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分层问题通常包括:人们是如何获得职业地位的,以及从这种职业地位中,人们又是如 何获得经济和物质报酬的,而这构成了财富的分配。问题由此而来:在这一过程中谁获得了 什么?曾解释过教育之重要性的技术一功能理论为这一职业分层过程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视 角:人们通过在市场上为获得技能而展开的竞争来取得地位,他们的报酬与其劳动产品的边 际回报呈正比。谁的劳动技能在生产非常为人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相对具有最大的生产 力,谁就获得最高的报酬。然而,前几章中为反驳对教育在职业中之作用的精英论阐释所列 举的证据,同样也对这种比较粗略的解释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同样这些证据暗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人们积极关注的是获得及控制职业权力和收入 的过程,而不只是(或甚至首先是)运用技能使生产最大化。这并不是说没有人从事生产性 的工作,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多数组织中对功劳做出评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 是在白领阶层,而工人的社会组织也有意阻止精确的评价。那些专业技能精湛的工人并没有 得到最高的报酬,他们主要处于组织的中下层(而且还是中层的旁枝末节);通向权力和收 入的最重要的途径,是经由组织化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领域 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 这就是说,不仅有生产性劳动,还有政治性劳动。所谓后者,我首先是指在组织性政治 策略( maneuvering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之内所作的努力。生产性劳动负责财富的物质 生产,而政治性劳动则设定财富占有的条件。就某人按照他的生产贡献取得报酬而言,这并 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政治性劳动塑造组织结构和劳动力市场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更一般地 说,职业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环绕在工作过程周围的政治性劳动 政治性劳动首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形成了组织内部一一有时是组织之间一一的社会联 盟,并且影响着他人对工作现实的看法。这两个过程经由同样的方式齐头并进:社会网络借 助沟通过程得以形成,而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也是一种沟通过程。两者根本上都取决于文化资 源。组织性政治的结果是对收入、工作和组织本身的结构的形塑 这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着把关控制一一某种职业的入 行资格。其次,还有组织内部的职业发展渠道的结构一一它是否是一条闭塞的通道,是否能 在独立的部门内部升迁,是否允许转岗和轮岗,是否有升至最高权力机构的潜在可能,等等。 最后,也是最一般的,还有对“职位”( position)本身的塑造——哪些种类的工作被归在一 起,或者被区分开来作为单个工人的独特职责,这些职位需要多少人来做:职位任期有多长 以及采用何种付酬方式(计件制、小时制、月薪制、佣金等)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政治过程可能会涉及到组织内部的若干群体。最明显的是,经理们 在制定入行要求、职业序列和职位时有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做这些并不仅仅是出于 对成本和生产效率的考虑,还考虑到各种制度安排对于控制其下属的有用性。经理们也很关 注对他们自己职位和职业的塑造。由于经理们身处组织内部的政治过程之中,他们在进行这 种塑造时就必须跟他人联盟,并且还经常要与敌对的个人和群体对立。因此,职位的塑造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复杂和反应性的,其结果非参与斗争的任何特定一方所欲 当我们考虑到不仅拥有行业权威的经理、而且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对职位的塑 造,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专业人员和技术专家即使没有直接的决策权,也凭借他们的专业能 力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能够以专家身份来确定现存的或将要遇到的技术问题,以及因 此而需要多少位具有何种资格的专家。没有官方权力的体力劳工在职位塑造中甚至展示出 种更有力的武器。他们工作群体的非正式组织控制着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从而也控制着他 it E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p 49-72
1 22.1 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分层问题通常包括：人们是如何获得职业地位的，以及从这种职业地位中，人们又是如 何获得经济和物质报酬的，而这构成了财富的分配。问题由此而来：在这一过程中谁获得了 什么？曾解释过教育之重要性的技术—功能理论为这一职业分层过程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视 角：人们通过在市场上为获得技能而展开的竞争来取得地位，他们的报酬与其劳动产品的边 际回报呈正比。谁的劳动技能在生产非常为人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相对具有最大的生产 力，谁就获得最高的报酬。然而，前几章中为反驳对教育在职业中之作用的精英论阐释所列 举的证据，同样也对这种比较粗略的解释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同样这些证据暗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人们积极关注的是获得及控制职业权力和收入 的过程，而不只是（或甚至首先是）运用技能使生产最大化。这并不是说没有人从事生产性 的工作，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多数组织中对功劳做出评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 是在白领阶层，而工人的社会组织也有意阻止精确的评价。那些专业技能精湛的工人并没有 得到最高的报酬，他们主要处于组织的中下层（而且还是中层的旁枝末节）；通向权力和收 入的最重要的途径，是经由组织化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领域。 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 这就是说，不仅有生产性劳动，还有政治性劳动。所谓后者，我首先是指在组织性政治 策略（maneuvering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之内所作的努力。生产性劳动负责财富的物质 生产，而政治性劳动则设定财富占有的条件。就某人按照他的生产贡献取得报酬而言，这并 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政治性劳动塑造组织结构和劳动力市场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更一般地 说，职业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环绕在工作过程周围的政治性劳动。 政治性劳动首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形成了组织内部——有时是组织之间——的社会联 盟，并且影响着他人对工作现实的看法。这两个过程经由同样的方式齐头并进：社会网络借 助沟通过程得以形成，而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也是一种沟通过程。两者根本上都取决于文化资 源。组织性政治的结果是对收入、工作和组织本身的结构的形塑。 这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着把关控制——某种职业的入 行资格。其次，还有组织内部的职业发展渠道的结构——它是否是一条闭塞的通道，是否能 在独立的部门内部升迁，是否允许转岗和轮岗，是否有升至最高权力机构的潜在可能，等等。 最后，也是最一般的，还有对“职位”（position）本身的塑造——哪些种类的工作被归在一 起，或者被区分开来作为单个工人的独特职责，这些职位需要多少人来做；职位任期有多长， 以及采用何种付酬方式（计件制、小时制、月薪制、佣金等）。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政治过程可能会涉及到组织内部的若干群体。最明显的是，经理们 在制定入行要求、职业序列和职位时有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做这些并不仅仅是出于 对成本和生产效率的考虑，还考虑到各种制度安排对于控制其下属的有用性。经理们也很关 注对他们自己职位和职业的塑造。由于经理们身处组织内部的政治过程之中，他们在进行这 种塑造时就必须跟他人联盟，并且还经常要与敌对的个人和群体对立。因此，职位的塑造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复杂和反应性的，其结果非参与斗争的任何特定一方所欲。 当我们考虑到不仅拥有行业权威的经理、而且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对职位的塑 造，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专业人员和技术专家即使没有直接的决策权，也凭借他们的专业能 力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能够以专家身份来确定现存的或将要遇到的技术问题，以及因 此而需要多少位具有何种资格的专家。没有官方权力的体力劳工在职位塑造中甚至展示出一 种更有力的武器。他们工作群体的非正式组织控制着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从而也控制着他 选自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 pp.49-72
们的产出率,这便因此而间接地决定了这一类工人的所需数量。在正式场合,工会和职业协 会可以对入行要求和工作内容、有时甚至对职业发展渠道提出某种要求;而在非正式场合, 工人们通过排斥或策反某些特定群体的成员、影响入行要求或针对不受欢迎的工人在组织内 部提出额外的专业要求,来对人员遴选加以控制。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一个 组织的形态和它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是一系列复杂斗争的结果 如果我们透过组织和职业内部斗争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范畴的三棱镜来看待这些组织和 职业的话,这一过程就隐而不露了。组织通常被定义为工作的场所:其结构被视为分工的方 式,而职业则被看作是工作角色。但是,所做的工作和分工的方式并不是职位和结构的中立 基础;相反,它们在权力资源允许的条件下为他人所占有或转嫁给他人 让我们来看看蓝领一白领的差别。这实际上意味着周薪(wage)支付模式和月薪( salary) 支付模式的差别(因为属于“白领”这一边的技术人员、甚至“专业人士”可能靠手完成他 们大部分的工作),即工作任期长短的差别。拿周薪的职位通常是短期的,而拿月薪的职位 任期更长,因此,它们免受职场波动影响的程度就有大小的差异。这种差别还反映了不同的 职业发展渠道;通常,每一个职业发展渠道都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部门,有其最底层的入门工 作,而各部门之间则不提供跨部门晋升的机会。在有这种组织划分存在的情况之下,由于那 些长期的蓝领雇员要求把支配晋升的资历原则径直变成在此原则下受保护的工作,随之而来 的为谋取利益而动用的手段往往会进一步加强这种结构。某些组织(例如美国的警察机关) 从底层向上提拔的事实表明,另一种结构也是可能的,是特定的权力制度安排产生了目前流 行的二元对立模式。相似的,大多数现代组织中文职人员的独立等级结构也仅仅建立在性别 隔离的基础之上,通常有着独立的薪资比率;在不同的权力条件之下,这些结构有可能被组 织成相当不一样的职业发展渠道和工作职责。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晚期女秘书产生之前,秘 书职位并未从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被区分出来,并且也有和副官或学徒一样的晋升机会 于是,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的区分是我们理解以下问题的关键:组织是如何被塑造 的,以及人们是因此而怎样被分层的。这种区分产生了两大社会阶级: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 人阶级,和从事政治性劳动的统治阶级。两个阶级都付出了精力,但是从属阶级创造了财富 而统治阶级则决定财富的分配 但是,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只是一种抽象的区分;在经验现实中,一个 人可能同时从事这两种劳动。来看看现代职业的种类吧。一些几乎完全贡献给了物质性工作: 生产食品、建造房屋、制衣以及生产其他生活必需品。一些完全致力于统治活动:动用或威 胁动用武力(军队、警察)。还有一些职业专注于获得并维护政治官职和闲职(这些职业可 能广泛存在于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中),而另外一些则专门从事文化资源的生产(就像在 教育和传媒产业中那样)。其他职业则处于中间地带,因为物质生产不仅需要体力性的生产 劳动,还要有运输和分配劳动,以及对生产和分配进行计划的比较轻松的发号施令和书面工 作( talking- and-paperwork labor)。然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一—组织中的白领部分——并 非仅仅从事这些活动。我们不能受我们关于工作之日常定义的误导,因为唯一合法的定义都 是用生产性劳动来表述的。事实上,白领的很多活动都涉及到试图控制他人并同时捍卫自己 的自主性免受他人控制的政治性劳动。很有可能文职工作中更大的一部分就是贡献给这样的 种沟通工作一一会议、文书、报告、记录一一这些工作与物质生产几乎毫无关系,但却是 无休无止的政治手段的一部分,表面上是在计划和分配(通常又被称为“人事管理”),实际 上是为了在支配领域取得主动权,或者仅仅是为了在工作的外表下打发时间 这样,我们就对生产性活动和政治性活动做出了一个分析性的区分。任何一份工作都可 以被放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同一种工作可能既有“工人阶级”的一面(生产性劳动), 也有“统治阶级”的一面(政治性劳动)。正是阶级条件在每个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相对混合, 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文化和对待权威的各种态度:正如证据所表明的那样1,每个人的具
2 们的产出率，这便因此而间接地决定了这一类工人的所需数量。在正式场合，工会和职业协 会可以对入行要求和工作内容、有时甚至对职业发展渠道提出某种要求；而在非正式场合， 工人们通过排斥或策反某些特定群体的成员、影响入行要求或针对不受欢迎的工人在组织内 部提出额外的专业要求，来对人员遴选加以控制。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一个 组织的形态和它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是一系列复杂斗争的结果。 如果我们透过组织和职业内部斗争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范畴的三棱镜来看待这些组织和 职业的话，这一过程就隐而不露了。组织通常被定义为工作的场所；其结构被视为分工的方 式，而职业则被看作是工作角色。但是，所做的工作和分工的方式并不是职位和结构的中立 基础；相反，它们在权力资源允许的条件下为他人所占有或转嫁给他人。 让我们来看看蓝领－白领的差别。这实际上意味着周薪（wage）支付模式和月薪（salary） 支付模式的差别（因为属于“白领”这一边的技术人员、甚至“专业人士”可能靠手完成他 们大部分的工作），即工作任期长短的差别。拿周薪的职位通常是短期的，而拿月薪的职位 任期更长，因此，它们免受职场波动影响的程度就有大小的差异。这种差别还反映了不同的 职业发展渠道；通常，每一个职业发展渠道都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部门，有其最底层的入门工 作，而各部门之间则不提供跨部门晋升的机会。在有这种组织划分存在的情况之下，由于那 些长期的蓝领雇员要求把支配晋升的资历原则径直变成在此原则下受保护的工作，随之而来 的为谋取利益而动用的手段往往会进一步加强这种结构。某些组织（例如美国的警察机关） 从底层向上提拔的事实表明，另一种结构也是可能的，是特定的权力制度安排产生了目前流 行的二元对立模式。相似的，大多数现代组织中文职人员的独立等级结构也仅仅建立在性别 隔离的基础之上，通常有着独立的薪资比率；在不同的权力条件之下，这些结构有可能被组 织成相当不一样的职业发展渠道和工作职责。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晚期女秘书产生之前，秘 书职位并未从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被区分出来，并且也有和副官或学徒一样的晋升机会。 于是，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的区分是我们理解以下问题的关键：组织是如何被塑造 的，以及人们是因此而怎样被分层的。这种区分产生了两大社会阶级：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 人阶级，和从事政治性劳动的统治阶级。两个阶级都付出了精力，但是从属阶级创造了财富， 而统治阶级则决定财富的分配。 但是，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只是一种抽象的区分；在经验现实中，一个 人可能同时从事这两种劳动。来看看现代职业的种类吧。一些几乎完全贡献给了物质性工作： 生产食品、建造房屋、制衣以及生产其他生活必需品。一些完全致力于统治活动：动用或威 胁动用武力（军队、警察）。还有一些职业专注于获得并维护政治官职和闲职（这些职业可 能广泛存在于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中），而另外一些则专门从事文化资源的生产（就像在 教育和传媒产业中那样）。其他职业则处于中间地带，因为物质生产不仅需要体力性的生产 劳动，还要有运输和分配劳动，以及对生产和分配进行计划的比较轻松的发号施令和书面工 作（talking-and-paperwork labor）。然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组织中的白领部分——并 非仅仅从事这些活动。我们不能受我们关于工作之日常定义的误导，因为唯一合法的定义都 是用生产性劳动来表述的。事实上，白领的很多活动都涉及到试图控制他人并同时捍卫自己 的自主性免受他人控制的政治性劳动。很有可能文职工作中更大的一部分就是贡献给这样的 一种沟通工作——会议、文书、报告、记录——这些工作与物质生产几乎毫无关系，但却是 无休无止的政治手段的一部分，表面上是在计划和分配（通常又被称为“人事管理”），实际 上是为了在支配领域取得主动权，或者仅仅是为了在工作的外表下打发时间。 这样，我们就对生产性活动和政治性活动做出了一个分析性的区分。任何一份工作都可 以被放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同一种工作可能既有“工人阶级”的一面（生产性劳动）， 也有“统治阶级”的一面（政治性劳动）。正是阶级条件在每个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相对混合， 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文化和对待权威的各种态度；正如证据所表明的那样1，每个人的具
体情况不同,因而其态度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实际的人群并不必然可以被泾渭分 明地划分成忠于不同阶级的群体,而是被划入较小的地方利益团体。我们必须牢记,即使是 通向物质生产部门核心的职位,也有其政治元素。一些重要部门的蓝领工人(尤其是那些上 层的工人阶级)拥有文化和组织资源,他们用这些资源来影响他们自己的处境,既通过正式 途径一一工会组织,甚至更重要的还通过非正式途径一一工作场所里的社会关系。结果,他 们就可以通过集体控制工作场所而在自己的工作时间里引入一些非工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 上垄断比较容易或报酬更加丰厚的工作岗位:或者他们还可以增加其任期稳固性。 现代职业世界的整体结构可以被看作为了控制工作条件和占有生产成果而对政治资源 的不同程度的占有:因此它也可以被看成是生产性工作和政治性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混杂 端是相对而言没有保障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直接受生产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另一端是纯粹 的政治劳动者,他们从事意识形态、财经和政府上层建筑的活动。上层工人阶级和中层管理 阶级从事的则是混合的工作,前者运用组织政治资源减少压力并从生产性劳动中获取利益, 后者则围绕计划和分配活动的生产性核心建立起一种精细的管理政治屏障。 闲职与职位财产( positional property) 社会阶级可以按照人们对财产的占有量进行划分,但是这种“财产”的最重要的形式并 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和金融所有物。更确切地说,是“职位”如何被塑造构成了劳动 力市场最直接的财产形式,并且正是通过对这种职位的塑造使收入得以分配。职位一词只是 一个隐喻而已(尽管它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并被认为理所当然),它被用来比喻一套看似客体 般的、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这套行为模式是在特定的任期条件下为特定个体所保留的。的 确,物质和金融财产是一个类似的隐喻,因为财产关系是一种行为关系,是指向特定的物和 人的、延续一定时期的行动,而不是所有者对物的一种物理上的关系。积位财产是决定日常 生活中的大部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关键因素。因为物质和金融财产(如果我们把家庭财 产除外的话)集中在相当小的群体内,而职位财产则在全体人群范围内塑造阶级关系,并具 有非常广泛的变异性。实际的经济冲突的细节就是发生在这个层面上的。 技术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它并没有很大地提高对大多数工作的技 能要求:绝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几乎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通过练习学会。而那些“要求”异常 大量的训练或技能的深奥专业的数量是相对较少的。“系统”并不“需要”或者“要求”某 种特定的表现:它只“需要”它所得到的,因为“它”只是谈论事物此刻碰巧如此这般存在 的一种随意方式而已。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熟练程度和聪明程度,取决于他人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要求他们,以及他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他人。更确切地说,技术进步实际所做的 是:增加所生产的财富总量,并导致围绕职业地位财产之塑造而展开的激烈斗争,这并不是 因为生产的必需,而是源于对增加了的财富进行分配的斗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械和组织技术都非常发达的时代里,它们足以保障每个人只需付出相 对而言很少的体力劳动便可达到舒适的生活水准。这一前景已被人们企盼了很久,有时是带 着希望,有时是带着对阻碍这种前景发生的势力的愤怒,有时则是带着对紧随其后而来的厌 倦和无目的性的恐惧。然而事实上,朝向一个闲暇社会的转变并未发生,或者至少它来得是 如此缓慢,以至于似乎没什么发生了改变。大多数人依旧每周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最高职位 阶层的人则每周工作非常长的时间(在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每周工作55个小时以上); 很大一部分已婚妇女仍在工作;许多人同时做几份工作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中最显著的一种闲暇形式恰恰正是人们 最不想要的:失业,这个悖论就解决了。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这是财富得以分配的主要 方式。旨在支持无工作者的福利体系一一尽管反对者极力反对—一所再分配的财富很少。某 些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或他们家族所从事的职业控制着最大最有钱的组织。其他人则
3 体情况不同，因而其态度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实际的人群并不必然可以被泾渭分 明地划分成忠于不同阶级的群体，而是被划入较小的地方利益团体。我们必须牢记，即使是 通向物质生产部门核心的职位，也有其政治元素。一些重要部门的蓝领工人（尤其是那些上 层的工人阶级）拥有文化和组织资源，他们用这些资源来影响他们自己的处境，既通过正式 途径——工会组织，甚至更重要的还通过非正式途径——工作场所里的社会关系。结果，他 们就可以通过集体控制工作场所而在自己的工作时间里引入一些非工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 上垄断比较容易或报酬更加丰厚的工作岗位；或者他们还可以增加其任期稳固性。 现代职业世界的整体结构可以被看作为了控制工作条件和占有生产成果而对政治资源 的不同程度的占有；因此它也可以被看成是生产性工作和政治性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混杂。一 端是相对而言没有保障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直接受生产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另一端是纯粹 的政治劳动者，他们从事意识形态、财经和政府上层建筑的活动。上层工人阶级和中层管理 阶级从事的则是混合的工作，前者运用组织政治资源减少压力并从生产性劳动中获取利益， 后者则围绕计划和分配活动的生产性核心建立起一种精细的管理政治屏障。 闲职与职位财产（positional property） 社会阶级可以按照人们对财产的占有量进行划分，但是这种“财产”的最重要的形式并 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和金融所有物。更确切地说，是“职位”如何被塑造构成了劳动 力市场最直接的财产形式，并且正是通过对这种职位的塑造使收入得以分配。职位一词只是 一个隐喻而已（尽管它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并被认为理所当然），它被用来比喻一套看似客体 般的、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这套行为模式是在特定的任期条件下为特定个体所保留的。的 确，物质和金融财产是一个类似的隐喻，因为财产关系是一种行为关系，是指向特定的物和 人的、延续一定时期的行动，而不是所有者对物的一种物理上的关系。职位财产是决定日常 生活中的大部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关键因素。因为物质和金融财产（如果我们把家庭财 产除外的话）集中在相当小的群体内，而职位财产则在全体人群范围内塑造阶级关系，并具 有非常广泛的变异性。实际的经济冲突的细节就是发生在这个层面上的。 技术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它并没有很大地提高对大多数工作的技 能要求；绝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几乎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通过练习学会。而那些“要求”异常 大量的训练或技能的深奥专业的数量是相对较少的。“系统”并不“需要”或者“要求”某 种特定的表现；它只“需要”它所得到的，因为“它”只是谈论事物此刻碰巧如此这般存在 的一种随意方式而已。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熟练程度和聪明程度，取决于他人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要求他们，以及他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他人。更确切地说，技术进步实际所做的 是：增加所生产的财富总量，并导致围绕职业地位财产之塑造而展开的激烈斗争，这并不是 因为生产的必需，而是源于对增加了的财富进行分配的斗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械和组织技术都非常发达的时代里，它们足以保障每个人只需付出相 对而言很少的体力劳动便可达到舒适的生活水准。这一前景已被人们企盼了很久，有时是带 着希望，有时是带着对阻碍这种前景发生的势力的愤怒，有时则是带着对紧随其后而来的厌 倦和无目的性的恐惧。然而事实上，朝向一个闲暇社会的转变并未发生，或者至少它来得是 如此缓慢，以至于似乎没什么发生了改变。大多数人依旧每周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最高职位 阶层的人则每周工作非常长的时间（在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每周工作 55 个小时以上）； 很大一部分已婚妇女仍在工作；许多人同时做几份工作。2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中最显著的一种闲暇形式恰恰正是人们 最不想要的：失业，这个悖论就解决了。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这是财富得以分配的主要 方式。旨在支持无工作者的福利体系——尽管反对者极力反对——所再分配的财富很少。3某 些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或他们家族所从事的职业控制着最大最有钱的组织。其他人则
至少在支撑着我们的这个组织财产体系中占有一个中间位置。无工作者(或一直处在边缘职 位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财产资源没有权力(因而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他 们很贫穷。 那么,关于我们所假想的这个高度闲暇的技术专家统治系统,关键问题变成:谁将会去 控制它?回答很明确:在一个大众闲暇的社会里,那些极少数仍在工作的人将获得绝大部分 的财富。米歇尔( Michel)发现,控制着某个政党的管理机器的人从中获得绝大部分利益 这一发现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大范围上的相似的论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技术能力允 许、但我们却并没有朝向一个高度闲暇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精心创造出了一个在很 大程度上多余的结构,这个结构由或多或少容易的工作构成,其中充斥着可有可无的行政性 职务和额外雇工( featherbedding),因为现代技术允许它们存在,并且还因为需要工作的人 群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由政府工作(包括教育)、受详细的劳动条例 保护的工会部门,以及那些忙着寻找新产品来使自己的工作正当化的公司寡头所形成的劳动 大军组成的庞大结构。事实上,闲暇已经被融入到工作本身中去了。发达的技术不但没有要 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工作和接受长期的训练,相反,却使得职业要求越来越肤浅和任意了。 本斯曼( Bensman)和维第( Vidich)对我们之所以可能走向“闲职社会”给出了一套 理由:我们技术的生产力导致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不断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从而规避经济衰退。政府雇员的大幅扩张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是政府 向第三部门提供的支持,这是政府通过为专卖权和专业垄断授予越来越多的许可证而实现 的。私人闲职( private sinecures)同样存在于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内,这些公司对学历有很多 要求,并且有大范围的职员分工,还有以销售惯例、动机和再培训项目等形式存在的额外闲 暇津贴( leisure perquisites)。大组织的很多控制机制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生产效率而设置的 但实际上却增加了非生产性的闲职成分。精细的计划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将它们自己的开支 加给组织,并将财富转移给它们自己的成员;那些旨在保证保险条例得到遵守和法律得到执 行的机构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一一既来自上层也来 自下层—一在其每一步中都使得组织的政治性部门越发精细化。人们对保险公司提出的理赔 要求越多,工会的不平或关于歧视少数群体的投诉越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的职位所形 成的制度化部门就越大,并且还增加了为提升自己的职位财产而斗争的组织成员的人数。闲 职部门就是以争夺对这些闲职部门本身的控制的斗争为生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经济市场的合理性没有消除这种浪费,使卷入这种斗争的组织破 产呢?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这一过程并不适用。政府组织不受竞争的影响,因而也很少受 制于要求精简机构的有效政治压力。而大公司恰恰是这样一种组织:它们最能负担起这种内 部的再分配,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市场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并常常得到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 外部竞争并不会对减少其内部成本产生任何影响,而官僚复合体的规模以及股票持有权与直 接控制权的分离使它们只对自己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这样 的技术治国论的拥护者们认为,正是这些受到高度保护的组织由于其技术领先而能够繁荣成 功,相反,因不受保护而面临市场压力的小公司,则由于其技术落后而陷于不安全和相对贫 困的境地。这无非是在以闲职部门本身的意识形态术语重复它们的沾沾自喜。 在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谈论闲职和本质上“奢侈”或“浪费”型生产的盛行,这看上去 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仅仅是从技术治国论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是这样的。由于通货膨胀 和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却可能是闲职系统不平等的结果。有些人无所事事就 能获得物质财富,另一些人经济状况窘迫,而也许所有的人都很焦虑,这些情况的并存在经 济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分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因此, 在经济危机中技术的高生产率并未消失
4 至少在支撑着我们的这个组织财产体系中占有一个中间位置。无工作者（或一直处在边缘职 位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财产资源没有权力（因而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他 们很贫穷。 那么，关于我们所假想的这个高度闲暇的技术专家统治系统，关键问题变成：谁将会去 控制它？回答很明确：在一个大众闲暇的社会里，那些极少数仍在工作的人将获得绝大部分 的财富。米歇尔（Michel）发现，控制着某个政党的管理机器的人从中获得绝大部分利益， 这一发现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大范围上的相似的论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技术能力允 许、但我们却并没有朝向一个高度闲暇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精心创造出了一个在很 大程度上多余的结构，这个结构由或多或少容易的工作构成，其中充斥着可有可无的行政性 职务和额外雇工（featherbedding），因为现代技术允许它们存在，并且还因为需要工作的人 群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由政府工作（包括教育）、受详细的劳动条例 保护的工会部门，以及那些忙着寻找新产品来使自己的工作正当化的公司寡头所形成的劳动 大军组成的庞大结构。事实上，闲暇已经被融入到工作本身中去了。发达的技术不但没有要 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工作和接受长期的训练，相反，却使得职业要求越来越肤浅和任意了。 本斯曼（Bensman）和维第（Vidich） 4对我们之所以可能走向“闲职社会”给出了一套 理由：我们技术的生产力导致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不断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从而规避经济衰退。政府雇员的大幅扩张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是政府 向第三部门提供的支持，这是政府通过为专卖权和专业垄断授予越来越多的许可证而实现 的。私人闲职（private sinecures）同样存在于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内，这些公司对学历有很多 要求，并且有大范围的职员分工，还有以销售惯例、动机和再培训项目等形式存在的额外闲 暇津贴（leisure perquisites）。大组织的很多控制机制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生产效率而设置的， 但实际上却增加了非生产性的闲职成分。精细的计划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将它们自己的开支 加给组织，并将财富转移给它们自己的成员；那些旨在保证保险条例得到遵守和法律得到执 行的机构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既来自上层也来 自下层——在其每一步中都使得组织的政治性部门越发精细化。人们对保险公司提出的理赔 要求越多，工会的不平或关于歧视少数群体的投诉越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的职位所形 成的制度化部门就越大，并且还增加了为提升自己的职位财产而斗争的组织成员的人数。闲 职部门就是以争夺对这些闲职部门本身的控制的斗争为生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经济市场的合理性没有消除这种浪费，使卷入这种斗争的组织破 产呢？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这一过程并不适用。政府组织不受竞争的影响，因而也很少受 制于要求精简机构的有效政治压力。而大公司恰恰是这样一种组织：它们最能负担起这种内 部的再分配，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市场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并常常得到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 外部竞争并不会对减少其内部成本产生任何影响，而官僚复合体的规模以及股票持有权与直 接控制权的分离使它们只对自己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5这样 的技术治国论的拥护者们认为，正是这些受到高度保护的组织由于其技术领先而能够繁荣成 功，相反，因不受保护而面临市场压力的小公司，则由于其技术落后而陷于不安全和相对贫 困的境地。这无非是在以闲职部门本身的意识形态术语重复它们的沾沾自喜。 在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谈论闲职和本质上“奢侈”或“浪费”型生产的盛行，这看上去 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仅仅是从技术治国论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是这样的。由于通货膨胀 和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却可能是闲职系统不平等的结果。有些人无所事事就 能获得物质财富，另一些人经济状况窘迫，而也许所有的人都很焦虑，这些情况的并存在经 济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分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因此， 在经济危机中技术的高生产率并未消失
于是,“政治”领域存在于所有的组织和职业网络之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正式的政府 结构中,而对财富的再分配,在间歇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压力之下,则主要采取了对职业地位 财产进行重塑的形式。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通过让更多的人进入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 其中的政府和文化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普遍增加职业结构中的非工作( nonwork) 的数量。 韦伯无疑会同意这种分析思路。虽然他没有机会观察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他 的历史著作却大量运用了“薪俸职位”( prebends)这一概念——为了垄断收入而专门划分 出来的职位。由于当时的社会没有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技术专家统治的意识形态而更加实在, 所以这些职位仅仅被称作“生计”( livings),常常可以被公开买卖,被合并或者细分,而 这些纯粹是出于财政考虑并且受到权力条件变更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买卖这种职位的市场 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将其本质掩盖了起来:现在人们不再直接购买职位,而代之 以在教育文凭上投资,而教育文凭(它受到这一文化通货体系中“货币”波动的影响)反过 来又被用于购买一份免收劳动力市场竞争各方面影响的工作。 在中世纪社会,“闲职”一词本身有着一种高贵体面的含义,因为它意味着可以从教皇 或国王那里买来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而现在这个词变得不体面了,因为它不符合精英 统治论的思想一一现代垄断体系正是借这种思想得以合法化的。但是,这种结构安排的重要 性在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中甚至更大,因为在这种社会中,闲暇已经或多或少地转移到几乎 所有职业的内部去了。这在政府官僚体系的慢节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表现在一些学校 的艰苦竞争,以及为了夺得垄断性特权而进行的政治内讧中。但是此类努力一一为了逃避工 作而去创造或保卫某些条件—一从分析的角度讲,与生产物质成果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前 工业社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现在依然存在,贵族为了维持或加强他们的地位而展开斗争 或政治活动,而平民的物质生产劳动则是贵族们努力要加以支配的。在工业化的美国,贵族 和平民仍然存在,有时还存在于同一种工作内部。7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在组织中如何对职位财产进行塑 造?组织性政治活动的资源有哪些?并且首要的是,在何种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预测这些资 源将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被加以分配?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活动的主要武器,都是形成联盟 和用一种关于现实的既有定义去影响他人的能力。这些都是文化的效应,而当文化按其自身 的交换结构被加以分配时,这些效应就形成其最清晰的模式。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而不是一 个重要的市场领域:经济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以及文化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并非是 作为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被分开的;它们仅仅被区分为目的和手段,而正是手段一一群体组织 和斗争的资源一一创造了为进步而展开的斗争的阵容。文化武器渗透进经济领域的深层,塑 造了构成“职位”的行为模式和屏障。对收入的占有取决于这些屏障形成于何处。分层,就 其最物质的层面而言,是由文化市场塑造的,我们现在就要转向这一点 文化市场 文化本身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社会资源。在日常生活中,它以物理外观的风格形式存 在,是在沟通、尤其是对话中对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文化因此而起到了如下作用:它使一个 人的自我形象戏剧化,它影响心情的形成,它在心理上重构过去的现实并创造新的现实。不 论在一场对话中所讨论的主题是什么,不论对话主题有多么瞬息万变,它都有某种程度上的 相应的心理共识。就这样,它提供了对社会情境以及具有操作性的社会结构的定义,该定义 在当下具有支配性 对话可能被看作文化交换,即同伴之间的协商和互相影响的话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 的经验细节体现为人们之间不同类型的对话:纯粹外部的关系仅限于关于实际事务的最小程
5 于是,“政治”领域存在于所有的组织和职业网络之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正式的政府 结构中，而对财富的再分配，在间歇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压力之下，则主要采取了对职业地位 财产进行重塑的形式。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通过让更多的人进入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 其中的政府和文化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普遍增加职业结构中的非工作（nonwork） 的数量。 韦伯无疑会同意这种分析思路。虽然他没有机会观察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他 的历史著作却大量运用了“薪俸职位”（prebends）这一概念——为了垄断收入而专门划分 出来的职位。由于当时的社会没有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技术专家统治的意识形态而更加实在， 所以这些职位仅仅被称作“生计”（livings），常常可以被公开买卖，被合并或者细分，而 这些纯粹是出于财政考虑并且受到权力条件变更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买卖这种职位的市场 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将其本质掩盖了起来；现在人们不再直接购买职位，而代之 以在教育文凭上投资，而教育文凭（它受到这一文化通货体系中“货币”波动的影响）反过 来又被用于购买一份免收劳动力市场竞争各方面影响的工作。 在中世纪社会，“闲职”一词本身有着一种高贵体面的含义，因为它意味着可以从教皇 或国王那里买来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6而现在这个词变得不体面了，因为它不符合精英 统治论的思想——现代垄断体系正是借这种思想得以合法化的。但是，这种结构安排的重要 性在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中甚至更大，因为在这种社会中，闲暇已经或多或少地转移到几乎 所有职业的内部去了。这在政府官僚体系的慢节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表现在一些学校 的艰苦竞争，以及为了夺得垄断性特权而进行的政治内讧中。但是此类努力——为了逃避工 作而去创造或保卫某些条件——从分析的角度讲，与生产物质成果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前 工业社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现在依然存在，贵族为了维持或加强他们的地位而展开斗争 或政治活动，而平民的物质生产劳动则是贵族们努力要加以支配的。在工业化的美国，贵族 和平民仍然存在，有时还存在于同一种工作内部。7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在组织中如何对职位财产进行塑 造？组织性政治活动的资源有哪些？并且首要的是，在何种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预测这些资 源将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被加以分配？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活动的主要武器，都是形成联盟 和用一种关于现实的既有定义去影响他人的能力。这些都是文化的效应，而当文化按其自身 的交换结构被加以分配时，这些效应就形成其最清晰的模式。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而不是一 个重要的市场领域：经济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以及文化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并非是 作为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被分开的；它们仅仅被区分为目的和手段，而正是手段——群体组织 和斗争的资源——创造了为进步而展开的斗争的阵容。文化武器渗透进经济领域的深层，塑 造了构成“职位”的行为模式和屏障。对收入的占有取决于这些屏障形成于何处。分层，就 其最物质的层面而言，是由文化市场塑造的，我们现在就要转向这一点。 文化市场 文化本身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社会资源。在日常生活中，它以物理外观的风格形式存 在，是在沟通、尤其是对话中对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文化因此而起到了如下作用：它使一个 人的自我形象戏剧化，它影响心情的形成，它在心理上重构过去的现实并创造新的现实。不 论在一场对话中所讨论的主题是什么，不论对话主题有多么瞬息万变，它都有某种程度上的 相应的心理共识。就这样，它提供了对社会情境以及具有操作性的社会结构的定义，该定义 在当下具有支配性。 对话可能被看作文化交换，即同伴之间的协商和互相影响的话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 的经验细节体现为人们之间不同类型的对话：纯粹外部的关系仅限于关于实际事务的最小程
度的交换,或者更加有意义的关系纽带则是基于包含着更多讨论、意识形态论争、娱乐、闲 言碎语或个人话题的对话。于是,日常文化交换的结果便是社会群体和正式组织的形成和再 生产。换一种说法,文化资源是团体社群( associational communities)的基础,即韦伯所谓 的地位群体。它们也可以被称为意识社群( consciousness communities),因为它们最大的特 征是借用共享符号进行话语表达,而这种表达对相关人员起到了定义现实的作用 叫它们意识社群而非地位群体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醒我们,这种社群具有多种形式。它 们有短暂的、临时性的关系,也有连续和不断重复的关系,在强度上有弱的,也有很牢固的 人际联系。社群在规模上有很小的地方群体,也有很大的群体一一其中的大多数个体都只跟 很少的其他人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由于拥有共同的文化而仍具备成为潜在朋友的纽带。关 于地位群体—一或者更宽泛地说,社会阶级一—通常的概念,就是后一种情况:这并不是说 群体中的每个人都相互认识,但是他们的共性使他们在遇到对方时更加容易联合起来。民族 群体一般也是这种类型的地位群体。最后,意识社群在自觉的程度上也有差别:有没有明确 的自我定义的联合体,有通过命名来体现自觉意识的团体,还有高度形式化的群体身份认同 一这种群体用定期的会议、规程和合法的宪章来使自己制度化。 文化交换是所有分层的组织形式得以建立以及围绕工作和物质财富的阶级斗争得以展 开的经验手段。文化产生了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拥有相同文化资源的人们之间容易形成平等 的纽带,成为朋友或者同一个群体的成员。这种群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争夺对组织 的控制权的斗争——不论是围绕工作节奏,入职资格,职位职责的定义和报酬,对优点的评 价,还是个人进步——中是主要的演员。这种斗争不需要秘密进行:非正式群体仅仅体现为 随意的对话,通常没有多少自觉性或目的性,但却可以强化关于共同行动过程的共识。正式 和自觉的团体社群在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动用的策略中同样重要,正如融入专业团体、商业 团体或者工会中的职业一样 职业范畴形成某种程度的意识社群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文化资源有多么近似,而如此这 般所形成的社群的范围和强度则部分取决于它们用来定义现实的资源的性质,同时也取决于 这些资源所协调的其他资源。文化资源也能以另一种形式介入分层过程。地位不平等者之间 的层级关系同样也是在面对面的对话交换( conversational exchanges)中被即时建立起来的。 尽管背景资源倾向于在这种遭遇中最终决定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但它们主要是通过当下的符 号交换起到这种作用的。文化表达是一种定义现实的方式,它既可以定义地位平等者之间的 横向关系,也可以定义地位不平等之间的垂直关系。通常这是通过支配者控制对话互动达成 的:由他来选择话题,并影响关于这话题说些什么,他决定对话的基调,并因此而控制对现 实的认知定义和道德定义。使这种支配成功达成的资源有:拥有获得信息和其他社会关系网 络的渠道,用所谓高级的(可能也是机密的)知识和权力来打动他人的词汇和修辞风格 文化的本土( I ndi genous)生产和正式( Forma l)生产 文化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一种是产生于日常互动经验本身,另一种是通 过专门的文化生产组织。本土的文化生产一直在工作、家庭和休闲以及类似的世界中发生。 每一种经历都是潜在的对话资料,而每一次谈话又进一步产生了以某种风格说话的能力,以 及在进一步的交流中散播自己已获取的信息、娱乐价值和情绪的能力。然而,这些谈话资源 中的很多往往只对特定的个人和情境有效。关于某人自己的经历或者关于手边实际事务的信 息,关于某个熟人的闲话,常开的玩笑和开玩笑的方式一一这些都是地方性文化交换市场的 资源。这种资源不能轻易地被转移到其他情境中去:如果文化资源协调群体纽带,那么本土 产生的资源则在有限数量的特定个体之间创造出地方性的纽带。如果说文化资源建构了共享 的社会现实,那么这些资源所创建的现实是不广泛的、碎片状的 并且,这种资源可能会累积,但它们往往以循环流动的方式进行累积。个人经历和对话
6 度的交换，或者更加有意义的关系纽带则是基于包含着更多讨论、意识形态论争、娱乐、闲 言碎语或个人话题的对话。于是，日常文化交换的结果便是社会群体和正式组织的形成和再 生产。换一种说法，文化资源是团体社群（associational communities）的基础，即韦伯所谓 的地位群体。它们也可以被称为意识社群（consciousness communities），因为它们最大的特 征是借用共享符号进行话语表达，而这种表达对相关人员起到了定义现实的作用。 叫它们意识社群而非地位群体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醒我们，这种社群具有多种形式。它 们有短暂的、临时性的关系，也有连续和不断重复的关系，在强度上有弱的，也有很牢固的 人际联系。社群在规模上有很小的地方群体，也有很大的群体——其中的大多数个体都只跟 很少的其他人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由于拥有共同的文化而仍具备成为潜在朋友的纽带。关 于地位群体——或者更宽泛地说，社会阶级——通常的概念，就是后一种情况：这并不是说 群体中的每个人都相互认识，但是他们的共性使他们在遇到对方时更加容易联合起来。民族 群体一般也是这种类型的地位群体。最后，意识社群在自觉的程度上也有差别：有没有明确 的自我定义的联合体，有通过命名来体现自觉意识的团体，还有高度形式化的群体身份认同 ——这种群体用定期的会议、规程和合法的宪章来使自己制度化。 文化交换是所有分层的组织形式得以建立以及围绕工作和物质财富的阶级斗争得以展 开的经验手段。文化产生了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拥有相同文化资源的人们之间容易形成平等 的纽带，成为朋友或者同一个群体的成员。这种群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争夺对组织 的控制权的斗争——不论是围绕工作节奏，入职资格，职位职责的定义和报酬，对优点的评 价，还是个人进步——中是主要的演员。这种斗争不需要秘密进行；非正式群体仅仅体现为 随意的对话，通常没有多少自觉性或目的性，但却可以强化关于共同行动过程的共识。正式 和自觉的团体社群在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动用的策略中同样重要，正如融入专业团体、商业 团体或者工会中的职业一样。 职业范畴形成某种程度的意识社群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文化资源有多么近似，而如此这 般所形成的社群的范围和强度则部分取决于它们用来定义现实的资源的性质，同时也取决于 这些资源所协调的其他资源。文化资源也能以另一种形式介入分层过程。地位不平等者之间 的层级关系同样也是在面对面的对话交换（conversational exchanges）中被即时建立起来的。 尽管背景资源倾向于在这种遭遇中最终决定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但它们主要是通过当下的符 号交换起到这种作用的。文化表达是一种定义现实的方式，它既可以定义地位平等者之间的 横向关系，也可以定义地位不平等之间的垂直关系。通常这是通过支配者控制对话互动达成 的：由他来选择话题，并影响关于这话题说些什么，他决定对话的基调，并因此而控制对现 实的认知定义和道德定义。使这种支配成功达成的资源有：拥有获得信息和其他社会关系网 络的渠道，用所谓高级的（可能也是机密的）知识和权力来打动他人的词汇和修辞风格。 文化的本土（Indigenous）生产和正式（Formal）生产 文化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一种是产生于日常互动经验本身，另一种是通 过专门的文化生产组织。本土的文化生产一直在工作、家庭和休闲以及类似的世界中发生。 每一种经历都是潜在的对话资料，而每一次谈话又进一步产生了以某种风格说话的能力，以 及在进一步的交流中散播自己已获取的信息、娱乐价值和情绪的能力。然而，这些谈话资源 中的很多往往只对特定的个人和情境有效。关于某人自己的经历或者关于手边实际事务的信 息，关于某个熟人的闲话，常开的玩笑和开玩笑的方式——这些都是地方性文化交换市场的 资源。这种资源不能轻易地被转移到其他情境中去；如果文化资源协调群体纽带，那么本土 产生的资源则在有限数量的特定个体之间创造出地方性的纽带。如果说文化资源建构了共享 的社会现实，那么这些资源所创建的现实是不广泛的、碎片状的。 并且，这种资源可能会累积，但它们往往以循环流动的方式进行累积。个人经历和对话
接触产生了对话的资源,这种资源能被用于维持现有的社会关系,并且协调产生同样类型的 新的社会关系。一种可能的情况的是:个体会在他们通常接触群体的边界活动,从而遇到新 的情境,由此产生出新的对话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可以被用来建立不同的社会纽带。然而, 这种文化和联系的运动,当它们仅仅以起源于即时情境的纯粹本土的文化资源为基础时,可 能是缓慢的和偶发性的。因此,本土产生的文化往往保守地再生产出其自身和一种既定的社 会关系模式。这种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往往只有当一些外部的过程——比如政治或经济灾难 -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条件时,才会发生变化。但即使是在这里,文化和群体结构的循环 流动也倾向于稳定任何新的发展。这种文化不是变迁的动力,或者严格地说,不是一种独立 自存的因素。 文化也可以由专门的组织生产出来。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这类组织 之一,这些组织中的全职专家致力于符号表达。专业的演艺人员构成了另一类专门的文化生 产者,就好像一一对我们的目的特别重要的一一学校也是一类专门的文化生产者一样。这种 专门的文化生产机构有几个作用。与本土文化生产相比,它们能够容易得多地产生新的文化 形式一一这部分是因为内部紧急情况和文化生产组织内部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会在 新的方向上塑造它们的产品,另外也是因为其成员对文化之全职和自觉的吸收赋予他们以精 湛得多的技巧。并且专门的文化生产组织越是在它们自己之间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或市场, 文化创新—一尤其是在与任何特定的本土文化相比时—一就越有可能特别强大。于是,这种 正式的文化生产机构就变成文化圈内部—一扩展一下,还有群体结构领域一一变迁的外生来 源( exogenous sources)。 这样,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宗教文化的发展对于新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形成都是关 键性的。在韦伯充分发展的历史理论中,普世主义的世界宗教文化超越了家庭和部落一—组 织的种族基础,使官僚制国家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且最终导致“合理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产 生。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说,工业时代的大众新闻媒体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以意识形态 为导向的群体的政治形态,而流行音乐媒体则是60、7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的一个关键性的 组织基础。学校对于形成新的群体结构尤其重要,不论是对于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的产生 还是对于当代美国的专业职业圈( occupational enclaves)的形成 正式生产的文化不仅比本土文化具有更多的革新性,而且还有助于大得多的和更加自觉 的社团的产生。这类文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性情境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往往由更抽象的概 念和符号组成,并且产生出更一般化的参照系。正式生产的文化较少关注特定的个人和情境 而更多地关注适用于不同情境的共同性。它的形象,即使是具体的,也往往象征着每一个个 体,或者象征着作为一个组织单元的个人集合体。正式文化比本土文化具有更广泛的效用 它能够相对迅速地在原本彼此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供交流的个体间协调建立纽带。因此,正 式文化是非个人的官僚组织形成的基础,是对一个全权国家( overarching state)产生政治忠 诚的基础,是动员大众职业团体和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 如果说本土生产的文化支持地方性物物交换市场的话,那么,正式生产的文化则更像一 种通货那样运作。它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兑换(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交换媒介),并且能 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被用来评估声望(即,它充当了一种价值储备( a store of value))。然 而,一种真正的文化“货币”流通系统只有经过进一步的转型才能诞生:当正式的文化生产 组织不仅传播它们的文化产品,同时也对个人从它们所获得的文化产品的数量给出正式的概 括性公告( formal summary announcements)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进一步发展这种与 货币类比一一它们相当于可测量的账户单位( measurable units of account))。因此,宗教成 就有时用圣徒头衔和其他级别差异来加以概括,而在学校中获得的文化则是以年级和文凭来 概括的。一旦这些正式概括向人们开放,它们则可以被用来代替文化本身的完全展示。在进 一步的转型中,它们可能会受制于它们自己的高水平经济,正如组织性收入的价值可以被转
7 接触产生了对话的资源，这种资源能被用于维持现有的社会关系，并且协调产生同样类型的 新的社会关系。一种可能的情况的是：个体会在他们通常接触群体的边界活动，从而遇到新 的情境，由此产生出新的对话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可以被用来建立不同的社会纽带。然而， 这种文化和联系的运动，当它们仅仅以起源于即时情境的纯粹本土的文化资源为基础时，可 能是缓慢的和偶发性的。因此，本土产生的文化往往保守地再生产出其自身和一种既定的社 会关系模式。这种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往往只有当一些外部的过程——比如政治或经济灾难 ——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条件时，才会发生变化。但即使是在这里，文化和群体结构的循环 流动也倾向于稳定任何新的发展。这种文化不是变迁的动力，或者严格地说，不是一种独立 自存的因素。 文化也可以由专门的组织生产出来。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这类组织 之一，这些组织中的全职专家致力于符号表达。专业的演艺人员构成了另一类专门的文化生 产者，就好像——对我们的目的特别重要的——学校也是一类专门的文化生产者一样。这种 专门的文化生产机构有几个作用。与本土文化生产相比，它们能够容易得多地产生新的文化 形式——这部分是因为内部紧急情况和文化生产组织内部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会在 新的方向上塑造它们的产品，另外也是因为其成员对文化之全职和自觉的吸收赋予他们以精 湛得多的技巧。并且专门的文化生产组织越是在它们自己之间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或市场， 文化创新——尤其是在与任何特定的本土文化相比时——就越有可能特别强大。于是，这种 正式的文化生产机构就变成文化圈内部——扩展一下，还有群体结构领域——变迁的外生来 源（exogenous sources）。 这样，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宗教文化的发展对于新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形成都是关 键性的。在韦伯充分发展的历史理论中，普世主义的世界宗教文化超越了家庭和部落——组 织的种族基础，使官僚制国家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且最终导致“合理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产 生。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说，工业时代的大众新闻媒体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以意识形态 为导向的群体的政治形态，而流行音乐媒体则是 60、70 年代青年反叛运动的一个关键性的 组织基础。学校对于形成新的群体结构尤其重要，不论是对于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的产生， 还是对于当代美国的专业职业圈（occupational enclaves）的形成。 正式生产的文化不仅比本土文化具有更多的革新性，而且还有助于大得多的和更加自觉 的社团的产生。这类文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性情境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往往由更抽象的概 念和符号组成，并且产生出更一般化的参照系。正式生产的文化较少关注特定的个人和情境， 而更多地关注适用于不同情境的共同性。它的形象，即使是具体的，也往往象征着每一个个 体，或者象征着作为一个组织单元的个人集合体。正式文化比本土文化具有更广泛的效用； 它能够相对迅速地在原本彼此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供交流的个体间协调建立纽带。因此，正 式文化是非个人的官僚组织形成的基础，是对一个全权国家（overarching state）产生政治忠 诚的基础，是动员大众职业团体和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 如果说本土生产的文化支持地方性物物交换市场的话，那么，正式生产的文化则更像一 种通货那样运作。它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兑换（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交换媒介），并且能 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被用来评估声望（即，它充当了一种价值储备（a store of value））。然 而，一种真正的文化“货币”流通系统只有经过进一步的转型才能诞生：当正式的文化生产 组织不仅传播它们的文化产品，同时也对个人从它们所获得的文化产品的数量给出正式的概 括性公告（formal summary announcements）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进一步发展这种与 货币类比——它们相当于可测量的账户单位（measurable units of account））。因此，宗教成 就有时用圣徒头衔和其他级别差异来加以概括，而在学校中获得的文化则是以年级和文凭来 概括的。一旦这些正式概括向人们开放，它们则可以被用来代替文化本身的完全展示。在进 一步的转型中，它们可能会受制于它们自己的高水平经济，正如组织性收入的价值可以被转
化为股票,而这些股票本身在一个受制于其自身市场力量的专门股票市场上被买进卖出 旦这种情况发生,这些第二或第三等级通货之间的纯粹数量关系就变成其价值的主要决定因 素,并且能够影响它们在更加初级的市场中的使用,而与其实际的深层内容无关。 换言之,文化生产组织越正式,其文化就越类似于一种通货,而文化经济也就越容易受 特定货币作用的影响。文化所能购买的社会成员资格的“价格”可能会因为货币“供应”的 外部增长而发生通货膨涨:反过来,价格的下跌也是可以想象的。这些条件及其效果,以及 它们和物质经济之间的相互动力关系,将在下面的部分加以讨论 文化通货生产的决定因素 有多少文化通货被生产出来取决于若干原因。第一,它取决于有多少物质财富流入专门 的文化生产组织:即,物质经济有多少被投入到文化经济中。这样,在世界史上比较富庶的 社会通常负担得起较多的教堂和修道院,较多的职业性娱乐场所和较多的学校教育。但富庶 的社会并非一定这样做了;文化组织的动员和创新作用有时会受到传统统治者的抵制(正如 在中国和俄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一样),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民众宁愿将财富更多地用于直 接的物质消费。财富是一个有利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文化生产组织还受到为文化生产和传播而发明的专门技术的影响。书写本身的发 明,改良了的工具和纸张,书籍印刷,以及现代电子传媒和信息存储技术都影响了专门的文 化生产。然而,这些作用并非一律都增加了正式文化生产的数量。其中一些(如现代的电视 广播),由于其所有权的集中模式,可能会倾向于把文化生产局限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 甚至还减少了文化在社会整体中的总的种类和数量。这种技术变迁在世界历史上相对较少, 因此在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中,它们都主要是作为更加有活力的因素的背景而发生作用的。 正式文化生产数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其中相对短期的变化的决定因素,是文化生 产者之间和文化消费者之间的竞争程度。宗教和教育的历史都表现出了这种模式:如果政府 相对软弱且权力分散,宗教运动和学校就会大量出现:而当集权化的政府很强大的时候,它 们则被置于较严格的限制之下。甚至在集权政府常常接受了一种国家宗教一一或者在现代 种义务性的公共学校体系——作为官僚制管理和人口控制的基础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 这样的政府通常只支持一种宗教并压制其对手:它们的教育政策也倾向于维持一种小型的教 育体系。相反,正是一个弱势的政府,由于其无力介入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反而允许竞争性 的文化生产自由扩展。 文化通货生产的影响 大规模的正式文化生产改变整个社会。事实上,人们将他们从物质经济中获得的大量好 处投入到文化经济中,是希望在各个方面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为争夺职业领域的控制权而 展开的斗争——不论是像在现代世界里那样通过对职位的直接塑造,还是像在前工业社会里 那样通过发展一个强大国家来建立对经济的控制权一一都是那些控制着高级组织资源的群 体开展得最有效。大量而广泛的文化通货的供应,为许多群体在这种斗争中组织自己提供了 可资利用的资源,而这有可能导致垄断职业圈的大量出现。我们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尤其可以 看到这种趋势,随着正式宗教通货的扩张,地方王公和垄断性行会在不断增多的职业专门领 域内建立了大量组织。类似地,印度宗教派别的持续扩张也造成了一种长期的趋势:当较大 的职业群体分裂成受宗教管制的亚群体,种姓也分裂成次级种姓。随着获得正式教育文凭的 途径日益增加,在现代美国经济中职业圈也大量涌现 但是,这样一种扩大教育机会之过程的结果,并不会改变或几乎不会改变群体之间的分 层格局。如果先前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在争夺文化资源的比赛中保持一种领先优势,那么它们 最终很有可能在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分层体系中控制某个职位,就像在一个更加原始的、基
8 化为股票，而这些股票本身在一个受制于其自身市场力量的专门股票市场上被买进卖出。一 旦这种情况发生，这些第二或第三等级通货之间的纯粹数量关系就变成其价值的主要决定因 素，并且能够影响它们在更加初级的市场中的使用，而与其实际的深层内容无关。 换言之，文化生产组织越正式，其文化就越类似于一种通货，而文化经济也就越容易受 特定货币作用的影响。文化所能购买的社会成员资格的“价格”可能会因为货币“供应”的 外部增长而发生通货膨涨；反过来，价格的下跌也是可以想象的。这些条件及其效果，以及 它们和物质经济之间的相互动力关系，将在下面的部分加以讨论。 文化通货生产的决定因素 有多少文化通货被生产出来取决于若干原因。第一，它取决于有多少物质财富流入专门 的文化生产组织：即，物质经济有多少被投入到文化经济中。这样，在世界史上比较富庶的 社会通常负担得起较多的教堂和修道院，较多的职业性娱乐场所和较多的学校教育。但富庶 的社会并非一定这样做了；文化组织的动员和创新作用有时会受到传统统治者的抵制（正如 在中国和俄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一样），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民众宁愿将财富更多地用于直 接的物质消费。财富是一个有利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文化生产组织还受到为文化生产和传播而发明的专门技术的影响。书写本身的发 明，改良了的工具和纸张，书籍印刷，以及现代电子传媒和信息存储技术都影响了专门的文 化生产。然而，这些作用并非一律都增加了正式文化生产的数量。其中一些（如现代的电视 广播），由于其所有权的集中模式，可能会倾向于把文化生产局限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 甚至还减少了文化在社会整体中的总的种类和数量。这种技术变迁在世界历史上相对较少， 因此在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中，它们都主要是作为更加有活力的因素的背景而发生作用的。 正式文化生产数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其中相对短期的变化的决定因素，是文化生 产者之间和文化消费者之间的竞争程度。宗教和教育的历史都表现出了这种模式：如果政府 相对软弱且权力分散，宗教运动和学校就会大量出现；而当集权化的政府很强大的时候，它 们则被置于较严格的限制之下。甚至在集权政府常常接受了一种国家宗教——或者在现代， 一种义务性的公共学校体系——作为官僚制管理和人口控制的基础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 这样的政府通常只支持一种宗教并压制其对手；它们的教育政策也倾向于维持一种小型的教 育体系。相反，正是一个弱势的政府，由于其无力介入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反而允许竞争性 的文化生产自由扩展。 文化通货生产的影响 大规模的正式文化生产改变整个社会。事实上，人们将他们从物质经济中获得的大量好 处投入到文化经济中，是希望在各个方面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为争夺职业领域的控制权而 展开的斗争——不论是像在现代世界里那样通过对职位的直接塑造，还是像在前工业社会里 那样通过发展一个强大国家来建立对经济的控制权——都是那些控制着高级组织资源的群 体开展得最有效。大量而广泛的文化通货的供应，为许多群体在这种斗争中组织自己提供了 可资利用的资源，而这有可能导致垄断职业圈的大量出现。我们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尤其可以 看到这种趋势，随着正式宗教通货的扩张，地方王公和垄断性行会在不断增多的职业专门领 域内建立了大量组织。类似地，印度宗教派别的持续扩张也造成了一种长期的趋势：当较大 的职业群体分裂成受宗教管制的亚群体，种姓也分裂成次级种姓。随着获得正式教育文凭的 途径日益增加，在现代美国经济中职业圈也大量涌现。 但是，这样一种扩大教育机会之过程的结果，并不会改变或几乎不会改变群体之间的分 层格局。如果先前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在争夺文化资源的比赛中保持一种领先优势，那么它们 最终很有可能在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分层体系中控制某个职位，就像在一个更加原始的、基
于经济或政治的分层体系中一样。此外,整个文化生产系统的扩张,如果没有相应的具有吸 引力的职位数量的扩张,会导致旧职位的文化价格发生通货膨胀。例如,在中国,从十六世 纪到十九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但政府职位的 数量却几乎保持不变。因此,文化价格上升了—一考试体系被精细化了,最终变成可能需要 个学者花30年时间才能通过的一系列考试。文凭发生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时期是在1800 年左右的德国,当时大学里挤满了政府职位的应聘者:压力导致了一场改革,使越来越多的 职位对受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韦伯注意到,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官僚制对职业 的要求有一种通货膨胀的趋势。换言之,文化商品是在物质领域争夺职位的资源这一事实意 味着:各种群体所能购买的东西是有限制的,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同样可能发生在纯粹 的文化市场中。 为了研究这种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转而讨论文化市场和物质生产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文化商品投资的增加会带来物质生产的扩张。这发生在以下这些情况:文化商品 被用来建立更大的协调和控制之社会网络,以使更广泛的经济交换成为可能:因此,将文化 商品投资于建立园艺社会、农业社会及早期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往往有助于物质经济的扩 张,并增加其生产力。或者,在现代工业经济(以及在农业经济)中,一段时期的文化市场 的扩张可能会通过创造出一种信心和增长的氛围来刺激物质生产;通过开启一个新的物质投 资领域(投资于文化生产的物质基础),以及通过松动僵化的组织结构,它还特别可能有助 于克服一种长期的物质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的危机。这甚至在文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互动呈 现出上文所提到的“通胀性”平衡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在这种平衡中,文化投资者所追求 的支配地位的好处并未发生,因为投资者的相对地位并未发生改变 这种对物质经济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尚未实现的物质扩张潜力的存在。必须有潜在的资源 和市场;这种情况应该只缺乏组织联系,或者只缺乏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种心理上的信心的 推动。没有这种条件,文化经济的扩张将会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2、增加对文化商品的投资可能带来社会中支配程度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从长期来 看,在从狩猎和采集社会到原始园艺社会,到发达园艺社会,再到农业型社会的所有转变中 情形往往都是这样的:所有这些转变一一尽管它们可能通过宗教的、或其他文化上层建筑的 组织而经历过一段最初的物质生产的增长一一最终都形成了一种明显比以前更加不平等的 典型的物质分配结构。可能每一种社会都经历了一个生产全面扩展的初期阶段:然后,其中 对于文化和军事等上层建筑的投资部分导致了比以前更大的不平等,最后社会便形成一种经 济停滞的模式。大多数农业社会在向工业化突破的时候都肯定经历了这一困难:支配结构使 得市场通常只限于为上层阶级提供奢侈品,而使批量生产变得有价值所必需的大众消费者市 场却很少有机会被建立起来 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要求在之前的农业社会中产生一些对再分配的压力,而文化市场有可 能在其中拥有一席之地。(韦伯关于基督教的论题可以在这一意义上来加以阐释。)然而,从 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同样可能至少在结构上具有重复早期模式的可能性:文化资源可以被以 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以至于强化了经济支配和不平等而非经济扩张,因此它们还可能促 发经济停滞。工业社会存在的时间不长,还不足以让我们对这些可能性有很多证据。有一点 似乎是清楚的: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中不平等的水平要低一些;但同样清楚的是,这 种新的水平并没有不断减少,而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稳定的高水平。对于美国来说,这个高 水平形成于二战时期;从那时开始,文化市场的大规模扩展对于不平等的整体模式几乎没有 影响。(二十世纪其他工业社会的历史上似乎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在物质生产之物质经济的背景下,一种文化经济一—它发展成一定水平的支配一一的增 长往往会恶化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这个潜在问题。(在一种农业经济中,为了支配而对文化 所作的类似应用会阻碍任何大众市场的成长,因此也会阻碍任何向工业主义的转变;在今天
9 于经济或政治的分层体系中一样。此外，整个文化生产系统的扩张，如果没有相应的具有吸 引力的职位数量的扩张，会导致旧职位的文化价格发生通货膨胀。例如，在中国，从十六世 纪到十九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但政府职位的 数量却几乎保持不变。因此，文化价格上升了——考试体系被精细化了，最终变成可能需要 一个学者花 30 年时间才能通过的一系列考试。文凭发生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时期是在 1800 年左右的德国，当时大学里挤满了政府职位的应聘者；压力导致了一场改革，使越来越多的 职位对受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韦伯注意到，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官僚制对职业 的要求有一种通货膨胀的趋势。换言之，文化商品是在物质领域争夺职位的资源这一事实意 味着：各种群体所能购买的东西是有限制的，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同样可能发生在纯粹 的文化市场中。 为了研究这种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转而讨论文化市场和物质生产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 1、对文化商品投资的增加会带来物质生产的扩张。这发生在以下这些情况：文化商品 被用来建立更大的协调和控制之社会网络，以使更广泛的经济交换成为可能；因此，将文化 商品投资于建立园艺社会、农业社会及早期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往往有助于物质经济的扩 张，并增加其生产力。或者，在现代工业经济（以及在农业经济）中，一段时期的文化市场 的扩张可能会通过创造出一种信心和增长的氛围来刺激物质生产；通过开启一个新的物质投 资领域（投资于文化生产的物质基础），以及通过松动僵化的组织结构，它还特别可能有助 于克服一种长期的物质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的危机。这甚至在文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互动呈 现出上文所提到的“通胀性”平衡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在这种平衡中，文化投资者所追求 的支配地位的好处并未发生，因为投资者的相对地位并未发生改变。 这种对物质经济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尚未实现的物质扩张潜力的存在。必须有潜在的资源 和市场；这种情况应该只缺乏组织联系，或者只缺乏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种心理上的信心的 推动。没有这种条件，文化经济的扩张将会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2、增加对文化商品的投资可能带来社会中支配程度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从长期来 看，在从狩猎和采集社会到原始园艺社会，到发达园艺社会，再到农业型社会的所有转变中， 情形往往都是这样的；所有这些转变——尽管它们可能通过宗教的、或其他文化上层建筑的 组织而经历过一段最初的物质生产的增长——最终都形成了一种明显比以前更加不平等的 典型的物质分配结构。可能每一种社会都经历了一个生产全面扩展的初期阶段；然后，其中 对于文化和军事等上层建筑的投资部分导致了比以前更大的不平等，最后社会便形成一种经 济停滞的模式。大多数农业社会在向工业化突破的时候都肯定经历了这一困难；支配结构使 得市场通常只限于为上层阶级提供奢侈品，而使批量生产变得有价值所必需的大众消费者市 场却很少有机会被建立起来。 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要求在之前的农业社会中产生一些对再分配的压力，而文化市场有可 能在其中拥有一席之地。（韦伯关于基督教的论题可以在这一意义上来加以阐释。）然而，从 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同样可能至少在结构上具有重复早期模式的可能性：文化资源可以被以 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以至于强化了经济支配和不平等而非经济扩张，因此它们还可能促 发经济停滞。工业社会存在的时间不长，还不足以让我们对这些可能性有很多证据。有一点 似乎是清楚的：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中不平等的水平要低一些；但同样清楚的是，这 种新的水平并没有不断减少，而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稳定的高水平。8对于美国来说，这个高 水平形成于二战时期；从那时开始，文化市场的大规模扩展对于不平等的整体模式几乎没有 影响。（二十世纪其他工业社会的历史上似乎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在物质生产之物质经济的背景下，一种文化经济——它发展成一定水平的支配——的增 长往往会恶化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这个潜在问题。（在一种农业经济中，为了支配而对文化 所作的类似应用会阻碍任何大众市场的成长，因此也会阻碍任何向工业主义的转变；在今天
的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处于停滞状态的半农半工业经济中就有这种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发现,扩展了的文化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停滞甚或危机。如果第一种 可能性的原因是尚未使用的物质生产能力和较开放的市场的存在,那么第二种可能性的原因 则可能是这些条件的不存在;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文化经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至 于这第二种可能性,我们还所知甚少。 3、文化市场可能导致物质产品的某些再分配。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以及可能在早期社 会的某些时期,情况都是这样。这首先发生在将商品再分配给参与文化生产的中产阶级时; 教师(或者牧师、僧侣等)数量的增长本身就是在上层建筑中就职人数的增长。因此,文化 生产工业在几乎整个20世纪的美国的普遍扩展,就成为物质资源再分配中的一个要素,而 如果没有这种再分配,这些资源就可能流向以前政治部门中的一小群统治者。此外,教育文 凭被用于扩展独立的职业圈,以及行政部门中对生产力而言多余的部分,并且,它们还有助 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塑造职业,以至于将闲暇转移到了工作内部。非生产性的白领部门的增长 首先是通过将文化资源投入职业财产这一机制而实现的。因此,文化市场的扩张,即使没有 改变财富分配的整体比例,也导致了依赖于“政治”部门(“闲职部门”)的人数的增长,这 些人凭借支配结构而非生产结构来获得其物质商品 一旦这种革命发生,它似乎没有进一步的影响。然而,受雇于闲职部门的人数持续上升, 甚至在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几乎没有改变的时期也是如此。这里可能会有两个相互抵消的过程 同时发生:(a)向闲职部门的转移造成持续的再分配:以及(b)同时,支配部门作为一个 整体与生产部门对立的趋势会制造出更大的不平等。持续的技术性生产过剩和财富集中化的 过程使经济长期处于不饱和运作的状态,因为它抑制了消费总需求。闲职部门的增长正好足 以抵消这一效果,并在一个稳定的不平等水平上维持一种大致的均衡。任一个部门内部职业 的短期转移、战争以及其他类似现象,使经济在这一均衡关系的两边发生短暂和轻微的移动, 但长期的模式是异常稳定的。 4、最后,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由文化市场的扩张所带来的对物质商品进行极端再分配的 可能性。举例来说,如果文化运动广泛地动员起了几乎全部人口,那么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 的。将要以这些文化资源为基础的组织不会再是如此等级分明的:文化资源将会变得非常普 通,以至于没有人会过多地受到拥有文化资源的另一些人的影响。这种趋势可能被认为是革 命性的。但任何一场保留了一个集权制组织的革命,其本身就与普遍文化平等的向心趋势相 对立,它要么会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精英群体(例如,通过建立诸如新的革命党成员资格之类 的文化新标准——这些革命党成员的精英地位由统治资源所支撑),要么难以维系它自己的 集权地位。因为对于文化资源的个人投资者总是希望提高他们自己的主观声望;如果可能的 话,通过在客观世界支配他人而做到这一点,否则就通过创造一个他自己独立的圈子一一在 这个圈子里,个人自己的文化标准本身受到关注—一来实现。在大众动员的情形下(这不是 个短暂的插曲),个人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相对于以前支配者的相对地位的提高不再 具有任何价值,而仅仅只是使先前的精英等同于大多数;接下去他们就会退入私人领域,在 那里,他们自己的特异性将成为最好的主观表达。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想,社会组织 将会趋向于碎裂。任何支配性的文化通货将不再存在:多种族或多宗教的王国将会分裂成单 种族的国家°;现代地位群体( status groups)将各行其是而忽略他人的声望要求( prestige claims)。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一种文化资源的高水平平等的 达成往往都会导致社会的去中心化( social decentralization)。 于是,文化市场各种各样的物质结果可能常常会使投资者失望。有时,如果有多余的物 质生产力有待实现,那么一个不断扩张的文化市场将有助于经济整体生产力的提高。但文化 商品首先是支配资源: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地位竞争的通涨性循环中,其结果很可能是将一种 不能被打破的、物质相对不平等的支配模式固化下来。在某些时期,文化市场可能会带来再
10 的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处于停滞状态的半农半工业经济中就有这种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发现，扩展了的文化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停滞甚或危机。如果第一种 可能性的原因是尚未使用的物质生产能力和较开放的市场的存在，那么第二种可能性的原因 则可能是这些条件的不存在；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文化经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组织起来。至 于这第二种可能性，我们还所知甚少。 3、文化市场可能导致物质产品的某些再分配。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以及可能在早期社 会的某些时期，情况都是这样。这首先发生在将商品再分配给参与文化生产的中产阶级时； 教师（或者牧师、僧侣等）数量的增长本身就是在上层建筑中就职人数的增长。因此，文化 生产工业在几乎整个 20 世纪的美国的普遍扩展，就成为物质资源再分配中的一个要素，而 如果没有这种再分配，这些资源就可能流向以前政治部门中的一小群统治者。此外，教育文 凭被用于扩展独立的职业圈，以及行政部门中对生产力而言多余的部分，并且，它们还有助 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塑造职业，以至于将闲暇转移到了工作内部。非生产性的白领部门的增长， 首先是通过将文化资源投入职业财产这一机制而实现的。因此，文化市场的扩张，即使没有 改变财富分配的整体比例，也导致了依赖于“政治”部门（“闲职部门”）的人数的增长，这 些人凭借支配结构而非生产结构来获得其物质商品。 一旦这种革命发生，它似乎没有进一步的影响。然而，受雇于闲职部门的人数持续上升， 甚至在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几乎没有改变的时期也是如此。这里可能会有两个相互抵消的过程 同时发生：（a）向闲职部门的转移造成持续的再分配；以及（b）同时，支配部门作为一个 整体与生产部门对立的趋势会制造出更大的不平等。持续的技术性生产过剩和财富集中化的 过程使经济长期处于不饱和运作的状态，因为它抑制了消费总需求。闲职部门的增长正好足 以抵消这一效果，并在一个稳定的不平等水平上维持一种大致的均衡。任一个部门内部职业 的短期转移、战争以及其他类似现象，使经济在这一均衡关系的两边发生短暂和轻微的移动， 但长期的模式是异常稳定的。 4、最后，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由文化市场的扩张所带来的对物质商品进行极端再分配的 可能性。举例来说，如果文化运动广泛地动员起了几乎全部人口，那么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 的。将要以这些文化资源为基础的组织不会再是如此等级分明的；文化资源将会变得非常普 通，以至于没有人会过多地受到拥有文化资源的另一些人的影响。这种趋势可能被认为是革 命性的。但任何一场保留了一个集权制组织的革命，其本身就与普遍文化平等的向心趋势相 对立，它要么会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精英群体（例如，通过建立诸如新的革命党成员资格之类 的文化新标准——这些革命党成员的精英地位由统治资源所支撑），要么难以维系它自己的 集权地位。因为对于文化资源的个人投资者总是希望提高他们自己的主观声望；如果可能的 话，通过在客观世界支配他人而做到这一点，否则就通过创造一个他自己独立的圈子——在 这个圈子里，个人自己的文化标准本身受到关注——来实现。在大众动员的情形下（这不是 一个短暂的插曲），个人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他们相对于以前支配者的相对地位的提高不再 具有任何价值，而仅仅只是使先前的精英等同于大多数；接下去他们就会退入私人领域，在 那里，他们自己的特异性将成为最好的主观表达。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想，社会组织 将会趋向于碎裂。任何支配性的文化通货将不再存在；多种族或多宗教的王国将会分裂成单 一种族的国家9；现代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将各行其是而忽略他人的声望要求（prestige claims）。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一种文化资源的高水平平等的 达成往往都会导致社会的去中心化（social decentralization）。 于是，文化市场各种各样的物质结果可能常常会使投资者失望。有时，如果有多余的物 质生产力有待实现，那么一个不断扩张的文化市场将有助于经济整体生产力的提高。但文化 商品首先是支配资源；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地位竞争的通涨性循环中，其结果很可能是将一种 不能被打破的、物质相对不平等的支配模式固化下来。在某些时期，文化市场可能会带来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