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外来人 如果漫湔既是不受拘束于空间中任何给定的点,从概念上说却又停留于这一点,那么社会学意 义上的“外来人”就代表了这两种特征的结合。这个现象也表明空间关系一方面仅是人际关系的条 件,另一方面又是人际关系的象征。所以,这里讨论的“外来人”不是过往意义上“今天来明天离 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来明天留下的人。也可以说是潜在的漫游者,尽管他没有再离开,但他也 未失去往来的自由。他被固定在某个特定的空间群体中,或者其范围与空间范围大体相仿的群体中。 他并非一开始就属于这个群体,他给群体带入了原本无法从群体内产生的特质,这一事实必然决定 了他在群体中的地位。 在外来人身上结合了每一种人际关系中都会涉及的的远与近的统一。简单地说,与他关系中的 距离”表明,近在咫尺的人是遥远的;而这种“外来性”又意味着,遥远的人又近在眼前。成为 个外来人自然是种十分积极的关系;这是种特殊的互动形式。天狼星的居民对于我们并非真 正的外来人,至少在任何合乎逻辑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不是,对我们来说他们压根不存在,无所谓 远和近。外来人与穷人和各种“内部的敌人”一样是群体自身内的成分。作为群体的正式成员,他 既外在于群体又置身于其中。下面无意于面面俱到的讨论,意在指出在与外来人的关系中那些增加 距离利排斥的因素是如何产生一种合作和持续互动模式的。 纵观经济史,外来人在各处都以商人的面貌出现,或者说商人以外来人的面貌出现。只要经济 能自给自足,或者产品可以在较为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交换,就不需要中间人。只有当产品在群 体之外生产时才需要商人。只要人们不为购买必需品而离开某地—一那样的话他们在外乡也就成了 “外来的”商人—商人必定是外来人,因为没有别的人能以此为生。 如果不再离开他做生意的地方,而在那里定居下来,—一只要他能继续以中间买卖为生,这在 许多情况下是可能的——外来人的身份将更加突出。即便在已经封闭的经济体中,即为满足当地的 需要土地已被分完,手工艺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商人仍有生存之道。贸易本身有无穷组合,做生意 的才智总在寻求新的发展和应用于新的领域,能取得本地生产者所难以获得的成就,因为后者很少 流动性,依赖的是人数增长缓慢的顾客群。贸易总能比初级生产吸纳更多人力:因此,对于侵入一 个经济位置都已被占有的群体的可说是多余的外来人而言。贸易正是他们的领域。典型的例子就是 欧洲的犹太人。从本性上说外来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这里所说的“土地”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 财产,也指象征意义上的生活实体,即若不固定于空间上的某一点,至少也是定于社会环境中的 某一点。尽管在更为亲密的关系中,他可能魅力十足和为人重视,但只要在人们眼里他还是个“外 来人”,他就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因为只能从事中间贸易,而且常常是(提升为)纯粹的金融, 这赋予外来人特有的流动性品格。如果“流动性”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群体内,那样,构成外来人正 式身份的远近结合的特征就得以体现。这是因为,基本上流动的人能随时与每个人交往,但他与任 何人之间都不存在依亲缘、地缘和业缘而建立的那种有机联系 外来人既远又近特征的另一种表现是他的客观性。因为不囿于群体中的任何特别成员和特殊偏 好,外来人对他们蹴能持一种独特的“客观性”。但是,“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完全消极和不介入 而是结合了距离与接近、超脱与介入而成的特性。我曾谈到过群体中外来人占有支配职位的情况: 最典型的是一些意大利城市延请外人当法官的例子,因为没有本地人能够超然于家族和党派利益之 外的 与外来人的客观性有关的另一个现象对外来人基本上也是真实的,虽然并非没有例外。这就是 人们常对外来人表现出惊人的坦率与信任,有时会象忏悔那样,向其透露会对亲近的人小心掩饰的 本文原名 The Stranger”,选自 Kurt wolff编译的 The Sociology of Geoge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pp.402-408
3.2 外来人* 如果漫游既是不受拘束于空间中任何给定的点，从概念上说却又停留于这一点，那么社会学意 义上的“外来人”就代表了这两种特征的结合。这个现象也表明空间关系一方面仅是人际关系的条 件，另一方面又是人际关系的象征。所以，这里讨论的“外来人”不是过往意义上“今天来明天离 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来明天留下的人。也可以说是潜在的漫游者，尽管他没有再离开，但他也 未失去往来的自由。他被固定在某个特定的空间群体中，或者其范围与空间范围大体相仿的群体中。 他并非一开始就属于这个群体，他给群体带入了原本无法从群体内产生的特质，这一事实必然决定 了他在群体中的地位。 在外来人身上结合了每一种人际关系中都会涉及的的远与近的统一。简单地说，与他关系中的 “距离”表明，近在咫尺的人是遥远的；而这种“外来性”又意味着，遥远的人又近在眼前。成为 一个外来人自然是一种十分积极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互动形式。天狼星的居民对于我们并非真 正的外来人，至少在任何合乎逻辑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不是，对我们来说他们压根不存在，无所谓 远和近。外来人与穷人和各种“内部的敌人”一样是群体自身内的成分。作为群体的正式成员，他 既外在于群体又置身于其中。下面无意于面面俱到的讨论，意在指出在与外来人的关系中那些增加 距离和排斥的因素是如何产生一种合作和持续互动模式的。 纵观经济史，外来人在各处都以商人的面貌出现，或者说商人以外来人的面貌出现。只要经济 能自给自足，或者产品可以在较为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交换，就不需要中间人。只有当产品在群 体之外生产时才需要商人。只要人们不为购买必需品而离开某地——那样的话他们在外乡也就成了 “外来的”商人——商人必定是外来人，因为没有别的人能以此为生。 如果不再离开他做生意的地方，而在那里定居下来，——只要他能继续以中间买卖为生，这在 许多情况下是可能的——外来人的身份将更加突出。即便在已经封闭的经济体中，即为满足当地的 需要土地已被分完，手工艺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商人仍有生存之道。贸易本身有无穷组合，做生意 的才智总在寻求新的发展和应用于新的领域，能取得本地生产者所难以获得的成就，因为后者很少 流动性，依赖的是人数增长缓慢的顾客群。贸易总能比初级生产吸纳更多人力；因此，对于侵入一 个经济位置都已被占有的群体的可说是多余的外来人而言。贸易正是他们的领域。典型的例子就是 欧洲的犹太人。从本性上说外来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这里所说的“土地”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 财产，也指象征意义上的生活实体，即若不固定于空间上的某一点，至少也是固定于社会环境中的 某一点。尽管在更为亲密的关系中，他可能魅力十足和为人重视，但只要在人们眼里他还是个“外 来人”，他就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因为只能从事中间贸易，而且常常是（提升为）纯粹的金融， 这赋予外来人特有的流动性品格。如果“流动性”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群体内，那样，构成外来人正 式身份的远近结合的特征就得以体现。这是因为，基本上流动的人能随时与每个人交往，但他与任 何人之间都不存在依亲缘、地缘和业缘而建立的那种有机联系。 外来人既远又近特征的另一种表现是他的客观性。因为不囿于群体中的任何特别成员和特殊偏 好，外来人对他们就能持一种独特的“客观性”。但是，“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完全消极和不介入； 而是结合了距离与接近、超脱与介入而成的特性。我曾谈到过群体中外来人占有支配职位的情况； 最典型的是一些意大利城市延请外人当法官的例子，因为没有本地人能够超然于家族和党派利益之 外的。 与外来人的客观性有关的另一个现象对外来人基本上也是真实的，虽然并非没有例外。这就是 人们常对外来人表现出惊人的坦率与信任，有时会象忏悔那样，向其透露会对亲近的人小心掩饰的 * 本文原名”The Stranger”，选自 Kurt Wolff 编译的 The Sociology of Geoge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pp.402-408
事情。客观性绝不是不参与(这几乎完全置身于主观和客观的互动之外了),而是一种主动的和特 别的参与——这好比理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指心灵像一块被动的白板,任由事物在上面刻写它们的 印记,而是指心灵根据自己的规律充分地运作,消除意外的歪曲,并且重视个体和主观的差异会对 同事物形成不同图景的可能性。 客观性也可以定义为自由:有客观性的人可以不受任何可能使自己对事物的观察、理解和评价 发生扭曲的义务的束缚。然而,这种使外来人可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感受和对待那些甚至很切近关系 的自由却包含了招致危险的可能性。在所有的暴动中遭受攻击的一方都会宣称,从一开始闹事就存 在有外来的间谍和煽动者。只要这一点成立,外来人的特定作用就被夸大:诸如无论在实践上还是 在理论上他都更自由:他对局势的观察更少偏见:他判断的标准是更普遍和客观的理念:他的行动 不会受习俗、虔敬和前例的束缚等 最后,给予外来人客观性品格的这种远近的组合比例,也在与他关系的更抽象的性质中找到了 实际的表现。人们与外来人共享的关系往往只是更一般性的,而彼此有着有机联系的人们之间的共 同关系则基于更具体特别的性质而异于单单一般的性质。事实上,所有的人际关系均遵循这种分析 图式而有不同的类型。人际关系不仅取决于伴有个体差异—这些差异要么影响这种关系,要么仍 存在于关系之外—的个人之间共享的某些特质。因为,共同特质本身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基本上取 决于它们是否仅仅存在于此特定关系的参与者之中,就这一关系而言它们是一般的,但对一切局外 人而言则是独特的和不可比较的:还是参与者们感到这些特质是他们共享的,因为它们对一个群体 一类人或一般人都是共同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共同特质的联结效应,随分享它们的成员群体 规模的扩大而减弱。尽管共同性可以成为他们团结的基石,但却不能使这些特殊的个人相互依赖, 因为,它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除其群体成员外,都可以轻易地联系所有其他的个人。这显然也是一 种同时包含了接近和距离的关系形式:就共同特质的一般性而言,它们向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温情关 系中加入了冷元素,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偶然凑合的感觉—连接的力量己然失去了它们特有的向心 在我看来,在与外来人的关系中,这种既遥远又切近的合成性质最为不同寻常也最重要,远超 过仅在特定关系中才显现的那些单一特性。就我们感到他与我们之间有着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 或一般人性的共同特质而言,外来人与我们是切近的;就这种共同性超越他和我们,联结我们仅仅 因为它联结了大家而言,他与我们是遥远的。 这种意义上的疏离感也可以轻易地进入甚至是最亲密的关系中。在最初的激情阶段,爱欲关系 会强烈排斥任何一般化的想法:情人们认定从没有过象他们所有的那种爱情;他们的爱人及其对爱 人的感情也是无可比拟的。当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从爱欲关系中消失后,“疏离感”一一很难说它 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通常就会不期而至。对这种关系本身的价值及对于他们的意义的怀疑,令 他们认为在他们关系中实现的不过是人的普遍命运:他们的经历在以前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如果不 是碰巧遇到现在这个特定的伴侣,他们也会在另一个人身上获得同样的感觉 类似的疏离感也会发生在任何关系中,无论多么亲密,因为对两人共同的特质不会仅限于他们 所独享,而可以归为更普遍的概念,具有诸多共性的可能牲性,而为更多其他关系中的人所拥有。无 论这些可能性实现的机会多么小,也无论人们多么容易遗忘它们,它们却无处不在,如景随形地挤 进我们之间,也象无以名状的雾霭,但终将凝聚成那种可称作“嫉妒”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也 许更一般至少也更难克服的疏离感并非源于差异和无法理解之物,而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 发觉相似、和谐与接近并不真正是某种特定关系的独一无二的属性:而是某些更普遍的、潜在流行 于同伴与无数其他人之间的属性,从而这种即便独自发生的关系也不再具有内在的和排他的必然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疏离感”拒斥基于兼容并包的更普遍物之上的真正共性。希腊人与蛮族 人之间的关系可算作一个典型,在这类情形下,被觉得恰是纯为人类所特有的普遍品性,却拒不给
事情。客观性绝不是不参与（这几乎完全置身于主观和客观的互动之外了），而是一种主动的和特 别的参与——这好比理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指心灵像一块被动的白板，任由事物在上面刻写它们的 印记，而是指心灵根据自己的规律充分地运作，消除意外的歪曲，并且重视个体和主观的差异会对 同一事物形成不同图景的可能性。 客观性也可以定义为自由：有客观性的人可以不受任何可能使自己对事物的观察、理解和评价 发生扭曲的义务的束缚。然而，这种使外来人可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感受和对待那些甚至很切近关系 的自由却包含了招致危险的可能性。在所有的暴动中遭受攻击的一方都会宣称，从一开始闹事就存 在有外来的间谍和煽动者。只要这一点成立，外来人的特定作用就被夸大：诸如无论在实践上还是 在理论上他都更自由；他对局势的观察更少偏见；他判断的标准是更普遍和客观的理念；他的行动 不会受习俗、虔敬和前例的束缚等1。 最后，给予外来人客观性品格的这种远近的组合比例，也在与他关系的更抽象的性质中找到了 实际的表现。人们与外来人共享的关系往往只是更一般性的，而彼此有着有机联系的人们之间的共 同关系则基于更具体特别的性质而异于单单一般的性质。事实上，所有的人际关系均遵循这种分析 图式而有不同的类型。人际关系不仅取决于伴有个体差异——这些差异要么影响这种关系，要么仍 存在于关系之外——的个人之间共享的某些特质。因为，共同特质本身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基本上取 决于它们是否仅仅存在于此特定关系的参与者之中，就这一关系而言它们是一般的，但对一切局外 人而言则是独特的和不可比较的；还是参与者们感到这些特质是他们共享的，因为它们对一个群体、 一类人或一般人都是共同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共同特质的联结效应，随分享它们的成员群体 规模的扩大而减弱。尽管共同性可以成为他们团结的基石，但却不能使这些特殊的个人相互依赖， 因为，它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除其群体成员外，都可以轻易地联系所有其他的个人。这显然也是一 种同时包含了接近和距离的关系形式：就共同特质的一般性而言，它们向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温情关 系中加入了冷元素，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偶然凑合的感觉——连接的力量已然失去了它们特有的向心 性。 在我看来，在与外来人的关系中，这种既遥远又切近的合成性质最为不同寻常也最重要，远超 过仅在特定关系中才显现的那些单一特性。就我们感到他与我们之间有着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 或一般人性的共同特质而言，外来人与我们是切近的；就这种共同性超越他和我们，联结我们仅仅 因为它联结了大家而言，他与我们是遥远的。 这种意义上的疏离感也可以轻易地进入甚至是最亲密的关系中。在最初的激情阶段，爱欲关系 会强烈排斥任何一般化的想法：情人们认定从没有过象他们所有的那种爱情；他们的爱人及其对爱 人的感情也是无可比拟的。当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从爱欲关系中消失后，“疏离感”——很难说它 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通常就会不期而至。对这种关系本身的价值及对于他们的意义的怀疑，令 他们认为在他们关系中实现的不过是人的普遍命运；他们的经历在以前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如果不 是碰巧遇到现在这个特定的伴侣，他们也会在另一个人身上获得同样的感觉。 类似的疏离感也会发生在任何关系中，无论多么亲密，因为对两人共同的特质不会仅限于他们 所独享，而可以归为更普遍的概念，具有诸多共性的可能性，而为更多其他关系中的人所拥有。无 论这些可能性实现的机会多么小，也无论人们多么容易遗忘它们，它们却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地挤 进我们之间，也象无以名状的雾霭，但终将凝聚成那种可称作“嫉妒”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也 许更一般至少也更难克服的疏离感并非源于差异和无法理解之物，而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 发觉相似、和谐与接近并不真正是某种特定关系的独一无二的属性：而是某些更普遍的、潜在流行 于同伴与无数其他人之间的属性，从而这种即便独自发生的关系也不再具有内在的和排他的必然 性。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疏离感”拒斥基于兼容并包的更普遍物之上的真正共性。希腊人与蛮族 人之间的关系可算作一个典型，在这类情形下，被觉得恰是纯为人类所特有的普遍品性，却拒不给
予其他人。在这里“外来人”不再有正面含义,与他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他不是一个群体内 的有关的成员。 外来人作为一个群体成员,他同时既远又近,因为其关系的特性仅仅基于普遍的人类共性。当 意识到只有非常普遍的属性才是共同的,并强调并非共有的特性时,在接近和琉远之间一种张力便 随之产生。对一个国家、城市、种族的外来人而言,这种非共有的特性绝非什么个人的特征,而仅 仅是其出身的外来性,而这可能是许多外来人的共同特性。因此外来人并不真正被视为个人,而是 被当作特定类型的外来人:对他们来说,疏远的因素与接近的因素一样普遍 基于这种疏离形式的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的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课税安排。基督教 市民根据他们的赎变化来纳税,但对犹太人却课以固定的人头税。固定的税款是因为“犹太人” 的社会身份,而不是基于具有客观内容的当事人。所有其他市民都是一定数目财产的所有者,税费 随财产数量的波动而变化。但犹太人作为一个纳税人,首先是一个犹太人,因此他的纳税境况就包 含了一个不变的因素。一旦连这些(种族的)个别特征(尽管从严格的不变性观点看它们是有限的) 都不加考虑,所有外来人都缴纳几乎一样的人头税的话,这种相同地位的处境自然将表现得最为强 尽管外来人是人为地附于群体之中的,却仍然是群体的有机成员。群体的统一生活包含这一要 素的特殊条件。除了说它是远与近的某种程度的结合外,我们不知道如何指称这种外来人地位的独 特统一性。虽然远近关系的量可以解释所有关系的特征,但一科特定的比例和相互的张力产生与“外 来人”独特的和形式的关系 注释 1被攻击的一方之所以作出这种错误的断言,是因为职位高的人倾向于为那些与其一直有亲近关系的地位 低的造反者开脱罪责。通过虚构造反不是真正的犯罪,只是受到挑唆,造反也非发动于他们,这就差不多 否定了暴动的一切真实原因,从而也为他们自己开脱了责任 (陈蕾译于海校)
予其他人。在这里“外来人”不再有正面含义，与他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他不是一个群体内 的有关的成员。 外来人作为一个群体成员，他同时既远又近，因为其关系的特性仅仅基于普遍的人类共性。当 意识到只有非常普遍的属性才是共同的，并强调并非共有的特性时，在接近和疏远之间一种张力便 随之产生。对一个国家、城市、种族的外来人而言，这种非共有的特性绝非什么个人的特征，而仅 仅是其出身的外来性，而这可能是许多外来人的共同特性。因此外来人并不真正被视为个人，而是 被当作特定类型的外来人：对他们来说，疏远的因素与接近的因素一样普遍。 基于这种疏离形式的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的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课税安排。基督教 市民根据他们的财产变化来纳税，但对犹太人却课以固定的人头税。固定的税款是因为“犹太人” 的社会身份，而不是基于具有客观内容的当事人。所有其他市民都是一定数目财产的所有者，税费 随财产数量的波动而变化。但犹太人作为一个纳税人，首先是一个犹太人，因此他的纳税境况就包 含了一个不变的因素。一旦连这些（种族的）个别特征（尽管从严格的不变性观点看它们是有限的） 都不加考虑，所有外来人都缴纳几乎一样的人头税的话，这种相同地位的处境自然将表现得最为强 烈。 尽管外来人是人为地附于群体之中的，却仍然是群体的有机成员。群体的统一生活包含这一要 素的特殊条件。除了说它是远与近的某种程度的结合外,我们不知道如何指称这种外来人地位的独 特统一性。虽然远近关系的量可以解释所有关系的特征，但一种特定的比例和相互的张力产生与“外 来人”独特的和形式的关系。 注释 1 被攻击的一方之所以作出这种错误的断言，是因为职位高的人倾向于为那些与其一直有亲近关系的地位 低的造反者开脱罪责。通过虚构造反不是真正的犯罪，只是受到挑唆，造反也非发动于他们，这就差不多 否定了暴动的一切真实原因，从而也为他们自己开脱了责任。 （陈 蕾 译 于 海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