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场域的逻辑 与华康德的谈话 [3.1华康德问(下同x场域的概念与惯习和资本的概念一样,都是贯穿您的作品的中 心概念。您的这些著作研究了形形色色的场域,包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阶级生活方式、名 牌高校、科学、宗教,也论及了权力场域、法律场域、居民住宅建设的场域,等等。1您所 使用的场域概念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极其精确的内涵,这一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隐含在它貌 似常识性意义的背后。您能否阐述一下您的这一概念的渊源对于美国人来说,它总是容易 令人想起莱温( Kurt lewin)的“场理论”],涵义以及使用这一概念的理论宗旨? 布迪厄答(下同x我并不太喜欢专业定义,所以让我先说几句题外话,简要地讨论一 下这些概念的用法。在这里,我要提及《社会学的技艺》一书( bourdieu, Chamboredon,and Passeron1973),这是一本有些说教、甚至略带学究气的著作2,不过仍然包含了大量理论原 则和方法论原则,它们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时不时被人所指斥的不足或缺陷, 其实是我有意拒之不理,或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的结果。例如,使用开放式的概念(open concepts)3,这就是一种拒弃实证主义的方式,不过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更准确地说,开 放式概念的提法可以始终不停地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将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 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诸如惯习、场域和资本这些概念,我们都可以给它们下这样或那样的 定义,但要想这样做,只能在这些概念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中,而绝不能孤立地界定它们。4 这也回答了另一个在美国经常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提出任何“中层法则” ( laws of the middle range)?我想,这中层法则首先是一种满足实证主义要求的做法;早些 时候,贝雷尔森和斯坦纳所写的一本书( Berelson and Steiner1964)就代表了这种做法,这 本书编纂汇集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的琐屑而且片面的法则。而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满足 正是科学必须予以拒弃的东西。科学只承认法则构成的系统杜昂( Duhem)]很早就针对物 理学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以后,蒯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观念]。5而且,概念的真正意 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与此类似,如果说 比起多变量回归分析,我更广泛地使用了对应因素分析,那是因为对应因素分析是一种关系 性的材料分析技术:在我看来,对应因素分析的基本原理正好与社会世界的现实相吻合。它 是一种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技术,而我用场域概念也正是要实现这一点。6 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7正如卡西尔在《实体概念与功能 概念》[ Substanc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Cassier1923)]书中表明的,近代科学的标 志就是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狭隘得多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发现,在许多科 学事业背后都是这种关系思维方式,虽然这些科学事业看上去极不相同。这包括俄国的形式 主义者泰恩雅诺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出身德国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以及人类 学、语言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先驱一一从萨丕尔(Sapr)、雅各布森到杜梅泽尔 ( Dumezil)和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你仔细察看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勒温 还是埃利亚斯都和我一样,明显受惠于卡西尔,借助他的思想来超越那种自发地充斥着社会 思维方式的亚里士多德式实体主义)。我可以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 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一一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 原文出自 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Wacquant著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 Polity Press,1992) pp92-115:中译选自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 13l-156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46.2 场域的逻辑* 与华康德的谈话 [3.1]华康德问（下同）：场域的概念与惯习和资本的概念一样，都是贯穿您的作品的中 心概念。您的这些著作研究了形形色色的场域，包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阶级生活方式、名 牌高校、科学、宗教，也论及了权力场域、法律场域、居民住宅建设的场域，等等。1您所 使用的场域概念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极其精确的内涵，这一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隐含在它貌 似常识性意义的背后。您能否阐述一下您的这一概念的渊源[对于美国人来说，它总是容易 令人想起莱温（Kurt Lewin）的“场理论”]，涵义以及使用这一概念的理论宗旨？ 布迪厄答（下同）：我并不太喜欢专业定义，所以让我先说几句题外话，简要地讨论一 下这些概念的用法。在这里，我要提及《社会学的技艺》一书（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73），这是一本有些说教、甚至略带学究气的著作2，不过仍然包含了大量理论原 则和方法论原则，它们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时不时被人所指斥的不足或缺陷， 其实是我有意拒之不理，或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的结果。例如，使用开放式的概念（open concepts）3，这就是一种拒弃实证主义的方式，不过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更准确地说，开 放式概念的提法可以始终不停地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将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 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诸如惯习、场域和资本这些概念，我们都可以给它们下这样或那样的 定义，但要想这样做，只能在这些概念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中，而绝不能孤立地界定它们。4 这也回答了另一个在美国经常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提出任何“中层法则” （laws of the middle range）？我想，这中层法则首先是一种满足实证主义要求的做法；早些 时候，贝雷尔森和斯坦纳所写的一本书（Berelson and Steiner 1964）就代表了这种做法，这 本书编纂汇集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的琐屑而且片面的法则。而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满足 正是科学必须予以拒弃的东西。科学只承认法则构成的系统[杜昂（Duhem）]很早就针对物 理学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以后，蒯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观念]。5而且，概念的真正意 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与此类似，如果说 比起多变量回归分析，我更广泛地使用了对应因素分析，那是因为对应因素分析是一种关系 性的材料分析技术；在我看来，对应因素分析的基本原理正好与社会世界的现实相吻合。它 是一种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技术，而我用场域概念也正是要实现这一点。6 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7正如卡西尔在《实体概念与功能 概念》[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Cassier 1923）]一书中表明的，近代科学的标 志就是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狭隘得多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发现，在许多科 学事业背后都是这种关系思维方式，虽然这些科学事业看上去极不相同。这包括俄国的形式 主义者泰恩雅诺夫8，[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出身德国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以及人类 学、语言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先驱——从萨丕尔（Sapir）、雅各布森到杜梅泽尔 （Dumézil）和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你仔细察看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勒温 还是埃利亚斯都和我一样，明显受惠于卡西尔，借助他的思想来超越那种自发地充斥着社会 思维方式的亚里士多德式实体主义）。我可以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 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 * 原文出自 Pierre Bourdieu and Ioic Wacquant 著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olity Press, 1992), pp.92-115；中译选自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31-156 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 的客观关系。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 络( network),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 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 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一一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 专门利润( 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 situs),以及它 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 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 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 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 成自身场域的( Bourdieu1983);而在历史上,经济场域的形成,则是通过创造一个我们平 常所说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一场域中,友谊和爱情这种令人心醉 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屏弃在外的。 〔32]问:您在用场域概念来理解社会世界时,经常用“游戏”来作类比,以使人们能 对您的发现有第一感的直观把握 答: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一个场域小心地比作一种游戏(jeu),尽管场域与游戏有许多 不同:场域不像游戏,是深思熟虑的创造行为的产物,而且它所遵循的规则,或更恰当地说, 它所遵循的常规◇,并不是明白无疑、编纂成文的。因此哪些结果多半可以看作社会游戏者 之间的竞争产物,这是个与我们有着切身利謇的问题( stakes,法语为 enex)。我们有一笔 游戏投资,即在参加游戏之前就具有的一种“幻想”( illusio,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 ludus, 即“游戏”之义):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 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公认这些问题是毋庸质疑 的。游戏者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是划得来的;这种同意的基础并非一份“契约”,而 就是他们参加游戏的事实本身。游戏者之间的这种“勾结关系”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在 社会游戏中,我们也有将牌,即根据游戏的变化,其效力也随之有所变化的“主牌”:正像 不同牌的大小是随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种类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 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有些牌在所有的场域中 都是有效的,都能发挥作用一一这些就是各种基本类型的资本一一但它们作为将牌的相对价 值是由每个具体的场域,甚至是由同一场域前后不同的阶段所决定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归根结底,一种资本(例如希腊语或积分学的知识)的价值,取 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 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 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在 经验研究中,确定何为场域,场域的界限在哪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确定何种资本在其中 发挥作用,这种资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 概念和场域概念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在我们的眼 里,游戏者的形象就好象是面对一大堆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她所拥 有的特定资本,与此相应的是她在游戏中的相对力量,她在游戏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她对游 戏所采取的策略性取向,这些都是我们在法语中称她“参加游戏”的意思;她所采取的每 步行动,不论是不惜冒点风险还是多少有些小心谨慎,是颠覆还是守成,都既取决于她手里
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 的客观关系。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 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 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 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 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 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 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 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 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 成自身场域的（Bourdieu 1983）；而在历史上，经济场域的形成，则是通过创造一个我们平 常所说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一场域中，友谊和爱情这种令人心醉 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屏弃在外的。 [3.2] 问：您在用场域概念来理解社会世界时，经常用“游戏”来作类比，以使人们能 对您的发现有第一感的直观把握。 答：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一个场域小心地比作一种游戏（jeu），尽管场域与游戏有许多 不同：场域不像游戏，是深思熟虑的创造行为的产物，而且它所遵循的规则，或更恰当地说， 它所遵循的常规9，并不是明白无疑、编纂成文的。因此哪些结果多半可以看作社会游戏者 之间的竞争产物，这是个与我们有着切身利害的问题（stakes，法语为 enjexu）。我们有一笔 游戏投资，即在参加游戏之前就具有的一种“幻想” （illusio，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 ludus， 即“游戏”之义）：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 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公认这些问题是毋庸质疑 的。游戏者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是划得来的；这种同意的基础并非一份“契约”，而 就是他们参加游戏的事实本身。游戏者之间的这种“勾结关系” 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在 社会游戏中，我们也有将牌，即根据游戏的变化，其效力也随之有所变化的“主牌”：正像 不同牌的大小是随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种类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 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有些牌在所有的场域中 都是有效的，都能发挥作用——这些就是各种基本类型的资本——但它们作为将牌的相对价 值是由每个具体的场域，甚至是由同一场域前后不同的阶段所决定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归根结底，一种资本（例如希腊语或积分学的知识）的价值，取 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 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 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在 经验研究中，确定何为场域，场域的界限在哪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确定何种资本在其中 发挥作用，这种资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 概念和场域概念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在我们的眼 里，游戏者的形象就好象是面对一大堆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她所拥 有的特定资本，与此相应的是她在游戏中的相对力量，她在游戏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她对游 戏所采取的策略性取向，这些都是我们在法语中称她“参加游戏”的意思；她所采取的每一 步行动，不论是不惜冒点风险还是多少有些小心谨慎，是颠覆还是守成，都既取决于她手里
符号标志的总数,也取决于这堆符号标志的组成状况,这也就是说,取决于她拥有的资本的 数量和结构。拥有相同总量资本的两个人,可能在她们位置和她们的立场上[即在客观位置 上的主观看法( position-takings)]都相去甚远,因为一个人可能拥有大量经济资本而缺乏文 化资本,而另一个人可能无甚经济资本,文化资产方面却十分丰足。更准确地说,一位“游 戏者”的各种策略,以及确定他的“游戏”的各种因素,既是在所考察的时刻他的资本的数 量和结构的函数,和这些因素向他所保证的游戏机会的函数[惠更斯( Huygens)用 lusiones 词来描述客观可能性,这个词也是来自拉丁语的 ludus一词,也是这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 随时间而演进的函数,即他的社会轨迹的函数,在与客观机会的确定分配之间久已形成的关 系中构成的性情倾向(惯习)的函数。 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遵守游戏的默契规则和再生产游戏及其利害关键的先决条件 的情况下,游戏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即他们拥有的符号标志的数 量:但他们也同样可以投身游戏之中,去部分或彻底地改变游戏的固有规则。例如,他们可 以努力改变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的相对价值,改变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比率;办法可 以是运用各种策略,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如经济资本)的价 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例如司法资本)。1在权力场域中发生的大 量斗争都是这种类型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那些旨在搜取国家权力的斗争,即相互争夺各种 可以使国家对所有“游戏”和支配这些游戏的规则施展权力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 3.3]问:上述类比揭示了您理论中核心概念之间的联系,但它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如何 确定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疆界。 答:场域界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哪怕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总是一个场 域自身内部的关键问题,也不容许任何先验的回答。某个场域中的参与者,比如说经济公司、 高级时装师或小说家,都不断竭尽所能来使自身与他们最势均力敌的对手区分开来,以减少 竞争,并建立自己对场域的某个特定局部的垄断。(在这里,我应该立即加上几句,来纠正 这句话中的目的论倾向。有些人就指摘我具有这种目的论的倾向,他们将我对文化实践的分 析认定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文化实践者是有意寻求区隔的。实际上,的确存在一种导致 差异的生产,但这种产生根本不是什么有意寻求差异的产物。有许多行动者一一这里我想起 福楼拜的例子——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特定场域中存在、行事,归根结底就是要创造差异 与众不同,并维护一个人的卓尔不群。这在许多时候是因为这些人被赋予了某些禀赋,以致 于他们在场域中如果不独树一帜,他们在进入场域的伊始就应当早已被剔除在外。)他们努 力强行树立某种才能和成员资格的标准,而在不同的历史局势中,他们的这种努力都会取得 或多或少的成功。因此,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尽管各种场域总是明显地 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 barriers to entry)的标志,但它们很少会以 种司法限定的形式(如学术机构录取人员的最高限额 amerus clausus)出现 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 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 以解释。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硏究事例中,你 都必须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估量这种在统计上可以探明的效果开始下降的关键点。在经验研 究的工作中,场域的建构并不是通过一种强加行为来实现的。例如,对于美国某个特定的州 或法国某个大区里的各种文化团体的集合体(业余合唱团、戏迷之友会、读书俱乐部等等) 是否构成一个场域,我就感到十分怀疑。而与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卡拉贝尔的著作(Jery Karabel 1984)指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是通过客观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联系方式 下,这些(物质或符号)关系的结构在每所大学中都发挥作用。报纸的情况与此颇为类似, 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1978)告诉我们,除非你注意到在报纸中“客观性”的观念兴起
符号标志的总数，也取决于这堆符号标志的组成状况，这也就是说，取决于她拥有的资本的 数量和结构。拥有相同总量资本的两个人，可能在她们位置和她们的立场上[即在客观位置 上的主观看法（position-takings）]都相去甚远，因为一个人可能拥有大量经济资本而缺乏文 化资本，而另一个人可能无甚经济资本，文化资产方面却十分丰足。更准确地说，一位“游 戏者”的各种策略，以及确定他的“游戏”的各种因素，既是在所考察的时刻他的资本的数 量和结构的函数，和这些因素向他所保证的游戏机会的函数[惠更斯（Huygens）用 lusiones 一词来描述客观可能性，这个词也是来自拉丁语的 ludus 一词]，也是这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 随时间而演进的函数，即他的社会轨迹的函数，在与客观机会的确定分配之间久已形成的关 系中构成的性情倾向（惯习）的函数。 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遵守游戏的默契规则和再生产游戏及其利害关键的先决条件 的情况下，游戏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即他们拥有的符号标志的数 量；但他们也同样可以投身游戏之中，去部分或彻底地改变游戏的固有规则。例如，他们可 以努力改变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的相对价值，改变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比率；办法可 以是运用各种策略，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如经济资本）的价 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例如司法资本）。10在权力场域中发生的大 量斗争都是这种类型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那些旨在攫取国家权力的斗争，即相互争夺各种 可以使国家对所有“游戏”和支配这些游戏的规则施展权力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 [3.3] 问：上述类比揭示了您理论中核心概念之间的联系，但它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如何 确定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疆界。 答：场域界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哪怕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总是一个场 域自身内部的关键问题，也不容许任何先验的回答。某个场域中的参与者，比如说经济公司、 高级时装师或小说家，都不断竭尽所能来使自身与他们最势均力敌的对手区分开来，以减少 竞争，并建立自己对场域的某个特定局部的垄断。（在这里，我应该立即加上几句，来纠正 这句话中的目的论倾向。有些人就指摘我具有这种目的论的倾向，他们将我对文化实践的分 析认定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文化实践者是有意寻求区隔的。实际上，的确存在一种导致 差异的生产，但这种产生根本不是什么有意寻求差异的产物。有许多行动者——这里我想起 福楼拜的例子——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特定场域中存在、行事，归根结底就是要创造差异、 与众不同，并维护一个人的卓尔不群。这在许多时候是因为这些人被赋予了某些禀赋，以致 于他们在场域中如果不独树一帜，他们在进入场域的伊始就应当早已被剔除在外。）他们努 力强行树立某种才能和成员资格的标准，而在不同的历史局势中，他们的这种努力都会取得 或多或少的成功。因此，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尽管各种场域总是明显地 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的标志，但它们很少会以 一种司法限定的形式（如学术机构录取人员的最高限额——numerus clausus）出现。 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 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 以解释。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研究事例中，你 都必须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估量这种在统计上可以探明的效果开始下降的关键点。在经验研 究的工作中，场域的建构并不是通过一种强加行为来实现的。例如，对于美国某个特定的州 或法国某个大区里的各种文化团体的集合体（业余合唱团、戏迷之友会、读书俱乐部等等） 是否构成一个场域，我就感到十分怀疑。而与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卡拉贝尔的著作（Jerry Karabel 1984）指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是通过客观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联系方式 下，这些（物质或符号）关系的结构在每所大学中都发挥作用。报纸的情况与此颇为类似， 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 1978）告诉我们，除非你注意到在报纸中“客观性”的观念兴起
与(报纸)声望的标准密切相关,你才有可能理解新闻业中这种“客观性”的观念在近代的 产生过程,因为正是这种声望标准将“新闻”与庸俗小报上只不过作为“奇闻轶事”刊登的 东西区别开来。只有通过对每一个这样的世界进行研究,你才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 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了这些世界,哪些人则没有,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 个场域。 3.4]问:那么,什么是一个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呢? 谷: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 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正是在场域中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 分析者之所以将这些力量筛选出来,把它们看作对场域的运作关系重大的因素,正是因为这 些力量造成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差异——确定了特定的资本。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 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这种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 那些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这些工具的分配就构成了场域结构本身)的 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 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 间,这些争夺旨在维持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进一步说,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 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 基础和引导力量。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 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 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识,而后者又依赖 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11 ←3.]问:在“场域”和“机器”( apparatus),或比如说卢曼将其作为理论中心概念的 系统”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 谷: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争斗,以及因此产生的历史性!我对“机器”的提法深恶 痛绝,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就是“悲观功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机器”就是一种残酷 无情的机器,它不管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只按照预定的程序,努力完成某个确定的目标。 12(有种观点认为,存在某种邪恶的意愿,应该为社会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这种对 存在某种巨大阴谋的幻觉,始终困扰着批判性社会思潮。)学校体系、国家、教会、政治党 派或协会,都不是什么“机器”,而是场域。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枃成游 戏空间的常规和规则(与此同时,在一定形势下,他们也对这些规则本身争斗不休,)以不 同的强度,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不断地争来斗去,旨在把持作为游戏关键的那些 特定产物。那些在某个既定场域中占支配地位的人有能力让场域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 作,不过,他们必须始终不懈地应付被支配者(以“政治”方式或其他方式出现)的行为反 抗、权利诉求和语言争辩 目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必须以经验的方式来考察)下,一个场域可 能会以一种“机器”的方式开始运作。13当支配者成功地压制、平定了被支配者的反抗和敌 对时,当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完全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时,支配的效果就会加强,以致 于构成场域的各种争夺关系和辨证关系都会停止发挥作用。只有当人们反抗、革命、采取行 动时,才存在历史。总体性制度——避难所、监狱、集中营一一或专制国家就是从制度上力 图让历史终结的范例。因此,“机器”代表一种极端情况,我们可以视为场域的病态状况。 但这种极限,在现实中从未达到过,即使在压迫最深重的所谓“极权”政体下,也从未达到 这样的极限。14 至于系统理论,确实,它在表面上与场域理论有许多类似之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
与（报纸）声望的标准密切相关，你才有可能理解新闻业中这种“客观性”的观念在近代的 产生过程，因为正是这种声望标准将“新闻”与庸俗小报上只不过作为“奇闻轶事”刊登的 东西区别开来。只有通过对每一个这样的世界进行研究，你才会估量出它们具体是如何构成 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了这些世界，哪些人则没有，以及它们到底是否形成了一 个场域。 [3.4] 问：那么，什么是一个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呢？ 答：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 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正是在场域中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 分析者之所以将这些力量筛选出来，把它们看作对场域的运作关系重大的因素，正是因为这 些力量造成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差异——确定了特定的资本。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 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这种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 那些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这些工具的分配就构成了场域结构本身）的 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 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 间，这些争夺旨在维持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进一步说，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 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 基础和引导力量。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 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 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识，而后者又依赖 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11 [3.5] 问：在“场域”和“机器”（apparatus），或比如说卢曼将其作为理论中心概念的 “系统”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 答：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争斗，以及因此产生的历史性！我对“机器”的提法深恶 痛绝，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就是“悲观功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机器”就是一种残酷 无情的机器，它不管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只按照预定的程序，努力完成某个确定的目标。 12（有种观点认为，存在某种邪恶的意愿，应该为社会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这种对 存在某种巨大阴谋的幻觉，始终困扰着批判性社会思潮。）学校体系、国家、教会、政治党 派或协会，都不是什么“机器”，而是场域。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构成游 戏空间的常规和规则（与此同时，在一定形势下，他们也对这些规则本身争斗不休，）以不 同的强度，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不断地争来斗去，旨在把持作为游戏关键的那些 特定产物。那些在某个既定场域中占支配地位的人有能力让场域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 作，不过，他们必须始终不懈地应付被支配者（以“政治”方式或其他方式出现）的行为反 抗、权利诉求和语言争辩。 目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必须以经验的方式来考察）下，一个场域可 能会以一种“机器”的方式开始运作。13当支配者成功地压制、平定了被支配者的反抗和敌 对时，当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完全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时，支配的效果就会加强，以致 于构成场域的各种争夺关系和辨证关系都会停止发挥作用。只有当人们反抗、革命、采取行 动时，才存在历史。总体性制度——避难所、监狱、集中营——或专制国家就是从制度上力 图让历史终结的范例。因此，“机器”代表一种极端情况，我们可以视为场域的病态状况。 但这种极限，在现实中从未达到过，即使在压迫最深重的所谓“极权”政体下，也从未达到 这样的极限。14 至于系统理论，确实，它在表面上与场域理论有许多类似之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
将“自我指涉性”( self-referentiality)或“自组织”(self- organization)概念转译成为我用自 主性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的确,无论是在系统理论还是在场域理论中,分化和自主化的过程 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两种理论之间仍然存在天壤之别。至少有一点,场域理论 排除了一切功能主义和有机论:一个既定场域的产物可能是系统性的,但并非一个系统的产 物,更不是一个以共有功能,内在统合( cohesion)和自我调控为特征的系统的产物;这就 是说,对于系统理论中如此之多的基本假定(即共有功能、内在统合、自我调控等),场域 理论都拒绝接受。举个例子,如果说在文学场域或艺术场域中,人们可以把构成某个可能空 间的各种立场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它们也就形成了一个差异的系统,一个各自不同和彼 此相轻的禀赋系统,而且这些禀赋的发展也并非出自它们自身的内在运动,而是通过生产场 域的内在冲突(这与自我指涉性的原则所暗含的观念正好相反)。场域是力量关系一一不仅 仅是意义关系一一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在场 域的某个既定状态下可以被察觉的协调统合,场域表面上对共同功能的取向(在法国名牌高 校的情况中,这种所谓“共同功能”就是权力场域结构的再生产,参看 Bourdieu1989a)实 际上肇始于冲突和竞争,而并非结构内在固有的自我发展的结果。15 第二个主要的差别是一个场域并不具有组成部分(pats)和要素( components)。每 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而在场域分割的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文学创作的 场域),都需要一种真正质的飞跃(比如你从文学场域的层次降至小说或戏剧的子场域的层 次)。16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它们本身 就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 变动不居、复杂难测。但是,如果要想充分地洞察决定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差异的所有方面,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具体研究中使用它们,并通过它们所产生的经验对象来比较它们。1 〔36]问:简要地说,如何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有那些必不可少 的步骤? 谷: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 Bourdieu1971d)。首先 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我们发现,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 Bourdieu1983d) 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用 个普通但极不恰切的说法:艺术家和作家,或者更一般而言,知识分子,都是“支配阶级中 的被支配集团”)。其次,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 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 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第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必须分 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 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的轨迹中,我 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在方法论上,各种位置的场域与各种立场的场域,或者说是基于客观位置的主观态度 ( prises de position)的场域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表达所构成的、受结构 形塑的系统密不可分。不论是客观位置的空间,还是主观立场的空间,都应该放在一起分析, 应视为斯宾诺莎所说的“同一句子的两种译法”。不过,在平常的情况下,位置的空间仍然 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例如,艺术革命是构成艺术位置空间的各种权力关系 发生变革的结果,而这种变革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因为一部分生产者的颠覆意图正好迎合 了一部分受众的期望,并因此改变了知识分子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bourdieu19871)。对 于艺术场域确定无疑的事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域:正像我在《学术人》中所指出的,人们 可以发现在1968年五月风暴前夕,学术场域中的各种位置与那些事件的各种不同的拥护者 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吻合”;或者,在经济场域中,我们可以发现银行的
将“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或“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概念转译成为我用自 主性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的确，无论是在系统理论还是在场域理论中，分化和自主化的过程 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两种理论之间仍然存在天壤之别。至少有一点，场域理论 排除了一切功能主义和有机论：一个既定场域的产物可能是系统性的，但并非一个系统的产 物，更不是一个以共有功能，内在统合（cohesion）和自我调控为特征的系统的产物；这就 是说，对于系统理论中如此之多的基本假定（即共有功能、内在统合、自我调控等），场域 理论都拒绝接受。举个例子，如果说在文学场域或艺术场域中，人们可以把构成某个可能空 间的各种立场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它们也就形成了一个差异的系统，一个各自不同和彼 此相轻的禀赋系统，而且这些禀赋的发展也并非出自它们自身的内在运动，而是通过生产场 域的内在冲突（这与自我指涉性的原则所暗含的观念正好相反）。场域是力量关系——不仅 仅是意义关系——和旨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此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在场 域的某个既定状态下可以被察觉的协调统合，场域表面上对共同功能的取向（在法国名牌高 校的情况中，这种所谓“共同功能”就是权力场域结构的再生产，参看 Bourdieu 1989a）实 际上肇始于冲突和竞争，而并非结构内在固有的自我发展的结果。15 第二个主要的差别是一个场域并不具有组成部分（parts）和要素（components）。每一 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而在场域分割的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文学创作的 场域），都需要一种真正质的飞跃（比如你从文学场域的层次降至小说或戏剧的子场域的层 次）。16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它们本身 就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场域是一个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比任何人可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 变动不居、复杂难测。但是，如果要想充分地洞察决定场域概念和系统概念差异的所有方面，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具体研究中使用它们，并通过它们所产生的经验对象来比较它们。17 [3.6] 问：简要地说，如何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有那些必不可少 的步骤？ 答：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关联的环节（Bourdieu 1971d）。首先， 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我们发现，就艺术家和作家而言（Bourdieu 1983d）， 文学场域被包含在权力场域之中，而且在这一权力场域中，它占据着一个被支配的地位（用 个普通但极不恰切的说法：艺术家和作家，或者更一般而言，知识分子，都是“支配阶级中 的被支配集团”）。其次，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 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 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第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必须分 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 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而且在所研究场域里某条确定的轨迹中，我 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在方法论上，各种位置的场域与各种立场的场域，或者说是基于客观位置的主观态度 （prises de position）的场域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表达所构成的、受结构 形塑的系统密不可分。不论是客观位置的空间，还是主观立场的空间，都应该放在一起分析， 应视为斯宾诺莎所说的“同一句子的两种译法”。不过，在平常的情况下，位置的空间仍然 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的作用。例如，艺术革命是构成艺术位置空间的各种权力关系 发生变革的结果，而这种变革之所以可能发生，正是因为一部分生产者的颠覆意图正好迎合 了一部分受众的期望，并因此改变了知识分子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Bourdieu 1987i）。对 于艺术场域确定无疑的事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域：正像我在《学术人》中所指出的，人们 可以发现在 1968 年五月风暴前夕，学术场域中的各种位置与那些事件的各种不同的拥护者 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吻合”；或者，在经济场域中，我们可以发现银行的
客观位置与它们所采取的广告宣传和人事管理策略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适配”关系,诸如此 类,还有许多例子 3刁]问:换句话说,场域是那些参与场域活动的社会行动者的实践同周围的社会经济 条件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中介环节 答:首先,对置身于一定场域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或建筑公司) 产生影响的外在决定因素,从来也不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而是只有先通过场域的特有形式 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了一次重新形塑的过程,才能对他们产生影响。一个场域 越具有自主性,也就是说,场域越能强加它自身特有的逻辑,强加它特定历史的积累产物, 上述的这一点就越重要。其次,在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学场域等与社会空间的结构(或 阶级结构)之间,我们可以察觉出,它们在组成结构和运作过程方面都存在全面的对应关系 ( homologies):二者都存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存在旨在篡夺控制权与排斥他人的争斗 都存在自身的再生产机制,等等。但这里所提及的每一个特性,在每一个场域中的体现形式 都是各具特色,不可彼此归约的。(因此,一种对应关系可以界定为在差异中反映的相似。) 因此,举例而言,在哲学场域中进行的争斗,尽管包含在权力场域中,但这些争斗始终是多 元决定的( overdetermined),并且倾向于以双重逻辑来运作。哲学场域中这样那样的哲学竞 争者与社会场域总体中的这样那样的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位置上的对应关系,通 过这样的对应关系,这些哲学斗争产生了政治效果,发挥了政治作用。18 场域的第三个普遍性质在于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 关系所确定的人群。当我谈及知识分子场域时,我非常清楚,在这个场域中,我会发现许多 粒子”(让我们暂时假想我们是在讨论一个物理场),它们受到各种吸引力、排斥力之类的 摆布,就像在磁场中一样。既然对此有所认识,一旦我说到一样场(域),我的注意力就会 紧紧盯住这种客观关系系统的基本作用,而不是强调这些粒子本身。而且我们可以遵循一位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的公式,指出个人,就像电子一样,是场(域)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来 说,他是场域作用的产物。某个知识分子,某位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存在 仅仅是因为有一个知识分子场域或艺术场域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有助于解决艺术 史专家一再提出、却久拖未决的问题,即在怎样的时间场合下,我们从手艺人变成了艺术家? 以这种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几乎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转变很显然是逐步完成的,并伴随着 艺术场域的建构过程,诸如艺术家之类的事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慢慢地形成。)19 场域的观念提醒我们,即使人们在建构一个场域时不能不借助个体(因为统计分析所 必需的信息一般都与个人或机构相联系),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也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 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只不过是“梦幻泡影”或他们并不存在: 他们确实存在,不过是以行动者的方式存在着;在所考察的场域中,他们是被各种社会因素 构成为积极而有所作为的,而场域的这种构成影响则体现在以下事实上:这些行动者都拥有 在此场域中发挥作用(亦即产生效用)所必需的禀赋。并且,正是我们对这些行动者置身并 形成于其中的场域本身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他们特立独行的根源,把握他们的观 点或(在一个场域中的)位置的根源。要知道,他们对世界(以及场域本身)的特有观念正 是从这种观点或位置中建构出来的 [3.8]问:这是因为不论什么时候,每个场域都要强征一笔类似“入场费”之类的东西 而且这种东西又确定了谁更适合于参与这一场域,从而对行动者进行优胜劣汰的遴选 答:在进入场域的过程中,只要人们拥有了某种确定的禀赋构型,他们在被遴选出来 的同时,就被赋予了合法性。我们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去识别这些能够发挥作用的禀赋, 这些有效的特性,也就是这些特有的资本形式。所以说,这里存在一种解释学循环:要想建
客观位置与它们所采取的广告宣传和人事管理策略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适配”关系，诸如此 类，还有许多例子。 [3.7] 问：换句话说，场域是那些参与场域活动的社会行动者的实践同周围的社会经济 条件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中介环节。 答：首先，对置身于一定场域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或建筑公司） 产生影响的外在决定因素，从来也不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而是只有先通过场域的特有形式 和力量的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了一次重新形塑的过程，才能对他们产生影响。一个场域 越具有自主性，也就是说，场域越能强加它自身特有的逻辑，强加它特定历史的积累产物， 上述的这一点就越重要。其次，在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学场域等与社会空间的结构（或 阶级结构）之间，我们可以察觉出，它们在组成结构和运作过程方面都存在全面的对应关系 （homologies）：二者都存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存在旨在篡夺控制权与排斥他人的争斗， 都存在自身的再生产机制，等等。但这里所提及的每一个特性，在每一个场域中的体现形式， 都是各具特色，不可彼此归约的。（因此，一种对应关系可以界定为在差异中反映的相似。） 因此，举例而言，在哲学场域中进行的争斗，尽管包含在权力场域中，但这些争斗始终是多 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并且倾向于以双重逻辑来运作。哲学场域中这样那样的哲学竞 争者与社会场域总体中的这样那样的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位置上的对应关系，通 过这样的对应关系，这些哲学斗争产生了政治效果，发挥了政治作用。18 场域的第三个普遍性质在于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 关系所确定的人群。当我谈及知识分子场域时，我非常清楚，在这个场域中，我会发现许多 “粒子”（让我们暂时假想我们是在讨论一个物理场），它们受到各种吸引力、排斥力之类的 摆布，就像在磁场中一样。既然对此有所认识，一旦我说到一样场（域），我的注意力就会 紧紧盯住这种客观关系系统的基本作用，而不是强调这些粒子本身。而且我们可以遵循一位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的公式，指出个人，就像电子一样，是场（域）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来 说，他是场域作用的产物。某个知识分子，某位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存在， 仅仅是因为有一个知识分子场域或艺术场域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有助于解决艺术 史专家一再提出、却久拖未决的问题，即在怎样的时间场合下，我们从手艺人变成了艺术家？ 以这种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几乎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转变很显然是逐步完成的，并伴随着 艺术场域的建构过程，诸如艺术家之类的事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慢慢地形成。）19 场域的观念提醒我们，即使人们在建构一个场域时不能不借助个体（因为统计分析所 必需的信息一般都与个人或机构相联系），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也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 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只不过是“梦幻泡影”或他们并不存在： 他们确实存在，不过是以行动者的方式存在着；在所考察的场域中，他们是被各种社会因素 构成为积极而有所作为的，而场域的这种构成影响则体现在以下事实上：这些行动者都拥有 在此场域中发挥作用（亦即产生效用）所必需的禀赋。并且，正是我们对这些行动者置身并 形成于其中的场域本身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他们特立独行的根源，把握他们的观 点或（在一个场域中的）位置的根源。要知道，他们对世界（以及场域本身）的特有观念正 是从这种观点或位置中建构出来的。 [3.8] 问：这是因为不论什么时候，每个场域都要强征一笔类似“入场费”之类的东西， 而且这种东西又确定了谁更适合于参与这一场域，从而对行动者进行优胜劣汰的遴选。 答：在进入场域的过程中，只要人们拥有了某种确定的禀赋构型，他们在被遴选出来 的同时，就被赋予了合法性。我们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去识别这些能够发挥作用的禀赋， 这些有效的特性，也就是这些特有的资本形式。所以说，这里存在一种解释学循环：要想建
构场域,就必须辨别出在场域中运作的各种特有的资本形式:而要建构特有资本的形式,就 必须知晓场域的特定逻辑。在硏究进程中,存在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因此,这类的硏究既 颇费时日,又艰苦异常。20 至于场域的结构一一注意,这里我正在逐步建立起场域这一概念的操作定义一一则是 由在这一场域中灵验有效的特定资本形式的分配结构所决定的,这意味着若我对特定资本形 式的知识确凿肯定,我就能分辨出在这个场域中所有有必要分辨的东西。举例来说(这也是 我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的指导原则之一),我认为人们不能满足于一种无力分辨行动者(或 更恰当的说是行动者的位置)之间差异的解释模式,因为在一个特定的世界中,日常直觉告 诉我们,他们是千差万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探询一下,究竟是哪些导致我们彼此 之间形成差别的变量被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日常直觉的确很值得尊重:不过,必须要确 保以一种直觉且合理的方式将直觉引入分析之中,并在经验研究中控制它的有效性21,然而 许多社会学家却往往无意识地使用日常直觉,就像我在《学术人》开头批评的他们所建立的 那种二元论的类型学一一诸如“普世全能的”知识分子与“困守一隅的”知识分子间的区别。) 这里,我们的直觉就提出了问题:“这种差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后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社会行动者并非被外力机械地推来扯去的“粒子”正相反 他们是资本的承载者,而且,基于他们的轨迹和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 中所占据的位置,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们积极踊跃地行事的倾向,其目的要么是竭力维持现有 的资本分配格局,要么是起而颠覆它。适用于整个社会空间的一般性命题,虽然这并不等于 说所有的小资本所有者都必然是造反革命的,而所有大资本所有者都自然而然的是保守力 量 [39]问:我们姑且承认,至少在发达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大量业已分化的场域组成 的,这些场域既具有某些恒定不变的特性(这就是一般性场域理论的设想的现实根源),又 存在根源于各个场域特有的逻辑和历史所形成的千变万化的特性(这就要求对每个场域都进 行生成性分析和比较性研究)。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场域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 这种勾联的性质是什么?它们分别具有的权重的性质又是什么? 答:不同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我对这样的问题都 不大予以置答,因为它太难以处理了。若以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又得冒点 危险,这不免令人想起用“层面”( inst ance)或“联系”之类的概念进行分析的方式,某些 马克思主义者就利用这种概念,对这一复杂的问题给出无关实质的回答,而实际上这种问题 只有通过经验分析才能解决。我相信事实上不存在超越历史因素影响的场域之间关系的法 则,对于每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况,我们都要分别进行考察。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显然, 很难坚持主张经济场域并不发挥特别强有力的决定作用。但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承认(经济) “归根结底具有(普适的)决定性”这一论断吗?我相信可以从我对艺术场域的硏究中找到 一个例子,足以表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当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研究时,我们会发觉,一个肇始于十五世纪的进程,引导 着艺术场域在十九世纪获得了它真正的自主性。从那时起,艺术家不再听命于资助人和庇护 者的要求和命令,他们摆脱了国家与学院,等等。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开始为自身的有限市 场创作。在这样的市场里,运行着一种预付性的经济( deferred economy, Bourdieu1983d, 1987i)。上述的每件事都促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迈向自主性的进程,是不可逆 转、不可阻挡的,而且艺术和艺术家已经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外力,实现了自由。那么,我们 在今天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庇护制的复归,一种直接依附关系的复归,是国家的复归, 是某些最粗暴不过的检查制度的复归,以及突然之间重新展开的一种线性和不确定的自主化 进程。看看诸如汉斯·哈克( Hans haacke)这样的画家的所作所为吧,他用艺术的工具来
构场域，就必须辨别出在场域中运作的各种特有的资本形式；而要建构特有资本的形式，就 必须知晓场域的特定逻辑。在研究进程中，存在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因此，这类的研究既 颇费时日，又艰苦异常。20 至于场域的结构——注意，这里我正在逐步建立起场域这一概念的操作定义——则是 由在这一场域中灵验有效的特定资本形式的分配结构所决定的，这意味着若我对特定资本形 式的知识确凿肯定，我就能分辨出在这个场域中所有有必要分辨的东西。举例来说（这也是 我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的指导原则之一），我认为人们不能满足于一种无力分辨行动者（或 更恰当的说是行动者的位置）之间差异的解释模式，因为在一个特定的世界中，日常直觉告 诉我们，他们是千差万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探询一下，究竟是哪些导致我们彼此 之间形成差别的变量被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日常直觉的确很值得尊重；不过，必须要确 保以一种直觉且合理的方式将直觉引入分析之中，并在经验研究中控制它的有效性21，然而 许多社会学家却往往无意识地使用日常直觉，就像我在《学术人》开头批评的他们所建立的 那种二元论的类型学——诸如“普世全能的”知识分子与“困守一隅的”知识分子间的区别。） 这里，我们的直觉就提出了问题：“这种差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后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社会行动者并非被外力机械地推来扯去的“粒子”。正相反， 他们是资本的承载者，而且，基于他们的轨迹和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 中所占据的位置，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们积极踊跃地行事的倾向，其目的要么是竭力维持现有 的资本分配格局，要么是起而颠覆它。适用于整个社会空间的一般性命题，虽然这并不等于 说所有的小资本所有者都必然是造反革命的，而所有大资本所有者都自然而然的是保守力 量。 [3.9] 问：我们姑且承认，至少在发达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大量业已分化的场域组成 的，这些场域既具有某些恒定不变的特性（这就是一般性场域理论的设想的现实根源），又 存在根源于各个场域特有的逻辑和历史所形成的千变万化的特性（这就要求对每个场域都进 行生成性分析和比较性研究）。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场域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 这种勾联的性质是什么？它们分别具有的权重的性质又是什么？ 答：不同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我对这样的问题都 不大予以置答，因为它太难以处理了。若以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又得冒点 危险，这不免令人想起用“层面”（instance）或“联系”之类的概念进行分析的方式，某些 马克思主义者就利用这种概念，对这一复杂的问题给出无关实质的回答，而实际上这种问题 只有通过经验分析才能解决。我相信事实上不存在超越历史因素影响的场域之间关系的法 则，对于每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况，我们都要分别进行考察。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显然， 很难坚持主张经济场域并不发挥特别强有力的决定作用。但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承认（经济） “归根结底具有（普适的）决定性”这一论断吗？我相信可以从我对艺术场域的研究中找到 一个例子，足以表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当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研究时，我们会发觉，一个肇始于十五世纪的进程，引导 着艺术场域在十九世纪获得了它真正的自主性。从那时起，艺术家不再听命于资助人和庇护 者的要求和命令，他们摆脱了国家与学院，等等。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开始为自身的有限市 场创作。在这样的市场里，运行着一种预付性的经济（deferred economy, Bourdieu 1983d, 1987i）。上述的每件事都促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迈向自主性的进程，是不可逆 转、不可阻挡的，而且艺术和艺术家已经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外力，实现了自由。那么，我们 在今天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庇护制的复归，一种直接依附关系的复归，是国家的复归， 是某些最粗暴不过的检查制度的复归，以及突然之间重新展开的一种线性和不确定的自主化 进程。看看诸如汉斯·哈克（Hans Haacke）这样的画家的所作所为吧，他用艺术的工具来
质疑那些对艺术创造自主性的干预。3他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的一幅绘画,揭露了古根海 姆家族财政资源的来源。这样一来,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馆长就别无选择:如果他展出这幅画, 那他就不得不辞职,或被这家博物馆的资助人解聘;如果他拒绝展出这幅画,那他在艺术家 的眼里就会受尽讥笑。这位艺术家让艺术重新履行了自身的职责,却立即就陷入了麻烦之中 因此我们发现,艺术家获得的自主性从根源上说,既取决于他们作品的内容,也取决于他们 作品的形式。这种自主性暗含了一种对俗世必需之物的屈服,艺术家认定的德操就是超脱于 这些必需之物的,他们的方式就是自诩完全有权决定艺术的形式,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 同样一点不少地放弃了艺术的其他职责。艺术场域委派给他们的职责,就是不发挥任何社会 职责的职责,即“为艺术而艺术”。除此之外,一旦他们要履行其他职责,他们就会重新发 现这种自主性的局限。 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但它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场域之间的关系—一这个例子揭示的 是艺术场域与经济场域之间的关系—一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即使是它们演进的最一般 的趋势也并非如此。那些“具有唯理论主义倾向的理论”运用各种宏大概念,声称能够解释 所有问题;而场域的观念则与此不同,它并未提供所有可能的疑难问题的现成答案,也并非 说一切就绪,无需再费力进一步的具体研究。相反,至少在我看来,场域观念的主要价值在 于促进和发扬了一种建构(对象)的方式,使学者不得不在每次研究时重新设想一番。它迫 使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所考察的世界界限在哪儿:它是如何与其他场域发生“联系的”? 与哪些场域发生联系?在何种程度上发生联系?等等。它提供了一套系统连贯且一再出现的 问题,使我们既避免陷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理论真空,又避免堕入唯理论主义话语的经验 真空 3.10]问:最近一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探索》(1990年3月号)专门探讨了“住宅经济” 的问题,也就是说,分析一系列必须加以考虑的社会空间,以理解单门独户家庭的住房这种 特殊的经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在这一期的文章里,您顺理成章地开始分析国家政策的 产生,在“住宅经济”的问题中,国家政策直接参与了决定经济市场运作的过程。您这么做, 实际上已经开始着手概要地提出一种国家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您把国家视为一种元场域 ( meta-field)。23 答:事实上,在我看来,当你细心观察我们所谓“国家”的内部种种运作时,你立即 会对困守学院的学者,亦即那些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 armchair marxist)和其他一些只 知玄想的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许多关于国家的学究式的问题嗤之以鼻,弃如敝屐。这些人翻 来覆去,只会用一些准形而上学的观念探讨国家的问题。正像胡塞尔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所说 的,要想“回到事实本身”,就必须破除这类观念。举例而言,我想到了在“保持一致”(或 依赖附和)与“独立自主”之间的理论抉择,这种抉择已经变得神圣崇高,不容亵渎。但在 这种抉择的背后,已经预设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国家是清澈明确、界限分明的统一实体,它 与那些也同样可以清晰确定和明确辨认的外在力量亳无交织,互不相溶,二者间只存在一种 纯粹的外部关系。(例如,就德国的情况而言,人们费尽了笔墨,探讨德国的特殊道路,传 统的容克土地贵族,或腰缠万贯的工业资本家:就英国的情况而言,则是城市里担任企业主 的资本家和乡绅。)事实上,我们在具体分析中所遇到的是各种行政管理或科层体制场域的 聚合体(在经验现实中,它们往往表现为各种委员会、局、署及公会),在这一聚合体中 来自政府方面的和非政府方面的行动者和各类行动者群体,你争我夺,谋求特定的权威形式 这种权威形式的构成因素是通过立法、规章、行政管理措施(补贴、许可、限制)而体现的 统治权力。总之,这些措施包括我们一般置于国家政策名目之下的形形色色的东西,作为 种与生产和消费(在这里,就是与住宅的生产和消费)相关的诸种实践的特定领域,都被各 种力量争来争去
质疑那些对艺术创造自主性的干预。22他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的一幅绘画，揭露了古根海 姆家族财政资源的来源。这样一来，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馆长就别无选择：如果他展出这幅画， 那他就不得不辞职，或被这家博物馆的资助人解聘；如果他拒绝展出这幅画，那他在艺术家 的眼里就会受尽讥笑。这位艺术家让艺术重新履行了自身的职责，却立即就陷入了麻烦之中。 因此我们发现，艺术家获得的自主性从根源上说，既取决于他们作品的内容，也取决于他们 作品的形式。这种自主性暗含了一种对俗世必需之物的屈服，艺术家认定的德操就是超脱于 这些必需之物的，他们的方式就是自诩完全有权决定艺术的形式，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 同样一点不少地放弃了艺术的其他职责。艺术场域委派给他们的职责，就是不发挥任何社会 职责的职责，即“为艺术而艺术”。除此之外，一旦他们要履行其他职责，他们就会重新发 现这种自主性的局限。 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但它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场域之间的关系——这个例子揭示的 是艺术场域与经济场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即使是它们演进的最一般 的趋势也并非如此。那些“具有唯理论主义倾向的理论”运用各种宏大概念，声称能够解释 所有问题；而场域的观念则与此不同，它并未提供所有可能的疑难问题的现成答案，也并非 说一切就绪，无需再费力进一步的具体研究。相反，至少在我看来，场域观念的主要价值在 于促进和发扬了一种建构（对象）的方式，使学者不得不在每次研究时重新设想一番。它迫 使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所考察的世界界限在哪儿：它是如何与其他场域发生“联系的”？ 与哪些场域发生联系？在何种程度上发生联系？等等。它提供了一套系统连贯且一再出现的 问题，使我们既避免陷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理论真空，又避免堕入唯理论主义话语的经验 真空。 [3.10] 问：最近一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探索》（1990 年 3 月号）专门探讨了“住宅经济” 的问题，也就是说，分析一系列必须加以考虑的社会空间，以理解单门独户家庭的住房这种 特殊的经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在这一期的文章里，您顺理成章地开始分析国家政策的 产生，在“住宅经济”的问题中，国家政策直接参与了决定经济市场运作的过程。您这么做， 实际上已经开始着手概要地提出一种国家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您把国家视为一种元场域 （meta-field）。23 答：事实上，在我看来，当你细心观察我们所谓“国家”的内部种种运作时，你立即 会对困守学院的学者，亦即那些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armchair Marxist）和其他一些只 知玄想的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许多关于国家的学究式的问题嗤之以鼻，弃如敝屐。这些人翻 来覆去，只会用一些准形而上学的观念探讨国家的问题。正像胡塞尔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所说 的，要想“回到事实本身”，就必须破除这类观念。举例而言，我想到了在“保持一致”（或 依赖附和）与“独立自主”之间的理论抉择，这种抉择已经变得神圣崇高，不容亵渎。但在 这种抉择的背后，已经预设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国家是清澈明确、界限分明的统一实体，它 与那些也同样可以清晰确定和明确辨认的外在力量毫无交织，互不相溶，二者间只存在一种 纯粹的外部关系。（例如，就德国的情况而言，人们费尽了笔墨，探讨德国的特殊道路，传 统的容克土地贵族，或腰缠万贯的工业资本家；就英国的情况而言，则是城市里担任企业主 的资本家和乡绅。）事实上，我们在具体分析中所遇到的是各种行政管理或科层体制场域的 聚合体（在经验现实中，它们往往表现为各种委员会、局、署及公会），在这一聚合体中， 来自政府方面的和非政府方面的行动者和各类行动者群体，你争我夺，谋求特定的权威形式， 这种权威形式的构成因素是通过立法、规章、行政管理措施（补贴、许可、限制）而体现的 统治权力。总之，这些措施包括我们一般置于国家政策名目之下的形形色色的东西，作为一 种与生产和消费（在这里，就是与住宅的生产和消费）相关的诸种实践的特定领域，都被各 种力量争来争去
倘若你坚持用这种定义来界定国家,那么国家就可以被看作是诸场域的聚合体,是种 种斗争的场所。在这些场域的聚合体中,各方争斗的关键目标就是一一以韦伯的著名阐述为 基础一一垄断具有合法性的符号暴力4,这种合法的符号暴力,就是这样一种权力,即在 特定“民族”内(也就是在一定的领土疆界中)确立和强加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 并将其视之为普遍一致的和普遍适用的。正如我对1970年到1980年法国国家住宅政策的研 究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场域是各种力量持续不断的相互碰撞的地方,这些力量分属私有部 门(银行和银行家,建筑施工公司和建筑设计公司)和公有部门(部委,这些部委内的主管 部门,以及在这些中任职的国家栋梁( grands corps d'Etat)25,而这些部门本身又都是以场 域方式组织起来的层次较低的世界,各种内部分裂和外在对立既把它们溶为一体,又使它们 彼此分隔。只有将“国家”作为一个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权宜性标签,用以涵盖上述这些 权力(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形成的各种空间一一这些空间可能采取各 种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网络形式(诸如联盟、协作、固定主顾、相互服务等等),并且在现象 各异的互动形式(从公开冲突到多多少少有点隐蔽的勾结串通,范围极为广泛)中展现自身 (不过如此使用,也自有它的危险)一—“国家”的概念才有意义。 你可以详细考察各种相互竞争的“民间”( private)代理人或组织(比如说,有些银行 可能愿意政府进行某种管制,以促进一定种类的住宅建设贷款面的扩大)是如何采取行动 对他们的各种经济活动领域或文化活动领域内国家政策方向的确定施加影响的(在教育改革 中,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过程),他们是如何相互结盟并与其他一些科层官员相互串通的,(这 些官员对他们喜欢的某种类型的措施也有所偏好),以及他们又是如何与其他组织机构打交 道的,这些组织机构往往具有自身的利益和资源(例如,进行管制管理的专有科层资本)。 在做了这些研究以后,你就会禁不住将那些关于一致还是自主的思辩臆测抛在一旁。可以肯 定地说,就这一点来说,我感到我与劳曼的分析( Laumann and Knoke1988)更为接近(虽 然在其他方面,我与他也还存在一些分歧),而与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1973)或斯考 克波尔( Theda Skocopl1979)的思路相去甚远,这两个人都代表一致或自主的传统立场 我在上面所说的论述,也意在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问题一样,那些“脱离实际的马克思 主义者”,那些不顾经验材料的唯物主义者( materialists without materials),只不过一直在这 个学究式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早在60年代他们盛极之时,我就始终不懈地反对这种观点。 更一般地说,这说明了是什么造成了我在社会学场域中位置上的困境。一方面,因为 我坚持认为结构性的构型(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s)不可化约为它们用以表现自身的互动和 实践,从这一点上讲,我似乎是非常接近那些“(宏)大理论家”(特别是结构主义者),但 同时,我又与那些“埋头实地研究”的学者不谋而合、颇为接近(特别是符号互动论的学者, 以及所有那些通过参与性观察或统计分析,竭力揭示和洞察那些往往被宏大理论家所忽视的 经验现实的学者,因为这些宏大理论家往往高高在上,懒得屈尊俯视),即使我不能赞同他 们对社会世界的某些观念,那些作为他们研究兴趣的基础的哲学观念往往鼓励“特写镜头”, 助长理论近视( theoretical myopia),无视客观结构和那些不能直接感知的力量关系,事实上 正是这些问题加诸于这些学者身上,是他们沉迷于日常实践的细枝末节,而不能自拔 [3.1]问可:您对国家的分析,是把国家看作一系列部分相互重叠的科层场域。那么,是 哪些方面使您的这一分析与劳曼和克诺克的“组织国家”( organizational state)概念 ( Laumann and Knoke1988)以及更为广义的网络理论区别开来的呢? 答:这里,我想起我自己在结构和互动、或结构关系和实际有效关系( structural relation & effective relation)之间所作出的一个区别,这一区别特别依据了韦伯的思想,前者被视为 是一种以永远不变而且不可见察的方式运作的关系,后者则体现在某一特定的交换关系之中 并通过这种关系而实现的(参见 Bourdieu1971b,197le,1987h)。事实上,一个场域的结构
倘若你坚持用这种定义来界定国家，那么国家就可以被看作是诸场域的聚合体，是种 种斗争的场所。在这些场域的聚合体中，各方争斗的关键目标就是——以韦伯的著名阐述为 基础——垄断具有合法性的符号暴力24，这种合法的符号暴力，就是这样一种权力，即在一 特定“民族”内（也就是在一定的领土疆界中）确立和强加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 并将其视之为普遍一致的和普遍适用的。正如我对 1970 年到 1980 年法国国家住宅政策的研 究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场域是各种力量持续不断的相互碰撞的地方，这些力量分属私有部 门（银行和银行家，建筑施工公司和建筑设计公司）和公有部门（部委，这些部委内的主管 部门，以及在这些中任职的国家栋梁（grands corps d’Etat）25，而这些部门本身又都是以场 域方式组织起来的层次较低的世界，各种内部分裂和外在对立既把它们溶为一体，又使它们 彼此分隔。只有将“国家”作为一个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权宜性标签，用以涵盖上述这些 权力（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形成的各种空间——这些空间可能采取各 种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网络形式（诸如联盟、协作、固定主顾、相互服务等等），并且在现象 各异的互动形式（从公开冲突到多多少少有点隐蔽的勾结串通，范围极为广泛）中展现自身 （不过如此使用，也自有它的危险）——“国家”的概念才有意义。 你可以详细考察各种相互竞争的“民间”（private）代理人或组织（比如说，有些银行 可能愿意政府进行某种管制，以促进一定种类的住宅建设贷款面的扩大）是如何采取行动、 对他们的各种经济活动领域或文化活动领域内国家政策方向的确定施加影响的（在教育改革 中，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过程），他们是如何相互结盟并与其他一些科层官员相互串通的，（这 些官员对他们喜欢的某种类型的措施也有所偏好），以及他们又是如何与其他组织机构打交 道的，这些组织机构往往具有自身的利益和资源（例如，进行管制管理的专有科层资本）。 在做了这些研究以后，你就会禁不住将那些关于一致还是自主的思辩臆测抛在一旁。可以肯 定地说，就这一点来说，我感到我与劳曼的分析（Laumann and Knoke 1988）更为接近（虽 然在其他方面，我与他也还存在一些分歧），而与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1973）或斯考 克波尔（Theda Skocopl 1979）的思路相去甚远，这两个人都代表一致或自主的传统立场。 我在上面所说的论述，也意在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问题一样，那些“脱离实际的马克思 主义者”，那些不顾经验材料的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s without materials），只不过一直在这 个学究式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早在 60 年代他们盛极之时，我就始终不懈地反对这种观点。 更一般地说，这说明了是什么造成了我在社会学场域中位置上的困境。一方面，因为 我坚持认为结构性的构型（structural configurations）不可化约为它们用以表现自身的互动和 实践，从这一点上讲，我似乎是非常接近那些“（宏）大理论家”（特别是结构主义者），但 同时，我又与那些“埋头实地研究”的学者不谋而合、颇为接近（特别是符号互动论的学者， 以及所有那些通过参与性观察或统计分析，竭力揭示和洞察那些往往被宏大理论家所忽视的 经验现实的学者，因为这些宏大理论家往往高高在上，懒得屈尊俯视），即使我不能赞同他 们对社会世界的某些观念，那些作为他们研究兴趣的基础的哲学观念往往鼓励“特写镜头”， 助长理论近视（theoretical myopia），无视客观结构和那些不能直接感知的力量关系，事实上 正是这些问题加诸于这些学者身上，是他们沉迷于日常实践的细枝末节，而不能自拔。 [3.11] 问：您对国家的分析，是把国家看作一系列部分相互重叠的科层场域。那么，是 哪些方面使您的这一分析与劳曼和克诺克的“组织国家”（organizational state）概念 （Laumann and Knoke 1988）以及更为广义的网络理论区别开来的呢？ 答：这里，我想起我自己在结构和互动、或结构关系和实际有效关系（structural relation & effective relation）之间所作出的一个区别，这一区别特别依据了韦伯的思想，前者被视为 是一种以永远不变而且不可见察的方式运作的关系，后者则体现在某一特定的交换关系之中 并通过这种关系而实现的（参见 Bourdieu 1971b, 1971e, 1987h）。事实上，一个场域的结构
可以被看作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 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这种场域的结构与那些多少有些持久不变的网络(场域借助 这些网络来展现自身)是不同的。正是这种结构,决定了是否有可能(或更准确地说,是有 多大可能)在场域中发现那些体现并维系网络存在的各种联系的创建过程。科学的任务就是 揭示各种资本的分配结构,而这些结构通过它们所限定的利益和性情倾向决定了个人或集体 所采取的立场。在网络分析中,对这些基本结构的研究始终让位于对(各种行动者之间或机 构之间)特定联系和各种(信息、资源、服务等)“流”(flow)的分析,网络正是通过后者 成为可见的一一这无疑是因为揭示结构要求人们在研究中运用一种关系的思维方式,而这种 思维方式除非借助对应因素分析的技术,否则很难转化为一种适于定量和形式化的数据分析 的研究方法 我可以借助过去几年我对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所进行的研究,来进一步探讨了一下上 述的主张。我可以用一种大大简化了的方式指出,自从王朝国家( dynastic state)的建立, 或晚些时候科层国家( bureaucratic state)的建立以来,就发生了一个长期的不同种类的权力 或者说资本的集中化过程。在第一个阶段,这一过程首先导致的是公共权威的私人垄断(即 由国王垄断),同时国王垄断的这一公共权威外在于并优越于所有其他私人权威(地主、市 民阶层等的权威)。与这些不同资本—一经济资本(主要来自征税)、军事资本、文化资本 司法资本,以及更具一般性的符号资本一一的集中化过程相伴而生的就是相应的不同场域的 兴起和巩固。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特定资本,准确地说就是中央集权资本( statist capital)。这种资本通过它的积累,可以使国家对不同的场域和在其中流通的不同形式的资 本施展权力。这种元资本( meta-capital)能够对其他不同种类的资本,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兑 换比率(并因此对分别持有这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实施支配的权力,而正是这 种元资本确定了国家的特有权力。从而,国家的建构与权力场域的建构相伴而行,这种权力 场域可以被看作游戏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彼此争斗,争斗的关键就是 谁能够拥有对国家的权力,即对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力,这种资本能赋予支配不同种类的资本 及其再生产(特别是通过学校系统)的权力 注释 1有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场域,参见 Bourdieu197la,1975b,1975c,1983a1983d,1988a:有关阶级空间和 阶级生活方式的空间,参加 Bourdieu1978b,1984a,1978b;有关文化商品( cultural goods),参见 Bourdieu 1980h,1985d和 Bourdieu and delsaut1975:有关宗教场域,参见 Bourdieu i971b,1987h, 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1982:有关科学场域,参见 Bourdieu I98ld,1987e,1990e:有关司法场域和权力场域,参见 Bourdieu 1981a,1986c,1987g,198%a,和 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1978,1982,1987: Bourdieu et al I987和《社会 科学研究探索》1990年3月号所刊载的文章考察了私人住宅建设的场域 欧洲社会学中心还从事了许多其他场域的研究,其中包括:漫画连环册的场域( Boltanski1975)和儿童 书籍的出版场域( Chamboredon and fabiani1977),本世纪初法国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场域( Charle1983和 1990, Karady1983, Fab iani1989),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权力场域( Charle1987),宗教场域( Grignon1977 古典时代的人文和科学( Heinich1987),17世纪的文学(Viaa1985),“上世纪的老人”的管理问题( Lenoir 1978),农民的行业联盟主义( Maresca1983),社会工作( Verde- Leroux1976,1978),政治代表制( Champagne 1988190)和法国的女性主义研究( Lagrave990 2这本书(此书的译本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版权问题而耽搁数年,最近才由 Walter de gruyter出版)对于理 解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是至关重要的。在此书中,对社会科学里的“应用理性主义”( applied rationalism) 的根本原则做了详尽细致的阐述,并且精心选择了用以说明核心主张的文本(作者包括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方面的专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莫斯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全书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由编者的 阐述和相应的文选组成。这三个部分分别用理论概括了三个研究阶段。布迪厄遵循法国认识学者巴什拉的 观点,将这三个阶段视为产生社会学知识的三个关键阶段。他用下面的法则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三个阶 事实是(通过与常识的决裂)争而后得,建构而成,并被确认属实的“( les faits sont conquis, construits, constans)”( 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1973,24)。泰尔斯的著作(Tles1984)批判性地介绍了 巴什拉的晢学,值得一读,也可参见麦克利斯特编辑的文选( Macalester1991)
可以被看作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 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这种场域的结构与那些多少有些持久不变的网络（场域借助 这些网络来展现自身）是不同的。正是这种结构，决定了是否有可能（或更准确地说，是有 多大可能）在场域中发现那些体现并维系网络存在的各种联系的创建过程。科学的任务就是 揭示各种资本的分配结构，而这些结构通过它们所限定的利益和性情倾向决定了个人或集体 所采取的立场。在网络分析中，对这些基本结构的研究始终让位于对（各种行动者之间或机 构之间）特定联系和各种（信息、资源、服务等）“流”（flow）的分析，网络正是通过后者 成为可见的——这无疑是因为揭示结构要求人们在研究中运用一种关系的思维方式，而这种 思维方式除非借助对应因素分析的技术，否则很难转化为一种适于定量和形式化的数据分析 的研究方法。 我可以借助过去几年我对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所进行的研究，来进一步探讨了一下上 述的主张。我可以用一种大大简化了的方式指出，自从王朝国家（dynastic state）的建立， 或晚些时候科层国家（bureaucratic state）的建立以来，就发生了一个长期的不同种类的权力 或者说资本的集中化过程。在第一个阶段，这一过程首先导致的是公共权威的私人垄断（即 由国王垄断），同时国王垄断的这一公共权威外在于并优越于所有其他私人权威（地主、市 民阶层等的权威）。与这些不同资本——经济资本（主要来自征税）、军事资本、文化资本、 司法资本，以及更具一般性的符号资本——的集中化过程相伴而生的就是相应的不同场域的 兴起和巩固。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特定资本，准确地说就是中央集权资本（statist capital）。这种资本通过它的积累，可以使国家对不同的场域和在其中流通的不同形式的资 本施展权力。这种元资本（meta-capital）能够对其他不同种类的资本，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兑 换比率（并因此对分别持有这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实施支配的权力，而正是这 种元资本确定了国家的特有权力。从而，国家的建构与权力场域的建构相伴而行，这种权力 场域可以被看作游戏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不同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彼此争斗，争斗的关键就是 谁能够拥有对国家的权力，即对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力，这种资本能赋予支配不同种类的资本 及其再生产（特别是通过学校系统）的权力。 注释 1 有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场域，参见 Bourdieu 1971a, 1975b, 1975c, 1983a, 1983d, 1988a；有关阶级空间和 阶级生活方式的空间，参加 Bourdieu 1978b, 1984a, 1978b；有关文化商品（cultural goods），参见 Bourdieu 1980h, 1985d 和 Bourdieu and Delsaut 1975；有关宗教场域，参见 Bourdieu 1971b, 1987h, 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82；有关科学场域，参见 Bourdieu 1981d, 1987e, 1990e；有关司法场域和权力场域，参见 Bourdieu 1981a, 1986c, 1987g, 1989a，和 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78, 1982, 1987；Bourdieu et al 1987 和《社会 科学研究探索》1990 年 3 月号所刊载的文章考察了私人住宅建设的场域。 欧洲社会学中心还从事了许多其他场域的研究，其中包括：漫画连环册的场域(Boltanski 1975)和儿童 书籍的出版场域(Chamboredon and Fabiani 1977)，本世纪初法国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场域（Charle 1983 和 1990，Karady 1983，Fabiani 1989），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权力场域（Charle 1987），宗教场域(Grignon 1977)， 古典时代的人文和科学（Heinich 1987），17 世纪的文学（Viala 1985），“上世纪的老人”的管理问题（Lenoir 1978），农民的行业联盟主义（Marresca 1983），社会工作（Verdèd-Leroux 1976，1978），政治代表制（Champagne 1988,1990）和法国的女性主义研究（Lagrave 1990）。 2 这本书（此书的译本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版权问题而耽搁数年，最近才由 Walter de Gruyter 出版）对于理 解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是至关重要的。在此书中，对社会科学里的“应用理性主义”（applied rationalism） 的根本原则做了详尽细致的阐述，并且精心选择了用以说明核心主张的文本（作者包括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方面的专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莫斯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全书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由编者的 阐述和相应的文选组成。这三个部分分别用理论概括了三个研究阶段。布迪厄遵循法国认识学者巴什拉的 观点，将这三个阶段视为产生社会学知识的三个关键阶段。他用下面的法则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三个阶段： “事实是（通过与常识的决裂）争而后得，建构而成，并被确认属实的“（les faits sont conquis, construits, constatés）”（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73, 24）。泰尔斯的著作（Tiles 1984）批判性地介绍了 巴什拉的哲学，值得一读，也可参见麦克利斯特编辑的文选（MacAlester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