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权威人格导论 这是一本有关社会歧视的书。关于此主题,目前已有广泛的论述,本书的目的不在于仅仅 添加一些经验研究结果而已。它的中心议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一一权力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类型的兴起。这种类型的人和 以往的类型的人相比,它似乎把思想和技术——属于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一一与非理性 或反理性的信念相结合。这种人既理智( enlightened)又迷信,既以作为一个个体主义者而 自豪,又总是害怕与他人不一样;既羡慕人格的独立,又盲目地服从强权。这种包含多种冲突 倾向于一体的性格结构已经引起了当代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注意。这本书运用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项研究具有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本书的作者们都不相信存在一种达到教 育的捷径,通过此捷径,可以免除冗长曲折且费力的研究和理论分析。他们也不认为诸如少数 人群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更具体地说,即宗教仇恨和种族仇视问题,仅仅通过对容忍的 宣传或对谬识和谎言进行略感歉意的反驳就能成功地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理论活动和实际应 用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作者们都深信不疑,通过对具有深厚历史意义 的社会现象进行真诚且系统的科学阐述,能够直接改善这种仇恨得以产生的文化氛围。 我们不应该把作者们的信心当作一种乐观的幻想而置之不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有为数颇多的例子说明,集体错觉不是大力度的宣传所能治愈的,而是由于学者们一如既 往地默默硏究这种错觉所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才得以治愈的。他们的智力贡献在社会整体发展的 框架之内发生作用,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在此我想引用两个例子以兹说明。众所周知,在17-18世纪,随着人类受现代科学结果 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巫术的迷信信仰随之消声匿迹。其中,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这一派的哲学家向人们表明,他们以前所接受的信仰,如精神能够总是作用于身体,是 种幻觉,之后的自然科学家把他们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应用到实际层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旦这种在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教条被消除,对魔力的信仰的基础亦不复存在。 另有一个较近的例子,我们只需想一下弗洛伊德的工作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它的重要性, 首先不在于由于弗的新发现而使心理学的研究和知识得以丰富,而是在于大约50年来,知识 界尤其教育界逐渐认识到把对儿童的压抑(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和社会对童年及成人生 活的心理动力机制的忽视联系起来。发生在儿童早期的事件对其成年后的幸福和工作潜力极端 重要一一这一经由科学获得的经验一旦渗入普遍的社会意识,便引发了一场父母和孩子之间关 系的革命,而这在百年之前是被认为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目前的工作要在科学和文化相互依赖的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个位置。其最终目标 是要在研究领域中开启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能够产生直接而实际的效果。它试图发展和促 进对社会心理因素的理解,这些因素或者使得权力型人格具有替代个人主义和民主型人格的可 能威胁(后者曾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和人类的半个文明中风靡一时),或者使这一威胁受到抑 制。对这一“人类学意义上的”的新型人格及其成长条件进行循序渐进的分析,必然伴随着不 断增加的科学上的分化:这种分析将使真正的教育上的反攻逐渐成为可能 本文原名1 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H]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 219-232
1 32.2 权威人格导论* 这是一本有关社会歧视的书。关于此主题，目前已有广泛的论述，本书的目的不在于仅仅 添加一些经验研究结果而已。它的中心议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权力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类型的兴起。这种类型的人和 以往的类型的人相比，它似乎把思想和技术——属于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与非理性 或反理性的信念相结合。这种人既理智（enlightened）又迷信，既以作为一个个体主义者而 自豪，又总是害怕与他人不一样；既羡慕人格的独立，又盲目地服从强权。这种包含多种冲突 倾向于一体的性格结构已经引起了当代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注意。这本书运用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项研究具有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本书的作者们都不相信存在一种达到教 育的捷径，通过此捷径，可以免除冗长曲折且费力的研究和理论分析。他们也不认为诸如少数 人群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更具体地说，即宗教仇恨和种族仇视问题，仅仅通过对容忍的 宣传或对谬识和谎言进行略感歉意的反驳就能成功地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理论活动和实际应 用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作者们都深信不疑，通过对具有深厚历史意义 的社会现象进行真诚且系统的科学阐述，能够直接改善这种仇恨得以产生的文化氛围。 我们不应该把作者们的信心当作一种乐观的幻想而置之不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有为数颇多的例子说明，集体错觉不是大力度的宣传所能治愈的，而是由于学者们一如既 往地默默研究这种错觉所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才得以治愈的。他们的智力贡献在社会整体发展的 框架之内发生作用，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在此我想引用两个例子以兹说明。众所周知，在 17－18 世纪，随着人类受现代科学结果 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巫术的迷信信仰随之消声匿迹。其中，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这一派的哲学家向人们表明，他们以前所接受的信仰，如精神能够总是作用于身体，是一 种幻觉，之后的自然科学家把他们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应用到实际层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一旦这种在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教条被消除，对魔力的信仰的基础亦不复存在。 另有一个较近的例子，我们只需想一下弗洛伊德的工作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它的重要性， 首先不在于由于弗的新发现而使心理学的研究和知识得以丰富，而是在于大约 50 年来，知识 界尤其教育界逐渐认识到把对儿童的压抑（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和社会对童年及成人生 活的心理动力机制的忽视联系起来。发生在儿童早期的事件对其成年后的幸福和工作潜力极端 重要——这一经由科学获得的经验一旦渗入普遍的社会意识，便引发了一场父母和孩子之间关 系的革命，而这在百年之前是被认为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目前的工作要在科学和文化相互依赖的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个位置。其最终目标 是要在研究领域中开启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能够产生直接而实际的效果。它试图发展和促 进对社会心理因素的理解，这些因素或者使得权力型人格具有替代个人主义和民主型人格的可 能威胁（后者曾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和人类的半个文明中风靡一时），或者使这一威胁受到抑 制。对这一“人类学意义上的”的新型人格及其成长条件进行循序渐进的分析，必然伴随着不 断增加的科学上的分化；这种分析将使真正的教育上的反攻逐渐成为可能。 * 本文原名”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编的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219-232
我们对可能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一一对歧视的机制,尤其是性格学上的歧视类型的研究 所抱的信心,不仅基于过去15年来的历史经验,还基于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自身内部的发 展。和在欧洲一样,这个国家已经通过许多努力成功地建立了许多学科,这些学科把人看成 种组织合作层面上的社会现象,而这在自然科学中已成为一种传统。我所考虑的不是把在各领 域的研究工作—一如在研讨会和教科书里的一一进行机械组合,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研究计 划,动用在不同领域的理论和实际调查中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方法和技术。 象这种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和心理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就是本卷的内容。各个领域,如社会 理论和原心理学( depth psychology)、内容分析法、临床心理学、政治社会学,以及投测技 术等领域的专家,将他们的经验和发现汇集了起来。由于长久的共同努力,作为合作努力的结 晶,他们提出了现代社会里的权力型人格理论的基本要素。 作者们很明白,他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很高兴能向著名的研究偏见的心 理学家致谢,如弗洛伊德、塞缪、 Oho fenice l及其他人。这种明智的见解对于方法论上的 整合和研究机构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而它正是目前的研究所尝试做的,并且我们认为 在一定的程度上和前所未有的广度上已经达到了 在本卷中所要汇报的研究成果是在下面主要的假设引导下进行的:个体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信仰往往能形成一种广阔和连贯的模式,好像由某种“精神”或“心灵”联结在一起,这种 模式是他个性里深层倾向的表露 此项硏究关注的是潜在的法西斯分子,他的性格结构极易受反民主宣传的影响。我们所以 说“潜在的”,是因为我们研究的不是这样的个体:他公开声称他是法西斯分子或者属于知名 的法西斯组织。当我们收集绝大多数数据时,法西斯已在世界上被打败,故我们不能期望找到 能够公开表明他是法西斯分子的研究对象;然而,要分辨出这样的研究对象并不困难:他的外 表看起来有这样一种倾向,如果法西斯成为一种强大或者受人尊重的社会运动,他将随时准备 接受法西斯主义 关注潜在的法西斯分子,我们并非暗示其它的人格模式和意识形态不值得用同样的方法进 行研究。但是,我们认为,和法西斯主义相比,没有其它的政治一社会潮流对我们的传统价值 观和制度更具有威胁,并且,对乐意接受法西斯主义的人格力量的了解将在和法西斯主义作斗 争时发挥作用。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去发掘一种新的打败法西斯主义的 资源,为什么我们不对“潜在的反法西斯分子”给予充分的注意?问题在于,我们确实在研究 反法西斯的潮流,但我们设想他们没有形成一种单一的模式。目前研究中的一项主要发现就 是,那种极易受法西斯宣传影响的个体具有许多共同点。(虽然在这种主要的模式内,典型的 变量能被区别开来,但他们所展示的许多特征仍能形成一个“总症候”( syndrome))而反法 西斯主义的个体却更为多样化。对潜在的法西斯分子进行判断及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进行研 究,需要一些专门为这些目的所设计的技术;我们不可能问这些因素是否还会导致其它的模 式。然而,区分出几种类型的抵制反民主思想的人格结构是可能的,这些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给 予阐述 假定一个潜在的法西斯分子存在,确切地说,他是怎么样的?什么构成了他的反民主的思 想?此人内部的组织力量是些什么?并且,如果这样的个体存在,那么,他的发展过程是怎样 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关于上述的这些问题,目前的研究计划对其进行一些说明。尽管潜在的反民主个体是一个 整体这一假设被认为是合理的,一些分析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在许多关于政治类型问题的研究 中,两个基本的概念往往被加以区分:意识形态和一个人潜在的需要。尽管二者可能被认为在
2 我们对可能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对歧视的机制，尤其是性格学上的歧视类型的研究— —所抱的信心，不仅基于过去 15 年来的历史经验，还基于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自身内部的发 展。和在欧洲一样，这个国家已经通过许多努力成功地建立了许多学科，这些学科把人看成一 种组织合作层面上的社会现象，而这在自然科学中已成为一种传统。我所考虑的不是把在各领 域的研究工作——如在研讨会和教科书里的——进行机械组合，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研究计 划，动用在不同领域的理论和实际调查中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方法和技术。 象这种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和心理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就是本卷的内容。各个领域，如社会 理论和原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内容分析法、临床心理学、政治社会学，以及投测技 术等领域的专家，将他们的经验和发现汇集了起来。由于长久的共同努力，作为合作努力的结 晶，他们提出了现代社会里的权力型人格理论的基本要素。 作者们很明白，他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很高兴能向著名的研究偏见的心 理学家致谢，如弗洛伊德、塞缪、Oho Fenichel 及其他人。这种明智的见解对于方法论上的 整合和研究机构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而它正是目前的研究所尝试做的，并且我们认为 在一定的程度上和前所未有的广度上已经达到了。 在本卷中所要汇报的研究成果是在下面主要的假设引导下进行的：个体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信仰往往能形成一种广阔和连贯的模式，好像由某种“精神”或“心灵”联结在一起，这种 模式是他个性里深层倾向的表露。 此项研究关注的是潜在的法西斯分子，他的性格结构极易受反民主宣传的影响。我们所以 说“潜在的”，是因为我们研究的不是这样的个体：他公开声称他是法西斯分子或者属于知名 的法西斯组织。当我们收集绝大多数数据时，法西斯已在世界上被打败，故我们不能期望找到 能够公开表明他是法西斯分子的研究对象；然而，要分辨出这样的研究对象并不困难：他的外 表看起来有这样一种倾向，如果法西斯成为一种强大或者受人尊重的社会运动，他将随时准备 接受法西斯主义。 关注潜在的法西斯分子，我们并非暗示其它的人格模式和意识形态不值得用同样的方法进 行研究。但是，我们认为，和法西斯主义相比，没有其它的政治－社会潮流对我们的传统价值 观和制度更具有威胁，并且，对乐意接受法西斯主义的人格力量的了解将在和法西斯主义作斗 争时发挥作用。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去发掘一种新的打败法西斯主义的 资源，为什么我们不对“潜在的反法西斯分子”给予充分的注意？问题在于，我们确实在研究 反法西斯的潮流，但我们设想他们没有形成一种单一的模式。目前研究中的一项主要发现就 是，那种极易受法西斯宣传影响的个体具有许多共同点。（虽然在这种主要的模式内，典型的 变量能被区别开来，但他们所展示的许多特征仍能形成一个“总症候”（syndrome））而反法 西斯主义的个体却更为多样化。对潜在的法西斯分子进行判断及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进行研 究，需要一些专门为这些目的所设计的技术；我们不可能问这些因素是否还会导致其它的模 式。然而，区分出几种类型的抵制反民主思想的人格结构是可能的，这些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给 予阐述。 假定一个潜在的法西斯分子存在，确切地说，他是怎么样的？什么构成了他的反民主的思 想？此人内部的组织力量是些什么？并且，如果这样的个体存在，那么，他的发展过程是怎样 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关于上述的这些问题，目前的研究计划对其进行一些说明。尽管潜在的反民主个体是一个 整体这一假设被认为是合理的，一些分析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在许多关于政治类型问题的研究 中,两个基本的概念往往被加以区分：意识形态和一个人潜在的需要。尽管二者可能被认为在
个体中统一起来,但它们也可以被分开来进行研究。相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在不同的个体中可 能有不同的来源,而相同的个体需要可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中得以体现。 在此书中,“意识形态”一词被用来代表一种观点、态度和价值观的统一体,是一种思考 人和社会的方法,这在当前的著作中是一种很通行的用法。我们可以说一个个体的总的意识形 态,也可以说他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内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宗教、少数人群等等。意识 形态独立于任何单个个体:存在于一个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历史过程和当时社会事件的共同 产物。这些意识形态对不同个体的吸引力是不同的,这实际上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和这种需要被 满足和遭挫的程度。 我们确信,个体从既存的几种意识形态中选取思想并且融合成或多或少属他们自己所独有 的模式。但是可以假设,通过对许多个体的观点、态度、价值观进行检验,我们能够发现共同 的模式。这些模式不可能在所有的个案中都和人们熟悉的、流行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但它们 将符合上文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并且,在每个个案中,我们都能发现它们在个体的全面调 节中发挥功能 目前对潜在的法西斯分子的性格的研究从引人注目的反犹主义开始。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 家一样,作者们认为,反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主体本身的因素以及他所处的总情境,而非 犹太人的真实特征,并且认为在表达反犹思想的个体中能找到对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由于对 人格的强调使我们需要对心理学而非社会学或历史学予以更多的注意一一尽管在最后的分析 中,这三者只能被人为地分开一一所以我们不会尝试对社会中的反犹思想的存在进行解释。问 题是:为什么一些个体接收了这些思想,而其他的却没有?因为从一开始,研究就被上述假设 所引导,于是,我们可以猜想:1)反犹主义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或孤立的现象,而是广大的意 识形态框架中的一部分。2)个体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他的心理需要。 在们的一般文化氛围中,存在着关于反民主个体的洞见和假设,它们必须用大量刻苦的观 察—一其中很多是量化的—一来支持,才能被认为是具有结论性的。我们怎样才能满有把握地 认为,一个个体的大量观点、态度和价值观确实构成了一个一贯的模式或有机整体呢?对这 个体进行仔细调查看起来是必要的。我们怎样才能说,群体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汇集成为 些更普遍的模式?我们认为,除了实实在在地测量人群中的各种思想内容、并按标准的统计方 法来做出判断之外,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对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来说,对如上所定义的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适当的精确度要求下测量一个具体而单一的态度,无论对实验者和被测者而言,都是一项长 期而费力的工作。(通常认为,只有具体而单一的态度才可能被正确地测量。)那么,我们怎 样才能在一个合理的时段内对形成意识形态的众多态度和思想进行测量?很明显,某种选择是 必要的。研究者必须把他的视角限制在最有意义的方面,而对意义的判断必须基于理论 指导目前研究的理论将在后面恰当的地方加以说明。尽管理论思考在每一步的研究工作中 都起着作用,但我们必须从对最易被观察的、相对较具体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所进行的客观 研究着手。 这三者,观点、态度、价值观,正如我们所设想的一样,或多或少能公开地用语言表达出 来。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它们是“外显化的”( on the surface)。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 涉及到一些感情的问题,如少数人群、当下的政治事件,一个人所能公开表白的程度依赖于他 所处的情境。他在某一特定场合所说的与他“实际所想的”之间并不一致。他真正的一些想 法,能够和他的亲密朋友私下里交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仍是比较表面的,若心理学家 采用恰当的技术,这些想法是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而这正是我们所尝试做的。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可能有“秘密”的想法;只要他自己还能应付,他就绝对不 会把这些透露给任何人。他可能有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一些想法,还可能有一些因为模糊、不
3 个体中统一起来，但它们也可以被分开来进行研究。相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在不同的个体中可 能有不同的来源，而相同的个体需要可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中得以体现。 在此书中，“意识形态”一词被用来代表一种观点、态度和价值观的统一体，是一种思考 人和社会的方法，这在当前的著作中是一种很通行的用法。我们可以说一个个体的总的意识形 态，也可以说他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内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宗教、少数人群等等。意识 形态独立于任何单个个体；存在于一个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历史过程和当时社会事件的共同 产物。这些意识形态对不同个体的吸引力是不同的，这实际上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和这种需要被 满足和遭挫的程度。 我们确信，个体从既存的几种意识形态中选取思想并且融合成或多或少属他们自己所独有 的模式。但是可以假设，通过对许多个体的观点、态度、价值观进行检验，我们能够发现共同 的模式。这些模式不可能在所有的个案中都和人们熟悉的、流行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但它们 将符合上文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并且，在每个个案中，我们都能发现它们在个体的全面调 节中发挥功能。 目前对潜在的法西斯分子的性格的研究从引人注目的反犹主义开始。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 家一样，作者们认为，反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主体本身的因素以及他所处的总情境，而非 犹太人的真实特征，并且认为在表达反犹思想的个体中能找到对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由于对 人格的强调使我们需要对心理学而非社会学或历史学予以更多的注意——尽管在最后的分析 中，这三者只能被人为地分开——所以我们不会尝试对社会中的反犹思想的存在进行解释。问 题是：为什么一些个体接收了这些思想，而其他的却没有？因为从一开始，研究就被上述假设 所引导，于是，我们可以猜想：1）反犹主义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或孤立的现象，而是广大的意 识形态框架中的一部分。2）个体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他的心理需要。 在们的一般文化氛围中，存在着关于反民主个体的洞见和假设，它们必须用大量刻苦的观 察——其中很多是量化的——来支持，才能被认为是具有结论性的。我们怎样才能满有把握地 认为，一个个体的大量观点、态度和价值观确实构成了一个一贯的模式或有机整体呢？对这一 个体进行仔细调查看起来是必要的。我们怎样才能说，群体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汇集成为一 些更普遍的模式？我们认为，除了实实在在地测量人群中的各种思想内容、并按标准的统计方 法来做出判断之外，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对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来说，对如上所定义的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适当的精确度要求下测量一个具体而单一的态度，无论对实验者和被测者而言,都是一项长 期而费力的工作。（通常认为，只有具体而单一的态度才可能被正确地测量。）那么，我们怎 样才能在一个合理的时段内对形成意识形态的众多态度和思想进行测量？很明显，某种选择是 必要的。研究者必须把他的视角限制在最有意义的方面，而对意义的判断必须基于理论。 指导目前研究的理论将在后面恰当的地方加以说明。尽管理论思考在每一步的研究工作中 都起着作用，但我们必须从对最易被观察的、相对较具体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所进行的客观 研究着手。 这三者，观点、态度、价值观，正如我们所设想的一样，或多或少能公开地用语言表达出 来。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它们是“外显化的”（on the surface）。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 涉及到一些感情的问题，如少数人群、当下的政治事件，一个人所能公开表白的程度依赖于他 所处的情境。他在某一特定场合所说的与他“实际所想的”之间并不一致。他真正的一些想 法，能够和他的亲密朋友私下里交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仍是比较表面的，若心理学家 采用恰当的技术，这些想法是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而这正是我们所尝试做的。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体可能有“秘密”的想法；只要他自己还能应付，他就绝对不 会把这些透露给任何人。他可能有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一些想法，还可能有一些因为模糊、不
成形而难以诉诸言辞的想法。能够达到对这种深层倾向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在这里可 能潜伏着个体的民主或反民主的想法及在关键情境下可能采取的行动 人们所说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一一他们真正所想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在社会 的主导观念:当这种主导观念发生变化时,一些个体能够比其他个体快得多地使自己适应。如 果反民主的宣传有明显的增强,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有些人立即接受它并模仿去做,有些人在看 到似乎“每个人都相信它”时才接受它,而仍有一部分人始终不接受。换句话说,每个人所可 能显示的反民主倾向的程度是不同的。在“可能程度层面”( readiness leve)对意识形态 进行研究,以估计该国中出现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可能性,看起来是必要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这种公开的反犹主义的数量在希特勒统治之前的德国比在该国中要少。但这只能通过集中的调 査,通过对表面现象的详细研究和对其底层的彻底探究,才能知晓。 也许有人会问:意识形态和行动之间有多大的相关度?如果一个人在进行反民主的宣传或 者公开地攻击少数群体的成员,通常认为,他的观点、态度、价值观和他的行动是一致的;但 使人颇感欣慰的是,尽管有时有的人在口头上表达了他的反民主思想,但他没有、可能也不会 把它们付诸公开的行动。这里又是一个潜在可能性( potentialities)的问题。公开的行动, 就像公开的口头表达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情境一一主要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一但是不同的个体被激发起行动的可能性( readiness)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对这种潜在可 能性的研究是对个体全部意识形态研究的一部分:了解哪一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信仰、态度和 价值观更有可能导致行动,了解哪些力量对个体的行动起抑制作用,具有最实际的重要性 很少有理由怀疑“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ideology-in- readiness/ ideological receptivity)、“实际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 ideology-in- words)以及行动三者实质上是 回事。描述一个个体的总的意识形态,不仅要描述每一层面的组织结构,还要描述层面之间 的组织结构。个体在公众场合一贯所说的,当他感到无遭批评之虞时所说的,他所想但却绝不 会说的,他所想但却不会承认的,当对他提出各种要求时,他所可能想和可能做的一一所有这 些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构成一个单一的结构。这种结构并不一定是整合的,它可能包含连贯性也 包含冲突性,但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有机组织的:即其组成的各部分以心理上有意义的方式相互 联系。 为了理解这样的结构,一种关于总体人格( the total personality)的理论是不可缺少 的。根据目前指导研究的理论,人格或多或少是个体内部各种力量的持久的组合。这些持久的 人格力量,有助于决定在各种情境下的反应,甚至行为的连贯性一—不管是口头的还是身体的 都可从中找到解释。但是行为,尽管是连贯的,却和人格不同;人格是存在于个体之中 并潜在于行为之后的。人格力量不是反应,而仅仅是做出反应的可能性( readiness);这些 可能性是否会转化成公开的行动,不仅依赖于当时的情境,还依赖于其它与之相反的可能性 人格力量中被压抑的那部分较之即时和连贯地在公开行为中表现自己的那部分,处在一个更深 的层次上。 人格力量是什么?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组织起来的?关于人格结构的理论,我们已过 多地依靠了弗洛伊德,但关于人格中可以被更直接地观察和测量的方面的或多或少系统的构 成,我们则主要受到学院派心理学的指导。人格力量主要表现为各种需要(动力、愿望、情感 的冲动),不同的个体在需要的性质、强度、满足的方式及其所附着的对象方面是不同的,并 且这些需要在和谐或冲突的模式中进行相互作用。有原始的感情需要;有免受惩罚的需要;有 保持对社会群体的良好愿望的需要;还有维持自我内部的和谐与整合的需要。 既然观点、态度、价值观等被认为取决于人的需求,并且人格又被认为实质上是各种需要 的有机组合,那么,人格便可以被视作是意识形态偏好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人格并不是最 终的决定因素( hypostatize?)。人格远不是什么从来就有的东西,它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
4 成形而难以诉诸言辞的想法。能够达到对这种深层倾向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在这里可 能潜伏着个体的民主或反民主的想法及在关键情境下可能采取的行动。 人们所说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他们真正所想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在社会 的主导观念；当这种主导观念发生变化时，一些个体能够比其他个体快得多地使自己适应。如 果反民主的宣传有明显的增强，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有些人立即接受它并模仿去做，有些人在看 到似乎“每个人都相信它”时才接受它，而仍有一部分人始终不接受。换句话说，每个人所可 能显示的反民主倾向的程度是不同的。在“可能程度层面”（readiness level）对意识形态 进行研究，以估计该国中出现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可能性，看起来是必要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这种公开的反犹主义的数量在希特勒统治之前的德国比在该国中要少。但这只能通过集中的调 查，通过对表面现象的详细研究和对其底层的彻底探究，才能知晓。 也许有人会问：意识形态和行动之间有多大的相关度？如果一个人在进行反民主的宣传或 者公开地攻击少数群体的成员，通常认为，他的观点、态度、价值观和他的行动是一致的；但 使人颇感欣慰的是，尽管有时有的人在口头上表达了他的反民主思想，但他没有、可能也不会 把它们付诸公开的行动。这里又是一个潜在可能性（potentialities）的问题。公开的行动， 就像公开的口头表达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情境——主要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但是不同的个体被激发起行动的可能性（readiness）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对这种潜在可 能性的研究是对个体全部意识形态研究的一部分；了解哪一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信仰、态度和 价值观更有可能导致行动，了解哪些力量对个体的行动起抑制作用，具有最实际的重要性。 很少有理由怀疑“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可能性”（ideology-in-readiness/ideological receptivity）、“实际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ideology-in-words）以及行动三者实质上是 一回事。描述一个个体的总的意识形态，不仅要描述每一层面的组织结构，还要描述层面之间 的组织结构。个体在公众场合一贯所说的，当他感到无遭批评之虞时所说的，他所想但却绝不 会说的，他所想但却不会承认的，当对他提出各种要求时，他所可能想和可能做的——所有这 些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构成一个单一的结构。这种结构并不一定是整合的，它可能包含连贯性也 包含冲突性，但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有机组织的：即其组成的各部分以心理上有意义的方式相互 联系。 为了理解这样的结构，一种关于总体人格（the total personality）的理论是不可缺少 的。根据目前指导研究的理论，人格或多或少是个体内部各种力量的持久的组合。这些持久的 人格力量，有助于决定在各种情境下的反应，甚至行为的连贯性——不管是口头的还是身体的 ——都可从中找到解释。但是行为，尽管是连贯的，却和人格不同；人格是存在于个体之中、 并潜在于行为之后的。人格力量不是反应，而仅仅是做出反应的可能性（readiness）；这些 可能性是否会转化成公开的行动，不仅依赖于当时的情境，还依赖于其它与之相反的可能性。 人格力量中被压抑的那部分较之即时和连贯地在公开行为中表现自己的那部分，处在一个更深 的层次上。 人格力量是什么？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组织起来的？关于人格结构的理论，我们已过 多地依靠了弗洛伊德，但关于人格中可以被更直接地观察和测量的方面的或多或少系统的构 成，我们则主要受到学院派心理学的指导。人格力量主要表现为各种需要（动力、愿望、情感 的冲动），不同的个体在需要的性质、强度、满足的方式及其所附着的对象方面是不同的，并 且这些需要在和谐或冲突的模式中进行相互作用。有原始的感情需要；有免受惩罚的需要；有 保持对社会群体的良好愿望的需要；还有维持自我内部的和谐与整合的需要。 既然观点、态度、价值观等被认为取决于人的需求，并且人格又被认为实质上是各种需要 的有机组合，那么，人格便可以被视作是意识形态偏好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人格并不是最 终的决定因素（hypostatize？）。人格远不是什么从来就有的东西，它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
下发展起来、并永不能从它得以诞生的社会整体中孤立出来。根据目前的理论,环境力量在塑 造人格的过程中,一般而言,越是处于个体生活历史的早期,其影响就越深远。对人格发展的 主要影响力发生于家庭生活场景中抚育孩子的过程。而在这里所发生的,又深深地受到经济和 社会因素的影响。不仅每个家庭根据其所属的社会、种族、宗教群体的方式来哺养自己的孩 子,而且整个社会的经济因素也直接影响到父母对孩子的行为。这意味着社会条件及制度的广 泛变化将对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人格结构的类型发生直接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试着发现意识形态和在个人过去的经历中发生作用的社会学因素一一不论它们 现在是否仍对他发生作用一一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尝试解释这些相关关系的过程中,人格和意 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被澄清了,一般的方法是把人格看成一种中介( agency),通过它,社会学 因素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并且达到了其效果。 尽管人格是过去社会环境的一个产品,但是,一旦它发展起来,就不仅仅是当代环境的 个对象了。在个体内部发展形成的是一种结构,它能够自发地对社会环境发生作用,并能够对 各种不同的刺激影响做出选择,尽管它总是可变的,却又常常抵制基本的变化。这个概念在对 下述问题的解释中是必需的:为什么在广泛多变的情况下仍可能保持行为的连贯性?为什么在 面对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剧烈变动的社会条件时,意识形态的倾向仍能保持不变?为什么在相同 的社会学情境下的人们对社会事件却有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为什么被心理控制改变了 行为的人,一旦这种控制机构( agencies)去除,它们便即刻恢复了旧有的行为模式? 人格结构概念的提出,对把个体的稳定倾向( persistent trends)归因于其内部一些 与生俱来的”、“基本的”或“人种的”因素的倾向而言,是一种最有力的抵制。如果我们 没有可能指出大量例子以证明人类行为的相对固定性,如果我们没有可能反驳那些认为可以用 非生物的理由来解释这些例子的人,那么,纳粹所宣称的自然生物特质决定一个人的全部存在 的观点就不会是一个如此成功的政治工具。有些作者将自己的方法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人类具有无限弹性,且对当下的社会情境反应灵敏:若没有人格结构的概念,这些作者用不能 说明“混乱”、“精神病”和这样那样邪恶的稳定倾向概念,将对解释问题毫无助益。当然 存在这样的一些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和最通常的、且似乎是最合法的对瞬时刺激 的反应不一致的行为模式描述为“病态的”。但这就必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使用“病 态”一词,即指一个特定语境中对平均状态的偏离,更糟的是,这就是暗示人格结构中的所有 因素都应该被置于这一词之下。实际上,人格包含广泛存在于人群之中、且彼此之间具有合法 联系的各种变数。因与最通常的外在潮流或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理念不一致而被斥为“病 态”的人格模式,经过更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只是该社会表层之下最普遍的东西的夸大而 已。今天是“病态”的,也许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将成为明天的主导潮流 似乎很清楚,必须同时考虑“固定性”和“弹性”两个方面才足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问 题:不应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的范畴,而应将其看作是人的性格特征的一个单一渐变序列的 两个极端,并且基于此,我们可以理解偏好这个或那个极端的条件。人格是一个可以解释相对 永久性的概念。但我们必须重申,人格主要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仅仅是产生行为的一种可 能性( readiness),而非行为本身:尽管人格在于以某种方式行为的几种倾向,实际所发生 的行为却总是取决于客观情境。至于反民主潮流,若要对个体表达的条件进行描绘,则需要对 社会组织有一个总的了解 我们已经说过,人格结构有可能使个体易于受反民主宣传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问:在何 种情况下,这种宣传将大量增加,以至控制出版界和电台,并且排斥其它相反的意识形态,这 样,现在的潜在可能性便将成为活跃的外在现实。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能在任何单一的人格中 去寻找,也不能在于在大众群体的人格因素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社会自身的运行中去寻找。今 天看起来很好理解,反民主宣传是否在这个国家里成为主导力量,主要取决于最强大的经济利
5 下发展起来、并永不能从它得以诞生的社会整体中孤立出来。根据目前的理论，环境力量在塑 造人格的过程中，一般而言，越是处于个体生活历史的早期，其影响就越深远。对人格发展的 主要影响力发生于家庭生活场景中抚育孩子的过程。而在这里所发生的，又深深地受到经济和 社会因素的影响。不仅每个家庭根据其所属的社会、种族、宗教群体的方式来哺养自己的孩 子，而且整个社会的经济因素也直接影响到父母对孩子的行为。这意味着社会条件及制度的广 泛变化将对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人格结构的类型发生直接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试着发现意识形态和在个人过去的经历中发生作用的社会学因素——不论它们 现在是否仍对他发生作用——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尝试解释这些相关关系的过程中，人格和意 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被澄清了，一般的方法是把人格看成一种中介（agency），通过它，社会学 因素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并且达到了其效果。 尽管人格是过去社会环境的一个产品，但是，一旦它发展起来，就不仅仅是当代环境的一 个对象了。在个体内部发展形成的是一种结构，它能够自发地对社会环境发生作用，并能够对 各种不同的刺激影响做出选择，尽管它总是可变的，却又常常抵制基本的变化。这个概念在对 下述问题的解释中是必需的：为什么在广泛多变的情况下仍可能保持行为的连贯性？为什么在 面对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剧烈变动的社会条件时，意识形态的倾向仍能保持不变？为什么在相同 的社会学情境下的人们对社会事件却有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为什么被心理控制改变了 行为的人，一旦这种控制机构（agencies）去除，它们便即刻恢复了旧有的行为模式？ 人格结构概念的提出，对把个体的稳定倾向（persistent trends）归因于其内部一些 “与生俱来的”、“基本的”或“人种的”因素的倾向而言，是一种最有力的抵制。如果我们 没有可能指出大量例子以证明人类行为的相对固定性，如果我们没有可能反驳那些认为可以用 非生物的理由来解释这些例子的人，那么，纳粹所宣称的自然生物特质决定一个人的全部存在 的观点就不会是一个如此成功的政治工具。有些作者将自己的方法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人类具有无限弹性，且对当下的社会情境反应灵敏；若没有人格结构的概念，这些作者用不能 说明“混乱”、“精神病”和这样那样邪恶的稳定倾向概念，将对解释问题毫无助益。当然， 存在这样的一些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和最通常的、且似乎是最合法的对瞬时刺激 的反应不一致的行为模式描述为“病态的”。但这就必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使用“病 态”一词，即指一个特定语境中对平均状态的偏离，更糟的是，这就是暗示人格结构中的所有 因素都应该被置于这一词之下。实际上，人格包含广泛存在于人群之中、且彼此之间具有合法 联系的各种变数。因与最通常的外在潮流或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理念不一致而被斥为“病 态”的人格模式，经过更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只是该社会表层之下最普遍的东西的夸大而 已。今天是“病态”的，也许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将成为明天的主导潮流。 似乎很清楚，必须同时考虑“固定性”和“弹性”两个方面才足以说明我们所面临的问 题；不应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的范畴，而应将其看作是人的性格特征的一个单一渐变序列的 两个极端，并且基于此，我们可以理解偏好这个或那个极端的条件。人格是一个可以解释相对 永久性的概念。但我们必须重申，人格主要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仅仅是产生行为的一种可 能性（readiness），而非行为本身；尽管人格在于以某种方式行为的几种倾向，实际所发生 的行为却总是取决于客观情境。至于反民主潮流，若要对个体表达的条件进行描绘，则需要对 社会组织有一个总的了解。 我们已经说过，人格结构有可能使个体易于受反民主宣传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问：在何 种情况下，这种宣传将大量增加，以至控制出版界和电台，并且排斥其它相反的意识形态，这 样，现在的潜在可能性便将成为活跃的外在现实。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能在任何单一的人格中 去寻找，也不能在于在大众群体的人格因素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社会自身的运行中去寻找。今 天看起来很好理解，反民主宣传是否在这个国家里成为主导力量，主要取决于最强大的经济利
益群体的境况,取决于他们是否(不管有意与否)利用这一宣传工具保持他们的主导地位。在 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人很少能说什么 目前的研究,由于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方面而受到限制,一直没有 关注宣传的生产。它聚焦于消费者,即宣传所设计针对的对象。这样,它不仅考虑个体的心理 结构,还考虑个体生存的整个客观环境。这便假设:一般的人趋向于接受认为对他们的经济利 益有利的政治和社会计划。这些利益是什么取决于个体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地位。 因此,现在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试图发现哪种模式的社会经济因素与接受或抵制反民主宣 传相联系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个体的经济动机并不象人们经常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主导和关 键的作用。如果对自我经济利益的关注是观点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希望看到社 会经济地位相同的人具有相似的观点,并且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观点。研究尚 未为这些期望提供有力的支持。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人当中,只有最一般的观点的相似性, 并且例外情况是很明显的;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变异也绝少是简单的或界限清晰的 要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却常常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地位的人却往往 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考虑单纯的经济需要之外的其它因素 不仅如此,日益明显的是,人们常常并不以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为其行为的目的,即便他 们很清楚这些利益是什么。白领工人抵制组织并非由于他们认为组织不能为自己提供经济上的 帮助;小商人在许多经济和政治事件上倾向于站在大公司一边的现象,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完 全不能归因于?)这样做可以保证他们经济上的独立。在这类例子中,似乎个人不仅不考虑他 的物质利益,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看起来,他们好象考虑的是一个更大的群体的认同,好像他 的观点更多的是由他支持这一群体和排斥对立群体的需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对他自己利益的 理性思考所决定的。实际上,今天使人感到欣慰的是,人们确信群体冲突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冲 突一一即冲突的每一方仅仅是要“干掉”另一方一一而非深层情感动机得到释放的斗争。当涉 及到人们评价社会世界的方式时,非理性( irrational)倾向便堂皇登场了。我们可以设想这 样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反对犹太难民的移入,理由是这将增加竞争的力度,从而减少他的收 入。不管这有多么不民主,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 rational)。但若这个人再进一 步,把世界的各种罪恶都归诸犹太人,正如大多数基于职业考虑反对犹太人的人一一他们接受 了很多彼此矛盾的、对一般犹太人的看法一一那样,是不合逻辑的。而由于对他们的一个 “好”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便赞扬所有的犹太人,这同样不合逻辑。由于遭受该群体成 员所带来的真正的挫折而产生对这一群体的敌意,这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但这样的受挫经历 很难说明偏见易被普遍化的原因。目前的研究证据证实了经常被人所提及的这一点:敌视一个 少数群体的人很有可能也敌视其他的人。对于这样的普遍化( generalization),没有任何支 持它的理性基础;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对一个特定群体的偏见或完全毫无批判的接受,常常是 在与该群体的成员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之下。个体的客观处境看来不会是这种非理性的来源 我们毋宁应该在心理学已经找到梦、幻想和对世界的误解的来源的地方寻找它们 人格的深层需求中寻找 我们认为能够影响个体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的另一方面的处境,是他在社会群体 业的,亲属的,宗教的,等等一一中的成员地位( membership)。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 这些群体赞成和奉行( promulgate)(无论官方地还是非官方地)不同的思想模式。我们有理 由相信,个体出于他们顺从、归属和信仰的需要,并且通过诸如模仿和调适的途径,经常或多 或少地接受了他们所属群体的典型的、现成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如果这个群体中的主导观 念具有含蓄或明确的反民主倾向,那么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也有可能易于接受相同倾向的宣传
6 益群体的境况，取决于他们是否（不管有意与否）利用这一宣传工具保持他们的主导地位。在 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人很少能说什么。 目前的研究，由于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方面而受到限制，一直没有 关注宣传的生产。它聚焦于消费者，即宣传所设计针对的对象。这样，它不仅考虑个体的心理 结构，还考虑个体生存的整个客观环境。这便假设：一般的人趋向于接受认为对他们的经济利 益有利的政治和社会计划。这些利益是什么取决于个体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地位。 因此，现在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试图发现哪种模式的社会经济因素与接受或抵制反民主宣 传相联系。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个体的经济动机并不象人们经常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主导和关 键的作用。如果对自我经济利益的关注是观点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希望看到社 会经济地位相同的人具有相似的观点，并且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观点。研究尚 未为这些期望提供有力的支持。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人当中，只有最一般的观点的相似性， 并且例外情况是很明显的；而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变异也绝少是简单的或界限清晰的。 要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却常常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地位的人却往往 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考虑单纯的经济需要之外的其它因素。 不仅如此，日益明显的是，人们常常并不以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为其行为的目的，即便他 们很清楚这些利益是什么。白领工人抵制组织并非由于他们认为组织不能为自己提供经济上的 帮助；小商人在许多经济和政治事件上倾向于站在大公司一边的现象，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完 全不能归因于？）这样做可以保证他们经济上的独立。在这类例子中，似乎个人不仅不考虑他 的物质利益，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看起来，他们好象考虑的是一个更大的群体的认同，好像他 的观点更多的是由他支持这一群体和排斥对立群体的需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对他自己利益的 理性思考所决定的。实际上，今天使人感到欣慰的是，人们确信群体冲突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冲 突——即冲突的每一方仅仅是要“干掉”另一方——而非深层情感动机得到释放的斗争。当涉 及到人们评价社会世界的方式时，非理性（irrational）倾向便堂皇登场了。我们可以设想这 样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反对犹太难民的移入，理由是这将增加竞争的力度，从而减少他的收 入。不管这有多么不民主，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rational）。但若这个人再进一 步，把世界的各种罪恶都归诸犹太人，正如大多数基于职业考虑反对犹太人的人——他们接受 了很多彼此矛盾的、对一般犹太人的看法——那样，是不合逻辑的。而由于对他们的一个 “好”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便赞扬所有的犹太人，这同样不合逻辑。由于遭受该群体成 员所带来的真正的挫折而产生对这一群体的敌意，这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但这样的受挫经历 很难说明偏见易被普遍化的原因。目前的研究证据证实了经常被人所提及的这一点：敌视一个 少数群体的人很有可能也敌视其他的人。对于这样的普遍化（generalization），没有任何支 持它的理性基础；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对一个特定群体的偏见或完全毫无批判的接受，常常是 在与该群体的成员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之下。个体的客观处境看来不会是这种非理性的来源； 我们毋宁应该在心理学已经找到梦、幻想和对世界的误解的来源的地方寻找它们，——即，在 人格的深层需求中寻找。 我们认为能够影响个体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的另一方面的处境，是他在社会群体——职 业的，亲属的，宗教的，等等——中的成员地位（membership）。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 这些群体赞成和奉行（promulgate）（无论官方地还是非官方地）不同的思想模式。我们有理 由相信，个体出于他们顺从、归属和信仰的需要，并且通过诸如模仿和调适的途径，经常或多 或少地接受了他们所属群体的典型的、现成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如果这个群体中的主导观 念具有含蓄或明确的反民主倾向，那么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也有可能易于接受相同倾向的宣传
因此,目前的研究调査不同群体中的成员地位,以便知道在每一种群体里能找到思想的哪些普 遍趋势一一以及多少变异性( variability) 然而,我们发现,群体成员的地位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不同的个体有不 同类的决定。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个体仅仅重复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他 又没有理由去质疑的那些观点: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个体选择参加了一个特定的群体,是因 为它代表了他所同情的一些理念。在现代社会,尽管基础文化( basic culture)中存在着很 大的集体性( communality),一个人也几乎不可能只受一种思想模式的支配一一在他大到足 以领会观念的意义之后。可以猜想,人们通常根据自己人格的需要进行一些选择。即使个体在 性格形成时期几乎仅仅受到一个单一的、紧密织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观念模式的影 响,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人服从而有的人反叛:看来我们有必要问一问人格因素是否真的不起作 用。最好的方法,似乎是考虑到在意识形态的决定里,正如在任何行为的决定里,既有情境的 因素也有人格的因素,并且小心权衡其各自的作用,将会得到准确的预测。 在近来的观点和态度研究中,情境因素,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群体成员地位的因素,得 到了集中的研究,而更加内在的和更加个体化的因素却没有得到其所应得到的重视。除此之 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的研究重点放在人格上。法西斯主义要作为一场政 治运动而取得成功,必须有群众基础。它不仅要确保人们因畏惧而屈服,还要取得绝大多数人 民的积极合作。因为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法西斯主义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 极少数人的利益,所以,它无法证明它将改善大多数人的处境并为他们的真正利益服务。因 此,它必须主要诉诸情感需要—一经常是最原始和最非理性的愿望和恐惧,而不是理性的自我 利益。如果有人争辩,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愚弄了人们,使之相信自己的命运会变好,那么,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受愚弄?我们也许可以猜想,这是由于他们的人格结 构:由于长期形成的对于希望和抱负、恐惧和焦虑的模式,使得他们倾向于某些信仰而抵制其 它信仰。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宣传的任务,由于早已潜伏在广大民众中的反民主倾向而变得 容易完成。姑且承认,在当时德国那样的经济矛盾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之下,即便只有这一个原 因,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是迟早的事;但是纳粹领导人好象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似乎认 为有必要随时考虑民众的心理——激发他们的每一点反民主潜力,和他们妥协,扑灭最微弱的 反抗火花。似乎很明显,想要估计法西斯主义在美国获胜的机会,必须认真考虑存在于民众性 格中的潜在倾向。这里不仅有易受反民主宣传影响的倾向,也有抵制它的最可靠的来源 现在作者们相信,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走法西斯道路的是它的人民。我们假定,了解潜存的 反民主因素的性质和广度,将有助于制定民主行动的计划。这些计划不应该仅限于设法控制人 们以一种更加民主的方式行为,而应该致力于增强民众的自我意识和自主决定,以使任何控制 成为不可能。对于个体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解释因素尚未被考虑到:一个 理性的( reasonable)人——对如上所述的那些决定因素的作用有所理解,并对必要的事实有 着充分的认知,那么,他为自己所组织起来的观点就是世界的观点。这个概念,虽然最后才被 提及,但对于找到一条研究意识形态的恰当途径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将不得 不持一种在现代世界里已得到部分接受的毁灭性的观点:既然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哲学 都不是源于理性,则不存在分辨孰优孰劣的基础。 但是,客观的、富于思考的人的理性体系( rational system)并不是和人格相分离的。 这样一种体系也是被激发起来的。在这一体系的来源中,最显著的主要是人格组织 (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也许有人会说,一个成熟的人格(如果现在我们可以不加定 义地使用这个词的话)比一个不成熟的人格更易形成思想的理性体系:但一个人格并不因其成 熟而更有活力和更有条理,并且描述这一个人格结构和描述任何其它人格结构在类型上并无不 同。根据理论,在人格变量中,对一种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和理性( rationality)起到最大决
7 因此，目前的研究调查不同群体中的成员地位，以便知道在每一种群体里能找到思想的哪些普 遍趋势——以及多少变异性（variability）。 然而，我们发现，群体成员的地位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不同的个体有不 同类的决定。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个体仅仅重复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他 又没有理由去质疑的那些观点；在另一些情况下，可能个体选择参加了一个特定的群体，是因 为它代表了他所同情的一些理念。在现代社会，尽管基础文化（basic culture）中存在着很 大的集体性（communality），一个人也几乎不可能只受一种思想模式的支配——在他大到足 以领会观念的意义之后。可以猜想，人们通常根据自己人格的需要进行一些选择。即使个体在 性格形成时期几乎仅仅受到一个单一的、紧密织就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观念模式的影 响，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人服从而有的人反叛；看来我们有必要问一问人格因素是否真的不起作 用。最好的方法，似乎是考虑到在意识形态的决定里，正如在任何行为的决定里，既有情境的 因素也有人格的因素，并且小心权衡其各自的作用，将会得到准确的预测。 在近来的观点和态度研究中，情境因素，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群体成员地位的因素，得 到了集中的研究，而更加内在的和更加个体化的因素却没有得到其所应得到的重视。除此之 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的研究重点放在人格上。法西斯主义要作为一场政 治运动而取得成功，必须有群众基础。它不仅要确保人们因畏惧而屈服，还要取得绝大多数人 民的积极合作。因为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法西斯主义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 极少数人的利益，所以，它无法证明它将改善大多数人的处境并为他们的真正利益服务。因 此，它必须主要诉诸情感需要——经常是最原始和最非理性的愿望和恐惧，而不是理性的自我 利益。如果有人争辩，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愚弄了人们，使之相信自己的命运会变好，那么，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受愚弄？我们也许可以猜想，这是由于他们的人格结 构；由于长期形成的对于希望和抱负、恐惧和焦虑的模式，使得他们倾向于某些信仰而抵制其 它信仰。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宣传的任务，由于早已潜伏在广大民众中的反民主倾向而变得 容易完成。姑且承认，在当时德国那样的经济矛盾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之下，即便只有这一个原 因，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是迟早的事；但是纳粹领导人好象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似乎认 为有必要随时考虑民众的心理——激发他们的每一点反民主潜力，和他们妥协，扑灭最微弱的 反抗火花。似乎很明显，想要估计法西斯主义在美国获胜的机会，必须认真考虑存在于民众性 格中的潜在倾向。这里不仅有易受反民主宣传影响的倾向，也有抵制它的最可靠的来源。 现在作者们相信，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走法西斯道路的是它的人民。我们假定，了解潜存的 反民主因素的性质和广度，将有助于制定民主行动的计划。这些计划不应该仅限于设法控制人 们以一种更加民主的方式行为，而应该致力于增强民众的自我意识和自主决定，以使任何控制 成为不可能。对于个体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解释因素尚未被考虑到：一个 理性的（reasonable）人——对如上所述的那些决定因素的作用有所理解，并对必要的事实有 着充分的认知，那么，他为自己所组织起来的观点就是世界的观点。这个概念，虽然最后才被 提及，但对于找到一条研究意识形态的恰当途径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将不得 不持一种在现代世界里已得到部分接受的毁灭性的观点：既然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哲学， 都不是源于理性，则不存在分辨孰优孰劣的基础。 但是，客观的、富于思考的人的理性体系（rational system）并不是和人格相分离的。 这样一种体系也是被激发起来的。在这一体系的来源中，最显著的主要是人格组织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也许有人会说，一个成熟的人格（如果现在我们可以不加定 义地使用这个词的话）比一个不成熟的人格更易形成思想的理性体系；但一个人格并不因其成 熟而更有活力和更有条理，并且描述这一个人格结构和描述任何其它人格结构在类型上并无不 同。根据理论，在人格变量中，对一种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和理性（rationality）起到最大决
定作用的是那些属于自我(ego)的变量,是人格中欣赏( appreciate)现实、整合人格中的其 它部分、并以最清醒的意识( the most conscious awareness)来活动的那部分。 正是自我(ego)意识到、并担负起对在人格内部发生作用的非理性( nonrational)力量的 责任。这便为我们以下这种信念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认为,知道决定意识形态的心理因素的 目标,是人能变得更加理性( reasonable)。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将消除观点的差异。世界 非常复杂,足以使人很难弄明白,人和人之间有着足够多的真正的不同利益彼此互相冲突,还 有足够多的为自我所接受的人格差异,它们保证使关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论争永远不会变得 枯燥。对于决定意识形态的心理因素的认识,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它只能扫 除一些认识道路上的障碍。 (王利民、张钰译)
8 定作用的是那些属于自我(ego)的变量，是人格中欣赏（appreciate）现实、整合人格中的其 它部分、并以最清醒的意识（the most conscious awareness）来活动的那部分。 正是自我(ego)意识到、并担负起对在人格内部发生作用的非理性（nonrational）力量的 责任。这便为我们以下这种信念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认为，知道决定意识形态的心理因素的 目标，是人能变得更加理性（reasonable）。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将消除观点的差异。世界 非常复杂，足以使人很难弄明白，人和人之间有着足够多的真正的不同利益彼此互相冲突，还 有足够多的为自我所接受的人格差异，它们保证使关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论争永远不会变得 枯燥。对于决定意识形态的心理因素的认识，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它只能扫 除一些认识道路上的障碍。 （王利民、张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