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社会学是什么 若不引用雷蒙阿隆的俏皮话就难以给出社会学的定义,他说社会学家仅在一件事上意 见一致:难以定义社会学 要确定社会学家们自己认定的社会现象的种类肯定是不容易的。翻阅一遍任何社会学的 专业期刊,我们会发现各式文章,论及社会变迁、闲暇、犯罪、自杀、革命、精神病院、社 会流动、时尚和其他主题。下面是最近一期《美国社会学杂志》(第81卷第5期,1976年3 月)的论题一览:自我形象,人际互动中的寡头现象,移民劳工,居住隔离,德国社会学家 齐美尔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等,还有两篇研究笔记,一篇讨论1842-1922年间穿孔小珠的佩 带式样,另一篇研究的是1960-1970年间纽约的波多黎各人。 在大体同期的《法国社会学评论》(第17卷第1期,1976年1-3月)中,可以看到的 论题有孔多塞,东欧的地方管理,公众大学的种种矛盾,夫妻争夺家庭内权力的冲突和政治 异化等。 如果我们尝试收集若干年内论题的统计数据,题材多样性的印象会有所减弱。这就可以 区别出压倒性的和反复出现的论题和较少涉及的论题。但从统计获得的观点肯定不会取消上 面的判断,即由列举社会学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现象不可能定义社会学。 社会学:非逻辑行动的科学 然而人们可以提出更为精巧的定义。我们无意回顾学科创立之父们提出的所有定义,只 想考察其中两位,帕累托和涂尔干的定义。他们对我们显然极为重要,因为他们表达了无数 社会学家的意愿和雄心,尽管其观点仍有含糊之处 帕累托视社会学为处理他所谓的“非逻辑”行动的领域。大体说来,帕氏的非逻辑行动 概念包括了一批无法用实验逻辑把握的行动 我们首先来考察“逻辑行动”的一个例子。我正在购物,想买些水果。对苹果和梨我 样喜欢。当我确定梨与苹果一样品质优良但却更便宜,最后我买了梨。对帕累托来说这是- 个“逻辑行动”的问题,或如我们今天可能会说是“理性行动”问题。获得必要的信息(关 于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后,我装满我的购物篮,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满足。这种逻辑 行动就与世纪之初法国选民的非逻辑行动形成对立,选民并不清楚投票支持哪个政党,而是 选择了作家安纳托尔-法朗士①,以他的权威作庇护。根据帕累托,这是非逻辑行动:法朗士 的文学声望并不意味他的政治主张要好于那些大多数籍籍无名的公民 如果我用经济学的例子说明逻辑行动的范畴,而用与政治社会学有关的例子说明非逻辑 行动范畴,这是因为帕累托通过区分两类行动将两个不同学科联系了起来。对他来说如果经 济学是关于逻辑行动的科学,社会学就是关于非逻辑行动的科学 帕累托的定义在我看来至为重要,它深刻表达了社会学家们的一个基本意图:分析和解 释行动,以及更一般说来,分析和解释在观察者看来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 这一定义的主要弱点是它难以对帕累托非逻辑行动概念给出一个无歧义的界定。 我无意卷入可能会淹没本书框架的关于非理性概念的讨论,我只想接触在帕累托非逻辑 行动概念意义上的这个概念中并通过这个概念一一帕氏的概念多少与它是对应的一一产生 的若干难题。 让我们回想一下布里丹驴子的寓言。驴子与身上驮的同样重的两个燕麦袋距离一样 原文摘自 Raymond Boudon著: The logic of social 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 Routledge Kegan Paul, London, 1981),pp 1-17 ①安纳托尔法朗士( Anatole france,1844-1924),著名法国作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注
1 42.1 社会学是什么* 若不引用雷蒙-阿隆的俏皮话就难以给出社会学的定义，他说社会学家仅在一件事上意 见一致：难以定义社会学。 要确定社会学家们自己认定的社会现象的种类肯定是不容易的。翻阅一遍任何社会学的 专业期刊，我们会发现各式文章，论及社会变迁、闲暇、犯罪、自杀、革命、精神病院、社 会流动、时尚和其他主题。下面是最近一期《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81 卷第 5 期，1976 年 3 月）的论题一览：自我形象，人际互动中的寡头现象，移民劳工，居住隔离，德国社会学家 齐美尔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等，还有两篇研究笔记，一篇讨论 1842-1922 年间穿孔小珠的佩 带式样，另一篇研究的是 1960-1970 年间纽约的波多黎各人。 在大体同期的《法国社会学评论》（第 17 卷第 1 期，1976 年 1-3 月）中，可以看到的 论题有孔多塞，东欧的地方管理，公众大学的种种矛盾，夫妻争夺家庭内权力的冲突和政治 异化等。 如果我们尝试收集若干年内论题的统计数据，题材多样性的印象会有所减弱。这就可以 区别出压倒性的和反复出现的论题和较少涉及的论题。但从统计获得的观点肯定不会取消上 面的判断，即由列举社会学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现象不可能定义社会学。 社会学：非逻辑行动的科学 然而人们可以提出更为精巧的定义。我们无意回顾学科创立之父们提出的所有定义，只 想考察其中两位，帕累托和涂尔干的定义。他们对我们显然极为重要，因为他们表达了无数 社会学家的意愿和雄心，尽管其观点仍有含糊之处。 帕累托视社会学为处理他所谓的“非逻辑”行动的领域。大体说来，帕氏的非逻辑行动 概念包括了一批无法用实验逻辑把握的行动。 我们首先来考察“逻辑行动”的一个例子。我正在购物，想买些水果。对苹果和梨我一 样喜欢。当我确定梨与苹果一样品质优良但却更便宜，最后我买了梨。对帕累托来说这是一 个“逻辑行动”的问题，或如我们今天可能会说是“理性行动”问题。获得必要的信息（关 于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后，我装满我的购物篮，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满足。这种逻辑 行动就与世纪之初法国选民的非逻辑行动形成对立，选民并不清楚投票支持哪个政党，而是 选择了作家安纳托尔-法朗士①，以他的权威作庇护。根据帕累托，这是非逻辑行动：法朗士 的文学声望并不意味他的政治主张要好于那些大多数籍籍无名的公民。 如果我用经济学的例子说明逻辑行动的范畴，而用与政治社会学有关的例子说明非逻辑 行动范畴，这是因为帕累托通过区分两类行动将两个不同学科联系了起来。对他来说如果经 济学是关于逻辑行动的科学，社会学就是关于非逻辑行动的科学。 帕累托的定义在我看来至为重要，它深刻表达了社会学家们的一个基本意图：分析和解 释行动，以及更一般说来，分析和解释在观察者看来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 这一定义的主要弱点是它难以对帕累托非逻辑行动概念给出一个无歧义的界定。 我无意卷入可能会淹没本书框架的关于非理性概念的讨论，我只想接触在帕累托非逻辑 行动概念意义上的这个概念中并通过这个概念——帕氏的概念多少与它是对应的——产生 的若干难题。 让我们回想一下布里丹驴子的寓言。驴子与身上驮的同样重的两个燕麦袋距离一样远， *原文摘自 Raymond Boudon 著：The logic of social 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 (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 1981),pp.1-17 ① 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著名法国作家，192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注
燕麦的品质和香味也全都一样。它因此没有理由选择这一个不选择那一个,它不能作决定, 没完没了地犹豫不决,最后竞然饿死。 布里丹的驴子的行为不合理,因为其结果并非寓言作者所希求的。这个荒谬的结果本可 以避免,如果它无需任何理由地随意选择其中一个袋子的话;或如果它求生本能大大强于其 拖延的话:或如果它成功地使自己相信这样一个判断的真实性(当然是荒谬的),即一袋燕 麦因被挂于左侧,其品质必定优于右侧的一袋:或如果它首先将头转向左边,记起并相信这 样一句谚语“先入为主”的话。简言之,一种迷信感可以使它避免灾祸。 现在再让我们来考虑嗜烟者的例子。这是下午5点钟,他已经吸了10支烟,他打算点 着第l1支吗?一方面他没有疑虑,烟能给他带来快乐,烟能解决他的欲望,他知道他没有 任何其他办法满足这一欲望:烟会让他感觉放松和舒服。再看消极方面。烟会增加他患某些 疾病的可能性,虽然这只是无限小的可能性,因而“实践中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方面点 燃第11支、12支和13支烟对吸烟人来说是理性的:另一方面,若他感觉到吸烟过度不会 增加他的快乐,甚至还会妨碍他的其他欲望,如睡觉,他决定停止吸烟则是理性的。但人们 怎能称一个行为是理性的,它却产生了从长远看非其所愿的后果呢? 布里丹驴子的寓言证明迷信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帮助社会行动者达到他为自己设定的目 标。吸烟者的例子使人想到某些情境并非只是结构上的模棱两可,而且构成十足的陷阱:无 论他的决定是什么,行动主体总是使自己处在他希望避免的结局中。由于每多吸一支烟的后 果几乎微不足道,即便他意识到这个陷阱,仍然有很大的机缘令他陷落进去。 为了逃避这种陷阱,行动主体可以不考虑他的“意志”或“理性”。对待这样的情境用 如同帕累托意义上的“逻辑”行动一样的思路是不能处理的。而为行动主体的不良信念整出 来的“碰巧”事件,如下面的小故事所表明的,倒使事情有更好的结果。一个烟鬼独自驾驶 了一辆破车长途旅行。突然汽车抛锚在乡间半道上。2小时后他又勉强发动了引擎。但在这 期间他经历了强烈的情绪,致使他吸烟量猛增。过度吸烟又使他咽喉剧痛。由于害怕这种不 快经历再度发生,他决定戒烟 这个例子富有教益。它明显的平庸性隐藏了一个复杂过程。由于不再想做,我们的主人 公已在努力打破将他圈在里面的恶循环一一吸烟乐趣是当下的,而惩罚被推到遥远的将来 汽车故障诱发了行动要素的重新组织。事实上,当下快乐现在已被当事者联系到对同样当下 惩罚的恐惧上。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被突破。但两种理性的重合只在对当下惩罚的惧 怕是眼下时才能被维持。这肯定不是帕累托版的逻辑行动概念。实际上,对从前的嗜烟者来 说,重拾他的老习惯,确信他的恐惧没有道理的可能性原本是很大的。他无疑意识到这一点。 但利用了不良信念的宝贵资源他也许不想给自己这种证明。 这些通过设计从日常情境中借来的简单事例足以表明,“逻辑行动”的模式在许多情形 中确是不够充分的。但它们也说明,坚持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或确切说在逻辑和非逻辑之 间划出精确界限是困难重重的 种行动可以此刻是理性的,却带来不同的讨厌后果。每 个个体可以是理性的,但从每个人一开始理性行为那一刻起可以是不合理的。因此,孤立地 设想每一个体在公民投票中的选择,确定是不合理的一—因为他的投票价值最终微不足道。 如果任何人都以理性方式行事,没有人会喜欢其结果。冷静计算的个人,当知道他的投 票对改变选举结果毫无作用时,如何投票就有了很好的借口,因此他是理性的。但若他的理 性行为并未导致令人不快的结果一一此结果可以从理性行为的普遍化中产生出来一一那仅 仅是因为有大批非理性的选民,他们含糊地相信——但却是错误的—一他们投票的效果 当然同样必要的是在帕累托非逻辑行动的范畴内分出仪式性行动,传统行动(马克斯 韦伯意义上)和情感行为。这些行为乍一看像是处在工具-目的模式之外的。也许存在有像 严格的非理性行为这样的事物。这是亨利希-冯-克莱斯特试图证明的:米歇尔-考哈斯以 亨利希-冯-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177-1811)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最早的 2
2 燕麦的品质和香味也全都一样。它因此没有理由选择这一个不选择那一个，它不能作决定， 没完没了地犹豫不决，最后竟然饿死。 布里丹的驴子的行为不合理，因为其结果并非寓言作者所希求的。这个荒谬的结果本可 以避免，如果它无需任何理由地随意选择其中一个袋子的话；或如果它求生本能大大强于其 拖延的话；或如果它成功地使自己相信这样一个判断的真实性（当然是荒谬的），即一袋燕 麦因被挂于左侧，其品质必定优于右侧的一袋；或如果它首先将头转向左边，记起并相信这 样一句谚语“先入为主”的话。简言之，一种迷信感可以使它避免灾祸。 现在再让我们来考虑嗜烟者的例子。这是下午 5 点钟，他已经吸了 10 支烟，他打算点 着第 11 支吗？一方面他没有疑虑，烟能给他带来快乐，烟能解决他的欲望，他知道他没有 任何其他办法满足这一欲望：烟会让他感觉放松和舒服。再看消极方面。烟会增加他患某些 疾病的可能性，虽然这只是无限小的可能性，因而“实践中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方面点 燃第 11 支、12 支和 13 支烟对吸烟人来说是理性的；另一方面，若他感觉到吸烟过度不会 增加他的快乐，甚至还会妨碍他的其他欲望，如睡觉，他决定停止吸烟则是理性的。但人们 怎能称一个行为是理性的，它却产生了从长远看非其所愿的后果呢？ 布里丹驴子的寓言证明迷信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帮助社会行动者达到他为自己设定的目 标。吸烟者的例子使人想到某些情境并非只是结构上的模棱两可，而且构成十足的陷阱：无 论他的决定是什么，行动主体总是使自己处在他希望避免的结局中。由于每多吸一支烟的后 果几乎微不足道，即便他意识到这个陷阱，仍然有很大的机缘令他陷落进去。 为了逃避这种陷阱，行动主体可以不考虑他的“意志”或“理性”。对待这样的情境用 如同帕累托意义上的“逻辑”行动一样的思路是不能处理的。而为行动主体的不良信念整出 来的“碰巧”事件，如下面的小故事所表明的，倒使事情有更好的结果。一个烟鬼独自驾驶 了一辆破车长途旅行。突然汽车抛锚在乡间半道上。2 小时后他又勉强发动了引擎。但在这 期间他经历了强烈的情绪，致使他吸烟量猛增。过度吸烟又使他咽喉剧痛。由于害怕这种不 快经历再度发生，他决定戒烟。 这个例子富有教益。它明显的平庸性隐藏了一个复杂过程。由于不再想做，我们的主人 公已在努力打破将他圈在里面的恶循环——吸烟乐趣是当下的，而惩罚被推到遥远的将来。 汽车故障诱发了行动要素的重新组织。事实上，当下快乐现在已被当事者联系到对同样当下 惩罚的恐惧上。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被突破。但两种理性的重合只在对当下惩罚的惧 怕是眼下时才能被维持。这肯定不是帕累托版的逻辑行动概念。实际上，对从前的嗜烟者来 说，重拾他的老习惯，确信他的恐惧没有道理的可能性原本是很大的。他无疑意识到这一点。 但利用了不良信念的宝贵资源他也许不想给自己这种证明。 这些通过设计从日常情境中借来的简单事例足以表明，“逻辑行动”的模式在许多情形 中确是不够充分的。但它们也说明，坚持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或确切说在逻辑和非逻辑之 间划出精确界限是困难重重的——一种行动可以此刻是理性的，却带来不同的讨厌后果。每 个个体可以是理性的，但从每个人一开始理性行为那一刻起可以是不合理的。因此，孤立地 设想每一个体在公民投票中的选择，确定是不合理的——因为他的投票价值最终微不足道。 如果任何人都以理性方式行事，没有人会喜欢其结果。冷静计算的个人，当知道他的投 票对改变选举结果毫无作用时，如何投票就有了很好的借口，因此他是理性的。但若他的理 性行为并未导致令人不快的结果——此结果可以从理性行为的普遍化中产生出来——那仅 仅是因为有大批非理性的选民，他们含糊地相信——但却是错误的——他们投票的效果。 当然同样必要的是在帕累托非逻辑行动的范畴内分出仪式性行动，传统行动（马克斯- 韦伯意义上）和情感行为。这些行为乍一看像是处在工具-目的模式之外的。也许存在有像 严格的非理性行为这样的事物。这是亨利希-冯-克莱斯特②试图证明的：米歇尔-考哈斯以一 ② 亨利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最早的
种典型的固执,追求一个他认识到他不能实现的目标。但情况是放弃它比追求它代价更高, 即使这种追求是徒劳的 因为两点理由,帕累托对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分是重要的。首先,在对社会生活 的分析中,非逻辑行动概念具有突出的优点,它突显了复杂行动(现时我满足于使用这个含 糊的表述)的关键特征。这些行动给予观察者的印象是,行动者若不是根据荒唐的原则行动 (如布里丹的驴子,它偏好左边袋子而非右边的),就是追求他不想要的目标(吸烟者预期 中的自杀) 第二,我相信它使非逻辑行动成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帕累托很好表达了在他前后若非 全部至少是一大批社会学家所共有的基本意愿。 帕累托的区别的主要弱点,当然是由于难以给非逻辑行动(或非理性行动)一个满意的 定义所造成的。因为事实上,人们无法确定地定义一般理性概念,而只能限定在行动和互动 的特定脉络中。布里丹的驴子相信它左边的幸运也许是对的。我们的驾车人在修理他的汽车 汽化器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也是对的,因为他并没有明确计算出对他行为的直接惩罚或与之 不同的报酬。这不能认为,在两小时内抽完一包烟始终是合理的,甚至也不能说,一种被迫 的滥吸烟或酗酒总会导致使他戒烟或戒酒的次要效果。 分析这些行动的复杂类型是本书的主要论题之 社会学:关于社会决定因素的科学 美国经济学家达森布雷( Duesenberry)在一个著名的公式中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学的著 名定义。他假定经济学教人行动的方法,社会的行动主体依据行动方法行动并竭力实现他为 自己设定的目标;社会学则告诉人各种原因,它们怎样妨碍其行动及目标实现。 他的公式若转译得不那么挖苦的话,是要求将社会学视为这样一种学科:其基本目的是 去发现约束个人自主行动的各种社会决定因素。 这项定义明确回应了社会学家众多不同意愿中的一种意愿。相当部分的近代社会学研究 贡献于分析基于一定变量上的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的各种后果:如学术表现和成果,政治的、 文化的或经济的行为等。针对这种情况,丹尼尔-贝尔定义今天的社会学是对社会阶级和社 会分层的各种结果的研究 不必像贝尔走得那样远,人们必定认识到社会学常被表述为或认知为研究社会决定因素 的科学。在古典社会学家中,对给予社会学这种视角正当地位(与由他引发的解释论的社会 学相反对)贡献最多的学者之一当然是涂尔干 让我们来考察他的经典作品《论自杀》中的例子。该书证明自我毁灭的行动,作为一种 “个体”行为的体现,显示出其发生率,若非受社会影响,至少也是受具有社会特征的某些 因素的影响,自杀也是这个社会的现象。例如,涂尔干表明,若所有其他条件相同,自杀率 在新教中高于天主教,他解释这一事实用了一个一般理论命题:个人主义的发展(他不用“唯 我主义”一词)关系到给予个人以控制权来决定其生存意义,但这种自由可以成为焦虑的根 源。因此人们必定会预计,在一个给予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决定善恶更多自由的社群中将看 到更高的自杀率。换言之,根据涂尔干的论证,新教和天主教的自杀率的差异(以及《论自 杀》中分析的其他人群的自杀率的差异)表明,唯我主义乃是自杀的一个社会原因。 另一个社会原因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当社会规范变得不确定时,个人的预期和愿 望也不再能确定,力所不及目标落空的水平会上升,从而他们的计划更容易招致失败,愿望 得不到满足,期待不能如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定会预期更多失范的社群将会出现更高的 自杀率,或者说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失范的增长将带来自杀率的上升。涂尔干试图根据积累的 抨击者之一,也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下文提到的米歇尔考哈斯是其主要作品 Michael Kollaas中 的主人公
3 种典型的固执，追求一个他认识到他不能实现的目标。但情况是放弃它比追求它代价更高， 即使这种追求是徒劳的。 因为两点理由，帕累托对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分是重要的。首先，在对社会生活 的分析中，非逻辑行动概念具有突出的优点，它突显了复杂行动（现时我满足于使用这个含 糊的表述）的关键特征。这些行动给予观察者的印象是，行动者若不是根据荒唐的原则行动 （如布里丹的驴子，它偏好左边袋子而非右边的），就是追求他不想要的目标（吸烟者预期 中的自杀） 第二，我相信它使非逻辑行动成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帕累托很好表达了在他前后若非 全部至少是一大批社会学家所共有的基本意愿。 帕累托的区别的主要弱点，当然是由于难以给非逻辑行动（或非理性行动）一个满意的 定义所造成的。因为事实上，人们无法确定地定义一般理性概念，而只能限定在行动和互动 的特定脉络中。布里丹的驴子相信它左边的幸运也许是对的。我们的驾车人在修理他的汽车 汽化器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也是对的，因为他并没有明确计算出对他行为的直接惩罚或与之 不同的报酬。这不能认为，在两小时内抽完一包烟始终是合理的，甚至也不能说，一种被迫 的滥吸烟或酗酒总会导致使他戒烟或戒酒的次要效果。 分析这些行动的复杂类型是本书的主要论题之一。 社会学：关于社会决定因素的科学 美国经济学家达森布雷（Duesenberry）在一个著名的公式中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学的著 名定义。他假定经济学教人行动的方法，社会的行动主体依据行动方法行动并竭力实现他为 自己设定的目标；社会学则告诉人各种原因，它们怎样妨碍其行动及目标实现。 他的公式若转译得不那么挖苦的话，是要求将社会学视为这样一种学科：其基本目的是 去发现约束个人自主行动的各种社会决定因素。 这项定义明确回应了社会学家众多不同意愿中的一种意愿。相当部分的近代社会学研究 贡献于分析基于一定变量上的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的各种后果：如学术表现和成果，政治的、 文化的或经济的行为等。针对这种情况，丹尼尔-贝尔定义今天的社会学是对社会阶级和社 会分层的各种结果的研究。 不必像贝尔走得那样远，人们必定认识到社会学常被表述为或认知为研究社会决定因素 的科学。在古典社会学家中，对给予社会学这种视角正当地位（与由他引发的解释论的社会 学相反对）贡献最多的学者之一当然是涂尔干。 让我们来考察他的经典作品《论自杀》中的例子。该书证明自我毁灭的行动，作为一种 “个体”行为的体现，显示出其发生率，若非受社会影响，至少也是受具有社会特征的某些 因素的影响，自杀也是这个社会的现象。例如，涂尔干表明，若所有其他条件相同，自杀率 在新教中高于天主教，他解释这一事实用了一个一般理论命题：个人主义的发展（他不用“唯 我主义”一词）关系到给予个人以控制权来决定其生存意义，但这种自由可以成为焦虑的根 源。因此人们必定会预计，在一个给予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决定善恶更多自由的社群中将看 到更高的自杀率。换言之，根据涂尔干的论证，新教和天主教的自杀率的差异（以及《论自 杀》中分析的其他人群的自杀率的差异）表明，唯我主义乃是自杀的一个社会原因。 另一个社会原因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当社会规范变得不确定时，个人的预期和愿 望也不再能确定，力所不及目标落空的水平会上升，从而他们的计划更容易招致失败，愿望 得不到满足，期待不能如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定会预期更多失范的社群将会出现更高的 自杀率，或者说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失范的增长将带来自杀率的上升。涂尔干试图根据积累的 抨击者之一，也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下文提到的米歇尔-考哈斯是其主要作品 Michael Kolhaas 中 的主人公。——译注
例子证明这一命题。道德和法律机构的约束力变弱时自杀率上升。在一个相似的社会中,自 杀在处在弱规范约束下的人群中更容易发生。经济繁荣时期自杀会增加。实际上,当生意兴 旺时,乐观主义情绪会涌现,个人的期望和要求增长太快,以至于无法有效得到满足,结果 是集体福利的快速提高可能导致个人受挫感的同步增长,这种受挫可以用自杀率的增长直接 衡量。 由上面不多的例子,无疑可以对从诸如《论自杀》书中抽取出的关于社会学的通俗定义 给出充分的说明。对社会学家来说,研究自杀涉及对自杀的各种社会原因的分析,同样地, 犯罪社会学通常被定义为对犯罪的社会成因的研究,政治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是对导致政治 选择和学术行为的社会原因的研究,等等 乍一看,这样的定义似乎全然不同于帕累托的定义。对帕累托来说,社会学家关心行动 即使他将逻辑行动交给了经济学,并且只对非逻辑行动感兴趣,帕累托贡献了一种主动的社 会学的人( active homo sociologies)。与之相反,涂尔干看来使社会学的人成为一个被动的 主体,一种其行为不过是社会原因之产物的自动类型 这种视角不仅得到《论自杀》的有力证明,也为涂尔干许多其他著作所证明。因此在《劳 动分工论》中涂尔干致力于反驳主要为斯宾塞捍卫的理论,它认为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基 本上可以用分工产生的经济好处来解释。根据这个论点,劳动分工的过程因此是社会行动者 明确的或暗含的意志的产物。对涂尔干来说,劳动分工过程确实带来了人们所欲求的经济成 果,但这些成果必须被解释为是原因也是结果。根据涂尔干,劳动分工是社会中“道德密度” 和“体积”增长的结果。 可以看到,如同《论自杀》一样,《劳动分工论》仍然采取了被动的社会学的人的形象 即人是受制于各种社会原因的,并且纯为各种社会力量施以作用的焦点 讨论对涂尔干著作的不同解释自然不在本书范围内。一些作者,如美国的杰克道格拉 斯或法国的简-巴什勒批评涂尔干,除了些微差别外,他们的批评差不多都将他归为可名之 为“社会学主义”的鼻祖。根据社会学主义,社会行动者只有一种表面的自主性,实际上可 以被社会学家当作被动的存在来处理。其他一些作者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 在涂尔干中发现了认识论学者所谓的“全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社会学的先驱,这种观 点聚焦于结构而不是个人,并用结构的术语解释行为 就个人而言,我更偏好解释理论,偏好像帕森斯,阿尔伯特或斯塔克等人的解释理论, 借用阿尔伯特的概念,涂尔干是“实在论的关系论者”( realist relationist)。我们理解阿尔伯 特的“实在论的关系论”( realist relationism)概念,对涂尔干来说,社会实在是由各种关系 系统构成的,或也可以说,是由社会制度在社会行动者中规定的具体的互动系统构成的。至 于涂尔干使用的多少等同于社会概念的社会原因概念,必须避免将一种实在论的解释加之于 它们。根据阿尔伯特,它们只是表达具有独立实在性的社会关系系统某些特征的方便手段。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涂尔干大部分的理论和结论都能容易地再转译为一种行动社会学 的语言,我指行动社会学将社会行动者或能动者视为原子,而将互动的系统视为逻辑的分子 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一点。涂尔干说失范是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失范解释了经济 扩张由于常会导致不确定期望,成为不满的发生器。事实上商务周期的顶点证明是与自杀周 期的顶点正相重合的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可以用行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将构造一个简单的模型,意在 模拟涂尔干试图展示的结果。这个模型在一个虚拟的实验性的背景中须作为大模型的复制来 考虑,与涂尔干考虑的真实情境和他力图强调的基本机制相比,该模型是极其简化的 模型旨在产生一种在一定数量的人们之间的最基本的竞争情境,并研究行动者行为的种 种变化,这些变化来自竞争条件的变化。为阐明情况,我们安排一个十人的小组,让他们面 对十分简单的选择情境,每一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参加投注一镑的博彩。博彩很简单,只有两
4 例子证明这一命题。道德和法律机构的约束力变弱时自杀率上升。在一个相似的社会中，自 杀在处在弱规范约束下的人群中更容易发生。经济繁荣时期自杀会增加。实际上，当生意兴 旺时，乐观主义情绪会涌现，个人的期望和要求增长太快，以至于无法有效得到满足，结果 是集体福利的快速提高可能导致个人受挫感的同步增长，这种受挫可以用自杀率的增长直接 衡量。 由上面不多的例子，无疑可以对从诸如《论自杀》书中抽取出的关于社会学的通俗定义 给出充分的说明。对社会学家来说，研究自杀涉及对自杀的各种社会原因的分析，同样地， 犯罪社会学通常被定义为对犯罪的社会成因的研究，政治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是对导致政治 选择和学术行为的社会原因的研究，等等。 乍一看，这样的定义似乎全然不同于帕累托的定义。对帕累托来说，社会学家关心行动。 即使他将逻辑行动交给了经济学，并且只对非逻辑行动感兴趣，帕累托贡献了一种主动的社 会学的人（active homo sociologicus）。与之相反，涂尔干看来使社会学的人成为一个被动的 主体，一种其行为不过是社会原因之产物的自动类型。 这种视角不仅得到《论自杀》的有力证明，也为涂尔干许多其他著作所证明。因此在《劳 动分工论》中涂尔干致力于反驳主要为 斯宾塞捍卫的理论，它认为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基 本上可以用分工产生的经济好处来解释。根据这个论点，劳动分工的过程因此是社会行动者 明确的或暗含的意志的产物。对涂尔干来说，劳动分工过程确实带来了人们所欲求的经济成 果，但这些成果必须被解释为是原因也是结果。根据涂尔干，劳动分工是社会中“道德密度” 和“体积”增长的结果。 可以看到，如同《论自杀》一样，《劳动分工论》仍然采取了被动的社会学的人的形象， 即人是受制于各种社会原因的，并且纯为各种社会力量施以作用的焦点。 讨论对涂尔干著作的不同解释自然不在本书范围内。一些作者，如美国的杰克-道格拉 斯或法国的简-巴什勒批评涂尔干，除了些微差别外，他们的批评差不多都将他归为可名之 为“社会学主义”的鼻祖。根据社会学主义，社会行动者只有一种表面的自主性，实际上可 以被社会学家当作被动的存在来处理。其他一些作者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 在涂尔干中发现了认识论学者所谓的“全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社会学的先驱，这种观 点聚焦于结构而不是个人，并用结构的术语解释行为。 就个人而言，我更偏好解释理论，偏好像帕森斯，阿尔伯特或斯塔克等人的解释理论， 借用阿尔伯特的概念，涂尔干是“实在论的关系论者”（realist relationist）。我们理解阿尔伯 特的“实在论的关系论”（realist relationism）概念，对涂尔干来说，社会实在是由各种关系 系统构成的，或也可以说，是由社会制度在社会行动者中规定的具体的互动系统构成的。至 于涂尔干使用的多少等同于社会概念的社会原因概念，必须避免将一种实在论的解释加之于 它们。根据阿尔伯特，它们只是表达具有独立实在性的社会关系系统某些特征的方便手段。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涂尔干大部分的理论和结论都能容易地再转译为一种行动社会学 的语言，我指行动社会学将社会行动者或能动者视为原子，而将互动的系统视为逻辑的分子。 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一点。涂尔干说失范是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失范解释了经济 扩张由于常会导致不确定期望，成为不满的发生器。事实上商务周期的顶点证明是与自杀周 期的顶点正相重合的。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可以用行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将构造一个简单的模型，意在 模拟涂尔干试图展示的结果。这个模型在一个虚拟的实验性的背景中须作为大模型的复制来 考虑，与涂尔干考虑的真实情境和他力图强调的基本机制相比，该模型是极其简化的。 模型旨在产生一种在一定数量的人们之间的最基本的竞争情境，并研究行动者行为的种 种变化，这些变化来自竞争条件的变化。为阐明情况，我们安排一个十人的小组，让他们面 对十分简单的选择情境，每一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参加投注一镑的博彩。博彩很简单，只有两
注可贏得从三镑中产生的毛利。赢者由决定参加游戏的人抽签决定。确切地说,如果只有 人玩,他肯定赢:如果两人玩,这两人必定贏:如果三人玩,每人中彩的机会是2/3:如果 四人参加,嬴的机会变成2/4等等。进而我们还假定玩家没有机会彼此商量对策。问题是要 努力猜测他们的行为 为此,我们制作了下表(表1),它显示,任何游戏者的获胜期望,作为参加者人数的 函数,取决于他决定是否玩游戏 游戏的其他参加者的人数 游戏者 获胜的 参加 (0.50)(0.20)(0) (-0.14)(-0.25)(-0.33)(40.40) 不参加 0 0 0 0 0 当我们的行动者决定不参加游戏时,自然他的净收益为0(第二行)。如果仅他一人玩 或还有另一人玩,他的净收益为2(总额3减去1注)。当还有另两人玩时,他有2/3的机会 获得2注,1/3机会损失1注,他的收获期望从而等于 2(2/3)+(-1)(1/3)=1 浏览一下表1第一行数字,计算结果恰好显示,游戏者相信如果最多有四人玩,他中彩 的希望仍然是正的。超过四人,他赢的希望接近于0,然后变成负的 我们的游戏者将做什么?没有一个补充假设难以断言。因此为了我们现在的需要,让我 们假设,我们小组的五个人反感冒险,确切说,他们憎恶落到中彩期望可能是负的境地。另 外不太胆怯的五人接受负的中彩期望的风险,假如其结果不比-1更坏的话 这些假设一旦设定,结果就可从中推演出来:头五人将缺席,另五人将参加。在后者中 两人将嬴,三人会输。这样,一方面由游戏者和他们对风险的态度的分布所决定,另一方面 由游戏结构所决定的互动的系统就产生一种三人将持续失败的情境。因为他们的投入与另两 个赢家一样多,他们无疑要经历挫折,的确会忿忿不平。 现在让我们记住涂尔干的假设,收益希望提高可能刺激不确定期望,结果更增加受挫感。 为了在我们虚拟的实验模型的层面上再现这种情境,我们将假设,在第二种情境中,组织者 向参加同一游戏的同一批人暗示中彩者将不是两人而是四人,该互动系统的其余方面一仍其 旧。因此除了有关中彩人数的规则有变外游戏结构保持不变。可能的游戏者与第一种情境中 一样对风险持有相同态度。这样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与表1类似的表2 表2 游戏的其他参加者的人数 获胜的 希望
5 注可赢得从三镑中产生的毛利。赢者由决定参加游戏的人抽签决定。确切地说，如果只有一 人玩，他肯定赢；如果两人玩，这两人必定赢；如果三人玩，每人中彩的机会是 2/3；如果 四人参加，赢的机会变成 2/4 等等。进而我们还假定玩家没有机会彼此商量对策。问题是要 努力猜测他们的行为。 为此，我们制作了下表（表 1），它显示，任何游戏者的获胜期望，作为参加者人数的 函数，取决于他决定是否玩游戏。 表 1 游戏的其他参加者的人数 游戏者 获胜的 希望 0 1 2 3 4 5 6 7 8 9 参加 2 2 (1) (0.50) (0.20) (0) (-0.14) (-0.25) (- 0.33) (-0.40) 不参加 0 0 0 0 0 0 0 0 0 0 当我们的行动者决定不参加游戏时，自然他的净收益为 0（第二行）。如果仅他一人玩 或还有另一人玩，他的净收益为 2（总额 3 减去 1 注）。当还有另两人玩时，他有 2/3 的机会 获得 2 注，1/3 机会损失 1 注，他的收获期望从而等于： 2（2/3）+（-1）（1/3）=1 浏览一下表 1 第一行数字，计算结果恰好显示，游戏者相信如果最多有四人玩，他中彩 的希望仍然是正的。超过四人，他赢的希望接近于 0，然后变成负的。 我们的游戏者将做什么？没有一个补充假设难以断言。因此为了我们现在的需要，让我 们假设，我们小组的五个人反感冒险，确切说，他们憎恶落到中彩期望可能是负的境地。另 外不太胆怯的五人接受负的中彩期望的风险，假如其结果不比-1 更坏的话。 这些假设一旦设定，结果就可从中推演出来：头五人将缺席，另五人将参加。在后者中， 两人将赢，三人会输。这样，一方面由游戏者和他们对风险的态度的分布所决定，另一方面 由游戏结构所决定的互动的系统就产生一种三人将持续失败的情境。因为他们的投入与另两 个赢家一样多，他们无疑要经历挫折，的确会忿忿不平。 现在让我们记住涂尔干的假设，收益希望提高可能刺激不确定期望，结果更增加受挫感。 为了在我们虚拟的实验模型的层面上再现这种情境，我们将假设，在第二种情境中，组织者 向参加同一游戏的同一批人暗示中彩者将不是两人而是四人，该互动系统的其余方面一仍其 旧。因此除了有关中彩人数的规则有变外游戏结构保持不变。可能的游戏者与第一种情境中 一样对风险持有相同态度。这样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与表 1 类似的表 2： 表 2 游戏的其他参加者的人数 游戏者 获胜的 希望 0 1 2 3 4 5 6 7 8 9
参加 (1.40)(1.00)0.71)(0.50)(0.33)(0.20) 不参加 如果至多还有另三个游戏者,我们的玩家将有2注的净收益。如果除他外还有四人玩, 他的中彩希望等于140。实际上,他有4/5的机会赢得2注,1/5的机会损失1注,这等于: 2(4/5)+(-1)(1/5)=1.40 其他数据以同一算式得出。 那会发生什么呢?虽然游戏者的态度在同一游戏中的分布一如先前,这一次每一个人都 将参加游戏。事实上,那更胆怯的五个人都相信这次他们将不再冒中彩期望为负值的风险。 不论别人的行为如何,他们赢的希望实为正的。 这样,十个潜在的游戏者都参与了游戏。由于只有四个可能的赢家,另六个人将在博彩 中徒劳下注,并失望而归。 简言之,游戏组织者增加了的慷慨对争取更多的游戏参与者发挥了基本的效果,因为赢 家的数目增加了。换言之,该模型表明,构成这样一种情境是可能的,即给予每个人的流动 机会、中彩机会或中彩可能性上升机会的增加会导致一般受挫水平上升的后果。这种实验的 模型从而让我们考虑涂尔干会在失范名目下概括在一起的某些机制 从这里的讨论我们可以引出什么教益?首先,完全没有必要将失范概念解释为栖身于社 会层面的神秘力量一一一种无须知晓人就可刺激个人的欲望,怂恿其误想的期望,从而使之 遭受挫折,最坏导致其绝望的力量。赫伯特-马尔库塞相信由“社会结构”发出的社会力量 的存在,并且更像是以磁力作用于铁锉屑那样的方式影响个人的各种期望、愿望和渴望,马 氏这样想是可能的。但涂尔干本人不大可能陷入这样一个可疑的范式中。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劳动分工论》的例子。斯宾塞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的意图的结果。 涂尔干拒绝这一观点,他视这种分工现象为社会规模和密度增长激起的种种复杂变化的意外 后果。但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涂尔干给予社会学的人一种被动身份。相反,他的理论设想劳 动分工为有意图行动的一种复杂组合的意外后果。 如果人们同意阿尔伯特视涂尔干为“实在论的关系论者”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在涂氏的 著作中读到社会学的基本志向之一:去分析由社会制度规定的各种互动系统之结构与行动者 的期望、信念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以模型的方式对涂尔干失范理论(它是在《论自 杀》中令人注意地提出的)的自由转译,其好处是它清晰地揭示了通过互动系统的结构而作 用于行动者的因果过程的性质。它表明完全没有必要将社会行动者弄成一个为社会力量摆布 的被动存在。实际上,这个模型通过使社会行动者成为一个努力利用他被置于其中的情境的 决策者,而对《论自杀》的最自相矛盾也最有趣的结果(自杀率的增长不仅发生在萧条期也 发生在经济繁荣日子里等〕提出了一种解释。当情境变化时,决策随之变化(至少对行动者 群体是如此)。但情境的变化与行动者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若我们承认行动者为主动 的实体时才是可理解的、可解释的并最终可预测的 尽管有那些用现代“社会学主义”的缺点来分析涂尔干的解释,人们仍可以正当地争辩 像《论自杀》或《劳动分工论》这样的著作以极大的深刻性表明了社会学的一项主要目的: 研究互动系统的结构对于构成这些系统的行动者的行动和信念的复杂影响。 社会学家们纷簾的意图和社会学的对象 不论其所产生的种种困难,涂尔干和帕累托给出的社会学定义肯定比其他学者更好地表 述了大多数社会学家们纷繁多样的意图。因此他们可以引导我们达到对社会学志向的一种满
6 参加 2 2 2 2 (1.40) (1.00) (0.71) (0.50) ( 0.33) (0.20) 不参加 0 0 0 0 0 0 0 0 0 0 如果至多还有另三个游戏者，我们的玩家将有 2 注的净收益。如果除他外还有四人玩， 他的中彩希望等于 1.40。实际上，他有 4/5 的机会赢得 2 注，1/5 的机会损失 1 注，这等于： 2（4/5）+（-1）（1/5）=1.40 其他数据以同一算式得出。 那会发生什么呢？虽然游戏者的态度在同一游戏中的分布一如先前，这一次每一个人都 将参加游戏。事实上，那更胆怯的五个人都相信这次他们将不再冒中彩期望为负值的风险。 不论别人的行为如何，他们赢的希望实为正的。 这样，十个潜在的游戏者都参与了游戏。由于只有四个可能的赢家，另六个人将在博彩 中徒劳下注，并失望而归。 简言之，游戏组织者增加了的慷慨对争取更多的游戏参与者发挥了基本的效果，因为赢 家的数目增加了。换言之，该模型表明，构成这样一种情境是可能的，即给予每个人的流动 机会、中彩机会或中彩可能性上升机会的增加会导致一般受挫水平上升的后果。这种实验的 模型从而让我们考虑涂尔干会在失范名目下概括在一起的某些机制。 从这里的讨论我们可以引出什么教益？首先，完全没有必要将失范概念解释为栖身于社 会层面的神秘力量——一种无须知晓人就可刺激个人的欲望，怂恿其误想的期望，从而使之 遭受挫折，最坏导致其绝望的力量。赫伯特-马尔库塞相信由“社会结构”发出的社会力量 的存在，并且更像是以磁力作用于铁锉屑那样的方式影响个人的各种期望、愿望和渴望，马 氏这样想是可能的。但涂尔干本人不大可能陷入这样一个可疑的范式中。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劳动分工论》的例子。斯宾塞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的意图的结果。 涂尔干拒绝这一观点，他视这种分工现象为社会规模和密度增长激起的种种复杂变化的意外 后果。但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涂尔干给予社会学的人一种被动身份。相反，他的理论设想劳 动分工为有意图行动的一种复杂组合的意外后果。 如果人们同意阿尔伯特视涂尔干为“实在论的关系论者”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在涂氏的 著作中读到社会学的基本志向之一：去分析由社会制度规定的各种互动系统之结构与行动者 的期望、信念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以模型的方式对涂尔干失范理论（它是在《论自 杀》中令人注意地提出的）的自由转译，其好处是它清晰地揭示了通过互动系统的结构而作 用于行动者的因果过程的性质。它表明完全没有必要将社会行动者弄成一个为社会力量摆布 的被动存在。实际上，这个模型通过使社会行动者成为一个努力利用他被置于其中的情境的 决策者，而对《论自杀》的最自相矛盾也最有趣的结果（自杀率的增长不仅发生在萧条期也 发生在经济繁荣日子里等）提出了一种解释。当情境变化时，决策随之变化（至少对行动者 群体是如此）。但情境的变化与行动者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若我们承认行动者为主动 的实体时才是可理解的、可解释的并最终可预测的。 尽管有那些用现代“社会学主义”的缺点来分析涂尔干的解释，人们仍可以正当地争辩， 像《论自杀》或《劳动分工论》这样的著作以极大的深刻性表明了社会学的一项主要目的： 研究互动系统的结构对于构成这些系统的行动者的行动和信念的复杂影响。 社会学家们纷繁的意图和社会学的对象 不论其所产生的种种困难，涂尔干和帕累托给出的社会学定义肯定比其他学者更好地表 述了大多数社会学家们纷繁多样的意图。因此他们可以引导我们达到对社会学志向的一种满
意的描述。帕累托对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分表眀,某些行动者虽然是可以使之被人理 解的,但乍一看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如果人们在社会行动者被认为可清楚地看 出他的利益所在处运用逻辑去发现他可以方便地得到去实现他的目标的手段,并使自己可以 权衡可选用手段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的话,那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选民屈从安纳托尔 法朗士之权威的行为就是不可理解的。简言之,帕累托的一个基本直觉是社会学家的工作是 去精心阐述比经济学家所运用的行动理论更为普遍的行动理论。通过对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 ( zweckrationalitat and wertrationalitat)的区分,马克斯-韦伯提出两种分析图式,其中一种 ( zweckrationalitat)涵盖帕累托的逻辑行动,另一种( wertrationalitat)则特别用来解释显然 出自任何目的的行动 帕累托问题一一提出一种可以思考非逻辑行动的独特的行动理论一一当然表达了社会 学的面相之一。我们将暂时满足于指出现代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已经远离帕累托和韦伯。逻辑 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别,或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暗示某种二元论的存在,它现已不 适于解释人类的行为。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二元论是有待废弃的临时区分。这种区分更经常 地只是存在于观察者的思想中。在那些他获有印象他可直接理解别人行为的场合,他往往会 为这种行为贴上逻辑的,或目的理性的标签,或用他喜好的语言径直称其为“理性的”。而 在那些别人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甚清楚的或不可理解的场合,他则倾向于将它解释为非逻辑 的或非理性的。究竟为什么人们对法朗士有信心?但如果设想同一些公民在商店购物时行为 合乎逻辑,而在选择他们的国会议员时表现得不合逻辑,这就要求一种二元论,说得再轻点 它也是可疑的 事实上,第三共和国选民对法朗士的信心今天当然可以用所谓的普遍化的行动理论来解 释:在政治事务上(以及在其他许多事务上),行动者往往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决定的。两 项政策P!和P2提供给选民:根据其支持者的判断,P1将产生结果Q1,Q2.Qk;而从其 反对者看来,它将导致讨厌的结果R1,R2.Rm。选民如何“逻辑地”作出他的选择?如 果他声称他将试验性地作决定,如他在购物时所做的那样,他肯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可比之 于布里丹的驴子:他会迫不得已地说他无法作决定。而驴子的处境甚至更值得羡慕。它知道 两袋燕麦彼此难以分出好坏。而对投票者来说,他只知道两派已经对分别位于右侧和左侧的 两袋燕麦的每一袋都形成了对立的判断。但他却并未亲眼看到这些袋子。他该做什么?退出 游戏吗?但他为什么要放弃政治机构允许他对很可能影响他未来的投票选择行使不完全的 控制?设法通过想象某些精巧的迁回之路来看出燕麦袋的价值当然是更可取的。 对投票者来说,迂回路之一可以是通过“客观的”方法努力使自己相信P1必定导致(或 不导致)Q1到Qk的结果,借助于一简化的模型,他判定这些结果都是合乎心意的(或令 人讨厌的)。另一条迂回路是分析P1和P提议者的动机和目的,并将这些设想的动机与他 们赞同的价值相比较。这是一个理由,说明电视镜头前的一个微笑或一个字为什么常常可能 对候选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它改变了大批选民对于候选人动机所作的解释的话。在对 动机的考察中,一种补充性的迂回路可能是依赖那些“人类灵魂的专家”,像法朗士这样的 士林文人就是被人们如此信赖的。 我的目的并非试图形式化一种逻辑,可以用它来考虑上述这样一类的事例。这样的意图 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记下我试图建立的命题之一已经足矣,即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面相产生于 在只许考虑逻辑行动的诸模型的语境中对一种普遍化的行动理论的探寻。 另一个基本面相可与涂尔干的工作相联系。它可以这样来概括:个人的行动只有联系个 人被置于其中的社会背景,或更确切地说,只有联系个人参与其中的互动系统的结构时才能 被理解。 让我们回到失范的例子。如果我处在一个赢家较少的竞争系统中,我会小心地限制我的 经济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投注,这是社会机构要我作出安排以便确定我参与游戏的意向。如
7 意的描述。帕累托对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分表明，某些行动者虽然是可以使之被人理 解的，但乍一看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如果人们在社会行动者被认为可清楚地看 出他的利益所在处运用逻辑去发现他可以方便地得到去实现他的目标的手段，并使自己可以 权衡可选用手段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的话，那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选民屈从安纳托尔- 法朗士之权威的行为就是不可理解的。简言之，帕累托的一个基本直觉是社会学家的工作是 去精心阐述比经济学家所运用的行动理论更为普遍的行动理论。通过对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 （zweckrationalitat and wertrationalitat）的区分，马克斯-韦伯提出两种分析图式，其中一种 （zweckrationalitat）涵盖帕累托的逻辑行动，另一种（wertrationalitat）则特别用来解释显然 出自任何目的的行动。 帕累托问题——提出一种可以思考非逻辑行动的独特的行动理论——当然表达了社会 学的面相之一。我们将暂时满足于指出现代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已经远离帕累托和韦伯。逻辑 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别，或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暗示某种二元论的存在，它现已不 适于解释人类的行为。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二元论是有待废弃的临时区分。这种区分更经常 地只是存在于观察者的思想中。在那些他获有印象他可直接理解别人行为的场合，他往往会 为这种行为贴上逻辑的，或目的理性的标签，或用他喜好的语言径直称其为“理性的”。而 在那些别人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甚清楚的或不可理解的场合，他则倾向于将它解释为非逻辑 的或非理性的。究竟为什么人们对法朗士有信心？但如果设想同一些公民在商店购物时行为 合乎逻辑，而在选择他们的国会议员时表现得不合逻辑，这就要求一种二元论，说得再轻点 它也是可疑的。 事实上，第三共和国选民对法朗士的信心今天当然可以用所谓的普遍化的行动理论来解 释：在政治事务上（以及在其他许多事务上），行动者往往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决定的。两 项政策 P1 和 P2 提供给选民：根据其支持者的判断，P1 将产生结果 Q1,Q2…..Qk；而从其 反对者看来，它将导致讨厌的结果 R1,R2……Rm。选民如何“逻辑地”作出他的选择？如 果他声称他将试验性地作决定，如他在购物时所做的那样，他肯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可比之 于布里丹的驴子：他会迫不得已地说他无法作决定。而驴子的处境甚至更值得羡慕。它知道 两袋燕麦彼此难以分出好坏。而对投票者来说，他只知道两派已经对分别位于右侧和左侧的 两袋燕麦的每一袋都形成了对立的判断。但他却并未亲眼看到这些袋子。他该做什么？退出 游戏吗？但他为什么要放弃政治机构允许他对很可能影响他未来的投票选择行使不完全的 控制？设法通过想象某些精巧的迂回之路来看出燕麦袋的价值当然是更可取的。 对投票者来说，迂回路之一可以是通过“客观的”方法努力使自己相信 P1 必定导致（或 不导致）Q1 到 Qk 的结果，借助于一简化的模型，他判定这些结果都是合乎心意的（或令 人讨厌的）。另一条迂回路是分析 P1 和 P2 提议者的动机和目的，并将这些设想的动机与他 们赞同的价值相比较。这是一个理由，说明电视镜头前的一个微笑或一个字为什么常常可能 对候选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它改变了大批选民对于候选人动机所作的解释的话。在对 动机的考察中，一种补充性的迂回路可能是依赖那些“人类灵魂的专家”，像法朗士这样的 士林文人就是被人们如此信赖的。 我的目的并非试图形式化一种逻辑，可以用它来考虑上述这样一类的事例。这样的意图 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记下我试图建立的命题之一已经足矣，即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面相产生于 在只许考虑逻辑行动的诸模型的语境中对一种普遍化的行动理论的探寻。 另一个基本面相可与涂尔干的工作相联系。它可以这样来概括：个人的行动只有联系个 人被置于其中的社会背景，或更确切地说，只有联系个人参与其中的互动系统的结构时才能 被理解。 让我们回到失范的例子。如果我处在一个赢家较少的竞争系统中，我会小心地限制我的 经济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投注，这是社会机构要我作出安排以便确定我参与游戏的意向。如
果获胜机会或流动杋会增加,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被引诱到游戏中去。在每一种情形中,行动 者的行为只在若人们首先使自己投身于他们所从属的互动系统中才是可理解的。这并不表明 互动系统无论如何都决定他们的行为。每一个行动者,出于其个性,他对风险的态度,他的 抱负,他对具体情境的信息(所有这些变量当然部分地依赖社会环境和行动者的个人历史), 会努力采取最适于他的利益的行动,或他想象多少合乎其利益的行动。他的行为不是事先编 程的。尽管如此,社会学家仍有一切权利去权衡互动系统的种种参数对于行动者行为的效果。 在前文给出的简单模型显示,若所有的情形都相等,当给予潜在竞争者获胜的机会增加 时,在某些条件下这可能导致失败者数量的增加。当然,这样人们往往会强调互动系统的性 质(及其变化)与行动者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远非与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要求 不相容。相反,因果关系只有在若社会主体的行为被解释为一种行动时,更确切地说一种致 力于实现某些目标的活动时才是可理解的。换言之,在互动系统的参数和行动者的行为之间 被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只有在若人们将其当作自主行动者的目的论的(或有意的)行为的结 果时才是可理解的 虽然“失范”或“唯我主义”的增长,根据涂尔干会导致自杀率的增长,这并不意味着 无须知晓他们,社会就能导出社会主体的某些感觉和行为。但当失范增长时(如作为收益希 望增加的一个结果),这种变化一般会导致心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过度投入,这是可能发 生的。这反过来会增加每个行动者发现自己最终处于失望境地的可能性。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立场可据以提出一种定义,如果不是社会学的,至少也是关于众多社 会学家们纷繁意图的定义。尽管存在着如将“涂尔干的社会学”,“帕累托的社会学”或“韦 伯的社会学”区分开来的明显的差异,在此表观之下,在这些作者和其他许多作者之间关于 社会的性质与原则的基本一致是可以显现出来的。我将以下列三个命题描述这种一致的基 命题1、不论其论题如何多样繁复,社会学并不涉及那些不可弥合的异质的活动。社会 学研究单一事实,统计概率的规则并力求强调一般关系等,但其分析极普遍地倾向于重视互 动系统的各种性质,它们对于单一事实、规则和可观察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社会 学家感兴趣的现象被认为可根据互动系统的结构来解释,这些现象就形成于这一结构中 命题2、社会学分析的逻辑原子因此是个体行动者。当然行动者并不在一种制度的或社 会的真空中行动。但是,他的行动在一系列约束条件的背景中,如他必须当作强加于他的既 有条件接受的各种要素的背景中展开,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应当作这些约束条件的 唯一结果来对待。约束条件只是可容我们理解个人行动的要素之一。先前的若干分析已暗示 社会学家在互动系统的性质与个人行为中揭示的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只是在若这种行为被视 为赋有意义的行动时才是普遍可能的 命题3、如帕累托的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别所提示的,社会学必须在大量的事例 中运用较先前的,如经济学的更为复杂的分析个人行动的框架。对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布里 丹的驴子因死于饥饿而受到非难。对现代经济学家来说,他的满足的最大化可包括其决策成 本的最小化:他可使自己任意投向两燕麦袋中的任何一个。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则会通 过聚焦于基础性的动机(如右手的先在优势)尝试在两个袋子间作出区别,假如他不打算屈 从挂这两个袋子的农夫的权威的话 (于海译)
8 果获胜机会或流动机会增加，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被引诱到游戏中去。在每一种情形中，行动 者的行为只在若人们首先使自己投身于他们所从属的互动系统中才是可理解的。这并不表明 互动系统无论如何都决定他们的行为。每一个行动者，出于其个性，他对风险的态度，他的 抱负，他对具体情境的信息（所有这些变量当然部分地依赖社会环境和行动者的个人历史）， 会努力采取最适于他的利益的行动，或他想象多少合乎其利益的行动。他的行为不是事先编 程的。尽管如此，社会学家仍有一切权利去权衡互动系统的种种参数对于行动者行为的效果。 在前文给出的简单模型显示，若所有的情形都相等，当给予潜在竞争者获胜的机会增加 时，在某些条件下这可能导致失败者数量的增加。当然，这样人们往往会强调互动系统的性 质（及其变化）与行动者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远非与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要求 不相容。相反，因果关系只有在若社会主体的行为被解释为一种行动时，更确切地说一种致 力于实现某些目标的活动时才是可理解的。换言之，在互动系统的参数和行动者的行为之间 被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只有在若人们将其当作自主行动者的目的论的（或有意的）行为的结 果时才是可理解的。 虽然“失范”或“唯我主义”的增长，根据涂尔干会导致自杀率的增长，这并不意味着， 无须知晓他们，社会就能导出社会主体的某些感觉和行为。但当失范增长时（如作为收益希 望增加的一个结果），这种变化一般会导致心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过度投入，这是可能发 生的。这反过来会增加每个行动者发现自己最终处于失望境地的可能性。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立场可据以提出一种定义，如果不是社会学的，至少也是关于众多社 会学家们纷繁意图的定义。尽管存在着如将“涂尔干的社会学”，“帕累托的社会学”或“韦 伯的社会学”区分开来的明显的差异，在此表观之下，在这些作者和其他许多作者之间关于 社会的性质与原则的基本一致是可以显现出来的。我将以下列三个命题描述这种一致的基 础。 命题 1、不论其论题如何多样繁复，社会学并不涉及那些不可弥合的异质的活动。社会 学研究单一事实，统计概率的规则并力求强调一般关系等，但其分析极普遍地倾向于重视互 动系统的各种性质，它们对于单一事实、规则和可观察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社会 学家感兴趣的现象被认为可根据互动系统的结构来解释，这些现象就形成于这一结构中。 命题 2、社会学分析的逻辑原子因此是个体行动者。当然行动者并不在一种制度的或社 会的真空中行动。但是，他的行动在一系列约束条件的背景中，如他必须当作强加于他的既 有条件接受的各种要素的背景中展开，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应当作这些约束条件的 唯一结果来对待。约束条件只是可容我们理解个人行动的要素之一。先前的若干分析已暗示， 社会学家在互动系统的性质与个人行为中揭示的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只是在若这种行为被视 为赋有意义的行动时才是普遍可能的。 命题 3、如帕累托的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别所提示的，社会学必须在大量的事例 中运用较先前的，如经济学的更为复杂的分析个人行动的框架。对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布里 丹的驴子因死于饥饿而受到非难。对现代经济学家来说，他的满足的最大化可包括其决策成 本的最小化：他可使自己任意投向两燕麦袋中的任何一个。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则会通 过聚焦于基础性的动机（如右手的先在优势）尝试在两个袋子间作出区别，假如他不打算屈 从挂这两个袋子的农夫的权威的话。 （于 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