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商品、物质和非物质的交换。这是最古老的社会行为理论之 我们现在仍每天用它来解释我们自己的行为,比如我们说,“我发现某事值得一做”;或者 “我从他那里获益颇丰”;或者甚至“和他谈话使我付出甚多”。但也许正因为这一观点如此 明显,它才一直被社会科学家所严重忽视。据我所知,明确地利用它所做的理论工作只有马塞 尔·莫斯( Marcel mauss)的《礼物论》( Essai sur le don),这部著作发表于1925年,和社 会科学一样古老。1也许忽视的传统现在正在改变,比如,用交换来解释行为的心理学家也许 正在重现我心里所想的那类东西。2 交换理论的一个附带的好处是,它或许会使社会学更靠近经济学一一一门最先进,应用性 最强,且从智识上来说最孤立的关于人的科学。经济学研究在特殊环境下发生的及具有最有用 的和内在地可计算的价值的交换行为。经济行为所属的这一类一般现象的法则是什么呢? 下面我将提出一些理由以证明一种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理论的有用性,并暗示这样一种理 论所可能包含的命题的性质 交换的范式 我从交换与行为心理学及其对实验性动物(如鸽子)的行为所作的表述的联系开始。3当 只鸽子在实验室它的笼子里探寻的时候,它会碰巧在心理学家喂它玉米的目标物那里啄一下 实验证明,它会再次啄一下那个地方:它已经学会了这个行为,或者如我的朋友斯金纳所言, 这个行为得到了强化,鸽子已经开始了操作性适应( operant conditioning)。这一类的心理学 家不关心行为是如何习得的:“学习理论”的名称并不适合他的研究领域。他感兴趣的是什么 决定习得行为的发生频率,不论鸽子啄的是一个目标物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鸽子越饿,它在最近所得到的玉米或其它食物越少,它就会越频繁地啄。同样的道理,如 果这个行为经常得到强化,如果鸽子每次啄食都得到了很多玉米,那么行为的发生频率将会随 着鸽子的餍足而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啄的行为压根就没有得到强化,其发生频率也会下降 虽然到完全停止直至最终压制该行为,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多种行为的发生过程中,鸽子受到了厌恶性刺激,或者我简单地称它为“代价”,而这 最终也会导致发生频率的下降。疲劳是一种“代价”。压制、餍足和代价,通过减少一种行为 的发生频率,将会引起某些其它行为发生的更大可能性,包括什么也不做。我只补充一点,即 使是不动感情的心理学家,也把“情绪性”行为和诸如啄食这样的行为归入非条件性反射之 中,这种反射在操作性适应中可能会得到强化。上述对行为心理学的命题的表述,当然只够对 付我目前的研究之用 我们可以把鸽子看作在与心理学家进行一个交换一一用啄食的行为交换玉米,但让我们不 要纠缠于此吧,因为鸽子的行为几乎不能决定心理学家的行为。让我们转向一个真正的交换情 景,在这里决定是相互的。我们假设两个人,其中每一个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方的强 化。我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行为在过去是怎样习得的,也不关心他们是如何发现对方的行为 具有强化作用( reinforcing)。只要他们确实发现对方的行为具有强化作用,这就够了,而我 将把这种强化剂( reinforcers)—一相当于鸽子的玉米一一称作价值( values),因为我认为这 就是我们使用这一术语的意义。当每个人做出行为的时候,他都可能付出代价,而且每个人都 有不止一个的行为路线向他开放着。 本文原名“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刊于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logy,vol.63,No6,May1958, pp.597-600
1 23.1 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商品、物质和非物质的交换。这是最古老的社会行为理论之一， 我们现在仍每天用它来解释我们自己的行为，比如我们说，“我发现某事值得一做”；或者 “我从他那里获益颇丰”；或者甚至“和他谈话使我付出甚多”。但也许正因为这一观点如此 明显，它才一直被社会科学家所严重忽视。据我所知，明确地利用它所做的理论工作只有马塞 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论》（Essai sur le don），这部著作发表于 1925 年，和社 会科学一样古老。1也许忽视的传统现在正在改变，比如，用交换来解释行为的心理学家也许 正在重现我心里所想的那类东西。2 交换理论的一个附带的好处是，它或许会使社会学更靠近经济学——一门最先进，应用性 最强，且从智识上来说最孤立的关于人的科学。经济学研究在特殊环境下发生的及具有最有用 的和内在地可计算的价值的交换行为。经济行为所属的这一类一般现象的法则是什么呢？ 下面我将提出一些理由以证明一种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理论的有用性，并暗示这样一种理 论所可能包含的命题的性质。 交换的范式 我从交换与行为心理学及其对实验性动物（如鸽子）的行为所作的表述的联系开始。3当一 只鸽子在实验室它的笼子里探寻的时候，它会碰巧在心理学家喂它玉米的目标物那里啄一下。 实验证明，它会再次啄一下那个地方；它已经学会了这个行为，或者如我的朋友斯金纳所言， 这个行为得到了强化，鸽子已经开始了操作性适应（operant conditioning）。这一类的心理学 家不关心行为是如何习得的：“学习理论”的名称并不适合他的研究领域。他感兴趣的是什么 决定习得行为的发生频率，不论鸽子啄的是一个目标物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鸽子越饿，它在最近所得到的玉米或其它食物越少，它就会越频繁地啄。同样的道理，如 果这个行为经常得到强化，如果鸽子每次啄食都得到了很多玉米，那么行为的发生频率将会随 着鸽子的餍足而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啄的行为压根就没有得到强化，其发生频率也会下降， 虽然到完全停止直至最终压制该行为，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多种行为的发生过程中，鸽子受到了厌恶性刺激，或者我简单地称它为“代价”，而这 最终也会导致发生频率的下降。疲劳是一种“代价”。压制、餍足和代价，通过减少一种行为 的发生频率，将会引起某些其它行为发生的更大可能性，包括什么也不做。我只补充一点，即 使是不动感情的心理学家，也把“情绪性”行为和诸如啄食这样的行为归入非条件性反射之 中，这种反射在操作性适应中可能会得到强化。上述对行为心理学的命题的表述，当然只够对 付我目前的研究之用。 我们可以把鸽子看作在与心理学家进行一个交换——用啄食的行为交换玉米，但让我们不 要纠缠于此吧，因为鸽子的行为几乎不能决定心理学家的行为。让我们转向一个真正的交换情 景，在这里决定是相互的。我们假设两个人，其中每一个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方的强 化。我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行为在过去是怎样习得的，也不关心他们是如何发现对方的行为 具有强化作用（reinforcing）。只要他们确实发现对方的行为具有强化作用，这就够了，而我 将把这种强化剂（reinforcers）——相当于鸽子的玉米——称作价值（values），因为我认为这 就是我们使用这一术语的意义。当每个人做出行为的时候，他都可能付出代价，而且每个人都 有不止一个的行为路线向他开放着。 * 本文原名“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刊于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logy, Vol. 63, No.6, May 1958, pp.597-600
在我看来,基本社会行为的范式,和初级社会学家的问题就是对命题作这样的阐明:把每 个人价值和代价的各种变量与他的行为在各种可能选择之间的频率分布联系起来,而由这些变 量代表的对一个人的价值(在数学的意义上)部分地决定了它们对对方的价值。4 我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行为心理学的命题不适用于这个情景,尽管它们的含义在具 体情形中确实非常复杂。特别地,我们必须假设,对于人和对于鸽子一样,任何一种行为在压 制、餍足或厌恶性刺激方面的增长,将会增加其他一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问题并不像人们经 常所说的那样,仅仅在于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了强化其行为他在过去习得了什么,而 在于他的行为现在带给他多少价值。他得到的越多,那种价值的下一个单位对他的价值就越 少,那么他就会越少地做出由它所强化的行为 影响过程 我认为,我们没有关于二人互动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些命题正确与否。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利 用对更多人互动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费斯廷格( Festinger)、贝克(Back)和他们 的同事在影响动力学( dynamics of influence)方面的研究。他们所使用的变量之一是内聚性 ( cohesiveness),它被定义为吸引人们参加一个群体的任何东西。内聚性是一个价值变量 它指人们在群体活动中所发现的强化作用( reinforcement)的程度。费斯廷格和他的同事们考 虑了两种具有强化作用的活动:我们称之为“社会认可”(感情)的符号行为( symbolic behavior),和在其它方面有价值的活动,如做某些有兴趣的事等 他们所使用的另一个变量叫交往( communication),其它人称其为互动( Interaction) 这是一个频率变量:它是用来测量有价值和代价高的语词行为( verbal behavior)发生频率 的。我们必须记住,一般而言,一种变量是另一种变量的函数 费斯廷格和他的同事们表明,一个群体的内聚性越强,即成员们相互交换的感情或活动越 有价值,那么他们互动的平均频率就越高。5对于人和对于鸽子一样,强化作用越大,被强化 的行为就越经常发生。同样地,一个群体的内聚力越强,其成员对彼此行为的改变就越大,而 这种改变总是朝着使这些活动更有价值的方向进行。6即,成员所接受的活动越有价值,他们 必须提供更有价值的活动。因为如果一个人做出了一种行为,而他人并未发现它特别有酬报 那他们便会为自己的感情和活动的付出遭受损失,最后减少付出。但也许第一个人发现他人的 感情和活动有利可图,而且他想要继续获得它们,他就必须使他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更有价值 简言之,行为心理学的命题暗示了这样一种倾向,在一个人施与他人的行为对于他人的价值和 他们施与他的行为对于他的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7 沙克特( Schachter)还研究了群体成员对两种其他成员的行为,“守规者 ( conformers)和“违规者”( deviates)。8我假定守规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人发现其活动是有 价值的。因为遵从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群体标准或规范的行为,而我所能赋予规范 (nom)的含义只能是“对一种行为的语词描述,而多数成员发现遵从这种行为对他们自己和 他人的实际行为而言是有价值的”。同样的道理,违规者是这样一种成员,他的行为没有特别 的价值。现在沙克特指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把另一个成员看作违规者的时候,他们与他的互 动一一通过交往使他改变自己的行为—一就会增加,这一群体就会越来越快地具有更强的内聚 力。成员们不需要向其他的守规者多说什么:他们相对而言都从守规者的行为中得到了满足: 他们已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违规者没有改变他的行为,从而没有强化其 他成员,他们便开始撤回对他的社会认可:违规者在实验结束时,在测定人际关系的选项 ( sociometric choice)中他的得分会很低。而在大多数内聚性较强的群体中一一那些沙克特称 之为“高内聚相关”( high cohesive-relevant)的群体——与违规者的互动最终也会减少,并且 这种互动在那些最强烈地拒斥违规者的成员中其程度是最低的,似乎他们已把他当作一件糟糕 的工作给放弃了。我们的发现何以是这样的?这些发现完全符合日常经验
2 在我看来，基本社会行为的范式，和初级社会学家的问题就是对命题作这样的阐明：把每 个人价值和代价的各种变量与他的行为在各种可能选择之间的频率分布联系起来，而由这些变 量代表的对一个人的价值（在数学的意义上）部分地决定了它们对对方的价值。4 我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行为心理学的命题不适用于这个情景，尽管它们的含义在具 体情形中确实非常复杂。特别地，我们必须假设，对于人和对于鸽子一样，任何一种行为在压 制、餍足或厌恶性刺激方面的增长，将会增加其他一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问题并不像人们经 常所说的那样，仅仅在于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了强化其行为他在过去习得了什么，而 在于他的行为现在带给他多少价值。他得到的越多，那种价值的下一个单位对他的价值就越 少，那么他就会越少地做出由它所强化的行为。 影响过程 我认为，我们没有关于二人互动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些命题正确与否。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利 用对更多人互动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费斯廷格（Festinger）、贝克（Back）和他们 的同事在影响动力学（dynamics of influence）方面的研究。他们所使用的变量之一是内聚性 （cohesiveness），它被定义为吸引人们参加一个群体的任何东西。内聚性是一个价值变量； 它指人们在群体活动中所发现的强化作用（reinforcement）的程度。费斯廷格和他的同事们考 虑了两种具有强化作用的活动：我们称之为“社会认可”（感情）的符号行为（symbolic behavior），和在其它方面有价值的活动，如做某些有兴趣的事等。 他们所使用的另一个变量叫交往（communication），其它人称其为互动（interaction）。 这是一个频率变量；它是用来测量有价值和代价高的语词行为（verbal behavior）发生频率 的。我们必须记住，一般而言，一种变量是另一种变量的函数。 费斯廷格和他的同事们表明，一个群体的内聚性越强，即成员们相互交换的感情或活动越 有价值，那么他们互动的平均频率就越高。5对于人和对于鸽子一样，强化作用越大，被强化 的行为就越经常发生。同样地，一个群体的内聚力越强，其成员对彼此行为的改变就越大，而 这种改变总是朝着使这些活动更有价值的方向进行。6即，成员所接受的活动越有价值，他们 必须提供更有价值的活动。因为如果一个人做出了一种行为，而他人并未发现它特别有酬报， 那他们便会为自己的感情和活动的付出遭受损失，最后减少付出。但也许第一个人发现他人的 感情和活动有利可图，而且他想要继续获得它们，他就必须使他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更有价值。 简言之，行为心理学的命题暗示了这样一种倾向，在一个人施与他人的行为对于他人的价值和 他们施与他的行为对于他的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7 沙克特（ Schachter ）还研究了群体成员对两种其他成员的行为，“守规者” （conformers）和“违规者”（deviates）。8我假定守规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人发现其活动是有 价值的。因为遵从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群体标准或规范的行为，而我所能赋予规范 （norm）的含义只能是“对一种行为的语词描述，而多数成员发现遵从这种行为对他们自己和 他人的实际行为而言是有价值的”。同样的道理，违规者是这样一种成员，他的行为没有特别 的价值。现在沙克特指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把另一个成员看作违规者的时候，他们与他的互 动——通过交往使他改变自己的行为——就会增加，这一群体就会越来越快地具有更强的内聚 力。成员们不需要向其他的守规者多说什么；他们相对而言都从守规者的行为中得到了满足： 他们已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违规者没有改变他的行为，从而没有强化其 他成员，他们便开始撤回对他的社会认可：违规者在实验结束时，在测定人际关系的选项 （sociometric choice）中他的得分会很低。而在大多数内聚性较强的群体中——那些沙克特称 之为“高内聚相关”（high cohesive-relevant）的群体——与违规者的互动最终也会减少，并且 这种互动在那些最强烈地拒斥违规者的成员中其程度是最低的，似乎他们已把他当作一件糟糕 的工作给放弃了。我们的发现何以是这样的？这些发现完全符合日常经验
注狮 由L. Cunnison翻译作 The gift( Glencoe,Ⅲ.: Free Press,1954) 2在社会人类学界,D.L. Oliver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对我帮助很大。另外请参阅T.M. Newcomb “人际吸引的预测”(“ The Prediction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American Psycholog is,xI(1956 75-86 3B.F. Skinner,《科学和人类行为》(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1953) 4出处同上,pp.297-329。T. Parsons和E.A.Shis对“双重权宜性”( double contingency)的讨论很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14-16).al Theory of Actio 容易导出一个相似的范式,(请参阅《走向一般行动理论》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5K.W.Bak,“经由社会交往施加影响”(“ The Exertion of Influence through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L. Festinger,K. Back, S. Schacter, H. H. Kelley, and J. Thibaut (eds ) Theory and Experiment Soci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Research Center for Dyna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50), pp 21 S. Schacter, N. Ellertson Bride,andD. Gregory,“内聚力和生产率的实验研究”(“An Experiment Study of Cohesive and Productivity"), Human Relations, IV(1951), 229-38 Skinner,同注3,p.1 S. Schacter,“违规,宗教与交往”(“ Deviation, Religion,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abnorm and Social Psychology,ⅹLⅥI(1951),190-207。 (张钰译于海校)
3 注释 1 由 I. Cunnison 翻译作 The Gift（Glencoe，Ill.：Free Press，1954）。 2 在社会人类学界，D. L. Oliver 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对我帮助很大。另外请参阅 T. M. Newcomb， “人际吸引的预测”（“The Prediction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XI（1956）， 575-86。 3 B. F. Skinner，《科学和人类行为》（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New York：Macmillan，1953）。 4 出处同上，pp.297-329。T. Parsons 和 E. A. Shils 对“双重权宜性”（double contingency）的讨论很 容易导出一个相似的范式，（请参阅《走向一般行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14-16）。 5 K. W. Back，“经由社会交往施加影响”（“The Exertion of Influence through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L. Festinger，K. Back，S. Schacter，H. H. Kelley，and J. Thibaut（eds.），Theory and Experiment in Social Communication（Ann Arbor：Research Center for Dynamic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50），pp.21- 36。 6 S. Schacter，N. Ellertson，D. McBride，and D. Gregory，“内聚力和生产率的实验研究”（“An Experiment Study of Cohesiveness and Productivity”），Human Relations，IV（1951），229-38。 7 Skinner，同注 3，pp.100。 8 S. Schacter，“违规，宗教与交往”（“Deviation，Religion，and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XLVI（1951），190-207。 （张 钰 译 于 海 校）