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 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常常被广泛低估了(霍曼斯 Homans,1982)。社会 科学中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认识论著作常常依赖于抽象的范例或从经济学中借用过来的 事例(波普 Popper,1963;奥尼尔 ONeill,1973)。至于社会学家本人,他们普遍地接受这 种观点:下降到个体层次是一种适合于组织和小群体研究的方法。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 拒绝承认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缩写为M)在宏观研究中有任何 用处,并且他们还常常把在这类研究中运用M的提议视作一种对从经济学中借来的思维方 式的不恰当的模仿(范·帕里基斯 Van Parijs,1981)。 我将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讨论宏观社会学,并试图表明:首先,假如宏观社会学目前使用 多种范式,那么M也是宏观社会学中的一个传统范式。我将提出一份这些范式的临时清单 以便更清楚地看到这后一个范式的独特特征。第二,我将比较详尽地考察两个取自经典社会 学中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古典社会学家们甚至在处理诸如 解释不同社会间的种种差别这种宏观社会学问题时也使用了M的方法。第三,我还将试图 提出,个人主义传统或多或少是宏观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长久传统。最后,我将关注个人主 义范式的经济学版本和社会学版本之间的区别。 1.宏观社会学的诸基础范式 个人主义范式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假设我们想解释社会学感兴趣的任何一个 现象一—例如,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一书中所讨论的,为什么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在某些方面有差别:或者,像桑巴特在其著名著作中所论及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此类问题显然是宏观社会学性质的。根据MI范式,为了解释此类现象,就必须使之成为个 人行动或行为的后果。当然,应该使这些行动成为可以理解的。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置 身其中的情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后,社会情境本身也必须得到解释 总之,假设M是有待解释的现象。在个人主义范式中,解释M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系 列行动m的结果。用数学符号表达就是:M=M(m):用文字表达就是:M是诸行动m的 函数。然后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情境S,它们就在韦伯的意义上变 得可以理解了:m=m(S)。最后,情境本身必须被解释为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或至少 是比S位于更高层次的变量的结果。让我们称这些更高层次的变量为P,那么S=S(P)。总 括起来:M=M{m[S(P)]}。用文字表达即是:M是诸行动的结果,而诸行动是行动者的社 会环境的结果,后者则是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 我将试着表明,像托克维尔或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以及许多现代的社会学家,都 或直接或间接地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回答诸如“为什么M这样的?”之类的问题。为 什么我们要观察一个特定的令人困惑的现象呢?他们同样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得采取 前面概括描述的三段分析的形式 但是,这一个人主义的范式并非宏观社会学研究所提出和使用的唯一范式。另一个非常 重要的范式可以被称之为规律范式( nomological paradigm)。这里的目标不是回答诸如“为 什么M这样的?”之类的问题,而是发现宏观社会学的规律性,或者类似规律的陈述。这 些“规律”可以采取如下这些陈述的形式:关于趋势的陈述,关于“如果A,那么B”形式 的条件规律性的陈述,关于“A、B、C、D总是或经常同时发生”形式的结构规律性的陈述 本文原名“ The Individualistic Tradition in Soc iology”,选自 Jeffrey C. Alexander等编 The micro- 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 Berkeley, 1987),pp. 45-70
1 42.2 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 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常常被广泛低估了（霍曼斯 Homans，1982）。社会 科学中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认识论著作常常依赖于抽象的范例或从经济学中借用过来的 事例（波普 Popper，1963；奥尼尔 O’Neill，1973）。至于社会学家本人，他们普遍地接受这 种观点：下降到个体层次是一种适合于组织和小群体研究的方法。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 拒绝承认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缩写为 MI）在宏观研究中有任何 用处，并且他们还常常把在这类研究中运用 MI 的提议视作一种对从经济学中借来的思维方 式的不恰当的模仿（范·帕里基斯 Van Parijs，1981）。 我将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讨论宏观社会学，并试图表明：首先，假如宏观社会学目前使用 多种范式，那么 MI 也是宏观社会学中的一个传统范式。我将提出一份这些范式的临时清单 以便更清楚地看到这后一个范式的独特特征。第二，我将比较详尽地考察两个取自经典社会 学中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古典社会学家们甚至在处理诸如 解释不同社会间的种种差别这种宏观社会学问题时也使用了 MI 的方法。第三，我还将试图 提出，个人主义传统或多或少是宏观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长久传统。最后，我将关注个人主 义范式的经济学版本和社会学版本之间的区别。 1．宏观社会学的诸基础范式 个人主义范式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假设我们想解释社会学感兴趣的任何一个 现象——例如，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一书中所讨论的，为什么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在某些方面有差别；或者，像桑巴特在其著名著作中所论及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此类问题显然是宏观社会学性质的。根据 MI 范式，为了解释此类现象，就必须使之成为个 人行动或行为的后果。当然，应该使这些行动成为可以理解的。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置 身其中的情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后，社会情境本身也必须得到解释。 总之，假设 M 是有待解释的现象。在个人主义范式中，解释 M 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系 列行动 m 的结果。用数学符号表达就是：M＝M（m）；用文字表达就是：M 是诸行动 m 的 函数。然后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情境 S，它们就在韦伯的意义上变 得可以理解了：m=m（S）。最后，情境本身必须被解释为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或至少 是比 S 位于更高层次的变量的结果。让我们称这些更高层次的变量为 P，那么 S=S（P）。总 括起来：M=M{m[S（P）]}。用文字表达即是：M 是诸行动的结果，而诸行动是行动者的社 会环境的结果，后者则是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 我将试着表明，像托克维尔或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以及许多现代的社会学家，都 或直接或间接地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回答诸如“为什么 M 这样的？”之类的问题。为 什么我们要观察一个特定的令人困惑的现象呢？他们同样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得采取 前面概括描述的三段分析的形式。 但是，这一个人主义的范式并非宏观社会学研究所提出和使用的唯一范式。另一个非常 重要的范式可以被称之为规律范式（nomological paradigm）。这里的目标不是回答诸如“为 什么 M 这样的？”之类的问题，而是发现宏观社会学的规律性，或者类似规律的陈述。这 些“规律”可以采取如下这些陈述的形式：关于趋势的陈述，关于“如果 A，那么 B”形式 的条件规律性的陈述，关于“A、B、C、D 总是或经常同时发生”形式的结构规律性的陈述。 * 本文原名“The Individualistic Tradition in Sociology”, 选自 Jeffrey C. Alexander 等编 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 Berkeley,1987),pp.45-70
它们也可以采取别的形式,但是我不想在此详细说明。 当孔德说社会进化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时,他是提出了类似规律的陈述。当涂尔干力图说 明一一用我们的话来说一一工业化、现代化或劳动分工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效应 ( laicization effect),或者当他说伴随着失范或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杀率也在增长时,他也 做了同样的事。 类似规律的陈述通常来自于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正如在帕森斯关于劳动分工的增长对 家庭结构的影响法则中那样。但是,尽管有这些可能的重叠,出于下述理由还是有必要将两 种范式加以区分。首先,在个人主义范式中,寻求类似规律的陈述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可能的 目标。在这种范式中,对特殊性的解释同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一样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目标 其次,在规律范式中,将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并非总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任务。相反 涂尔干认为可以不需要这样的任务。对他来说,既然对行动进行阐释是一项不可控制的操作, 那就应该尽可能地从任何社会学的分析中分离出去。在理想的情况下,根据涂尔干及其后继 者的意见,穆勒关于归纳的规则同时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目标和基本的方法论。 此外,在规律范式中,解释的性质是以不同于个人主义范式的方式被看待的。等式 M=M{mS(P)]}决定了对现象M以个人主义范式进行解释的性质;而在规律范式中,为 了解释M就必须把它从一个“普遍性规律”( covering law)中推演出来(亨佩尔, Hempel, 1965)。因此涂尔干通过将“利己主义”和习惯倾向同自杀联系起来这一普遍法则,来解释 清教徒中的自杀率。换言之,确定类似规律的陈述不只是法则范式的一个目标:这类陈述还 是对任何一种现象M的解释的核心。尽管个人主义范式包括了类似规律的陈述,但这些陈 述既不是个人主义范式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目标,也不是它用来解释某一既定现象M的不 可或缺的工具 第三种范式我称之为阐释性范式( interpretive paradigm)。这种范式的基本假设是: 旦离开由组织或小群体研究来说明的低层次而进到更复杂的层次上时,出于方便,个体行动 者就可以被忽略掉。但是在这种范式中并没有假设,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应该是社会学研究 中唯一的甚至是最令人感兴趣或急迫的任务。尝试描述一一比如说一一两个时代、两个社会 或者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是同样有趣的。 这一类范式的例子很容易找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试图回 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说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见到了一种新文化?为什么 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产生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至于布克哈特的方 法,它很接近于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基质性公式( matrix formulation)(巴顿和拉扎斯菲尔 德 Barton and Lazarsfeld,1961)。布克哈特综括了如果总起来考虑便会给予历史学家确实有 什么新东西产生出来的感觉的无数特征。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一系列 新的价值被发现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个人主义。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人将由一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引导。(显然,此处的“个人 主义”并非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因为我使用了拉扎斯菲尔德的基质性公式概念,所以我得提一提有关基质性公式的另 个著名例子:由R.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太阳神文化和酒神文化之间的区别。显然很难给出一 个对阐释性范式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此外,基质性公式绝不是唯一与这一范式相联系的方法 论上的操作方式。然而,这些例子却足以说明宏观社会学研究经常采用一种不同于先前提到 的个人主义范式和规律范式的范式或计划。探究在这一计划中所使用的程序将会是一个有趣 的方法论研究的领域。但这并非我在这篇论文中的任务 第四个范式或计划可以被描述为批判范式( critical paradigm)。韦伯——个人主义范式 的主要促进者,和涂尔干—一法则范式的主要提倡者,二人在很多方面对于社会学的目标和 程序有着对立的观点。然而,两人都认为社会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努力成为科学的和实证的
2 它们也可以采取别的形式，但是我不想在此详细说明。 当孔德说社会进化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时，他是提出了类似规律的陈述。当涂尔干力图说 明——用我们的话来说——工业化、现代化或劳动分工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效应 （laicization effect），或者当他说伴随着失范或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杀率也在增长时，他也 做了同样的事。 类似规律的陈述通常来自于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正如在帕森斯关于劳动分工的增长对 家庭结构的影响法则中那样。但是，尽管有这些可能的重叠，出于下述理由还是有必要将两 种范式加以区分。首先，在个人主义范式中，寻求类似规律的陈述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可能的 目标。在这种范式中，对特殊性的解释同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一样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目标。 其次，在规律范式中，将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并非总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任务。相反， 涂尔干认为可以不需要这样的任务。对他来说，既然对行动进行阐释是一项不可控制的操作， 那就应该尽可能地从任何社会学的分析中分离出去。在理想的情况下，根据涂尔干及其后继 者的意见，穆勒关于归纳的规则同时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目标和基本的方法论。 此外，在规律范式中，解释的性质是以不同于个人主义范式的方式被看待的。等式 M=M{m[S（P）]}决定了对现象 M 以个人主义范式进行解释的性质；而在规律范式中，为 了解释 M 就必须把它从一个“普遍性规律”（covering law）中推演出来（亨佩尔，Hempel, 1965）。因此涂尔干通过将“利己主义”和习惯倾向同自杀联系起来这一普遍法则，来解释 清教徒中的自杀率。换言之，确定类似规律的陈述不只是法则范式的一个目标；这类陈述还 是对任何一种现象 M 的解释的核心。尽管个人主义范式包括了类似规律的陈述，但这些陈 述既不是个人主义范式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目标，也不是它用来解释某一既定现象 M 的不 可或缺的工具。 第三种范式我称之为阐释性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这种范式的基本假设是：一 旦离开由组织或小群体研究来说明的低层次而进到更复杂的层次上时，出于方便，个体行动 者就可以被忽略掉。但是在这种范式中并没有假设，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应该是社会学研究 中唯一的甚至是最令人感兴趣或急迫的任务。尝试描述——比如说——两个时代、两个社会 或者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是同样有趣的。 这一类范式的例子很容易找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试图回 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说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见到了一种新文化？为什么 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产生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至于布克哈特的方 法，它很接近于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基质性公式（matrix formulation）（巴顿和拉扎斯菲尔 德 Barton and Lazarsfeld，1961）。布克哈特综括了如果总起来考虑便会给予历史学家确实有 什么新东西产生出来的感觉的无数特征。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一系列 新的价值被发现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个人主义。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人将由一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引导。（显然，此处的“个人 主义”并非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因为我使用了拉扎斯菲尔德的基质性公式概念，所以我得提一提有关基质性公式的另一 个著名例子：由 R．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太阳神文化和酒神文化之间的区别。显然很难给出一 个对阐释性范式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此外，基质性公式绝不是唯一与这一范式相联系的方法 论上的操作方式。然而，这些例子却足以说明宏观社会学研究经常采用一种不同于先前提到 的个人主义范式和规律范式的范式或计划。探究在这一计划中所使用的程序将会是一个有趣 的方法论研究的领域。但这并非我在这篇论文中的任务。 第四个范式或计划可以被描述为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韦伯——个人主义范式 的主要促进者，和涂尔干——法则范式的主要提倡者，二人在很多方面对于社会学的目标和 程序有着对立的观点。然而，两人都认为社会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努力成为科学的和实证的
按照两位奠基者的看法,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学科,应该关注对可观察现象的解释,这些 现象之所以被挑选出来,或许是因为它们令人困惑,或许是因为它们涉及社会规律。作为一 门科学的学科,社会学应该致力于提出种种可以控制的理论;即,能够被可观察的数据证明 或证伪的理论。 不用说,某些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认为它将产 生(如果可能的话)没有价值的发现或至少是价值可疑的发现。对他们来说,社会学应该是 批判性的。正如内科医生一样,实证性知识能够帮助社会学家,但冷漠的知识及其积累却不 是主要目标。它仅仅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而己。我希望哈贝马斯能够同意我给批判性范式 下的定义,尽管它很简单 在本文中,我的目标并不是要说某一范式比其他的范式更好,而仅仅是指出某些差别。 事实上,讨论—一比如说一一批判性范式是否比涂尔干或韦伯的范式更好,在我看来,同讨 论当一名生物学家是否比当一名内科医生更好同样有趣。我想提议的是,至少在概念的层面 上,四种(也许更多)不同的取向、计划或范式可以在实际的宏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 区分。当然,在现实的研究中,这些概念上的差别会不那么明显。 接下来我将撇开另外三个范式而专门讨论我所说的个人主义范式 2.使用个人主义范式的两个经典范例 为了准备进一步讨论社会学中个人主义范式的性质和外延,我将详细地讨论两个经典范 例。尽管我本可以挑选出更多的例子,但两个就足够为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计划下一个准确 的定义了。 2.1.托克维尔的《旧制度》 在其这本著名著作的第一句话中,托克维尔写道:“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与法国革命史无 关。”这样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著作更应该是一部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著作 出于很明显的理由他可能不大习惯于使用“社会学”这个词。事实上,考虑到该书的绝大部 分都可以被看成是在试图解释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差异,因此托克维尔的 书可以被恰当地看作一部比较社会学的著作。一个差异是,当英国的农业变得现代化时法国 的农业体制却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考虑到当时重农主义者在法国政治精英中拥有巨大的影 响,这一差异就令人困惑了。 托克维尔对差异的解释遵循了我前面所描述的典型的个人主义范式。由于高度的“中央 集权化”(P),法国的地主们就同英国的地主们处于不同的境况(S)之下。作为P的结果 公共职位在法国的数量更为庞大。此外,因为这种集权,每一个公务员都可能将自己看成是 这种中央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在法国,权力、声望和影响力比在英国更大程度地附属于政 府公职。考虑到政府公职都由国王出售并且代表着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螺旋 形膨胀:对公职的供应和需求同时增长。总体上说,地主们都受到强烈的驱动去购买政府公 职:他们有资源去这样做;公职可得;并且有报酬与之相联。因此,作为环境结构(S)的 后果,他们购买公职,离开他们的土地并定居在邻近的城市中,留下佃户们照料土地。因为 地主们没有受到驱动去增加其土地的生产力,又因为佃户们没有能力去这样做,作为一个合 成的后果M(m),法国的农业体制与英国的相比就保持在发展不足的状态 另一个宏观因素,比如说P’,强化了这些效果:在国王加强其对社会的权力的漫长历 史过程中,城市长期以来成为抵抗的一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便能够保持若干特权一一其 中之一是税收上的特权。在十八世纪的城市中没有所得税。这一条件强化了种种其他产生外 住地主( landlord absenteeism)的因素 因此,托克维尔将由英国和法国农业的不同发展所代表的宏观特征解释为地主们的行动
3 按照两位奠基者的看法，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学科，应该关注对可观察现象的解释，这些 现象之所以被挑选出来，或许是因为它们令人困惑，或许是因为它们涉及社会规律。作为一 门科学的学科，社会学应该致力于提出种种可以控制的理论；即，能够被可观察的数据证明 或证伪的理论。 不用说，某些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认为它将产 生（如果可能的话）没有价值的发现或至少是价值可疑的发现。对他们来说，社会学应该是 批判性的。正如内科医生一样，实证性知识能够帮助社会学家，但冷漠的知识及其积累却不 是主要目标。它仅仅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而已。我希望哈贝马斯能够同意我给批判性范式 下的定义，尽管它很简单。 在本文中，我的目标并不是要说某一范式比其他的范式更好，而仅仅是指出某些差别。 事实上，讨论——比如说——批判性范式是否比涂尔干或韦伯的范式更好，在我看来，同讨 论当一名生物学家是否比当一名内科医生更好同样有趣。我想提议的是，至少在概念的层面 上，四种（也许更多）不同的取向、计划或范式可以在实际的宏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 区分。当然，在现实的研究中，这些概念上的差别会不那么明显。 接下来我将撇开另外三个范式而专门讨论我所说的个人主义范式。 2．使用个人主义范式的两个经典范例 为了准备进一步讨论社会学中个人主义范式的性质和外延，我将详细地讨论两个经典范 例。尽管我本可以挑选出更多的例子，但两个就足够为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计划下一个准确 的定义了。 2．1．托克维尔的《旧制度》 在其这本著名著作的第一句话中，托克维尔写道：“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与法国革命史无 关。”这样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著作更应该是一部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著作。 出于很明显的理由他可能不大习惯于使用“社会学”这个词。事实上，考虑到该书的绝大部 分都可以被看成是在试图解释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差异，因此托克维尔的 书可以被恰当地看作一部比较社会学的著作。一个差异是，当英国的农业变得现代化时法国 的农业体制却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考虑到当时重农主义者在法国政治精英中拥有巨大的影 响，这一差异就令人困惑了。 托克维尔对差异的解释遵循了我前面所描述的典型的个人主义范式。由于高度的“中央 集权化”（P），法国的地主们就同英国的地主们处于不同的境况（S）之下。作为 P 的结果， 公共职位在法国的数量更为庞大。此外，因为这种集权，每一个公务员都可能将自己看成是 这种中央权力的一部分。所以，在法国，权力、声望和影响力比在英国更大程度地附属于政 府公职。考虑到政府公职都由国王出售并且代表着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螺旋 形膨胀：对公职的供应和需求同时增长。总体上说，地主们都受到强烈的驱动去购买政府公 职：他们有资源去这样做；公职可得；并且有报酬与之相联。因此，作为环境结构（S）的 后果，他们购买公职，离开他们的土地并定居在邻近的城市中，留下佃户们照料土地。因为 地主们没有受到驱动去增加其土地的生产力，又因为佃户们没有能力去这样做，作为一个合 成的后果 M（m），法国的农业体制与英国的相比就保持在发展不足的状态。 另一个宏观因素，比如说 P’，强化了这些效果：在国王加强其对社会的权力的漫长历 史过程中，城市长期以来成为抵抗的一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便能够保持若干特权——其 中之一是税收上的特权。在十八世纪的城市中没有所得税。这一条件强化了种种其他产生外 住地主（landlord absenteeism）的因素。 因此，托克维尔将由英国和法国农业的不同发展所代表的宏观特征解释为地主们的行动
的合成结果。他通过将这一行为与我所谓的他们的情境结构相联系,而使它在韦伯的意义上 成为可理解的;情境的结构由诸如城市的税收特权或中央集权化之类的宏观因素而得到解 我将简要地考察一下托克维尔对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之间另一个差异的分析,以便说明 MM{mS(P)]这一公式不仅适当地概括了一个而且是大多数由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解释 这一差异是关于法国与英国相比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的风格。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当时 大量的知识产品都采用了政治哲学的形式。托克维尔说,英国的政治哲学较为具体、实用和 改良主义,而法国的则往往抽象、空想和激进。前者坚信在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控制的 自发机制,而后者却倾向于将这种控制完全置于国家层面。为什么会这样呢? 托克维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采取了与先前一样的形式:因为法国的高度中央集权化,法 国的政治哲学家们便相信社会中的每件事情都依赖于国家。并且,因为国家是集权化的,真 正的权力被看作最终是置于中央层面的。明显可见的国家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它被法国政治 哲学家当作是主要的一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一被赋予了权力的集体行动者。 当然,当他们感知我们称其为他们的角色的那种结构时,这种结构就会促使政治哲学家 们以普遍的形式提出他们的思想,而不涉及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尽管他们讨论一般的国家 或社会,托克维尔说,他们心中却只有一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并且,他们还指望 从他们的理论中产生一种影响,以至于尽管理论处理的是政治哲学中永恒和普遍的问题,但 这些理论仍可以被认作是与读者所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特征相联系的。通过从一般理论中 引申出他们有关政治变迁的计划,他们便可期望给予这些计划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托克维尔还提出更具争议的一项事实:因为真正的决策核心被限制 在国王周围的狭小政治圈之内,所以法国的哲学家通常不像英国的哲学家们那样普遍具有公 共事务的直接经验。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条件导致法国哲学家们将他们的社会描述和构想成 受到国家的调控和支配,并发展出所有人平等参与国家权力的激进观点 在这一属于所谓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中,托克维尔再次通过使宏观差异成为诸行动的结 果来解释这一差异。(这次,这些行动采取了创制政治理论的形式。)考虑到行动者身处的社 会政治环境,考虑到他们的角色结构,考虑到他们“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对国家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感知,这些行动可以被阐释为可理解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中看到了很好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各种宏观特 征都被解释为行动的结果,如同依据韦伯的方法,当语境给定时,理想类型的行动者(例如 地主、哲学家)的这些行动就被认为是可理解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也是理性的( rational) 如韦伯那样,托克维尔却也暗中使用了一个比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宽泛得多的理性理论 稍后我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2.韦伯的新教教派 马克斯·韦伯去世前写给罗尔夫·里夫曼( Rolf Liefmann)—一位奥地利经济学边际 学派的著名成员—一的信(引自孟森 Mommsen,1965)中说道:“社会学也应该使用严格的 个人主义方法论。”(“ Sociologie auch muss stirkt individualistisch in der Methode bestrieben.")。也许韦伯渐渐意识到了曾在经济学中得到成功运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社会 学的重要关系。在《经济与社会》的开头,这一联系得到了明确的强调。尽管它在韦伯的经 验研究著作中并不总是明确地得到运用,但它却含蓄地运用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在其中 些著作中,他使用了被认为是典型的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和程序:对高度简化的模型、方法论 个人主义、理性行动假设的使用。为说明这一点,我将考察他论述美国新教教派的文章 (1958) 这篇短小而光辉的文章的主题是值得思考的。坚持规律范式的社会学家一一例如孔德和
4 的合成结果。他通过将这一行为与我所谓的他们的情境结构相联系，而使它在韦伯的意义上 成为可理解的；情境的结构由诸如城市的税收特权或中央集权化之类的宏观因素而得到解 释。 我将简要地考察一下托克维尔对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之间另一个差异的分析，以便说明 M=M{m[S（P）]}这一公式不仅适当地概括了一个而且是大多数由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解释。 这一差异是关于法国与英国相比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的风格。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当时 大量的知识产品都采用了政治哲学的形式。托克维尔说，英国的政治哲学较为具体、实用和 改良主义，而法国的则往往抽象、空想和激进。前者坚信在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控制的 自发机制，而后者却倾向于将这种控制完全置于国家层面。为什么会这样呢？ 托克维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采取了与先前一样的形式：因为法国的高度中央集权化，法 国的政治哲学家们便相信社会中的每件事情都依赖于国家。并且，因为国家是集权化的，真 正的权力被看作最终是置于中央层面的。明显可见的国家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它被法国政治 哲学家当作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被赋予了权力的集体行动者。 当然，当他们感知我们称其为他们的角色的那种结构时，这种结构就会促使政治哲学家 们以普遍的形式提出他们的思想，而不涉及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尽管他们讨论一般的国家 或社会，托克维尔说，他们心中却只有一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并且，他们还指望 从他们的理论中产生一种影响，以至于尽管理论处理的是政治哲学中永恒和普遍的问题，但 这些理论仍可以被认作是与读者所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特征相联系的。通过从一般理论中 引申出他们有关政治变迁的计划，他们便可期望给予这些计划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托克维尔还提出更具争议的一项事实：因为真正的决策核心被限制 在国王周围的狭小政治圈之内，所以法国的哲学家通常不像英国的哲学家们那样普遍具有公 共事务的直接经验。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条件导致法国哲学家们将他们的社会描述和构想成 受到国家的调控和支配，并发展出所有人平等参与国家权力的激进观点。 在这一属于所谓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中，托克维尔再次通过使宏观差异成为诸行动的结 果来解释这一差异。（这次，这些行动采取了创制政治理论的形式。）考虑到行动者身处的社 会政治环境，考虑到他们的角色结构，考虑到他们“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对国家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感知，这些行动可以被阐释为可理解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中看到了很好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各种宏观特 征都被解释为行动的结果，如同依据韦伯的方法，当语境给定时，理想类型的行动者（例如： 地主、哲学家）的这些行动就被认为是可理解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也是理性的（rational）。 一如韦伯那样，托克维尔却也暗中使用了一个比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宽泛得多的理性理论。 稍后我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2.韦伯的新教教派 马克斯·韦伯去世前写给罗尔夫·里夫曼（Rolf Liefmann）——一位奥地利经济学边际 学派的著名成员——的信（引自孟森 Mommsen，1965）中说道：“社会学也应该使用严格的 个 人 主 义 方 法 论 。”（“ Soziologie auch muss stirkt individualistisch in der Methode bestrieben.”）。也许韦伯渐渐意识到了曾在经济学中得到成功运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社会 学的重要关系。在《经济与社会》的开头，这一联系得到了明确的强调。尽管它在韦伯的经 验研究著作中并不总是明确地得到运用，但它却含蓄地运用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在其中一 些著作中，他使用了被认为是典型的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和程序：对高度简化的模型、方法论 个人主义、理性行动假设的使用。为说明这一点，我将考察他论述美国新教教派的文章 （1958）。 这篇短小而光辉的文章的主题是值得思考的。坚持规律范式的社会学家——例如孔德和
涂尔干—一曾宣称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传统的宗教将失去其吸引力:工业化或现代化将产 生一种世俗化效应。韦伯从总体上对社会学中规律性陈述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他当时很有 可能是被美国的事例所吸引,这部分地是因为它对于有关现代化对世俗化之影响的规律性陈 述的常识是一个生动有力的反驳。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中,新教主义显得 同以往一样充满活力 因此,在对其主题的选择中,韦伯表明探询独特性同寻找难以置信的规律性一样是令社 会学家感兴趣的目标。换言之,对他来说,如同对托克维尔一样,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 异并非因为后者本质上是一门规律学科。相反,差异乃取决于这一事实,社会学家像经济学 家一样,能够选择硏究那些通过观察社会现实而冋他提示的问题,这种观察是借助于高度简 化和理想化的模型进行的。 附带说一句,根据沃金斯( Watkins)所言,我将指出韦伯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有效地在 非常接近于我们现代的模型概念的意义上使用了他的理想型概念。因此在《经济与社会》中, 作为理想型的一个范例,他提到了格雷山姆( gresham)的“法则”(law)。非常重要的是, 他将“法则”这个词置于引号之中,这意味着对他而言,这一法则并非是开普勒的法则,而 是我们所称的模型和他所称的理想型的一个后果 对美国新教主义的生命力的解释有效地采取了一个运用了MI原则的模型形式。首先, 韦伯以非常简约和抽象的形式罗列了美国社会和两个欧洲国家社会之间的宏观差异,他含蓄 地一一并且在许多偶然的评论中明确地一一通盘比较了美国社会与后两者:德国和法国社 会。在美国,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更大:种族异质性也更大:而分层体系则不那么僵化:并 且分层象征也不如法国或德国那么明显和醒目。例如,法国人有其荣誉军团( legion dhonneu),而德国人则让他们的学术头衔派上了大用场。至于宗教制度,教会( churches 在法国和德国很兴盛,但在美国,由于可以历史地加以解释的理由,新教主义采取了宗派 (sect)的形式 按照我的符号,这一系列因素描述了解释性的宏观因素P。设若美国的这些因素是P, 德国或法国的则可以说是P'。按照我对其分析的重建,下一步则是表明,对与分析目的有 关的不同类型的相关行动者来说,P和P将会分别产生不同的情境,即S(P)和S'(P)。 在韦伯的分析中,这些类型有两个:那些执掌清教宗派的人和那些愿意相互做生意的人 就后者而言,因素P导致如下后果:在美国,对两个想做生意的人一一比如说A和B 来说,要知道他们能不能信任自己潜在的合作者更为困难。首先,由于美国的流动性更 大,他们不大可能相互认识:即使以前熟识,这种熟识也不大可能为其合作着的可信任程度 提供些许指示。其次,因为地位象征较不明显,后者也不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方便有用。换 言之,P造成了一种对象征和对标志的需求,借助这种象征和标志,A和B才能在建立一种 生意关系之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对彼此有足够的信心—一考虑到经济制度的复杂性,这种生 意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包含着时间上延迟的效应。这种需求也存在于欧洲社会,但是因素P 却使之更易于得到满足,或者是通过以前的了解,或者是通过分层符号的运用 这一需求现在自然将由新教宗派提供满足。首先,因为国家的精英们绝大部分是新教徒, 以至于“是新教徒”就可以轻易地在许多场合作为一个肯定的标签( label)(当然这个词不 是韦伯的)发挥作用了;其次,各教派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有利因素。通过强加很高的入教代 价,那些掌管某一教派的人就能增加该派的资源,检验其成员的经济责任,希图提高他们授 予其成员的荣誉证明的价值,并因此来增加该派的影响。换言之,普遍的情况P强化了各 清教派别之间的竞争:那些能为他们的荣誉证明赋予很高价值的人更有影响力。韦伯不无诙 谐地指出,如果加入路德宗( the Lutheran Church)的价码在德国和在美国一样高,那么在 德国就不会再有什么路德教徒了。 这样,P造成了一种情境S(P),后者则从想与别人建立生意关系的人之中创造出了
5 涂尔干——曾宣称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传统的宗教将失去其吸引力：工业化或现代化将产 生一种世俗化效应。韦伯从总体上对社会学中规律性陈述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他当时很有 可能是被美国的事例所吸引，这部分地是因为它对于有关现代化对世俗化之影响的规律性陈 述的常识是一个生动有力的反驳。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中，新教主义显得 同以往一样充满活力。 因此，在对其主题的选择中，韦伯表明探询独特性同寻找难以置信的规律性一样是令社 会学家感兴趣的目标。换言之，对他来说，如同对托克维尔一样，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 异并非因为后者本质上是一门规律学科。相反，差异乃取决于这一事实，社会学家像经济学 家一样，能够选择研究那些通过观察社会现实而向他提示的问题，这种观察是借助于高度简 化和理想化的模型进行的。 附带说一句，根据沃金斯（Watkins）所言，我将指出韦伯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有效地在 非常接近于我们现代的模型概念的意义上使用了他的理想型概念。因此在《经济与社会》中， 作为理想型的一个范例，他提到了格雷山姆（Gresham）的“法则”（law）。非常重要的是， 他将“法则”这个词置于引号之中，这意味着对他而言，这一法则并非是开普勒的法则，而 是我们所称的模型和他所称的理想型的一个后果。 对美国新教主义的生命力的解释有效地采取了一个运用了 MI 原则的模型形式。首先， 韦伯以非常简约和抽象的形式罗列了美国社会和两个欧洲国家社会之间的宏观差异，他含蓄 地——并且在许多偶然的评论中明确地——通盘比较了美国社会与后两者：德国和法国社 会。在美国，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更大；种族异质性也更大；而分层体系则不那么僵化；并 且分层象征也不如法国或德国那么明显和醒目。例如，法国人有其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而德国人则让他们的学术头衔派上了大用场。至于宗教制度，教会（churches） 在法国和德国很兴盛，但在美国，由于可以历史地加以解释的理由，新教主义采取了宗派 （sects）的形式。 按照我的符号，这一系列因素描述了解释性的宏观因素 P。设若美国的这些因素是 P， 德国或法国的则可以说是 P’。按照我对其分析的重建，下一步则是表明，对与分析目的有 关的不同类型的相关行动者来说，P 和 P’将会分别产生不同的情境，即 S（P）和 S’（P’）。 在韦伯的分析中，这些类型有两个：那些执掌清教宗派的人和那些愿意相互做生意的人。 就后者而言，因素 P 导致如下后果：在美国，对两个想做生意的人——比如说 A 和 B ——来说，要知道他们能不能信任自己潜在的合作者更为困难。首先，由于美国的流动性更 大，他们不大可能相互认识；即使以前熟识，这种熟识也不大可能为其合作着的可信任程度 提供些许指示。其次，因为地位象征较不明显，后者也不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方便有用。换 言之，P 造成了一种对象征和对标志的需求，借助这种象征和标志，A 和 B 才能在建立一种 生意关系之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对彼此有足够的信心——考虑到经济制度的复杂性，这种生 意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包含着时间上延迟的效应。这种需求也存在于欧洲社会，但是因素 P’ 却使之更易于得到满足，或者是通过以前的了解，或者是通过分层符号的运用。 这一需求现在自然将由新教宗派提供满足。首先，因为国家的精英们绝大部分是新教徒， 以至于“是新教徒”就可以轻易地在许多场合作为一个肯定的标签（label）（当然这个词不 是韦伯的）发挥作用了；其次，各教派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有利因素。通过强加很高的入教代 价，那些掌管某一教派的人就能增加该派的资源，检验其成员的经济责任，希图提高他们授 予其成员的荣誉证明的价值，并因此来增加该派的影响。换言之，普遍的情况 P 强化了各 清教派别之间的竞争：那些能为他们的荣誉证明赋予很高价值的人更有影响力。韦伯不无诙 谐地指出，如果加入路德宗（the Lutheran Church）的价码在德国和在美国一样高，那么在 德国就不会再有什么路德教徒了。 这样，P 造成了一种情境 S（P），后者则从想与别人建立生意关系的人之中创造出了一
种需求m(S)。这一需求由行动者的供给而得到满足,这些行动者们在既定条件P下,可 以被认为是天然的供给者,即那些掌管新教宗派的人。总的来说,P产生了成为分析对象的 宏观现象:此即清教主义在美国的生命力 换言之,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使之成为一个演绎模型的结果来得到解释。与任何一个模型 样,这个模型也依赖于对假设的简化。因此,美国和德国或法国之间的区别被化约为不多 的几个特征。此外,考虑的行动者的类型也不多,并且这些行动者的动机以一种类似经济学 分析的简单方式被重建起来。他们被赋予简单的、先验的动机。最后,这一解释(新教在美 国的生命力)被解释为这些个人动机的合成结果 与托克维尔的例子一样,这里解释的结构非常接近于现在被用于经济学分析中的那种结 构。无论如何,解释依赖于M原则 2.3.个人主义范式 上述两个例子定义了一种一般范式,即先前所称的个人主义范式。因为这一范式符合 个重要而悠久的社会学传统,所以从我们的两个经典范例开始来概括其主要特征将非常有 用。 1、就社会学的目标而言,它们包括对特殊性和规律性的解释,以及对各种社会制度之 间差异的解释。与涂尔干传统的规律范式相比较,寻求类似规律的陈述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 不是主要的目标。因为在个人主义范式中类似规律的陈述被解释为诸行动的后果,所以它总 是被视为一种临时的和脆弱的陈述,一旦使之有效的条件发生了改变,它就变成虚假的陈述 了。因此,工业化常常产生一种世俗化效应,但它也可以不产生这样的效应。 2、按照这一范式,对任何一个现象,比如说M,进行解释,就等同于要表明它是诸行 动的结果,并且表明这些行动在考虑到行动者的社会环境(即,他们活动于其中的情境的结 构)之后,就能够变得可以理解。至于情境的结构,它必须被解释为是某些在系统层面上被 规定的变量的产物 3、解释采取模型的形式:即,一个依赖于对假设进行高度简化的演绎体系的形式。被 确定的相关的行动者类型一般为数很少。这些行动者只被赋予简单的动机。行动的情境结构 同样由少数几个特征加以描述 4、给定社会行动者活动于其中的情境,他们可以被假定是理性的,但这仅仅是在以另 外一种方式说,任何一个知道行动者情境的观察者原则上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处 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会很容易做出同样的事情”。在个例子中,理性与韦伯的理解( Verstehen 概念的外延完全一致。稍后我会回到这一依赖于情境的理性( situation- bound rationality)概 念上来。 5、在反对个人主义范式的意见当中,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它不易用于宏观社会学分 析。我们的例子表明这不是事实:;托克维尔和韦伯在这些例子中都关注宏观问题。只要个人 主义方法被看作是使用构建成模型的高度简化性的假设,它就变得与宏观社会学的分析相容 了。韦伯方法论的三个主要部分——模型(理想型)、行动的理性( verstehen),以及个人主 义一一彼此间有着有机的联系。 6、由于这些简化的假设,产生了关于模型的有效性问题。这一问题在个人主义传统中 以一种我年代误置地称之为波普的方式不言明地解决了:如果一个模型能成功地解释大量 观察材料,那么它就被认为是有效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的分析仍然被认为是重要的 和有效的,可能是因为,从“中央集权”这个简单的概念出发,他能以一种异常节俭的方式 解释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许多差异。此外,他的微观社会学假设符合韦伯的理解( Verstehen) ①因为波普是托克维尔和韦伯的后来人,故布东要对“波普式方法”冠以“年代误置”的诙谐语
6 种需求 m（S）。这一需求由行动者的供给而得到满足，这些行动者们在既定条件 P 下，可 以被认为是天然的供给者，即那些掌管新教宗派的人。总的来说，P 产生了成为分析对象的 宏观现象；此即清教主义在美国的生命力。 换言之，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使之成为一个演绎模型的结果来得到解释。与任何一个模型 一样，这个模型也依赖于对假设的简化。因此，美国和德国或法国之间的区别被化约为不多 的几个特征。此外，考虑的行动者的类型也不多，并且这些行动者的动机以一种类似经济学 分析的简单方式被重建起来。他们被赋予简单的、先验的动机。最后，这一解释（新教在美 国的生命力）被解释为这些个人动机的合成结果。 与托克维尔的例子一样，这里解释的结构非常接近于现在被用于经济学分析中的那种结 构。无论如何，解释依赖于 MI 原则。 2.3.个人主义范式 上述两个例子定义了一种一般范式，即先前所称的个人主义范式。因为这一范式符合一 个重要而悠久的社会学传统，所以从我们的两个经典范例开始来概括其主要特征将非常有 用。 1、就社会学的目标而言，它们包括对特殊性和规律性的解释，以及对各种社会制度之 间差异的解释。与涂尔干传统的规律范式相比较，寻求类似规律的陈述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 不是主要的目标。因为在个人主义范式中类似规律的陈述被解释为诸行动的后果，所以它总 是被视为一种临时的和脆弱的陈述，一旦使之有效的条件发生了改变，它就变成虚假的陈述 了。因此，工业化常常产生一种世俗化效应，但它也可以不产生这样的效应。 2、按照这一范式，对任何一个现象，比如说 M，进行解释，就等同于要表明它是诸行 动的结果，并且表明这些行动在考虑到行动者的社会环境（即，他们活动于其中的情境的结 构）之后，就能够变得可以理解。至于情境的结构，它必须被解释为是某些在系统层面上被 规定的变量的产物。 3、解释采取模型的形式；即，一个依赖于对假设进行高度简化的演绎体系的形式。被 确定的相关的行动者类型一般为数很少。这些行动者只被赋予简单的动机。行动的情境结构 同样由少数几个特征加以描述。 4、给定社会行动者活动于其中的情境，他们可以被假定是理性的，但这仅仅是在以另 外一种方式说，任何一个知道行动者情境的观察者原则上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处 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会很容易做出同样的事情”。在个例子中，理性与韦伯的理解（Verstehen） 概念的外延完全一致。稍后我会回到这一依赖于情境的理性（situation-bound rationality）概 念上来。 5、在反对个人主义范式的意见当中，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它不易用于宏观社会学分 析。我们的例子表明这不是事实；托克维尔和韦伯在这些例子中都关注宏观问题。只要个人 主义方法被看作是使用构建成模型的高度简化性的假设，它就变得与宏观社会学的分析相容 了。韦伯方法论的三个主要部分——模型（理想型）、行动的理性（Verstehen），以及个人主 义——彼此间有着有机的联系。 6、由于这些简化的假设，产生了关于模型的有效性问题。这一问题在个人主义传统中 以一种我年代误置地称之为波普的方式①不言明地解决了：如果一个模型能成功地解释大量 观察材料，那么它就被认为是有效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的分析仍然被认为是重要的 和有效的，可能是因为，从“中央集权”这个简单的概念出发，他能以一种异常节俭的方式 解释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许多差异。此外，他的微观社会学假设符合韦伯的理解（Verstehen） ① 因为波普是托克维尔和韦伯的后来人，故布东要对“波普式方法”冠以“年代误置”的诙谐语。——译 注
标准。因此,关于地主或哲学家的动机的假设就容易得到理解。总之,如果一个模型符合韦 伯的理解标准和波普的标准,那么它就是有效的 个人主义范式是普遍性的。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它可以被用于不同规模的现象: 小群体,组织,还有民族社会。并且,正如两个范例所充分说明的那样,它可以被用于任何 种类的现象。从这些现象的某些方面来看,托克维尔的分析属于知识社会学:;从其它方面来 看,又属于经济社会学。它们也可以被用于任何类型的社会。 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常有人争辩道,个人主义范式可以用于“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 而不能用于“传统”社会。然而,这一批评是基于一个混淆:“个人主义”一词的方法论意 义和社会伦理意义之间的混淆。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在一个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 ( Gemeinscha)中,个人一般比在一个社会( Gesellschaf)中更加紧密地相互依赖。在这 个意义上,他们的自主性较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发生在这种社会制度中的现象就不应该作 为个人行为的结果来加以分析。我在下一节将要指出,我们可以谈论的许多研究,既涉及传 统社会,又使用了个人主义的方法 3.现代社会学和个人主义范式 我本来可以提出许多别的来自古典社会学并运用了个人主义范式的例子。我曾在别的地 方按照前文的思路分析了桑巴特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Why 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S.?)。一般而言,古典的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学传统,以及非涂尔干的 法国传统,都大大运用了这一范式,尽管它常常是暗含的而非公开呈现的 在本节中我将指出,个人主义传统在现代社会学广泛的关注领域中仍然富有活力。我将 仅仅简要地考察其中的一些领域。正如在上一节中那样,我将使用一些典型的案例 3.1.发展分析 对社会经济发展或现代化理论进行分析的案例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探讨的是一个本质 上属于宏观社会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内,规律程式得到广泛的运用(布东, Boudon1983a 1983b,1984a)。许多研究关注发展的条件和阻碍发展的因素。别的研究则探索“发展的诸 阶段”。还有的研究试图表明,一种既定的生产关系的组织必然会导致某种独特的变化,或 相反地,产生自我复制的效应。和其他领域一样,这一规律程式也提供了有趣的研究发现。 它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某些因素的注意,但它也引起了一些怀疑民族社会是如此复杂的体系, 以至于其中没有两个是可比的。因此,某一因素A,在一种情境下会导致B,而在另一种情 境下则会导致非B。因此,这一领域是否能够使用任何真正有效的类似规律的陈述就成了问 题。换言之,规律程式也许本质上具有一种启发性的价值。 无论如何,除了大量按规律程式进行的研究之外,还可以提到许多属于个人主义程式的 硏究。其中一些采用的理论和模型旨在解释某一特殊现象或过程。其他的则采取了一般模型 的形式。属于第一类的一个例子是希尔施曼( Hirschman)对巴西东北地区发展的研究(1963)。 尽管这一地区的发展问题被看做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尽管为解决它作 出了许多努力,它们仍然大部分都失败了。为什么?这一失败被希尔施曼阐释为是合理的和 可理解的行动的合成后果 出于可以解释的原因,东北地区的问题最初被理解为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作为该地气 候特征的漫长而无法预见的旱季的后果能够得到限制,那么当地就会发展。修筑水坝和灌溉 网络显然是解决东北地区贫困问题的方法。希尔施曼非常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并非唯一 的解决办法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都被认为是“自然的 无论如何,接下来发生的事是:首先修筑了水坝。由于它们的成就比灌溉渠道更容易被 看见,所以将公共基金投入到水坝而不是灌溉网络中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因此灌溉就被延
7 标准。因此，关于地主或哲学家的动机的假设就容易得到理解。总之，如果一个模型符合韦 伯的理解标准和波普的标准，那么它就是有效的。 7、个人主义范式是普遍性的。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它可以被用于不同规模的现象： 小群体，组织，还有民族社会。并且，正如两个范例所充分说明的那样，它可以被用于任何 种类的现象。从这些现象的某些方面来看，托克维尔的分析属于知识社会学；从其它方面来 看，又属于经济社会学。它们也可以被用于任何类型的社会。 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常有人争辩道，个人主义范式可以用于“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 而不能用于“传统”社会。然而，这一批评是基于一个混淆：“个人主义”一词的方法论意 义和社会伦理意义之间的混淆。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在一个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 （Gemeinschaft）中，个人一般比在一个社会（Gesellschaft）中更加紧密地相互依赖。在这 个意义上，他们的自主性较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发生在这种社会制度中的现象就不应该作 为个人行为的结果来加以分析。我在下一节将要指出，我们可以谈论的许多研究，既涉及传 统社会，又使用了个人主义的方法。 3.现代社会学和个人主义范式 我本来可以提出许多别的来自古典社会学并运用了个人主义范式的例子。我曾在别的地 方按照前文的思路分析了桑巴特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S.？）。一般而言，古典的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学传统，以及非涂尔干的 法国传统，都大大运用了这一范式，尽管它常常是暗含的而非公开呈现的。 在本节中我将指出，个人主义传统在现代社会学广泛的关注领域中仍然富有活力。我将 仅仅简要地考察其中的一些领域。正如在上一节中那样，我将使用一些典型的案例。 3.1.发展分析 对社会经济发展或现代化理论进行分析的案例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探讨的是一个本质 上属于宏观社会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内，规律程式得到广泛的运用（布东，Boudon 1983a， 1983b，1984a）。许多研究关注发展的条件和阻碍发展的因素。别的研究则探索“发展的诸 阶段”。还有的研究试图表明，一种既定的生产关系的组织必然会导致某种独特的变化，或 相反地，产生自我复制的效应。和其他领域一样，这一规律程式也提供了有趣的研究发现。 它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某些因素的注意，但它也引起了一些怀疑。民族社会是如此复杂的体系， 以至于其中没有两个是可比的。因此，某一因素 A，在一种情境下会导致 B，而在另一种情 境下则会导致非 B。因此，这一领域是否能够使用任何真正有效的类似规律的陈述就成了问 题。换言之，规律程式也许本质上具有一种启发性的价值 。 无论如何，除了大量按规律程式进行的研究之外，还可以提到许多属于个人主义程式的 研究。其中一些采用的理论和模型旨在解释某一特殊现象或过程。其他的则采取了一般模型 的形式。属于第一类的一个例子是希尔施曼（Hirschman）对巴西东北地区发展的研究（1963）。 尽管这一地区的发展问题被看做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尽管为解决它作 出了许多努力，它们仍然大部分都失败了。为什么？这一失败被希尔施曼阐释为是合理的和 可理解的行动的合成后果。 出于可以解释的原因，东北地区的问题最初被理解为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作为该地气 候特征的漫长而无法预见的旱季的后果能够得到限制，那么当地就会发展。修筑水坝和灌溉 网络显然是解决东北地区贫困问题的方法。希尔施曼非常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并非唯一 的解决办法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都被认为是“自然的”。 无论如何，接下来发生的事是：首先修筑了水坝。由于它们的成就比灌溉渠道更容易被 看见，所以将公共基金投入到水坝而不是灌溉网络中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因此灌溉就被延
后了。就经济方面而言,给予水坝以优先地位也不是不合理的:水坝和水库是对干旱影响的 一个有效的补救。然而,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而使灌溉工程被延迟这件事导致了一系列没有预 料到的后果,使得该计划的大部分积极效果都付诸东流。水库周边的土地常常被富裕的地主 购得,他们利用新增的供水来发展商业和经济作物。结果,该计划在提高口粮作物的总产量 方面发挥的作用远比预期的要低得多,尽管这是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在邻近水库的大 农场中种植商业作物为贫苦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否则,他们将像在过去几十年中那样在旱 季迁往海边。因为能够使用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地主们就没有强烈的动机来提高其土地的生 产力。总的来说,贫苦农民从水坝中受益颇少;贫困还持续着:农业系统仍旧没有得到发展 饶有趣味的是将这一“个人主义的”分析同近来使用“普遍规律”描述了相似过程的新 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分析进行比较,根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总是要尽力保持自己的地位。 我将概略地考察第二个例子,这是从一大堆可能的例子中几乎随机挑选出来的。这个例 子涉及到一项研究,它也是在前面所界定的个人主义范式的框架内分析一项具体的发展过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哥伦比亚与同类国家相比有着一个很高的发展 率。这一现象吸引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因为规律理论提出来作为阻碍发展的所有“瓶 颈”在哥伦比亚或多或少都可见到(经常资本的短缺、破碎的市场、虚弱的总储蓄能力,等 等)。哈根( Hagen,1962)对哥伦比亚发展之谜的破解堪称漂亮。由于大量众所周知的历 史因素,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安提奥基亚( Antioquia)省的精英面对着一种具有下述特征的 机会结构:这一精英集团的成员们缺乏促使他们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土地的动力,因为这个省 没有拥有地产的士绅。他们也没有要让他们的子女以此为业的动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安 提奧基亚不存在有一点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绅士们也没有受到激励要让他们的孩子从政: 因为这个省被该国其余地区看作是一潭死水,他们难以到达核心政治地位。这些因素造成了 该省所特有的机会结构的消极方面 在积极方面,安提奥基亚的精英集团长期以来积累了商业技巧和商业组织方面的经验 因为他们活跃于采矿和运输领域,这是两个高风险的行业,所以他们发展并运用了一种在更 发达的社会中才能见到的有限责任的复杂组织形式。总而言之,情境结构和机会结构促使这 些精英们趋向商业,而阻止他们从事其他类型的活动 奇怪的是,哈根并未以我的方式提出他的分析。相反,他试图表明安提奥基亚人在哥伦 比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用一种普遍法则来解释:安提奥基亚人的地位损失类似于日本 的武士,这是他们对成就之需求的原因。很明显,对于哈根来说,社会科学应该由规律程式 来定义 哈根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哥伦比亚为什么曾经经历了如此高的发展率,并且还解释了相 当多的事实:为什么安提奥基亚人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为什么在其他省份他 们被认为是“不同的”或特别的;为什么他们表现出一种淡薄的民族感情:等等。 依我看来,希尔施曼和哈根的例子和我先前举出的经典例子属于同类。两者都使用个人 主义的模型去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独特现象或过程。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个人主义模型可以 具有一个特殊性取向,正如在这儿一样,但它们也可以具有一个普遍性取向。发展理论不仅 已经制造出了很多第一种类型的模型,正如希尔施曼和哈根的例子所说明的,它还产生了很 多第二种类型的模型。其中之一是由巴杜里( Baldur,,1976)提出来的。尽管它是受到具 体资料(关于西孟加拉 West Bengal)的启发,模型却仍然在下面的意义上是普遍的:根据 它用参数表示的方式,它能够产生各种结果和后果。这等于是说同样的模型可以被用于探究 或解释不同的情境 西孟加拉的特征是巴杜里所说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佃农可以正式地(即 合法地)自由出卖劳动力,但由于对地主永久的债务关系而仍然依附于他们。巴杜里的论点
8 后了。就经济方面而言，给予水坝以优先地位也不是不合理的；水坝和水库是对干旱影响的 一个有效的补救。然而，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而使灌溉工程被延迟这件事导致了一系列没有预 料到的后果，使得该计划的大部分积极效果都付诸东流。水库周边的土地常常被富裕的地主 购得，他们利用新增的供水来发展商业和经济作物。结果，该计划在提高口粮作物的总产量 方面发挥的作用远比预期的要低得多，尽管这是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在邻近水库的大 农场中种植商业作物为贫苦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否则，他们将像在过去几十年中那样在旱 季迁往海边。因为能够使用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地主们就没有强烈的动机来提高其土地的生 产力。总的来说，贫苦农民从水坝中受益颇少；贫困还持续着；农业系统仍旧没有得到发展。 饶有趣味的是将这一“个人主义的”分析同近来使用“普遍规律”描述了相似过程的新 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分析进行比较，根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总是要尽力保持自己的地位。 我将概略地考察第二个例子，这是从一大堆可能的例子中几乎随机挑选出来的。这个例 子涉及到一项研究，它也是在前面所界定的个人主义范式的框架内分析一项具体的发展过 程。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哥伦比亚与同类国家相比有着一个很高的发展 率。这一现象吸引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因为规律理论提出来作为阻碍发展的所有“瓶 颈”在哥伦比亚或多或少都可见到（经常资本的短缺、破碎的市场、虚弱的总储蓄能力，等 等）。哈根（Hagen，1962）对哥伦比亚发展之谜的破解堪称漂亮。由于大量众所周知的历 史因素，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安提奥基亚（Antioquia）省的精英面对着一种具有下述特征的 机会结构：这一精英集团的成员们缺乏促使他们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土地的动力，因为这个省 没有拥有地产的士绅。他们也没有要让他们的子女以此为业的动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安 提奥基亚不存在有一点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绅士们也没有受到激励要让他们的孩子从政： 因为这个省被该国其余地区看作是一潭死水，他们难以到达核心政治地位。这些因素造成了 该省所特有的机会结构的消极方面。 在积极方面，安提奥基亚的精英集团长期以来积累了商业技巧和商业组织方面的经验。 因为他们活跃于采矿和运输领域，这是两个高风险的行业，所以他们发展并运用了一种在更 发达的社会中才能见到的有限责任的复杂组织形式。总而言之，情境结构和机会结构促使这 些精英们趋向商业，而阻止他们从事其他类型的活动。 奇怪的是，哈根并未以我的方式提出他的分析。相反，他试图表明安提奥基亚人在哥伦 比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用一种普遍法则来解释：安提奥基亚人的地位损失类似于日本 的武士，这是他们对成就之需求的原因。很明显，对于哈根来说，社会科学应该由规律程式 来定义。 哈根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哥伦比亚为什么曾经经历了如此高的发展率，并且还解释了相 当多的事实：为什么安提奥基亚人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为什么在其他省份他 们被认为是“不同的”或特别的；为什么他们表现出一种淡薄的民族感情；等等。 依我看来，希尔施曼和哈根的例子和我先前举出的经典例子属于同类。两者都使用个人 主义的模型去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独特现象或过程。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个人主义模型可以 具有一个特殊性取向，正如在这儿一样，但它们也可以具有一个普遍性取向。发展理论不仅 已经制造出了很多第一种类型的模型，正如希尔施曼和哈根的例子所说明的，它还产生了很 多第二种类型的模型。其中之一是由巴杜里（Bahduri，1976）提出来的。尽管它是受到具 体资料（关于西孟加拉 West Bengal）的启发，模型却仍然在下面的意义上是普遍的：根据 它用参数表示的方式，它能够产生各种结果和后果。这等于是说同样的模型可以被用于探究 或解释不同的情境。 西孟加拉的特征是巴杜里所说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佃农可以正式地（即 合法地）自由出卖劳动力，但由于对地主永久的债务关系而仍然依附于他们。巴杜里的论点
是,这样一种制度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它阻止地主们提高其土地的生产力,因为这样 做会降低佃农的负债,并因此而降低地主取自佃农债务的部分收入 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该作者的论点:为什么尽管目前行政当局作出了努力,革新在西 孟加拉仍然遭到拒绝,以及为什么农业生产力仍然停滞不前。同时该模型还在这样的意义上 具有一个普遍性的取向,如果它的参数是别样的,它就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另一种情境下革 新却会被接受,尽管存在半封建社会组织。因此,该模型的假设是默认接受革新的决定权完 全掌握在地主手中。虽然这种参数作用与某些类型的革新有关,却与另一些类型关联较少 或可以提出第二个参数为例,该模型假设没有地主有兴趣比他的邻居更具竞争性。这个参数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必要的 我简要地举这个例子的主要意图是让读者注意到如下事实:个人主义范式产生了两类模 型:那些仅限于解释一个别过程或现象的模型,和那些具有更普遍范围的模型一一尽管它们 常常受到对一个特殊过程或现象的分析的启发。 3.2.社会运动 在这另一个领域,正如在发展分析中一样,可以为第一节所列的四种主要范式中的任何 种举出很多例子。因此,有很多关于造成革命爆发或类似运动的条件的规律性陈述被提了 出来(戴维斯 Davies,1%62)。还可以很容易地提出许多阐释性的硏究,例如讨论法国革命 的意义。当然,批判性范式现在也被用于这一研究领域 个人主义范式也得到广泛地运用。在属于这一范式并且具有普遍性取向的那种模型中, 奥尔森( Olson,1965)关于集体行动的著名理论值得一提。这一模型构造了一个普遍性的 框架。依据其参数的情况,它可以预测集体行动是发展还是不发展(但请参看希尔施曼 而在具特殊性取向的模型中,应该提及奥贝沙尔( Barschall,1973)的工作。在其研 究的也许是最有趣的部分中,奥贝沙尔非常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六十年代的黑人运 动在南方普遍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而在北方则采取了暴力形式。按照描述个人主义范式的 般公式,北方和南方的对比被解释为:(1)确认某些使北方和南方相反的重要条件(例如, 南方黑人新教教会所发挥的整合作用),用我的符号来表示就是P和P;(2)表明P和P 给黑人领导人造成了相反的情境S和S’:以及(3)说明南方的情境促使领导人采取一种非 暴力的策略m(S),而北方的情境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m’(S) 还有许多别的遵循这一思路的例子。特列佛罗佩( Trevor- Roper,1972)把欧洲十六世 纪伊拉斯谟主义( Erasmian)和稍后的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的成功解释为是从经济精 英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态度的合成后果。这些反应可以被看作是这些行动者对其境况的自然 一在它们是可理解的意义上一一反应(在韦伯的意义上)。 3.3.社会流动性 举最后一个例子,前文划分的各种范式也能够在对社会流动性的分析中得以辨认。属于 规律范式的研究,例如,试图发现影响社会流动性之总比率的各种因素,或者试图确认和度 量诸如社会背景、父亲的教育水平、本人的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个人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影响, 或者类似的影响等(索伦森 Soerensen,1976)。在所有那些研究中,分析的单位都不是个人 而是变量。因此这类研究的一个典型结果就会采取这种形式: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教育水 平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影响流动性。这一影响常常被以量化的形式来表现。在大部分情况 下,这种结果会被当作最终的结果。换言之,不再试图将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同它们的真实 原因一一即,产生出这些统计关系的个人行为一一联系起来
9 是，这样一种制度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它阻止地主们提高其土地的生产力，因为这样 做会降低佃农的负债，并因此而降低地主取自佃农债务的部分收入。 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该作者的论点：为什么尽管目前行政当局作出了努力，革新在西 孟加拉仍然遭到拒绝，以及为什么农业生产力仍然停滞不前。同时该模型还在这样的意义上 具有一个普遍性的取向，如果它的参数是别样的，它就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另一种情境下革 新却会被接受，尽管存在半封建社会组织。因此，该模型的假设是默认接受革新的决定权完 全掌握在地主手中。虽然这种参数作用与某些类型的革新有关，却与另一些类型关联较少。 或可以提出第二个参数为例，该模型假设没有地主有兴趣比他的邻居更具竞争性。这个参数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必要的。 我简要地举这个例子的主要意图是让读者注意到如下事实：个人主义范式产生了两类模 型：那些仅限于解释一个别过程或现象的模型，和那些具有更普遍范围的模型——尽管它们 常常受到对一个特殊过程或现象的分析的启发。 3.2.社会运动 在这另一个领域，正如在发展分析中一样，可以为第一节所列的四种主要范式中的任何 一种举出很多例子。因此，有很多关于造成革命爆发或类似运动的条件的规律性陈述被提了 出来（戴维斯 Davies，1962）。还可以很容易地提出许多阐释性的研究，例如讨论法国革命 的意义。当然，批判性范式现在也被用于这一研究领域。 个人主义范式也得到广泛地运用。在属于这一范式并且具有普遍性取向的那种模型中， 奥尔森（Olson，1965）关于集体行动的著名理论值得一提。这一模型构造了一个普遍性的 框架。依据其参数的情况，它可以预测集体行动是发展还是不发展（但请参看希尔施曼， 1982）。 而在具特殊性取向的模型中，应该提及奥贝沙尔（Oberschall，1973）的工作。在其研 究的也许是最有趣的部分中，奥贝沙尔非常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六十年代的黑人运 动在南方普遍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而在北方则采取了暴力形式。按照描述个人主义范式的一 般公式，北方和南方的对比被解释为：（1）确认某些使北方和南方相反的重要条件（例如， 南方黑人新教教会所发挥的整合作用），用我的符号来表示就是 P 和 P’；（2）表明 P 和 P’ 给黑人领导人造成了相反的情境 S 和 S’；以及（3）说明南方的情境促使领导人采取一种非 暴力的策略 m（S），而北方的情境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 m’（S’）。 还有许多别的遵循这一思路的例子。特列佛-罗佩（Trevor-Roper，1972）把欧洲十六世 纪伊拉斯谟主义（Erasmism）和稍后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成功解释为是从经济精 英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态度的合成后果。这些反应可以被看作是这些行动者对其境况的自然— —在它们是可理解的意义上——反应（在韦伯的意义上）。 3.3.社会流动性 举最后一个例子，前文划分的各种范式也能够在对社会流动性的分析中得以辨认。属于 规律范式的研究，例如，试图发现影响社会流动性之总比率的各种因素，或者试图确认和度 量诸如社会背景、父亲的教育水平、本人的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个人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影响， 或者类似的影响等（索伦森 Soerensen，1976）。在所有那些研究中，分析的单位都不是个人 而是变量。因此这类研究的一个典型结果就会采取这种形式：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教育水 平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影响流动性。这一影响常常被以量化的形式来表现。在大部分情况 下，这种结果会被当作最终的结果。换言之，不再试图将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同它们的真实 原因——即，产生出这些统计关系的个人行为——联系起来
在别的事例中个人主义范式得到了运用;即,努力建立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个人行为假设 的模型,并期望着一旦这些行为被汇集起来,结果就会或多或少正确地复制出某些已被观察 到的材料或材料的某些结构特征。列维-加布亚(Levy- Garboua,1976)提供了属于这类逻 辑框架的一个例子,即一个有关法国青年对大学学位的需求的研究。他掌握了一系列有关历 年大学招生、预备的学位( degrees prepared)、考试中的成功和失败,以及用于为获取学位 作准备的时间、业余活动、带薪兼职、定期生活津贴、学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及其历时 变化等一系列数据资料。为了解释这些数据资料,他在主要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行为模 型,该假设认为学生们试图获得尽可能高的学位,因为所有学位的价值在所考察的整个时期 中都保持正值。由于任何一学位的相对价值在这个时期中也在持续不断地减少,列维-加布 亚引入了如下的假设:大学生们会通过把时间更多地投入闲暇和有偿工作而较少地用于学术 工作来补偿这一损失。总的来说,这一简单的行为模型复制出了并因此而或多或少正确地解 释了定量数据资料的主要结构特征。 我在自己有关教育和流动性的社会学著作中采用了相似的路径( Boudon,1974)。我在 《教育、机会和社会不平等》中的分析是受到一系列在我看来令人困惑的统计发现的促动: 为什么社会流动的结构一一流动表的结构—一在时间上变化得如此缓慢?为什么教育体系 的扩大和民主化从经验数据看来对流动性的影响如此之小?还可以提出别的问题来。为了解 决这一困惑,我建立了一个使用简单行为假设的模型。这些假设引出一个模拟的模型,它或 多或少正确地复制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需求及其演变的统计数据的主要结构特征。特别是, 该模型还可产生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的结果。然后我就继续假设,一旦他们达到了一个既定 的教育水平,该模型中虚构的个人将会面临一个排序的过程一一经由这一过程,那些受过更 好教育的人将会更有可能在地位市场上被给予一个较好的位置。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一旦这 点做到了,我注意到,对于范围广泛的可接受的(即,现实的)各种参数取值来说,我的 模型在种种流动型式( mobility matrices)的结构中只造成了很小的变化。我将这一稳定性阐 释为与直觉相反的合成效应。 我已经简要地考察了社会运动和社会流动性发展的领域。还可以从许多其他领域中引述 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设想要找到属于第一节中所描述的各种范式,尤其是个人主义范 式的例子相当容易。从这三个领域中选取出来的例子肯定了个人主义方法可以被有效地用于 宏观社会学层次。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托克维尔、韦伯和其他人很好的理解,并且看起来还得 到了许多现代社会学研究的肯定 4.依赖于情境的理性( context- bound rationality)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经试图说明个人主义范式构成了从创始人到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 要的社会学传统的支柱。鉴于社会学通常被视为是建基于特别在经济学中得到普遍使用的个 人主义方法的对立面,强调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当某些现代社会学家为用个人主义方法 研究社会现象辩护时,他们在某些社会学圈子中常常被认为是脱离了社会学传统中的基本原 则。出于这一原因,强调个人主义传统始终存在,并且长久地与其他社会学传统共存是有重 要意义的 但是,看到经济学和社会学个人主义传统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也是重要的。尽管这两个 传统持为前提的观点都认定个人行动必须被看作是理性的,但社会学的个人主义传统却赋予 这一理性概念以更宽泛的含义。这一点乃是众所周知的,例如,每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都知 道,韦伯在所谓的目的理性( Zweckrationalitat)之外又引入了价值理性( Wertrationalitait) 的概念。为了澄清社会学中理性概念的含义而引入一些评论将会是有用的。在一篇引人深思 的关于理性的文章中,卢卡斯( Lukes,1967)认为恰恰是价值理性这个概念表明韦伯是以
10 在别的事例中个人主义范式得到了运用；即，努力建立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个人行为假设 的模型，并期望着一旦这些行为被汇集起来，结果就会或多或少正确地复制出某些已被观察 到的材料或材料的某些结构特征。列维-加布亚（Levy-Garboua，1976）提供了属于这类逻 辑框架的一个例子，即一个有关法国青年对大学学位的需求的研究。他掌握了一系列有关历 年大学招生、预备的学位（degrees prepared）、考试中的成功和失败，以及用于为获取学位 作准备的时间、业余活动、带薪兼职、定期生活津贴、学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及其历时 变化等一系列数据资料。为了解释这些数据资料，他在主要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行为模 型，该假设认为学生们试图获得尽可能高的学位，因为所有学位的价值在所考察的整个时期 中都保持正值。由于任何一学位的相对价值在这个时期中也在持续不断地减少，列维-加布 亚引入了如下的假设：大学生们会通过把时间更多地投入闲暇和有偿工作而较少地用于学术 工作来补偿这一损失。总的来说，这一简单的行为模型复制出了并因此而或多或少正确地解 释了定量数据资料的主要结构特征。 我在自己有关教育和流动性的社会学著作中采用了相似的路径（Boudon，1974）。我在 《教育、机会和社会不平等》中的分析是受到一系列在我看来令人困惑的统计发现的促动： 为什么社会流动的结构——流动表的结构——在时间上变化得如此缓慢？为什么教育体系 的扩大和民主化从经验数据看来对流动性的影响如此之小？还可以提出别的问题来。为了解 决这一困惑，我建立了一个使用简单行为假设的模型。这些假设引出一个模拟的模型，它或 多或少正确地复制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需求及其演变的统计数据的主要结构特征。特别是， 该模型还可产生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的结果。然后我就继续假设，一旦他们达到了一个既定 的教育水平，该模型中虚构的个人将会面临一个排序的过程——经由这一过程，那些受过更 好教育的人将会更有可能在地位市场上被给予一个较好的位置。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一旦这 一点做到了，我注意到，对于范围广泛的可接受的（即，现实的）各种参数取值来说，我的 模型在种种流动型式（mobility matrices）的结构中只造成了很小的变化。我将这一稳定性阐 释为与直觉相反的合成效应。 我已经简要地考察了社会运动和社会流动性发展的领域。还可以从许多其他领域中引述 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设想要找到属于第一节中所描述的各种范式，尤其是个人主义范 式的例子相当容易。从这三个领域中选取出来的例子肯定了个人主义方法可以被有效地用于 宏观社会学层次。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托克维尔、韦伯和其他人很好的理解，并且看起来还得 到了许多现代社会学研究的肯定。 4.依赖于情境的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经试图说明个人主义范式构成了从创始人到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 要的社会学传统的支柱。鉴于社会学通常被视为是建基于特别在经济学中得到普遍使用的个 人主义方法的对立面，强调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当某些现代社会学家为用个人主义方法 研究社会现象辩护时，他们在某些社会学圈子中常常被认为是脱离了社会学传统中的基本原 则。出于这一原因，强调个人主义传统始终存在，并且长久地与其他社会学传统共存是有重 要意义的。 但是，看到经济学和社会学个人主义传统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也是重要的。尽管这两个 传统持为前提的观点都认定个人行动必须被看作是理性的，但社会学的个人主义传统却赋予 这一理性概念以更宽泛的含义。这一点乃是众所周知的，例如，每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都知 道，韦伯在所谓的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ität）之外又引入了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ät） 的概念。为了澄清社会学中理性概念的含义而引入一些评论将会是有用的。在一篇引人深思 的关于理性的文章中，卢卡斯（Lukes，1967）认为恰恰是价值理性这个概念表明韦伯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