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2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这个术语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定义是如此之含糊 不清,要在一篇篇幅受到严格限制的文章里对它们作全面的论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反映 在这本专题论文集的纲要中,其中,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被分归到几篇论文中 诸如论“风格”、“文化的普遍范畴”和“结构语言学”的那些论文。这些文章应该与现在这 篇文章联系起来读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关系到社会现象的形式方面:因而要使它们与其他属 于精确和自然科学的领域完全割裂开来而加以定义是困难的,讨论起来则更困难。因为在精 确和自然科学中的问题,同样是根据形式的关系提出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那里,对 不同问题的形式的表述允许有同一种探讨方式。事实上,人们对社会结构研究的主要兴趣似 乎在于,它们给了人类学家以希望,即由于使他的问题得到了形式化,他可以从已经在他那 个方向上远远领先于他的那些学科中借鉴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类型 事情既然如此,那么显然,“社会结构”这个术语就首先需要加以定义,并且应当作 出说明,以便把社会结构研究与笼统的对社会关系进行描述、分析和理论说明,从而与整个 社会人类学的范围相混同的极广泛的领域区别开来。这一点,由于某些把社会结构辟为人类 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有贡献的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前者的,有时好像竟至于被严重怀 疑他们事业的正当性的地步,因而更显得必要了。例如,克罗伯在他的《人类学》第二版中 写道: 结构”似乎是由于美丽词藻的风扉,但是突然之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 种时髦吸引了大家—就像“空气动力学”这个词一样——,并且因为它娓娓动听, 遂在其流行期间大有不分青红皂白的被滥用之势。一种典型人格当然可以被看作是 具有一种结构。但是对一门生理学、对任何有机体、对一切社会和一切文化、结晶 体、机器也都可以如此去看。——事实上一切不是完全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具有结构。 因此“结构”所加到我们的言论的意义中的,除了引起某种程度的苦苦思索的愉快 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1 尽管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基本人格结构”这个概念而言的,但对于在人类学中一般的使用结 构概念亦颇有不以为然之意 另一个理由也使制定一个社会结构的定义成为迫切的事:为了使讨论有意义,人们才必 须采纳结构主义观点;从这点来看,试图通过从流行在所有声称以“社会结构”为其研究对 象的学者中的用法和定义中抽象出共同的因素,从而在归纳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正确的社会结 构的定义,是毫无希望的。如果这些概念确实是有一种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首先指的就 原文出自 Levi strauss著 Structral Anthropology, olume I( Basic books,1963)pp27289;中译选自谢维 扬、俞宣孟译《结构人类学》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297-312页
38.2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这个术语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定义是如此之含糊 不清，要在一篇篇幅受到严格限制的文章里对它们作全面的论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反映 在这本专题论文集的纲要中，其中，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被分归到几篇论文中， 诸如论“风格”、“文化的普遍范畴”和“结构语言学”的那些论文。这些文章应该与现在这 篇文章联系起来读.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关系到社会现象的形式方面；因而要使它们与其他属 于精确和自然科学的领域完全割裂开来而加以定义是困难的，讨论起来则更困难。因为在精 确和自然科学中的问题，同样是根据形式的关系提出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那里，对 不同问题的形式的表述允许有同一种探讨方式。事实上，人们对社会结构研究的主要兴趣似 乎在于，它们给了人类学家以希望，即由于使他的问题得到了形式化，他可以从已经在他那 个方向上远远领先于他的那些学科中借鉴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类型。 事情既然如此，那么显然，“社会结构”这个术语就首先需要加以定义，并且应当作 出说明，以便把社会结构研究与笼统的对社会关系进行描述、分析和理论说明，从而与整个 社会人类学的范围相混同的极广泛的领域区别开来。这一点，由于某些把社会结构辟为人类 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有贡献的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前者的，有时好像竟至于被严重怀 疑他们事业的正当性的地步，因而更显得必要了。例如，克罗伯在他的《人类学》第二版中 写道： “结构”似乎是由于美丽词藻的风扉，但是突然之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一 种时髦吸引了大家——就像“空气动力学”这个词一样——，并且因为它娓娓动听， 遂在其流行期间大有不分青红皂白的被滥用之势。一种典型人格当然可以被看作是 具有一种结构。但是对一门生理学、对任何有机体、对一切社会和一切文化、结晶 体、机器也都可以如此去看。——事实上一切不是完全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具有结构。 因此“结构”所加到我们的言论的意义中的，除了引起某种程度的苦苦思索的愉快 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1 尽管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基本人格结构”这个概念而言的，但对于在人类学中一般的使用结 构概念亦颇有不以为然之意。 另一个理由也使制定一个社会结构的定义成为迫切的事：为了使讨论有意义，人们才必 须采纳结构主义观点；从这点来看，试图通过从流行在所有声称以“社会结构”为其研究对 象的学者中的用法和定义中抽象出共同的因素，从而在归纳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正确的社会结 构的定义，是毫无希望的。如果这些概念确实是有一种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首先指的就 * 原文出自 Levi Strauss 著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VolumeΙ(Basic Books,1963),pp.277-289；中译选自谢维 扬、俞宣孟译《结构人类学》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第 297-312 页
是结构的概念本身也有一个结构。这一点我们一开头就将试图做约略的说明,以防止一头陷 进大量论述社会关系的书籍和论文的冗长清单中,单单把它们举例出来就远非能供我们使用 的有限篇幅所能容纳的。下一步,我们必须看到,不同作者所使用的“社会结构”这个术语, 在什么方向上离开了我们的定义,以及离开得有多远。这将在专论亲属关系的章节中进行讨 论,因为结构概念是在那个领域中发现了它的主要用途,也因为人类学家是在那种关系中来 选择关于他们的理论观点表达的。 定义和方法的问题 现在转入了定义“社会结构”的任务,这里有一个应当马上予以澄清的问题。“社会结 构”这个术语与经验实在的并无关系,而是与根据经验实在建立的模型有关。这可以帮助人 们搞清两个互相密切联系以至于人们常常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即,社会结构的概念和社 会关系的概念。暂时,说明下面这些就够了:社会关系是有原材料组成的,构成社会结构的 模型是在它们中建立起来的,同时社会结构决不能还原为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所要描述的社 会关系的整体。因此,社会结构无权在社会研究中间要求分得一片它自己的领域。它毋宁 是一种使用任何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类似于流行在其他学科中的结构分析 于是问题就变为确定哪一类的模型能称得上“结构”这个名称。这不是人类学的问题, 而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就能说,结构是由一个符合几个 条件的模型组成的。 首先,结构展示出一个系统的一些特征。它由几个要素构成,其中没有哪一个要素是能 够经历一种变化而不在所有其他的要素中引起变化的。 其次,对于任何一种给定的模型,应当有一种能够安排一系列变形的可能,其结果是导 致一组同样类型的模型。 第三,上述性质使得作出下述预言成为可能:如果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要素作了某种改变 这个模型将会如何反应 最后,模型应当这样被构成出来,使得全部观察到的事实成为直接可以理解的东西。3 如果这些就是任何有结构价值的模型的必要条件,就会产生几个结论。不过,这些都与 结构的定义无关,而是涉及到所展现出来的性质以及在社会和其他领域作思考时通过结构的 分析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结构和实验。我们应该极其谨慎的对观察和实验这两个层次作出区分。观察事实以及精 心制定能从这些事实中建立起模型的方法论的手段,这同根据模型来进行实验完全不是同一 回事。我们所说的“根据模型进行实验”,是指其目的在于确定一个给定的模型当其发生变 化时将如何反应,以及与一些相同或不同类型的模型进行比较的一系列程序。由于许多关于 社会结构的讨论围绕着民族学材料的具体性、个别性和由结构的研究一般地展示出来的抽象 的、形式的特征之间的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兜圈子,这种区别就更为必要了。当人们明白了这 些特征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或者更确切的说,属于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时,这个矛盾 便消失了。在观察的层次,主要的—一人们几乎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一规则就是,所有的事 实都应当得到仔细的观察和描述,而不许任何理论上的先入之见去决定是否有某些东西比另 一些东西来的更重要些。这条规则反过来又意味着,事实应当根据对他们自身的关系去加以 研究(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过程而形成的),以及对整体的关系去加以研究(目的始终 是为了把在部分中能观察到的每个变化联系到它初次显露于其中的整体环境上去) 这个规则及其必然的结果己经由高尔斯坦因(4)从与心理生理学研究的关系方面明白 地提出来了,这对于任何种类的结构分析都可以看成是有效的。其直接的结论是,在民族志
是结构的概念本身也有一个结构。这一点我们一开头就将试图做约略的说明，以防止一头陷 进大量论述社会关系的书籍和论文的冗长清单中，单单把它们举例出来就远非能供我们使用 的有限篇幅所能容纳的。下一步，我们必须看到，不同作者所使用的“社会结构”这个术语， 在什么方向上离开了我们的定义，以及离开得有多远。这将在专论亲属关系的章节中进行讨 论，因为结构概念是在那个领域中发现了它的主要用途，也因为人类学家是在那种关系中来 选择关于他们的理论观点表达的。 定义和方法的问题 现在转入了定义“社会结构”的任务，这里有一个应当马上予以澄清的问题。“社会结 构”这个术语与经验实在的并无关系，而是与根据经验实在建立的模型有关。这可以帮助人 们搞清两个互相密切联系以至于人们常常混淆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即，社会结构 ．．．．的概念和社． 会关系 ．．．的概念。暂时，说明下面这些就够了：社会关系是有原材料组成的,构成社会结构的 模型是在它们中建立起来的，同时社会结构决不能还原为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所要描述的社 会关系的整体。2因此，社会结构无权在社会研究中间要求分得一片它自己的领域。它毋宁 是一种使用任何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类似于流行在其他学科中的结构分析。 于是问题就变为确定哪一类的模型能称得上“结构”这个名称。这不是人类学的问题， 而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论的问题。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就能说，结构是由一个符合几个 条件的模型组成的。 首先，结构展示出一个系统的一些特征。它由几个要素构成，其中没有哪一个要素是能 够经历一种变化而不在所有其他的要素中引起变化的。 其次，对于任何一种给定的模型，应当有一种能够安排一系列变形的可能，其结果是导 致一组同样类型的模型。 第三，上述性质使得作出下述预言成为可能：如果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要素作了某种改变， 这个模型将会如何反应。 最后，模型应当这样被构成出来，使得全部观察到的事实成为直接可以理解的东西。3 如果这些就是任何有结构价值的模型的必要条件，就会产生几个结论。不过，这些都与 结构的定义无关，而是涉及到所展现出来的性质以及在社会和其他领域作思考时通过结构的 分析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结构和实验。我们应该极其谨慎的对观察和实验这两个层次作出区分。观察事实以及精 心制定能从这些事实中建立起模型的方法论的手段，这同根据模型来进行实验完全不是同一 回事。我们所说的“根据模型进行实验”，是指其目的在于确定一个给定的模型当其发生变 化时将如何反应，以及与一些相同或不同类型的模型进行比较的一系列程序。由于许多关于 社会结构的讨论围绕着民族学材料的具体性、个别性和由结构的研究一般地展示出来的抽象 的、形式的特征之间的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兜圈子，这种区别就更为必要了。当人们明白了这 些特征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或者更确切的说，属于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时，这个矛盾 便消失了。在观察的层次，主要的——人们几乎也可以说是唯一的——规则就是，所有的事 实都应当得到仔细的观察和描述，而不许任何理论上的先入之见去决定是否有某些东西比另 一些东西来的更重要些。这条规则反过来又意味着，事实应当根据对他们自身的关系去加以 研究（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过程而形成的），以及对整体的关系去加以研究（目的始终 是为了把在部分中能观察到的每个变化联系到它初次显露于其中的整体环境上去）。 这个规则及其必然的结果已经由高尔斯坦因4（4）从与心理生理学研究的关系方面明白 地提出来了，这对于任何种类的结构分析都可以看成是有效的。其直接的结论是，在民族志
的描述的细节和具体性与据此而构造出来的模型的有效性和普遍性这两者之间,非但没有矛 盾,而且还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因为,尽管有许多模型可以用作方便的手段去描述和解释现 象,但最佳的模型显然总是那个真正的模型,即,它是从经过思考的那些事实中抽取出来的, 同时又使它能说明所有事实的那个最简单的可能的模型。因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定那些 事实是什么。 意识和无意识。第二个区分关系到模型的意识和无意识特征。在结构思想史上首先引入 这种区分的当推博阿斯。他讲得很清楚:一类事实,当它在其中得到表现的那个社会团体还 没有精心制定出一种有意识的模型去解释或证明它时,能够更加容易地服从于结构的分析。 有些读者发现博阿斯的名字同结构理论连在一起被提及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他常常被说 成是结构理论上的主要障碍。然而本文作者则试图说明,博阿斯在结构研究问题上的缺点 并不在于他不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事实上,他是以最具预言性的方式来理解 它们的。他的那些缺点倒不如说是从他把有效性条件强加给结构研究这一事实中产生出来 的,这些条件中有一些将依然是结构研究的方法论中的常青部分,而另外有一些则太严厉而 不可能满足,以致将室息任何领域中的科学的发展。° 个结构的模型可以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而这个差别不影响它的性质。我们只能 说,当某种类型的现象的结构并不埋得很深时,很可能会有某种模型存在于集体意识之中, 像是一道把这一结构隐藏起来的幕布。因为通常被认为是“规范”的有意识模型,从定义方 面看是一种很勉强的模型一—它们不被用作解释现象,却要使这些现象长存不衰。于是,结 构分析就面临一个对语言学家来说是著名的悖论,即,结构的组织越明显,它就变得越难以 得到,因为有一些不精确的有意识的模型横亘在通向它的道路上 从意识的程度的观点来看,人类学家面临着两种情况。他们可能不得不从现象中构成 个模型(这种现象的系统的特征并没有被文化这一方面所意识到):这是博阿斯向人类学研 究提供最简便的根据时谈到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况。但在另一些情况中,人类学家将要一方 面与未经加工的现象本身打交道,另一方面又要与为对前者作解释而己经有文化建立起来的 模型打交道。尽管鉴于上面谈到的理由,很可能这些模型将被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 这决不意味着事实总是必然如此。事实上,许多“原始”文化都建立了它们的婚姻法则的模 型,这些模型比其专业人类学家建立的模型来更简明扼要。因而人们由于两个理由而不能 忽略硏究一种文化的“土”的模型。第一,这些模型可能被证明是精确的,或者至少会对看 清现象的结构提供某种见解:每种文化毕竟都有它自己的理论家,他们的贡献亦值得像人类 学家对其同行那样给与同样的重视。第二,即使这些模型是有偏见的或者错误的,但是就是 这种偏见和错误的类型,是需要加以研究的事实的一部分,而且还居于那些最重要的事实之 列。然而甚至在考虑这些由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模型时,人类学家也不会忘记一一他们时时被 谴责为忘记时—一文化规范本身并不是结构。应该说,它们既作为一些事实材料、又作为 同人类学家本身所作出的一样的理论贡献,对于理解结构作出了一种重要的贡献 这一点已受到法国社会学派的高度重视。例如涂尔干和莫斯,作为鸟瞰土著思想范畴的 起点,他们始终注意用流行在土著人自身中的意识的表现去代替从人类学家自己的文化中产 生出来的那些东西。这无疑是重要的一步。然而,因为这些作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土著人的 意识表现,尽管其重要,但她离开无意识的实在的距离可能恰恰同其他的意识的表现一样的 遥远,所以这一步未能达到其目标。 结构和测量。人们常常以为,结构概念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允许在社会人类学中引进测 量法。这个观点已经由于数学的和半数学的方法频频出现在论述社会结构的书籍和文章中而 得到了加强。诚然,在某些情况下,结构分析使得把数值加到不变的东西上去成为可能。例
的描述的细节和具体性与据此而构造出来的模型的有效性和普遍性这两者之间，非但没有矛 盾，而且还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因为，尽管有许多模型可以用作方便的手段去描述和解释现 象，但最佳的模型显然总是那个真正．．的模型，即，它是从经过思考的那些事实中抽取出来的， 同时又使它能说明所有事实的那个最简单的可能的模型。因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定那些 事实是什么。 意识和无意识。第二个区分关系到模型的意识和无意识特征。在结构思想史上首先引入 这种区分的当推博阿斯。他讲得很清楚：一类事实，当它在其中得到表现的那个社会团体还 没有精心制定出一种有意识的模型去解释或证明它时，能够更加容易地服从于结构的分析。 5有些读者发现博阿斯的名字同结构理论连在一起被提及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他常常被说 成是结构理论上的主要障碍。然而本文作者则试图说明，博阿斯在结构研究问题上的缺点， 并不在于他不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事实上，他是以最具预言性的方式来理解 它们的。他的那些缺点倒不如说是从他把有效性条件强加给结构研究这一事实中产生出来 的，这些条件中有一些将依然是结构研究的方法论中的常青部分，而另外有一些则太严厉而 不可能满足，以致将窒息任何领域中的科学的发展。6 一个结构的模型可以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而这个差别不影响它的性质。我们只能 说，当某种类型的现象的结构并不埋得很深时，很可能会有某种模型存在于集体意识之中， 像是一道把这一结构隐藏起来的幕布。因为通常被认为是“规范”的有意识模型，从定义方 面看是一种很勉强的模型——它们不被用作解释现象，却要使这些现象长存不衰。于是，结 构分析就面临一个对语言学家来说是著名的悖论，即，结构的组织越明显，它就变得越难以 得到，因为有一些不精确的有意识的模型横亘在通向它的道路上。 从意识的程度的观点来看，人类学家面临着两种情况。他们可能不得不从现象中构成一 个模型（这种现象的系统的特征并没有被文化这一方面所意识到）；这是博阿斯向人类学研 究提供最简便的根据时谈到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况。但在另一些情况中，人类学家将要一方 面与未经加工的现象本身打交道，另一方面又要与为对前者作解释而已经有文化建立起来的 模型打交道。尽管鉴于上面谈到的理由，很可能这些模型将被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 这决不意味着事实总是必然如此。事实上，许多“原始”文化都建立了它们的婚姻法则的模 型，这些模型比其专业人类学家建立的模型来更简明扼要。7因而人们由于两个理由而不能 忽略研究一种文化的“土”的模型。第一，这些模型可能被证明是精确的，或者至少会对看 清现象的结构提供某种见解；每种文化毕竟都有它自己的理论家，他们的贡献亦值得像人类 学家对其同行那样给与同样的重视。第二，即使这些模型是有偏见的或者错误的，但是就是 这种偏见和错误的类型，是需要加以研究的事实的一部分，而且还居于那些最重要的事实之 列。然而甚至在考虑这些由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模型时，人类学家也不会忘记——他们时时被 谴责为忘记时8——文化规范本身并不是结构。应该说，它们既作为一些事实材料、又作为 同人类学家本身所作出的一样的理论贡献，对于理解结构作出了一种重要的贡献。 这一点已受到法国社会学派的高度重视。例如涂尔干和莫斯，作为鸟瞰土著思想范畴的 起点，他们始终注意用流行在土著人自身中的意识的表现去代替从人类学家自己的文化中产 生出来的那些东西。这无疑是重要的一步。然而，因为这些作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土著人的 意识表现，尽管其重要，但她离开无意识的实在的距离可能恰恰同其他的意识的表现一样的 遥远，所以这一步未能达到其目标。9 结构和测量。人们常常以为，结构概念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允许在社会人类学中引进测 量法。这个观点已经由于数学的和半数学的方法频频出现在论述社会结构的书籍和文章中而 得到了加强。诚然，在某些情况下，结构分析使得把数值加到不变的东西上去成为可能。例
如,这曾经是克罗伯关于妇女时装研究的成果,这项成果是结构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它 还见之于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一些研究 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在测量和结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结构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 是现代数学发展的间接产物。现代数学与传统数学着眼于量的观点不同,越来越着重质的观 点。于是,在数理逻辑、集合论、群论和拓扑学这样一些领域里,对不容许有测量结果的那 些问题提出了一种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已经变得可能了。作为一些还没有被社会科学予以实际 运用的跳板而出现的这方面的杰出成就,可见于下列著作:冯·纽曼和摩尔根斯基的《经济 行为和游戏论》:维纳的《控制论》:以及夏龙和韦弗尔的《通讯数学论》 机械模型和统计模型。最后一个区分关系到模型的尺度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些现 象的性质的不同,将有可能或不可能建立其成分与现象本身具有同样尺度的模型。一个其成 分与现象具有同一尺度的模型称为“机械模型”:而当模型的成分具有不同的尺度时,我们 所处理的就是“统计模型”。婚姻法则对这种区别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在原始社会中,这些 法则能表现在一些要求个体依亲属或氏族关系切实地组成共同体的模型中:这些就是机械模 型。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并不存在这种分配方法,在我们这里,婚姻的类型是有未来的配偶 所属的初级和次级的集团的大小、社会流动性、以及信息的总量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决定的。 因而,为了制定我们的婚姻系统的不变量,一种合乎要求(尽管还没有试过)的尝试是必须 规定出平均值一一阈值;这就将是一种统计模型。这两种模型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居间的形式 这就是在那些以一种杋械模型规定婚姻禁忌,而对于那些许可的婚姻则依靠统计模型的社会 (甚至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如此)中的情况。还应当记住的是,同样的现象,根据它们被归到 起和与其现象归在一起的不同方式,可以容许有不同的模型,有些是机械模型,有些是统 计模型。一个怂恿表兄妺通婚、但这种理想的婚姻类型发生的频率只是很有限的社会,为了 使那种系统得到恰当的解释,就既需要机械的、又需要统计的模型,就象弗特和艾尔温所深 刻理解的那样 还应当记住的是,使社会结构研究成为有价值的是,结构是一些模型,这些模型的形式 的性质能独立于它们的成分而进行比较。于是,结构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确认和分离实在的 些层面,在他看来,这些实在的层面具有全局性的价值,即,不管它们是什么类型,都可以 作为模型表示出来。经常会碰到的是,同样的材料可以从不同的、同样包含全局性的价值的 角度去考虑,尽管所得出的模型在某些情况下将是机械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统计的。这 种情况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关于小数量的物体的理论属于经典力学, 如果物体的数量增大,则应当依赖于热力学定律,这就是说,要用统计的模型去代替机械的 模型,尽管这两种情况里,资料的性质依然如故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也盛行着同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以自杀这样一个现象为例,对他就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研究。开始,可以通过对个人情况的研究去建立所谓的自杀的机械 模型,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考虑到死者的个性,她或他的生活史,她或他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初 级的和次级的基团的特征,诸如此类;然而,人们亦可通过记录下在某段时期内在一个或数 个社会中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初级和次级的集团中自杀的频率等等,去建立一些统计模型。这 些就是使对自杀的结构研究带有全局性价值的层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层面上有可能建立如 的一些模型,这些模型之间的比较可以针对(1)不同类型的自杀,(2)不同的社会,以 及(3)不同类型的社会现象。科学的进步不仅在于去发现属于这些层面的新的不变量,也 在于去发现新的层面,在这些新的层面上,对于同样的现象的研究提供出同样全局性的价值 这样一类的成果曾经为(例如)心理分析所获得;心理分析在一个新的领域,即被当作一个 整体来看待的病人的心理生活的领域,发现了建立一些模型的手段 以上论述应当有助于模拟感情结构研究的两重性(初看之下几乎是矛盾的)的性质
如，这曾经是克罗伯关于妇女时装研究的成果，这项成果是结构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10它 还见之于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一些研究。 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在测量和结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结构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 是现代数学发展的间接产物。现代数学与传统数学着眼于量的观点不同，越来越着重质的观 点。于是，在数理逻辑、集合论、群论和拓扑学这样一些领域里，对不容许有测量结果的那 些问题提出了一种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已经变得可能了。作为一些还没有被社会科学予以实际 运用的跳板而出现的这方面的杰出成就，可见于下列著作：冯·纽曼和摩尔根斯基的《经济 行为和游戏论》；维纳的《控制论》；以及夏龙和韦弗尔的《通讯数学论》。 机械模型和统计模型。最后一个区分关系到模型的尺度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些现 象的性质的不同，将有可能或不可能建立其成分与现象本身具有同样尺度的模型。一个其成 分与现象具有同一尺度的模型称为“机械模型”；而当模型的成分具有不同的尺度时，我们 所处理的就是“统计模型”。婚姻法则对这种区别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在原始社会中，这些 法则能表现在一些要求个体依亲属或氏族关系切实地组成共同体的模型中；这些就是机械模 型。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并不存在这种分配方法，在我们这里，婚姻的类型是有未来的配偶 所属的初级和次级的集团的大小、社会流动性、以及信息的总量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决定的。 因而，为了制定我们的婚姻系统的不变量，一种合乎要求（尽管还没有试过）的尝试是必须 规定出平均值——阈值；这就将是一种统计模型。这两种模型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居间的形式。 这就是在那些以一种机械模型规定婚姻禁忌，而对于那些许可的婚姻则依靠统计模型的社会 （甚至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如此）中的情况。还应当记住的是，同样的现象，根据它们被归到 一起和与其现象归在一起的不同方式，可以容许有不同的模型，有些是机械模型，有些是统 计模型。一个怂恿表兄妹通婚、但这种理想的婚姻类型发生的频率只是很有限的社会，为了 使那种系统得到恰当的解释，就既需要机械的、又需要统计的模型，就象弗特和艾尔温所深 刻理解的那样。11 还应当记住的是，使社会结构研究成为有价值的是，结构是一些模型，这些模型的形式 的性质能独立于它们的成分而进行比较。于是，结构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确认和分离实在的一 些层面，在他看来，这些实在的层面具有全局性的价值，即，不管它们是什么类型，都可以 作为模型表示出来。经常会碰到的是，同样的材料可以从不同的、同样包含全局性的价值的 角度去考虑，尽管所得出的模型在某些情况下将是机械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统计的。这 种情况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关于小数量的物体的理论属于经典力学， 如果物体的数量增大，则应当依赖于热力学定律，这就是说，要用统计的模型去代替机械的 模型，尽管这两种情况里，资料的性质依然如故。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也盛行着同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以自杀这样一个现象为例，对他就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研究。开始，可以通过对个人情况的研究去建立所谓的自杀的机械 模型，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考虑到死者的个性，她或他的生活史，她或他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初 级的和次级的基团的特征，诸如此类；然而，人们亦可通过记录下在某段时期内在一个或数 个社会中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初级和次级的集团中自杀的频率等等，去建立一些统计模型。这 些就是使对自杀的结构研究带有全局性价值的层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层面上有可能建立如 下的一些模型，这些模型之间的比较可以针对（1）不同类型的自杀，（2）不同的社会，以 及（3）不同类型的社会现象。科学的进步不仅在于去发现属于这些层面的新的不变量，也 在于去发现新的层面，在这些新的层面上，对于同样的现象的研究提供出同样全局性的价值。 这样一类的成果曾经为（例如）心理分析所获得；心理分析在一个新的领域，即被当作一个 整体来看待的病人的心理生活的领域，发现了建立一些模型的手段。 以上论述应当有助于模拟感情结构研究的两重性（初看之下几乎是矛盾的）的性质。一
方面,它们的目的在于分离出有全局意义的层面,而这只能通过“切开”现象的某个令人眼 花缭乱的结丛才能达到。从那种观点来看,每一种类型的结构研究看来都是自主的,是完全 独立于所有其他的这类研究,甚至独立于对同一领域研究的不同的方法的。另一方面,这些 研究的基本价值是要建立这样的模型:它的形式的性质能与相应于其他有全局意义层面模型 的同样性质相对照,并能被后者所解释。因而可以说,它们最终的结果是超越不同学科之间 的传统的界限,以促进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近来关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区别展开了许多讨论,而克罗伯 等人搞清了:在这方面,时间维度是意义甚微的。(15)在以上论述中,人们不仅能准确 的看出在这两门学科之间,亦能准确的看出在这两门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地 方。民族志和历史学之区别于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是因为前二者的目的在于收集资料,而 后两者则在于论述从这些资料中构成的模型。类似的,民族志和社会人类学是对应于同一研 究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一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构成机械模型。而历史学(及其所谓“附属 学科)和社会学最终的目标则是统计模型。于是这四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归纳为两个对 立项,一是经验观察和模型观察建立之间的对立,他们具有研究的初级阶段的特点:另一是 模型的统计性和机械之间的对立。这构成了研究的成果。如果我们随意地以+号标示每个对 立项中的第一项,以一号标示第二项,使得出下表: 历史学 社会学 民族志 社会人类学 经验观察/模型建立 机械模型/统计模型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社会科学都与时间维度有关,然而却是与两种不同的时间范畴打交 道。人类学使用“机械的”时间,是可逆的和非累积的。例如,打个比方来说,一个父系亲 属制度的模型本身并不说明这个制度是否始终是父系的,或者是否在其前有一个母系的形 式,或者由若干次父系制度向母系制度的转变,反之亦然。与此相反,历史学的时间是“统 计的”;它总好像是一个定向的和不可逆的过程。不可设想会有从当代意大利社会回到罗马 共和国社会的演变,就像不能设想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的现象会有可逆性过程一样 这里的讨论有助于廓清弗思在被他看作是外在于时间维度的社会结构,与时间重新进入 其中的社会组织之间所作的区别。1并且这一点也使已持续几年的、发生在博阿斯反进化论 学派的追随者们与莱斯利·怀特教授之间的争论变得更好理解。博阿斯学派一向所关心的 主要是机械模型,而根据这一观点,进化的概念并没有操作的价值。另一方面,从历史学和 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谈论进化,这肯定是合理的,但是要组织到进化过程中取得那些成分却不 能从由机械模型构成的那种文化类型学的层面上去取得。对它们应当在一个足够深的层面上 去发现,以保证这些成分将依然不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正像基因可以说是被结合进与不 同人种的[统计的]模型相应的那些不同模式中取得完全相同的成分),并因而能允许有长 期的统计量程。因而博阿斯及其信徒在反对进化概念方面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概念于他们唯 一使用的机械模型的层面毫不相干。就莱斯利·怀特方面来说,他企图再度引进进化概念是 错误的,因为他坚持使用的模型的类型,与他的论敌们所使用的是相同的。要是进化论者同 意用统计模型取代机械模型,即取代那些其成分独立于它们的组合,并且在足够长的时间里 保持同一的模型,1那么,他们就会发现,重新回到他们的立场上去就将比较容易了 机械的与统计的模型之间的区别,在另一个方面也十分重要,它能使我们澄清结构研究 中的比较方法的作用。这种方法曾有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罗维两人给予极高的重视。前者写
方面，它们的目的在于分离出有全局意义的层面，而这只能通过“切开”现象的某个令人眼 花缭乱的结丛才能达到。从那种观点来看，每一种类型的结构研究看来都是自主的，是完全 独立于所有其他的这类研究，甚至独立于对同一领域研究的不同的方法的。另一方面，这些 研究的基本价值是要建立这样的模型：它的形式的性质能与相应于其他有全局意义层面模型 的同样性质相对照，并能被后者所解释。因而可以说，它们最终的结果是超越不同学科之间 的传统的界限，以促进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近来关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区别展开了许多讨论，而克罗伯 等人搞清了：在这方面，时间维度是意义甚微的。12（15）在以上论述中，人们不仅能准确 的看出在这两门学科之间，亦能准确的看出在这两门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地 方。民族志和历史学之区别于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是因为前二者的目的在于收集资料，而 后两者则在于论述从这些资料中构成的模型。类似的，民族志和社会人类学是对应于同一研 究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一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构成机械模型。而历史学（及其所谓“附属” 学科）和社会学最终的目标则是统计模型。于是这四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归纳为两个对 立项，一是经验观察和模型观察建立之间的对立，他们具有研究的初级阶段的特点；另一是 模型的统计性和机械之间的对立。这构成了研究的成果。如果我们随意地以＋号标示每个对 立项中的第一项，以—号标示第二项，使得出下表： 历史学 社会学 民族志 社会人类学 经验观察/模型建立 + - + - 机械模型/统计模型 - - + +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社会科学都与时间维度有关,然而却是与两种不同的时间范畴打交 道。人类学使用“机械的”时间,是可逆的和非累积的。例如，打个比方来说，一个父系亲 属制度的模型本身并不说明这个制度是否始终是父系的，或者是否在其前有一个母系的形 式，或者由若干次父系制度向母系制度的转变，反之亦然。与此相反，历史学的时间是“统 计的”；它总好像是一个定向的和不可逆的过程。不可设想会有从当代意大利社会回到罗马 共和国社会的演变，就像不能设想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的现象会有可逆性过程一样。 这里的讨论有助于廓清弗思在被他看作是外在于时间维度的社会结构，与时间重新进入 其中的社会组织之间所作的区别。13并且这一点也使已持续几年的、发生在博阿斯反进化论 学派的追随者们与莱斯利·怀特教授14之间的争论变得更好理解。博阿斯学派一向所关心的 主要是机械模型，而根据这一观点，进化的概念并没有操作的价值。另一方面，从历史学和 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谈论进化，这肯定是合理的，但是要组织到进化过程中取得那些成分却不 能从由机械模型构成的那种文化类型学的层面上去取得。对它们应当在一个足够深的层面上 去发现，以保证这些成分将依然不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正像基因可以说是被结合进与不 同人种的［统计的］模型相应的那些不同模式中取得完全相同的成分），并因而能允许有长 期的统计量程。因而博阿斯及其信徒在反对进化概念方面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概念于他们唯 一使用的机械模型的层面毫不相干。就莱斯利·怀特方面来说，他企图再度引进进化概念是 错误的，因为他坚持使用的模型的类型，与他的论敌们所使用的是相同的。要是进化论者同 意用统计模型取代机械模型，即取代那些其成分独立于它们的组合，并且在足够长的时间里 保持同一的模型，15那么，他们就会发现，重新回到他们的立场上去就将比较容易了。 机械的与统计的模型之间的区别，在另一个方面也十分重要，它能使我们澄清结构研究 中的比较方法的作用。这种方法曾有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罗维两人给予极高的重视。前者写 道：
一般把理论社会学当作归纳科学。所谓归纳就是从对特殊事例的考察中达到般 命题的逻辑推论方法。尽管伊文斯-普利査德教授……·在他的些说法中好像暗示,运 用比较、分类、概括的归纳方法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象,…我却认为人类学 必依赖于对多种社会作系统的比较研究。16 谈到宗教时,他写道: 开究社会宗教的经验方法….是指,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假设,把足够数量的不 同的特殊宗教或宗教迷信,同它们所在的特殊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项工作不是 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有许多人去完成。1 同样,罗维指出“人类学文献充斥着缺乏经验支持的所谓的相互关系”之后,坚持认为对 概括来说需要有一个“广阔的归纳基础”。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些作者通过要 求由归纳的支持。不仅反对了涂尔干的说法—“当一条法则已被完成得很好的经验证明时, 这条法则就是普遍有效的”,2一一而且反对了高尔德斯坦因的说法,关于此人,我们已经提 到过,他淸晰地阐明了可以被称作为“结构主义方法的法则”的东西,即他所谓的足够普通 的方法,从而使这些法则在他最初运用这些法则的较为有限的领域之外也得到了有效的证 明。高尔德斯坦因指出,对每个个案作彻底研究的需要,意味着将予以研究的个案的总数应 当是小的:并且他进而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被考察个案可能是一个特殊事例因而无 法作出关于其他势力的普遍结论的危险?他的回答如下 这种意义完全误解了实际情况…….如果事实不是完善地建立起来的,那么将这种 事实积累起来以至于不可计数也是枉然;这将不会导致获得与实际情况一致的、关于 事物的知识。……我们必须只选择那些能让我们作出最终判断的个案。那样,对一个 个案适用的便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的个案。21 也许人类学家很少有准备支持这些大胆的说法的。然而,要是对高尔德斯坦面临的窘境 缺乏一种清醒的意识,结构主义的研究便进行不了:要么肤浅地去研究许多个案而最终毫无 成效:要么局限于彻底研究数量较少的个案,以此证明,通过成功的实验,人们将终于得以 作出一种证明。 有如此众多的人类学家信守比较的方法,其原因现在可以在用于建立机械的和统计的模 型的不同程序之间的某种混乱中找到。尽管涂尔干和高尔斯坦因的见解对于机械模型无疑是 适用的。但如果没有统计,即如果不收集大量资料,显然也是不能获得统计模型的。然而
一般把理论社会学当作归纳科学。所谓归纳就是从对特殊事例的考察中达到一般 命题的逻辑推论方法。尽管伊文斯-普利查德教授… … 在他的一些说法中好像暗示，运 用比较、分类、概括的归纳方法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象，… … 我却认为人类学 必依赖于对多种社会作系统的比较研究。16 谈到宗教时，他写道： 研究社会宗教的经验方法… … 是指，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假设，把足够数量的不 同的特殊宗教或宗教迷信，同它们所在的特殊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项工作不是 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有许多人去完成。17 同样，罗维指出“人类学文献充斥着缺乏经验支持的所谓的相互关系”18之后，坚持认为对 概括来说需要有一个“广阔的归纳基础”。19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些作者通过要 求由归纳的支持。不仅反对了涂尔干的说法——“当一条法则已被完成得很好的经验证明时， 这条法则就是普遍有效的”，20——而且反对了高尔德斯坦因的说法，关于此人，我们已经提 到过，他清晰地阐明了可以被称作为“结构主义方法的法则”的东西，即他所谓的足够普通 的方法，从而使这些法则在他最初运用这些法则的较为有限的领域之外也得到了有效的证 明。高尔德斯坦因指出，对每个个案作彻底研究的需要，意味着将予以研究的个案的总数应 当是小的；并且他进而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被考察个案可能是一个特殊事例因而无 法作出关于其他势力的普遍结论的危险？他的回答如下： 这种意义完全误解了实际情况… … 如果事实不是完善地建立起来的，那么将这种 事实积累起来以至于不可计数也是枉然；这将不会导致获得与实际情况一致的、关于 事物的知识。… … 我们必须只选择那些能让我们作出最终判断的个案。那样，对一个 个案适用的便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的个案。21 也许人类学家很少有准备支持这些大胆的说法的。然而，要是对高尔德斯坦面临的窘境 缺乏一种清醒的意识，结构主义的研究便进行不了：要么肤浅地去研究许多个案而最终毫无 成效；要么局限于彻底研究数量较少的个案，以此证明，通过成功的实验，人们将终于得以 作出一种证明。 有如此众多的人类学家信守比较的方法，其原因现在可以在用于建立机械的和统计的模 型的不同程序之间的某种混乱中找到。尽管涂尔干和高尔斯坦因的见解对于机械模型无疑是 适用的。但如果没有统计，即如果不收集大量资料，显然也是不能获得统计模型的。然而
在这种情况下,其方法并不比在别的情况下更具有比较的性质,因为要加以收集的材料只是 当他们是属于统一类型时才会被接受。因而我们仍然还只是面临一种选择,即,对一个个案 作彻底的研究。真正的区别在于选择“个案”,这些个案将可这样被组成模式以便包容那些 与将要建立的模型具有或者不具有同一尺度的成分 阐明了这些围绕着社会结构研究的性质的基本问题之后,制订调查的主要领域的目录以 及对至今获得的某些结果进行讨论便成为可能了 注释 1A·L克罗伯:《人类学》(纽约,1948),第325页,请比较该作者的一个说法:“……‘社会结构’这个术 语正向趋向于取代‘社会组织’,但看上去并没有增添什么内容或得到强调的意义。”A·L克罗伯:“生物 学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和模式”,《科学月报》,第61卷(1943),第105页。 2同样的思想似乎构成了E·R·利奇得主明研究的基础,“金夫泡亲属称谓制度”,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 杂志》,第75期(1945) 3请比较冯·纽曼的说法:“这样的模型(作为游戏)是一些具有一个精确的、详尽的并不太复杂的定义的 理论构架:并且它们必须在那些对于现场调查来说是很重要的方面与真实情况相似。详细概括一下:定义 必须精确和详尽,以便可以作数学处理。这一构架必须不太复杂,以便数学处理能够超出纯粹的形式主义, 达到产生完整的数字结果的地步。与真实情况的相似对于使这一操作具有意义是需要的。并且这些相似性 必须局限在少数当时被认为是‘基本的’特征上一一因为否则上述要求就会相互矛盾了。”J·冯·纽曼与 0·摩根斯坦因:《游戏与经济行为理论》(普林斯顿,1944)。 4K高尔德斯坦因:《有机体的结构》法文本(巴黎,1951),第18-25页(英文本,纽约,1935) 5冯·博阿斯编:《美洲印第安人语言学册》,美国民族学会社公报,第40号(1908),1911,第1编。 6见本书第1章:《导论:历史学与人类学》。 7例证及详细讨论,请参见C·莱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巴黎,1949),第558页前后 8R·弗思:《社会组织的成分》(伦敦,1951),第28-31页。 9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7章和第8章 10J·里查德森与A·L·克罗伯:《妇女服装风尚三百年:一项定量分析》,《人类学档案》(加州伯克里分 校),第5卷,第2号(1940) 11D·福特:“尼日利亚东南部的雅克人中的婚姻与家庭”,《社会人类学论著》,第5期,伦敦经济学院, (1941)。 12尽管一直针对我的批评,我还坚持时间维度与这项争论无关。关于这些讨论,参见已引述之本书第1章 以及我的《种族与历史》(巴黎,1952)。对这些著作进行明确的批评和评述的有,C·布埃龙:“莱维-斯特 劳斯的著作”,《当代》(1956,7月号):R·巴斯蒂:“莱维-斯特劳斯,民族志在他这里寻找失去的时间”, 《当代非洲》(1956,4-5月号),G·巴朗蒂埃:”民族学的强盛与束缚“,《南方杂志》,第337号(1956) 13R·弗思,《社会组织的成分》:第40页
在这种情况下，其方法并不比在别的情况下更具有比较的性质，因为要加以收集的材料只是 当他们是属于统一类型时才会被接受。因而我们仍然还只是面临一种选择，即，对一个个案 作彻底的研究。真正的区别在于选择“个案”，这些个案将可这样被组成模式以便包容那些 与将要建立的模型具有或者不具有同一尺度的成分。 阐明了这些围绕着社会结构研究的性质的基本问题之后，制订调查的主要领域的目录以 及对至今获得的某些结果进行讨论便成为可能了。 注释 1 A·L 克罗伯:《人类学》(纽约,1948),第 325 页,请比较该作者的一个说法:“……‘社会结构’这个术 语正向趋向于取代‘社会组织’，但看上去并没有增添什么内容或得到强调的意义。”A·L 克罗伯：“生物 学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和模式”，《科学月报》，第 61 卷（1943），第 105 页。 2 同样的思想似乎构成了 E·R·利奇得主明研究的基础，“金夫泡亲属称谓制度”，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 杂志》，第 75 期（1945）。 3 请比较冯·纽曼的说法：“这样的模型（作为游戏）是一些具有一个精确的、详尽的并不太复杂的定义的 理论构架；并且它们必须在那些对于现场调查来说是很重要的方面与真实情况相似。详细概括一下：定义 必须精确和详尽，以便可以作数学处理。这一构架必须不太复杂，以便数学处理能够超出纯粹的形式主义， 达到产生完整的数字结果的地步。与真实情况的相似对于使这一操作具有意义是需要的。并且这些相似性 必须局限在少数当时被认为是‘基本的’特征上——因为否则上述要求就会相互矛盾了。”J·冯·纽曼与 O·摩根斯坦因：《游戏与经济行为理论》（普林斯顿，1944）。 4 K 高尔德斯坦因：《有机体的结构》法文本（巴黎，1951），第 18—25 页（英文本，纽约，1935）。 5 冯·博阿斯编：《美洲印第安人语言学册》，美国民族学会社公报，第 40 号（1908），1911，第 1 编。 6 见本书第 1 章：《导论：历史学与人类学》。 7 例证及详细讨论，请参见 C·莱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巴黎，1949），第 558 页前后。 8 R·弗思：《社会组织的成分》（伦敦，1951），第 28—31 页。 9 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 7 章和第 8 章。 10 J·里查德森与 A·L·克罗伯：《妇女服装风尚三百年：一项定量分析》，《人类学档案》（加州伯克里分 校），第 5 卷，第 2 号（1940）。 11 D·福特：“尼日利亚东南部的雅克人中的婚姻与家庭”，《社会人类学论著》，第 5 期，伦敦经济学院， （1941）。 12 尽管一直针对我的批评，我还坚持时间维度与这项争论无关。关于这些讨论，参见已引述之本书第 1 章， 以及我的《种族与历史》（巴黎，1952）。对这些著作进行明确的批评和评述的有，C·布埃龙：“莱维-斯特 劳斯的著作”，《当代》（1956，7 月号）；R·巴斯蒂：“莱维-斯特劳斯，民族志在他这里寻找失去的时间”， 《当代非洲》（1956，4—5 月号），G·巴朗蒂埃：”民族学的强盛与束缚“，《南方杂志》，第 337 号（1956）。 13 R·弗思，《社会组织的成分》；第 40 页
14L·A·怀特:《文化科学》(纽约,1949)。 15这确实就是现代生物学进化论如何正在JBS哈尔丹,GG辛普森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发展的情形。 6A·R·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今昔“,《人》,第52卷(1952) R·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宗教与社会“,亨利梅厄斯讲座,《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第75期(1945) 8R咀H罗维:“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年龄社团:历史和比较的概括”,见《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人类学文献汇编》 第11卷,第38页。 19同上书,第68页 20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巴黎。1912),第593页 21K·高尔德斯坦因:《有机体的结构》,第25页
14 L·A·怀特：《文化科学》（纽约，1949）。 15 这确实就是现代生物学进化论如何正在 JBS 哈尔丹，GG 辛普森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发展的情形。 16 A·R·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今昔“，《人》，第 52 卷（1952） 。 17 R·拉德克利夫—布朗：“宗教与社会“，亨利梅厄斯讲座，《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第 75 期（1945）， 第 1 页。 18 R·H 罗维：“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年龄社团：历史和比较的概括”，见《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人类学文献汇编》， 第 11 卷，第 38 页。 19 同上书，第 68 页。 20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巴黎。1912），第 593 页。 21 K·高尔德斯坦因：《有机体的结构》，第 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