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4现代性的一般考察 在20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 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 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 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就其动力,就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 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然而,它们不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 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 代化。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 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 extensionality) 和意向性( 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 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而本书的目标就地是要分析上述这种交互关联的实质,并且提供 一套用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概念性词汇。在这篇引论中,我将从整体上对所要研究的主题尽力 给予概要的论述。我期望读者能容忍用这种方式所导致的个别重复 虽然本书的核心是自我(self)问题,但它主要不是不本心理学的书。本书突出重点是 在于关注自我认同( Self-identity)的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制度所塑造, 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塑造人们的自我 认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是的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 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 社会学,甚至范围更广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制度反思性(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的内在因素,这些内在因素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现象。不仅学术研究,而且所有形式的 手册、指南、治疗著作及自助调查都有助于现代性反思性的形成。因此在一此场合,我将大 量参考社会研究及实际的“生活指南”,它们不是为确定主题而提供文献佐证的手段,而是 作为我所要寻求辨认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征兆。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 著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 概括地说,本书的核心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为了证明论点,在一些关键之处, 我会依靠理想型( ideal-typical)的研究方法。我力图在现代性的核心之中确认一些与自我的 反思性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但我并不准备详细讨论在特定的场景中,上述过程是如何运作 或者存在哪些例外和反趋势 开篇一章便为整个研究勾画出了一个框架。它以社会研究的特定部分作为例证,对现代 性发展的关键方面给出评价。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 ( disembedding mechanism)的拓展(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 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 征。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 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性并没有 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 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 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设的形式: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 原文出自 Anthony Giddens著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pp14-34中译选自 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0,13-36页
37.4 现代性的一般考察* 在 20 与 21 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 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 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 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就其动力，就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 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然而，它们不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 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 代化。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 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 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 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而本书的目标就地是要分析上述这种交互关联的实质，并且提供 一套用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概念性词汇。在这篇引论中，我将从整体上对所要研究的主题尽力 给予概要的论述。我期望读者能容忍用这种方式所导致的个别重复。 虽然本书的核心是自我（self）问题，但它主要不是不本心理学的书。本书突出重点是 在于关注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制度所塑造， 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塑造人们的自我 认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是的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 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 社会学，甚至范围更广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制度反思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的内在因素，这些内在因素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现象。不仅学术研究，而且所有形式的 手册、指南、治疗著作及自助调查都有助于现代性反思性的形成。因此在一此场合，我将大 量参考社会研究及实际的“生活指南”，它们不是为确定主题而提供文献佐证的手段，而是 作为我所要寻求辨认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征兆。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 著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 概括地说，本书的核心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为了证明论点，在一些关键之处， 我会依靠理想型（ideal-typical）的研究方法。我力图在现代性的核心之中确认一些与自我的 反思性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但我并不准备详细讨论在特定的场景中，上述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或者存在哪些例外和反趋势。 开篇一章便为整个研究勾画出了一个框架。它以社会研究的特定部分作为例证，对现代 性发展的关键方面给出评价。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 （disembedding mechanism）的拓展（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 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 征。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 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性并没有 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 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 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设的形式：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 * 原文出自 Anthony Giddens 著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pp.14-34 中译选自 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10, 13-36 页
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 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 万别。在我所称的“高级”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 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场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个 工作必须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的选择和可能性中才能得以完成。 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 trust)和风险(risk)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 价值。我认为,信任是人格发展中决定性的普遍现象,它和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统的世界也 有着显著的和特定的关联。就其普遍的表现而言,信任与个体早期获得本体性安全感直接相 联。婴儿和看护人之间所建立的信任能提供一种“疫苗”,它庇护着婴儿,使其避开那种最 为平常的日常活动也会具有的潜在威胁和危险。在这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 而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它能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而个体 如果真要严肃地细想这些偶发事件,就会导致他们意志的麻痹,或者,他们就会有被吞没的 感受。在更为特定的形式上,信任是自我与抽象系统之间互动的媒介。这种抽象系统,抽空 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同时又产生了全球化的影响。信任因而升华为那种为日常实践所 渴求的“信念”。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比之以前惯常的生活更为危险,因为对 发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情形并非如此。相反,无论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 组织的社会世界,风险概念都是基本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借助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 未来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现代性条件下的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拓殖。 但这种拓殖本质上不可能是完全的: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的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价时,风险 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价要求精确,甚至量化,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评价是不完备的 由于现代制度的变动特征,伴随着抽象系统可变的且常常引发争议的本质,大多数形式的风 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 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 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high- consequence risk),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称的高度现代性 的世界,是启示性的。这个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导入了前代人不会去 面对的风险。无论在国际磋商和军备控制方面有多大进展,但只要核武器(甚至只要制造核 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新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 有可能发生。而自然,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因受人类的宰制,在某种意义上己面临 着终结,这就是生态灾难的风险。而其他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或极权超 级大国的兴起,是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部分。 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 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 经验开始,由媒介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伴随大众 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 这种渗透被愈显著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 史上的人类所聚居的世界显然不同。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 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有关基本的时空坐标)。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 和裂变方式。然而,在电子媒体扮演核心的、基本角色的社会活动世界里,不再是鲍德里亚 ( Baudrillard)意义上的“超现实”。因为这种观念把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 代性社会体系的内在参照性混为一谈,而事实在于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性的,受它 们自身的建构性( constitution)影响所决定的。 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
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 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 万别。在我所称的“高级”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 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场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个 工作必须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的选择和可能性中才能得以完成。 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trust）和风险（risk）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 价值。我认为，信任是人格发展中决定性的普遍现象，它和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统的世界也 有着显著的和特定的关联。就其普遍的表现而言，信任与个体早期获得本体性安全感直接相 联。婴儿和看护人之间所建立的信任能提供一种“疫苗”，它庇护着婴儿，使其避开那种最 为平常的日常活动也会具有的潜在威胁和危险。在这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 而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它能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而个体 如果真要严肃地细想这些偶发事件，就会导致他们意志的麻痹，或者，他们就会有被吞没的 感受。在更为特定的形式上，信任是自我与抽象系统之间互动的媒介。这种抽象系统，抽空 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同时又产生了全球化的影响。信任因而升华为那种为日常实践所 渴求的“信念”。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比之以前惯常的生活更为危险，因为对 发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情形并非如此。相反，无论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 组织的社会世界，风险概念都是基本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借助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 未来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现代性条件下的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拓殖。 但这种拓殖本质上不可能是完全的：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的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价时，风险 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价要求精确，甚至量化，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评价是不完备的。 由于现代制度的变动特征，伴随着抽象系统可变的且常常引发争议的本质，大多数形式的风 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 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 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称的高度现代性 的世界，是启示性的。这个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导入了前代人不会去 面对的风险。无论在国际磋商和军备控制方面有多大进展，但只要核武器（甚至只要制造核 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新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 有可能发生。而自然，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因受人类的宰制，在某种意义上已面临 着终结，这就是生态灾难的风险。而其他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或极权超 级大国的兴起，是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部分。 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 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 经验开始，由媒介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伴随大众 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 这种渗透被愈显著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 史上的人类所聚居的世界显然不同。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 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有关基本的时空坐标）。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 和裂变方式。然而，在电子媒体扮演核心的、基本角色的社会活动世界里，不再是鲍德里亚 （Baudrillard）意义上的“超现实”。因为这种观念把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 代性社会体系的内在参照性混为一谈，而事实在于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性的，受它 们自身的建构性（constitution）影响所决定的。 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
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 生于经过抽象系统的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 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进 行讨价还价。当然,最为显著的是,在商品化的形式中,存在着标准化的影响,因为资本主 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素。由于今天社会生活的“开放性”,由于行动 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 显得重要。反思式组织起来的生活规划,其通常被假定是与专家知识相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 风险的考虑,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 由于生活方式与生活规划相互关联,所以必须首先澄清对它们的可能误解。部分是由于 生活方式这个术语已被用于广告和其他促进商品化消费的方面,因此人们就会猜想,它仅指 更为富裕的群体或阶级的某种追求,而穷人则多少是被完全排除在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可 能性之外的。在某种实质的意义上,这是对的。在国家内部以及世界范围的层次上,阶级和 不平等的难题与本书的观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具体阐明这些不平 等。实际上,阶级分工和不平等的其他基本界线,如性别或民族,可以依据通向自我实现和 授权的不同的路径来进行部分的界定,这些将在下文予以讨论。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就是产 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 我实现的机制。然而,探测本书所分析的现象只影响到某种特定的特征环境,这可能是主要 的错误所在。“生活方式”也指在严厉的特征束缚的条件下的决策和行动进程:这样的生活 方式模式有时也或多或少地包含对更广泛扩散的行动和消费形式的刻意拒绝。 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互动之间的一极代表着我所谓的“亲密关系的转型”。亲密关系具有 自己的反思性和自己的内在参照秩序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作为个人生活新领域 原型的“纯粹关系”( pure relationship)的突现。纯粹关系是一种外在标准已被消解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在纯粹关系的场合中,只有通 过个体之间相互敞开的过程,信任才会出现。或者说,信任可以不再用这种关系本身之外的 标准,诸如亲属关系、社会义务或传统责任的标准来进行界定。同与之紧密相联的自我认同 样,为抗拒外在的变化和转型的背景,纯粹关系就要受到长期的反思性控制 纯粹关系预设着“承诺”( commitments)的存在,而承诺又是一种特定的信任。反过来 也必须把承诺理解为一种内在参照系统的现象:它是对这种关系的承诺,也是对相关的对方 或他人的承诺。作为预设的信任机制的一种结果,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是纯粹关系所必不可少 的组成成分。因此,如裼社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仅仅把当代“亲密关系的追求”看成是对 更为广泛的人际社会世界的消极反应,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纯粹关系就经常能 够作为防御性方式来对抗外在世界的包围:但这种关系全然充满来自大范围的社会体系中由 媒体所传递的影响,并且它能常常主动地把这种影响安排到这种关系的领域中。一般来说, 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占有和授权过程总是交织着剥夺和损失 在这种过程之中,个体经验和抽象系统之间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联系。“再熟练化” ( reskilling)(即知识和技能的重新获得)无论涉及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还是较广泛的社会 活动,都是对抽象系统剥夺后果的普遍性的反应。它是情境变量,并且也趋向于转折或者要 作出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时,他体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使自己再熟练化。然而,再熟练化 总是不完善的,倾向于受专家知识可修正的特性及专家之间的论争所影响。在联结个体活动 和专家系统的社会空间中,信任的态度并不与更为实际的态度如接受、怀疑、拒绝和逃避融 洽共存。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对科学、技术以及对其他形式的、艰深的专门知识,普通人 所表现出的态度同样是混合型的,如崇敬和冷淡、赞同和焦虑、热情和厌恶等,而这类态度 也表现在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自身也是某种专家之一)的著作中 自我的反思性,连同抽象系统的影响,对身体以及心理过程产生广泛的影响。身体的外
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 生于经过抽象系统的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 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进 行讨价还价。当然，最为显著的是，在商品化的形式中，存在着标准化的影响，因为资本主 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素。由于今天社会生活的“开放性”，由于行动 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 显得重要。反思式组织起来的生活规划，其通常被假定是与专家知识相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 风险的考虑，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 由于生活方式与生活规划相互关联，所以必须首先澄清对它们的可能误解。部分是由于 生活方式这个术语已被用于广告和其他促进商品化消费的方面，因此人们就会猜想，它仅指 更为富裕的群体或阶级的某种追求，而穷人则多少是被完全排除在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可 能性之外的。在某种实质的意义上，这是对的。在国家内部以及世界范围的层次上，阶级和 不平等的难题与本书的观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具体阐明这些不平 等。实际上，阶级分工和不平等的其他基本界线，如性别或民族，可以依据通向自我实现和 授权的不同的路径来进行部分的界定，这些将在下文予以讨论。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就是产 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 我实现的机制。然而，探测本书所分析的现象只影响到某种特定的特征环境，这可能是主要 的错误所在。“生活方式”也指在严厉的特征束缚的条件下的决策和行动进程；这样的生活 方式模式有时也或多或少地包含对更广泛扩散的行动和消费形式的刻意拒绝。 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互动之间的一极代表着我所谓的“亲密关系的转型”。亲密关系具有 自己的反思性和自己的内在参照秩序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作为个人生活新领域 原型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的突现。纯粹关系是一种外在标准已被消解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在纯粹关系的场合中，只有通 过个体之间相互敞开的过程，信任才会出现。或者说，信任可以不再用这种关系本身之外的 标准，诸如亲属关系、社会义务或传统责任的标准来进行界定。同与之紧密相联的自我认同 一样，为抗拒外在的变化和转型的背景，纯粹关系就要受到长期的反思性控制。 纯粹关系预设着“承诺”（commitments）的存在，而承诺又是一种特定的信任。反过来 也必须把承诺理解为一种内在参照系统的现象：它是对这种关系的承诺，也是对相关的对方 或他人的承诺。作为预设的信任机制的一种结果，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是纯粹关系所必不可少 的组成成分。因此，如裼社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仅仅把当代“亲密关系的追求”看成是对 更为广泛的人际社会世界的消极反应，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纯粹关系就经常能 够作为防御性方式来对抗外在世界的包围：但这种关系全然充满来自大范围的社会体系中由 媒体所传递的影响，并且它能常常主动地把这种影响安排到这种关系的领域中。一般来说， 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占有和授权过程总是交织着剥夺和损失。 在这种过程之中，个体经验和抽象系统之间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联系。“再熟练化” （reskilling）（即知识和技能的重新获得）无论涉及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还是较广泛的社会 活动，都是对抽象系统剥夺后果的普遍性的反应。它是情境变量，并且也趋向于转折或者要 作出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时，他体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使自己再熟练化。然而，再熟练化 总是不完善的，倾向于受专家知识可修正的特性及专家之间的论争所影响。在联结个体活动 和专家系统的社会空间中，信任的态度并不与更为实际的态度如接受、怀疑、拒绝和逃避融 洽共存。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对科学、技术以及对其他形式的、艰深的专门知识，普通人 所表现出的态度同样是混合型的，如崇敬和冷淡、赞同和焦虑、热情和厌恶等，而这类态度 也表现在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自身也是某种专家之一）的著作中。 自我的反思性，连同抽象系统的影响，对身体以及心理过程产生广泛的影响。身体的外
在“给予”,即在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之外发挥作用变得越来越少,而是成为借助反思性 来加以自我动员的实体。事实上,对体形大规模的自恋式的傍运动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深埋 于内心的,对身体加以“建构”和控制的主动关怀的表达。在身体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如 追求特定的养生之道)之间,存在整合性的联结。作为对生物机制和过程的社会化的反映, 还有更多、范围更广的重要因素。在生物的生殖领域,由于诸多种类的基因工程和医学干预 身体成了一种要选择的现象。这些不单单影响到个体:在身体发展的个性方面与全球性的因 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就是很一般性的自然演变过程 进入到人类活动领域的一些部分 一般来说,在我所谓的经验的存封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 用。现代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工具性关系的观念,还原在科学观中排除了伦理或道德问题的观 念,都已是陈词滥调。然而,我力图依据晩期现代秩序的制度价值来重构这些难题,而这些 制度价值通过内在参照性才得以发展。现代制度的全部内容在于创造行动的环境。在其中 秩序的保证依据的是现代性自身的动力学,而它切断了与外在标准,即外在于现代性社会体 制的因素之间的联席。虽然有许多例外甚至相反的趋势,但日常社会生活却变得与“原本 的自然以及与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方面的诸多经验相分离。疯子、罪犯和重病都要在肉体上与 正常人隔离开;而“情欲”被“性”所取代,退到后台再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对多数的人而 言,经验的存封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景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而这些事件和情境却 是能够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 如弗洛伊德所想的一样,这种境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存在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要 求的对负罪感日益增长的心理压抑。更确切地说,所发生的是一种制度压抑。我认为在其中 占据显著地位的是羞耻感而不是负罪感。羞耻感与自恋密切相联。但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因 此认为自我认同正在日益自恋化。自恋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病理学的 对象,因为有了这种机制,自我认同、羞耻感及反思性规划之间的联结才会存在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 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 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个体的反思规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 的方案。但只要这些可能性被理解为主要是自我的现代性控制体系的拓展,那么它们就缺乏 道德意味。“可信性”不仅变成超凡的价值,而且是自我实现的框架,但它表现出一种道德 迟缓发展的过程。 对存在性问题的压制决不是完全的,在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之以前暴露 得更为赤裸,并且其负面后果也更为明显,因此出现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是 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关系的情境中,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难题,而我们 不能把它们仅仅推向一方。这些难题召唤种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它们由新社会运动所预言并 且帮助引发。“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开始从“解放政治” 所投射的阴影中凸显出来。 解放,即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普遍律令,在其种种外观上,是生活政治方案出现的条 件。在被分工所撕裂并且以种种形式的新旧压迫为特质点世界中,解放政治的重要性并没有 降低。而这些先前存在的政治努力已和新形式的生活政治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在本书的结论 部分,我勾勒出生活政治议事日程的主要参量。正是这个议程要求我们正面特定的道德困境, 并且逼迫我们的提出为现代性制度所排斥的存在性问题 就本书而言,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
在“给予”，即在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之外发挥作用变得越来越少，而是成为借助反思性 来加以自我动员的实体。事实上，对体形大规模的自恋式的傍运动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深埋 于内心的，对身体加以“建构”和控制的主动关怀的表达。在身体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如 追求特定的养生之道）之间，存在整合性的联结。作为对生物机制和过程的社会化的反映， 还有更多、范围更广的重要因素。在生物的生殖领域，由于诸多种类的基因工程和医学干预， 身体成了一种要选择的现象。这些不单单影响到个体：在身体发展的个性方面与全球性的因 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就是很一般性的自然演变过程 进入到人类活动领域的一些部分。 一般来说，在我所谓的经验的存封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 用。现代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工具性关系的观念，还原在科学观中排除了伦理或道德问题的观 念，都已是陈词滥调。然而，我力图依据晚期现代秩序的制度价值来重构这些难题，而这些 制度价值通过内在参照性才得以发展。现代制度的全部内容在于创造行动的环境。在其中， 秩序的保证依据的是现代性自身的动力学，而它切断了与外在标准，即外在于现代性社会体 制的因素之间的联席。虽然有许多例外甚至相反的趋势，但日常社会生活却变得与“原本” 的自然以及与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方面的诸多经验相分离。疯子、罪犯和重病都要在肉体上与 正常人隔离开；而“情欲”被“性”所取代，退到后台再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对多数的人而 言，经验的存封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景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而这些事件和情境却 是能够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 如弗洛伊德所想的一样，这种境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存在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要 求的对负罪感日益增长的心理压抑。更确切地说，所发生的是一种制度压抑。我认为在其中 占据显著地位的是羞耻感而不是负罪感。羞耻感与自恋密切相联。但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因 此认为自我认同正在日益自恋化。自恋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病理学的 对象，因为有了这种机制，自我认同、羞耻感及反思性规划之间的联结才会存在。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 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 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个体的反思规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 的方案。但只要这些可能性被理解为主要是自我的现代性控制体系的拓展，那么它们就缺乏 道德意味。“可信性”不仅变成超凡的价值，而且是自我实现的框架，但它表现出一种道德 迟缓发展的过程。 对存在性问题的压制决不是完全的，在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之以前暴露 得更为赤裸，并且其负面后果也更为明显，因此出现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是 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关系的情境中，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难题，而我们 不能把它们仅仅推向一方。这些难题召唤种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它们由新社会运动所预言并 且帮助引发。“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开始从“解放政治” 所投射的阴影中凸显出来。 解放，即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普遍律令，在其种种外观上，是生活政治方案出现的条 件。在被分工所撕裂并且以种种形式的新旧压迫为特质点世界中，解放政治的重要性并没有 降低。而这些先前存在的政治努力已和新形式的生活政治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在本书的结论 部分，我勾勒出生活政治议事日程的主要参量。正是这个议程要求我们正面特定的道德困境， 并且逼迫我们的提出为现代性制度所排斥的存在性问题。 就本书而言，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
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 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的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叫工 业主义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作为这种关 系,它是现代性的一个制度轴。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 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上述两个维度在分析上均可与监控制度(the nstitutions of surveillance)区分开,后者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大量 增长的基础。而监控则意味着对臣民的监督性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采用福柯( Foucault) 意义上的“可见”监督,还是利用信息去调整社会活动都是一样。这个维度依次可与在“战 争的工业化”的场合中对暴力手段的控制区分开来。现代性宣告了“整体战争“时代的开始, 在其中,武库所潜在的毁灭性力量异常巨大,它以核武器的存在作为主要标志 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一国家。当然,直到人们记 起社会学的固有趋向是集中在把社会作为其指定的研究对象,我们才意识到民族一国家概念 代表一种陈旧的观察。社会学家的“社会”,至少在现代性的时代就是指民族一国家,但通 常这是隐含的等同,而不是外显的理论化等式。作为社会实体,民族一国家与大多数传统的 秩序形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发展仅作为更为广泛的民族一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民族 一国家体系在今天已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 territoriality)和监控 能力,并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实行垄断。口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民族一国家常被看成“能 动者”,或作为“代理人”( agent)而不是“结构”,当然这样也有其确定的理由。因为现代 国家是反思性的监控体系,即使它们不是在“行动”的严格意义上去行动,它们也会在地缘 政治的范围上遵循协调的政治和计划。就此而言,它们是现代性的更为普遍的特征娃即组织 兴起的主要例证。现代组织的特征不在于其规模或其科层制的品质,而在于受其认可和必须 承担的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 reflexive monitoring)。当有人提及现代性,他就不仅仅指组织 的种类,还指组织过程本身,即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控制。 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把“现 代时代”与先前的其他任何时代区别开来的最为明显的特质,恰恰是在于现代性的极度推动 力。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的所有体系都更快 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现代性影响着预先存在的社会实践和行 为模式。B 用什么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呢?三个主要因素,或三组主要因素与之有 关,而每个(组)因素对本书中所展开的论点都是基本的。第一个因素我称之为时空分离 ( 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当然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某种时间计算的既定模式及为自 身空间定位的方式。没有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体没有有关未来、现在及过去的时间感。每种 文化也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标准化空间标志,它表明特殊的空间知觉。因此,在前现代的情境 下,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 较大的前现代文化发展了更为正式的计时和定位的方法,如日历以及用现代标准看来十 分粗略的地图。事实上,它们是“分离”时间和空间的先决条件,用以充当更为宽广的社会 体系形式出现的前提。尽管如此,在前现代时代,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大多平常活动 来说,时间和空间基本上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时间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而 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联 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包含时间的“虚空”维度的发展,它也是地点转换的主要杠杆 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通常可以正确地理解为这一过程的最初表现,但重要的是,不要以过 于肤浅的方式去解释这种现象。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 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我 们今天的世界,拥有通用的计时系统以及全球标准化的时区。就其社会意义以及经验意义而
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 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的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1]工 业主义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作为这种关 系，它是现代性的一个制度轴。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 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上述两个维度在分析上均可与监控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surveillance）区分开，后者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大量 增长的基础。而监控则意味着对臣民的监督性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采用福柯（Foucault） 意义上的“可见”监督，还是利用信息去调整社会活动都是一样。这个维度依次可与在“战 争的工业化”的场合中对暴力手段的控制区分开来。现代性宣告了“整体战争“时代的开始， 在其中，武库所潜在的毁灭性力量异常巨大，它以核武器的存在作为主要标志。 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当然，直到人们记 起社会学的固有趋向是集中在把社会作为其指定的研究对象，我们才意识到民族—国家概念 代表一种陈旧的观察。社会学家的“社会”，至少在现代性的时代就是指民族—国家，但通 常这是隐含的等同，而不是外显的理论化等式。作为社会实体，民族—国家与大多数传统的 秩序形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发展仅作为更为广泛的民族—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民族 —国家体系在今天已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和监控 能力，并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实行垄断。[2]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民族—国家常被看成“能 动者”，或作为“代理人”（agent）而不是“结构”，当然这样也有其确定的理由。因为现代 国家是反思性的监控体系，即使它们不是在“行动”的严格意义上去行动，它们也会在地缘 政治的范围上遵循协调的政治和计划。就此而言，它们是现代性的更为普遍的特征娃即组织 兴起的主要例证。现代组织的特征不在于其规模或其科层制的品质，而在于受其认可和必须 承担的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当有人提及现代性，他就不仅仅指组织 的种类，还指组织过程本身，即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控制。 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把“现 代时代”与先前的其他任何时代区别开来的最为明显的特质，恰恰是在于现代性的极度推动 力。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的所有体系都更快， 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现代性影响着预先存在的社会实践和行 为模式。[3] 用什么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呢？三个主要因素，或三组主要因素与之有 关，而每个（组）因素对本书中所展开的论点都是基本的。第一个因素我称之为时空分离 （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当然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某种时间计算的既定模式及为自 身空间定位的方式。没有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体没有有关未来、现在及过去的时间感。每种 文化也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标准化空间标志，它表明特殊的空间知觉。因此，在前现代的情境 下，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 较大的前现代文化发展了更为正式的计时和定位的方法，如日历以及用现代标准看来十 分粗略的地图。事实上，它们是“分离”时间和空间的先决条件，用以充当更为宽广的社会 体系形式出现的前提。尽管如此，在前现代时代，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大多平常活动 来说，时间和空间基本上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时间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而 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联。 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包含时间的“虚空”维度的发展，它也是地点转换的主要杠杆。 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通常可以正确地理解为这一过程的最初表现，但重要的是，不要以过 于肤浅的方式去解释这种现象。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 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我 们今天的世界，拥有通用的计时系统以及全球标准化的时区。就其社会意义以及经验意义而
言,这不同于所有的前现代的时代。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全球规划,其上面再也没有极地, 它在空间的“虚空”上是与钟表一样的符号。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 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 时间和空间的虚空并非是一种直线发展,而是一个辩证过程。在通过时空分离而结构化 的社会情境中,有可能在许多形式的“被活的时间”( lived time)。并且,时空的切割并不意 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相互异己的方面。恰恰相反,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 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被分离的时空的重新融合,许多组织及作为现代 性特征的那种特定组织,要跨越无限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划控制,就是不可思议的 现代的社会组织假定可以超越物理的现实而对许多人类行动加以准确地协调;这些行动与在 “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方”是直接相连的,而不像是前现代时代,要经由地点这个中介 我们都能体会到,时空分离对于由现代性引入到人类社会事务中来的那种巨大的推动力 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种现象使“用历史去创造历史”的观念普遍化,它的深入发展,使得 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伴随标准化的“过去”和普遍可利用的“未来”的创 造,这种历史性( historicity)就其形式而言成为全球性的现象:诸如“2000年”这种日子变成 全人类认可的标志 时间和空间的虚空过程对现代性推动力的第二种重要影响,即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我精心选择抽离化这个隐喻来反对“分化”(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后者有时 被社会学家所采用,作为对比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系统的手段。分化带有功能的进步性的分离 意象。因此,这一概念隐含一种观点:在前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 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变得更为专门化,更为精确。毋庸置疑,这种观念有某种晓以大义 但它无法把握现代制度本质和影响的基本要素,即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 ( lifting ou)并使社会关系的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确切地说,这种“挖出来”就 是我所说的抽离化的内涵,对于由现代性所引入的时空分离的巨大增长而言,抽离化是关键 因素 抽离化机制( disembedding merchanism)有两种类型,我分别称之为“符号标志"( 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s),又把它们统称为“抽象系统”( abstract systems) 符号标志是交换媒介,它有标准价值,因此在多元场景中可以相互交换。其本原的,也是最 为重要的例证就是货币。虽然较大的前现代社会系统也都发展了某种货币交换,但是随着现 代性的出现和成熟,庞大的货币经济则更为精致,更为抽象了。货币把时间(因为它是信用 手段)和空间(因为标准化的价值允许同不直接接触的许多个体进行相互交易)分成诸多类 别。而专家系统则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这种知识的效度独立于利用它们的 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这种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 方面,如食品、药物、住房、交通等等。专家系统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们自 身扩展至社会社会关系和自我的亲密关系上。就现代性的专家系统而言,医生、咨询者和心 理治疗专家的重要性和科学家、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一样,并无差别。 两种形式的专家系统本质上都依从于信任,而正如已经指出的,信任这个概念将在本书 中扮演主要角色。信任与信心( confidence)不同,后者被齐美尔( G. Simmel)称之为包含在正式 交易中的“弱归纳知识”。生活中的一些决策就是基于过去的趋势,或在某种方式上认为 是目前要依靠过去经验所作的归纳推理。这种信心是信任中的一种要素,但其自身并不足以 界定信任关系。信任意味着是对“承诺”( commitment)的一种跨越,这是不可化约的“信念 ( faith)的一种品质。它是与时空的缺场( absence)以及无知之间有着特殊的关联。我们没有必 要信任一个总是在眼前,其活动能被直接监控的人。这一点可以举例说明。如果一项工作, 它单调乏味,报酬很低,做好这件工作的诚心不足,那么这通常是“低信任”的位置:而“高 信任”的位置,其工作的实施大多没有管理或监督人员的在场。因与之类似,当一技术系统
言，这不同于所有的前现代的时代。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全球规划，其上面再也没有极地， 它在空间的“虚空”上是与钟表一样的符号。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 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 时间和空间的虚空并非是一种直线发展，而是一个辩证过程。在通过时空分离而结构化 的社会情境中，有可能在许多形式的“被活的时间”（lived time）。并且，时空的切割并不意 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相互异己的方面。恰恰相反，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 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被分离的时空的重新融合，许多组织及作为现代 性特征的那种特定组织，要跨越无限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划控制，就是不可思议的。 现代的社会组织假定可以超越物理的现实而对许多人类行动加以准确地协调；这些行动与在 “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方”是直接相连的，而不像是前现代时代，要经由地点这个中介。 我们都能体会到，时空分离对于由现代性引入到人类社会事务中来的那种巨大的推动力 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种现象使“用历史去创造历史”的观念普遍化，它的深入发展，使得 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伴随标准化的“过去”和普遍可利用的“未来”的创 造，这种历史性(historicity)就其形式而言成为全球性的现象：诸如“2000 年”这种日子变成 全人类认可的标志。 时间和空间的虚空过程对现代性推动力的第二种重要影响，即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我精心选择抽离化这个隐喻来反对“分化”(differentiation)的概念，后者有时 被社会学家所采用，作为对比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系统的手段。分化带有功能的进步性的分离 意象。因此，这一概念隐含一种观点：在前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 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变得更为专门化，更为精确。毋庸置疑，这种观念有某种晓以大义， 但它无法把握现代制度本质和影响的基本要素，即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 (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的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确切地说，这种“挖出来”就 是我所说的抽离化的内涵，对于由现代性所引入的时空分离的巨大增长而言，抽离化是关键 因素。 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有两种类型，我分别称之为“符号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又把它们统称为“抽象系统” (abstract systems)。 符号标志是交换媒介，它有标准价值，因此在多元场景中可以相互交换。其本原的，也是最 为重要的例证就是货币。虽然较大的前现代社会系统也都发展了某种货币交换，但是随着现 代性的出现和成熟，庞大的货币经济则更为精致，更为抽象了。货币把时间（因为它是信用 手段）和空间（因为标准化的价值允许同不直接接触的许多个体进行相互交易）分成诸多类 别。而专家系统则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这种知识的效度独立于利用它们的 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这种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 方面，如食品、药物、住房、交通等等。专家系统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们自 身扩展至社会社会关系和自我的亲密关系上。就现代性的专家系统而言，医生、咨询者和心 理治疗专家的重要性和科学家、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一样，并无差别。 两种形式的专家系统本质上都依从于信任，而正如已经指出的，信任这个概念将在本书 中扮演主要角色。信任与信心(confidence)不同，后者被齐美尔(G.Simmel)称之为包含在正式 交易中的“弱归纳知识”。[4]生活中的一些决策就是基于过去的趋势，或在某种方式上认为 是目前要依靠过去经验所作的归纳推理。这种信心是信任中的一种要素，但其自身并不足以 界定信任关系。信任意味着是对“承诺”(commitment)的一种跨越，这是不可化约的“信念” (faith)的一种品质。它是与时空的缺场(absence)以及无知之间有着特殊的关联。我们没有必 要信任一个总是在眼前，其活动能被直接监控的人。这一点可以举例说明。如果一项工作， 它单调乏味，报酬很低，做好这件工作的诚心不足，那么这通常是“低信任”的位置；而“高 信任”的位置，其工作的实施大多没有管理或监督人员的在场。[5]与之类似，当一技术系统
被特定个体多少全然了解的时候,也不需要信任。就专家系统而言,信任把狭窄的技术知识 搁置起来,这种知识是为大多数的人所拥有的,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常规影响的那类编码信息 就其种类和水平而言,信任千差万别:它作为基础支撑着我们赖以对自身行动加以定向 的一大堆日常决策。但无论如何,信任感并不只是有意识地采取决策的结果。更为通常地, 它是作为这些决策基础的心智上的一般化态度,根植于信任和人格发展之间的纽带之中。我 们能作出信任别人的决定,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这是因为现代性包含第三个基本因素(前文 已提及,但在下面还将作深入的讨论),即现代性的内在反思性。但是,信任所蕴含的信念 也倾向于反抗这类的计策。 与特定的情境、个人或体系相关的信任态度,在更为一般化的层次上,与个体和群体的 心理安全感直接相联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和安全、风险和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 性的方式而相互并存。例如,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抽离化机制换回了宽广的相对安全的活动 场域。生活在工业化国家及其他某些区域的当代人,也普遍免前现代时期的人们日常所面对 的危险,如源自恶劣自然环境那些危险。另一方面,通过抽离化机制自身,新的风险和危险 也被引发出来,这些风险和危险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全球性的。人工配方的食品也许会 有传统食品所没有的毒素;而环境的危害会对整体的地球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 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这就是彻底的反思性的背景,它是现代制度推动力的第三种主要的影 响。现代性的反思性必须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行动反思监控区别开来。现代性的反 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阶段性修 正的那种敏感性。对现代制度来说,这种知识信息并不是无关的,而是其本身内在的组成因 素,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存在着对于反思性反省的诸多可能性。 正如《第二次机会》的讨论所表明的,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一个基本的角色, 它们并不仅仅以自然科学所采取的方式来“积累知识” 时空分离: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 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含全球性的 抽离化机制: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它 们合起来等于抽象系统)所组成。抽离化 机制使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 制度反思性:定期地把知识知识应用到社 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 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 表1现代性的动力 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两方面,现代性的反思性混淆了启蒙思想的期望,尽管实 这本身恰是那种思想的产物。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先驱们坚信,自身正在为确立社会和自然自 然世界的知识开辟道路。他们认为,追求理性是要克服系统的教条,提供的是一种可靠性的 感觉,以取代传统和习俗的专断品格。但实际上,甚至就自然科学的核心领域而言,现代性 的反思性消弱了知识的确定性。科学依赖的不是证据的归纳积累,而是依赖方法论上的怀疑 原则。一个特定的科学信条,无论受到怎样的推崇,貌似建构得多么完美,它早晚都会被修 正,或者会依据新的观念或发现,被全然抛弃。现代性和极端的怀疑之间的总体关系就是 旦其被公之于众,那就不仅会困扰哲学家,而且对普遍人而言也是存在性的烦恼
被特定个体多少全然了解的时候，也不需要信任。就专家系统而言，信任把狭窄的技术知识 搁置起来，这种知识是为大多数的人所拥有的，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常规影响的那类编码信息。 就其种类和水平而言，信任千差万别；它作为基础支撑着我们赖以对自身行动加以定向 的一大堆日常决策。但无论如何，信任感并不只是有意识地采取决策的结果。更为通常地， 它是作为这些决策基础的心智上的一般化态度，根植于信任和人格发展之间的纽带之中。我 们能作出信任别人的决定，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这是因为现代性包含第三个基本因素（前文 已提及，但在下面还将作深入的讨论），即现代性的内在反思性。但是，信任所蕴含的信念 也倾向于反抗这类的计策。 与特定的情境、个人或体系相关的信任态度，在更为一般化的层次上，与个体和群体的 心理安全感直接相联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和安全、风险和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 性的方式而相互并存。例如，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抽离化机制换回了宽广的相对安全的活动 场域。生活在工业化国家及其他某些区域的当代人，也普遍免前现代时期的人们日常所面对 的危险，如源自恶劣自然环境那些危险。另一方面，通过抽离化机制自身，新的风险和危险 也被引发出来，这些风险和危险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全球性的。人工配方的食品也许会 有传统食品所没有的毒素；而环境的危害会对整体的地球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 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这就是彻底的反思性的背景，它是现代制度推动力的第三种主要的影 响。现代性的反思性必须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行动反思监控区别开来。现代性的反 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阶段性修 正的那种敏感性。对现代制度来说，这种知识信息并不是无关的，而是其本身内在的组成因 素，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存在着对于反思性反省的诸多可能性。 正如《第二次机会》的讨论所表明的，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一个基本的角色， 它们并不仅仅以自然科学所采取的方式来“积累知识”。 时空分离：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 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含全球性的 状况。 抽离化机制：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它 们合起来等于抽象系统）所组成。抽离化 机制使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 制度反思性：定期地把知识知识应用到社 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 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 表 1 现代性的动力 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两方面，现代性的反思性混淆了启蒙思想的期望，尽管实 这本身恰是那种思想的产物。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先驱们坚信，自身正在为确立社会和自然自 然世界的知识开辟道路。他们认为，追求理性是要克服系统的教条，提供的是一种可靠性的 感觉，以取代传统和习俗的专断品格。但实际上，甚至就自然科学的核心领域而言，现代性 的反思性消弱了知识的确定性。科学依赖的不是证据的归纳积累，而是依赖方法论上的怀疑 原则。一个特定的科学信条，无论受到怎样的推崇，貌似建构得多么完美，它早晚都会被修 正，或者会依据新的观念或发现，被全然抛弃。现代性和极端的怀疑之间的总体关系就是一 旦其被公之于众，那就不仅会困扰哲学家，而且对普遍人而言也是存在性的烦恼
地方性、全球性与日常生活的转型 现代性的全球化的趋势,内在于刚刚被勾勒出的动力影响之中。普适性特征的时空秤重 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看来都阐释了扩张主义,即在与传统上的固有实践相遇时, 现代社会生活的那种鲜明特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就是真 正的世界性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些联系包含在全球民族一国家体系中或国际的劳动分工之 中。然而,概而言之,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 time-apace distanciation)的基 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 场景交织在一起。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分延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 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与上述所提及的其他每个过程一样,全球化必 须理解为一种辩证的现象,在一种时空分延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 相反的结果。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辩证法是本书中所强调的基本观点之 至少就某些抽离化机制的后果而言,全球化意味着没有人能“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 转型:如由核战争或生态灾难所赞成的全球性风险。现代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包括在小范 围所赞成的全球性风险。现代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包括在小范围上起作用的方面,也会影 响到生活在高度“发达”地区之外那些较为传统情境下的人们。而在那些发达地区,在日常 生活的本质中,地方和全球之间的联结已被束缚在一组更深切的演变中了。 直接依据抽离化机制的影响,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些使日常活动诸多方面变得操作化的演 变。这种操作化( deskilling)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知识为专家或技术专家的所独占的过程(因 为在专业知识领域,经常有难以估量或存有高度争议的特点):它不只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因为专家的信息作为现代性反思性的一部分,也不停地以其他任何专家的著作上:我们看到 的,诸如《第二次机会》等书的发现那样,可能会渗透到社会环境中,服务于人们对各种婚 姻和离异的决策。抽离化机制中的信任并不局限于普通百姓,因为在由专家系统所制约的现 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没有人能成为多面手的专家。生活在现代性条件下的每个人都受 到众多专家体系的影响,因此最多也只能加工其表层肤浅的知识 并不只是技术专家才意识到抽象系统的脆弱和限度。很少有人对所接触的技术知识体系 保存盲目的信任:无论是否出于有意识的行动,每个人都会在这种体系所提供的行动的相互 竞争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或者脱身而去。信任常与实际的接受相混合:它是一种个体和现 代性的制度之间所进行的“效果协商”( effort-bargain)。对抽象系统的种种怀疑或敌对的态 度,可与其他抽象系统的想当然的信赖相共存。例如,一个人也许绝然拒绝食用包含添加剂 的食品,但如果他不能自耕其食,那必然要对提供优质产品的“自然食物”的供应商报以信 任。当一个人在对正统的医学职业不再着迷,他就会转向整体论医学。当然,这是一种信念 的转移。一个疾病患者如果在治疗中对所有形式的专家的主张都持怀疑态度,那她就会拒绝 接触医护人员,而不管疾病如何恶化。但即使是一个极端反对医护的人,也会发现绝对难以 逃避医学和医疗实践体系的影响,因为它们已经影响了许多方面的“知识环境”和日常生活 的具体因素。例如,它们影响主宰食品生产的规则,无论这些食品就其品质而言是“人工的” 还是“自然的” 经验的传递 实质上,所有人类经验都是传递的,是通过社会化尤其是通过语言的获得来实现的。在 个体回忆以及集体经验的制度化这两个水平上,语言和记忆都是内在关联的。的对于人类生 活而言,语言是时空分延的主要和原始的手段,它使人类活动超越动物经验的即是性。 如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 Strauss所说,语言是一种时间机器,它允许不同世代之间的社
地方性、全球性与日常生活的转型 现代性的全球化的趋势，内在于刚刚被勾勒出的动力影响之中。普适性特征的时空秤重 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看来都阐释了扩张主义，即在与传统上的固有实践相遇时， 现代社会生活的那种鲜明特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就是真 正的世界性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些联系包含在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或国际的劳动分工之 中。然而，概而言之，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time-apace distanciation）的基 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 场景交织在一起。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分延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 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与上述所提及的其他每个过程一样，全球化必 须理解为一种辩证的现象，在一种时空分延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 相反的结果。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辩证法是本书中所强调的基本观点之一。 至少就某些抽离化机制的后果而言，全球化意味着没有人能“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 转型：如由核战争或生态灾难所赞成的全球性风险。现代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包括在小范 围所赞成的全球性风险。现代制度的许多其他方面，包括在小范围上起作用的方面，也会影 响到生活在高度“发达”地区之外那些较为传统情境下的人们。而在那些发达地区，在日常 生活的本质中，地方和全球之间的联结已被束缚在一组更深切的演变中了。 直接依据抽离化机制的影响，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些使日常活动诸多方面变得操作化的演 变。这种操作化（deskilling）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知识为专家或技术专家的所独占的过程（因 为在专业知识领域，经常有难以估量或存有高度争议的特点）；它不只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因为专家的信息作为现代性反思性的一部分，也不停地以其他任何专家的著作上：我们看到 的，诸如《第二次机会》等书的发现那样，可能会渗透到社会环境中，服务于人们对各种婚 姻和离异的决策。抽离化机制中的信任并不局限于普通百姓，因为在由专家系统所制约的现 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没有人能成为多面手的专家。生活在现代性条件下的每个人都受 到众多专家体系的影响，因此最多也只能加工其表层肤浅的知识。 并不只是技术专家才意识到抽象系统的脆弱和限度。很少有人对所接触的技术知识体系 保存盲目的信任；无论是否出于有意识的行动，每个人都会在这种体系所提供的行动的相互 竞争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或者脱身而去。信任常与实际的接受相混合：它是一种个体和现 代性的制度之间所进行的“效果协商”（effort-bargain）。对抽象系统的种种怀疑或敌对的态 度，可与其他抽象系统的想当然的信赖相共存。例如，一个人也许绝然拒绝食用包含添加剂 的食品，但如果他不能自耕其食，那必然要对提供优质产品的“自然食物”的供应商报以信 任。当一个人在对正统的医学职业不再着迷，他就会转向整体论医学。当然，这是一种信念 的转移。一个疾病患者如果在治疗中对所有形式的专家的主张都持怀疑态度，那她就会拒绝 接触医护人员，而不管疾病如何恶化。但即使是一个极端反对医护的人，也会发现绝对难以 逃避医学和医疗实践体系的影响，因为它们已经影响了许多方面的“知识环境”和日常生活 的具体因素。例如，它们影响主宰食品生产的规则，无论这些食品就其品质而言是“人工的” 还是“自然的”。 经验的传递 实质上，所有人类经验都是传递的，是通过社会化尤其是通过语言的获得来实现的。在 个体回忆以及集体经验的制度化这两个水平上，语言和记忆都是内在关联的。[6]对于人类生 活而言，语言是时空分延的主要和原始的手段，它使人类活动超越动物经验的即是性。[7] 如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所说，语言是一种时间机器，它允许不同世代之间的社
会实践得以再现,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化成为可能。口语是一种媒介,一种踪迹,由 于人类对语言结构特征的掌握,它在时空中的消失与时空距离上的意义保持可以和谐共存 口述与传统不可避免地紧密相联。例如,欧格( Walter Ong)在有关言说和写作的研究中所 指出的,口头文化“非常着重记录在高度保守的制度中以及在口述和心诗的过程中的过去, 这被程式化地(相对于不变的)核算,用于保存储藏在过去经验之外的难于获得的知识,因 为如果没有文字去记录,这些知识就会消逝”。 虽然列维一斯特劳斯和其他学者灵巧地发现了写作和“热的”(hot)、动力社会体系的 出现之间的关系,但只有依尼斯(nnis)及其之后的麦克卢汉( Macluhan)才以一种娴熟的方式, 建立了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媒体与现代性的产生之间关系的理论。他们都强 调主导的媒体类型和时空转型之间的联结。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 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如依尼斯指出,纸草作为书写媒 体,极大地拓展了行政体系的范围,因为它比以前所用的原料更容易运输、储存和再生产 现代性和其“自身的”媒体密不可分,如印刷文件和后继的电子信号。现代制度的发展 和扩展与经验传递的巨增直接相关,这些传播形式为经验传递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书籍还 是由于手工做成的年代里,阅读必须有先后顺序,书籍一定要从一人传向另一人。前现代文 明时期的书籍和文本实质上仍是适应了传统的传递,就其特征而言,根本上也不离“经典 左右。而而印刷材料则很容易地超越时间和空间,因为它们差不多可以同时被分发给众多读 者。在古登堡( Gutenberg)的《圣经》出现后仅仅半个世纪内,全欧洲的城市中雨后春笋 般出现了数百家印刷厂。而在今天,印刷物仍是处于现代性及其全球网络的核心。实际上, 人类每种已知的语言都被付诸印刷,即使在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中,被印刷出来的资料连同 生产和解释它们的能力也是行政管理和社会协作的不可替代的手段。据已知数据,自从古登 堡的时代以来,世界每15年印刷物的数量就翻一番。12 对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性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 。但要追溯高度现代性的起源,恰恰是大众印刷和电子通讯日益融合与发展才是重要的。 大众传播印刷物的出现时代,通常被认为早于电子讯息的时期,而麦克卢汉尤其支持这一看 法,他极端地用一种媒介去反对另一种媒介。依据纯粹的时间次序,原始的大众印刷物报纸 的出现比电视机早一个世纪。但仅仅关注一个阶段早于另一阶段出现是会误入歧途的:从早 期开始,电子通讯就对大众印刷媒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电报的发明略迟于日报和 期刊的第一次兴旺时期,但我们现在已知道它对报纸,事实上也对新闻概念本身都是基本的。 而电话和无线通讯则进一步拓展了这种联系。 早期报纸(以及所有种类的其他杂志和期刊)在把空间从地点分离出来上发挥优势重要 的作用,但由于印刷和电子媒体融合以后,这个过程才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借助现代报 纸的发展,它很容易得到证实。因此,布如克一戈劳思( Susan brook- Gross)就曾考察过报纸 时空“伸展范围”上的变迁。她发现在电报普及之前,19世纪中叶的一份美国报纸中典型 的用语,与19世纪早期以及之后的那些用语迥然不同。报道发生在美国的其他城市的事件 所用的新闻术语,并没有今天的读者在读报时所常有的那种即时性。3 布如克一戈劳思指出,在电报发明之前,描述事件的新闻报道是近期发生在身边的:事 件发生的距离越远,它被报道的时间就越迟。远方的新闻以一种她称之为“地理束缚”的方 式出现,如来自欧洲的材料,以包裹的形式用船邮来,其呈现带有原初的形式:“船来自伦 敦,而这就是它所捎来的新闻”。换言之,通讯渠道和时空差异的压力,直接地塑造印刷新 闻的呈现方式。而随着电报以及之后的电话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引入,事件日益成为主宰新闻 内容的决定因素,而不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地点。就事件自身的位置而言,绝大多数新闻媒 介保持“特权地位”的感觉,对当地新闻给以特殊关注。但这种特殊地位产生的背景无非只 是事件的突出性而已。14
会实践得以再现，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化成为可能。[8]口语是一种媒介，一种踪迹，由 于人类对语言结构特征的掌握，它在时空中的消失与时空距离上的意义保持可以和谐共存。 口述与传统不可避免地紧密相联。例如，欧格（Walter Ong）在有关言说和写作的研究中所 指出的，口头文化“非常着重记录在高度保守的制度中以及在口述和心诗的过程中的过去， 这被程式化地（相对于不变的）核算，用于保存储藏在过去经验之外的难于获得的知识，因 为如果没有文字去记录，这些知识就会消逝”。[9] 虽然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学者灵巧地发现了写作和“热的”(“hot”)、动力社会体系的 出现之间的关系，但只有依尼斯(Innis)及其之后的麦克卢汉(Macluhan)才以一种娴熟的方式， 建立了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媒体与现代性的产生之间关系的理论。[10]他们都强 调主导的媒体类型和时空转型之间的联结。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 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如依尼斯指出，纸草作为书写媒 体，极大地拓展了行政体系的范围，因为它比以前所用的原料更容易运输、储存和再生产。 现代性和其“自身的”媒体密不可分，如印刷文件和后继的电子信号。现代制度的发展 和扩展与经验传递的巨增直接相关，这些传播形式为经验传递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书籍还 是由于手工做成的年代里，阅读必须有先后顺序，书籍一定要从一人传向另一人。前现代文 明时期的书籍和文本实质上仍是适应了传统的传递，就其特征而言，根本上也不离“经典” 左右。而而印刷材料则很容易地超越时间和空间，因为它们差不多可以同时被分发给众多读 者。[11]在古登堡 (Gutenberg)的《圣经》出现后仅仅半个世纪内，全欧洲的城市中雨后春笋 般出现了数百家印刷厂。而在今天，印刷物仍是处于现代性及其全球网络的核心。实际上， 人类每种已知的语言都被付诸印刷，即使在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中，被印刷出来的资料连同 生产和解释它们的能力也是行政管理和社会协作的不可替代的手段。据已知数据，自从古登 堡的时代以来，世界每 15 年印刷物的数量就翻一番。[12] 对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性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 一。但要追溯高度现代性的起源，恰恰是大众印刷和电子通讯日益融合与发展才是重要的。 大众传播印刷物的出现时代，通常被认为早于电子讯息的时期，而麦克卢汉尤其支持这一看 法，他极端地用一种媒介去反对另一种媒介。依据纯粹的时间次序，原始的大众印刷物报纸 的出现比电视机早一个世纪。但仅仅关注一个阶段早于另一阶段出现是会误入歧途的；从早 期开始，电子通讯就对大众印刷媒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电报的发明略迟于日报和 期刊的第一次兴旺时期，但我们现在已知道它对报纸，事实上也对新闻概念本身都是基本的。 而电话和无线通讯则进一步拓展了这种联系。 早期报纸（以及所有种类的其他杂志和期刊）在把空间从地点分离出来上发挥优势重要 的作用，但由于印刷和电子媒体融合以后，这个过程才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借助现代报 纸的发展，它很容易得到证实。因此，布如克—戈劳思(Susan Brook –Gross)就曾考察过报纸 时空“伸展范围”上的变迁。她发现在电报普及之前，19 世纪中叶的一份美国报纸中典型 的用语，与 19 世纪早期以及之后的那些用语迥然不同。报道发生在美国的其他城市的事件 所用的新闻术语，并没有今天的读者在读报时所常有的那种即时性。[13] 布如克—戈劳思指出，在电报发明之前，描述事件的新闻报道是近期发生在身边的；事 件发生的距离越远，它被报道的时间就越迟。远方的新闻以一种她称之为“地理束缚”的方 式出现，如来自欧洲的材料，以包裹的形式用船邮来，其呈现带有原初的形式：“船来自伦 敦，而这就是它所捎来的新闻”。换言之，通讯渠道和时空差异的压力，直接地塑造印刷新 闻的呈现方式。而随着电报以及之后的电话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引入，事件日益成为主宰新闻 内容的决定因素，而不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地点。就事件自身的位置而言，绝大多数新闻媒 介保持“特权地位”的感觉，对当地新闻给以特殊关注。但这种特殊地位产生的背景无非只 是事件的突出性而已。[14]
毋庸置疑,电视、电影和音像所呈现的视觉现象创造了印刷物无法采用的传递性经验的 组织结构。然而,和报纸、期刊、杂志及其他种类的印刷品类似,这些电子媒介既是现代性 的抽离化及全球化趋势的表达,也是这种趋势的工具。在现代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作为重组 时间和空间的模板,印刷和电子媒介之间的相似性比其差异更为重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 传递性经验的两个基本特征就证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一个特征就是拼贴画效应( collage effect。一旦事件对场所处于多少是全然的主宰地位时,媒体的表现就采取把事故和新闻并 置起来的形式,它们之间除了“时间性”和“后果”之外,一无所同。报纸页和电视节目指 南同样是拼贴画效应的显著的例证。有人认为,这种效应标志着叙事的消失,甚至可能标志 着符号( Signs)从其所指( referents)的对象中分离出来。是否确实如此?s当然不是。拼贴画确 实不是叙事;但大众媒体中不同项目的共存并不是符号的混乱丛生。反之,并非呈现的不同 的“故事”,体现了结果的次序,它是转型的时空环境的典型特征。在时空转型中,场域的 限制大多会消失。它们当然不会为单一叙事增添什么,但它们依赖于,并且以某种方式表现 了思想和意识的统一体 现代时代的传递经验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就是远距离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识中,就某种实 质的部分而言,这种经验是依据对自身的知觉而被组织的。在新闻中所报道的许多事件,也 许被个人视为外在的和遥远的,但它们同等地进入日常活动之中。由传递的经验所引发的熟 悉性常常会导致“现实倒置”( (reality inversion)的感觉:所碰到的真实的客体和事件,似乎 比其媒体的表征还缺乏具体的存在。并且,日常生活中罕见的许多经验(如与死亡和垂死过 程的直接接触)在媒体表现中常常会碰到:而敌视正宗的现象本身会导致心理问题。对这 现象,我在后面会展开讨论。概言之,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 方面塑造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媒体创造了“超现实”的自主 的王国,其中的符号和意象就是一切。 那种主张现代性正在分裂和离析的观点是陈腐的。有些人甚至推测,这种分裂标志着一 个超越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即后现代时代将会出现。然而,现代制度的统一的特征 正像分散的特征对于现代性尤其是高度现代性的时期是核心一样,它也是现代性的核心。时 空的“空虚化”开始了建立单一“世界”的运动过程,其中没有预先存在的事物。在大多数 前现代文化包括中世纪的欧洲的文化中,时空融会了上帝和精灵的领域以及“地位的特权化 过程”。6概言之,文化的多种模式和前现代的“世界体系”的意识特征塑造了人类社区的 真正分野。相反,晚期现代性则创造了一种情境:在其中,人类就某些方面而言变成为“我 们”,面对的是没有“他人”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高度现代性及其存在能量 高度现代性的特征,在于对自然力理性( providential reason)的广泛怀疑,以及对科学 和技术作为双刃剑的认可(即认为科学和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新的风险和危险的参数,但也为 人类提供了有益的可能性)。对自然力理性的这种怀疑,并不局限于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著 作和深思中:我们已洞悉到对反思性的存在参量的觉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成为反思性自 身的一部分。生活在由高度现代性所生成的“世界”里,会有力不从心的感受。7它不仅 仅在于发生了多少持续的深刻的变迁过程,而且在于这种变迁并不总是依从于人类的期望或 人类的控制。以往人们设想社会和自然是无效的。而现代性的反思性以一种即时的方式和这 种现象联结在一起。知识对其所分析或描述的行动环境的缓慢的进入创造了一组不确定性, 为后传统的知识主张增添了循环和易错的品质。 自然力理性的观念,即对事物本性的日益增加的世俗化理解,内在地使人类的生存更为 安全、更为所益,这带有导源于前现代时期的命运观的残余。命运的观念当然带有忧郁的色 调,但它们总是蕴含着一种认为事物的进程早已以某种方式被预先注定了的观念。在现代性 的环境下,传统的命运观念依然存在,但在大多数方面,它们与风险成为一个基本因素的观
毋庸置疑，电视、电影和音像所呈现的视觉现象创造了印刷物无法采用的传递性经验的 组织结构。然而，和报纸、期刊、杂志及其他种类的印刷品类似，这些电子媒介既是现代性 的抽离化及全球化趋势的表达，也是这种趋势的工具。在现代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作为重组 时间和空间的模板，印刷和电子媒介之间的相似性比其差异更为重要。在现代性的条件下， 传递性经验的两个基本特征就证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一个特征就是拼贴画效应（collage effect）。一旦事件对场所处于多少是全然的主宰地位时，媒体的表现就采取把事故和新闻并 置起来的形式，它们之间除了“时间性”和“后果”之外，一无所同。报纸页和电视节目指 南同样是拼贴画效应的显著的例证。有人认为，这种效应标志着叙事的消失，甚至可能标志 着符号(signs)从其所指(referents)的对象中分离出来。是否确实如此？[15]当然不是。拼贴画确 实不是叙事；但大众媒体中不同项目的共存并不是符号的混乱丛生。反之，并非呈现的不同 的“故事”，体现了结果的次序，它是转型的时空环境的典型特征。在时空转型中，场域的 限制大多会消失。它们当然不会为单一叙事增添什么，但它们依赖于，并且以某种方式表现 了思想和意识的统一体。 现代时代的传递经验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就是远距离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识中，就某种实 质的部分而言，这种经验是依据对自身的知觉而被组织的。在新闻中所报道的许多事件，也 许被个人视为外在的和遥远的，但它们同等地进入日常活动之中。由传递的经验所引发的熟 悉性常常会导致“现实倒置”(reality inversion)的感觉：所碰到的真实的客体和事件，似乎 比其媒体的表征还缺乏具体的存在。并且，日常生活中罕见的许多经验（如与死亡和垂死过 程的直接接触）在媒体表现中常常会碰到；而敌视正宗的现象本身会导致心理问题。对这一 现象，我在后面会展开讨论。概言之，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 方面塑造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媒体创造了“超现实”的自主 的王国，其中的符号和意象就是一切。 那种主张现代性正在分裂和离析的观点是陈腐的。有些人甚至推测，这种分裂标志着一 个超越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即后现代时代将会出现。然而，现代制度的统一的特征， 正像分散的特征对于现代性尤其是高度现代性的时期是核心一样，它也是现代性的核心。时 空的“空虚化”开始了建立单一“世界”的运动过程，其中没有预先存在的事物。在大多数 前现代文化包括中世纪的欧洲的文化中，时空融会了上帝和精灵的领域以及“地位的特权化 过程”。[16]概言之，文化的多种模式和前现代的“世界体系”的意识特征塑造了人类社区的 真正分野。相反，晚期现代性则创造了一种情境；在其中，人类就某些方面而言变成为“我 们”，面对的是没有“他人”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高度现代性及其存在能量 高度现代性的特征，在于对自然力理性（providential reason）的广泛怀疑，以及对科学 和技术作为双刃剑的认可（即认为科学和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新的风险和危险的参数，但也为 人类提供了有益的可能性）。对自然力理性的这种怀疑，并不局限于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著 作和深思中：我们已洞悉到对反思性的存在参量的觉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成为反思性自 身的一部分。生活在由高度现代性所生成的“世界”里，会有力不从心的感受。[17]它不仅 仅在于发生了多少持续的深刻的变迁过程，而且在于这种变迁并不总是依从于人类的期望或 人类的控制。以往人们设想社会和自然是无效的。而现代性的反思性以一种即时的方式和这 种现象联结在一起。知识对其所分析或描述的行动环境的缓慢的进入创造了一组不确定性， 为后传统的知识主张增添了循环和易错的品质。 自然力理性的观念，即对事物本性的日益增加的世俗化理解，内在地使人类的生存更为 安全、更为所益，这带有导源于前现代时期的命运观的残余。命运的观念当然带有忧郁的色 调，但它们总是蕴含着一种认为事物的进程早已以某种方式被预先注定了的观念。在现代性 的环境下，传统的命运观念依然存在，但在大多数方面，它们与风险成为一个基本因素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