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4反省社会学 与华康德的谈话 [616]间:这里,您使我回想起涂尔干的一句名言,他说社会学“之所以扩大了我们的 行动范围,只不过是因为它扩大了我们的科学领域”。但我还是得回到我的问题上:反思性 使我们祛除幻想,这是不是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导致我们倒退到那种“消极保守的立场”? 涂尔干,这位《社会学年鉴》的创建人,早就一贯将自己与这种立场划分得一清二楚。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初步给出以下回答:如果危险只在于削弱青年的反叛,消除 了其间的魔幻魅力,那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这些青春期的反叛,一般说来,过了知 识上的不成熟期,也就自然消退了。 6.17间:这就体现了您反先知的立场,或许,这一点也是您和福柯学说之间分歧的 答:确实,在福柯的著作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当然,这种倾向被他的著作的阐释者们大 大发挥了),他在理论上概括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和反叛,探讨青年与他的家庭、与接替家 庭的教育职能,与施加“纪律”( disciplines)的制度(比如学校、诊所、精神病院、医院等 等)之间的冲突,即与各种形式的非常外在的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青春期反叛经常体现为 种符号性的否认,一种带有乌托邦意味的对普遍社会控制的反应,这种态度使人不必费神 去作全面的分析,探究各种约束施加在不同情境下的行动者身上所体现的具体历史形式,特 别是它们所具有的千变万化的形式:也不用去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约束形式,它们的运作机 制比起那些通过对身体的操练( dressage)来发挥作用的社会约束远为细致微妙。3 自然啦,向青年人泼冷水,解除他们的幻觉,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考虑 到他们的反叛中还是有不少真挚而深刻的成分在内:他们反抗既有秩序,看不惯甘于受制的 大人们与世无争的屈从,冷眼面对学术界的虚伪,以及一切一切他们体察得非常出色的东西, 因为他们还没有看破红尘,还没有学会悲观失望,还不曾像大多数我这一辈的人—一至少在 法国一一那样不问世事,完全放弃自己当初的抱负。也许,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很 有必要融汇一些代表着青春的性情倾向,比如拥有一定的力量和勇气,去毅然决裂,去起而 反抗,面对社会不平保留一份无邪的天真:此外再纳入一些更多地体现着老成的性情倾向 比如说现实主义的立场,比如有能力直面社会世界冷峻艰辛、令人沮丧的现实情景。 我相信,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但在我眼里,这种效果正标志了迈向科 学现实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进步,这与那种天真幼稚的乌托邦思想简直是天壤之别。科学 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确定科学得以发挥作用的方面,脚踏实地地去追求担负责仼的 行动,让我们能够摆脱没有自由的争斗。在没有自由的争斗中,往往回避了真正的职责所在, 常常不过是欺诈背德行为的托辞,而科学知识却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情况。4当然,是有那 么一种社会学,也许尤其是我所实践的这种社会学,可能助长唯社会学主义( sociologism) 屈从于社会的“无情铁律”(尽管它的本意正好与此相反),不过我想,像马克思那样在乌托 邦思想和唯社会学主义之间设立一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许多多少少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 唯社会学主义的与世无争和乌托邦式的唯意志论之间,存在可以回旋的余地,我把它叫做深 思熟虑的乌托邦思想( a reasoned utopianism),即借助有关社会法则的真正知识,特别是有 关这些知识得以发挥效用的历史条件的知识,以理性的方式,在政治中自觉地利用自由的各 种局限。5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在于既反对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也反对听天由 同50.4,原文本pp202-15,中译第256-280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46.4 反省社会学* 与华康德的谈话 [6.16] 问：这里，您使我回想起涂尔干的一句名言，他说社会学“之所以扩大了我们的 行动范围，只不过是因为它扩大了我们的科学领域”。但我还是得回到我的问题上：反思性 使我们祛除幻想，这是不是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导致我们倒退到那种“消极保守的立场”？ 涂尔干，这位《社会学年鉴》的创建人，早就一贯将自己与这种立场划分得一清二楚。1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初步给出以下回答：如果危险只在于削弱青年的反叛，消除 了其间的魔幻魅力，那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这些青春期的反叛，一般说来，过了知 识上的不成熟期，也就自然消退了。 [6.17] 问：这就体现了您反先知的立场2，或许，这一点也是您和福柯学说之间分歧的 一个标志。 答：确实，在福柯的著作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当然，这种倾向被他的著作的阐释者们大 大发挥了），他在理论上概括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和反叛，探讨青年与他的家庭、与接替家 庭的教育职能，与施加“纪律”（disciplines）的制度（比如学校、诊所、精神病院、医院等 等）之间的冲突，即与各种形式的非常外在的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青春期反叛经常体现为 一种符号性的否认，一种带有乌托邦意味的对普遍社会控制的反应，这种态度使人不必费神 去作全面的分析，探究各种约束施加在不同情境下的行动者身上所体现的具体历史形式，特 别是它们所具有的千变万化的形式；也不用去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约束形式，它们的运作机 制比起那些通过对身体的操练（dressage）来发挥作用的社会约束远为细致微妙。3 自然啦，向青年人泼冷水，解除他们的幻觉，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考虑 到他们的反叛中还是有不少真挚而深刻的成分在内：他们反抗既有秩序，看不惯甘于受制的 大人们与世无争的屈从，冷眼面对学术界的虚伪，以及一切一切他们体察得非常出色的东西， 因为他们还没有看破红尘，还没有学会悲观失望，还不曾像大多数我这一辈的人——至少在 法国——那样不问世事，完全放弃自己当初的抱负。也许，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很 有必要融汇一些代表着青春的性情倾向，比如拥有一定的力量和勇气，去毅然决裂，去起而 反抗，面对社会不平保留一份无邪的天真；此外再纳入一些更多地体现着老成的性情倾向， 比如说现实主义的立场，比如有能力直面社会世界冷峻艰辛、令人沮丧的现实情景。 我相信，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但在我眼里，这种效果正标志了迈向科 学现实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进步，这与那种天真幼稚的乌托邦思想简直是天壤之别。科学 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确定科学得以发挥作用的方面，脚踏实地地去追求担负责任的 行动，让我们能够摆脱没有自由的争斗。在没有自由的争斗中，往往回避了真正的职责所在， 常常不过是欺诈背德行为的托辞，而科学知识却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情况。4当然，是有那 么一种社会学，也许尤其是我所实践的这种社会学，可能助长唯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 屈从于社会的“无情铁律”（尽管它的本意正好与此相反），不过我想，像马克思那样在乌托 邦思想和唯社会学主义之间设立一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许多多少少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 唯社会学主义的与世无争和乌托邦式的唯意志论之间，存在可以回旋的余地，我把它叫做深 思熟虑的乌托邦思想（a reasoned utopianism），即借助有关社会法则的真正知识，特别是有 关这些知识得以发挥效用的历史条件的知识，以理性的方式，在政治中自觉地利用自由的各 种局限。5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在于既反对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也反对听天由 * 同 50.4，原文本 pp.202-15，中译第 256-280 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
命的唯科学主义,通过了解有充分依据、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况,运用相关的知识,使可能性 成为现实,从而有助于确定一种理性的乌托邦思想。这样的一种社会学的乌托邦思想,亦即 那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极不可靠的。这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看起 来有着小资产阶级的面目,表现得不够激进。当前,极端的东西总是更时髦些:而且,政治 行为中的美学意涵,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更为重要。 6.18]问:您的上述见解,也可以用来否定一种知识分子十分喜好的政治观。这种观念 认为,人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动物,通过行使自由意志,通过政治上的自我表白,构建着自我 答:我不十分同意这种看法,不太愿意这么说。正相反,我认为这种政治观本身也是某 种历史设想的组成部分。那些持有这种政治观的人们理应认识到,他们是一长串前辈的历史 接班人。他们的前辈们曾身处各种历史条件之中,从而有机会促进自由大幅度发展( bourdieu 1989d)。他们首先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个事实,即要推进这种设想,就必须有一批哲学教席 社会学系(暗含着某种特定形式的异化),即必须业已创建出受国家保障的、作为正式官方 学科的哲学或社会科学,等等。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中 美洲和罗马尼亚的压迫统治、发生在身边的性别歧视,仗义执言。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力图使这种神话灵验,使它真正有可能作为显示存在,于是乎便有了巴黎公社,有了德 雷弗斯案件,有了左拉等一大批人。6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一点,那就是,文化自由的制度也 是一种社会努力的成就,贏得这种制度的艰苦程度,比起《社会保险法》或法定最低工资毫 不逊色( Bourdieu and schwibs 1985) [6.19]问:能不能这么说,您所实践的社会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关于社会 世界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说?从您的社会学里,我们是否能推导出某种个人行为的理想 模式呢? 答:我不得不说,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如果抱守旧有的实证科学与规范科学 的对立两分法,我的回答就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同意超越这种对立来思考问题,那我就回 答说“是”。实质上,因为它是一门科学,所以就蕴含着一种伦理。如果我上面的主张是正 确的,如果确实只有通过科学对各种决定机制的了解,才能揭示出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 种相对伦理来说既是前提条件又是相关因素的自由,那么,一种有关社会的反思性科学也同 样确实暗含了,或者说蕴含了一种伦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伦理就是唯科学主义的伦理。 (不用说,要建立一种伦理,也不是只有这一种途径。)在这里,道德之所以可能变为现实, 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科学可以激发自觉意识的觉醒 我相信,只要社会学还是那么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它就无所作为。不过一旦它放下 架子,深入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人们就可以拿它作为一种工具,就像上诊所求医问药那样 来为自己服务。社会学给予我们的真正自由在于给予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 其间的游戏,让我们在置身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地少受这个场域的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 也少受从我们的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我并不是想 告诉大家社会学能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事实远非如此,可是社会学能使我们得以分辨在哪 些地方我们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样,我们就 不会白白浪费精力,在本无出路的战场上争来杀去。8 因此我认为,反思社会学的确可以发挥某种哲学用途或伦理用途。它的宗旨,并不是要 对别人“吹毛求疵”,化约其他人,谴责他们,攻击他们“不过是某某人的孝子贤孙罢了 不,决不在此。反思社会学使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世界,说明这个世界,或者,借用我很喜 欢的蓬日( Francis Ponge)的说法,去“使世界成为不可或缺之物”( bourdieu1986f)。要想 充分理解处于某个空间中的个体的行为,就等于理解他所作所为背后的必然性条件,就是使
命的唯科学主义，通过了解有充分依据、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况，运用相关的知识，使可能性 成为现实，从而有助于确定一种理性的乌托邦思想。这样的一种社会学的乌托邦思想，亦即 那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极不可靠的。这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看起 来有着小资产阶级的面目，表现得不够激进。当前，极端的东西总是更时髦些；而且，政治 行为中的美学意涵，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更为重要。 [6.18] 问：您的上述见解，也可以用来否定一种知识分子十分喜好的政治观。这种观念 认为，人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动物，通过行使自由意志，通过政治上的自我表白，构建着自我。 答：我不十分同意这种看法，不太愿意这么说。正相反，我认为这种政治观本身也是某 种历史设想的组成部分。那些持有这种政治观的人们理应认识到，他们是一长串前辈的历史 接班人。他们的前辈们曾身处各种历史条件之中，从而有机会促进自由大幅度发展（Bourdieu 1989d）。他们首先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个事实，即要推进这种设想，就必须有一批哲学教席、 社会学系（暗含着某种特定形式的异化），即必须业已创建出受国家保障的、作为正式官方 学科的哲学或社会科学，等等。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中 美洲和罗马尼亚的压迫统治、发生在身边的性别歧视，仗义执言。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力图使这种神话灵验，使它真正有可能作为显示存在，于是乎便有了巴黎公社，有了德 雷弗斯案件，有了左拉等一大批人。6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一点，那就是，文化自由的制度也 是一种社会努力的成就，赢得这种制度的艰苦程度，比起《社会保险法》或法定最低工资毫 不逊色（Bourdieu and Schwibs 1985）。 [6.19] 问：能不能这么说，您所实践的社会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既是一种关于社会 世界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说？从您的社会学里，我们是否能推导出某种个人行为的理想 模式呢？ 答：我不得不说，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如果抱守旧有的实证科学与规范科学 的对立两分法，我的回答就是否定的；但如果我们同意超越这种对立来思考问题，那我就回 答说“是”。实质上，因为它是一门科学，所以就蕴含着一种伦理。如果我上面的主张是正 确的，如果确实只有通过科学对各种决定机制的了解，才能揭示出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一 种相对伦理来说既是前提条件又是相关因素的自由，那么，一种有关社会的反思性科学也同 样确实暗含了，或者说蕴含了一种伦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伦理就是唯科学主义的伦理。 （不用说，要建立一种伦理，也不是只有这一种途径。）在这里，道德之所以可能变为现实， 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科学可以激发自觉意识的觉醒。 我相信，只要社会学还是那么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它就无所作为。不过一旦它放下 架子，深入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人们就可以拿它作为一种工具，就像上诊所求医问药那样 来为自己服务。社会学给予我们的真正自由在于给予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 其间的游戏，让我们在置身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地少受这个场域的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 也少受从我们的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7我并不是想 告诉大家社会学能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事实远非如此，可是社会学能使我们得以分辨在哪 些地方我们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样，我们就 不会白白浪费精力，在本无出路的战场上争来杀去。8 因此我认为，反思社会学的确可以发挥某种哲学用途或伦理用途。它的宗旨，并不是要 对别人“吹毛求疵”，化约其他人，谴责他们，攻击他们“不过是某某人的孝子贤孙罢了”。 不，决不在此。反思社会学使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世界，说明这个世界，或者，借用我很喜 欢的蓬日（Francis Ponge）的说法，去“使世界成为不可或缺之物”（Bourdieu 1986f）。要想 充分理解处于某个空间中的个体的行为，就等于理解他所作所为背后的必然性条件，就是使
那些乍看上去不过是机缘凑巧的偶然行为,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必然事件。这不是在为世界 提供正当性说明,而是学会接受许多本是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9(当然啦,我们必须 无时无刻不记住,采取这样的社会宽容是有它的社会条件的,而这样的社会条件不是每个人 都能一视同仁地得到的。对于那些无法朝此努力的人,我们不应该强求他们做到这一点。比 如说吧,要人做一名反种族歧视者,固然很好。无可非议,但如果不同时在各种社会条件方 面,比如住房供应、教育机会、就业渠道等等,大力促进平等获得权,使反种族歧视成为现 实可能的立场,那么,这样的口号就未免只是虚情假意的姿态罢了。) 只要你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就为自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以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 所在,并因此踏上了塑造小范围的、谦和而又切实可行的道德的征途,别看这样的道德不起 眼,它完全符合人类自由的范围要求,在我看来,这种人类自由并非大而无当的东西。在社 会场域这样的领域里,事情总是不停地变化着,从没有什么彻底的预先决定。但话说回来, 这种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比我初涉社会学时所认为的高得多,有许多时候,面对事物被 决定的程度如此之高,我也不免震惊,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人家会认为你是在 夸大其辞”。不过,请相信我并非对这种决定机制津津乐道。实际上,我认为即使我对这些 必然性因素过于敏感,那也是因为我发现它特别令人难以容忍而己。就个人而言,当我看到 别人深陷必然性之中不能自拔,不管是穷苦人还是富人,我都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 [6.20]间:您近年开始着手对“社会疾苦”( social suffering)的经验进行考察,在我看 来,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正是把社会学看作是某种社会助产术( social maieutics)的伦理立场。 它十分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把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公民伦理都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还说明 了社会学能发挥怎样的一种类似苏格拉底式的作用:使社会表象和政治表象的既有形式中根 深蒂固的监督机制失灵 答:在过去十年里,整个政治领域变得越来越封闭,争斗的对手只限于内部的一些人 彼此的争吵独具一格,争夺的焦点也极为特殊。政府的领袖们实质上成了囚犯,被一群阿谀 奉承之徒所保卫,这些随从是一些原本一片好心的技术官僚们,可惜他们就是不懂他们的公 民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不懂他们自己无知到何种地步。他们乐于借助民意调查的巫术来 进行治理,这些调查用一些被调查者不用的字眼,提一些被调查者一般并不会提出来的问题, 而被调查者直到问题摆在了面前,面对调查者的催促和逼迫,才会并不情愿地给出一些牵强 的答案。这种强加的问题,貌似合理的技术,其实不过是盅获人心的伪科学。为了反对这样 的做法,我提出一个设想,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 的考察。这些东西隐藏在近来诸多非制度化的抗议形式之下(出自高中生、大学生、护士 教师、电车司机等群体),是围绕“阿拉伯妇女的头纱”和公众住房供应的滞后这样的问题 所产生的紧张局势背后的关键。而且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歧视待遇和相互指责的现象 中所体现出的“私人政治”,也正是受社会疾苦等因素推动的。10 泰雷曾经告诉我们( Emmanuel Terray1990),在希波克拉底的传统看来,真正的医学发 轫于不可见的疾病的治疗,也就是要探知病人未曾提及的症候,这可能是因为她未曾意识到 这些症候,或者她疏忽了,忘了提及。我的研究就是要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 可辩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就这点而言,有必要突破各种心理投射的屏 蔽,这类屏蔽有时流于荒谬,经常令人作呕。在这些屏蔽的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同时 有必要动员那些助长最不正当的社会幻想和社会仇恨(如种族歧视)流行的人们控诉那些使 他们变得不道德、变得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当然,这肯定会大费周折,但正是这些社会机 制滋养了他们的反感、苦恼、绝望。不讲道德乃至堕落,本身同样没有可以开脱的理由 这项研究背后的前提假设是,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许多最触及个人秘密 的戏剧场面,隐藏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
那些乍看上去不过是机缘凑巧的偶然行为，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必然事件。这不是在为世界 提供正当性说明，而是学会接受许多本是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9（当然啦，我们必须 无时无刻不记住，采取这样的社会宽容是有它的社会条件的，而这样的社会条件不是每个人 都能一视同仁地得到的。对于那些无法朝此努力的人，我们不应该强求他们做到这一点。比 如说吧，要人做一名反种族歧视者，固然很好。无可非议，但如果不同时在各种社会条件方 面，比如住房供应、教育机会、就业渠道等等，大力促进平等获得权，使反种族歧视成为现 实可能的立场，那么，这样的口号就未免只是虚情假意的姿态罢了。） 只要你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就为自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以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 所在，并因此踏上了塑造小范围的、谦和而又切实可行的道德的征途，别看这样的道德不起 眼，它完全符合人类自由的范围要求，在我看来，这种人类自由并非大而无当的东西。在社 会场域这样的领域里，事情总是不停地变化着，从没有什么彻底的预先决定。但话说回来， 这种决定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比我初涉社会学时所认为的高得多，有许多时候，面对事物被 决定的程度如此之高，我也不免震惊，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人家会认为你是在 夸大其辞”。不过，请相信我并非对这种决定机制津津乐道。实际上，我认为即使我对这些 必然性因素过于敏感，那也是因为我发现它特别令人难以容忍而已。就个人而言，当我看到 别人深陷必然性之中不能自拔，不管是穷苦人还是富人，我都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 [6.20] 问：您近年开始着手对“社会疾苦”（social suffering）的经验进行考察，在我看 来，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正是把社会学看作是某种社会助产术（social maieutics）的伦理立场。 它十分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把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公民伦理都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还说明 了社会学能发挥怎样的一种类似苏格拉底式的作用：使社会表象和政治表象的既有形式中根 深蒂固的监督机制失灵。 答：在过去十年里，整个政治领域变得越来越封闭，争斗的对手只限于内部的一些人， 彼此的争吵独具一格，争夺的焦点也极为特殊。政府的领袖们实质上成了囚犯，被一群阿谀 奉承之徒所保卫，这些随从是一些原本一片好心的技术官僚们，可惜他们就是不懂他们的公 民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不懂他们自己无知到何种地步。他们乐于借助民意调查的巫术来 进行治理，这些调查用一些被调查者不用的字眼，提一些被调查者一般并不会提出来的问题， 而被调查者直到问题摆在了面前，面对调查者的催促和逼迫，才会并不情愿地给出一些牵强 的答案。这种强加的问题，貌似合理的技术，其实不过是盅获人心的伪科学。为了反对这样 的做法，我提出一个设想，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 的考察。这些东西隐藏在近来诸多非制度化的抗议形式之下（出自高中生、大学生、护士、 教师、电车司机等群体），是围绕“阿拉伯妇女的头纱”和公众住房供应的滞后这样的问题 所产生的紧张局势背后的关键。而且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歧视待遇和相互指责的现象 中所体现出的“私人政治”，也正是受社会疾苦等因素推动的。10 泰雷曾经告诉我们（Emmanuel Terray 1990），在希波克拉底的传统看来，真正的医学发 轫于不可见的疾病的治疗，也就是要探知病人未曾提及的症候，这可能是因为她未曾意识到 这些症候，或者她疏忽了，忘了提及。我的研究就是要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 可辩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就这点而言，有必要突破各种心理投射的屏 蔽，这类屏蔽有时流于荒谬，经常令人作呕。在这些屏蔽的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同时 有必要动员那些助长最不正当的社会幻想和社会仇恨（如种族歧视）流行的人们控诉那些使 他们变得不道德、变得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当然，这肯定会大费周折，但正是这些社会机 制滋养了他们的反感、苦恼、绝望。不讲道德乃至堕落，本身同样没有可以开脱的理由。 这项研究背后的前提假设是，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许多最触及个人秘密 的戏剧场面，隐藏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
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 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 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所以说,研究的目的在于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 揭,而方法就是与各种人交谈,与那些由于置身于社会空间中特别敏感的区域而很可能成为 自身疾患的忠实“记事者”( historians)的人交谈,与官方的“社会问题”从业者们(警察 官员、社会工作者、工会活动家、法官等等)交谈,即与那些占据着社会世界中的战略性位 置的“实践专家”交谈,这种“实践专家”对社会运行机制有着极为丰富的了解,有关这方 面的自发性知识,他们是活生生的宝库。在充分了解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背景之后,我们 就可以进一步进行非常详尽、高度互动的深度访谈,以协助被访者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 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 扰,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克服以“异己”( Alien)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 对人们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所谓“异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的神话,借此 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所说的异化,也就是说异他性就存在于主体性的核心 我本应借助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逐步开展这项工作,但时间不允许我这么做。简而言 之,实施这些访谈会十分折磨人,令人苦恼,对被访者是这样,对研究者来说也时常如此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在一个夜晚访谈过一位受雇当邮件分拣员的青年女子,那是巴黎阿莱 街一间空旷阴暗的大厅,她每三天就得有两个晚上在这间弥漫着灰尘的大厅里履行她的工 作:从晚上九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她就这么一直笔直地站着,把源源而来的邮件逐个 分发到身前的66个小格里去。她操着南方口音,可这不妨碍我透过她那阴郁忧伤的语调 听她用平淡的词汇,叙说她昼夜颠倒的生活,叙说她夜班之后,迎着清晨巴黎的寒冷,汇入 浩荡的人流,赶回远郊她那间小公寓,还有那个梦想,那对故乡的怀恋,那返回家园的渴望, 一切看起来都已是遥不可及了…我之所以要着手进行这项研究,背后的动力之一就是一种 朴素的伦理情感。我们不能让政府的技术官僚们再这样下去了,他们全然不顾及对民众的责 任和义务。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不去介入、干预,恰如其分地认识到各自学科的局限,而 是袖手旁观,这是对良心的背叛,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选择。 关于这项研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它几乎冲破了所有正统方法论的清规戒律,正因为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捕捉到所有的官方科层调查根据定义所不能捕捉到的东西。我想,至少 我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同时实现两种作用,一是科学性的,一是政治性的。例行公事般的惯 常调查阻碍了研究者们的视线(更不用说循规蹈矩、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或伦理的演习了), 我们的研究将让研究者们重新开启他们的视野。那些治理着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技术官僚 们,官方性的政治生活所依循的正规民主程序(特别是党派活动的仪式性活动,如政策讨论 会、公众演讲、提出动议等等),训练有素地与媒介打交道,用经济预测取得像那么回事的 科学根据,已使得他们看不到:新的疾苦、不断积聚的不公正感、已丧失了公开表达的手段。 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让这些技术官僚们重新意识到这一点。 7]问: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您指出“[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每个命题都可以 而且应该适用于社会学家本人”( bourdieu1982a:7)。那么,我们能否用布迪厄的社会学对 布迪厄本人进行分析呢?您能解释您自身吗?如果能,您为什么坚持对谈论布迪厄的私人事 务不置一词呢? 答:我确实一直保持一种职业警醒,它使我避免陷入那种极端唯我主义的立场。但学术 体制往往赞赏,甚至褒奖这种立场,法国的学术界就更是如此。不过,我不愿谈论自身,还 有另外一个缘由。如果我大肆披露某些私人信息,对我个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喜好进行 种包法利夫人式的自白,也许会给某些人用以反对社会学的最基本的武器一一相对主义一 一提供弹药。人们可以将简化主义的相对化既用到研究对象头上,又用到分析的主体上
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 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 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所以说，研究的目的在于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 揭，而方法就是与各种人交谈，与那些由于置身于社会空间中特别敏感的区域而很可能成为 自身疾患的忠实“记事者”（historians）的人交谈，与官方的“社会问题”从业者们（警察 官员、社会工作者、工会活动家、法官等等）交谈，即与那些占据着社会世界中的战略性位 置的“实践专家”交谈，这种“实践专家”对社会运行机制有着极为丰富的了解，有关这方 面的自发性知识，他们是活生生的宝库。在充分了解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背景之后，我们 就可以进一步进行非常详尽、高度互动的深度访谈，以协助被访者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 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 扰，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克服以“异己”（Alien）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 对人们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所谓“异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的神话，借此 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所说的异化，也就是说异他性就存在于主体性的核心。 我本应借助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逐步开展这项工作，但时间不允许我这么做。简而言 之，实施这些访谈会十分折磨人，令人苦恼，对被访者是这样，对研究者来说也时常如此。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在一个夜晚访谈过一位受雇当邮件分拣员的青年女子，那是巴黎阿莱 街一间空旷阴暗的大厅，她每三天就得有两个晚上在这间弥漫着灰尘的大厅里履行她的工 作：从晚上九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她就这么一直笔直地站着，把源源而来的邮件逐个 分发到身前的 66 个小格里去。她操着南方口音，可这不妨碍我透过她那阴郁忧伤的语调， 听她用平淡的词汇，叙说她昼夜颠倒的生活，叙说她夜班之后，迎着清晨巴黎的寒冷，汇入 浩荡的人流，赶回远郊她那间小公寓，还有那个梦想，那对故乡的怀恋，那返回家园的渴望， 一切看起来都已是遥不可及了……我之所以要着手进行这项研究，背后的动力之一就是一种 朴素的伦理情感。我们不能让政府的技术官僚们再这样下去了，他们全然不顾及对民众的责 任和义务。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不去介入、干预，恰如其分地认识到各自学科的局限，而 是袖手旁观，这是对良心的背叛，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选择。 关于这项研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它几乎冲破了所有正统方法论的清规戒律，正因为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捕捉到所有的官方科层调查根据定义所不能捕捉到的东西。我想，至少 我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同时实现两种作用，一是科学性的，一是政治性的。例行公事般的惯 常调查阻碍了研究者们的视线（更不用说循规蹈矩、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或伦理的演习了）， 我们的研究将让研究者们重新开启他们的视野。那些治理着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技术官僚 们，官方性的政治生活所依循的正规民主程序（特别是党派活动的仪式性活动，如政策讨论 会、公众演讲、提出动议等等），训练有素地与媒介打交道，用经济预测取得像那么回事的 科学根据，已使得他们看不到：新的疾苦、不断积聚的不公正感、已丧失了公开表达的手段。 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让这些技术官僚们重新意识到这一点。 [7.1] 问：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您指出“[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每个命题都可以 而且应该适用于社会学家本人”（Bourdieu 1982a: 7）。那么，我们能否用布迪厄的社会学对 布迪厄本人进行分析呢？您能解释您自身吗？如果能，您为什么坚持对谈论布迪厄的私人事 务不置一词呢？ 答：我确实一直保持一种职业警醒，它使我避免陷入那种极端唯我主义的立场。但学术 体制往往赞赏，甚至褒奖这种立场，法国的学术界就更是如此。不过，我不愿谈论自身，还 有另外一个缘由。如果我大肆披露某些私人信息，对我个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喜好进行 一种包法利夫人式的自白，也许会给某些人用以反对社会学的最基本的武器——相对主义— —提供弹药。人们可以将简化主义的相对化既用到研究对象头上，又用到分析的主体上——
而进行分析的主体原是科学话语的前提(“毕竟,这只不过是某某人的意见,比如一个教师 的女儿,在怨恨和嫉妒等情感的驱使下,提出了这种看法”)1;这种一石二鸟的手法可以 很便当地摧毁科学工作。针对我而提出的个人问题,经常是被一种康德会称之为“病态动机 ( pathological motives)的力量所驱使的:人们对我的背景或品味意兴盎然,因为这类材料 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可以用来对抗在我论及阶级和品味时,字里行间所包含的那些令 他们寝食难安的东西 我的社会学话语是通过我的社会学实践,与我的个人经验是有区别的。而我的社会学实 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门以我的社会实践为对象的社会学的产物。而且我始终不懈地 将我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只不过不是在自恋症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类范畴的一个代 表。我在《学术人》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分析自己,我自己差不多也可归入我所谓的“献身 者”( oblates)之列了。人们时常感到不悦的是,我通过谈论自己道出了他人的真相。 我这样说,并非要捍卫我自身、我的身份、我的隐私,而是要保证我的话语和我的发现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一一在与我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关系中,具有一种独立自主 性。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个人一一皮埃尔·布迪厄一—可以逃避对象化:我可以像其他任何 人一样成为研究对象,而且和其他人一样,我所具有的品味和偏好,喜爱之事与厌恶之物, 也大致与我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相对应。我也被社会分派在某一个类别中,而且我清楚地知 道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如果你理解了我的作品,就能够非常轻易地从对这种位 置的知识中,从我写的文字中,推出有关我本人的不可胜数的事情。我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方 面的一切必需工具:至于其他方面嘛,还是留给我自己吧… 7.2]问: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尽管您的社会学不能像上述所批判的那样予以简单化 约,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努力,以力图分析您的生平轨迹和所受训练带来的“社会 皈依”( social conversion),并充分地把握这些过程使您获得的那种社会世界观? 答:我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所作所为,既归功于我所受的教育,也是为了对抗这一 教育。我这么说,希望你不要将它理解为一种在艺术和作家那里司空见惯的声音,声称我是 一个伟大的开创者,是一个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的“横空出世的创造者”。12我这么说,仅 仅是要表明,我曾不得不努力摆脱那种理论上故作深沉的虚假姿态。当我在巴黎高等师范攻 读哲学的时候就有了这种倾向,自从那时起,对它的态度就已经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 但从那时起,对它的态度就已经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但同时我又要不断地借助我所受 的训练,特别是理论训练,让他们发挥作用。在我的学生时代,那些因为讲授了“出类拔萃 的课程”(就像我们在法语中所说的, brilliant cursus)而使自己卓尔不群的人,除非让他们 自贬身价,否则他们绝不可能去做社会学这个行当中必不可少的那类“粗鄙不雅、平淡无奇 的实践工作。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出于某些社会原因,社会科学是十分艰难的:社会学家这 种人,她必须走上街头,访谈男男女女,听取他或她的看法,并力图从他们那里获晓一些信 息。这正是苏格拉底当年身体力行的,但今天恰恰是那些整日赞美苏格拉底的人最不肯理解 和接受的事实:面对社会学所要求的“粗鄙”的工作,须得舍弃这种哲学王的角色。 不用说,我开始从事社会学时,所不得不经历的那种转变,与我自身的社会轨迹不无关 联。我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一一就像城里人所说的 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中度过的。而我要适应学校教育的要求,就只能放弃我的大量原 初经验和早年习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某种口音……人类学和社会学可以使我重温这些原初 经验,使我可以依旧保留它们,而无需丧失我其后获得的任何东西。这种观念在阶级“背叛 者”那里并不常见,他们对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极为不悦,耻于谈及。131960年前后,我 在这个村子里所做的研究帮助我发现了大量有关我自己和我的研究对象的东西。 在阅读福楼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另外一种社会经历对自己的意义也很重大,就是作为
而进行分析的主体原是科学话语的前提（“毕竟，这只不过是某某人的意见，比如一个教师 的女儿，在怨恨和嫉妒等情感的驱使下，提出了这种看法”）11；这种一石二鸟的手法可以 很便当地摧毁科学工作。针对我而提出的个人问题，经常是被一种康德会称之为“病态动机” （pathological motives）的力量所驱使的：人们对我的背景或品味意兴盎然，因为这类材料 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可以用来对抗在我论及阶级和品味时，字里行间所包含的那些令 他们寝食难安的东西。 我的社会学话语是通过我的社会学实践，与我的个人经验是有区别的。而我的社会学实 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门以我的社会实践为对象的社会学的产物。而且我始终不懈地 将我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只不过不是在自恋症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类范畴的一个代 表。我在《学术人》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分析自己，我自己差不多也可归入我所谓的“献身 者”（oblates）之列了。人们时常感到不悦的是，我通过谈论自己道出了他人的真相。 我这样说，并非要捍卫我自身、我的身份、我的隐私，而是要保证我的话语和我的发现 ——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与我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关系中，具有一种独立自主 性。这并不意味着具体的个人——皮埃尔·布迪厄——可以逃避对象化：我可以像其他任何 人一样成为研究对象，而且和其他人一样，我所具有的品味和偏好，喜爱之事与厌恶之物， 也大致与我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相对应。我也被社会分派在某一个类别中，而且我清楚地知 道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如果你理解了我的作品，就能够非常轻易地从对这种位 置的知识中，从我写的文字中，推出有关我本人的不可胜数的事情。我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方 面的一切必需工具；至于其他方面嘛，还是留给我自己吧…… [7.2] 问：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尽管您的社会学不能像上述所批判的那样予以简单化 约，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努力，以力图分析您的生平轨迹和所受训练带来的“社会 皈依”（social conversion），并充分地把握这些过程使您获得的那种社会世界观？ 答：我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所作所为，既归功于我所受的教育，也是为了对抗这一 教育。我这么说，希望你不要将它理解为一种在艺术和作家那里司空见惯的声音，声称我是 一个伟大的开创者，是一个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的“横空出世的创造者”。12我这么说，仅 仅是要表明，我曾不得不努力摆脱那种理论上故作深沉的虚假姿态。当我在巴黎高等师范攻 读哲学的时候就有了这种倾向，自从那时起，对它的态度就已经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 但从那时起，对它的态度就已经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但同时我又要不断地借助我所受 的训练，特别是理论训练，让他们发挥作用。在我的学生时代，那些因为讲授了“出类拔萃 的课程”（就像我们在法语中所说的，brilliant cursus）而使自己卓尔不群的人，除非让他们 自贬身价，否则他们绝不可能去做社会学这个行当中必不可少的那类“粗鄙不雅、平淡无奇” 的实践工作。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出于某些社会原因，社会科学是十分艰难的：社会学家这 种人，她必须走上街头，访谈男男女女，听取他或她的看法，并力图从他们那里获晓一些信 息。这正是苏格拉底当年身体力行的，但今天恰恰是那些整日赞美苏格拉底的人最不肯理解 和接受的事实：面对社会学所要求的“粗鄙”的工作，须得舍弃这种哲学王的角色。 不用说，我开始从事社会学时，所不得不经历的那种转变，与我自身的社会轨迹不无关 联。我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就像城里人所说的 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中度过的。而我要适应学校教育的要求，就只能放弃我的大量原 初经验和早年习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某种口音……人类学和社会学可以使我重温这些原初 经验，使我可以依旧保留它们，而无需丧失我其后获得的任何东西。这种观念在阶级“背叛 者”那里并不常见，他们对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极为不悦，耻于谈及。131960 年前后，我 在这个村子里所做的研究帮助我发现了大量有关我自己和我的研究对象的东西。 在阅读福楼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另外一种社会经历对自己的意义也很重大，就是作为
个公立学校寄宿生的生活。福楼拜在某个地方曾经写到:“长到十岁还对寄宿学校是怎么 回事儿懵懵懂懂的人,对外面的社会只会一无所知”。我已故的朋友戈夫曼在《收容所》 ( Goffman1961)中曾表明,一个精神病院的入院者如何发展形成了极具创造性的策略,面 对“总体性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时常令人震愕的约束之下,仍然可以挺下来。有时, 我很惊讶,我是从哪里获得了这种能力,使我能够理解、甚至预感到那些自己从未亲身经历 的情境中的经验,诸如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作,或无专门技术可言的办公室工作中那种单调乏 味的例行公事。像那些向上流动的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我的整个社会轨迹穿越了千变 万化的社会环境。我相信,在我的年轻时代,以及具有了这样一个社会轨迹后,我的脑海里 已经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画面,而我的社会学工作,就是力图加工这些“画面 73]问:在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仍继续在脑海里捕捉这类画面呢? 答:福楼拜曾经说过一番话,大意是,“我乐意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与 福楼拜颇为契合,我也同样希望体验所有的人类经验。我发觉,社会学技艺的一个最不同寻 常的报偿,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进入他人的生活。比如说,当人们参加聚会时,资产阶级的礼 仪禁止他们谈论任何“严肃”的话题,如他自己,他的工作等等,在这种时候与人交谈,你 会厌倦得要死:但一旦他们谈起各自的工作经历,马上会让人觉得有趣得多。这并不是说在 日常生活中,我也总是在从事社会学的研究,而是说在不知不觉中,我捕捉了一些社会的“瞬 间画面”,摄制了一些“快照”,这些我在将来都会予以发展( develop)并利用。我相信, 我所进行的许多研究中的假设和分析,作为其基础的所谓“直觉”,部分就肇始于那些“瞬 间画面”、那些“快照”,而且经常还是年代久远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家的工作与作家或小说家(这里,我特别想到了普鲁斯特的作品) 的工作颇为类似:与后者一样,我们的任务也是为人们提供进入各种经验的途径,并且向大 家阐述这些经验,不论这些经验是普遍共存的,还是少数人特有的,只要它们在平常是被忽 视或者未经整理的,我们的工作就有它的价值 74]问:您认为,社会学家可以从福克纳( Faulkner)、乔伊斯( James Joyce)、西蒙或 普鲁斯特(您经常喜欢引述他,例如在《区隔》中)那里汲取灵感,并且可以从他们的作品 中学到许多东西。您并不认为在文学和社会学间存在必然的对立。14 答:当然,在社会学和文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我们必须小心行事,不要把他们变 成水火不容的“仇敌”。不用说,社会学家不必、也不可能声称自己要在作家的地盘上和他 们比个高低。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各种严格要求和潜在可能,在文学场域本身的逻辑上打上 了深深的烙印。由于社会学家对此一无所知,充当作家的角色会使他们的表现像一个“票友” (就像我们称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绘画爱好者为“票友”一样)。但社会学家还是可以在 文学作品中发现研究的线索和研究的取向。而科学场域所特有的监督体制,却倾向于阻止或 者妨碍我们获得这些线索和取向。15而且,社会学家可以通过他们记录和分析的工作,阐明 那些产生文学效果的话语(尽管那些话语不一定纯粹出于“文学”意图的驱使),并且可以 像19世纪末摄影对画家提出了问题那样,对作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指出作家可以教给我们的东西远比此为多。让我举个例子来告诉你, 作家如何帮助我避免了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见解中所暗含的那些监督和预 设。几个月前,我儿时的一个朋友从比安来看我,他非常戏剧性地经受和体验了某些个人问 题,就此来听听我的意见。他向我提供的描述完全称得上是福克纳式的,对这些描述,我开 始还无法理解,尽管我几乎对所有相关的事实都一清二楚。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流,我开始弄 明白:他同时向我讲述了三、四个结构类似而相互交织的故事:他自己的生活故事一一他和 他妻子(她几年前就死了,他怀疑她一直欺騙他,在和他的哥哥通奸)之间关系的生活故事
一个公立学校寄宿生的生活。福楼拜在某个地方曾经写到：“长到十岁还对寄宿学校是怎么 回事儿懵懵懂懂的人，对外面的社会只会一无所知”。我已故的朋友戈夫曼在《收容所》 （Goffman 1961）中曾表明，一个精神病院的入院者如何发展形成了极具创造性的策略，面 对“总体性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时常令人震愕的约束之下，仍然可以挺下来。有时， 我很惊讶，我是从哪里获得了这种能力，使我能够理解、甚至预感到那些自己从未亲身经历 的情境中的经验，诸如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作，或无专门技术可言的办公室工作中那种单调乏 味的例行公事。像那些向上流动的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我的整个社会轨迹穿越了千变 万化的社会环境。我相信，在我的年轻时代，以及具有了这样一个社会轨迹后，我的脑海里 已经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画面，而我的社会学工作，就是力图加工这些“画面”。 [7.3] 问：在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仍继续在脑海里捕捉这类画面呢？ 答：福楼拜曾经说过一番话，大意是，“我乐意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与 福楼拜颇为契合，我也同样希望体验所有的人类经验。我发觉，社会学技艺的一个最不同寻 常的报偿，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进入他人的生活。比如说，当人们参加聚会时，资产阶级的礼 仪禁止他们谈论任何“严肃”的话题，如他自己，他的工作等等，在这种时候与人交谈，你 会厌倦得要死；但一旦他们谈起各自的工作经历，马上会让人觉得有趣得多。这并不是说在 日常生活中，我也总是在从事社会学的研究，而是说在不知不觉中，我捕捉了一些社会的“瞬 间画面”，摄制了一些“快照”，这些我在将来都会予以发展（develop）并利用。我相信， 我所进行的许多研究中的假设和分析，作为其基础的所谓“直觉”，部分就肇始于那些“瞬 间画面”、那些“快照”，而且经常还是年代久远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家的工作与作家或小说家（这里，我特别想到了普鲁斯特的作品） 的工作颇为类似：与后者一样，我们的任务也是为人们提供进入各种经验的途径，并且向大 家阐述这些经验，不论这些经验是普遍共存的，还是少数人特有的，只要它们在平常是被忽 视或者未经整理的，我们的工作就有它的价值。 [7.4] 问：您认为，社会学家可以从福克纳（Foulkner）、乔伊斯（James Joyce）、西蒙或 普鲁斯特（您经常喜欢引述他，例如在《区隔》中）那里汲取灵感，并且可以从他们的作品 中学到许多东西。您并不认为在文学和社会学间存在必然的对立。14 答：当然，在社会学和文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我们必须小心行事，不要把他们变 成水火不容的“仇敌”。不用说，社会学家不必、也不可能声称自己要在作家的地盘上和他 们比个高低。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各种严格要求和潜在可能，在文学场域本身的逻辑上打上 了深深的烙印。由于社会学家对此一无所知，充当作家的角色会使他们的表现像一个“票友” （就像我们称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绘画爱好者为“票友”一样）。但社会学家还是可以在 文学作品中发现研究的线索和研究的取向。而科学场域所特有的监督体制，却倾向于阻止或 者妨碍我们获得这些线索和取向。15而且，社会学家可以通过他们记录和分析的工作，阐明 那些产生文学效果的话语（尽管那些话语不一定纯粹出于“文学”意图的驱使），并且可以 像 19 世纪末摄影对画家提出了问题那样，对作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指出作家可以教给我们的东西远比此为多。让我举个例子来告诉你， 作家如何帮助我避免了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见解中所暗含的那些监督和预 设。几个月前，我儿时的一个朋友从比安来看我，他非常戏剧性地经受和体验了某些个人问 题，就此来听听我的意见。他向我提供的描述完全称得上是福克纳式的，对这些描述，我开 始还无法理解，尽管我几乎对所有相关的事实都一清二楚。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流，我开始弄 明白：他同时向我讲述了三、四个结构类似而相互交织的故事：他自己的生活故事——他和 他妻子（她几年前就死了，他怀疑她一直欺骗他，在和他的哥哥通奸）之间关系的生活故事；
他儿子的生活故事,他儿子及其未婚妻(他认为他儿子的这个未婚妻不是什么淑女)之间关 系的生活故事;他妈妈的生活故事。他妈妈一直是上述两个故事沉默不语的神秘见证人:此 外还零星地插入了几个不太重要的生活故事。我看不出哪个主要的生活故事给了他造成了最 大的痛苦,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儿子的(在后一个故事中,要害是父子关系的未来发展,这 点体现在农场和土地的未来前景问题上)。而且,由于这些故事在结构上都很类似,我也 看不出究竟是哪一个故事掩盖了其他故事,或者说,使其他故事以一种遮遮蔽蔽的方式被讲 述。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描述的逻辑在于不断重复出现的句首指代词总是十模棱两可的,特 别是“他”、“他的”或“她”和“她的”这些词:我不能分辨这些词指的是他本人,他的儿 子,他没过门的儿媳妇,还是他妈妈。这些词作为可以相互替换的主语发挥作用,这些主语 的可替换性正是他生活在其中的戏剧的源泉。就在那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人类学家和 社会学家所心满意足的那种线性生活故事,完全是人为制造的,而且,今天在我看来,伍尔 夫、福克纳和西蒙那些表面上极为形式化的探索,要比我们所习惯的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更 具“现实主义”(如果这个词还有什么意义的话)精神,在人类学上更真实,也更贴近时间 体验的真相。 这样,我又将一整套曾经受到压制的问题重新带回了我思考的前沿。这些问题涉及生平 问题16。而且就更广泛的范围而言,这些问题还涉及了作为一种过程的访谈逻辑,也就是涉 及了体验的时间结构和话语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问题还对合法(值得作为科学问 题来发表和争论)的科学话语的地位提出质疑,探究了我更多出于无意(而非有意地)所倾 向于排除在研究之外的那一整套所谓“原始”材料。在我论述福楼拜的作品中,我同样艰难 地处理了福楼拜自己曾遭遇的许多问题—一和答案,诸如如何结合使用平铺直叙、婉转迂回 或自由随便的风格,这个方面正是将访谈改写和发表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从社会学诞生起到现在,总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学家认为,为了确定社会学学 科的科学性,必须通过反对文学来界定自身[正如莱佩尼斯在《三种文化》( Wolf Lepensies 1988)一书中所论述的];而我坚信,文学在许多方面要比社会科学先进得多,其中蕴藏着 大量有关根本性问题的宝贵思想—一例如那些与叙事理论有关的思想所体现出的东西。社会 学家应该从中借鉴,并予以批判性的考察,而不是将这些被视为有损社会学科学性的表达方 式和思考方式虚张声势地拒之千里之外 75]问:与许多声名卓著的法国学者(如涂尔干、萨特、阿隆、列维斯特劳斯、福柯 和德里达)一样,您也是巴黎于尔姆大街上的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这个学校在传统上 直是培养法国知识分子的渊薮。而同时,您又是精英学校最犀利的批评者之一,您对这些学 校的毕业生和他们的特权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国家精英》一书中这样的论述附拾皆是。您 写道,您“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知识分子”,您在学术界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1 答:对这种感受,在我一生中,有两个时刻,我感觉极为强烈,体验也最为敏锐。一是 在我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时,一是我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时。在高师学习的每时每刻,我都难以 遏止地感到不自在,我对格罗休伊森描述卢梭初到巴黎的段落印象鲜明,始终难忘,因为 那一段就像是我个人经历的一幅写照。我还可以推荐你去读读萨特论尼赞( Nizan)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为尼赞的《阿拉伯的亚丁》所写的前言,字里行间、其情其感,都与我入高师时 的感受丝丝入扣、毫厘不爽。这又一次证明了,我的这种感受并不是什么独树一帜的东西: 它也是一种社会轨迹的产物 在法国,原籍在一个偏远的外省,降生在卢瓦河之南,这些赋予你许多挥之不去的特性, 与那些处在殖民境况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它赋予我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使我和法 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世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之中。我们周围存在许多 形式的社会种族主义,有的颇为微妙,有的甚至直接了当,这些都只会使你变得感觉灵敏
他儿子的生活故事，他儿子及其未婚妻（他认为他儿子的这个未婚妻不是什么淑女）之间关 系的生活故事；他妈妈的生活故事。他妈妈一直是上述两个故事沉默不语的神秘见证人；此 外还零星地插入了几个不太重要的生活故事。我看不出哪个主要的生活故事给了他造成了最 大的痛苦，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儿子的（在后一个故事中，要害是父子关系的未来发展，这 一点体现在农场和土地的未来前景问题上）。而且，由于这些故事在结构上都很类似，我也 看不出究竟是哪一个故事掩盖了其他故事，或者说，使其他故事以一种遮遮蔽蔽的方式被讲 述。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描述的逻辑在于不断重复出现的句首指代词总是十模棱两可的，特 别是“他”、“他的”或“她”和“她的”这些词：我不能分辨这些词指的是他本人，他的儿 子，他没过门的儿媳妇，还是他妈妈。这些词作为可以相互替换的主语发挥作用，这些主语 的可替换性正是他生活在其中的戏剧的源泉。就在那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人类学家和 社会学家所心满意足的那种线性生活故事，完全是人为制造的，而且，今天在我看来，伍尔 夫、福克纳和西蒙那些表面上极为形式化的探索，要比我们所习惯的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更 具“现实主义”（如果这个词还有什么意义的话）精神，在人类学上更真实，也更贴近时间 体验的真相。 这样，我又将一整套曾经受到压制的问题重新带回了我思考的前沿。这些问题涉及生平 问题16。而且就更广泛的范围而言，这些问题还涉及了作为一种过程的访谈逻辑，也就是涉 及了体验的时间结构和话语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问题还对合法（值得作为科学问 题来发表和争论）的科学话语的地位提出质疑，探究了我更多出于无意（而非有意地）所倾 向于排除在研究之外的那一整套所谓“原始”材料。在我论述福楼拜的作品中，我同样艰难 地处理了福楼拜自己曾遭遇的许多问题——和答案，诸如如何结合使用平铺直叙、婉转迂回 或自由随便的风格，这个方面正是将访谈改写和发表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从社会学诞生起到现在，总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学家认为，为了确定社会学学 科的科学性，必须通过反对文学来界定自身[正如莱佩尼斯在《三种文化》（Wolf Lepensies 1988）一书中所论述的]；而我坚信，文学在许多方面要比社会科学先进得多，其中蕴藏着 大量有关根本性问题的宝贵思想——例如那些与叙事理论有关的思想所体现出的东西。社会 学家应该从中借鉴，并予以批判性的考察，而不是将这些被视为有损社会学科学性的表达方 式和思考方式虚张声势地拒之千里之外。 [7.5] 问：与许多声名卓著的法国学者（如涂尔干、萨特、阿隆、列维-斯特劳斯、福柯 和德里达）一样，您也是巴黎于尔姆大街上的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这个学校在传统上一 直是培养法国知识分子的渊薮。而同时，您又是精英学校最犀利的批评者之一，您对这些学 校的毕业生和他们的特权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国家精英》一书中这样的论述附拾皆是。您 写道，您“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知识分子”，您在学术界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17 答：对这种感受，在我一生中，有两个时刻，我感觉极为强烈，体验也最为敏锐。一是 在我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时，一是我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时。在高师学习的每时每刻，我都难以 遏止地感到不自在，我对格罗休伊森18描述卢梭初到巴黎的段落印象鲜明，始终难忘，因为 那一段就像是我个人经历的一幅写照。我还可以推荐你去读读萨特论尼赞（Nizan）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为尼赞的《阿拉伯的亚丁》所写的前言，字里行间、其情其感，都与我入高师时 的感受丝丝入扣、毫厘不爽。这又一次证明了，我的这种感受并不是什么独树一帜的东西： 它也是一种社会轨迹的产物。 在法国，原籍在一个偏远的外省，降生在卢瓦河之南，这些赋予你许多挥之不去的特性， 与那些处在殖民境况中的人没什么两样。它赋予我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使我和法 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世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之中。我们周围存在许多 形式的社会种族主义，有的颇为微妙，有的甚至直接了当，这些都只会使你变得感觉灵敏
洞若观火;当人们不断使你意识到自己的异他性( otherness)时,你的头脑里就会迸发出 种始终不懈的社会学警醒。这帮助我领会了那些他人观察不到、感受不到的事物。当然,我 确实也是高师的一个产物,只不过是一个暴露高师真相的产物。但你必须从高师的角度来写 这些有关高师的问题,才不会被人认为是由自身的怨恨所驱使的。 76]问:您被选为法兰西学院(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最富声望的科学机构)的社会 学教授,人们可以用您自己的语言称这件事为“社会神圣化”。这一任命如何影响了您的科 学实践?或者更一般地说,您如何利用您掌握的有关学术界运作的知识? 答:我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成员的时候,也是我大量研究我称之为神圣化的社会巫术和 “制度仪式”的现象( Bourdieu I981b,1982b:121-134; 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1982; Bourdieu198%a)的时候,这并非出于偶然。在此之前,我已经提出了大量想法,探讨一个 制度机构,特别是一个学术性的制度机构,它的实质是什么,又是如何运作的。既然如此, 我不可能不清楚,同意用这种方式被神圣化意味着什么。19 我通过反思所经历的事情,力图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自由。我的著作 经常被解读一一在我看来是误读—一为决定论和宿命论。但就在你被社会学这一游戏接纳的 时候,你从事一种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学,一种分析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在法兰西学院发 表就职演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社会学,就是在宣告你正在竭力摆脱它的束缚,获得某种自由 20对我来说,社会学发挥了一种社会分析的作用,来帮助我理解和容忍(首先从我自身开始) 那些我以往发现不可容忍的事情。所以,回过头还是看看你所提出的有关法兰西学院的问题 既然我们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一一我相信,我所具有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机会,使我不被 神圣化的过程所吞噬,都是因为我已经尽力分析这一种神圣化过程了。我甚至设想,自己或 许可以利用这一神圣化过程赋予的权威,赋予我对神圣化的逻辑和效果的分析以更多的权 不幸的是,不管我们是否乐意,对社会世界进行的科学分析,特别是知识界进行的分析 极易受到两种不同的解读,发挥两种不同的作用。一种可以称为临床用法,就像我刚才运用 社会分析的观念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用法将科学分析的结果当作一种怯除了自 我吹嘘的自我理解工具:另一种用法称为犬儒式的用法,因为,这种用法力图对社会机制的 分析中寻找一些工具,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世界(这就是某些《区隔》的读者的所作所为, 他们只把这本书当成了一本礼节手册),或指导在学术场域中的策略。无庸赘言,我始终竭 尽全力地阻止犬儒式的解读,鼓励临床式的解读。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无疑会诱使 我们采用犬儒用法,特别是一种涉及争辩的用法,把社会学当作一种特别强有力的符号战争 的武器:而不是采用临床用法,这种用法提供了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与他人的手段。 7刀问:您从事社会学的研究,而不是哲学或精神分析,是否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您 发现了去神秘化( demystification)和自我理解最强有力的工具? 答:若想充分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对思想进行一长串社会分析。2就这么说吧,我 想,考虑到我在社会中的位置,考虑到那些我们称之为我的社会生产条件的那些因素,社会 学是我的最佳选择,即使不能感到与生活完全情投意合,也至少可以发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我相信,自己在作品中已经达到了目的:我实现了某 种自我治疗。我希望,这种治疗同时己经产生了他人可资利用的工具 我始终不懈地运用社会学,力求在作品中清洗那些势必会对社会学家产生影响的社会决 定因素。当然,现在我不能在须臾之间,认定或声称自己完全摆脱了这些决定因素。每时每 刻,我都愿意能停下来,考虑一下,哪些是我还未分析到的:我一直在永无止境地迫使自己 去探询:“现在,哪一个黑箱是你还没有开启的?你忘了那些依旧操纵着你的因素?”我
洞若观火；当人们不断使你意识到自己的异他性（otherness）时，你的头脑里就会迸发出一 种始终不懈的社会学警醒。这帮助我领会了那些他人观察不到、感受不到的事物。当然，我 确实也是高师的一个产物，只不过是一个暴露高师真相的产物。但你必须从高师的角度来写 这些有关高师的问题，才不会被人认为是由自身的怨恨所驱使的。 [7.6] 问：您被选为法兰西学院（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最富声望的科学机构）的社会 学教授，人们可以用您自己的语言称这件事为“社会神圣化”。这一任命如何影响了您的科 学实践？或者更一般地说，您如何利用您掌握的有关学术界运作的知识？ 答：我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成员的时候，也是我大量研究我称之为神圣化的社会巫术和 “制度仪式”的现象（Bourdieu 1981b, 1982b: 121-134; 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82; Bourdieu 1989a）的时候，这并非出于偶然。在此之前，我已经提出了大量想法，探讨一个 制度机构，特别是一个学术性的制度机构，它的实质是什么，又是如何运作的。既然如此， 我不可能不清楚，同意用这种方式被神圣化意味着什么。19 我通过反思所经历的事情，力图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自由。我的著作 经常被解读——在我看来是误读——为决定论和宿命论。但就在你被社会学这一游戏接纳的 时候，你从事一种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学，一种分析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在法兰西学院发 表就职演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社会学，就是在宣告你正在竭力摆脱它的束缚，获得某种自由。 20对我来说，社会学发挥了一种社会分析的作用，来帮助我理解和容忍（首先从我自身开始） 那些我以往发现不可容忍的事情。所以，回过头还是看看你所提出的有关法兰西学院的问题 ——既然我们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我相信，我所具有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机会，使我不被 神圣化的过程所吞噬，都是因为我已经尽力分析这一种神圣化过程了。我甚至设想，自己或 许可以利用这一神圣化过程赋予的权威，赋予我对神圣化的逻辑和效果的分析以更多的权 威。 不幸的是，不管我们是否乐意，对社会世界进行的科学分析，特别是知识界进行的分析， 极易受到两种不同的解读，发挥两种不同的作用。一种可以称为临床用法，就像我刚才运用 社会分析的观念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用法将科学分析的结果当作一种怯除了自 我吹嘘的自我理解工具；另一种用法称为犬儒式的用法，因为，这种用法力图对社会机制的 分析中寻找一些工具，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世界（这就是某些《区隔》的读者的所作所为， 他们只把这本书当成了一本礼节手册），或指导在学术场域中的策略。无庸赘言，我始终竭 尽全力地阻止犬儒式的解读，鼓励临床式的解读。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无疑会诱使 我们采用犬儒用法，特别是一种涉及争辩的用法，把社会学当作一种特别强有力的符号战争 的武器；而不是采用临床用法，这种用法提供了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与他人的手段。 [7.7] 问：您从事社会学的研究，而不是哲学或精神分析，是否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您 发现了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自我理解最强有力的工具？ 答：若想充分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对思想进行一长串社会分析。21就这么说吧，我 想，考虑到我在社会中的位置，考虑到那些我们称之为我的社会生产条件的那些因素，社会 学是我的最佳选择，即使不能感到与生活完全情投意合，也至少可以发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我相信，自己在作品中已经达到了目的：我实现了某 种自我治疗。我希望，这种治疗同时已经产生了他人可资利用的工具。 我始终不懈地运用社会学，力求在作品中清洗那些势必会对社会学家产生影响的社会决 定因素。当然，现在我不能在须臾之间，认定或声称自己完全摆脱了这些决定因素。每时每 刻，我都愿意能停下来，考虑一下，哪些是我还未分析到的；我一直在永无止境地迫使自己 去探询：“现在，哪一个黑箱是你还没有开启的？你忘了那些依旧操纵着你的因素？”我心
目中的知识分子英雄之一是卡尔·克劳斯( Karl Crus)。2他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对知 识分子进行了真正的批判。驱使他这么做的原因,恰恰是他真心实意地信守知识分子的价值, 而不是出于一种反知识分子的怨恨;而且他的批评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就这些方面而言,在 知识分子当中,他这样的人真是风毛麟角、寥若晨星。 我坚信,社会学只要是反思性的,就能够使我们追本溯源,直到怨恨( ressentiment) 的最初萌芽,并将之斩草除根。怨恨并不像舍勒[( Scheler1936)他探讨妇女怨恨的论调实 在令人生厌]所说的,等同于被支配者所体验的对支配者的愤恨。而是像发明这个词的尼采 所言,是这样一种人的情感,这种人将以在社会学意义上残缺不全的存在形式一一我是个穷 人,我是个黑人,我是个女人,我是个没权没势的人一一转化为人类卓越品质的一个样板, 种唯有少数选民才能实现的自由成就,一种生存的本分( devoir-etre),一种应为之事 一种宿命( fatun)。这种人具有这种怨恨感,它建立在对支配者无意识间的迷恋之上。社会 学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病态的符号倒置策略,因为它迫使你去质问:难道我这么写,不是因 为…当我描述德斯坦( Giscard d' Esting)打网球时( Bourdieu 1984a:210),我的反感, 我的讥嘲,我的讽刺,以及用来修辞的形容词的弦外之音,这些的根源难道不是因为在骨子 里嫉妒他的身份吗?在我看来,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 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过的东西(也许在任何社会世界中,支配者的主要特权就是在结构上 免于陷入怨恨之中)。因此对我来说,社会学是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 ( generosity)的工具 78]问:作为我们讨论的总结,让我们回到《学术人》一书上,这本书远不止是您的 自传:它既可以看作一种升华了的努力,用科学的方式来把握您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其中包 含了您整个生平轨迹的一个缩影;也可以看作反自恋症的反思性或自我理解的一个典范。您 在英译文的前言中写到,这本书“借助对他人的分析包含了篇幅可观的自我分析”,您这似 乎是向读者指出这一点( Bourdieu1988a:xxvi)。23 答:我宁愿说,《学术人》是一本反传记(anti- biography),因为写作自传,经常既是一 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方式,也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方式。这本书实际上既是一种检验社会科学 中反思性的适用范围的尝试,也是一项寻求自我知识的事业。平常,人们往往把自我知识看 作是对个人与众不同的深层特性进行的探索。与这种看法将会引导我们相信的那些观念相 反,“我们是什么”这类问题最隐秘的真相,最不可思考的无思( immense le plus mpensable),本身也体现在(我们在过去把持的和我们在现在所占据的)社会位置的客观 性和历史性之中。24 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学史构成科学实践绝对前提的原因所在。我所说的社会学史,可以 理解为通过阐明问题、思想范畴和分析工具的生成过程,对社会学家的科学无意识所进行的 探索。而且,社会学的社会学也同样如此。我相信,如果我所提出的社会学与过去现在的其 他社会学有什么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首先就是它持之以恒地运用那些它所产生的 科学武器,反过来针对自身。我所提出的社会学,通过对那些可能对它发挥作用的社会决定 因素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所有约束和限制因素一一这些因素都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在 个特定的时刻,具有某种轨迹的行动者(或集团)在某一既定场域中占据了一个确定的位 置一一进行科学的分析,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它利用这些知识来确定并抵销这些社会因素的 效果 采纳反思性的观点,并不是要否认客观性。恰恰相反,反思性通过对那种纯思辩的、武 断地逃脱了构建客观对象的工作的认知主体的特权提出质疑,赋予客观性以充分彻底的一般 性。反思性的工作,就是要用科学“主体”构建的客观性——特别是通过把经验“主体”置 于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上一—来说明经验“主体”,并且因此获得对所有约束因素的
目中的知识分子英雄之一是卡尔·克劳斯（Karl Craus）。22他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对知 识分子进行了真正的批判。驱使他这么做的原因，恰恰是他真心实意地信守知识分子的价值， 而不是出于一种反知识分子的怨恨；而且他的批评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就这些方面而言，在 知识分子当中，他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我坚信，社会学只要是反思性的，就能够使我们追本溯源，直到怨恨（ressentiment） 的最初萌芽，并将之斩草除根。怨恨并不像舍勒[（Scheler 1936）他探讨妇女怨恨的论调实 在令人生厌]所说的，等同于被支配者所体验的对支配者的愤恨。而是像发明这个词的尼采 所言，是这样一种人的情感，这种人将以在社会学意义上残缺不全的存在形式——我是个穷 人，我是个黑人，我是个女人，我是个没权没势的人——转化为人类卓越品质的一个样板， 一种唯有少数选民才能实现的自由成就，一种生存的本分（devoir – etre），一种应为之事， 一种宿命（fatum）。这种人具有这种怨恨感，它建立在对支配者无意识间的迷恋之上。社会 学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病态的符号倒置策略，因为它迫使你去质问：难道我这么写，不是因 为……当我描述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打网球时（Bourdieu 1984a: 210），我的反感， 我的讥嘲，我的讽刺，以及用来修辞的形容词的弦外之音，这些的根源难道不是因为在骨子 里嫉妒他的身份吗？在我看来，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 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过的东西（也许在任何社会世界中，支配者的主要特权就是在结构上 免于陷入怨恨之中）。因此对我来说，社会学是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 （generosity）的工具。 [7.8] 问：作为我们讨论的总结，让我们回到《学术人》一书上，这本书远不止是您的 自传：它既可以看作一种升华了的努力，用科学的方式来把握您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其中包 含了您整个生平轨迹的一个缩影；也可以看作反自恋症的反思性或自我理解的一个典范。您 在英译文的前言中写到，这本书“借助对他人的分析包含了篇幅可观的自我分析”，您这似 乎是向读者指出这一点（Bourdieu 1988a: xxvi）。23 答：我宁愿说，《学术人》是一本反传记（anti-biography），因为写作自传，经常既是一 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方式，也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方式。这本书实际上既是一种检验社会科学 中反思性的适用范围的尝试，也是一项寻求自我知识的事业。平常，人们往往把自我知识看 作是对个人与众不同的深层特性进行的探索。与这种看法将会引导我们相信的那些观念相 反，“我们是什么”这类问题最隐秘的真相，最不可思考的无思（l’impensé le plus impensable），本身也体现在（我们在过去把持的和我们在现在所占据的）社会位置的客观 性和历史性之中。24 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学史构成科学实践绝对前提的原因所在。我所说的社会学史，可以 理解为通过阐明问题、思想范畴和分析工具的生成过程，对社会学家的科学无意识所进行的 探索。而且，社会学的社会学也同样如此。我相信，如果我所提出的社会学与过去现在的其 他社会学有什么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首先就是它持之以恒地运用那些它所产生的 科学武器，反过来针对自身。我所提出的社会学，通过对那些可能对它发挥作用的社会决定 因素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所有约束和限制因素——这些因素都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在 一个特定的时刻，具有某种轨迹的行动者（或集团）在某一既定场域中占据了一个确定的位 置——进行科学的分析，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它利用这些知识来确定并抵销这些社会因素的 效果。 采纳反思性的观点，并不是要否认客观性。恰恰相反，反思性通过对那种纯思辩的、武 断地逃脱了构建客观对象的工作的认知主体的特权提出质疑，赋予客观性以充分彻底的一般 性。反思性的工作，就是要用科学“主体”构建的客观性——特别是通过把经验“主体”置 于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上——来说明经验“主体”，并且因此获得对所有约束因素的
明确意识和(可能的)清晰把握,这些因素可能通过科学主体与经验客体,以及与那些利益 推动力和预设之间的纽带损害科学主体,而要想完全将自身构成科学主体,就必须与后面这 些因素决裂。 长期以来,经典哲学一直教导我们必须在“主体”中寻找客观性的条件,并因此从中寻 找“主体”所规定的客观性的局限。反思社会学则告诫我们,我们必须在科学建构的客观对 象中寻找“主体”之所以可能的社会条件,(例如,使“主体”的行动成为可能的学校情境, 以及概念、问题和方法这些方面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包袱,)并且从中寻找他所从事的客观 化行为的局限。这就促使我们拒弃经典客观性中的绝对论主张,但又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怀抱 因为科学“主体”的可能性和科学客体的可能性本是一回事。而且,有关科学“主体”生产 的社会条件方面的每一项知识进展,都对应着科学客体方面的知识进展,反过来也是如此 当研究将科学场域本身,也就是科学知识的真正“主体”当作自己的对象时,这一点看得最 为清晰。 因此,以决定社会学实践的那些社会因素为分析对象的社会学,绝对不是要削弱社会科 学的基础,而是使我们有可能挣脱这些决定因素,获得自由的唯一可能基础。而且,只有当 社会学家通过锲而不舍地使自身承受这种分析,以充分地利用这种自由时,社会学家才可能 产生一门有关社会世界的严格科学。这种科学决不是要向行动者宣判,他是身陷在一个严格 决定论的铁笼之中,而是要向他们提供一种解放和唤醒意识的大有潜力、大有希望的手段 1涂尔干的名言是这样开始的:“社会学决非要把一种消极被动的保守态度强加于人。事实上恰恰相反” ( Durkheim1921:267)。 2“如果像巴什拉说的,‘每个化学家都得打心底里反对炼丹术士’,那么,面对公众期望他成为社会先知 的化身的要求,每个社会学家也必须打心底里拒绝这种形象”( 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I973 42)。 3这里,布迪厄说的是福柯在《纪律与惩罚》中对身体“操练”的分析( Foucault1977a) 4“有些人总想将对社会法则的阐述曲解为预定的命运,并想从中找到宿命论者或悲观失望的屈从者的借 口。对于这些人的想法,我们必须记住,科学说明为我们提供理解的手段,甚至提供宽恕的手段,而这些 科学说明也同样可以赋予我们改造的可能。对支配知识世界的机制,我们的知识已经日渐增长,这一点不 应或不一定会( should not,我特意使用这种摸棱两可的语汇)导致‘使个人解脱令人困扰的道德义务的负 担’,而这正是布弗海斯( Jacques Bouveresse)所担心的。正相反,它会教导人们,让她们在自己自由的真 正所在之处,承担起义务,毅然决然地拒弃卑微至极的懈怠和畏缩,那样只会让社会必然性为所欲为:它 会让人们努力战胜自己与他人身上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机会主义,以及看破红尘、随波逐流的无所 谓态度,那样只不过给了社会世界它想要得到的东西:东一点西一点的退让,直至放弃抵抗,对一切漠不 关心,并且卑躬屈膝,成为社会世界支配过程的同谋”( Bourdieu 1988a:4-5,英译文有改动) 5“社会法则是种历史法则,只有当我们任它发挥作用,就是说当它所维护的人(有时这些人自己也不知 道)所处的位置可以维持它发挥效力的前提条件时,这种社会法则才能维持自身……你可以宣称发挥了永 恒的法则,就像保守派社会学家说他们发现所谓权力通向集中的趋势。但实际上,科学必须认识到自己除 了用倾向性法则( tendential laws)的形式记载某种特定的逻辑外,并不能再做什么别的事。这里所说的特 定逻辑,反映了特定时刻特定游戏的特征,满足那些支配游戏的人的利益,满足那些有能力在实质上和在 法律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的利益。而一旦法律被制定出来,它就成了争斗的焦点……要想采取行动,以证 明这些倾向性法则并非灵验有效,其成功前提便是去揭示这些法则的存在”( Bourdieu1980b:45-46,引者 自译) 6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日益渗入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灵效神话”,是一种“历史创造”,有关这 方面的分析参见 Charle199和 Pinto984b,更进一步的描述见 Kauppi and Sulkunen1992 7布迪厄写道:“通过社会学家这种处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的历史行动者,这种受社会决定的主体,历史 一也即那个社会,那个历史在其中维持着自身的社会一一都得以反思自身:而通过社会学家,所有的社会 行动者也都可以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但对于那些在误识知识、否弃知识和拒绝知识方面 拥有既得利益的人来说,上述的工作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让社会学家承担的”( Bourdieu1982a:29,引者自
明确意识和（可能的）清晰把握，这些因素可能通过科学主体与经验客体，以及与那些利益、 推动力和预设之间的纽带损害科学主体，而要想完全将自身构成科学主体，就必须与后面这 些因素决裂。 长期以来，经典哲学一直教导我们必须在“主体”中寻找客观性的条件，并因此从中寻 找“主体”所规定的客观性的局限。反思社会学则告诫我们，我们必须在科学建构的客观对 象中寻找“主体”之所以可能的社会条件，（例如，使“主体”的行动成为可能的学校情境， 以及概念、问题和方法这些方面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包袱，）并且从中寻找他所从事的客观 化行为的局限。这就促使我们拒弃经典客观性中的绝对论主张，但又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怀抱； 因为科学“主体”的可能性和科学客体的可能性本是一回事。而且，有关科学“主体”生产 的社会条件方面的每一项知识进展，都对应着科学客体方面的知识进展，反过来也是如此。 当研究将科学场域本身，也就是科学知识的真正“主体”当作自己的对象时，这一点看得最 为清晰。 因此，以决定社会学实践的那些社会因素为分析对象的社会学，绝对不是要削弱社会科 学的基础，而是使我们有可能挣脱这些决定因素，获得自由的唯一可能基础。而且，只有当 社会学家通过锲而不舍地使自身承受这种分析，以充分地利用这种自由时，社会学家才可能 产生一门有关社会世界的严格科学。这种科学决不是要向行动者宣判，他是身陷在一个严格 决定论的铁笼之中，而是要向他们提供一种解放和唤醒意识的大有潜力、大有希望的手段。 1 涂尔干的名言是这样开始的：“社会学决非要把一种消极被动的保守态度强加于人。事实上恰恰相反” （Durkheim 1921:267）。 2 “如果像巴什拉说的，‘每个化学家都得打心底里反对炼丹术士’，那么，面对公众期望他成为社会先知 的化身的要求，每个社会学家也必须打心底里拒绝这种形象”（Bourdieu, 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73: 42）。 3 这里，布迪厄说的是福柯在《纪律与惩罚》中对身体“操练”的分析（Foucault 1977a）。 4 “有些人总想将对社会法则的阐述曲解为预定的命运，并想从中找到宿命论者或悲观失望的屈从者的借 口。对于这些人的想法，我们必须记住，科学说明为我们提供理解的手段，甚至提供宽恕的手段，而这些 科学说明也同样可以赋予我们改造的可能。对支配知识世界的机制，我们的知识已经日渐增长，这一点不 应或不一定会（should not，我特意使用这种摸棱两可的语汇）导致‘使个人解脱令人困扰的道德义务的负 担’，而这正是布弗海斯（Jacques Bouveresse）所担心的。正相反，它会教导人们，让她们在自己自由的真 正所在之处，承担起义务，毅然决然地拒弃卑微至极的懈怠和畏缩，那样只会让社会必然性为所欲为；它 会让人们努力战胜自己与他人身上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机会主义，以及看破红尘、随波逐流的无所 谓态度，那样只不过给了社会世界它想要得到的东西：东一点西一点的退让，直至放弃抵抗，对一切漠不 关心，并且卑躬屈膝，成为社会世界支配过程的同谋”（Bourdieu 1988a: 4-5，英译文有改动）。 5 “社会法则是种历史法则，只有当我们任它发挥作用，就是说当它所维护的人（有时这些人自己也不知 道）所处的位置可以维持它发挥效力的前提条件时，这种社会法则才能维持自身……你可以宣称发挥了永 恒的法则，就像保守派社会学家说他们发现所谓权力通向集中的趋势。但实际上，科学必须认识到自己除 了用倾向性法则（tendential laws）的形式记载某种特定的逻辑外，并不能再做什么别的事。这里所说的特 定逻辑，反映了特定时刻特定游戏的特征，满足那些支配游戏的人的利益，满足那些有能力在实质上和在 法律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的利益。而一旦法律被制定出来，它就成了争斗的焦点……要想采取行动，以证 明这些倾向性法则并非灵验有效，其成功前提便是去揭示这些法则的存在”（Bourdieu 1980b: 45-46，引者 自译）。 6 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日益渗入心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灵效神话”，是一种“历史创造”，有关这 方面的分析参见 Charle 1990 和 Pinto 1984b，更进一步的描述见 Kauppi and Sulkunen 1992。 7 布迪厄写道：“通过社会学家这种处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的历史行动者，这种受社会决定的主体，历史— —也即那个社会，那个历史在其中维持着自身的社会——都得以反思自身；而通过社会学家，所有的社会 行动者也都可以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但对于那些在误识知识、否弃知识和拒绝知识方面 拥有既得利益的人来说，上述的工作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让社会学家承担的”（Bourdieu 1982a: 29，引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