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社会 社会的概念证实了尼采( Nietzsche)的洞见,即那些“基本是过程之速记”( which are basically shorthand for process)的概念难以从字面上加以定义。社会主要是过程:其 运动的法则比任何从常量得出的推论更能诠释社会。固定其界限的尝试也以同样结果告终 例如,若仅将社会定义为人类,包括它所分解成为并据以构建的所有亚群体,或者更简单地 称之为生活在一定时期内的人类的总体,便会因此而忽略了这一概念中所有更微妙的含义。 此类正式定义预先假定社会已然是人的社会、社会本身就是人、直接有其主体:似乎特定的 社会交往并非确切地存在于制度对人的凌驾之中一一后者逐渐成为前者的不合格产品。在世 事殊异的过往年代里一一比如石器时代——“社会”一词与发达资本主义之下的同一词语鲜 有类似含义。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律史学家J.C.布伦奇里(J.C. Bluntshli)将“社会”描 述为一个“第三等级的概念”( concept of the third estate)。那不仅是因为平等主义的 潮流注入其中,使之区别于封建的或专制的“高贵”或“上流”社会的概念,而且还因为这 一概念在其结构上符合中产阶级的社会模式。 特别是,它并非一个分类概念,比如说,不是其下排列着所有次级社会形式的社会学的 最高抽象物。依照这种思维方式,人们倾向于将通行的关于一个连续的和等级化的范畴序列 的科学理念混同于知识本身的对象。“社会”概念蕴含的客体自身从理性上说并不是连续的 社会之于其元素也不同于全体之于部分:它不仅是个动力范畴,而且也是个功能范畴。对这 第一个、依旧很抽象的粗略定义,让我们再加以进一步的界定,即所有个体都依赖于它们组 成的全体。在这种全体中,个人之间也彼此依赖。只有通过联合其成员所履行的功能,整体 才能生存。每一个体无一例外地必须承担某种功能以延续他的存在;的确,当他的功能延续 时,他即被教导对之表达谢意 正因为这一功能结构,社会之总念无法以任何直接方式被把握,也无法象自然科学的定 律那样由彻底的证明而获得。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潮流因而倾向于将它仅作为一个哲学的残存 物而摒弃。然而这种实在论本身却不现实。因为尽管社会之总念既不能由任何个体事实而推 知,另一方面其本身也不能被当作一个个体事实来理解,但却没有什么社会事实不是由作为 整体的社会所决定的。社会在每个具体的社会情境背后,作为一个整体而呈现。冲突,比如 典型的经理与雇员之间的冲突,就不是什么不需任何外在参照物就能彻底得到理解的终极现 实。毋宁说它们是更深层对立的表症。然而,我们不能象具体对一般那样,将个体的冲突归 入更大的现象中去。首要的一点是,这种对立依据这样的冲突所处的时间与空间起到了规律 的作用。因此,例如目下在管理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所谓工资满意度只明显地与特定工厂和 特定生产部门有关。实际上它同样依赖整个价格体系:依赖各种平行的力量,这些力量首先 产生了价格体系,并远远超越了不同企业家集团和工人集团之间的斗争,以至于后者已被纳 入这个体系,并代表一种并不总是与其组织归属相一致的选民潜力。在工资满意度和所有其 它事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直接或间接的权力结构,是企业家对生产机制的控制。对这一事 实没有具体的认识,不把部分视作真正是整体的一部分,则无法充分理解任何既定的个体情 境。正如没有协调的对象,没有协调的要素——个人、制度、情境,就不存在社会协调一样, 没有前者的协调,后者就不能存在。当细节因其实实在在的直接性( tangible immediacy) 而成为似乎是最强有力的现实时,它们便将遮蔽真实的洞察。 由于社会既不能被定义为一个目前逻辑意义上的概念,也无法得到经验的说明,而恰在 此时社会现象又不断要求某种概念化,则后者的恰当工具就是思辩的理论。只有一个彻底的 本文原名” Society”,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编的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 A Reader(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 267-75
32.1 社会* 社会的概念证实了尼采（Nietzsche）的洞见，即那些“基本是过程之速记”（which are basically shorthand for process）的概念难以从字面上加以定义。社会主要是过程；其 运动的法则比任何从常量得出的推论更能诠释社会。固定其界限的尝试也以同样结果告终。 例如，若仅将社会定义为人类，包括它所分解成为并据以构建的所有亚群体，或者更简单地 称之为生活在一定时期内的人类的总体，便会因此而忽略了这一概念中所有更微妙的含义。 此类正式定义预先假定社会已然是人的社会、社会本身就是人、直接有其主体；似乎特定的 社会交往并非确切地存在于制度对人的凌驾之中——后者逐渐成为前者的不合格产品。在世 事殊异的过往年代里——比如石器时代——“社会”一词与发达资本主义之下的同一词语鲜 有类似含义。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律史学家 J.C.布伦奇里（J.C.Bluntshli）将“社会”描 述为一个“第三等级的概念”（concept of the third estate）。那不仅是因为平等主义的 潮流注入其中，使之区别于封建的或专制的“高贵”或“上流”社会的概念，而且还因为这 一概念在其结构上符合中产阶级的社会模式。 特别是，它并非一个分类概念，比如说，不是其下排列着所有次级社会形式的社会学的 最高抽象物。依照这种思维方式，人们倾向于将通行的关于一个连续的和等级化的范畴序列 的科学理念混同于知识本身的对象。“社会”概念蕴含的客体自身从理性上说并不是连续的。 社会之于其元素也不同于全体之于部分：它不仅是个动力范畴，而且也是个功能范畴。对这 第一个、依旧很抽象的粗略定义，让我们再加以进一步的界定，即所有个体都依赖于它们组 成的全体。在这种全体中，个人之间也彼此依赖。只有通过联合其成员所履行的功能，整体 才能生存。每一个体无一例外地必须承担某种功能以延续他的存在；的确，当他的功能延续 时，他即被教导对之表达谢意。 正因为这一功能结构，社会之总念无法以任何直接方式被把握，也无法象自然科学的定 律那样由彻底的证明而获得。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潮流因而倾向于将它仅作为一个哲学的残存 物而摒弃。然而这种实在论本身却不现实。因为尽管社会之总念既不能由任何个体事实而推 知，另一方面其本身也不能被当作一个个体事实来理解，但却没有什么社会事实不是由作为 整体的社会所决定的。社会在每个具体的社会情境背后，作为一个整体而呈现。冲突，比如 典型的经理与雇员之间的冲突，就不是什么不需任何外在参照物就能彻底得到理解的终极现 实。毋宁说它们是更深层对立的表症。然而，我们不能象具体对一般那样，将个体的冲突归 入更大的现象中去。首要的一点是，这种对立依据这样的冲突所处的时间与空间起到了规律 的作用。因此，例如目下在管理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所谓工资满意度只明显地与特定工厂和 特定生产部门有关。实际上它同样依赖整个价格体系；依赖各种平行的力量，这些力量首先 产生了价格体系，并远远超越了不同企业家集团和工人集团之间的斗争，以至于后者已被纳 入这个体系，并代表一种并不总是与其组织归属相一致的选民潜力。在工资满意度和所有其 它事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直接或间接的权力结构，是企业家对生产机制的控制。对这一事 实没有具体的认识，不把部分视作真正是整体的一部分，则无法充分理解任何既定的个体情 境。正如没有协调的对象，没有协调的要素——个人、制度、情境，就不存在社会协调一样， 没有前者的协调，后者就不能存在。当细节因其实实在在的直接性（tangible immediacy） 而成为似乎是最强有力的现实时，它们便将遮蔽真实的洞察。 由于社会既不能被定义为一个目前逻辑意义上的概念，也无法得到经验的说明，而恰在 此时社会现象又不断要求某种概念化，则后者的恰当工具就是思辩的理论。只有一个彻底的 * 本文原名”Society”, 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编的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267-75
社会理论才能说明社会到底是什么。近来这一点遭到反对,理由是,坚持诸如社会的概念是 不科学的,这样会导致真理和谬误单单成为句子的特征而非作为整体观念的特征。这种反对 意见混淆了社会的自行致效概念( a self- validation concept)与其传统型定义。前者在 被理解的同时必定在发展,而不能为了某种假设的思想条理性的便利而用武断的术语对其加 以限定 认为社会必须通过理论来加以界定的要求一一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理论,必须进一步应 付一种怀疑,即认为这种理论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模式,而后者仍被假设暗中对前者有约 束力。自然科学中理论代表了精确界定的概念与可重复试验之间清晰的接触点。但是,一个 自我发展的社会理论不需顾及这一令人生畏的模式,因为它宣称自己的任务是起协调作用 由于反对意见以直接性和当下性( presence)的标准衡量社会之概念,并且若社会即协调, 则这些标准对它就无效。下一步是来自内部的对于事物的理想知识:据称,社会理论将自己 牢牢地固定在这种主体性的背后。这只会阻碍科学的进步,争论意见这样认为,并且在最繁 荣的科学领域内,它早已被消除。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社会既是、又不是从内部得到了解的。 既然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产物,它活生生的主体便仍能在其中辨识自己,就如同远距离的 观察。这种观察的方式大大不同于化学和物理学中对物体的观察方式。事实上,在中产阶级 社会里,理性行动正如可以被客观地驱动一样,也可以被客观地“理解”。这是马克思·韦 伯和狄尔泰一代人的伟大教诲。不过,他们的理解概念只是单方面的,以致它排斥了社会中 所有抵制观察者鉴别的事物。这便是涂尔干原则的涵义,他认为应当象对待物品那样看待社 会事实,首要地是要放弃任何去“理解”它们的努力。他坚持认为,社会在面对每一个个体 时首先是异己的,且颇具威胁性,是一种限制。要真是这样,则对社会性质的真实反映恰恰 始于“理解”的终结处。涂尔干所赞许的科学方法因而表现为黑格尔所说的、与其成员相对 抗的、社会构成的“第二自然”。这个马克思·韦伯的反命题和后者一样也是不全面的, 为正如韦伯无法超越社会基本是可理解的观念那样,它也无法超越社会基本是不可理解的观 念。不过,社会对于理性理解的抗拒,应当首先被理解为越来越独立于人类的、晦暗难明的 人际关系,它们现在象某种不同物质那样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今天,社会学的任务应该是 理解不可理解的事物,理解人类变得没有人性的过程 此外,从哲学中派生出来的旧社会学的反理论概念本身就是些被遗忘与被压制的理论碎 片。20世纪早期德国人的理解总念只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世俗化,是可以被把握的一个整 体之总念的世俗化;只有它将自己限制于特殊的行动,特有的形象,而毫不顾及社会整体; 被认为是孤立的现象则从这一整体中推知其含义。另一方面,对不可理解的事物的热衷将历 时性的社会对立转变为有问题的事实( quaestiones facti),这一未被调和的情境本身,在 某种精神禁欲主义中得到考虑,而被最终接受的东西则得到了美化:社会是一个作为集体限 制的机构。 同样地,当代社会学中的主流学派也是理论关系的碎片,这带来了同样有意义的后果 而由于其实证主义的倾向,它拒绝承认这一点。例如,“角色”这一总念近年来常被当作社 会学和理解一般人类活动的一把钥匙。这一总念源自个人纯粹的为他人而存在的性质(pure being-for- others),源自他们在社会限制中的彼此束缚;在这种状态中,他们之间互不调 和,与自身也不同一。人们在结构性的社会机构中找到了他们的“角色”,这一机构训导人 们净化自我保护而同时又拒绝他们保存自我。身份本身的全能原则、社会任务的抽象可互换 性将消灭人们的个人身份。毫不意外,“角色”这一总念(一个宣称无关乎价值的总念)获 自于剧院,在那里演员们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所扮演的身份。这种分歧不过是潜伏的社会对立 的一种表现。一个真正的社会理论应当能够从这种直接的现象观察转向对其更深层次社会原 因的理解:为何今天人们仍旧坚持角色的扮演。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格面具( character-masks) 的总念能够间接地解释这一点:这一总念不仅预料到这个后来出现的范畴,还在实际生活中
社会理论才能说明社会到底是什么。近来这一点遭到反对，理由是，坚持诸如社会的概念是 不科学的，这样会导致真理和谬误单单成为句子的特征而非作为整体观念的特征。这种反对 意见混淆了社会的自行致效概念（a self-validation concept）与其传统型定义。前者在 被理解的同时必定在发展，而不能为了某种假设的思想条理性的便利而用武断的术语对其加 以限定。 认为社会必须通过理论来加以界定的要求——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理论，必须进一步应 付一种怀疑，即认为这种理论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模式，而后者仍被假设暗中对前者有约 束力。自然科学中理论代表了精确界定的概念与可重复试验之间清晰的接触点。但是，一个 自我发展的社会理论不需顾及这一令人生畏的模式，因为它宣称自己的任务是起协调作用。 由于反对意见以直接性和当下性（presence）的标准衡量社会之概念，并且若社会即协调， 则这些标准对它就无效。下一步是来自内部的对于事物的理想知识：据称，社会理论将自己 牢牢地固定在这种主体性的背后。这只会阻碍科学的进步，争论意见这样认为，并且在最繁 荣的科学领域内，它早已被消除。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社会既是、又不是从内部得到了解的。 既然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产物，它活生生的主体便仍能在其中辨识自己，就如同远距离的 观察。这种观察的方式大大不同于化学和物理学中对物体的观察方式。事实上，在中产阶级 社会里，理性行动正如可以被客观地驱动一样，也可以被客观地“理解”。这是马克思·韦 伯和狄尔泰一代人的伟大教诲。不过，他们的理解概念只是单方面的，以致它排斥了社会中 所有抵制观察者鉴别的事物。这便是涂尔干原则的涵义，他认为应当象对待物品那样看待社 会事实，首要地是要放弃任何去“理解”它们的努力。他坚持认为，社会在面对每一个个体 时首先是异己的，且颇具威胁性，是一种限制。要真是这样，则对社会性质的真实反映恰恰 始于“理解”的终结处。涂尔干所赞许的科学方法因而表现为黑格尔所说的、与其成员相对 抗的、社会构成的“第二自然”。这个马克思·韦伯的反命题和后者一样也是不全面的，因 为正如韦伯无法超越社会基本是可理解的观念那样，它也无法超越社会基本是不可理解的观 念。不过，社会对于理性理解的抗拒，应当首先被理解为越来越独立于人类的、晦暗难明的 人际关系，它们现在象某种不同物质那样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今天，社会学的任务应该是 理解不可理解的事物，理解人类变得没有人性的过程。 此外，从哲学中派生出来的旧社会学的反理论概念本身就是些被遗忘与被压制的理论碎 片。20 世纪早期德国人的理解总念只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世俗化，是可以被把握的一个整 体之总念的世俗化；只有它将自己限制于特殊的行动，特有的形象，而毫不顾及社会整体； 被认为是孤立的现象则从这一整体中推知其含义。另一方面，对不可理解的事物的热衷将历 时性的社会对立转变为有问题的事实（quaestiones facti），这一未被调和的情境本身，在 某种精神禁欲主义中得到考虑，而被最终接受的东西则得到了美化：社会是一个作为集体限 制的机构。 同样地，当代社会学中的主流学派也是理论关系的碎片，这带来了同样有意义的后果； 而由于其实证主义的倾向，它拒绝承认这一点。例如，“角色”这一总念近年来常被当作社 会学和理解一般人类活动的一把钥匙。这一总念源自个人纯粹的为他人而存在的性质（pure being-for-others），源自他们在社会限制中的彼此束缚；在这种状态中，他们之间互不调 和，与自身也不同一。人们在结构性的社会机构中找到了他们的“角色”，这一机构训导人 们净化自我保护而同时又拒绝他们保存自我。身份本身的全能原则、社会任务的抽象可互换 性将消灭人们的个人身份。毫不意外，“角色”这一总念（一个宣称无关乎价值的总念）获 自于剧院，在那里演员们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所扮演的身份。这种分歧不过是潜伏的社会对立 的一种表现。一个真正的社会理论应当能够从这种直接的现象观察转向对其更深层次社会原 因的理解：为何今天人们仍旧坚持角色的扮演。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格面具（character-masks） 的总念能够间接地解释这一点；这一总念不仅预料到这个后来出现的范畴，还在实际生活中
推寻到了它。但如果关于社会的科学继续使用这样的概念,同时满怀惧意地远离了置这些概 念于透视角度并给予它们以终极意义的理论,那它就只能以意识形态的仆庸而告终。角色概 念未加分析就提取自社会虚伪的外表,它有助于使角色扮演这个怪物本身永存。 若不满足于停留在这一水平,那么关于社会的总念就将是批判性的。它将远远超出认为 所有事物都相互联系的平庸观念。这种观念的空洞与抽象,与其说是思维贫弱的标志,毋宁 说是社会构建本身中蹩脚的恒久性( shabby permanency)的标志:现代社会中市场体系的 标志。首先,客观的抽象不是发生于科学思维中,而是发生于交换体系本身的普遍发展中 交换体系的发展独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 qualitative attitudes),独立于生产形式,甚 至独立于需求—一社会机制倾向于将它作为某种次级副产品来满足。利润是第一位的。整个 人类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者网络,事实上有着自己的需求的人,在工业发展水平和他们自己 所涉入的经济关系的操纵下,变成了超出其任何质朴想象的东西,尽管这一点很难进行经验 的观察。隐含在市场体系中的抽象,超越了社会分化的所有具体形式,代表着一般对特殊 社会对其俘获成员的主宰。这完全不象 the logistics of reduction(?)和统一的工作 时间所表现的那样是个中性的社会现象。在人们被降为交换价值的载体的背后,存在着人对 人的主宰。这仍旧是个基本的事实,尽管政治科学的范畴一次次面临困难。整个体系的形式 要求每个人都遵守交换的法则,如果他不打算被毁灭的话,而不管利润是否他的主观动机 这一市场体系的普遍法则丝毫不因世界各地残余的退化地区和古代社会形式而失效。陈 旧的帝国主义理论已指出,当时被称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地区在经济上的功 能关系。这两者不仅并列而且相互依存。当旧式的殖民主义被消灭时,所有这些又转化成政 治利益和政治关系。在这一背景下,理性的经济与发展援助几乎不能说是奢侈品。在交换社 会中,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与飞地绝非是疏远的东西,也不仅仅是过去时代的残迹:它们对市 场体系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不合理的制度有助于一个手段合理但目标不合理的社会的顽固 不合理性( irrationality)。比如家庭这样的制度—一可以追溯其自然渊源,且其双重结构 逃脱了交换平等性的规约,它之所以存在相对的抵抗力量,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若无它的 帮助,象小农阶级这样特定的生存方式,作为一个不合理的成分将很难存活,因为没有整个 中产阶级大厦的崩溃,它们将不可能自行合理化。 社会合理化逐渐增加和市场体系的普遍扩展的过程的发生并不超越、也非不顾及具体的 社会冲突和对立。它通过那些对立本身起作用,同时后者在此过程中将社会撕裂开来。因为 在交换制度下产生和再复制的对立随时能将组织化的社会引入根本性的灾难并将其毁灭。整 个事件缓慢而痛苦地进行,其中人的代价无法言传,而这只不过因了利益的驱动和个人对社 会整体的破裂的内化。今日之社会依然是阶级斗争,同这一概念产生的那个时代并无二致 东方国家里的镇压潮流显示出那里的情况也无不同。尽管关于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预言在 很长时间之后尚未成真,但所谓阶级消失只是幻觉、副现象( epiphenomenon)。在发达国 家里很可能主观的阶级意识己经弱化,首先在美国它从来就不强烈。但是社会理论不应该建 立在主观意识的基础之上。而且当社会逐渐控制了意识本身的形式之时,情况益发如此。甚 至常被夸耀的消费习惯与教育机会的平衡也是个主观现象,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主观意识的一 部分而非客观的社会事实。即使从一个主观的角度来看,阶级关系也不象主导意识形态教我 们相信的那样容易被消除。最近的社会学经验调查已能区分按一般统计方法所划分的上层阶 级与下层阶级之间基本的态度差异。下层阶级较少幻想,较少“理想主义”。快乐的少数人 认为他们太过“物质主义”( materialism)。同过去一样,今天的工人仍然认为社会这玩意 分裂为上层与下层。众所周知,形式上的教育机会平等与大中院校里工人阶级子女的实际比 例一点都不相符。 由于同主体性隔离开来,阶级差异便随着资本的日趋集中而客观地发展。这在个体的生 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若非如此,阶级之总念将会只是个崇拜物罢了。即使消费者的需求
推寻到了它。但如果关于社会的科学继续使用这样的概念，同时满怀惧意地远离了置这些概 念于透视角度并给予它们以终极意义的理论，那它就只能以意识形态的仆庸而告终。角色概 念未加分析就提取自社会虚伪的外表，它有助于使角色扮演这个怪物本身永存。 若不满足于停留在这一水平，那么关于社会的总念就将是批判性的。它将远远超出认为 所有事物都相互联系的平庸观念。这种观念的空洞与抽象，与其说是思维贫弱的标志，毋宁 说是社会构建本身中蹩脚的恒久性（shabby permanency）的标志：现代社会中市场体系的 标志。首先，客观的抽象不是发生于科学思维中，而是发生于交换体系本身的普遍发展中； 交换体系的发展独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qualitative attitudes），独立于生产形式，甚 至独立于需求——社会机制倾向于将它作为某种次级副产品来满足。利润是第一位的。整个 人类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者网络，事实上有着自己的需求的人，在工业发展水平和他们自己 所涉入的经济关系的操纵下，变成了超出其任何质朴想象的东西，尽管这一点很难进行经验 的观察。隐含在市场体系中的抽象，超越了社会分化的所有具体形式，代表着一般对特殊、 社会对其俘获成员的主宰。这完全不象 the logistics of reduction（？）和统一的工作 时间所表现的那样是个中性的社会现象。在人们被降为交换价值的载体的背后，存在着人对 人的主宰。这仍旧是个基本的事实，尽管政治科学的范畴一次次面临困难。整个体系的形式 要求每个人都遵守交换的法则，如果他不打算被毁灭的话，而不管利润是否他的主观动机。 这一市场体系的普遍法则丝毫不因世界各地残余的退化地区和古代社会形式而失效。陈 旧的帝国主义理论已指出，当时被称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地区在经济上的功 能关系。这两者不仅并列而且相互依存。当旧式的殖民主义被消灭时，所有这些又转化成政 治利益和政治关系。在这一背景下，理性的经济与发展援助几乎不能说是奢侈品。在交换社 会中，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与飞地绝非是疏远的东西，也不仅仅是过去时代的残迹：它们对市 场体系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不合理的制度有助于一个手段合理但目标不合理的社会的顽固 不合理性（irrationality）。比如家庭这样的制度——可以追溯其自然渊源，且其双重结构 逃脱了交换平等性的规约，它之所以存在相对的抵抗力量，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若无它的 帮助，象小农阶级这样特定的生存方式，作为一个不合理的成分将很难存活，因为没有整个 中产阶级大厦的崩溃，它们将不可能自行合理化。 社会合理化逐渐增加和市场体系的普遍扩展的过程的发生并不超越、也非不顾及具体的 社会冲突和对立。它通过那些对立本身起作用，同时后者在此过程中将社会撕裂开来。因为 在交换制度下产生和再复制的对立随时能将组织化的社会引入根本性的灾难并将其毁灭。整 个事件缓慢而痛苦地进行，其中人的代价无法言传，而这只不过因了利益的驱动和个人对社 会整体的破裂的内化。今日之社会依然是阶级斗争，同这一概念产生的那个时代并无二致， 东方国家里的镇压潮流显示出那里的情况也无不同。尽管关于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预言在 很长时间之后尚未成真，但所谓阶级消失只是幻觉、副现象（epiphenonmanon）。在发达国 家里很可能主观的阶级意识已经弱化，首先在美国它从来就不强烈。但是社会理论不应该建 立在主观意识的基础之上。而且当社会逐渐控制了意识本身的形式之时，情况益发如此。甚 至常被夸耀的消费习惯与教育机会的平衡也是个主观现象，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主观意识的一 部分而非客观的社会事实。即使从一个主观的角度来看，阶级关系也不象主导意识形态教我 们相信的那样容易被消除。最近的社会学经验调查已能区分按一般统计方法所划分的上层阶 级与下层阶级之间基本的态度差异。下层阶级较少幻想，较少“理想主义”。快乐的少数人 认为他们太过“物质主义”（materialism）。同过去一样，今天的工人仍然认为社会这玩意 分裂为上层与下层。众所周知，形式上的教育机会平等与大中院校里工人阶级子女的实际比 例一点都不相符。 由于同主体性隔离开来，阶级差异便随着资本的日趋集中而客观地发展。这在个体的生 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若非如此，阶级之总念将会只是个崇拜物罢了。即使消费者的需求
变得日益标准化一一与旧式封建主义形式对比,除了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初期,中产阶级总 是愿意量入为出一一社会强权与社会无助之间的分离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巨大。几乎每个人都 由其亲身经历知道,他的社会存在很难说是他个人主动愿意的结果;而毋宁说,他必须寻找 缺口,“空白”( openings)和赖以谋生的工作,而顾不上自己人性中的可能性或天赋—一如 果他确实还有任何一点这些可能性和天赋的模糊影子的话。深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适应 的总念,借自于生物学,并以一种规范的形式被应用到所谓人的科学中去;它表达了这一思 想并实际上成为它的意识形态。更不必提阶级形势在多大程度上被改换为民族之间、以及技 术上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即便如此,社会仍然成功地运行着:这应归功于它长期以来对已延及全球所有国家的基 本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控制。这种控制必然加强社会秩序的极权主义倾向,它是市场经济全 面渗透在政治上的相应表现,和对这一渗透的适应。然而在这种控制下,它所要防止的那种 危险却增加了,至少在苏维埃和中华帝国那里是这样。这并不是技术发展或工业化的错。后 者只是人类生产力本身的反映。神经资讯学( cybernetics)与计算机不过是人类官能的延 伸:技术进步因而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运动的一个瞬间,而不是什么象魔鬼般自 足的第三者。在既成秩序下,工业化以集权主义的方式运作:就它本身而言,则可以其它方 式运作。在人们以为与事物最接近的地方,比如和电视机在一起,事物被径直送入他们的起 居室,接近本身却是通过社会距离以及权力的巨大集中来协调的。没有什么能为下列事实提 供一个更为显明的象征了:人们的生活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从上述协调过程中获得其具体内 容,但人们却以为生活是最接近自己的东西,是最大的现实,是个人的,是如其本身而维系 的。我们甚至想象不到,私人生活只是再私有化:人们信守的现实已变得不真实了。“生活 本身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个合理的且真正自由的社会没有行政管理与没有劳动分工一样行不通。但纵览全球, 行政管理在限制之下更加趋向于成为一个自足之物,更加独立于它们所管理的主体,并将后 者降为抽象规范化行为的对象。如马克思·韦伯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趋势表明了经济本身 的手段即目的( means-ends)的终极合理性。因为后者对它的目的,即一个合理的社会漠不 关心,并且只要它继续对这样的目的漠不关心,它对于自己的主体来说就仍然不合理。专家 就是这种不合理性所采用的合理形式。他的合理性立足于技术及其它过程中的专业化,但依 然有其意识形态的一面。即使被分割而成的更小的劳动过程单元也再次变得彼此相似,再次 失去了其对专业资格的需求。 既然一度富有人性的巨大社会力量和制度现在基本上是人类的物化产物,那么它们内部 的自足性与独立性的出现就似乎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它虽是社会所必要的,但却是人们 应该能够去打破和改变的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幻像( mirage)。然而这种纯粹的外表是人们直 接生活中的?( ens realissimun)。社会关系重心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强化这一外表。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1848前后,当时阶级斗争表现为一个生自社会内部的集团一一中产阶级, 与一个一半在社会之外的集团 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时,作为日增的社会合理化本 身的基本法则,斯宾塞关于整合的总念已开始抓住了那些愿意被整合入社会的人们的心。既 是自动又是有意识的,主体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受到了阻碍。席卷人们的商品大潮 以及文化工业与无数其它直接间接的思想控制机制导致了上述结果。文化工业产生于资本的 谋利癖性。它在市场规律一一即强迫消费者适应你的产品的规律一一下发展,然后通过辩证 的否定,以固定现有意识形式和社会思想现状的结果告终。社会需要这种对所有事物的无休 止的思想复制( intellectual reduplication),那是因为,若没有对此类单调的赞美,而 仅为以存在解释存在进行辩护而作日渐微弱的努力,人们最终将会不耐烦地把这类事物的状 态给清除 整合甚至走得更远。人们对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的适应构成了历史,若没有这种适应,人类
变得日益标准化——与旧式封建主义形式对比，除了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初期，中产阶级总 是愿意量入为出——社会强权与社会无助之间的分离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巨大。几乎每个人都 由其亲身经历知道，他的社会存在很难说是他个人主动愿意的结果；而毋宁说，他必须寻找 缺口，“空白”（openings）和赖以谋生的工作，而顾不上自己人性中的可能性或天赋——如 果他确实还有任何一点这些可能性和天赋的模糊影子的话。深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适应 的总念，借自于生物学，并以一种规范的形式被应用到所谓人的科学中去；它表达了这一思 想并实际上成为它的意识形态。更不必提阶级形势在多大程度上被改换为民族之间、以及技 术上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即便如此，社会仍然成功地运行着；这应归功于它长期以来对已延及全球所有国家的基 本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控制。这种控制必然加强社会秩序的极权主义倾向，它是市场经济全 面渗透在政治上的相应表现，和对这一渗透的适应。然而在这种控制下，它所要防止的那种 危险却增加了，至少在苏维埃和中华帝国那里是这样。这并不是技术发展或工业化的错。后 者只是人类生产力本身的反映。神经资讯学（cybernetics）与计算机不过是人类官能的延 伸：技术进步因而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运动的一个瞬间，而不是什么象魔鬼般自 足的第三者。在既成秩序下，工业化以集权主义的方式运作；就它本身而言，则可以其它方 式运作。在人们以为与事物最接近的地方，比如和电视机在一起，事物被径直送入他们的起 居室，接近本身却是通过社会距离以及权力的巨大集中来协调的。没有什么能为下列事实提 供一个更为显明的象征了：人们的生活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从上述协调过程中获得其具体内 容，但人们却以为生活是最接近自己的东西，是最大的现实，是个人的，是如其本身而维系 的。我们甚至想象不到，私人生活只是再私有化；人们信守的现实已变得不真实了。“生活 本身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一个合理的且真正自由的社会没有行政管理与没有劳动分工一样行不通。但纵览全球， 行政管理在限制之下更加趋向于成为一个自足之物，更加独立于它们所管理的主体，并将后 者降为抽象规范化行为的对象。如马克思·韦伯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趋势表明了经济本身 的手段即目的（means-ends）的终极合理性。因为后者对它的目的，即一个合理的社会漠不 关心，并且只要它继续对这样的目的漠不关心，它对于自己的主体来说就仍然不合理。专家 就是这种不合理性所采用的合理形式。他的合理性立足于技术及其它过程中的专业化，但依 然有其意识形态的一面。即使被分割而成的更小的劳动过程单元也再次变得彼此相似，再次 失去了其对专业资格的需求。 既然一度富有人性的巨大社会力量和制度现在基本上是人类的物化产物，那么它们内部 的自足性与独立性的出现就似乎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它虽是社会所必要的，但却是人们 应该能够去打破和改变的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幻像（mirage）。然而这种纯粹的外表是人们直 接生活中的？（ens realissimum）。社会关系重心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强化这一外表。与之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1848 前后，当时阶级斗争表现为一个生自社会内部的集团——中产阶级， 与一个一半在社会之外的集团——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时，作为日增的社会合理化本 身的基本法则，斯宾塞关于整合的总念已开始抓住了那些愿意被整合入社会的人们的心。既 是自动又是有意识的，主体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受到了阻碍。席卷人们的商品大潮， 以及文化工业与无数其它直接间接的思想控制机制导致了上述结果。文化工业产生于资本的 谋利癖性。它在市场规律——即强迫消费者适应你的产品的规律——下发展，然后通过辩证 的否定，以固定现有意识形式和社会思想现状的结果告终。社会需要这种对所有事物的无休 止的思想复制（intellectual reduplication），那是因为，若没有对此类单调的赞美，而 仅为以存在解释存在进行辩护而作日渐微弱的努力，人们最终将会不耐烦地把这类事物的状 态给清除。 整合甚至走得更远。人们对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的适应构成了历史，若没有这种适应，人类
将很难生存;这种适应在人们身上留下了印记,以致于若没有可怕的本能冲突,则冲决罗网 即使是在思想上冲决罗网——的可能性似乎已显得微小而遥远。人们开始在最深层的行 为模式上与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相联系,这是整合的胜利!对哲学的所有期望的一个嘲 弄是,主体与客体达到了最终的调和。这一过程充斥着这样的事实,即人们将他们的生活归 于所加诸其身的东西。影响巨大的工业重组、吸引大众的体育运动和商品拜物教,均是这 趋势的表症。以前由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粘合剂,现在由这些现象供给,它们一方面将大量社 会制度组合起来,另一方面维持了人类的心理构成。我们若要为这样的情况一一人比齿轮对 机器的关系好不了多少一一找寻一个意识形态的正当理由,我们可以亳不夸张地宣布,现今 人类自身的生存就是作为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因为他们追求自己的自由意志却使真 实生活的明显变态形式永存。这样,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人们必须行动以期改变目 前这种僵化的生存条件,但后者留给人的烙印如此之深,已剥夺了他们如此多的活力和个性, 以致于人们几乎不能拥有必要的自发性去这样行动。由此,现存秩序的辩护者汲取了新的力 量以强化其论据,即人类尚未成熟。即使是指出这一恶性循环也打破了整合社会的禁忌。正 如它难以容忍任何根本不同的事务,它也保持警惕以确保任何思想、语言为某种特定变化服 务,或者象它们所说的那样,提供某些积极的东西。思想受制于?( terminus ad quem)的 最精巧的检查制度:当它显得具有批判性时,它必须指出人们所希望的积极步骤。如果这种 积极的目标被证明是目前的思想所无法达到的,那么为何恰巧是思想本身应当引退,仿佛这 障碍是它自己的错而不是事情本身的特点( sIgnature)。在这一点上,社会可被当作一个普 遍的整体( universal block),既在人们之中又在人们之外。要求变革的具体而实在的建议 只会强化这一阻碍,无论是作为管理不可管理者的方式,还是通过谴责极权怪物本身的镇压 的方式。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一一只有当它们不允许自己被这些解决途径的任何一个所吸引 当它们仅以否定态度坚持这些途径中所固有的基本可能性时:即表明这种可能性受到扼杀威 胁的可能性时一一才是合法的。这样的意识,没有任何关于其未来方向的预想,将会是最终 打破社会全能的首要条件 (何蓉、张钰译)
将很难生存；这种适应在人们身上留下了印记，以致于若没有可怕的本能冲突，则冲决罗网 ——即使是在思想上冲决罗网——的可能性似乎已显得微小而遥远。人们开始在最深层的行 为模式上与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相联系，这是整合的胜利！对哲学的所有期望的一个嘲 弄是，主体与客体达到了最终的调和。这一过程充斥着这样的事实，即人们将他们的生活归 于所加诸其身的东西。影响巨大的工业重组、吸引大众的体育运动和商品拜物教，均是这一 趋势的表症。以前由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粘合剂，现在由这些现象供给，它们一方面将大量社 会制度组合起来，另一方面维持了人类的心理构成。我们若要为这样的情况——人比齿轮对 机器的关系好不了多少——找寻一个意识形态的正当理由，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宣布，现今 人类自身的生存就是作为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因为他们追求自己的自由意志却使真 实生活的明显变态形式永存。这样，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人们必须行动以期改变目 前这种僵化的生存条件，但后者留给人的烙印如此之深，已剥夺了他们如此多的活力和个性， 以致于人们几乎不能拥有必要的自发性去这样行动。由此，现存秩序的辩护者汲取了新的力 量以强化其论据，即人类尚未成熟。即使是指出这一恶性循环也打破了整合社会的禁忌。正 如它难以容忍任何根本不同的事务，它也保持警惕以确保任何思想、语言为某种特定变化服 务，或者象它们所说的那样，提供某些积极的东西。思想受制于？（terminus ad quem）的 最精巧的检查制度：当它显得具有批判性时，它必须指出人们所希望的积极步骤。如果这种 积极的目标被证明是目前的思想所无法达到的，那么为何恰巧是思想本身应当引退，仿佛这 障碍是它自己的错而不是事情本身的特点（signature）。在这一点上，社会可被当作一个普 遍的整体（universal block），既在人们之中又在人们之外。要求变革的具体而实在的建议 只会强化这一阻碍，无论是作为管理不可管理者的方式，还是通过谴责极权怪物本身的镇压 的方式。社会的概念与理论——只有当它们不允许自己被这些解决途径的任何一个所吸引， 当它们仅以否定态度坚持这些途径中所固有的基本可能性时：即表明这种可能性受到扼杀威 胁的可能性时——才是合法的。这样的意识，没有任何关于其未来方向的预想，将会是最终 打破社会全能的首要条件。 （何 蓉、张 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