的决定和一个该工作所在组织 的决定。两个决定都是在存在其他参与竞争的工作和求职者的情况下发生的。 简言之,就像在婚姻问题上一样,它是发生在一个市场结构中的配对过程。正如在任何这 样的配对过程中一样,最后的行动不仅仅取决于求职者对这一工作的兴趣,还取决于求职者对 其它可获得的工作的兴趣;它也不仅仅取决于组织对这一求职者的兴趣,还取决于它对其他可 获得的求职者的兴趣。此外,这些行动还取决于其它组织对这个和其他求职者的兴趣,以及其 他求职者对这个和其它组织的兴趣。那即是说,行动内在地和直接地依赖于其他求职者和其它 工作的分布,以及在这些分布中每一个点上的兴趣分布。这样,只有当研究问题仍旧停留在 个个体层面上的情况下(假设每个他人都在场,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去改善职业位置?),才 能忽略这个相互依赖的劳动力市场 般而言,使用抽样调査去研究社会分层必须忽略相互依赖性。然而,在抽样调査的使用 中已经有了一个进步,它使这些调查更加接近宏观社会问题。这个进步的一个阶段是使用一个 经过精确界定的社会单元,比如美国成年人口。仅仅通过这一个变化,研究工作就潜在地变得 与宏观社会结果有关了,因为样本现在代表一个社会单元的特征,我们可以对这种单元作出 些陈述。标志这一进步阶段的一个里程碑是布劳(Blau)和邓肯( Duncan)的《美国的职业结 Fa)(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1967) 然而,这个进步并未完成,这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布劳和邓肯一一以及其他在这一传统 中的研究者一一所研究的关系完全停留在个体的层面。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可以对职业分布 和运动做出描述性的特征概括,但却不能为一个劳动力市场过程的模型提供参数,因为个体的 动在这里完全是被当做独立的来处理的。图6.7表现了这个命题的个体层面性质 个体的受教育水平 职业
7 这种对个人行动的控制的单方面转让——一种理性地作出的转让，可能在很多不同于恐慌 的情境中出现。这是对我们将信任给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操作性描述。信任，甚至信任系 统，在社会中所广泛发挥的作用指示，这种理性行动（正如在恐慌的例子中那样，人们可能有 条件地采取它而非其他种类的行动）也许在很多微观→宏观的过渡中都很重要，就好像一个市 场环境中的交换在另外一些过渡中很重要一样。 社会学中的分层研究 为了问微观→宏观的过渡如何才能被适当地做到的问题，转向一块在社会学中处于中心地 位的研究领域是有用的。这块研究领域在“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或者“地位 达成”（“status attainment”），而它几乎完全没有做到微观→宏观的过渡。通常，社会分层 的研究把工作的改变视作似乎是一个个人的决定：决定因素是该个体所特有的背景，以及影响 职业流动性的生活历史的若干方面。最终的职业被看成是在一系列开放的工作中不受限制；从 事一份特殊类型的新工作被按照与分析一个态度的改变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分析。然而，工作是 稀缺的商品，而一个新工作的获得只能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或者，换句话说，从事一份新工作 涉及到两个相互依赖（mutually contingent）的决定：一个求职者的决定和一个该工作所在组织 的决定。两个决定都是在存在其他参与竞争的工作和求职者的情况下发生的。 简言之，就像在婚姻问题上一样，它是发生在一个市场结构中的配对过程。正如在任何这 样的配对过程中一样，最后的行动不仅仅取决于求职者对这一工作的兴趣，还取决于求职者对 其它可获得的工作的兴趣；它也不仅仅取决于组织对这一求职者的兴趣，还取决于它对其他可 获得的求职者的兴趣。此外，这些行动还取决于其它组织对这个和其他求职者的兴趣，以及其 他求职者对这个和其它组织的兴趣。那即是说，行动内在地和直接地依赖于其他求职者和其它 工作的分布，以及在这些分布中每一个点上的兴趣分布。这样，只有当研究问题仍旧停留在一 个个体层面上的情况下（假设每个他人都在场，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去改善职业位置？），才 能忽略这个相互依赖的劳动力市场。 一般而言，使用抽样调查去研究社会分层必须忽略相互依赖性。然而，在抽样调查的使用 中已经有了一个进步，它使这些调查更加接近宏观社会问题。这个进步的一个阶段是使用一个 经过精确界定的社会单元，比如美国成年人口。仅仅通过这一个变化，研究工作就潜在地变得 与宏观社会结果有关了，因为样本现在代表一个社会单元的特征，我们可以对这种单元作出一 些陈述。标志这一进步阶段的一个里程碑是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的职业结 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1967）。 然而，这个进步并未完成，这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布劳和邓肯——以及其他在这一传统 中的研究者——所研究的关系完全停留在个体的层面。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可以对职业分布 和运动做出描述性的特征概括，但却不能为一个劳动力市场过程的模型提供参数，因为个体的 运动在这里完全是被当做独立的来处理的。图 6．7 表现了这个命题的个体层面性质。 个体的受教育水平 职业
图6.7 当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研究便努力将职业分布的变化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分离出 去,以至于不受结构影响的个体的“纯粹”职业流动性可以被孤立出来。也许这种对个体生活 机会的关注部分地来源于这一领域的意识形态背景,它聚焦于诸如代代相传的地位或职业遗传 的多少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靠停留在个体层面而得到回答。或者,这种关注是由于研究 建立在随机抽取的个体样本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 下一个进步阶段的标志是詹可斯( Jencks)和他的同事们所写的书《不平等 ( Inequality,1972)。在那本书里,作者们关注一个明显是宏观社会的问题:社会的教育水 平影响收入的不平等吗?与布劳和邓肯以及其他这一传统的追随者相比,这个问题问的是一个 宏观社会的问题,并且因此而吸引了超出该领域必要成员(? committed members)之外的广 泛得多的注意。然而,这一工作的奇怪之处在于,它所作的经验分析完全聚焦于一个个体层面 的问题。基于来自全国样本的数据,詹可斯和他的同伴问:学校教育导致更高的成就吗?基于 其它的调查,他们问:更多的教育导致更高的收入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论它们是什么 都不会给宏观社会问题提供答案。这一点可以在图6.8中看到:这本书里几乎所有的研究所 针对的都是低层的那个水平方向的命题 社会的教育水平 收入的不平等 个体的教育水平 收入 图6.8 现在假设,这个宏观社会问题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有着更大的对应性。假设詹可斯和他的 同事们真正想问的是—一正如图6.9所显示的那样:教育的不平等影响收入的不平等吗?假 设詹可斯已经从个体层面的分析中发现,个体的教育水平强烈地影响他的收入。这会给宏观层 面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吗?还是不能,因为缺少一个微观→宏观的适当过渡,这种过渡将说明 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人的分布是如何导致了收入分布和收入数量的变化的。 教育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 较低阶级个体的教育水平 收入
8 图 6．7 当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研究便努力将职业分布的变化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分离出 去，以至于不受结构影响的个体的“纯粹”职业流动性可以被孤立出来。也许这种对个体生活 机会的关注部分地来源于这一领域的意识形态背景，它聚焦于诸如代代相传的地位或职业遗传 的多少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靠停留在个体层面而得到回答。或者，这种关注是由于研究 建立在随机抽取的个体样本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 下一个进 步阶段 的标志 是詹可 斯（Jencks ）和他 的同事 们所写 的书《 不平等》 （Inequality，1972）。在那本书里，作者们关注一个明显是宏观社会的问题：社会的教育水 平影响收入的不平等吗？与布劳和邓肯以及其他这一传统的追随者相比，这个问题问的是一个 宏观社会的问题，并且因此而吸引了超出该领域必要成员（？committed members）之外的广 泛得多的注意。然而，这一工作的奇怪之处在于，它所作的经验分析完全聚焦于一个个体层面 的问题。基于来自全国样本的数据，詹可斯和他的同伴问：学校教育导致更高的成就吗？基于 其它的调查，他们问：更多的教育导致更高的收入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论它们是什么， 都不会给宏观社会问题提供答案。这一点可以在图 6．8 中看到；这本书里几乎所有的研究所 针对的都是低层的那个水平方向的命题。 社会的教育水平 收入的不平等 个体的教育水平 收入 图 6．8 现在假设，这个宏观社会问题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有着更大的对应性。假设詹可斯和他的 同事们真正想问的是——正如图 6．9 所显示的那样：教育的不平等影响收入的不平等吗？假 设詹可斯已经从个体层面的分析中发现，个体的教育水平强烈地影响他的收入。这会给宏观层 面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吗？还是不能，因为缺少一个微观→宏观的适当过渡，这种过渡将说明 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人的分布是如何导致了收入分布和收入数量的变化的。 教育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 较低阶级个体的教育水平 收入
图6.9 为了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我们来考察一下隐含在为了减少黑人青年的失业而设计的工 作培训立法后面的一些假设。这个假设认为存在一种宏观社会关系:为黑人青年一一失业在他 们当中最为严重一一提供工作培训的立法将减少整个失业。被设计来评价这一计划的研究通常 处理微观层面的问题:登记参加工作培训计划会增加一个个体被雇佣的概率吗?我们再次假设 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将以三种途径发生,其中只有一种暗中涉及到失业水平(请看图 6.10): 工作培训立法计划 失业水平 培训 受过培训的青年就业 替换另一个黑人青年 受过培训的青年就业 替换另一个人 受过培训的青年就业 创造新工作 图6.10 1.一个受过该计划培训的青年的就业可能通过替换另一个未受培训的黑人青年来实现 这将使黑人青年的就业率保持不变 2.就业可能通过替换另一个人(非黑人)来实现。这将改变黑人青年的失业率,但是整 个失业率将保持不变。 3.就业可能不用替换任何人,而是通过利用新创造的人力资本创造一个新工作来实现 事实上,只有当这第三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宏观社会关系才成立。然而,关于这三种情况 哪一种会发生的问题却必须在一个个体的培训是否增加了就业概率这一问题之外再做其它研 究。这个问题是可回答的,但它要求一个与工作培训计划是否有效的问题相当不同的研究设 计。如果那种硏究得到开展,它将会是构建一个微观→宏观模型的起点,这个模型对诸如由詹 可斯及其同伴们提出的问题,或者立法者假设在工作培训计划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必要的。3 集体决策
9 图 6．9 为了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我们来考察一下隐含在为了减少黑人青年的失业而设计的工 作培训立法后面的一些假设。这个假设认为存在一种宏观社会关系：为黑人青年——失业在他 们当中最为严重——提供工作培训的立法将减少整个失业。被设计来评价这一计划的研究通常 处理微观层面的问题：登记参加工作培训计划会增加一个个体被雇佣的概率吗？我们再次假设 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将以三种途径发生，其中只有一种暗中涉及到失业水平（请看图 6．10）： 工作培训立法计划 失业水平 培训 就业 受过培训的青年就业 替换另一个黑人青年 受过培训的青年就业 替换另一个人 受过培训的青年就业 创造新工作 图 6．10 1．一个受过该计划培训的青年的就业可能通过替换另一个未受培训的黑人青年来实现。 这将使黑人青年的就业率保持不变。 2．就业可能通过替换另一个人（非黑人）来实现。这将改变黑人青年的失业率，但是整 个失业率将保持不变。 3．就业可能不用替换任何人，而是通过利用新创造的人力资本创造一个新工作来实现。 事实上，只有当这第三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宏观社会关系才成立。然而，关于这三种情况 哪一种会发生的问题却必须在一个个体的培训是否增加了就业概率这一问题之外再做其它研 究。这个问题是可回答的，但它要求一个与工作培训计划是否有效的问题相当不同的研究设 计。如果那种研究得到开展，它将会是构建一个微观→宏观模型的起点，这个模型对诸如由詹 可斯及其同伴们提出的问题，或者立法者假设在工作培训计划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必要的。3 集体决策
现在我将转向一种非常不同的微观→宏观过渡的形式,它似乎可以直接通过简单的聚集来 实现。这是一个通过投票达成一项集体决策的过程。微观层面的行动是投票,而宏观层面的结 果是通过计票而达成的一项集体决策以及一个决策规则,比如多数原则( ma jority rule) 问题看起来很直白,应用一个个体层面的简单理性模型,再加上聚集以及一个决策规则,便形 成了这个过程。在微观层面上,每个个体有一个偏好次序,而这个偏好次序导致了投票。微观 →宏观的过渡通过计票和应用一个决策规则来产生一个宏观层面的选举结果而实现。图6.11 表现了这些关系 集体决策的备选答案 选举结果 偏好次序 投票 图6.11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假设在宏观层面我们有以下关系:在 个实行多数决策规则( plurality decision rule)的选举体系里,候选人H和J之间的竞争 导致了一个结果一一J获胜,如图6.12所示。这可以在微观层面加以研究,就像民意调查所 做的那样——通过诱问一个预期的选举人样本的偏好,把它们聚集起来,并预测选举结果。现 在假设我们增加另一个候选人,比如说R,以此形成一个H,J,R之间的竞争。有人也许会假 设,宏观层面的关系现在将会是:要么(a)H,J,R之间的竞争导致J当选,就像从前 样,或者(b)如果R在足够多的偏好次序中比J位置更高,那么J当选。然而,正如Arow (?)在芝加哥大学所写的一篇论文里所证明的,很有可能H将会获胜,如图6.13所示一 并且没有一种加票的方法和决策规则可以阻止这样一种可能性( Arrow1952),这后来成为著 名的 Arrow不可能定理 H,J竞争 J获胜 偏好次序 图6.12 正如我所用的字母所指示的,H代表哈罗德( Harold),J代表简爱(Jane),R代表利 奇( Richie),芝加哥1983年的市长选举可能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在一场哈罗德、简爱 和利奇之间的竞争中,哈罗德是获胜者,而在仅仅是哈罗德和简爱之间的竞争中,却很有可能
10 现在我将转向一种非常不同的微观→宏观过渡的形式，它似乎可以直接通过简单的聚集来 实现。这是一个通过投票达成一项集体决策的过程。微观层面的行动是投票，而宏观层面的结 果是通过计票而达成的一项集体决策以及一个决策规则，比如多数原则（majority rule）。 问题看起来很直白，应用一个个体层面的简单理性模型，再加上聚集以及一个决策规则，便形 成了这个过程。在微观层面上，每个个体有一个偏好次序，而这个偏好次序导致了投票。微观 →宏观的过渡通过计票和应用一个决策规则来产生一个宏观层面的选举结果而实现。图 6．11 表现了这些关系。 集体决策的备选答案 选举结果 偏好次序 投票 图 6．11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假设在宏观层面我们有以下关系：在一 个实行多数决策规则（plurality decision rule）的选举体系里，候选人 H 和 J 之间的竞争 导致了一个结果——J 获胜，如图 6．12 所示。这可以在微观层面加以研究，就像民意调查所 做的那样——通过诱问一个预期的选举人样本的偏好，把它们聚集起来，并预测选举结果。现 在假设我们增加另一个候选人，比如说 R，以此形成一个 H，J，R 之间的竞争。有人也许会假 设，宏观层面的关系现在将会是：要么（a）H，J，R 之间的竞争导致 J 当选，就像从前一 样，或者（b）如果 R 在足够多的偏好次序中比 J 位置更高，那么 J 当选。然而，正如 Arrow （？）在芝加哥大学所写的一篇论文里所证明的，很有可能 H 将会获胜，如图 6．13 所示—— 并且没有一种加票的方法和决策规则可以阻止这样一种可能性（Arrow 1952），这后来成为著 名的 Arrow 不可能定理。 H，J 竞争 J 获胜 偏好次序 投票 图 6．12 正如我所用的字母所指示的，H 代表哈罗德（Harold），J 代表简爱（Jane），R 代表利 奇（Richie），芝加哥 1983 年的市长选举可能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在一场哈罗德、简爱 和利奇之间的竞争中，哈罗德是获胜者，而在仅仅是哈罗德和简爱之间的竞争中，却很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